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德国流派：毛奇与参谋本部的兴起·第十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哈约·霍尔博恩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维也纳和会往后的半个世纪里，普鲁士避免积极参与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当普鲁士军队于19世纪 60年代崛起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时，它已经有差不多两代人时间缺乏实战经历。它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从事了一些不重要的战役，而且在 1830～1859年间曾反复进入动员状态，以应付到头来没有实际发生的预期的冲突。同一个时期里，俄国、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却经常在打仗。普鲁士军队所以有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占据优势，全凭它的组织、它在和平时期的训练和对战争的理论性研究，所有这些在柯尼格累茨会战和色当战役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已被臻于完善。
19世纪的普鲁士军队是由四个人缔造的：腓特烈大帝、拿破仑、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腓特烈大帝留下的是弥足珍贵的胜利记忆和在逆境中的坚忍不拔，它们对培养一支军队的荣誉感和自信心是那么至关紧要。此外，他使其军界后辈们铭记：即使在和平时期，军队生活也包含艰苦努力，战役的胜利首先要在训练场上赢得。无疑，普鲁士军队过分强调军事活动的细枝末节，此项不足起初由这位国王的战略天才得到了弥补。然而，他没有培养较年轻的战略家，提醒普鲁士人注意战略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是一位外国征服者，而两位非普鲁士出生的年轻军官不得不大体按照现代法国模式来重塑普鲁士军队。因此，拿破仑成了普军的第二监军，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则在耶拿战役后改造了普军，使之适应新型战争。
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们明白，新战争方法反映了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更。腓特烈大帝的军队是一支独处于民间社会之外的雇佣军。只有贵族军官的荣誉感和忠心才受到赞颂，普通士兵则靠残酷的军纪被保持在一起。普鲁士军事改革者着手将专制主义时代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国民军。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了一种比先前所曾尝试过的更为激进的普遍征兵制。拿破仑的提尔西特和约阻碍了沙恩霍斯特的思想立即得到实现，然而在其学生博因起草的 1814年普鲁士军事法中，他的计划成了普鲁士军事体系的经久准则。
征兵制已成为实际上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通则。然而在普鲁士以外，它只不过是征召穷人，因为富人被允许为服役支付赎金，或者雇人代役。在普鲁士，所有各阶层的人实际上都服役。在这方面，普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更明显地是一支公民军队。不幸的是，普鲁士人并非民主政体下的公民，而仍是官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普鲁士乡绅再次获得在政府和军队里的特权地位，容克地主阶级继续垄断军官职位。国民兵役制在美国和法国是民族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必然结果，在普鲁士却成了加强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一个工具。
由于1815年后的政治反动，普鲁士军事改革家们创建一支真正的国民军的梦想终归破灭。然而，他们的战略和战术思想遗产的命运要好些，尽管即使在这方面守旧派也取得了某些成功。在普军内部，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被遗忘。
在他们的同代人中间，这两位出自汉诺威和萨克森家族的军官是惟一可在战争艺术方面同拿破仑媲美的人物。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夏季英年早逝，使之未曾担当战场高级指挥职务。格奈泽瑙作为1813年秋季到1815年夏季的普军参谋总长，注定要证明新的普鲁士军事思想流派不仅可以造就一种新的哲理观念，也可以造就能将他们的远见卓识付诸实践的军人。
在他俩中间，谁是更伟大的将领，对此历来就有许多争议。作为他俩共同的朋友和学生，克劳塞维茨认为沙恩霍斯特更伟大些，因为他将深邃的思考和深沉的实干激情集于一身。施里芬觉得格奈泽瑙更优秀，因为在战场上他似乎更具睿智和决断力。然而，从历史视角看，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两个人——沉着镇定的沙恩霍斯特与性急和为人慷慨的格奈泽瑙都代表了新一类将领。他俩都是天生的领导者，一个可能更擅长教导人怎样进行战争，另一个更擅长指挥人在战场实际作战，然而他们都是德国哲学时代，即康德和歌德时代的产儿，确信思想应能为行动插上翅膀。
新的普鲁士战略源于对拿破仑军事艺术的创造性解释。对柯尼格累茨会战和色当战役以前的19世纪大多数战争研究者来说，约米尼的著作似乎是对拿破仑战略的最权威说明。难道拿破仑自己不是说过这个来自瑞士的家伙揭示了他战略中最核心的秘密？然而，拿破仑尽管赞赏约米尼，但也说过他主要是确定原则，而天才按照直觉来行动。 [ 注：Gen．Baron Gourgaud，Sainte Hélène，Journal inèdit，1815 à 1818(Paris，1899)，2：20． ] 约米尼冷冰冰的理性主义不能正确展示人的自发能动性，而这正是拿破仑军事行动的隐含力量所在。沙恩霍斯特形成的对拿破仑战略的解释(那也激发了格奈泽瑙对1813～1815年各次战役的操作)基于一种历史的和归纳的方法，它充分重视统帅的创造性想象力及其部队的精神力量。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书中，新的哲理得到了它的经典文献表述。
新的普鲁士战略流派创造了它自己的机构，那就是成为军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的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06年以前，但直到沙恩霍斯特的时候，它才获得自己富有特征的地位。沙恩霍斯特 1809年改组陆军部时，创立了一个特别的分支机构，负责拟订组织和动员计划，连同军队在和平时期的训练和教育。通过情报和地形研究为作战做好准备的工作也被归于该机构的职权范围，最后还包括了战术和战略的准备与指导。作为陆军大臣，沙恩霍斯特保持对该机构的指导，并且通过战争演练和参谋对抗演习来训练该机构军官，以此强有力地影响他们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形成了一项惯例，即委派此等军官到各部队出任副官，这大有助于扩展参谋总长对全体将领的影响。
沙恩霍斯特领导时，参谋本部仍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如果普鲁士有一个议会的话，它本来会始终如此。然而，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主义结构使得军事职责有可能在最高统帅国王之下被分割。1821年，参谋总长被指定为国王在作战事务方面的最高幕僚，陆军部则限于负责对军队的政治和行政控制。这个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使得参谋本部能逐渐取得对军事事务的主导，不仅在战争爆发之后如此，而且在备战和战争伊始阶段也如此。
一
毛奇注定要充分得益于“解放战争”期间被创造出来的传统的思想和体制。像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一样，毛奇亦非普鲁士出生，而是来自邻近的梅克伦堡。他的父亲是丹麦国王手下的一名军官，而丹麦国王当时作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大公，仍旧是一名德意志君主。毛奇早年是一名丹麦军校生，1819年成为尉官。然而，他的军校经历并不愉快，与他父亲的关系也不融洽；在丹麦军队中服役也没有展现什么大前途。1822年，毛奇向普鲁士军队提出任职申请，他父亲就是在普鲁士军队开始军旅生涯的，以后才转往丹麦军队。
普鲁士让这位年轻的尉官通过严格的参谋考试，然后将他安排在军队最低级别从头开始。很快他的前途就来了：1823年，他通过了当时在克劳塞维茨领导下的陆战学院的入学考试。然而，克劳塞维茨本人不授课，毛奇直到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其死后出版为止也不了解其思想。在陆战学院学习期间，毛奇形成了对地理、物理和军事史的持久兴趣，而这些都是在学院很有代表性的学科。1826年，毛奇回到他所属的那个团，但两年后被分配到参谋本部，以后便一直在那里工作，而且一干就是60多年。
除了在丹麦和普鲁士军队中的五年尉官经历外，毛奇没有在部队任过职。65岁那年，他成了对奥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事实上的总司令，但在此以前他从未指挥过一个连或者任何连以上部队。然而1835～1839年作为苏丹的军事顾问在土耳其期间，他参加了对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的徒劳的战役，这给了他一些实战经验。土耳其指挥官将这位年轻上尉的忠告当作耳边风，毛奇则在败军中间看到了战争的最坏情景。
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随他从土耳其返回柏林而告终。作为一名尉官，他从来没有任何多余的钱可花。极度的经济需要迫使他写一些短篇小说，以连载方式在一个通俗期刊上发表。为了买坐骑——没有它就不能在参谋本部供职，毛奇翻译了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年轻的毛奇虽然被身居上流社会、腰包却极为拮据这一问题百般困扰，但仍在柏林那种斯巴达式的环境中得到了雅典式的教育。
在参谋本部供职的头几年，毛奇的主要工作同绘制最新的西里西亚地图相关，但他很快就从地形学进至地理学的其他领域，同时也深入地钻研历史。随着所受教育的成熟，他的表达能力也趋于完善。毛奇成了一名优秀的德国散文作者，他从土耳其发出的书信至今还被当作文学作品阅读。
然而，毛奇没有成为一位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或国务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既是将军，又是政治家，他们的军事改革直接以整个国家生活的改革为目的。这使得他们在普鲁士宫廷、甚或奥地利和俄国宫廷的保守气氛里深受怀疑。一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被击败，格奈泽瑙和年轻的改革者们便差不多立即受到压制。毛奇明白军事指挥才能和治国方略之间的天然关系，对政治怀有生动的个人兴趣。然而，他避免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也极少怀疑各类现存权势。他深信君主政体的优越性，并且发觉其特殊正当性在于容许军官们操作军队事务而免受非专业人员干预。德国自由主义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失败，连同它在19世纪60年代的再度失败，对他来说是令人欢欣的。
冷静的处事风格、顺从的政治观念和广博的学问知识使毛奇深得宫廷赏识。1855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他为王侄腓特烈·威廉亲王 (未来的腓特烈三世皇帝)的侍从武官。这项任命使毛奇接触到亲王的父亲、所谓“军人亲王”未来的威廉一世，后者显然发现毛奇有那种似乎使他适合当参谋总长的才干。
1857年，威廉成为普鲁士摄政王，随之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便是任命毛奇为参谋总长。然而此时，威廉一世对军队的政治和技术改组更感兴趣，陆军大臣罗恩在国务会议中使沉默寡言的参谋总长相形见绌。罗恩和威廉主张决定性地提高军队的效率，但这同时意味着最终废弃军中那些留存比较自由的精神、类似民兵的部队单位。大众性的国民卫队被削减，以利大大扩充常备军。这使得职业化的王权主义军官团掌握了对国家所有军事机构的绝对控制。普鲁士议会反对这么做，但在俾斯麦主持下，甚至未经议会同意就开始实施军队改组。随之而来的宪制冲突在柯尼格累茨战役进行时仍然如火如荼。然而，俾斯麦的政策和毛奇的胜利满足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渴望，议会的反对随之瓦解。因此，毛奇的成功的战略决定了两大事态：第一，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于欧洲各国中间，并且腾飞于它们之上；第二，通过维持普鲁士军队的专制主义结构，确保普鲁士王权压倒德意志的自由民主反对派。
因其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陆军大臣罗恩在1866年以前是军方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威廉一世如此惯于听取他的军事建议，以致几乎忘记了参谋总长。在军内，谦逊的毛奇很少为人所知，甚至在柯尼格累茨会战期间，当一位军官将他的命令送达一名师长时，后者回答说：“这很棒，但谁是毛奇将军？”在国王的幕僚们中间，毛奇崭露头角是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虽说那是从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时期以来普鲁士军事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从1857～1866年，毛奇远离政治舞台，这使他得以一心关注未来军事行动的筹划。1848～1849年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兴起和克里米亚战争表明，欧洲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约束地使用军事力量的新时代。毛奇立即开始彻底检查普鲁士参谋本部已经拟订的计划。他的前任赖黑尔将军(碰巧是极少几位从普通士兵出身的将领之一)富有远见，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导师。毛奇可以指靠普鲁士军官的一种能力，即为战争中的战术难题寻找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实际上，1866年时军官们一越过波希米亚边境，便立即悄悄放弃了官方过于保守的1847年条令，大体上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与其他国家军队相比，普鲁士军队的平时编制体系更发达。除警卫部队例外，各团从驻扎地招募新兵和预备役军人。由于民族问题，哈布斯堡帝国无法采纳这么一种体系。不仅如此，1815年后普鲁士军队照旧一直划分为各个军，那是拿破仑在战争中创造的一种建制，但被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废弃了。除了在普鲁土，军一级单位都是在战争爆发前夕组建，这进一步妨碍了快速动员，制约了部队和统帅在大规模作战中的能力发挥。
相比之下，普军的动员速度已经很快，然而毛奇使之更快。这个时期的普鲁士王国从西端的埃克斯·拉·夏佩勒远远延展到东端的提尔西特，但中间被汉诺威隔断，这一不幸的地理构造加剧了普鲁士的军事困难。铁路时代提供了一种补救办法，毛奇则充分利用之。早在德国铺设任何一条铁路线以前，他就开始研究铁路。显然，他确信铁路前景无量，因为铁路建设于40年代初启动时，他甚至拿自己的储蓄冒险，投资于柏林－汉堡铁路。婚姻方面的关切加强了他的投机兴趣，那就是缩短他与远在荷尔斯泰因的年轻新娘之间的距离！然而他总是有敏锐的军事考虑。1847～1850年间，各国首次用铁路运送军队。1859年，当普鲁士军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整装待发时，毛奇得以检验铁路运输全军的能力，并且能够做出重要改进。
铁路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部队能以六倍于拿破仑军队行军的速度得到运送，一切战略的两大根本——时间和空间——焕然一新。拥有高度发达的铁路网络的国家取得了战争中重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优势。军队动员和集结的速度成为战略估算的一项基本要素。实际上，军队动员和集结的时间表，连同最初的进军序列，未来将构成军事参谋人员在预料要打仗情况下拟订的战略计划的核心。
除了利用铁路，毛奇还建议利用工业革命过程中问世的稠密的公路系统。拿破仑通过令部队分路行军，已经指示了这方面的事态发展方向，而且在导致奥军乌尔姆之降的1805年战役中，确立了在战略上运用各纵队分头推进的经典范例。然而，一支陆军纵队并非随时都能投入会战，将3万人的一个军部署到位要花一整天。因此，从行军序列转到战斗阵列是个颇费时间的过程，部队从而不得不在会战前几天就被集结起来。1815年后，道路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新战术已成为可能。毛奇在1865年写道：“随着部队规模的扩大，其运动就越发困难；同一天，在同一条道路上，不可能运送超过一个军的部队。然而，部队越接近目标，其运动同样越难，因为这限制了可用的道路数目。由此，一支军队的正常状态是分解为几个军，没有很确定的目的就将这些军集结在一起是个错误。即使仅仅考虑补给，连续集结大军也必然陷入困境，而且往往不可能。它使得会战势在必行，因而不应当在会战时机没有到来时发生。一支集结起来的庞大军队不再能够行军，它只能在战场上被调动。为了行军，军队首先要分兵，这在面对敌人时是危险的。然而，要会战就绝对必须将所有部队集结起来，因此战略的本质就在于组织分路行军，但目的是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集结。”
毛奇很可能已经设想好了作战方式，即军队的集结将在战场上进行，因而必须抛弃一条拿破仑式的法则——军队应在会战开始前许久便集结起来。不过，在柯尼格累茨会战开始前几周里，毛奇的指挥并未从一开始就不顾这条规则。他本可以在会战前就将各路部队集结起来，但后来他决定让它们继续分开，在战场上再会师。柯尼格累茨会战后，他如此总结自己的想法：“最好部队能够在会战日从分开的各点上向战场本身进击。换言之，如果能以这么一种方式指挥作战行动，即各路部队从不同方向上最后短距离进至前线，并且插入敌人的侧翼，那么战略就达到了它能够达到的最佳地步，接下来必定是大好结局。没有任何先见之明能够保证分兵进击必然取得这么一种最后结果。这不仅取决于可计算的因素，即空间和时间，也往往取决于先前小规模战斗的结果，取决于天气，取决于消息的对错真伪；总之，取决于所有在人类生活中被称为偶然性和运气的东西。然而，在战争中不冒大险，就不会取得大胜。”
这番话使我们可以瞥见毛奇的战争哲学。自然，毛奇热切地希望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以理智控制战争。然而与克劳塞维茨一样，他认识到不可能靠运筹帷幄来全面彻底地掌控战争的种种政治和军事问题。战争是政策的工具，而且虽然毛奇主张司令官在实际指挥军事行动方面应当不受约束，但他承认变化不定的政治目的和环境必然要求随时调整战略。
尽管政治对战略的影响使将领面对一种不确定因素，但毛奇觉得军队的动员和最初集结是可以运筹的，因为可以在战争爆发前许久来做准备。“军队最初集结时犯的一个错误，”他说，“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都很难能够得到纠正。”然而，必需的指令可以很早以前就经过深思熟虑；假定部队已经做好战争准备，运输也组织妥当，这些指令就必然导致期望的结果。
此后，战争便是胆识和谋划的结晶。在实际的作战开始后，“我们的意志很快就与敌人的独立意志相碰撞。诚然，如果我们准备好了，并且决心夺取主动，我们就能限制敌人的意志，然而除了依靠战术行动、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战斗，我们无法用其他手段摧垮敌人的意志。可是，任何较大规模的碰撞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后果是如此深远，以致通过它们便造就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势，然后成为采取新举措的基础。除了与敌军主力的首次遭遇，任何作战计划都不能被视为确定不变的……指挥官在整个战役期间不得不依据事先无法预见的形势做出决定。因此，所有前后相继的战争行动不是事先预定的计划的实施，而是军事智慧指引下的随机应变。问题在于，如何在无数的特殊情况下把握由不确定性这一迷雾遮掩着的真实形势，正确地评估事实和猜测未知因素，迅速做出决断，然后毅然决然地付诸实施……很明显，仅靠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在此智力和性格素质前来做不受羁绊、讲求实际和艺术性的发挥，虽然它们得到军事训练熏陶，并且由来自军事史或来自现实生活本身的经验指引”。
毛奇否认战略是一门科学，否认能够确立起作战计划可从中合乎逻辑地被引申出来的普遍法则。在他看来，甚至像利在内线作战或侧翼保护这样的规则也只有相对的有效性。每个形势都要求根据它本身的环境来界定，都要求有一个训练和知识同想象力和勇气在其中结合起来的对付办法。根据毛奇的观点，这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的首要教益。在使一位未来的指挥官了解军事行动之发生环境的复杂性方面，历史研习也有最大效用。他确信，任何参谋对抗演练或军事演习都无法像历史能够做到的那样，将战争各重大方面的真实图景展现在接受培训的参谋官眼前，虽然它们对其培训来说必不可少。
军事史研究被规定为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没有被丢给某个下属机构。毛奇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那就是他论述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经典专著，1862年首次出版。该著作旨在客观地描述事态，以便从中抽取出站得住脚的实用结论。在他的指导下，后来1866年战争和1870～1871年战争的历史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撰写出来。
毛奇认为，只要怀抱正确的纵深意识来研究历史，战略便能大得益于历史。他本人的实践经历证明了他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教益。当然，他知道拿破仑偶尔使用分遣军团去攻击敌人的侧翼或后背。然而，虽有这些使用分遣部队的作战行动，但拿破仑的用兵信念并未因此减弱，那就是集中可用兵力至关重要，适时正面进攻威力无比。在拿破仑时代，这样一种战略有很大好处，但这些好处终究未能使拿破仑免遭败亡。莱比锡战役已经显现出一支支单个的部队向同一中心运动的可能性，那是沙恩霍斯特已预见到的，因为他告诫说：永远不要使军队无目的地保持集结，但永远要集中兵力作战。毛奇认为，同半个世纪以前做过的相比，技术和运输的进步使得筹划规模大得多的同中心作战成为可能。
毛奇指出，历史研习对于一名军官来说固然重要，但它并不等同于战略。“战略是一套专门的权宜之计；它不只是知识，还是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连同按照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形成一种原创性的想法。它是在最困难状况压力下行动的艺术。”
因此，在毛奇的战争思想中，指挥体制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在他写的意大利战争史中，他非常清晰地谈论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战务会议(war council)能够指挥一支军队，在作战计划方面参谋总长应当是总司令的惟一顾问。即使是一项有缺陷的计划，只要坚定地予以执行，也比一项由多方面的主张拼凑出来的计划可取。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好的作战计划，也无法预知战争的起伏变化，因而一个个具体的战术决定必须在作战现场做出。在毛奇看来，教条式地强行实施作战计划是个致命的错误，必须十分注意鼓励所有指挥官的能动性，无论他们职位是高还是低。与普鲁士军队自夸的严厉纪律大相径庭，毛奇高度重视所有各级军官的独立判断力。
除了那些最为根本的命令外，毛奇避免发布任何命令。“一项命令应当包含战地指挥官无法靠自己决断的所有东西，但仅此而已，别无其他。”这意味着总指挥差不多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干预战术安排。然而毛奇比这走得更远。他总是乐意宽恕下级将领偏离他的作战计划，如果他们以此能取得重要的战术成功，因为如他所说：“在赢得战术胜利的场合，战略退居次席。”普法战争的最初几周里，某些将领为求局部小胜，愚鲁地破坏了他的很大一部分作战计划，但他仍能不为所动。
毛奇不想挫伤部队的战斗精神，也不想削弱下级指挥官采取行动和做出反应的自发能动性。与较早时代相比，种种现代发展使他们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拿破仑将其军队保持密集靠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希望所有部队都处于他可直接下令的距离之内。毛奇的大范围部署方法使得对会战本身的中央指挥极其困难，虽然会战开始前部队的行进能够轻而易举地用电报来控制。1866年战争中，毛奇从在柏林的办公室指挥大多数部队调动，只是在柯尼格累茨会战打响的前四天才抵达战区。他非常明智地将自己限于只发布总的战略命令。为了确保恰当地、也就是不受限制地贯彻战略思想，建立了集团军司令部，与此同时战术问题上的决断权掌握在军长和师长们手里。
毛奇的战略思想及其实践在1866年对奥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在 1864年普奥两国对丹麦的战争中，他的作用平平。在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他迅速制止了紊乱——年迈的陆军元帅弗兰格尔的体制特征。他提出的关键性意见使他在威廉一世眼里成了一位稳健的战略家。在讨论对奥战争计划的过程中，他变得越来越突出，因而威廉一世在1866年6月2日指示：所有发给军队的命令都须经过毛奇。由于国王此后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毛奇的建议，这位已考虑退休的65岁的将军发现自己成了普鲁士军队实际上的总司令。
1866年普奥战争是对他的指挥才能的首次考验，也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考验。同后来普法战争相比，双方的兵力对比更加势均力敌，而且毛奇不得不去克服地理和政治方面更难克服的障碍。1866年战争，特别是波希米亚战役，以一种比普法战争、或就此而言比大多数其他战争清楚得多的方式展示了战争的战略层面。
威廉一世希望避免同奥地利开战，是俾斯麦最终将他推入了这场战争。如此，普鲁士人开始动员比奥地利人晚得多，而且甚至在动员时，国王是否能被说服来宣战、从而使得军队能够采取攻势仍有疑问。因此，起初的战略问题非常微妙。奥地利人可以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出发，打击上西里西亚或中西里西亚，或者突入萨克森威逼柏林，可能是在北波希米亚或萨克森同巴伐利亚军队会师之后。这些可能性中的一项或另一项能否得到实现，完全取决于战争实际打响的时间。毛奇很自然地支持俾斯麦敦促国王早日动手，但他避免用军事措施影响政治问题的结局——与他的侄子相反，后者作为参谋总长不得不在1914年8月告诉威廉二世：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已经剥夺了政府的行动自由。
老毛奇的动作首先是为了弥补因普军动员较晚造成的延误。此外，他还希望对付奥军可能在两个方向上的进军：进击萨克森和柏林，或者在上西里西亚仍处于最初未设防状态的同时进击中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奥地利人为自己在摩拉维亚的动员只能使用一条铁路线，毛奇却动用了五条铁路线，将普军从全国各地运送到战区邻近。结果，到1866年6月5日，从哈雷和托尔高，到格尔利茨和兰茨胡特，普军已散布在总长275英里的一个半圆形阵线上。只要奥军远在南面，普军起初的部署就安全无虞。实际上，奥军甚至不像毛奇设想的那样在波希米亚，而是仍然在摩拉维亚。
当然，毛奇从未打算让他的部队留在到达地，而是立即开始要它们向格尔利茨周围的中央地带靠拢。然而，他始终拒绝下令将所有兵力集中在一小块区域内，那是大多数普鲁士将军、甚至连同他自己的参谋本部成员的主张。另一方面，当他最终得知奥军主力正在摩拉维亚而非波希米亚集结时，他也感到有些担忧，因为这似乎表示奥军打算进攻上西里西亚。他勉强允许左翼向尼斯河伸展，从而再次将普军散布在从托尔高到尼斯的270英里以上地带内。他犹豫的原因主要在于吃不准威廉一世的政策，而非军事上的考虑。在毛奇看来，只要他不失去沿最短路线，即通过进军波希米亚实现普军最后集中的机会，一切都会顺遂如愿。
毛奇选择了吉茨欣作为兵力如此集中的地点——不是因为它本身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好处，而只是因为距离上的考虑。它几乎同等地靠近普军两大主力部队：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麾下的第二集团军，构成在西里西亚的左翼；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麾下的第一集团军，驻扎在格尔利茨周围。从吉茨欣到托尔高和奥尔穆茨两地距离相等，亦即离普鲁士易北集团军和奥地利军队主力路程相等。普军只要能在奥军离开摩拉维亚的同一天开始行进，就能在奥军抵达吉茨欣之前完成集结。
普军先头部队军官向奥军送达普鲁士宣战通告的时间不早于6月 22日，但普鲁士在6月16日就已向其他敌对的德意志国家开战。所以，在奥军离开奥尔穆茨向易北河上游的约瑟夫施塔特进军的同一天，易北集团军就开始攻占萨克森。
奥军无愧奥地利军事史上的最佳传统。部队士气昂扬，战斗热情高涨，军官非常能干，具有实战经验，其中还有那个时期的某些最优秀的将领。有些兵种，即骑兵和炮兵，确实优于普军的同类兵种。普军的实力在于步兵，其战术和装备胜人数筹。然而，普鲁士撞针枪本身不足以赢得胜利，就如普法战争证明的那样，当时普鲁士人与一支用优越的线膛枪武装起来的步兵打仗。是奥地利步兵过时的冲锋战术，连同其老式武器，使之处于显著劣势。
然而，决定性地不利于奥军的，是奥地利统帅部较差的战略能力。贝内德克是位优秀的军人，在为哈布斯堡帝国效力的记录上功勋卓著。他在会战中竭尽所能，甚至在指挥他的柯尼格累茨败军撤退时也无所畏惧、举措得当。不过，他毕竟是在传统派战略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而且他的首席战略顾问(并非出自他的挑选)克里斯马尼克将军大体上一脑子18世纪的作战思想。这些因素决定了奥地利统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略操作。它们意味着纵深阵列，意味着注重维持天然牢固的阵地。相反，毛奇表明天时可胜地利。
奥军分成三路平行纵队从摩拉维亚出发。尽管这种行军安排造成了相当大的内在紧张，但奥地利人依然迅速抵达目的地，而且秩序井然。然而，在先头部队于6月26日抵达约瑟夫施塔特后，重新集结大军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很可能就是这失去了的三天时间挽救了普军。
普鲁士第一集团军不顾毛奇的一再警告，依然进展缓慢，因为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希望等待易北集团军到来，后者在占领萨克森后将被划归他指挥。这给了贝内德克内线作战机会。在军事史学家中间，一个有趣的争论问题一直是在这两支几乎同样强大的普鲁士部队当中，贝内德克究竟应当攻击哪一支？他主要考虑攻打普鲁士第一集团军，他的判断大概是对的。然而，他未能及时认识到自己只有一天、或者可能是两天时间能对其中一支普军采取攻势，同时不用担心在自己身后的另一支普军。由于奥地利统帅部看重的是牢固的阵地具有的战术优势，而不是时间的宝贵价值，加上早早集结妨碍了奥军的机动性，因而机会溜走了。当贝内德克发现错误时，已经为时过晚，以致甚而无法撤退到易北河对岸的约瑟夫施塔特和柯尼格累茨，因此不得不背水一战。
既然普鲁士两大集团军之一遭到奥军进攻的危险已经过去，毛奇便开始推迟它们的集结，使其彼此间保持行军一天的距离，以便在战场上实现会师。7月2日夜里，毛奇下达最后一批命令。实际上，这些命令本身比其实施过程显示的更加大胆。根据他的指令，第二集团军左翼和第一集团军右翼本应不仅攻打敌军侧翼，而且攻打其后背。毛奇将柯尼格累茨会战设想为一场包围战，但普鲁士的将军们没有遵照他的指示，结果奥军虽然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但还是逃脱了。立即追歼已无可能，因为第二集团军的部队跑到了第一集团军的阵线里面，从而造成所有各部队混为一团，无法轻而易举地将它们理顺开来。四年后，色当战役证明普军已汲取了教训。
有人认为毛奇的成功反映了普鲁士当时享有军事力量优势，但这个说法要加上某些限定才对。1866年，毛奇必须造就普军在波希米亚的微弱优势，而在总的兵力对比上恰巧看不到这种优势。他冒险让普鲁士各省唱空城计，只留下规模极小的一支部队去对付奥地利的德意志诸邦盟友。如果波希米亚战役拖下去，或者陷入僵局，拿破仑三世就能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莱茵兰，并且由此执掌欧洲大陆的命运。同样，在1870～ 1871年战争期间，也并非全无外国干涉的可能性。
毛奇在1866年的战略表明，被人吹嘘得很厉害的内线作战之利只是相对的。他如此总结自己的经验：“内线作战毫无疑问占优势的说法只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那就是你保留了足够的空间，能够以一系列行军朝某一股敌人推进，从而赢得时间来攻打和追击之，然后转而打击与此同时只是在观望的另一股敌人。然而，如果这个空间过于狭小，以致你在进攻一股敌人的同时，无法规避另一股敌人攻击你的侧翼或后背的风险，那么内线作战的战略优势就变成了在会战中被敌包围的战术劣势。”
这段话往往被解释成明确指责内线作战，主张分兵合围。然而毛奇的观点并非如此。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他主要依据敌人如何行动，灵活自如地成功运用了内线作战与分兵合围这两种战法。思想不拘一格，从一种谋略灵活地变为另一种谋略：这就是毛奇战略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