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史学家·第十六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菲利普·A．克罗尔·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笔谈作为陆军部长(1940～1945年)生活于华盛顿的岁月时，亨利·L．史汀生痛心地回想起“海军部的特殊心理，那往往似乎从逻辑王国退入朦胧的宗教世界，其中海神便是上帝，马汉即其先知，而美国海军就是惟一正统的教会”。 [ 注：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New York，1948)，506． ] 史汀生的这番反面颂辞里提到的“先知”，此时已在坟墓里躺了 30年。他一生绝大部分成年时光都是作为一名现役军官在美国海军效力，一直到1896年以海军上校身份退休。只是50岁以后，他才从平淡无奇的海军生涯中一鸣惊人，由默默无闻一变而为盛名天下的历史学家、战略家、帝国主义者和海军主义者，同各国总统、首相甚至欧洲的国王们亲切交往，而他的名字在全世界海军界备受尊崇。他的经历是一则突出的传奇，证明书面文字的威力有多大。
一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年9月27日出生在纽约州西点。在那里，他的父亲丹尼斯·哈特·马汉是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民用和军事工程学系主任和教授。老马汉是两部军事小经典——《战场工事》和《战术起源与进展要论》的作者，并且亲自负责了数百名士官生的军事教育，他们后来将在美国内战中指挥联邦和邦联两边的部队。他著述和讲授的主要源泉是瑞士战略家昂图瓦纳－昂里·约米尼男爵，虽然全无证据表明他将这一学问当中的任何东西传授给了他的长子，而后者终将成为美国最显赫的约米尼式人物。确实，本来也极少有机会传授，因为阿尔弗雷德12岁时，就被送到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圣詹姆士学校寄宿学习，1854年时又被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学院录取，在那里他在他的叔父、神学总院教会史教授米洛·马汉家住了两年。直至其1870年去世为止，这位遵奉英国国教教义的神父、教会历史学家以及基督教数字命理学家一直起着他的侄子的精神导师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者的宗教信念，特别是其神定历史观。 [ 注：关于米洛·马汉的影响，见 Robert Seager Ⅱ，Alfred Thayer Mahan：The Man and His Letter．(Annapolis，1977)，10，39－40，68－70，445－452。 ]
在哥伦比亚学院两年后，小马汉不顾他父亲的劝告，进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军校；三年后，即1859年，他以同届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在同学中间树敌甚多，朋友无几，因而作为一名海军的不适者、一名在一个大为强调社交和同志情谊的行业里孤独自处的角色，开始了一种孤零零的职业生涯。不过，安纳波利斯给了他第一次愉快的乘坐风帆战船的体验，这种船型不久将随着海军运载工具从帆船转换为蒸汽舰而消逝。关于自己作为海军学员乘坐美舰普利茅斯号——一艘三桅横帆快速战船巡航的经历，他写道：“当船在强劲的海风吹袭下很厉害地倾侧时，我从未经历过的一种极度的快乐由然而起。” [ 注：Robert Seager Ⅱ and Doris D．Maguire，eds．，Letters And Papers of Alfred Thayer Mahan．3 vol．(Annapolis，1975)，1：4． ] 26年后，乘坐美国海军最新式的蒸汽动力巡洋舰“芝加哥”号，他却会抱怨说：“我已经忘记一艘军舰是个多么污浊的东西，要是常常待在上面又是多么的愚蠢！” [ 注：Ibid．，2：114． ] 后来，当他转而从事海军史写作时，他年轻时候对大型横帆战船的热爱将激发他对帆船时代海军战术的情有独钟的论述，并且渗透于其中。同样，他对他成年时候那种喷冒黑烟、噪音大作、笨重不灵的燃煤战舰的憎恶，令他随时准备逃避海上任务，以便在岸上从事写书撰文这个比较惬意的工作。
他毕业后两年，内战来临。内战对他来说，意味着沿南部邦联海岸外进行最为平淡无奇的巡逻。其间，他一度在海军军校(暂时迁至罗得岛的纽波特)任航海术教员，这段小插曲使他短暂地处于斯蒂芬·B．卢斯的领导之下，而卢斯后来成了他的导师和庇护人。战争结束时，马汉 26岁，有了一个高得无法轻易辞去的职级——副舰长。因此，尽管心存懊恼，他还是留在海军，以后20年里他升至舰长职级，在海军造船厂和海军军校(已迁返安纳波利斯)干过，并且曾经在亚洲基地的军舰和南美西海岸外的战船上工作。正是在指挥破旧的蒸汽单桨推进纵帆船瓦丘塞特号航行于秘鲁附近海域时，他接到此时已是海军准将的卢斯邀请，邀他加入不久将在卢斯领导下成立的美国海战学院的教官行列。马汉取得这一职务的主要资格条件，是他写了一本关于内战期间海军历史的小册子《墨西哥湾和内陆水域》，于前一年出版。他当时正厌倦航海，非常想家，于是在1884年9月4日答复：“好的，我应当很愿意到您那里去。”此时，他不可能知道他在卢斯为这项差事选人的顺序上是排在第三位。 [ 注：Ibid．，1：578． ]
经过在“瓦丘塞特”号船上熬过令人痛苦的耽搁，加上随后在纽约市的一些图书馆里苦读一整个冬天，这位初出茅庐的历史学者于1886年夏季奔赴纽波特报到。可是到那以后，他发现卢斯已奉命回到海上去了，而他，一位新提升的海军上校，将既是海军历史和战略讲师，又担任这所美国海战学院的院长。这是他一生的主要转折点。海战学院将成为他跃入一个新的生涯——海军史学家、战略家、政论家和世界公认的“海权福音倡导者” [ 注：玛格丽特·斯普劳特的用语。见Margaret Sprout，“Mahan：Evangelist of Sea Powe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 (Princeton，1943)． ] 的跳板。
当他接过那座已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海战学院校舍的前救济院时，这位新院长发现空空如也，除了零零落落的一些借来的桌椅，外加一面特拉法加海战挂图——他最喜欢的海战图景。第一届学员由八名海军上尉组成，下一年有20名，他们都是被指派到纽波特进行为期两三个月的培训，其中大多数是自己不愿意来的。马汉讲授海军历史和战略(主要是英国的)，他手下为数寥寥的教官们则讲授陆军战术和战略、国际法、后勤学、海军枪炮和战术、加勒比海的战略意义以及海上卫生学。 [ 注：Alfred Thayer Mahan，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Warfare (Boston，1906)，199－213。 ] 然而，这位新院长的很大部分精力花在征集设备、筹钱买煤以及挡住官僚机构压力，后者要将海战学院与附近的海军鱼雷基地合并，或者迁到安纳波利斯，或者干脆撤销。与此同时，他在试图将他的第一套讲授整理成书。1890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这一努力终于获得报偿。不过在此之前，他幸亏勉强躲过航海局要他回海上执勤的命令。局长弗朗西斯·M．拉姆齐海军准将说，“写书不是海军军官的事”——这种陈词滥调在以后的年代里大遭嘲笑，但马汉本人据此认为他“将回到海上服役”是“铁定”的了。 [ 注：Alfred Thayer Mahan，From Sail to Steam：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1907)，311－312． ] 在海军内部，对海战学院的反对甚为强烈，这不一定像马汉猜疑的那样因为对他个人的恶意，也不必然仅仅出于官僚机构的冥顽不化。在一个技术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许多海军军官认为诸如纳尔逊勋爵在特拉法加的迂回机动之类战法已经陈旧无用。在这样一些人看来，马汉对历史的强调是反动，而且更糟糕的是不切实际。马汉对此的反应则是：对一名海军军官来说，没有什么比通过研究历史来“制定战争得以进行到获取最大优势的原理和方法”更为实际了。 [ 注：Mahan，Naval Administration，241． ]
问题至少暂时以有利于马汉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他在海战学院担任了两任院长(1886～1889年、1892～1893年)，到他离开学院去担任美舰“芝加哥”号的舰长时，他在纽波特讲授的课程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甚至到了如此程度：他不在时，他的讲义也要被大声读给每届新学员听。这一奇怪的做法激起拉姆齐准将议论说，虽然他也充分赏识马汉上校著作的价值，但“派军官们……(到海战学院)去听马汉的著作似乎很愚蠢”。 [ 注：Ronald Spector，Professors of War：The Naval War Colle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val Profession (Newport，R．I．，1977)，66． ] 可是，拉姆齐的这种缺乏热情的态度并不见于英国，《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在那里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反响。1893年7月底马汉指挥“芝加哥”号航行到南安普敦，上岸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当时的大名人。那次以及翌年该舰再次访问时，他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她的正值来访的外孙德皇威廉二世、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首相罗斯伯里勋爵、罗思蔡尔德男爵以及皇家海军协会的款待——这是第一位受到如此礼遇的外国人。牛津和剑桥大学在同一周内分别授予他荣誉学位；伦敦《泰晤士报》则宣称他是“新的哥白尼”。英国人对于一个美国作者颂辞横溢地赞美他们国家上升到帝国的伟大辉煌，当然感到高兴，而到马汉的第二本著作《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于1892年问世时，他们将更是如此。海军史学家约翰·诺克斯·劳顿就这两卷本著作写道：全书“从头到尾是对英国勇气、英国忍耐力、英国技巧和英国力量的一番辉煌颂扬”。 [ 注：引自 Charles Carlisle Taylor，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 (New York，1920)，50。 ] 随着“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代正在濒临结束，这样的溢美对于一个已经开始自我怀疑的民族来说，确实是一种安慰。
回到美国后，马汉1895年在海战学院讲课，1896年再讲，同年退出现役。于是，他可以将几乎全部时间用于写作，从而终于著作等身，并且得到了很好的酬报。他的全部著作多达20本书和137篇文章，后者常常是应一些杂志的编辑邀请而作，如《大西洋月刊》、《论坛》、《北美评论》和《世纪杂志》。其中最重要的都以书籍形式重新刊印过。其他出版物还包括五部海军史、两部布尔战争史、三部传记体研究、一部自传以及一本宣扬基督教信仰的小册子。各种各样的荣誉也一直源源不断。他相继获得哈佛(1896年)、耶鲁(1897年)、哥伦比亚(1900年)以及麦吉尔(1909年)等大学和达特默思学院(1903年)的荣誉学位。美国历史学会于1902年选举他担任主席。也不乏官方对他的认可。对西班牙的战争于1898年爆发时，马汉从一次在意大利的旅游中奉召回国，到海战委员会工作，这是个新创建的机构，旨在给海军部长和总统提供战略咨询。1899年，他又被任命为出席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顾问。据代表团团长安德鲁·D．怀特说，马汉的意见在那里起了“极好的规范”作用，防止“误入任何感情用事”。 [ 注：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411． ]
此后，尽管他的名声愈益增长，但很少有人请他再去担任公职。他的一位老朋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任命他参加几个委员会，以促进海军部的重组，但这一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906年，一项国会立法将所有在内战服过役的退休海军上校提升为退休海军少将。马汉接受了提升，但仍在他的著作署名中保留“上校”这一头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立即将自己那支写作不断的笔投入英国的事业。然而，1914年8月6日，根据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命令，所有军官无论现役或已退休，都被要求不就战争发表任何公开评论。马汉向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抱怨道：“从个人角度说，在74岁年纪上，当近35年的特殊追求……或许可被用来服务于公众之际，我却发现自己被封住了嘴。” [ 注：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3：540． ] 这无济于事。即使是对于世界上最杰出的海军史学家和战略家，这一规定也不容许例外。三个半月之后，即1914年12月1日，马汉因心力衰竭，在华盛顿的海军医院去世。
二
马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名声主要靠他的两本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它们分别于1890年和1892年出版。这两本书总共超过1300页，主要写1660～1812年的英国海军史，只是无关紧要地漏掉了1784～1793年间的情况。书中的史事大多是英国与其对手荷兰、西班牙、丹麦和主要是法国的海战，加上导致这些海战的政治事态以及这些海战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虽然这些著作源于要在海战学院做的讲授，但有证据表明马汉一开始就希望将它们用书的形式发表。 [ 注：马汉致卢斯，1885年5月16日，ibid．，1：606－607。 ]
对海军军官讲授海事史的最初想法出自海战学院首任院长任内的卢斯准将。虽然已找不到他在1884年给马汉的邀请信，但其内容可以从他前一年刊印于《美国海军学会会刊》的文章中看出端倪。在其中，卢斯主张海军军官应当被“导入一种对海军历史的哲理性研习，从而使之可以用一种专业批判的冷静眼光考察世界上的伟大海战，认识到科学原理在那些场合得到了实例说明，或者对战争艺术既定规则的漠视在那些场合导致了失败和灾难” [ 注：Stephen B．Luce，“War Schools，”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9，no．5 (1883)，656． ] 。后来，在对海战学院的学员们所作的开学演讲中，卢斯将详细说明“现在的海军史素材丰富，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门科学……无疑，往昔的海战提供了大量事实，足以很充分地用来制定法则或原理，而它们一旦确立起来，就会通过比较的方法……将海战提升到科学层次”。 [ 注：Stephen B．Luce，“On the Study of Naval Warfare as a Scienc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2，no．4 (1886)，531－533． ] 对卢斯来说，“比较的方法”意味着提取陆战与海战的类比、陆军“科学”与海军“科学”的类比以及历史与现今的类比。一言以蔽之，他寻求一种可用的历史：历史应当以基本原理的形式提供教诲。
这便是马汉的行军号令，这便是他同意在海战学院执教时接受的约束条件。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来自不经意的翻阅——翻阅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利奥波德·冯·兰克、弗朗索瓦·皮埃尔·基佐和罗伯特·科内利斯·内皮尔的著作。1884年秋，当他的战船停泊于卡劳港时，他访问利马的英国人俱乐部，在其图书馆内发现了一本西奥多·蒙森的《罗马史》。细读之后，他后来写道，“它突然打动了我……如果汉尼拔能从海路侵入意大利……或者在到达后能通过水路与迦太基自由联系，那么事情本来可能如何不同”。 [ 注：Mahan，From Sail to Steam，277． ] 这里有着帝国兴衰的秘密：是否控制海洋。回到纽约家中之后，这位水手出身的学者一头扎进其他第二手著作：乔治·奥古斯塔·埃利奥特爵士、约翰·蒙塔古·伯戈因爵士和查尔斯·伊金爵士所著皇家海军史、《皇家陆海军学会季刊》、莱昂纳多·L．拉佩鲁斯·庞费尔的《法国海军史》和亨利·马丁的三卷本《从第一次革命至今的法国史演义》。 [ 注：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1：616－619． ] 最后，在1886年1月底，即他的系列讲授开始之前六个月，他转向约米尼男爵的著作。 [ 注：关于马汉为自己首次开课做的准备，见 Mahan，From Sail to Steam，281－282，384－385；William E．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 (Norman，Okla.．，1981)，40－44；William D．Puleston，Mahan：The Life and Work of Capitan Alfred Thayer Mahan，USN (New Haven，1939)，74－80；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164－167。 ] 从约米尼那里，他学到了“很少、为数极少”的几条陆战原理，通过类比可应用于海战。 [ 注：Mahan，From Sail to Steam，282－283． ] 然而，根据马汉自己的回忆，他的主要灵感并非来源于上述任何著作。还在“瓦丘塞特”号船上执勤时，他的“内在意识”和“心灵深处”突然顿悟，悟到“对海洋的控制是个历史要素，却从未系统地得到认识和阐释”。他宣称，“一旦得以自觉地形成，这一思想便成为此后20年里我的全部著述的核心……我不是从任何别人那里得到它”。 [ 注：Ibid．，275－276． ]
马汉的目标，正如他在他的第一部《影响》的导言中所说，是评估“海权对历史进程和民族兴旺的影响”。 [ 注：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Boston，1890)，v－vi (以下引作 Mahan，Influence #1)． ] 他宣称，“海权”这一术语是他自己发明的，目的在于——如他后来所写——“迫使人注意”。 [ 注：马汉致罗伊·马尔斯顿，1897年2月19日，载于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2：494。 ] 不幸的是，他忽略了对这个术语做出有起码的精确度的界定。随着“海权”一语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出现，两种主要含义浮现出来：(1)通过海军优势控制海洋；(2)海上商业、海外属地和进入外国市场的特权合起来，造就国家的“财富和强盛”。当然，这两个含义是彼此重叠的。当心里想的是第一种含义时，马汉会谈论“那种压倒一切的海上力量，它将敌人的旗帜从海上赶走，或者只允其作为一个漂泊不定的流亡者出现”。第二种含义表述得更简洁：“(1)生产；(2)航运；(3)殖民地和市场。一句话，海权。” [ 注：Mahan，Influence #1，138，71． ] 然而，读者常常被搞得存有疑惑，不明白作者在任何既定场合心里想的究竟是哪一种含义，如果不是两种含义兼备的话。但在还有一种意义上，马汉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会将“这惊人的和神奇的力量”写成“一种复杂的有机体，被赋予它自身的某种生命，接收并传递无数冲动，在以无限的灵活性互相缠绕的千百股激流中前进”。关于这一力量之后的那种力量，马汉心中全无怀疑：它是“一种个体意志的显示，在一切时候都起作用，本着深思熟虑，始终连贯的目的，走向尚未得到辨识的结局”；然而在过去，它“趋向一个结局，即英国的海上霸权”。 [ 注：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2 vols．(Boston，1892)，2：372－373 (以下引作 Mahan，Influence #2；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 (Boston，1897)，307－308． ]
于是，“英国的海上霸权”——海权起作用的首要范例——是马汉两部主要著作的论述对象。它们的核心主题很简单：从1688年直到拿破仑失败，在法国和英国之间长期争斗的每一阶段，是否依据海军优势控制海洋决定了最终结果。在1688～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路易十四未能给被驱逐的英王詹姆士二世入侵爱尔兰提供足够的海上支持，再加上“庞大的法国舰队逐渐从大洋上消失”，终于导致“对法国极为不利的”里斯维克和约。 [ 注：Mahan，influence #1，179，180，185－187，197． ] 1703～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虽然主要是由陆军在欧洲大陆进行，但结果主要有利于英国，而英国虽然“为那场大陆战争出钱，甚至以其部队助战，但与此同时在扩充其海军，加强、扩展和保护其商业，夺取海上阵地——简言之，在其对手的海权的废墟上建立和培育她自己的海权”。 [ 注：Ibid．，222－223． ] 接下来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海权又一次决定了结局，但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 (首先，)依靠英国充裕的财富和信用使之能给腓特烈大帝提供的资助……其次，在于英国对法国殖民地及其本土海岸的袭击给法国造成的麻烦，加上法国商业的毁坏，再加上法国被迫投入海军建设的钱财耗费” [ 注：Ibid．，295． ] 。至于美国独立战争，它在约克敦的“成功结局”也归功于控制海洋，即归功于“掌握在法国手里的海权”挫败了皇家海军对康华利勋爵的救援。 [ 注：Ibid．，397． ]
海权在军事和经济双重意义的最终胜利在于拿破仑的败亡。在此，马汉最充分地展示了他那非同小可的辩才。甚至在纳尔逊勋爵赢得著名的特拉法加大捷(1805年10月19日)之前，当波拿巴在布洛涅集结了一支远征军、准备两栖入侵英国时，英国海军“久经暴风雨的远洋舰船 (法国大军从未见过它们)便将法国挡在世界统治权之外”。在特拉法加海战之后，正是海权这种“对法国命脉的无声压力”切断了法国资源，从而毁了法国，“如同一座城堡由于封锁而陷落”。根据马汉的说法，尤其是因为海军封锁对法国的经济绞杀，迫使拿破仑以禁止英国货物和船只进入欧陆港口来报复；反过来，这一“大陆封锁”体制导致了欧陆如此严重的匮乏，以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顾法国皇帝的意志而开放口岸，后者因此征伐俄国，这样就导致了他的垮台。“不是依靠试图在陆上进行大战，而是依靠控制海洋，并且通过海洋来控制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的国务家们才“确保了他们国家的胜利”。 [ 注：Mahan，Influence #2，2：118，108，184－186，400－402． ]
后来几代历史学家发现这一分析有相当大的缺陷，主要是由于忽略而过于简单化。 [ 注：例如见：Charles A．Beard，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 (New York，1940)，75－76； Gerald S．Graham，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Studies in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Cambridge，1965)，6－8，19－27；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New York，1976)，chapters 3－5，passim． ] 首先，他们争辩说，马汉关于海权对历史影响的一般理论不能解释俄国、奥匈、奥斯曼土耳其和俾斯麦德国之类显著的非海上帝国的兴起。不过，更令人信服的这么一种争辩：要解释1688～1815年期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须考虑海上优势以外的许多因素。主宰海洋无疑是关键性的，但英国及其盟友在欧洲大陆的军事(陆军)行动同样重要。还有英国国务家的外交成功也是如此，他们在法国的欧陆邻国当中组织和维持与之敌对的联盟，以此操纵对法均势。
例如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英国派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渡过海峡，并且资助规模更大的荷兰和德意志诸侯部队，因而“迫使路易十四在1697年缔结和约的首要原因，正是法国兵力在欧陆如此长时间的消耗损毁”。 [ 注：Kennedy，Rise and Fall，76． ]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马尔博罗公爵和萨伏伊的尤金亲王取得一系列陆上战役的胜利，这是决定最终结局的主要因素。同样，不能将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天才当作源于海上霸权红利的英国金钱补贴的副产品而予以抹杀。而且，按照杰拉尔德·S．格雷厄姆的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皇家海军)使法国无法从事殖民贸易实质性地改变了法国在欧陆的战略地位……‘制海权’的丧失虽然削弱、但从未将法国的资源和耐力减弱到危险的地步。不存在……英国海上力量对法国的‘绞杀’” [ 注：Graham，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19． ]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虽然法国在约克敦附近切萨皮克湾的海军干涉有重大意义，但是用保罗·M．肯尼迪的话说，“海权本身不足以粉碎美利坚造反” [ 注：Kennedy，Rise and Fall，114． ] 。考虑到反抗的性质、所征伐的国家的规模、那里落后的交通、加诸母国的财政负担及其国内对战争的政治反对，约克敦一役是不是决定美国革命结果的关键要素大为可疑。更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个场合，与1688～1815年的其他五次英法战争不同，没有任何欧陆敌手去分散法国的注意力，从而使法国有可能给北美殖民地人输送至关紧要的财政、军事和海军援助。
至于拿破仑战争，连同马汉赋予特拉法加海战的巨大重要性，只需指出这么一点：波拿巴在那次战役以前而非以后，就已经放弃了渡海进攻英国的计划；而且拿破仑在乌尔姆、奥斯特利茨、耶拿、瓦格拉姆的巨大胜利发生于1805～1809年间，其时英国的制海权无可匹敌；还有，正是在这些年里，法国皇帝享有最不受挑战的对欧支配。1812年法俄重新交战也不仅仅由于大陆封锁，它还涉及马汉根本没有提到的其他问题：大多数俄国贵族怀抱激烈的反法情绪，拿破仑想娶沙皇之妹未果而怀恨在心，还有(最重要)法俄两国在处置波兰的问题彼此对立。 [ 注：见Vincent Cronin，Napoleon Bonaparte；An Intimate Biography (New York，1972)，305－310；Andrei A．Lobanov－Rostovsky，Russia and Europe，1789～1825(reprinted in Westport，Conn．，1968)，152－197． ] 最后，马汉以1812年收篇，从而完全略去了下列事件：波拿巴侵俄战争的灾难性失败、“解放战争”、法国损失近30万官兵的莱比锡战役，当然还有最后在滑铁卢的惨败。在这些事件中，决定胜负的是陆军之间的冲撞，而不是“久经暴风雨的远洋舰船”。
必须做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汉不断将一个必要条件混同于整个充分条件，从而始终在犯戴维·哈克特·费希尔所称的“简化错误”，即“将复杂化为简单，或将多样性化单一性” [ 注：David Hackett Fischer，Historians’ Fallacie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Evanston，and London 1970)，172． ] 。海权是17和18世纪英国战胜法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然而，它不是充分条件。马汉作为一个逻辑学家(由此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失败是其方法论的直接结果：他以一种顿悟、即“内在意识”的一瞬灵感开始他的工作，接着这顿悟僵化成一个先定的结论，然后事实被凑合来当作例解和证据。
还必须指出，这位历史学家并未装作有科学的客观性，也未声称是在详尽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其1902年对美国历史协会发表的主席致辞中，马汉不加掩饰地断言历史著述应当由“从属性资料围绕一个中心思想的艺术性聚合”构成；有些事实“并不真正值得去找明显的麻烦”，即把它们发掘出来；学者们“热衷于确定无疑，可能会因此滑入无能决断”；“必须像善于集结部队那么善于集结事实”，并且使事实始终服务于“中心内容”。 [ 注：Alfred Thayer Mahan，“Subordination in Historical Treatment，” in Mahan，Naval Administration，245－272． ] 这最后一点难堪地接近于“矮胖子”关于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恰当关系的著名责难：“问题在于……哪个是主要的，那就是一切。”无论如何，这离利奥波德·冯·兰克常被引用的志向——“只再现实际发生的历史”相去千里。
三
“如果像一致公认的那样，海军是为保护商业而存在，那么不可避免的推论是，在战争中它们必须以剥夺敌人在这方面的重大资源为目标，而且同保护和摧毁贸易相比，不容易设想它们还能服务于什么广泛的军事用途。”在他1890年以后最早撰写的期刊文章之一里，马汉上校如此写道。 [ 注：Mahan，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128． ] 虽然他有时注意到海军被用于前沿海岸防御，但这句话仍然代表了马汉战略思想的主要基础。他后来写道，“切断商业迫使人求和”。赢得战争的途径是从海上对敌实行经济绞杀，即行使那种“压倒一切的海上力量，它将敌人的旗帜从海上赶走，或者只允其作为一个漂泊不定的流亡者出现”。无法阻止对本国的这类绞杀，战争就会打输。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海上商业是海军的主要职责。 [ 注：Alfred Thayer Mahan，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 and Other Articles(Boston，1899)，106；Mahan，Influence #1，138；William Reitzel，“Mahan on the Use of the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May－June 1973)，73－82． ]
在马汉看来，这便是历史的主要教诲，由英国在战争接连不断的一个半世纪里对其欧陆敌人的最终胜利得到了说明。然而，是否帆船时代的海军将领们实施的战略仍旧适用于蒸汽时代？是否“那些木制帆船、连同其老掉牙的船炮的经验，对于现今的海军还有用”？ [ 注：马汉致威廉·H．亨德森，1890年6月5日，载于 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2：9。 ] 得不到任何实证。除了1866年7月打的、意义不大的利萨海战，并不存在蒸汽动力战舰之间晚近的战例。 [ 注：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167，172． ] 由于缺乏这种战例，也由于他个人的倾向性，马汉便去寻找历史类比，它们将透露出战争的不可变的根本真理，即那些“在历史这所学校里保持恒常和普遍适用、因而能上升到一般原理的教诲”。 [ 注：Mahan，Influence #1，2． ] 应用于陆军作战的此类战争原理，业已由约米尼阐明。卢斯敦促采用“比较法”，也就是“诉诸那些人所熟知的军事艺术规则，将它们应用到一支舰队的军事运动中去” [ 注：Stephen B．Luce，“On the Study of Naval Warfare as a Science，” United State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2，No．4 (1886)，534．先是以讲义形式于1885和1886年在海战学院印发，后重刊于 The Writings of Stephen B．Luce，edited by John D．Hayes and John B．Hattendorf (New port，R．I．，1975)，1：47－68。 ] 。马汉向卢斯许诺要“始终注意陆战与海战之间的类似” [ 注：马汉致卢斯，1886年1月6日，载于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1：619。 ] 。因此，他求教于约米尼。
这位瑞士大战略家写了27卷军事史，囊括腓特烈大帝进行的各次战争、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可以给陆战与海战之间的类比提供丰富的资料。不过，即使对马汉这么勤奋的学者，时间也不容许他在准备海战学院的教案之前以任何深度来研读这些著作。无论如何，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还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提供了他正在寻求的根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是约米尼以四句格言勾勒出来的集中原则：
1、在不损害自身的前提下，通过战略性的军事调遣，以尽可能大的程度将大量军队连续投到一个战区的关键性的点上，也投到敌人的交通线上。
2、以己方的多数分部队进行迂回运动，抓住分割成块的敌军。
3、在战场上，将大量兵力投到关键性的点上，或投到敌军阵线的最需要摧毁的那个部分。
4、做如此的安排：这些大兵力不仅应该被投放到关键性的点上，而且它们应该在合适的时机有力地出战。 [ 注：Antoine－Henri Jomini，The Art of War (Philadelphia，1862；reprinted in Westport，Conn．，1966)，63． ]
尽管约米尼时常强调有利的地理位置的“关键”性质，但他同克劳塞维茨一样，将敌方军队视为军事行动的首要战略目标。他写道：“进攻部队尤其应当巧妙地挑选迂回运动的目标点，从而尽力摧毁敌方军队；然后，它会将夺取重要性不等的各个地理上的点作为随后的目标。”由此，一项推论性的约米尼原则就必定关系到选择“作战线”，以达到“用尽可能最大的兵力……对关键性的点采取行动”。当然，这样的选择还取决于敌人的战场部署，但如果敌人已经将兵力分散，那么己方军队主力就应当连续攻击分散了的每个部分，同时拨出一支“监视部队”牵制别的部分。这种迂回运动可以从一个沿“内线”的中心位置出发最好地得到完成。 [ 注：Ibid．，296，104，106． ]
最后，尽管是个过于复杂的主题，无法归纳为一条简短的格言或原则，但约米尼还是非常强调后勤。这后勤是个内容十分广泛的术语，被他用来指多种多样辅助性的军事职能，包括部队给养、弹药供应、医疗服务、保障野战军各独立作战单位之间的交通线、保障军队作战基地与战区之间的交通线，等等。 [ 注：Ibid．，232－234． ]
约米尼战争艺术的这三个组成部分——集中兵力原则、中心位置和内线的战略价值、后勤与战斗之间的密切关系——都将被马汉借用，以形成他自己的海军战略体系框架。“体系”这个词有点言过其实。马汉与约米尼不同，并未具备系统性。他的战略思想广泛散见于他写的海军史、传记和杂志文章。不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归拢起来，合在首次于1887年在海战学院做的、此后又多次重复的系列讲授内，而重复者要么是马汉本人，要么是读马汉的书的其他一些军官。这系列讲授以经过修改的形式，于1911年作为书籍出版，并且取了一个笨拙的书名：《海军战略：与陆上军事行动原理与实践的比较和对照》。
借鉴约米尼，马汉坚持海战的“首要原则”是集中。“正如希腊文的AB两个字母可以代表希腊文和英文的所有字母一样，集中概括了战争中军事成效的所有其他因素，即其全部字母。”他说，海军战术是如此，海军战略同样如此。他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划在敌对兵力之间的接触点上，也就是“双方舰队开战之际”。不管是从事战略部署还是进行战术机动，在无论哪个场合，正确的行动方针都是“如此分布你自己的兵力，使之在某一个方向上对敌占有优势，而在别的方向上尽可能久地牵制住敌人，以便使你的主攻能够达到充分的效果”。如同英国对其欧陆对手享有的那种中心位置的主要好处就在于此：它使得从中心沿内线向外的海上进攻成为可能，并且“依靠集中兵力打击一部、同时牵制住另一部”来使进攻者能够将敌军保持割裂，从而保持劣势状态。 [ 注：Alfred Thayer Mahan，Nav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 (Boston，1911)，6；Mahan，Influence #1，8－9； Mahan，Naval Strategy，49，31． ]
然而，中心位置是“辅助性而非主要的……如果敌军在两边的兵力都比你强，拥有一个中心位置就没有什么用处。简言之，是力量加位置才构成对有力量但五位置的优势……内线位置使你能够更快地到达目标，但其好处也仅此而已”。“海战中惟一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战斗舰队。 [ 注：Mahan，Naval Strategy，53，55；Mahan，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262． ]
是建立一支拥有“少量特大型战舰、还是更多中型舰只”的海军，或许可以争议。 [ 注：Mahan，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37． ] 然而无可置疑，要在战争中决胜，一支海军就必须主要由主力舰构成，那在马汉的辞典里是指装甲战列舰。 [ 注：Ibid．，264；Mahan，Naval Administration，165；Mahan，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198． ] 同样无可置疑，“建造战列舰的真正目标，在于舰队的最大攻击力……而不是单单一艘军舰的最大力量。” [ 注：Mahan，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38－39． ] 从这一命题立即导出了经常被引用的马汉格言：“永远不要分割舰队！”倘若海战学院“仅仅造就了一个结果——海军军官们深刻地认识到平时或战时分割战斗舰队的愚蠢，那么仅凭这一点它就有理由存在，它花的钱就得到了报偿” [ 注：Mahan，Naval Strategy，6． ] 。
如果战斗舰队集中火力是海军力量得以展现的主要手段，这种火力的优先目标便应当是敌方舰队。马汉对此的强调无以复加：一支战斗舰队的首要使命是同敌方舰队交战。“一切海军行动都是为了造就一个特定结果，即摧毁敌人有组织的力量，并且确立自己对海洋的控制。”同样，他强调“健全的总原则：只要大概能够接近敌方舰队，它便是盖过其他目标的头号目标；因为，通过减弱敌人的海军来控制海洋是海战中的决定性考虑”。 [ 注：Alfred Thayer Mahan，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2 vols．(New York，1903)，2：51；Mahan，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167，137；Mahan，Naval Strategy，189，199，254；Mahan，Influence #1，287－288；Mahan，Influence #2，1：156－166；Mahan，Sea Power in the War of 1812，2：52，301． ]
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应当进攻性地使用海军。按照马汉，“在海战中，海岸防卫是防御性因素，海军则是进攻性因素”。他引用法拉古海军上将的话说，“对敌人火力的最好防御，是将自己的大炮瞄准敌人开火”。18世纪法国人的大失误，在于有意和不断地“将其舰队用于防御行动”。战术上，这意味着拱手将有利位置送给英国，即在海战中处于下风位置，结果宁可在海战期间半途而废，或者根本规避海战。战略上，这意味着过分依赖于劫掠战(la guerre de course)，即“只使用小型战船去毁坏海上贸易，而非派大舰队去攻击敌人”——马汉认为这种做法“等于放弃海上控制的任何企图” [ 注：Mahan，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194；Alfred Thayer Mahan，Admiral Farragut (New York，1892)，218；Mahan，Naval Administration，194；Mahan，Influence #2，1： 355． ] 。
考虑到他赋予海上贸易的重要性，马汉最少可能会贬低对敌商业封锁的价值。“所有人都会承认严重干扰一个国家的贸易给它带来的烦恼和痛苦。”然而，他补充说：“它(贸易毁坏)作为首要和根本的措施，其本身足以压垮敌人：这很可能是个错觉，一个极危险的错觉。”攻击敌人的商船不是榨干其资源、窒息其经济的办法。只有依靠与其海军力量交战并击败之，或者使之动弹不得，方能实现这一点。那样的话，其商业航运将无法立足于海上。近海封锁固然可能成功地使敌方的商船和海军舰船都被困在自己的海港内，但一旦敌人的军舰不可避免地逃到海上，就必须寻而歼之。正如约米尼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根本的战争原则是将兵力投放到战区的关键位置，并且如此部署，使“它们在合适的时机有利地出战” [ 注：Mahan，Influence #1，539；Jomini，The Art of War，63． ] 。
不过，约米尼也很强调后勤。马汉则不知为什么倾向于用“交通” (communication)一词。就像在说到“海权”的时候那样，他宽泛地使用这个概念。一方面，他把交通定义为“一个总的概念，标志移动的路线，据此一个军事实体得以同国力保持活生生的联系”。 [ 注：Alfred Thayer Mahan，The Major Operations of the Navies i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Boston，1913)，33． ] 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交通本质上并非地理上的路线，例如一支陆军不得不走的道路，而是意味着必需品，其供给是船只在有限的数量以外无法靠本身的船舱载运的”。他具体地说，这些是：“第一，燃料；第二，弹药；最后，粮食。” [ 注：Mahan．Naval Strategy，166． ] 不管根据哪个定义，对一个成功的海上战略来说，恰当的海军基地和舰队进出基地的通道都是其必要组成部分。自蒸汽动力发明以来，这已变得愈加必要，因为显然若不添加燃料，任何舰船都无法长距离行驶。
因此，对于一支驶离本土水域进入远洋的舰队来说，远距离供煤站必不可少，至少战时是如此。不过，马汉尽管认识到供煤站的必要，但对其获取多少有些猜疑，除非是为了西半球防御的目的。他承认，“具备工事设防的行动基地对于一支舰队如同对于陆军一样必要”，但是“那些要认真把守的据点数目必须尽可能减小，以便尽可能少地消耗祖国的实力，使它能够集中力量于至关紧要之地”。在别处，他还告诫说：“这样的基地一旦增加到超出适度的必需，便成为衰弱的根源，徒增暴露的据点并造成兵力的分割。” [ 注：Ibid．，191－192；Alfred Thayer Mahan，Retrospect and Prospect：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aval and Political (Boston，1902)，46． ]
当然，分割海军兵力是马汉极力诅咒的。大概就因为如此，他未能在草草一瞥之外，给予两栖战的需要及其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更多的注意。鉴于约米尼将一整篇专门谈论对敌方海岸实施军事“侵袭”的文章纳入《战争艺术概论》，他的这一忽视便愈发令人奇怪。 [ 注：Jomini，Article 60，The Art of War，226－230． ] 无论如何，在对待“远洋征伐”时，马汉是谨慎的。他注意到，这种作战的“特征”在于“舰船运载的陆军分遣部队在海面上无依无助”。他警告说，“在确立了你的海上优势以前，你无法设想你的征服确保无虞”。他赞成在登陆行动后及早让海军解脱出来，以便舰队能控制交通线，“并且控制它自己的栖身之地——海洋” [ 注：Mahan，Naval Strategy，206，213，218，243． ] 。他告诫说，如果舰队的作用被降至仅仅“保卫岸上的一个或多个据点，海军就变成了只是陆军的一个分支”，而“海战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在所有场合攻击敌方船只和舰队来“取得对敌方海军的优势，并且由此控制海洋”。 [ 注：Mahan，Influence #1，287－288． ]
实际上，马汉对无论怎样使用海军力量进攻陆地都是怀疑的。内战期间联邦舰船攻击南方邦联要塞的经验和对此的了解，使他怀疑海军舰炮进攻海岸炮台的效力。他写道：“一艘战舰挺不过一个耗费了同样多钱财的要塞，就如要塞无法同战舰赛跑那样。”还有，“在海边防御直接的海军进攻相对容易些，因为……舰船……在与要塞较量时处于公认的劣势”。 [ 注：Mahan，Naval Strategy，139，435． ]
因此，在20世纪里越来越重要的一项海军使命——从海上进行力量投送，多半被马汉所忽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未能更多地认真关注陆军和海军在战时的互相依赖。虽然他就约翰·穆尔爵士1808年远征西班牙写了大约半页， [ 注：Mahan，Influence #2，2：296． ] 但在他那两部《影响》当中，他始终多半将皇家海军当作一个自主自立的角色，独立于欧洲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同陆战的结果关系不大，或不怎么受其影响。固然，地面兵力和海军之间的协调并非17和18世纪战争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在一项旨在阐释海战之根本和不变的原理的研究中，马汉总的来说忽视了海军火炮的效用，忽视了对于岸上目标的舰载步兵攻击的效用，这是个引人注目的疏漏。 [ 注：James A．Barber，“Mahan and Naval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Natal War College Review (March 1972)，83－86． ]
然而，如果说马汉过于强调海上力量作为一种战争工具的自主性，那么他并未忘了提醒读者和听众它的确是个工具。他引经据典的来源仍然是约米尼，后者将《战争艺术概论》的第一章用于“这样一些考虑，国务家从中能断定一场战争是否合适、及时或必需，并且决定为达到战争目的所必需的各项不同军事行动” [ 注：Jomini，The Art of War，12． ] 。马汉证实说，正是从约米尼那里，“我吸收了他对于‘国务家和将军井水不犯河水’这一被盲目接受的格言的确定不移的怀疑”。他补充道：“对于这个错误观念，我用自己的信条取代之，此即战争只是一种暴烈的政治运动。” [ 注：Mahan，From Sail to Steam，283． ] 战略从属于政策是马汉思想观点的核心，正如那也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思想观念的核心一样，后者的《战争论》马汉直至1910年才了解到，而且只是以缩略的形式。 [ 注：尽管海战学院图书馆早在1908年便有《战争论》的一个英文译本，但很可能直到两年之后，马汉才通过一篇评论首次了解克劳塞维茨，该评论为 Major Stewart L．Murray，The Reality of War。(见 Puleston，Mahan，293) ] “战争”，他在1896年写道，“仅仅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具有暴烈的和异常的特征。”他还说：“在达到这政治上的决定之前，即使是用来说明军事问题的事实证据都无法掌握；因为在此正如一向的情况那样，军事武器服侍和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民事权利。” [ 注：Mahan，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177，180． ]
在马汉看来，海军是比陆军更好的国家政策工具。它不像陆军那么迟钝，那么多地表露出侵略性意图，同时它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因而更能响应政治指引。因而，海军的影响能够“波及陆军无法到达的地方”。对美国来说特别是如此，因为美国“既没有海外侵略传统，也没有海外侵略图谋”，但同时有“非常重要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 [ 注：Alfred Thayer Mahan，Armaments and Arbitration，or the Place of For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1912)，66－67． ] 当马汉的注意力转向范围比海战学院的学生们广泛得多的听众时，界定这种“非常重要的海外利益”将成为他的主要关注之一。
四
“就我本人的思想轨迹而言，”马汉在1901年回顾性地写道，“或许可以说我直至1885年为止，惯常是个反帝国主义者；然而，到1890年时，关于海权和越海扩张活动对国家命运之影响的研究已使我转变了立场。”除了早前曾关注美国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区的利益外，他的回忆是对的。在1884年7月末他写信给惟一的密友塞缪尔·A．阿什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但对我来说，帝国政策的嫌疑是可恶的……虽然不幸身为军事职业者，但我害怕遥远的殖民地或伸展在外的利益，要保住这些，就需维持庞大的军事机器”。但到1890年时，他的思想路线至少一定程度上在改变。是年出版的第一部《影响》的读者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作者对大英帝国的钦佩，也不可能忽视书中的强烈示意，即美国应当仿效英国。虽然大部分篇幅用于叙述英国海军的作战行动，但第一章无疑是说教性的。在这一章里，借着讨论“海权的要素”，作者从17和18世纪的英国历史进行推导，设定了六项他表示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影响海权的一般条件”： (1)地理位置； (2)自然构造；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民族性格； (6)政府的特征和政策。 [ 注：Mahan，Retrospect and Prospect，18；马汉致阿什，1884年7月26日，载于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1：154；Mahan，Influence #1，29－87。 ]
书的该部分大受评论者们的注意，其程度远超过它所值得的。这或许是因为马汉在此比在他的大多数著作里更有系统性。实际上，这番论说仅略微涉及他的思想主线，而对六项“一般条件”的勾勒能被最恰当地理解为只是一套精明的设计，旨在揭示美国令人悲叹的落后而已。作者争辩说：同法国一样，美国忽视海上利益而偏重内陆发展；其政府因为民主性质，不如英国的土地贵族那么倾向于支持军事开支；美国的远洋商船队已经消失，海军已经萎缩；它没有足够的民众去响应“与海洋相关的召唤”；它“没有国外设施，不管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的”，因而没有“栖息地”供战船加煤和修理之用。然而有希望。由于兴建开凿中美地峡运河，加勒比海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通道之一”。美国的位置“将如同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美国将因此获得建造一支海军的心理动力，并且不得不在该地区获得基地，那“将使其舰队始终像其任何对手一样靠近现场”。 [ 注：Ibid．，33－34． ]
这是马汉“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则。美国海外扩张的任何其他前景都未如此引起他的注意或热情。早在1880年，他就给友人阿什写信说，一条地峡运河“可能导致我国利益与外国利益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建造一支海军，它至少要同英国海军势均力敌……而且，一旦在巴拿马动第一铲土，就必须开始建造”。随后十年里，随着美国在地峡的利益加强，马汉的关切加剧。在他的第一篇杂志文章——发表于1890年8月号《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向外看》一文里，他警告说，随着穿越中美地峡运河的开通，“对于西半球和平的许多潜在但未预见到的危险”将会来临。他暗示德国有可能侵入该地区，预言“加勒比海全境的商业活动和转运贸易将大大增长”，并且指出“美国令人遗憾地没有准备好……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行使与其利益程度相称的影响力”。他争辩美国应当为对付威胁而扩充海军。 [ 注：马汉致阿什，1880年3月12日，载于 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1：482； Malvan，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11－15，20－21。 ]
三年后，同一个刊物又发表了马汉的《中美洲地峡与海权》一文。他在文内论辩说，富有进取心的欧洲国家，又一次主要是德国，无疑将谋求对于加勒比海这样的关键地区的海军霸权；运河的首要政治后果将是使西海岸更接近欧洲各支强大的海军，因此“从军事观点看呈现出非常虚弱的一面”；贯通中美洲的一条人工水道将“使(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在与欧洲竞争东亚市场方面处于距离上同等的条件”；最终，“我们必须准备承认洋际通行自由依赖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优势地位”，而这主要由海军力量的存在来保证。 [ 注：Mahan，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66，81－87，100－103． ]
1899年，在美西战争似乎已经证实了他对该地区的一心关切之后，马汉争辩说波多黎各对于未来巴拿马运河的意义，连同对于美国西海岸的意义，就像马耳他对于英国在埃及及其以外地区的利益一样重要。这还不是最后的定论。迟至1909年，在特迪·罗斯福 [ 译者注：西奥多·罗斯福的呢称。 ] “拿下巴拿马”六年后，马汉还将写道：美国在加勒比海攸关的利益“现在比我20年前初次对它进行战略研究时还要大” [ 注：Mahan，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29；Mahan，Naval Strategy，111． ] 。
在美国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方面居于第二位的是夏威夷群岛。马汉在 1890年告诫说，运河的开通将立即使西海岸处于危险境地。因此，“我们的国家政策的一项坚定决心应当是，从此往后，任何外国都不得在旧金山往外3000英里范围内获取到加煤站，而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都在这距离范围内”。1893年1月，在檀香山的美国定居者推翻了利洛卡拉尼女王、建立起一个共和国之后，他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提倡美国兼并“桑威奇群岛”(夏威夷群岛)，并且“大大扩充我们海军力量”，以对付有朝一日中国在“野蛮的入侵浪潮”中“冲破其东面的屏障”。 [ 注：Mahan，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26；ibid．，31－32． ]
随后，《论坛》编辑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请这封信的作者就这一主题写一篇长文。马汉答应了这一请求，写就《夏威夷与我国未来海上力量》一文，发表在该刊3月号上。在着重指出该岛横跨太平洋主要贸易航路、因而位置至关重要后，他再次极力主张马上兼并，理由是西海岸在军事上易受攻击，加上美国需要支配最终将通过运河汇集的贸易。四年后，在见于《哈泼斯》杂志1897年9月号的《20世纪展望》一文中，他再次谈到源于中国的“黄祸”，连同任何外国在美国西海岸轮船航程以内取得加煤站的危险含义。 [ 注：Ibid．，32－58，217－270． ]
这样，在1898年以前，除了未经解释地提到等待着美国人的东亚商机外，马汉的帝国眼界没有超出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峡以及夏威夷群岛。此后，乔治·杜威准将于1898年5月1日大胆驶入马尼拉湾，并且在12小时内摧毁了甲米地附近虚弱单薄的西班牙舰队。到7月底，在杜威的要求下，差不多1.1万人的美国部队被派往吕宋岛。随后，整个群岛都被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关岛被美舰“查尔斯顿”号驶往马尼拉途中顺便占领。夏威夷最终被兼并，菲律宾亦然。威克岛被占领，原意是在那里建立一个电缆站，虽然后来改为使用中途岛。突然间，美国成了一个帝国。正如詹姆斯·菲尔德所言，“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是杜威胜利的产物”。 [ 注：James A．Field，Jr．，“American Imperialism：The‘Worst Chapter’in Almost Any Book，”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3，no．3 (June 1978)，666． ]
马汉本人对于这一迅速的事件进程适应得较慢，慢于人们可能就这位被某些历史学家描述成典型帝国主义者的人物所预期的。 [ 注：例如见 Julius Pratt，Expansionists of 1898 (Baltimore，1936)，12－22，222－283；Walter LaFeber，The New Empire：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1860～1898(Ithaca and London，1963)，86－101。 ] 1898年7月27日，当美国陆军部队还在马尼拉城外时，他向亨利·卡博特·洛奇建议“只占领拉德隆斯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吕宋岛，留下加罗林群岛和菲律宾其余部分以满足西班牙的‘面子’及其紧急需要”，那将是一种“明智的妥协”。他还说，“尽管宁愿是一名扩张主义者”，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占领菲律宾的观点。然而不用很久，马汉就适应了，而且像麦金莱总统那样，将兼并视为上帝的意志。他以一种更为随俗的方式，为美国获取整个菲律宾群岛辩护，把这当作对马尼拉港海军基地的一种便利的支持。不过对马汉来说，或许像对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正是美西战争激发了美国统治西太平洋的观念，而不是反过来。正如他承认的，直到那时为止，他的视野也同其他海权倡导者和扩张主义者一样，“没有超出夏威夷”。 [ 注：马汉致洛奇，1898年7月27日，载于 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2： 569；Mahan，Retrospect and Prospect，44－45；Alfred Thayer Mahan，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Boston，1900)，7－9。 ]
然而，欲望无止境。在很短时间内，马汉同其他人一样，向西想得更远——到了亚洲大陆。在国务卿海约翰向各国发出门户开放照会、中国爆发义和团之际，这位业已退休但仍忙碌不停的上校写了四篇文章，并且以《亚洲问题》为题重印和出版。在他看来，最迫切的“问题”是俄国，它在东亚的扩张主义目标尚需由日本阻止和挫败。马汉承认满洲 (中国东北)已经被丢失给这个斯拉夫大国，但建议在四个“海洋国家”——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中间建立一种联盟，它“凭借它们在亚洲东部的地位有力地阻止来自北方的推进”。有如他对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解释的，他心里的具体想法尤其在于将海军力量投送到长江流域。放眼更长远的将来，马汉预见到一个甚至比俄国威胁更凶的危险，即中国本身。他写道：“中国如此庞大的4亿人口一旦集中到一个高效的政治组织中去，以现代器具装备起来，并且囿于对它来说已经是狭窄的领土之内：对此很难泰然思之。”对付的办法在于西方列强通过更多地依靠和平的商业渗透，而非显示军事力量，将亚洲人民带入“基督教国家大家庭圈内”。在和平的商业渗透过程中，“我们可以指望他们将遵循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观念，超过其拥有在价值分量上的物质福利”。至于这种渗透带来的经济利益，“并非没有可能会非常接近仅凭‘4亿人口’这几个字提示的那种美妙的贸易前景”。 [ 注：Mahan，Problem of Asia，67；马汉致罗斯福，1901年3月12日，载于 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2：707；Mahan，Problem of Asia，88，154，163，34。 ]
上面最后这句话提出了一个问题：马汉关于海军、殖民地和帝国扩张的思想有何经济涵义。如肯尼思·哈根所说，他“对于究竟什么使得殖民地对母国如此有益并不特别清楚”，对于帝国主义的任何其他经济方面也一样模糊。 [ 注：Kenneth J．Hagan，“Alfred Thayer Mahan：Turning America Back to the Sea，”in 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edited by Frank J．Merli and Theodore A．Wilson，2 vols．(New York，1974)，1：284． ] 然而，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即使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某些新左派历史学家(特别是沃尔特·拉菲伯)已将马汉纳入19世纪后期倡导所谓“新帝国”的头面人物之列。 [ 注：Waiter LaFeber，The New Empire，passim．然而，该学派的另一名带头人聪明地避开这方面的所有问题，仅简单地提到马汉，见 Thomas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it for Informal Empire，1893～1901(Chicago，1967)。 ] 简短地说，这些新左派的论辩如下：马汉相信，美国的剩余产品必须寻找新的外部市场，而最具前景的外部市场在南美和中国，尤其在中国。为了利用这些可能性，他提倡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夏威夷和菲律宾，作为“到达两大宝藏——拉丁美洲和亚洲市场的跳板”。海军在这一套设想中的作用，是“提供和保护交通线，并且解决必然会从商业竞争中爆发的冲突，从而确保剩余产品进入外部市场”。 [ 注：Walter LaFeber，The New Empire，91，93． ]
新左派的论点无疑是马汉式“拨弄历史”的一个极好范例。然而，就像马汉本人的学问那样，它受损于过度的选择，并且失之于遗漏。足够清楚，这位海权福音鼓吹者认识到海军、海洋贸易和海外市场相互依赖。正如他自己所说，“政治的、商业的和军事的需求如此互相交织，以致它们的互动构成了一个难题”。 [ 注：Mahan，Retrospect and Prospect，139－140． ] 同样清楚，他怀抱一个过高的期望，即穿越巴拿马运河、经过夏威夷再到东方的贸易繁盛兴旺，而这以假定在东方那头有个接受能力很大的市场为前提。然而，虽然他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他对东亚的贸易前景却不够乐观；他更关心的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而不是被再添4亿消费者的展望所蒙骗。至于潜在的南美市场，马汉是如此不感兴趣，以致建议将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整个大陆排除出门罗主义的实施范围。 [ 注：Mahan，Problem of Asia，85－86，138． ] 最后，他对加勒比地区的持久关注，大多也是由于他认识到该地区对于美国安全和美国海军前途的战略重要性。
的确，正如沃尔特·米利斯断定的那样，“很难以拒绝这么一个印象：马汉的主要冲动仅在于为海军扩充提出论据”。彼得·卡斯滕也认为，马汉“是个彻头彻尾的海军主义者，仅此而已”。威廉·E．利夫齐一样认为，“对他来说，海军是中心，推进他的军种是头号要务”。甚至他以前的良师斯蒂芬·B．卢斯也发现，到1897年时，马汉已经“让一个海军战略家的观点支配了政治经济学家的考虑”。马汉本人在美国海军问题上的谈论使其立场一目了然：“考虑到那些可能反对我们的、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加勒比海的力量，我们的舰队必须……足够强大，……我们必须既能在太平洋、也能在大西洋行使海军力量，还要记住未来的运河……容易因武力或背叛而中断。”不足为怪，对一个海军军官来说，通过控制海洋来保卫国家是其主要关注。 [ 注：Walter Millis，Arms and Men：A Study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1958)，144；Peter Karsten，The Naval Aristocracy：The Golden Age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 (New York，1972)，37；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343；John D．Hayes，“The Influence of Modern Sea Power，”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71)，279；Mahan，Problem of Asia，198－199． ]
然而在马汉著作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主题，它有时被仅从世俗观念出发的人忽视。那就是他的好斗的基督教信仰。他相信战争是一种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他把帝国主义扩张看成是神的意志的一种表现；他确信随着帝国的到来，基督教的责任重于附带的物质酬赏。虽然并非不熟悉、也并非讨厌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陈词滥调，但马汉主要不是从赫伯特·斯宾塞之流、而是从《圣经》为自己的世界观得到启迪。引用“基督的信仰”为权威，他便可以写道：“冲突是一切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条件；精神生活是到军人的体验那里去寻求其最生动的表达和最崇高的激励。”关于美国“不情愿地获取菲律宾”，他写道：那是“为我们准备好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准备的……这如此明显，以致使得甚至最卑谦的人也有勇气在其中看出上帝的神力”。从美国近来取得的全部领土来看，“其面积……与我们以前的领地或与欧洲各国近几年的兼并相比微不足道”，以致他怀疑这些物质获取是否具有实质意义；然而他确信：“国家的扩张所得是一种重新振兴的概念，是心灵的升华，未来善行的开端，是走出自我、进入世界去传播它领受的丰盛天赐。” [ 注：Mahan，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268；Mahan，Problem of Asia，176；Mahan，Retrospect and Prospect，17． ]
正是这些言辞提醒我们，马汉的世界观现在是多么陈旧。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和第三世界的勃然崛起后，今天的公共人士有谁还敢如此说话？这毕竟是一个生活在萨拉热窝事件以前时代的人的言论。然而，他长于洞察海军问题的名声一直持续到20世纪开始后的很长时间。他的影响——至少在海军界——在他1914年死后可能比他生前还要大。
五
在其刊于《现代战略缔造者》第一版的论文中，玛格丽特·斯普劳特毫不含糊地说：“没有哪个人像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那般直接和深刻地影响了海权理论和海军战略。他促发和引导了一场美国海军政策方面长期悬而未决的革命。” [ 注：Sprout，“Mahan，”416． ] 更仔细地考察就能看到，马汉在“促发”美国海军政策在19世纪最后10年的转变上并不孤单。不过，这场“革命”的确“长期悬而未决”。
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五年里，美国海军规模上大大缩减，从700艘船共50万吨减至200艘船共20万吨，携带的船炮则从近 5000门减至仅1300门。当时欧洲、甚至南美国家都在建造或购买钢体装甲蒸汽舰，并且配备后膛装线膛炮，美国却仍旧保留着内战前的木制巡洋舰，装备的是前膛装滑膛炮，还带着整套的帆作为辅助动力。尽管如此，美国的海军战略仍由铁甲舰进行的海港防御和在远海部署木制巡洋舰以显示存在构成。 [ 注：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T．Sprout，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Princeton，1939)，169－176． ]
舰船缩减意味着人员缩减。现役人员1865年时约为5.8万名官兵，和平时期缩减到仅为9361人。 [ 注：Benjamin Franklin Cooling，Benjamin Franklin Tracy：Father of the American Fighting Navy (Hamden，Conn．，1973)，48． ] 对正规军官来说，这意味着晋升所需的时间长得可怕，那些内战结束后才得以任职的年轻人尤其如此。例如，海军军校1868届12名最优等毕业生到1889年时仍旧是海军上尉。 [ 注：Karsten，Naval Aristocracy，280． ] 既然如此，未来职务提升的惟一希望便在于扩展舰船建造计划。马汉作为一名1859届毕业生，当然逃过了这一瓶颈。他在1861年便已升任上尉，1865年升至海军少校，旋即于1872年又升为中校。 [ 注：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1：371－372． ] 对他来说，海军并不是一个死胡同，他在19世纪80年代萌发的海军主义也不能归于对职业前途的焦虑。 [ 注：一种相反的观点见 Karsten，Naval Aristocracy，331． ] 不过，一些年轻军官的情况可能与此相反，这些人以1873年在安纳波利斯建立的美国海军学会(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为中心，燃起一股新的职业主义热情。
该海军学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在会上宣读论文，它们以后将出版，并且在其不断增加的成员中间传布，其中就有一度担任该组织副主席的马汉。在指定的专业题目上提交的最好论文被授予奖金。发表在学会会刊上的论文详述了远洋贸易与海军力量的紧密关系，解释了海上实力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历史性联系，强烈主张美国海军需要更多的加煤站，极力要求美国控制中美洲地峡，并且支持迅速建造主力舰，将它们编入战斗舰队。实际上，马汉在其早期著作中阐发的所有主要论点和观念，在19世纪80年代就先由学会的投稿者们提出过了。其中最经常性的投稿者是斯蒂芬·B．卢斯，尽管他当然不是低级军官。他1883～1889年间发表的文章有对海军军官进行高等教育的呼吁，有重组海军部的论辩，还有建设一支战列舰为主的海军的强烈主张。显然，在海军内部，马汉表达其海权论的基础已经奠定。他不是在进入无人涉足过的领域，他也不是没有志同道合者。 [ 注：Robert Seager，Ⅱ“Ten Years before Mahan；The Unofficial Case for the New Navy，1880～1890，”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December 1953)，491－512；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199－203；Hagan，“Alfred Thayer Mahan，”1：287－293；Lawence C．Allin，“The Naval Institute，Mahan，and the Naval Profession，”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1978)，29－48；卢斯文章的概要见 The Writings of Stephen B．Luce，edited by Hayes and Hattendoff，191－206。 ]
然而在美国，海军军官既不能制定海军政策，也无权建造新舰船。此类职权属于国会和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因而，“美国海军政策的革命”不是由马汉、而是由海军部长本杰明·富兰克林·特雷西(1889～1893年)及其继任者希拉里·A．赫伯特(1893～1897年)“促发”。然而必须说明，他俩都受惠于马汉关于国家急需战列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说。在1889年任命马汉重任海战学院院长后，特雷西向马汉征求过意见，并且可能读过他第一部《影响》的手稿，此后即于当年11月向本杰明·哈里逊总统提交报告，极力主张建造20艘新的装甲战列舰，组成两支舰队。 [ 注：Sprout and Sprout，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205－213；Richard S．West，Jr．，Admirals of American Empire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1948)，147；Cooling，Benjamin Franklin Tracy，72－74；Walter R．Herrick，Jr．，The American Naval Revolution (Baton Rouge，1966)，3－11． ] 哈里逊要求国会批准建造8艘，但只得到了3艘，即“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和“俄勒冈”号，每艘排水量超过1万吨，装备13英寸和8英寸线膛炮。
1890年《海军法》标志新海军的诞生。 [ 注：1883年时，授权建造三艘不带装甲的钢体巡洋舰，即“亚特兰大”号、“波士顿”号和“芝加哥”号，再加上“海豚”号公文递送船(即所谓“白色舰队”)，但它们俱不超过 6000吨，而且都带有辅助性风帆。在克利夫兰第一任期(1885～1889年)内，又定购了另外八艘巡洋舰，包括“得克萨斯”号和“缅因”号(有时被称为“二级战列舰”)以及“查尔斯顿”号，第一次完全摆脱了风帆。然而，它们当中没有哪一艘是真正的战列舰，被设计来主要从事封锁或摧毁商业航运，而不是与其他舰队交战。 ] 然而，下一届政府(克利夫兰第二任期，1893～1897年)上台时准备削减海军开支。希拉里·赫伯特更是决意撤销海战学院。幸运的是，1893年8月赫伯特在去纽波特的途中，被说服阅读了马汉第二部《影响》，结果改变了主意。随后他又读了第一部《影响》，随即决定——如他后来对其作者所解释——“在我即将提出的报告中，使用你在书中提出的资料，来论证我的建造战列舰的要求”。 [ 注：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274． ] 克利夫兰离任之前，赫伯特已成功地说服国会拨款再建造五艘战列舰。他是马汉的第一个重要的信奉者，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
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卡博特·洛奇虽然没有必要改信海军主义，但是都很高兴自己的观点得到马汉那套看似彻底的研究的支持。洛奇将马汉《夏威夷与我国未来海上力量》一文收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并且在参议院发言时经常引用马汉的话。其他亲海军的国会议员也是如此，包括参议员约翰·T．摩根和众议员威廉·麦卡杜。 [ 注：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181；George T．Davis，A Navy Second to None：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 Policy (New York，1940)，75－76． ] 在别的有影响的赞颂者中间，有《评论周刊》编辑阿尔伯特·肖和后来成为国务卿的海约翰，虽然后者曾说，他“对马汉得到广泛认可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西奥多不会再感到不得不要(我们)所有人都去……听他的演讲了”。 [ 注：Peter Karsten，“The Nature of Influence：Roosevelt，Mahan and the Concept of Sea Power，”American Quarterly，23 (October 1971)，590． ]
“西奥多”把马汉当成他的私人发现。当第一次读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罗斯福便给作者写信：“这是我了解的此类著作中最为清晰、最有教益的总论性著作。一本非常好的书——值得赞颂……”他在 1890年10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书评同样充满溢美之辞。当他成为麦金莱的助理海军部长时，他敦促马汉“不时”给他写信。“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拜见你”，他补充说，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想得到你的建议”。他特别请马汉评论海军部为了行将来临的对西战争制定的计划，而且一收到这些意见就告诉马汉：“无疑你比我们所有其他人都站得高、望得远！你给予我们的建议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随后，在离职加入义勇骑兵团时，罗斯福确保马汉替代他担任海军战争委员会成员。 [ 注：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209－210；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123－124，143－144． ]
不过，说“马汉的海权论以西奥多·罗斯福为载体入主白宫”言过其实。这位总统像过去一样，发觉马汉上校是个有用的权威，可援引来论辩海军备战的必要。然而现在，他本人的海军主义超过了马汉。罗斯福强烈要求建造可以同新型的英国无畏舰媲美的全置大口径火炮战列舰，排水量达1.8万吨，装备一组12英寸整体重炮。相反，马汉一贯怀疑新技术，因而提倡投资建造更多较小的战舰。他在《海军学会会刊》上就此与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海军少校威廉·S．西姆斯辩论。罗斯福站在后者一边。由于不敌其对手优越的技术知识，马汉退出了辩论。在67岁年纪上，海军的这位最卓著战略家不得不承认“我太老太忙，跟不上形势了”。 [ 注：Sprout and Sprout，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20；关于罗斯福对马汉的“利用”和反过来马汉对罗斯福的“利用”，见：Karsten，“Nature of Influence，”585－600；Michael Corgan，“Mahan and Theodore Roosevelt：The assessment of Influenc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80)，89－97；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519－532；马汉致布弗里厄·F．克拉克，1907年1月15日，载于 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3：203。 ]
这一事件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爆发前最后十年里，马汉在海军内部的影响衰减。布雷德利·菲斯克1903年时在纽波特完全被马汉的讲授所倾倒，但到1907年已认为马汉“失去了海军头号智囊的地位”。另一位先前的支持者卡斯帕·F．古德里奇上校说：“我过去惯常赞成马汉，但两三年前改变了想法。”即使卢斯，也在全置大口径火炮战列舰问题上与其昔日的门徒断交。 [ 注：Seager，Alfred Thayer Mahan，532－533． ] 还不止这些。1911年，雷蒙德·P．罗杰斯海军少将请他评论海战学院为打败日本制定的新战略计划(橙色计划)，于是他拿出了一个精心构想的方案，内容是从基斯卡岛越过北太平洋进行海军进攻。学院认为这不现实，因而加以拒绝。马汉不失风度地予以接受，但他失去了地位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 注：Ibid．，466－468；马汉致罗杰斯，1911年3月4日，载于 Seager and Maguire，Letters and Papers，3：380－394。 ]
在国外，他的早期著作大得青睐，特别是在海军界和政府内。 [ 注：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60－82． ] 它们的作者在英国受到的欢呼前面已经提过了。但是，不能说他的著作影响了英国的海军政策轨迹，它们只是确证了已经做出的决策，并且使之更受欢迎。1889年，即第一部《影响》出版前一年，英国国会通过《海军防卫法案》，确立了皇家海军“至少须等于任何其他两强的海军力量”这一原则。1889年时的威胁是法俄两国的舰队可能在地中海合而为一。到世纪之交，面临的威胁是德国。 [ 注：Ronald B．St．John，“European Naval Expansion and Mahan，1899～1906，”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March 1971)，76－78；Arthur J．Marder，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New York，1040)，24－43． ]
在德国，马汉的著作同样成了众所周知的。少年时起便是海军迷的威廉二世皇帝读到《影响》第一卷时狂喜不已。1894年5月，他致电《纽约先驱报》的波尔特尼·比格洛：“我眼下不是在阅读、而是贪婪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我在试图用心记住它。这是一部上乘之作，所有问题上的经典。在我的每一艘舰船上都摆着这本书，被我的舰长和军官们不断引用。” [ 注：Taylor，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131． ] 不过，德皇肯定漏掉了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1896年2月，他在军事学院(Kriegsakademie)讲话，主张建造一支巡洋舰新舰队。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1897年6月开始担任帝国海军部国务大臣，他对海权的需要条件理解得更好。他给皇帝的第一份备忘录强调：“对英军事形势需要尽可能多的战列舰”；“巡洋舰与战列舰的比例应当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 注：Jonathon Steinberg，Yesterday’s Deterrent：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New York，1965)，72－74，126－127． ] 蒂尔皮茨在形成这种观点之前，可能没有读过马汉的著作。他在1919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坚持说，他关于战列舰部署的战术信条是独立于马汉而形成的，而且当他后来读到这位美国上校的著作时，他对他们的观点仅“极为一致”大感惊讶。 [ 注：Gordon A．Craig，Germany 1866～1945(Oxford and New York，1978)，307；Grand Admiral Alfred von Tirpitz，My Memoirs，2 vols．(New York，1919)．1：72． ] 不过，海军上将蒂尔皮茨仍然欢迎德国殖民协会印发2000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作为他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是要说服帝国议会授权建造一支战列舰舰队。由此而来的1898年《海军法》是四个海军法令中的第一个，它们点燃了后果众所周知的英德海军竞赛。但是，马汉在整个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只有边际意义，而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言 (如果杰拉尔德·格雷厄姆的记忆对头的话)——“马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由之一”只能理解为夸张。 [ 注：Graham，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5． ]
马汉在其自传中写道，据他所知，他的著作中译成日文的，比译成其他任何语言的都多。这可能是真的。至少那里对两部《影响》反响热烈。1897年，东京的东方协会告知他第一部《影响》已由海军军官俱乐部译出，并且在该会会员中间散布，其中包括1800名政府大臣、议会成员、文武官员、编辑、银行家和商人。译本还被呈送给天皇和太子，并且根据天皇敕令发放到日本每一所初中、高中和师范学校。鉴于后来的事态，或许更重要的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日本所有海军和陆军学院采用为教科书。 [ 注：Mahan，From Sail to Steam，303；Taylor，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114－115； 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76．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故去四年的马汉将成为美国海军界祭拜的英雄。在安纳波利斯，为了纪念他，一个礼堂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海战学院有个图书馆也是如此。不过，他的学说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着海军的思想方式是另一码事，而且是一个不易确定的问题。1918年，海军军校的阿兰·韦斯科特教授出版了一本马汉文摘集，三年时间里所有海军三年级学员在其海军史课程中都必须阅读。不过，1922年以后，该书被弃而不用，由韦斯科特教授与人合著的一本常规性教材取而代之。 [ 注：Allan Wescott，ed．，Mahan on Naval Warfare (Boston，1918)；William O．Stevens and Allan Wescott，A History Sea Power (New York，1920)；美国海军军校档案，第五档案群，英语和历史类课程资料。 ]
在海战学院，20世纪20和30年代不强调历史研习。马汉的著作虽然见于“必读学程”，但不比其他一些海军学者的著作更显赫，他们包括朱利安·科贝特爵士、赫伯特·W．里奇蒙爵士和拉乌尔·卡斯特克斯海军上将等人。实际上，在两战之间时期里的纽波特，任何种类的常规学术研习都将优先位置让给了作战演习。学员们年复一年地在作业板上重演日德兰海战。 [ 注：Michael Vlahos，The Blue Sword：The Naval War College and the American Mission，1919～1941 (Newport，R．I．，1980)，72－73；Spector，Professors of War，144－148． ]
也许，在这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舰队之间缺乏决定性的角斗的全神贯注中，能够觉察到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游荡着的幽灵。无论如何，这是一位失望了的军官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有一战的惨痛教训，美国海军却仍然疏于潜艇战研究，这要归罪于马汉厌恶劫掠战(la guerre de course)。“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袭击商船造成的损失如此显著地缺乏认识，”他断定，“是缘于……对主力舰的好大喜功的固恋，而这固恋得到一种战略信条的支持，那就是集中于马汉式的决战概念，在其中战列舰至高无上。” [ 注：R．A．Bowling，“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Mahan on Anti－Submarine Warfare，”RUSI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December 1977)，55． ] 同样的“固恋”显然主导着每年一次的“战争演习”，即蓝方(美国)和橙方(日本)之间的摹拟性海战。虽然设想有航空母舰参与，但摹拟战的战术高潮总是战列舰舰队之间的一场战斗。这些演习没有哪一场预见到最终攻入日本，或者对日本进行空中轰炸；每次都以胜利的美国海军确立起经济封锁而完成使命。 [ 注：Vlahos，The Blue Sword，146． ] 在一个对马汉著作的兴趣明显降低的时代，这些演习或许确实使得马汉的战略观在演习参与者中间经久化了。这可能是威廉·D．普利斯顿上校1939年时得以信心十足地说出下面一句话的原因：“今天，在美国海军中，每一位准备打仗或讨论战争的军官，都遵循马汉的方法，起用马汉的思想。” [ 注：Puleston，Mahan，333． ] 或许，它同样说明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对海军部的指责，那是本文开头引用了的。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坚持将二战中美国对日本帝国的胜利描述成对“马汉如此能干地阐释和推广的战略原则”的证实，或者描述成“海权的马汉式胜利”。 [ 注：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313；Russell F．Weigley，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New York and London，1973)，311． ] 虽然战时海军作战部部长恩斯特·J．金五星上将或许可以被恰当地称作马汉信奉者，但太平洋战争并非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来操作。 [ 注：Thomas B．Buell，Master of Sea Power：A Biography of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 (Boston and Toronto，1980)，34－36，51－52． ] 它也不是完全根据严格的马汉式法则来进行，因为马汉的法则规定，在敌对的主力舰队之间要进行决战。然而即使是在航空母舰之间，也没有发生这类决战——中途岛没有，菲律宾海没有，莱特湾也没有。更何况，马汉的信条根本无法被牵强附会地伸展到包括以下行动：麦克阿瑟将军对西南太平洋上广大的日占领土的重新征服，依靠对海岸工事旷日持久的舰炮轰击而成为可能的、在中太平洋连续的两栖袭击，美国陆军航空兵B－29轰炸机对日本的轰炸，美国潜艇对日本商船运输发动的非常成功的劫掠战。在太平洋的胜利是各军种合成作战的产物，而不是美国海军独立作战的结果。
1945年往后的事态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所有军种间的相互依赖，模糊了以前在陆基、天基、海基武器间的界限，其程度为马汉无法想象。劳伦斯·W．马丁对此作了这样的陈述：
在这个世纪后半叶，军舰推进力、飞机、导弹、爆炸物和计算技术方面的发展，已经彻底变更了以舰队行动为战略中心的整个环境。在更大的水面舰只寻找岸上主要目标的同时，潜艇、飞机和导弹成了这些舰只的危险的敌人。对陆地的轰炸曾是海军最低级的任务之一，现在却成了规模更大的海军的首要关注点——在战略上是从潜艇发射导弹，在战术上则是以舰载飞机作战。 [ 注：Laurence W．Martin，The Sea in Modern Strategy (New York，1967)，10． ]
然而在海军界，马汉的名字在二战后几十年里仍旧享有尊敬，甚至崇拜。它多少周期性地出现在《美国海军学会会刊》和《海战学院评论》刊登的文章里。在纽波特，“核时代的马汉”之类主题演讲并非罕见。晚至1972年，甚至在其院长任内富有见识和勇于创新的海军中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也在任职之始对传统表示恭敬，以致宣称“在这一届或下一届学员里，也许会有另一个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我们经不起漏掉他。” [ 注：John B．Hattendorf，“Some Concepts in American Naval Strategic Thought，1940～1970，”The Yankee Mariner ＆ Sea Power (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安嫩伯格交通和通讯学院美国经验研究中心刊物)，1981，p．96；Stansfield Turner，“Challeng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72)，2． ]
不过，撇开传统崇敬不谈，还是少有迹象表明今天的美国海军仍墨守马汉式战略观，将海权捧到凌驾于所有其他军事行动方式的地步，声称海军有权在战争王国占有其自主的地盘，并且将控制海洋等同于胜利。根据1984财政年度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海军“态势声明”，“我国海上战略不仅依赖美国海军部队，还有赖于其他美国空、陆资产以及我们盟友的武力的贡献”。 [ 注：“A Report by Admiral James D．Waikins，U．S．Navy，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on the Posture of the U．S．Navy，”Department of Navy Fiscal Year 1984 Report to the Congress，Washington，D．C．，1983，16． ] 史汀生部长会赞成这番话。是战神，而不是海神，复成为战争的上帝。
然而必须说明，如果说马汉的答案不再恰当，他提出的问题却依然适切。他一贯要求他的听众和读者认真思考下面这样的问题：国家利益概念的涵义、军事力量的精神层面、世界强国的责任和机会、美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的性质、舰队的组成、战争的后勤需要，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海军之使用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他对海战学院1892届学员们说：“先生们，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正在建造一支新的海军……这感情好，可是当我们得到这支海军时，我们将打算如何使用它？” [ 注：Mahan，Naval Administration，229． ] 这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