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军事思想：西方楷模与苏沃洛夫的影响·第十三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沃尔特·平特纳·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从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打败瑞典人往后，俄罗斯始终是一个欧洲强国，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又兴起为世界强国之一。军事力量使这一上升成为可能。然而，尽管有许多善战的军事领导人，也尽管在19世纪期间涌现出大量战争理论文献，俄国却没有产生任何就其著作而言有经久影响的战略思想家。不存在俄国的马汉、俄国的克劳塞维茨或俄国的约米尼，即使约米尼是在俄国军队里结束其军事生涯的。
当我们考虑到直至19世纪中叶为止，到军队服役仍然是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偏爱的职业，上面的矛盾现象就可能似乎更令人惊讶。 [ 注：参见Walter M．Pintner，“The Burden of Defense in Imperial Russia，1725～1914，”The Russian Review，43，no．3(1984)，256－257。 ] 军队和军事价值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起一种主宰作用。1855年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化，军队失去了它先前对上层阶级生活的某些支配性影响，但没有任何事态可以证明军队在任何意义上变得无足轻重了。
本文的目的不可能是解释为什么文学、音乐和科学天才在19世纪的俄国层出不穷，战略天才却非如此。宁可说，我们将在俄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俄国军事思想的历程。即使似乎没有任何俄国军事思想家纯粹因为其个人缘故值得大加分析，但关于军役、战术和战略的俄国思想仍然构成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论题，因为这些思想是俄国的，也因为在政治、外交和战争的现实世界里，俄国过去和现在都很重要。
一
在差不多每个同俄国有关的问题上，人们要给予回答，都不得不首先考虑它同欧洲其余部分的那种痛苦和复杂的关系，或者像通常但多少误导性地说的那样，“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俄国不在西方文明范围内这一说法容易使人误解；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自从988年采纳基督教以来，俄国同西方传统的关系，比它同任何其他主要文明社会传统的关系更密切。不管在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差异，俄罗斯文化的终极根源与欧洲其余部分相同。这种接近和差异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使俄国人一直难以确知自己究竟立于何处。一般的西方文化中有多少是“西欧”而非俄国的，因而要被有意识地借鉴或摒弃？什么是独一无二地俄国的？ [ 注：例如，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们断定，俄国农村那种分封式的长期租用制度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因而它显示了某种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具体体现了什么特征取决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后来证实这种分封式的村社是针对彼得大帝统治期间税收制度变化而形成的一种相对新的惯例。参见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1961)，504－535。 ]
军事思想家们同样持有俄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中心关切。寻求“俄罗斯战争艺术”构成19世纪俄国军事著述的一个中心议题。与对俄国特色的追寻相关但不相同的一个问题，是俄国的落后以及它同其他强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实际竞争。然而，影响俄国权势和战略地位的诸问题，并不一定同引起知识分子(他们思考和谈论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关注的问题相呼应。
特别是奴役俄国一半人口的农奴制，自18世纪末期往后越来越困扰着俄国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它同其他一些事情一样，违背了关于人类自由的西方信念，而那是他们自己也开始持有的。最终，他们中间某些开始拒绝过分西方化的人，从这么一个原因出发反对农奴制：农奴制在他们看来扭曲了家长制的非官僚社会，这种社会据他们想象存在于彼得大帝以前的时期。然而，农奴制成为一项军事关切只是在它引起知识分子关注50年以后。在整个18世纪，而且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无论它在道义和其他方面有何弊端，农奴制并未给俄国军队提出什么难题；相反，它加强了军队，并且帮助塑造了军队的性质和面貌。
俄国强制征召相对少量的农奴到军队终身服役(后来是25年服役)，以此维持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大规模常备军。这一严苛但有效的办法是1709年到19世纪中叶俄国非凡武功的基础。在18世纪，同以强制征兵和雇佣服役两相混合为特征的西欧旧制度军队相比，俄国的这种体制也许更令人满意。俄国的农民士兵几乎完全没有薪饷报酬，而且强行征兵和被送到各个团队的痛苦过程(在此期间许多人逃跑)一旦结束，他们当中的逃兵率与在西方据报道的高逃兵率相比非常低。 [ 注：Walter M．Pintner，“Russia’s Military Style，Russian Society，and Russian Power in the Eighteens Century，”i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edited by A．G．Cross (Newtonville，Mass．，1983)，262－270．又见Pintner，“Burden，”261。 ]
可以争辩说，18世纪的俄国指挥官们过分地被腓特烈模式打动，那是他们很成功地采用了的。然而，他们未能利用可靠的农民士兵给他们提供的战术创新潜能。 [ 注：Pintner，“Russia’s Military Style，”262－270． ] 只是到了那个世纪末尾，在所有俄国将领当中最伟大的将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麾下，作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特征的某些战术创新(例如快速急行军和散兵阵列)才被俄国部队采纳。苏沃洛夫首先是一位富有灵感的带兵者，虽然身为贵族，但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士兵的价值，那是他的所有前任完全做不到的。他还是一位思想精细、博览群书的人，熟悉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语言，知晓当时西方、特别是法国军事论著中关于战术创新的讨论。 [ 注：Philip Longworth，The Art of Victory：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Generalissimo Suvorov，1729～1800(New York，1665)，chaptr 10． ] 苏沃洛夫究竟是本能地意识到俄国农民士兵也许能以一种更灵活的现代方式作战，还是自觉地去实验西方理论著作中阐述的战术技巧，这个问题并非特别重要。他表明，18世纪末的俄国军事体制能够采纳新的战术，能够同西方拿得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比个高低。即使在虽然灵感较少但仍能干的将领——例如使用比较传统的方法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和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指挥下，俄国的动员体系和军事努力在总体上仍证明能够在 1812年打败拿破仑军队。
苏沃洛夫的榜样大概比他的任何著述都更重要。他不是一位系统的战略或战术思想家，或者说他至少没有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写下来。他的最著名作品《胜利的艺术》(Nauka pobezhdat’)(The Art of Victory)只是一本总共8页的小册子，一本以低级军官和候补军官为对象的实用忠告手册。它以朴实的语言写成，强调部队战斗精神的重要，解释了野战战术，还就维持健康和士气提出了指导意见。 [ 注：这一标题时常被翻译成《胜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victory) 。从而扭曲了nauka一词在那个语境里的含义，也曲解了这部作品的实际性质。也许翻译成《赢得胜利的实用智慧》(Practical Wisdom for Winning)更准确，即使不很顺口。苏沃洛夫的另一项主要作品是“Suzdal’ Regulations”(1766)——他在从军生涯早期写的一本训练手册。关于Mauka pobezh dat’，见 A．V．Suvorov，Dokumeety，edited by G．P．Meshcheriakov(Moscow，1952)，3： 501－508；关于“Suzdal’ Regulations，”见 A．V．Suvorov，Dokumenty(Moscow，1949)，1： 73－168。 ] 不管苏沃洛夫作为理论家有何成就，他作为统帅有伟大的才能，并且树立了一个标准，可以据此对照比较所有后来的俄国将领。没有哪个人，即使是征服了拿破仑的库图佐夫，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尽管通晓多种语言，而且对西方有精细的了解，但苏沃洛夫逐渐成了俄国战争艺术的象征。所以如此，有许多原因：他与头号“普鲁士化”分子保罗一世合不来；虽然他性情举止比较古怪，但这古怪含有一种平民情调，而且他很得农民士兵喜欢，因而也很得后来那些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喜欢；更重要的是，他打赢了俄国的敌人。即使他最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撤退，也是那么辉煌的一项壮举，以致俄国人将其视为精神上的胜利，一场面对奥地利人背信弃义的胜利。
于是，俄国人带着军事成功的实际经验跨入了19世纪，这军事成功部分地归功于他们的落后，或至少是归功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独特性质。他们国家的任何文化努力和智识追求都无法同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成就相比。他们是胜利者，然而他们不得不指望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代表的西方——一定意义上的失败者——在战略思想方面来教导他们。 [ 注：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都曾在俄国军队供职，前者为时甚短，后者则干了一生很大部分时间。 ]
自相矛盾的是，正在浮现的“俄罗斯民族派”或俄国战争艺术观念受到大革命时代的很大影响，或者可能就是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因为这个时代突出民族因素，将其当作使人忠心耿耿和满怀热情地战斗的一大动力。这一观念，连同与之相关的军队和后备兵员概念(军队基于普遍征兵制，加上大量经过训练的后备役或民兵)，是年轻一代进步军官的军事思想的最重要特征，其中某些人参加了1825年12月的未遂政变。他们信奉这些军事理念，信奉其他一长串自由政治观点，这可能促成了随后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1825～1855年)军事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尼古拉首先立意铲除试图阻止他登基的十二月党人的颠覆性影响，后者提倡的任何东西都必定可疑。然而，民族精神的理想已经太深地扎根于俄国军事传统之中。尽管如此，已无人谈论军队转型，即转变为一支短期服役的征召制军队，伴以大量后备役兵力，因为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农奴制的重大改革，而这些改革虽然被讨论过，但在尼古拉统治下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 [ 注：John L．H．Keep，“The Russian Army’s Respons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Jahrbücher für die Geschichte Osteuropas 28，no．4 (1980)，515－516；E．A．Prokof’ ev，Bor ba Dekabristov za peredoce russkoe voennoe iskusstvo(Moscow，1953)，109－128；Peter H．C．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 in Imperial Russia” (Ph．D．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1966)，47－49． ]
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一般被描述成俄罗斯军国主义的顶点，在许多方面确实如此。尼古拉一世本人肯定希望如此。虽然他远非愚笨，而且在风险不太大时并非一概反对变化和改革实验，但凡涉及他最钟爱的军事事务，他就变得非常保守。 [ 注：例如，尼古拉支持基谢列夫对国家的农民管理部门进行广泛改组，并且不顾手下更为传统的顾问们的反对，批准在俄国建造首批铁路(见Walter M．Pintner，Russian Economic Poticy under Nicholas I 〔Ithaca，1967〕，131－152)。 ] 19世纪后半叶的一流军事理论家里尔后来如此写尼古拉时期：“通常说腓特烈的军事方法葬身于……耶拿和奥尔施塔特。的确，它们的外表、它们的形式被葬送了，但它们的精神还活着，至少还活在50年代我国的军队里。” [ 注：G．A．Leer，Korennye voprosy(St．Petersburg，1897)，33．转引自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 59。 ]
然而，正是在尼古拉统治时期，军队和平民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仍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但文职官僚系统迅速发展，到19世纪中叶文官数量首次超过了军官。不仅如此，文职生涯已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独立于军职生涯，因而到尼古拉在位末期，较年轻的一代高层文职官员大多是那些任职经历仅限于文职部门的人。对大多数贵族而言，军官生涯已不再是简直惟一的合理选择。 [ 注：Walter M．Pintner，“The Evolution of Civil Officialdom，1755～1855，”in Russian Offcialdom：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ted by Walter M．Pintner and Don Karl Rowney(Chapel Hill，1980)，209；Pintner，“Burden，” 254－257． ] 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开始，继之以尼古拉时期，高等和中等教育在数量上持续增长，即使控制课程内容的企图与此同时也变本加厉。这意味着出现了一个可观的阅读公众群，它为新一代俄国作家提供了市场，这些作家当中包括19世纪俄国文学的首批真正伟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这里只提几位最有名的)。看似矛盾的是，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俄国生活的非军事方面比其军事方面发展得更迅速、更成功。
然而，尽管有里尔对尼古拉时期的兵营锁闭式心理状态的悲观评论，但在这个时期里，某些后来主导俄国军事思想的问题开始浮现，甚至是在官方著作家中间。N．V．麦杰姆将军1837年著文，争辩说武器的改进和防御技术的提高增大了战争中“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从而预示了世纪末德拉戈米罗夫为首的、民族主义的“回到苏沃洛夫”派的主要思想。 [ 注：N．V．Medem，Taktika(St．Peterburg，1837)，7－8，32－39．转引自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37。 ] 德拉戈米罗夫本人将自己的观点归功于这个时期里另外一位人物——50年代的总参谋学院教授卡尔佐夫上校的课堂讲授。 [ 注：G．P．Meshchefiakov，Russkaia voennaia mysl’v XIX v．(Moscow，1973)，94，援引 M．I．Dragomirov，Uchebnik taktiki(St．Peterburg，1879)，xxv。 ]
对于初生的民族派来说，有一个事实比较重要，那就是俄国的第二号大英雄库图佐夫最为著称的业绩是在拿破仑侵略军面前实行审慎的战略撤退，它到头来甚至包括退出和火烧莫斯科。后来接替麦杰姆任总参谋学院战略学教授的M．I．鲍格达诺维奇突出防御的价值，将这当作削弱敌军的一个手段，并且强调为此目的拥有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的重要性；他还赞颂库图佐夫避免了一些无益的战役。 [ 注：M．I．Bogdanovich，Zapiski o strategii．Pravila vedeniia voiny，isvelechennye iz sochienenii Napoleona，ertsgertsoga Karla，generala Zhomini i drugikh pisatelei(St．Pertersburg，1847)，part 2，324－336．转引自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72－73。 ]
在整个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一支规模非常庞大的常备军在被征农民服役25年的传统制度基础上得以维持。这支军队成功地进行了同波斯和土耳其的规模较小的冲突，并且将在波兰和匈牙利爆发的造反镇压下去，虽然事后来看可以觉察到某些弱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倾覆政权的一种信念，那就是一切顺利，不需要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动。 [ 注：对每一场战役的讨论见John Shelton Curtiss，The Russian Army under Nicolas I，1825～1855(Durham，1965)，chapters 2，4，8，15。 ] 俄国的政策旨在维持欧洲现状，它用尼古拉的话来描述恰如现在所称的威慑政策：“俄国是个本身就强大可畏、吉祥幸运的国家；它永不会对邻国或欧洲构成威胁。然而，它的防御地位必须给人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对它的任何进攻都变得不可能。” [ 注：A．A．Shcherbatov，General’ Feldmarshal Kniaz’ Paskevich，Ego zhizn’ i deitatel’ nost'(St．Petersburg，1894)，4：167，174，援引沙皇1831年的一份手写备忘录。 ]
二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加上尼古拉之死，标志俄国在军事上和在社会的其他许多方面的旧制度开始解体。俄军士兵在克里米亚英勇善战。尽管困难多多，部队却仍然得到了供给，而且盟军的指挥官们犯的错误很可能与其俄国对手一样多。尽管如此，战争仍然打输了。总共动员了174.23万名军队官兵(加上78.72万名非正规军人和民兵)，但证明不足以对付30万人的法国、英国、撤丁和土耳其部队。 [ 注：Robert F．Baumann，“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 Military Service in Russia，1870～1874。(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82)，3，援引一份藏于国家中央军事历史档案馆的1870年未刊文件。 ] 当然，两项需要分散了俄国的兵力：保卫波罗的海沿岸以防盟军可能登陆，保卫俄奥边境以防可能干涉。此外，由于缺乏大量后备兵员，自然无法迅速增加可得的、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部队的数量。
在有洞察力的俄国人看来，克里米亚战争表明欧洲的军力对比自 1815年往后已发生变更，而且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一直拥有并成功利用了的有利条件已不够确保它继续享有强国地位，更不用说欧洲支配性陆上强国地位了。问题一部分出在武器技术的革新上面；但如果事情仅限于此，那么解决办法就相当简单。即使在19世纪末许多新式武器被使用后，军事装备在全部军费预算中占的比例仍然很有限。 [ 注：Pintner，“Burden，”240－245． ] 新式步枪和火炮可以从国外进口，或者在国内仿制。
难应付得多的是涉及人员和物资之动员、运输和组织的那些基本变化。欧洲列强正在发展以史无前例的程度动员全社会从事战争的手段，它将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情景达到极点。18世纪的俄国专制政府凭借军役传统和农奴制度，享有能强征农民终身服役之利。到19世纪中叶，现代管理技术、大众教育和铁路运输使德国、法国和奥地利有可能将很大一部分成年男性转变成训练有素的士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这是俄国军方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时期里面对的基本战略难题。
对俄国来说幸运的是，一群引人注目的进步军官在尼古拉一世的官僚机构中脱颖而出。他们既聪明，又有干劲儿，发起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重大举措，形成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开始的所谓“大改革时代”。改革触及到中央政治制度以外的俄国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以解放农奴为其核心举措。 [ 注：一项关于这群杰出的改革派官员的来历和发展的极好论述，见W．Bruce Lincoln，In the Vanguard of Reform(De Kalb，Ⅲ，1983)。 ] 这“现代化官僚”小群体的领导人之一为 1861～1881年的陆军大臣德米特里·米柳京。他主要负责尝试解决俄国的基本战略难题，即人力动员和训练问题，其努力体现在1874年的军事改革和各项相关措施中。
米柳京曾在高加索担任军职，表现卓越，然而使他得到顶级权势阶层注意的主要活动(说来或许令人惊奇)是他作为一名军事史学家和军事教育机关总部训练局主任所做的工作。 [ 注：Forrestt A．Miller，Dmitrii Mitiutin and the Reform Era in Russia(Nashville，1968)，19－20． ] 在那里，他的顶头上司一是尼古拉一世的兄弟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二是后来同解放农奴的具体政策拟定密切相连的Ia．I．罗斯托夫采夫将军。他的主要历史学著作于1852～1855年分五卷出版，写的是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中俄国的参战史，主要是苏沃洛夫著名的意大利战役。米柳京是一位讲求实际的现代化促进者，而非幻想有一套独特的俄国战争艺术的浪漫人物，然而苏沃洛夫对战争中精神因素的强调仍然强烈地打动了他。军事艺术包含两个方面，他写道，
即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一支军队不仅是一股物质力量，一大堆由作战武器构成的东西，它还是有智力、有情感的人组成的一个联合体。精神力量在军事领导人的所有考虑和估算中都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他来说，将军队当作一台机器来支配是不够的。他必须能够支配人，将军队紧紧栓在他本人手里，用自己对军队的精神影响力来获得有条件的权威。 [ 注：Dmitrii A．Miliutin，Istoriia voiny s Frantsieiu v Tsarsvozwnie Impeeratora Pavla I，v 1799 godu，5 vols．(St．Petersburg，1852～1855)，5：115．转引自 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70。 ]
米柳京的改革方案有三大目的：(1)改善军队的管理结构；(2)转变到短期服役制，常备军规模缩减，同时拥有庞大的后备兵力；(3)提高军事教育质量，尤其是培训军官的质量，同时也提高训练士兵的质量。所有这些努力，特别是实行普遍征兵制和改善军事教育，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远不同于雇佣几个外国技师去制造一种新式武器。米柳京认识到，如果俄国要保住自己在列强中间的地位，那么不仅俄国军队、而且俄国社会必须现代化。管理结构改革尽管遭到米柳京在官僚机构内的敌手反对，但仍给予了陆军大臣更多权威。 [ 注：David R．Jones，“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Policy－Maping Process，Central Military (before 1917)，”The Military－Naval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Gulf Breeze，Fla．，1980)，108－130． ] 具有大得多的广泛意义的是，转而实行或多或少带有普遍性的征兵以及后备兵役制度。这在解放农奴以前不可能得到认真考虑，因为由来已久的传统是靠服役结束农奴身份。农民士兵在军内度过多年后，不可能指望他们回到农奴身份。 [ 注：Alfrad J．Rieber，ed．，The Politics of Autocracy：Letters of Alexander Ⅱ to Prince A．I．Bariatinskii，1857～1864(Paris and The Hague，1966)；Daniel Field，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1855～1861(Cambridge，Mass．，1976)．前一部书的编者在第16至68页争辩说，想望实行普遍征兵制和后备役制度是解放农奴的主要原因。后一部书是对该主题的最全面的西方研究著作，它不赞成这种观点(见其第二章)。 ] 自从彼得大帝为使自己能同西欧军事强国竞争而西化上层阶级以来，俄国的军事需要首次规定了重大的社会变革。
米柳京的改革远不止确立了短期服役制和后备兵役制，它还改变了俄国传统的法定社会等级制度。在改革以前，必须服兵役的只有农民和城镇最底层人口，而自1762年起，贵族如果愿意就作为军官服役。经过改革的制度引进了普遍服役义务原则，不考虑阶级身份，差别在于服役年限长短，它同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完全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服役六年 (后来减为五年)；受教育层次每高一级，服役期便缩短许多，大学毕业生仅需服役六个月。当然，贵族的受教育程度一般高于平民，但也有大量平民受过初等、中等甚至大学教育。他们就服兵役而言应当得到与贵族一视同仁的对待——这是社会政策方面对传统的一大背离，无法仅用狭义的军事理由来辩解。然而，从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看，这同俄国的一项国策相一致，那就是国家公职大门总是保持对平民开放，被认为可取时甚至在很高层同样如此。然而无可怀疑，理想主义成分弥漫于“大改革时代”，那在国务会议开始讨论改革建议定稿时关于旧军队的声明中有很好的表达：“不久以前，服兵役——几乎是终身服役并伴有众多剥夺——不被视为祖国每个公民光荣和当然的职责，而是被认作对罪过和堕落的惩罚。在刑法典里，将一个人征召入伍被等同于流放西伯利亚和禁锢于罪犯队伍；不仅如此，社会允许地主在其他方法行不通时用这个手段摆脱堕落分子。” [ 注：Baumann，“Debate，”134，援引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档案部收藏的米柳京文档内一份未刊文件。 ]
国务会议是个高层咨询机构，由非常高级的官员和军人组成。这个机构坚决反对实行了那么长时间的旧军事体制，从而引人注目地证明不仅改革运动的领袖、而且其他许多人都认识到有实质性变迁的需要。俄国军事改革家们瞻仰的有力榜样是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戏剧性地打败法国以前、特别是这以后的普鲁士。然而尽管如此，国务会议的声明和米柳京本人与之相似的言论 [ 注：Ibid．，34． ] 也透露了一种企图：复兴据信在早先一个时期军队的精神，那个时期就是俄国人在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麾下取得胜利的时期，当时即使是压迫性的征兵制度似乎也没有摧毁俄国士兵的战斗热情。
这同一个总目的也存在于米柳京改善军官训练的尝试中。在旧式军队里，大多数军官都是贵族，他们在各团短暂地充当“容克”亦即士官，稍受培训便得到提升，在大多数情况下注定在其整个从军生涯中占据二等位置。贵族中数量少得多的一群人(总共17％)上过特殊的国立军校，一般都占据更高级的职位，而且是在精锐团队里任职。米柳京希望废除这种本质上是两级的制度，为所有军官确定共同的受教育标准。但是，精英军官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这使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特殊军校——对国家来说花费很大的军校，从而减少了给培训大多数军官的已扩充设施投入的资源。米柳京于1881年辞去陆军大臣职务后，他在这方面的某些改革措施遭到甚至更进一步的淡化，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不同类型的军官之间的受教育差异即使尚未消除，也已大为缩小，因而有了许多出身低微的上校和将军。 [ 注：军官团内大约一半人出身世袭贵族，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出身－私人贵族”，这指那些在儿子出生时还未升到足够高的军阶、以致能将世袭地位传给他的军人。其余军官出自平民背景，最常见的是士兵的儿子。见：Curtiss，The Russian Army ，176－177，189－190；Peter Kenez，“A Profile of the Pre一revolutionary Officer Corps，”California Studies，7(1973)．121－145。 ]
然而，在沙皇旧制度存在的最后50年里，军官团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下降了。军官得到的薪金很低，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正在膨胀，为受过教育的人创造了替代性的择业机会。直到19世纪50年代为止，一个年青贵族的选择通常是到军队服役或做文职官员；现在，他能够考虑其他许多职业：当教师、做生意、搞工程，等等。职业的选择也是一种政治决定。军队是政权的堡垒；在一个新保守主义时期继“大改革时代”来临之后，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即使没有积极反对沙皇政权，也至少对它失去了热情。这就使军队生涯不再像以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惟有对两种人来说并非如此：一种是出身非常卑微的人，他们仍然将从军视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另一种是为数甚少的富有的贵族精英，其家族传统是到著名的精锐团队服役。
三
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俄国已确立了一个现代欧洲大陆军事体制的基本结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之有效运作，并且形成一支真正能够同欧陆其他强国军队相比的武装力量。人力不再成问题：俄国可得的人员多于它有能力予以训练的。由于动不动就免除某些人的兵役义务，加上采用抽签方式，新制度仍然远够不上是真正普遍的兵役制。而且，如上所述，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的几十年里虽然新军事技术迅速发展，但并未引起无法克服的困难：俄国引进了相当大量可与其对手媲美的武器。基本的难题是预算和军队规模。即使撇开管理低效这一点不谈，俄国边境漫长和铁路网不广泛意味着兵力动员较慢，从而必须有规模较大的常备军。还有，不识字的俄国农民士兵被认为需要有比西欧国家士兵更长时间的训练，这是维持庞大的现役兵力的另一个原因。虽然花费在硬件上的资金比例有所上升，但大部分军事预算仍然用于基本生活开支，因而军队的总体规模是决定军事预算的关键要素。 [ 注：Pintner，“Burden，”245－248． ] 甚至在19世纪9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之后，俄国仍然是个贫穷和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因此要维持一支规模比其西方近邻国家军队更大的武装力量是个沉重的负担。关键问题在于经济未能足够迅速地发展，以便在一个大众军队、快速动员和集中兵力的时代支撑必要的军事机器。这比制止奥地利或德国入侵波兰的最佳办法更重要。
19世纪末，有一位军人——总参谋学院的中校A．A．古列维奇认识到了现代战争和国民经济的紧密联系。他甚至预见到下次欧洲战争很可能旷日持久，耗竭资源，而不是速战速胜。然而他乐观地认为，俄国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生活水平较差，因而较能经受得起这种战争的压力。同法德两国相比，俄国要动员的只是其庞大的劳动力队伍的较小部分，而前者的工业经济虽然相当发达，却脆弱得多，容易被破坏，并且由于战争动员导致较多人力被抽调出来而将遭受更大的损伤。 [ 注：A．A．Gulevich，Voina i narodnoe khoziaistvo(St．Petersburg，1898)，15－16，23－32． ]
19世纪在俄国以外有重要影响的仅有的一部俄国军事论著并非出自军人之手，那就是杨·布洛克的5卷巨著《未来的战争——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The Future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and Political Aspects)。该书论说工业和科学进步对于战争方式的影响，其中有大量插图，并且有无数图表。它准确描述了19世纪末期形成的新战争技术的可怕潜能，同时论证了现代工业经济无法长久经受住战争压力。这是一部深刻的和平主义著作，决心通过大量数据来证明战争在现代社会里根本不可接受，然而它的结论与古列维奇的很相似。 [ 注：Ivan S．Bliokh，Budushchaia voina v tekhnicheskom，ekonomischeskom i politicheskom otnosheniiakh，5 vols．(St．Petersburg，1898)．该书也以不同的卷数，被译成波兰文、法文和德文出版，而且还特别出了英文本。见后面第18章对布洛克的讨论。 ] 布洛克是一位波兰籍犹太铁路巨头，与A．K．普齐列夫斯基将军、大概还有其他许多人协力汇编了这本巨著。古列维奇可能也参与了，或者至少知道这项工作以及布洛克先前的著作。布洛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是欧洲反战运动的突出人物，然而他的著作似乎大体上被军方漠视，至少在俄国是如此。
在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改革后时期，俄国军事思想并未集中于现代工业战争这一越来越重大的问题。相反，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它集中于就俄国战争艺术进行大致不相干的历史争论。俄国战争艺术的倡导者是一些聪明人，他们怀抱一种使命感，并且在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民族主义广泛增长的激励下对祖国的军事成就感到自豪。克里米亚战争的耻辱以及俄国在对土战争(1877～1878年)中不够杰出的表现导致他们在本国传统内寻找答案，从而必不可免地回到了彼得大帝和苏沃洛夫。这派的主要阐述者之一是有才华的军事史学家D．A．马斯洛夫斯基，他将担任总参谋学院第一位俄国军事艺术史教授，那是1890年时专门为他创设的教席。 [ 注：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104． ]
在马斯洛夫斯基看来，彼得不是一位借鉴者，而是一位变革者：
彼得在编纂条例《1716年军事条例》时，肯定掌握了所有大量关于军事艺术的原版和翻译著作以及西欧军队的条例规章，它们只是充作这位伟大统帅的素材，用来系统地发展那些完全是他本人的观点和经验；而且只是他的伟大天才，才可能解释在我国正规军发展的开端时节，欧洲操练和阵列方式的“蛮族复杂性”何以在俄国军事艺术中被改变得如此简洁，以致到了辉煌绝妙的境地。
有如任何一位能干的指挥官，彼得明白必须了解自己的对手，但马斯洛夫斯基争辩说，这并未减损其成就的独特的俄国性。 [ 注：D．F．Maslovsii，Stroevaia i polevaia sluzhba russkikh volsk vremen Imperatora Petra Velikaga i Imperatritsy Elizavety(St．Petersburg，1883)，6－7；又见其 Zapiski po istorii voen nago iskusstva v Rossii(St．Petersburg，1891)，1：4． ]
像马斯洛夫斯基及其教授职位继任者、温和一些的A．Z．梅什拉耶夫斯基那样的军事史学家，对于更直接介入军事政策的人们的战略思维只有一种间接的影响，即使这影响有时是重要的。后面那些人当中最著名的是M．I．德拉戈米罗夫，他曾同部队一起打过仗，讲授过战术，后来成为总参谋学院院长。1879年出版的他的战术教科书被俄国军官们当作标准读本用了30年。 [ 注：Dragomirov，Uchebnik taktiki．德拉戈米罗夫是个多产作者，撰写的书和论文不胜枚举。Meshchenakov，Russkaia voennaia mysl’ 一书第302页列举了他的九部专著和四卷论文集。 ] 德拉戈米罗夫最有名的是提倡拼刺刀，而不是靠火力，并且强调士气的重要性。甚至日俄战争的经历也未改变他的立场。在他去世后于190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他以日俄战争为例，争辩说“子弹和刺刀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前者为后者铺路。不论武器优化到什么地步，这种相互关系都不会改变” [ 注：M．I．Dragomirov，Uchebnik taktiki，1906 edition，载于Russkaia voenno－teoretich－eskaia mysl’ XIX i nachala XX vekov，edited by L．G．Beskrovnyi(Moscow，1960)，346． ] 。虽然不像苏沃洛夫据称说“子弹是个傻瓜，刺刀却是个好家伙”那么直言不讳，但他的基本观念与此一致，亦即战争中真正重要的是人的战斗意志：
例如，想象一下当代先进的速射大炮；假定军官们善于瞄准，那些操作大炮的士兵也受过极好的训练来运行它们；但是，如果炮兵不能忍受炮弹在他们头顶上空爆炸的经历，从而丢弃他们绝好的大炮逃跑，那么这样的大炮就一钱不值。 [ 注：M．I．Dragomirov，“Podgotovka volsk v mirnoe vremia(vospitanie i obrazovanie)” (Kiev，1906)，载于Izbrannye trudy(Moscow，1956)，603． ]
在19世纪末期俄国军事思想方面甚至更突出的人物，是继德拉戈米罗夫任总参谋学院院长的C．A．里尔将军。里尔是头号“学院派”，该派反对德拉戈米罗夫和“民族派”；他还是德拉戈米罗夫以外惟一在国外享有名声的俄国军事著作家。 [ 注：从1868年到1880年，他的著作中至少有四部出了德文本，一部于1894年出了法文本。 ] 对他而言，战略的基本因素永恒不变，并且要从研习往昔欧洲战争的伟大统帅和著作家得来，他们是劳埃德、拿破仑、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然而，他与德拉戈米罗夫的区别更多的在于他的灵感来源，而不在于他的观点实质。里尔也强调拼刺刀的决定性意义：火力预备，刺刀决胜，胜利最终取决于精神力量。 [ 注：关于里尔，见Meshcheriakov，Russkaia voennaia mysl’，200－202，246－247。 ]
日俄战争的失败和随后在俄国爆发的近乎革命的骚动在军界引起了许多讨论，但除了分明需要加强武装力量之外，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开始实行一项非常昂贵、争议多多的大规模造舰计划，以替代在对马海战中沉没的舰队。令大多数军队领导反感的是，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陆军的很大部分注意力被转到了国内治安问题上。 [ 注：William C．Fuller，Jr．，Civil一Military Conflict in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85)，chapters 5－8．又见John S．Bushnell，“Mutineers and Revolutionaries：Military Revolution in Russia，1905～1907．”(Ph．D．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1977)。 ] 直到1910年，才有可能开始实行一项改善陆军的大规划，使之准备迎接到那时已变得似乎很可能、甚至必不可免的欧洲大战。
尽管日俄战争的教训表明了现代火力的重要性，连同攻击堑壕阵地的困难，但民族派完全没有因此声名扫地。实际上，反而有如上面援引的德拉戈米罗夫的评论所示，日本军队的精神和勇气加强了士气最为重要这一俄国式基本信念。 [ 注：我的这一观点归功于威廉·富勒。 ] 一批新的高级理论家取代了德拉戈米罗夫和里尔那一代，在争论的阵营两边都是如此，有些则试图骑墙。一度曾有取消民族派的传统堡垒——总参谋学院俄国军事艺术史教席的议论，但到头来并未发生这样的事。1906年，梅什拉耶夫斯基被拜奥夫将军取代，后者是一位精力充沛、著作丰硕的历史学家。也许更重要的是 N．P．米赫涅维奇将军担任了总参谋学院院长，他持有民族派的许多观点。
然而，并不令人惊奇，俄国在远东的失败引发了一阵自我批评浪潮，而且正如整个俄国史上一贯的情况，这对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向西方寻求解决办法。他们当中最重要的是参谋学院战术学讲师A．A．涅兹纳莫夫上校。尽管涅兹纳莫夫喜欢援引往昔俄国和欧洲的一些伟大将帅和军事著作家，但他那些带有强烈论战色彩的著述的主题，在于俄国必须向前看，准备打一场“当代战争”：他就是用“当代战争”这个术语来命名自己的主要著作之一。 [ 注：A．A．Neznamov，Sovermennaia voina．Deistviia polevoi armii(St．Petersburg，1911； 2nd edition，1912)． ] 他写道：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仅仅知道基本原理是不够的；原理永恒，但作战手段有变，因而方法和形式不用说也必须变化。理论的任务就是显示这些当代的方法和形式，并且多少超前地展望较近的将来。思想的不尽源泉在于最近历史上所有楷模当中最好的楷模，也就是这样的楷模：在其中当代因素突出，包括铁路、电报和大众军队等战略因素，连同速射武器和电报等战术因素。 [ 注：Neznamov，Sovremennaia voina，1911 edition，9．着重标记系原文所有。 ]
涅兹纳莫夫确信，俄国输掉日俄战争不是因为交通和通讯落后、缺乏人民支持、不熟悉满洲(中国东北)的地貌和植被、将领无能、甚或“政府政策总的来说随波逐流”。所有这些因素在俄国军事辉煌时期也存在过：难道苏沃洛夫手下的官兵不是不熟悉意大利北部地形，恰如库罗帕特金手下的官兵之于满洲(中国东北)地形？在现代火力的岁月里，俄国仍然梦想暴风雨般的肉搏战，将信心寄托在士兵的英勇上面，而且期望战争会造就一位英雄式的统帅。 [ 注：Ibid．，vi． ] 涅兹纳莫夫果断地推翻了苏沃洛夫及其一长串追随者，坚决断言“火力决定胜负”。 [ 注：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321，转引自A．A．Neznamov，Tekushchie voennye voprosy(St．Petersburg，1909)，56。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涅兹纳莫夫在跟上形势发展方面大概不亚于任何人可能做到的。他讨论了在漫长的战线上对付巨量军队的问题。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一如既往，仍是在一场快速的决定性会战中摧毁敌军，但是他也认识到，这样的结果在他试图描述的未来战争中不大可能。然而，他没有预见到堑壕战的僵局，而是预期照旧在广大地区部署大量兵力，随每一方都试图在侧翼包抄对方而进行大范围的运动战。这种想象中的情况据信持续不了几个月，因而战争将为时甚短。 [ 注：Neznamov，“Sovremennaia voina，”1912 edition，载于Beskrovnyi，Russkaoa voenno－teoreticheskaia mysl’，557－561，567，624；Neznamov，“Plan voiny”(St．Petersburg，1913)，载于 Beskrovnyi，Russkaia voenno－teoreticheskaia mysl’，673－693；又见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一文内(223－233)对涅兹纳莫夫的评述。 ]
正如民族派的成员那样，涅兹纳莫夫也以彼得大帝为楷模，但他对这位沙皇的解释与之不同：
彼得大帝以其天才，在采纳外来事物时肯定明白如何分辨利弊优劣；他爱俄国胜过爱亲生儿子，后者被他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牺牲掉了。他用自己的话如此说明了他的“仿效”的性质：“欧洲在几十年里仍然对我们有用，那以后我们将不在乎它。”他梦想“我们会追上并超过它”。这个梦想在某些方面成为了现实，即使仅仅在军事方面！然而以后历史又重演了，欧洲再一次超过了我们。因此我们将再一次运用老办法：迅速拿来现成的和最好的东西，在国内对它加以改进，然后就“不在乎它”。 [ 注：Neznamov，“Plan voiny，”714． ]
显然，涅兹纳莫夫跻身于这么一长串俄国思想家和领导者之列：他们相信俄国可以、也应该借鉴西方，而不担心会丧失其民族特性。他们当中有的是政府领导人，例如彼得一世，19世纪晚期的维特伯爵，或米柳京，另一些是持不同政见者，例如深信叶卡特琳娜的开明高调的亚历山大·拉季谢夫，与涅兹纳莫夫同时期的自由派士官集团领导人保尔·米柳科夫，或者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
1911年涅兹纳莫夫发表《当代战争》一书时，是一名上校、总参谋学院教授。尽管他的上级也许已读过他的著作，甚至部分地赞同他的观点，但是看来他不大可能影响那些年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定，它们参与塑造了俄国在1914年和其后的政策。他所以重要并且有趣，是因为他代表了军事思想光谱上的极端“西方”立场。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那些规划或希望规划俄国战略的人中间，存在观点的歧异，它们很粗略地同理论家中间民族派与学院派的分野相应。陆军大臣、政策形成进程中的一位突出人物苏霍姆利诺夫，便是民族派元老德拉戈米罗夫的门徒。在多项军事事务中与他唱反调的，是一群以“青年土耳其党人”著称的军官，他们确信西方的技术和军事方法对俄国军队最为重要。这群人当中包括戈洛文将军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前者作为革命后的流亡国外者写了许多著作，使之在西方颇为有名，后者1914年时担任重要的基辅军区司令，在决定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予以实施的、同时攻打奥地利和德国的计划上发挥了关键性影响。
回过头来看，这个命运攸关的、显然错误的决定是地理现实和政治环境使然，它们使得俄国很难只攻打两大中欧强国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结果是不幸的折衷，两头落空。帝国的西部边界是俄属波兰，它在南面与奥匈接壤，西面和北面与德国相邻，因此，它是一块没有遮蔽的突出部，很容易受到南面来自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北面来自德国的东普鲁士的一场钳形攻势伤害。在紧随日俄战争和1905年革命的几年里，当很大部分俄国陆军转向国内治安时，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来实行战略防御，则要求放弃波兰的很大部分，并且往东建立一条不会从南北两个侧翼受到威胁的防线。这同现实情况和“民族派”的某些思想是一致的，后者视纵深防御为俄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作为一个防御计划，它同当时几乎所有战略理论家持有的一种观念相抵牾，那就是进攻战一般更可取。
1910年到1914年间，俄军力量增强，俄法同盟变得更紧密，俄国人对法国人的信心和对德国人的恐惧愈益增长。在这些情况下，上述防御计划被修改。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丹尼诺夫将军力主在保持对奥防御态势的同时，尽可能早地发动对德攻势。德国是主要威胁，如果德国击溃了法国，俄国的处境就将毫无希望。因此，必须竭尽可能，分散德国对法国的压力。然而，地理状况使得这一方针很难奏效。从俄属波兰西界向柏林的进攻会很容易遭到德国从东普鲁士往南的侧翼攻击，它很可能将俄军的攻势拦腰切断。如果进攻东普鲁士，又会受阻于难以穿越的马祖里湖地区，加上缺乏南北向的铁路线。俄军只能从东面发起进攻，并且从波兰向北进军，然而德国能够依靠铁路往东或往西运兵，以对付俄国的双叉进攻。到头来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对德立即进攻的替代办法，即向南攻入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系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所提倡。奥俄边界不易防守，而且即使俄国人不进攻，也仍需要大量部队来防备奥地利的进攻。因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争辩说，为何不往西和往南攻击奥地利，突入友好的斯拉夫民族居住的领土？在那里早日成功可以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这个计划与传统的泛斯拉夫情感和反奥地利情绪相吻合，而且出于纯粹的地理原因似乎有大得多的速胜希望。意见分歧的结果，是试图同时迅速进攻德奥两国，这意味着对德和对奥进攻都得不到为取得决定性成功所需的资源。每一种战略都能被论证得头头是道，但无人有足够的权威去坚持这种或那种战略，因此结果是灾难性的折衷。 [ 注：见：Jack Snyder，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in European War Planning，1870～1914 (Ithaca，1984)，chapters 6，7；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1914～1917(London and New York，1975)，chapters 1，2。关于战争计划的主要俄国资料为A．M．Zaionchkovskii，Podgotovka Rossii k imperialtsicheskoi voine(Moscow，1926)。 ]
在战前的重要军事著作家中间，没有哪位属于要为决定战争开始时俄国的实际动作负主要责任的那个群体。其中最接近决策圈的要算 N．P．米赫涅维奇，1904年到1907年的总参谋学院院长，1911年到1917年的参谋总长。20世纪开始时，米赫涅维奇的战略学教科书取代里尔的著作成为标准读本。 [ 注：N．P．Mikhnevich，Strategiia，2 vols．(St．Petersburg．1899－1901)． ] 他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介于两位极端人物涅兹纳莫夫和N．P．库罗帕特金之间。库罗帕特金是日俄战争中失败了的俄军司令官，在他1910年出版的三卷本俄国陆军史里争辩说，自打败拿破仑以来，由于西化的加剧和对欧洲事务的更多介入，俄国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被削弱了。尽管库罗帕特金不反对采用现代军事技术，但他首先是一位浪漫的民族主义者，相信“俄国必须属于俄罗斯人”，而不属于外国人或帝国内的非俄罗斯公民。 [ 注：A．N．Kuropatkin，Zadachi russkoi armii(St．Petersburg，1910)，1：Ⅰ一iii，3：189． ]
作为一位头脑清醒、富有条理而且熟知西方军事思想的著作家，米赫涅维奇没有任何此类民族主义过头观念，然而他在1898年仍能写道：“我们的军事艺术几乎从未滞后于欧洲，反而经常走在它前面，在战术和战略方面指示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思想，使欧洲人从中获益匪浅。” [ 注：N．P．Mikhnevich，Osnovy russkogo voennogo iskusstva．Sravnitel’ nyi ocherk sos toianiia voennogo iskusstva v Rossii i zapadnoi Evrope v vazhneishie istoricheskie epokhi (St．Petersburg，1898)，9－10．转引自 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206。 ] 同库罗帕特金一样，米赫涅维奇很清楚技术正在对战争方式施加重大影响；他于1898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最新技术发明对陆军战术的影响》。 [ 注：N．P．Milkhnevich，Vliianie noveishikh tekhnicheskikh izobretenii na taktiku volsk(St．Petersburg，1898)． ] 在书中，他仔细地谈论了各种新的和改进了的武器，但结论是攻守之势并未真正改变，所有伟大的将领偏爱进攻，因为它赋予部队一种精神优势，并且使之能够在决定性的点上集中作战努力。 [ 注：Milkhnevich，“Vliianie，”载于 Beskrovnyi，Russkaia voenno－teoreticheskaia mysl’，415，426。 ]
15年以后，亦即经历了日俄战争以后的1913年，米赫涅维奇多少不那么苏沃洛夫式了。他写道：“进攻性行动获益更大，但只有在军队已完成其战略部署，并且以足够的兵力作好充分准备时才能发动。” [ 注：N．P．Mikhnevich，“Osnovy strategii，”(St．Petersburg，1913)，载于 Beskrovnyi，Russkaia voenno－teoreticheskaia mysl’，463。 ] 可能这是对当时俄国战争计划的批评，该计划要求非常迅速地投入进攻，以便支援法国。然而他争辩说，为了获胜所必需的兵力优势不仅在兵员数量方面，也在精神力量方面，这明显地表现了民族派的传统侧重点。他将这两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予以量化，说胜利四分之三取决于精神力量，四分之一取决于物质因素。不仅如此，为了证明俄国军队在精神上的优势，他列了一些表格，显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军队在与俄军交战时遭受的伤亡率高于同其他欧洲国家军队交战时遭受的。最后，回到技术问题，他断定一支军队在武器方面决不能亚于它的敌人，这更多地是因为劣等武器会损害士气，而不那么因为优等武器效果更佳。 [ 注：Ibid．，464，467－469． ] 与同时代的涅兹纳莫夫和许多欧洲著作家不同，米赫涅维奇拒绝“闪电战”观念，认为俄国比起欧洲更发达的工业国家有一项优势——后者的经济会由于战时动员劳工而遭到破坏：“因而时间是我国军队的最佳盟友，而且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遵循‘消耗和疲劳战略’并不危险，可以起初在敌人可能占有兵力优势时规避在边境地区与之决战” [ 注：Ibid．，461． ] 。这个观点(它让人想起古列维奇)是对通常的民族派观点的某种背离，后者不认为经济上的落后是一种优势，尽管库图佐夫击败拿破仑可能证明它是对的。民族派一般喜欢强调俄国士兵的精神优势这一较积极的素质。当然，米赫涅维奇关于发达的工业经济易受毁伤的观点是错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差不多每一个著作家，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俄国的，都持这样的观点。
五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示俄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俄国战略思想的惟一主题。文内简要地予以论述的那些人，连同未被提到的其他一些人，都是熟悉情况、富有见地的专家，他们的著作探讨了多种问题，包括动员、后勤、不同兵种(步兵、炮兵、骑兵等)的相互协调、作战计划和战略规划，等等。然而，正是俄国特色问题使得俄国的战略思想家有别于欧洲的战略问题著作家，并且提供了前者同其他领域的俄国思想家之间的智识纽带。不管是急切的西化提倡者，还是对俄国特殊优越性的最热烈信仰者，都不得不费力地同三大问题打交道：俄国在军事上的往昔辉煌；19世纪和20世纪里令人沮丧的种种经历；在俄国人的其他方面的成就正取得世界公认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军事专家怀抱的、关于他们也能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希望。
很容易将民族派当作无视当时技术现实的愚蠢的浪漫主义者而嗤之以鼻，然而这么做就错了。战斗意志和不怕死精神对任何军队来说都必不可少。俄国士兵即使在最糟糕的指挥官手下，也已反复证明会以感人的坚韧在国内外战斗，更不用说他们在苏沃洛夫那样鼓舞人心的统帅麾下的表现了。这无疑是一项资产，忽略它就是愚蠢的。它与俄国知识分子满足自己相对于欧洲的自信心需要恰好完全吻合，则出自偶然。然而，对精神力量重要性的强调似乎没有渗透到较低层次的军官那里，因而对于入伍士兵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同军官的关系几乎全无影响。但尽管如此，前线的士兵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为止始终保持忠诚，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民族派倡导者们对于俄国农民士兵的性质的看法是对的。
不过，这两派并非根本上互不相容；它们的区别毕竟只在于侧重点不同。“学院派”并不否定士气和精神的重要性，而民族派也承认现代武器必不可少。也许只有在俄国，由于俄国与欧洲这一更广泛问题的敏感性质，对于军事努力的这两个根本方面的不同侧重才能够变成一个基础，在其上展开一种延续了几代人的战略思想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