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马克思论革命、战争和社会中的军队·第九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西格蒙德·纽曼和马克·冯·哈根·德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卡尔·马克思于写作生涯之初，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这一信条，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力的关键。它主要指向行动；理论分析仅仅成了为最后的革命攻击做准备的奠基工作。为了将无产阶级革命变为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战术问题和军事因素予以了不懈的关注。
他们的论著的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长期遭到忽视。这忽视部分地是出于一个事实，即有关军事问题的大量材料散布于他们的论著各处，不容易在某一项非常著名的著作里信手拈来，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著作《资本论》那样。要全面地分析作为军事思想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看他们写的有关历史概览外，他们彼此间的通信和他们范围广泛的报章时事评论也特别重要。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关注的忽视，部分地也要归因于对其学说的种种基本误解。由于他们宣告的是敌视军事机器、军事阶层和军事国家的政策，他们预期的社会主义秩序同和平主义的千年王国不分彼此，他们作为“世界公民”的立场使之很难显得能对军事力量和具体战役规划有切合现实的考虑，因而军事战略和战术概念似乎同这两位激进思想家的精神相去甚远。不仅如此，恩格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还表达了他对一场未来世界战争前景的日益强烈的反感，因为这前景带来毁坏一切进步——不仅由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由西方文明本身造就的进步的危险。他还预见到通过选票、而非通过暴力动乱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更大可能性。然而，要是将这两位国际阶级斗争的倡导者看成是和平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对待社会发展的一种“科学”方法方面，而且在对于政治力量的一种更为切合现实的评估方面，超越了19世纪20和30年代较早的乌托邦主义。新的分析意味着要有明显的操作性，是一门“应用科学”。对战略的考虑是他们的政治理论的核心。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理论大厦给了后代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但他俩对特定的历史问题及其分析看来有同等的兴趣。正是通过对它们的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俩形成了自己对战争和军事组织问题的理解。
随着20世纪战争样式和战争问题的明朗化和充分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大意义显现出来。他们可以被正确地归于现代总体战的先驱之列。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沾沾自喜的发现，即现代战争有外交、经济、心理以及(仅仅最后)军事这四重性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不过是寻常知识。他们完全知道在打响第一枪以前许久，战役就有可能失败，完全懂得战场胜负事实上会在经济和心理战线上被预先决定。在“大有希望”的1857年危机期间，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一场持续的经济危机可以被精明的革命战略当作有用的武器，用来经久地施加压力……以便逐渐鼓动人民……就如战马在到达冲锋杀敌距离之前小跑上 500步，骑兵攻击的锐气会更大一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战争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手段进行。用好斗的工团主义者乔治斯·索列尔的话说，一场总罢工可以变成一场“拿破仑式的战役”，就像克里米亚战争可以被认为是伟大的国际性社会冲突的序幕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现象的辩证分析方法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对于在现代世界里起作用的社会政治力量之无所不包的、能动的观点。这一眼界使他们能比前人远为高超地洞察军事事务——洞察它们对于现代革命的性质的影响。
对革命政治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之父们转向研究总的国际事务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很快就开始意识到，1848年德国革命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国际含义。事实上，从《新莱茵报》邀请马克思当编辑、“以产生第一次德国革命的最激进、最有生气和最独特的新闻冒险事业”之初，这两位朋友就已经意识到对外政策、战争和国内事务多么紧密地互相联系。他们还认识到，欧洲革命的前景不会仅由单独一国的努力决定。这一认识引导他们去认真考虑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和对外事务互相间的关系，因为不理解这些关系就不可能有一种切合现实的革命战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项往往被他们的诠释者忽视了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提升了他们当时的社会变革问题，使之超越孤立零散的暴动舞台，达到了世界政治层次。战争与革命(它们被无疑地确定为我们时代的孪生运动)在那个早期阶段，就被这些尚未出名的世界革命理论家依其基本和持续不断的彼此关系来考察。
一
如果一个人认识到现代社会主义那积极能动的本质，那么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们各自的作用在重要性上就会多少有些改变，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地位同他的朋友和伙伴卡尔·马克思相比就会有所提高。恩格斯不仅实际上撰写了相当一部分曾归功于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成果，而且在军事发展对历史的影响方面，这位“未来革命的卡诺”有清晰得多的理解。恩格斯预见到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和平时期一些重要的未来趋势，并且以此对未来几十年里的军事战略观念和方法做出了贡献，即使它们仅仅是间接地做出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性格和脾气在许多方面截然相反，但他们仍提供了一种几乎经典性的友谊的范例。在将近40年时间里，一个人的写作与另一个人的写作相辅相成。他们之间是一种顺乎自然的分工。马克思在其深刻和透彻的著作中，显露出其祖先的严谨的智力传统，他显然是一位更加系统和严密的思想家。假如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会缺少方向和综合力。马克思很可能还是更加优秀的政治战略家，拥有把握形势、特别是在革命时刻把握形势的一定天赋，而这一素质往往使他终生的合作者避免了过于匆忙的结论。然而，马克思性情严肃阴沉，他“就像雅各与天使摔跤似的与他所处时期的精神做斗争，他的作品是慢慢地丰盈成熟的”；他赞慕恩格斯的蓬勃精力：“他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写作，无论吃饭还是不吃饭；他无比流畅地写作和编纂。”
尽管谦逊朴实的恩格斯甘愿充当马克思的副手，他对他俩全部著作的贡献却并不逊色。他以自己在英国的早期研究，特别是他的开拓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帮助奠定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他毕生都在将有价值的材料汇集起来，以无可置疑的技能和丰富的常识来筛选和组合。他见微知著，感觉敏锐，头脑务实。他是一位莱茵工业家的儿子，而且一生很大部分时间在繁华城市曼彻斯特靠自己经商(尽管这有悖于他的意愿)，对于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的性质有第一手知识。他首先是一位实干家。
恩格斯这样谈论他自己的风格：如同使用大炮，“每篇文章像炮弹一样打出去并且爆炸”。他那富有战斗性的词汇并非仅仅是舞文弄墨。甚至在最抽象的论著中，恩格斯也大量使用军事词汇和军事经验，因为他自认为是天生的军人和战士。他对自己早年在普鲁士军中的服役，特别是对自己在1849年巴登起义中的积极作用自豪不已。在多年流亡英国期间，他将注意力转向军事科学研究，以便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做准备。
恩格斯在军事领域的著作比他在其他方面的作品广泛得多。他写了一篇篇严谨的战役论文、关于武器和战术的详细阐述、军事领导人的简短传略以及对于战争和军事体制书籍的权威性的、往往犀利的书评。在他的著作里，随处可见他对历史上伟大将领们的事迹和著述惊人地熟悉。与此同时，他那些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判断也令人称奇。在他对特定的战役或技术发展所做的分析中，他时常比公认的军事专家更有远见，而他论说军事主题的报刊文章至今仍有价值。甚至他在他同时代的军事评论界中的对手，也对他的判断尊敬有加。他在《纽约先驱报》上就克里米亚战争发表的文章，被人们以为出自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后者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他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长时间被以为是普鲁士将军冯·普菲尔的著作。
可以用一位评论家曾就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来评价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他是批判的天才。他的判断就像金子那般光亮和大有分量。他表明战略思想的伟大寓于简洁之中。”实际上，恩格斯深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1857年，他写信给马克思：“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我眼下正在阅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种奇怪的哲理化方式，但对于他的主题妙不可言。关于战争应该被称作艺术还是被称作科学这一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战争同贸易极其相似。战斗之于战争如同付款之于贸易，因为不管它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多么小，一切都在朝它的方向发展，最终它必定发生，而且必然是决定性的。”
克劳塞维茨之强调决定性行动，强调即使在进行战略防御时也要发动战术进攻，成了革命战略的特征。对恩格斯而言，高度的战斗精神，连同为进攻性行动做准备，是不说自明的当然之事，而且在他的影响下，对马克思而言也是如此。不过，在这些基本概念之外，他们的军事思想显然有了变化，而这变化导致他们对他们那时的军事和政治事态有了一种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审慎、但也越来越能动的解释。
二
就如历史上失败了的事业经常有的那种情况，1848年革命的精神和表现均被误判和低估了。1848年的激进主义非常富有战斗性。它是 1793年伟大传统的回声，而且往往自觉地是如此。诚然，1848年运动在欧洲大陆以失败告终。在成功的开局之后，不可救药的纷争很快将革命力量弄得四分五裂，政治上不成熟的中产阶级屈服于经验老到的统治集团。革命的冲击力逐渐消退，却没有取得任何可见的成果。不过，在欧洲的这场内战是个意义重大的军事事件。它是围绕街垒的战斗，在德意志和奥地利也是战场上的厮杀。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并未免却在 20世纪将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影响的那种东西，起义者往往得到已倒向革命的受过训练的军官带领。
在这些革命的军事先驱者中间，有像喜好冒险的奥托·冯·科尔芬那种富有特色的军人。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追随者之一乔治·魏德迈，他曾任普鲁士炮兵军官，移居美国后作为内战期间联邦军队的一名上校享有名声。还有投诚革命的普鲁士军官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他作为一名军事史学家、评论家、教师以及加里波第远征西西里和进军那不勒斯的参谋长赢得了国际声誉。事实上，当时的军事文献表明，官方的军界将街垒战士视为一种重要和危险的力量，不管他们人数如何少，而且职业军人对他们迷惑不解，就如20世纪的欧洲殖民军队对里夫的起义者迷惑不解那样。卡芬雅克1848年6月在巴黎首战告捷，打破了街垒神话，因而被赞颂为军事天才。要在一场野战中打败巴登的起义者，被认为必需动用5.3万人的普鲁士部队。
虽然失败了，或者正是由于其失败，1848年革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探求这些革命的意义——它们的历史背景和军事战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国外的最初几年里著作的中心主题。失败的教训提示了未来起义战略的规律。在恩格斯所写、马克思所编的对于1848～1849年中欧革命的精彩分析中，这些规律第一次得到了详细阐说，而关于该主题的一系列文章以马克思之名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时间为1851～1852年。“起义也正如战争……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用至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说，就是‘勇敢，勇敢，再勇敢！’”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力地指出，一旦革命形势过去，任何漫不经心地发动革命的企图都是徒劳和危险的。他们反对在50年代初期鼓动再度使用暴力的沙佩尔和维尔里希，告诫工人们不要试图暴动，因为这只会有利于反动派。直到形势变得有利时，他们才大力主张一种为最终斗争做准备的战略。然而，恩格斯焦急地等待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死决斗”而再度驰骋疆场。他非常清楚，这样一项事业面对的最大危险，就在于迫不及待地渴望行动。耐心和把握时机成了正确战略的主要必备条件。
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体系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革命战术观念的含义。这一哲学体系基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强调通行的经济状况为理解社会政治动力的关键，它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粗略的轮廓被应用于全部现代历史。这一理论也在他们谈论当代事务的无数文章中得到了运用。根据这一理论，1848年群众运动的兴衰说到底由经济原因决定。正如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重印本所作的导言中写道：“1847年的世界性商业危机是二月和三月革命的真正原因，而1848年年中逐渐来临、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提供了欧洲反动复活的激励因素。这是决定性的。”由于同样的道理，恩格斯写道：“新的革命只有作为一次新的危机的后果才有可能，而它就像后者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新经济危机的临近是革命的嘹亮号角。因而，1857年的萧条唤起了他们的希望，那就是欧洲的反动可能让位于新的革命形势。一想到或许很快就可以抛开商业投奔战场，离开办公凳子跃上战马，恩格斯就喜不自胜。“现在，我们的时候正在到来——这次它正在彻底到来：将有一场生死斗争。我的军事研究马上就会变得更具实用价值。我正立即投身于研究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的战术和组织方式。而且，在此以外我除了骑马什么也不干。这是指打猎，因为打猎是真正的骑兵练习。”然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既未引起革命，也未导致战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防范、有时是勉为其难地防范流亡者生活特有的陷阱，将他们的流亡变成了一段富有挑战和硕果累累的经历。流亡伦敦的头十年是个“世界政治学徒期”(Weltpolitische Lehrjahre)，当时他们步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和文化的世界。现在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德意志那个地方性的、排他的和狭隘的世界隔开，与法国的党派政治隔开，他俩就能凝视一种更加宽广的远景。“只有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所有各阶级间相互关系总体的客观估计……才能用作先进阶级的正确战术的基础。”
马克思在其卓越的研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供了对社会力量的这么一种“客观估计”。在他看来，第二次法国革命大败于“小拿破仑”之手，其中的战术教训就在于需要积蓄农民的“民主力量”。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在自己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从现在起，农民作为可能的同盟者或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的推动力量，在他们的考虑中起重要作用。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前景，几乎完全被依据农民的命运来衡量。他们将农奴的解放称颂为政治史的转折点，有助于革命力量的新组合。作为世界革命总指挥，马克思在伦敦简陋的家中发布拿破仑式的指令。他写道：“在下一次革命中，俄国将爽快地加入造反者行列。”自此，一场俄国革命成了他们政治思考中的一个常在因素。
从他们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炼出来的那些最深刻的结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基本假设：世界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每个社会都存在于一种仅仅是相对的内部和平状态中。国内和平的面纱不仅掩盖了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还掩盖了这么一个事实：统治阶级依靠对被压迫阶级的物质、经济和意识形态强制为手段，维持其暂时的权力垄断。在任何一场危机期间，随着被压迫阶级揭竿而起反抗压迫者，这一脆弱和表面的社会凝聚能迅速地恶化成为内战状态。因此，将国内和平和国内战争截然分开的界线是虚幻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当各国统治阶级彼此间宣战时，任何社会的阶级斗争都可以被投射到国际竞技场上。战争有利于那些统治阶级，直到它使支持它的脆弱的社会结构过度紧张时为止。在这一点上，战争可以是革命的催化剂。恩格斯在革命年代里写的头一批文章就注意到法国 1793年模式。不仅战争会助长革命，而且革命也会将欧洲的其余部分驱入战争。恩格斯希望革命不仅能提供必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还能提供必要的精神力量，使得严阵以待的人民能够奋斗到最后胜利。尽管 1848～1849年的革命证明1793年传奇落了空，但战争与和平、国内战争与社会和平沿一个渐进的连续体存在这一教益，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始终是一个中心原则。
三
正是在寓居国外的岁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流亡者也发现了他们自己的民族纽带。在表达较深切的民族忠诚和真诚的爱国主义方面，恩格斯无疑更加坦率，但甚至马克思在抨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时，也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明显的民族倾向。更重要的是，这两位社会主义领袖现在开始充分考虑民族个性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愈益增长的意义。他们仔细地注意到在中欧和东欧觉醒的民族主义，而且事实上期盼革命动力从这些独立运动中再度喷薄而出，摧毁随1848年革命瓦解而来的政治冷漠。他对路易·科苏特领导下的匈牙利革命怀抱很大期望就是个典型。当时，与他后来的看法相反，他将科苏特视为“丹东和卡诺的结合”。据认为，恩格斯为《新莱茵报》写的匈牙利军事战役的每日报道，在他心中唤起了对参谋本部军官任务的终生不衰的兴趣。
如他们声称那样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中产阶级政党的代言人摆脱纯粹的本民族国家观点以前许久，便开始按照国际强权政权来思考问题。无论可能在哪个国家发生的无论什么政治行动，都被依据更大的欧洲问题的方式来看待。诚然，这种国际取向最初是教条式的，只是考察现实的一个粗略方法。政治分野被简单地按照“两个欧洲”公式引申出来，即反动对革命、沙皇主义对进步的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法国一直被认为是革命的故乡。西方列强结成对俄作战同盟，雅各宾法国与神圣同盟进行战争：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强烈主张的国际政策。然而，当这一朝思暮想的东西方冲突终于在克里米亚降临时，它却是沙皇与篡位者拿破仑三世之间的碰撞，英国支持后者。不过，他们依然满怀希望，认为这场战争终将释放出革命力量。
克里米亚战争为恩格斯提供了详细分析那个时代的军事问题的首次机会。他甚至试图成为职业军事分析家，但没能在伦敦《每日新闻》内找到想要的位置。展现恩格斯远见卓识的惟一渠道，是以马克思的名义在《纽约先驱报》上定期发表文章。他们显示出掌握专门材料的技艺和敏锐的战略判断，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
克里米亚战争伊始，恩格斯殷切希望在黑海的盟国部队采取迅速和有力的攻势，而且同瑞典和丹麦协力在波罗的海也这么做，从而导致摧毁俄国海军，夺取其海岸要塞。“无眼巨人”将由此在巨大的钳形攻势打击下屈膝投降，而日益迫近的国内革命将很快推倒罗曼诺夫王朝。然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犹豫不决态度给盟国制造了不少麻烦。最终，奥地利的动员牵制了相当一部分俄国军队，但对哈布斯堡积极参战的希望使盟军的主要行动推迟了五个月。恩格斯认为这样一种延宕是个战术错误，但他和马克思一起，还在这方面追随人们经常谈起的苏格兰偏执狂戴维·厄克特，怀疑帕麦斯顿是“他的朋友沙皇尼古拉”的秘密盟友。
然而，经过仔细分析敌对双方军队的组织和战术特征，恩格斯确信盟国占有优势。到打因克尔曼战役，它们的炮兵和骑兵优势得到了证明。尽管俄国步兵在对土耳其作战和镇压波兰起义者方面锐不可当，但在对付现代军事技术和小规模分遣部队战术时却显示出它的无能。多年以后，恩格斯向俄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如此描述了克里米战争，说它是“生产技术原始的国家与最先进的别国之间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然而，对盟国取胜的信心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尖锐批评英国陆军的组织状况，尤其是它骇人听闻地缺衣少食，并且缺乏医疗护理，那同样引起了英国公众的愤怒。
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防御工事和围城战起的作用。对一个肤浅的观察者来说，这个事实可能显示战争艺术发生了变化，从拿破仑时代“滑回”了17世纪。“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荒谬的了”，恩格斯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断定。“现今，要塞除了作为支持野战军运动的集中据点以外，没有别的重要性。它们的价值只是相对的。它们不再是军事战役中独立的因素，而只是有价值的据点，誓死保卫它们可能明智，也可能不明智。”由于这一原因，恩格斯总结道，俄国人避免旷野战(open battle)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自己军队的安全比要塞的抽象价值更重要同样是正确的。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恩格斯不仅阅读了自拿破仑往后主要的军事理论家们的著作，而且还仔细研究了拿破仑在俄国的战役。他能够预测到盟军在征服克里米亚后要同俄国拼搏可能多么困难。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遇到的后勤麻烦似乎无法克服，盟国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僵局，恩格斯的答案是诉诸革命性的战略。对他来说，“为原则而战”似乎是适用于盟国和俄国双方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诉诸正在德意志、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勃兴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诉诸泛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战争的这些可能性确实被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某些重要角色考虑到了。拿破仑三世本人后来向维多利亚女王承认，战争如果再持续下去，他就可能不得不号召那些力争独立的民族拿起武器。尽管恩格斯会非常欢迎这么一个转变，但无论是尼古拉还是拿破仑，都没有准备释放民族主义运动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潜能，而那在20世纪成了决定性的。克里米亚战争在1856年的结束粉碎了恩格斯对于更大规模革命剧变怀抱的希望。这还强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性的观点。波拿巴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现在成了他们分析欧洲问题的重大主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担心俄国愈益加剧的扩张和民族野心，这当然同对于俄国反动专制主义的不减的厌憎(正是它的军事干涉帮助摧毁了 1848年革命)难解难分地混合在一起。马克思和卡尔·福格特之间爆发激烈和带有强烈个人性质的争吵，它占用前者的精力达18个月之久，同样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对德意志安全的考虑。福格特曾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一名左翼领袖，该议会解散后移居瑞士。马克思与他争执的直接起因，是1859年法奥战争期间他在他主持的流亡者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福格特辩称，奥地利的失败将使德意志受益，因此德意志在外交上应当努力支持波拿巴。马克思宣扬一个谣传：波拿巴正在资助福格特的报纸，而福格特本人已在同热罗默·波拿巴亲王秘密谈判，以推进法国将沙皇的兄弟安放在匈牙利王位上的计划。马克思指责说，即使“处于德意志心脏的波希米亚成为俄国的一个省”，福格特也会漠不关心。恩格斯也加入了这场争吵。他争辩说，德意志放弃波希米亚将意味着它的民族存在的终结，因为这样的话，从柏林到维也纳的道路将穿过俄国。战略、文化和经济的考虑使恩格斯确信，德意志过去在东欧和东南欧赢得的所有领土都应当留在德意志。他强烈反对肢解这几个伟大的文化民族，强烈反对由此创造出无能力享有独立的民族存在的碎片国家——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以民族自决的名义。
波拿巴主义向恩格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难题。他正确地意识到，它的真正力量和危险在于它的煽动性吸引力：吸引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那潜在的经济扩张主义，吸引革命大众的“爱国主义”。恩格斯在两本权威性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萨伏伊、尼斯和莱茵》里，仔细地考察了拿破仑的野心的军事含义。在第一本小册子里，他驳斥了当时的一个广为流行的论点——在冯·维利森将军之类军事专家中间风行的论点，即这位将军在其《1848年意大利战役》中所说的波河应当是莱茵河的头道防线，因而波河地区被视为德意志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经过分析上意大利各条河流的行程和意大利各个要塞的战略位置，恩格斯证明德意志南部边境的防御并不需要控制波河流域。不仅如此，他还示意在所谓军事论据的背后，隐藏着此等战略的真正动机，那就是复兴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政治野心，连同德国成为欧洲仲裁者这一权利要求。恩格斯还专门对大德意志的吞并主义政策提出警告：“解放”弱小邻邦将使德意志成为欧洲最令人憎恶的民族。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恩格斯对一场西线战争可能奉行的战略所作的讨论。在此，他试图证明，业已筑防巴黎的法国现在能够放弃它对莱茵河左岸的传统权利要求。同样，就像对德奥在意大利北部的权利要求那般，恩格斯完全依据军事证据，驳斥了法国“自然疆界”诉求的正当性。法国进行战争的战略主要是为了保护巴黎，并且无可非议，因为法国的中央集权化使得巴黎成为国家生存的关键。首都投降将意味着全国失败。然而，有了巴黎新近修筑的防御工事，沃邦的三圈防御工事成了赘物，仅仅意味着徒然分散军事力量。恩格斯认为，法国安全的真正危险在于它同比利时的边界虚弱不堪，因为尽管有欧洲的诸项条约，“但历史尚待表明，一旦爆发战争，比利时的中立不只是一片字纸”。基于这么一种讲求现实的估计，恩格斯仔细地制定了一项打赢战役的计划。由于巴黎业已筑防，法国便能在比利时边界实行进攻性的防御。“如果这一攻势被击退，军队就必须将瓦兹－埃纳一线当作最后防线；敌人进一步向前推进将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从比利时入侵的军队将过于虚弱，无力单独攻击巴黎。处于埃纳之后，维持同巴黎的不受挑战的交通联系 (或者最坏的话处于马恩河之后，部队左翼在巴黎)，法军北方集群就能采取攻势，并且等待其他军队的增援。”55年后，加利埃尼的反攻实现了恩格斯关于马恩河奇迹的先知般的预言。
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再度显示出他分析战略发展的高超技艺。在为伦敦的《帕尔马尔街报》(Pall Mall Gazette)撰写的系列文章中，他提出开向夏龙的普鲁士军队突然掉头进军比利时边界，从而成了预言到导致毛奇在色当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步骤的极少数欧洲观察家之一。
《萨伏伊、尼斯和莱茵河》指向了军事战略的另外一项因素，其全部意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被意识到，那就是来自法俄同盟的两线作战幽灵。恩格斯大声疾呼：“难道莱茵地区除了遭受战争折磨、以便让俄国在维斯杜拉河和多瑙河地区为所欲为之外，就没有别的可干了吗？”俄国依然是欧洲自由的主要威胁，尽管恩格斯现在怀抱一个徒然的希望，即这一危险将很快由革命的一个新盟友——解放了的农奴——来钳制。“目前已在俄国爆发的斗争——农村人口中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已在损害俄国外交政策的整个体系。只有在俄国缺乏国内政治发展的时候，这一体系才是可能的；然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
相反，拿破仑三世的计划却不那么容易被撇开。恩格斯多少详细地探讨了法国入侵英国和英伦诸岛防御的前景。关于这方面，他在两个专长军事事务的刊物(《达姆斯塔特文汇》与《兰开夏和柴郡志愿者季刊》)发表了不少文章，专门讨论志愿兵问题。其中有些文章在1861年被挑选出来，汇编成小册子《致志愿兵》。虽然他同情步兵及其不那么死板的训练体制，但他断定他们比不上新近扩编的法国军队，后者他称为“欧洲最优秀的军事组织”。
接下来几年里最大的军事事件是美国内战。大多数欧洲军人当时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拼搏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据称毛奇曾说，他不屑研究“武装起来的群氓的运动”)，恩格斯却将它视为“军事史册上无与伦比的一场活剧”。它是一场革命性的战争，这不仅在于它首次在一个巨大的作战区域内战略性地使用了铁路和铁甲舰，也在于它“改变世界地废除了奴隶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正像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的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
尽管恩格斯同情北方，但他对北方“松松垮垮的操作”感到震惊，那同南方的极端认真截然相反。他在1862年11月5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对这么一个人民提不起任何热情：它在如此巨大的问题上，竟听任自己不断地败于只及它四分之一人口的敌方。”他甚至怀疑战争的结果。是马克思提醒他不要只注意军事方面，以致以偏概全地被误导。只是当李(恩格斯对他卓越的战略大为赞赏)被包围、而格兰特像拿破仑那样以俘获全部敌军来进行他的“耶拿”战役之时，恩格斯才认识到先前“懒洋洋和不情愿地”投入战争的北方人有着了不起的纪律和士气。
普鲁士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兴起使恩格斯的思考再度转向欧洲战场。正如他预料的那样，短暂的丹麦战争向他证明，德意志步兵优于丹麦人，而且“普鲁士的火器——步枪和火炮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不过，他仍然低估了普鲁士的军事打击力。确实，他在柯尼格累茨会战前夕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一篇文章里，竟预言普鲁士将输掉战争。他尖锐地抨击毛奇的会战计划，只是第二天才承认普鲁士人“尽管违反了高级的战法规则，但还干得不错”。恩格斯的严重误算主要源于他错误地估计了普鲁士的国内形势。同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将60年代初关于军队改革的激烈的宪制斗争误以为是军队解体和革命前奏。他承认：“如果这次机会未被利用就溜掉……我们就只能卷起革命的铺盖而转向纯理论研究了。”的确，又一次革命的形势业已消逝，恩格斯在柯尼格累茨会战过后第二天就立即承认了这一事实。
由于他无保留地尊重普鲁士军队，他也接受了普鲁士军队胜利的政治后果。他写信给马克思说：“简单明了的事实是，普鲁士有50万支撞针枪，世界上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也没有50万支。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在两三年、抑或五年内能装备后膛装弹器。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普鲁士始终至高无上。你认为俾斯麦不会利用这一时机吗？他当然会。”恩格斯现在认出俾斯麦是真正的波拿巴主义者，比拿破仑三世更危险，而且他对“暂时充斥着普鲁士主义”的德国统一深感遗憾；然而，他同样反对威廉·李卜克内西之类社会党领袖不现实地拒不“正视现实”。相反，恩格斯正是在普鲁士成功的基础上，重新同俾斯麦作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辩证法的分析力现在面临一场考验。在其流亡生活这一艰苦的学校里，他们学会了在宏大的欧洲背景下观察各阶级和各国的特殊事态发展，学会了将他们自己的革命战略建立在对于“社会发展之客观状态的估计”基础上。欧洲各场冲突、印度士兵大造反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并没有鼓励他们相信很快会爆发等待已久的革命。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正在得出结论：有限战争并非他们指望的革命先兆。事实上，这些冲突的短期效果可以是反动的，有如马克思就1859年意大利战争描述的那样。随着欧洲列强军队的实力加强和技术能力提高，恩格斯开始考虑一种可怕的前景，那就是只有一场世界大战才会带来朝思暮想的革命。然而，这种世界大决战和大杀戮并不是一种能够令恩格斯欢欣的结局。
即便是普法战争，也将革命者们置于两难境地。在欧洲，法德两国是有着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国家。战争现在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太多风险。到1888年，恩格斯已警告说未来世界战争的破坏“将把整个欧洲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并且将使三十年战争的破坏相比之下黯然失色。战争已不被当作达到革命目的的值得想望的手段，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没有革命战略的革命运动。
四
面对未来革命无所适从的窘境，恩格斯转向军队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其他方面，其中有军队在一个革命国家中的作用。诚然，恩格斯对未来革命国家轮廓的设想仍然只是零碎的。不仅如此，他的观念不大受欢迎，甚至受到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反对。然而，在这个阶段上，他的许多形形色色的建议在方向上变得清楚了。它达到了他毕生研究战争的顶峰，并且规定了欧洲激进主义的未来发展。恩格斯现在的军事政策基于民主军队原则、全民武装原则，基于对这原则逐步得到实现的信念。的确，这种展望在他的小册子《军事问题与德国工人阶级》里已经出现了。它成了他以后30年里的指导性原则。
在普鲁士保守派与新兴自由资产阶级的宪制冲突正酣之际，恩格斯发表了他对普鲁士军事问题的研究，首先是打算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入门读物。他向正在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提出的忠告，是支持资产阶级对抗反动势力(这些势力现在得意于新型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在其中资产者和工人一样，被取消了任何一点政治权力残余)。使这篇文章具有特殊意义的不仅是它精明地评估了中产阶级反对派的力量与弱点，连同它驾驭了有关拿破仑战争以来普鲁士军队组织史的种种技术性细节，而且还在于它依据普鲁士人口和财富的增长、特别是鉴于普鲁士的邻国的军事潜力，务实地支持军队改革。事实上，恩格斯的抨击很大部分指向资产阶级，它在这些关键的年代里失去了政治优势，并且未能将军队争取到自己一边。恩格斯后来断言，这一根本性的失败首先要对 1870年后德国民主发展的停滞状况负责。按照他的判断，军队发展是社会成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较早的研究——例如为《新美国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古今军事组织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先决条件。现在他们认识到，军队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头等重要的社会载体起作用；事实上，它可以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可能经其浮现出来的主要渠道。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并且是遵循了法国大革命引入的历史趋势。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现代大众军队开辟了道路。普遍征兵制如果予以坚持实行，就保障了一国有最强和最有效的军队来防御外部世界。同理，它必然地会转变武装部队的性质，使之从一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或雇佣兵武装力量变为一支人民军队。恩格斯在1891年可以自豪地宣称：“同表面上的情况相反，义务兵役制作为一种民主载体超过了普选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的选民数目，而在于它的土兵。一个人在25岁成为选民，在20岁成为士兵；党首先是从青年中间征召追随者。到1900年，军队这一曾经是国内最为普鲁士式和最反动的成分，将像命运一般不可规避地由社会主义者占大多数。”
显然，恩格斯错误地估计了已建机构的坚持力和内在活力，并且至少同样严重地弄错了历史大转型的速度。然而，他的观点只是他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融合所持的乐观信念的一部分。他提倡建立民兵军队，这使他同19世纪的许多自由派人士站在了一起。他们和恩格斯都提议用民兵取代常备军——18世纪专制主义政权的职业雇佣军队。在恩格斯为民兵所作辩护的背后，有着他的一种希望，那就是使得军队非职业化，并且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和民主化的机构。
然而，这一信念并未导致恩格斯低估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需要，特别是鉴于“空前暴烈和广泛的”世界战争的持续威胁而有此类需要。他猜测，在这样一场普遍的欧洲战争中，最后决定权会在英国手里，因为它既能封锁法国，也能封锁德国，从而迫使其中一国或另一国因饥饿而屈服。他在1891年10月写信给奥古斯特·倍倍尔说：“在有战争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要求(德国的)现存军事组织应当彻底改变。”在题为《欧洲能否裁军？》的系列文章中，他提议“通过国际协议逐渐缩短兵役期限”，起初为两年，以此作为防止战争的手段。然而，与他的基本信念一致，他说“我仅限于提出任何现存的政府能够接受、而不危及它们本国安全的建议”。而且，尽管他认为民兵体系是最终目标，但他急忙提醒马克思要审慎，说“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接近完全的民兵化，而且甚至这个方法也只会是渐进的”。
恩格斯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思想在其最后阶段是否与他早年的革命呼吁相抵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个彼此冲突的孪生兄弟——渐进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者都能声称恩格斯是自己的导师。作为斗士和军人，恩格斯发觉自己难以同缓慢沉闷的改革相调和。然而与此同时，他又非常机敏，不会不认识到每一场冲突都有赖于可资运用的武器，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要求不同的方法和战略。他将军队视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军队就如经济生产方式，受制于变化的法则。同马克思将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联系起来一样，恩格斯考察了技术变化对军队组织的影响。尤其是在他的小册子《反杜林论》中，他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军事问题。即使恩格斯的著作对 19世纪军事思想本身的发展没产生什么影响，但他将军事问题作为经济和社会探究的一个亚种的全面研究方法给此后的军事思想打上了烙印。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起变革战争的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社会和军事技术的变迁改变了战争方式，并且进一步要求革命战略的改变。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恩格斯也没有放弃所有的革命希望。在为新编《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中，他注意到革命战略的必要的变化。“1848年的战斗方法，”他写道，“今天在各个方面都已过时了”。街垒战和街角革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恩格斯指出，事实上，“即便在街垒战的经典时期，街垒也只有一种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效果”。如果街垒能被一直坚守到动摇了军方的自信，就赢得了胜利；如果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就意味着失败。但到1849年，胜利的机会已经减少了。“街垒已经失去了魅力。士兵认为那后面的不再是人民，而是叛乱者……军官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街垒战的战术形式已变得熟悉起来。他不再沿直线向前推进，并且在临时修建的胸墙面前没有掩护，而是通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进行侧翼包抄。”此后又发生了多得多的变化，它们全都有利于军方，与此同时起义者的处境变得更糟。现代武器装备是先进技术和重工业的产物，不能临时拼凑得来。1848年往后大城市里兴建的街区业已沿漫长、笔直和宽阔的街道展开，仿佛是为了有效地使用新式大炮和来复枪而建造的。然而，统治阶级不应当指望革命者会在这些新建的工人阶级住宅区修筑街垒。“他们或许还可以要求他们的敌人在下一次战争中，以腓特烈二世的线形阵列、或者以瓦格拉姆会战或滑铁卢战役那种整师整师的纵队阵列来面对他们。由一小群首领带着无意识的大众完成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问题成了彻底变更社会组织的时候，大众自身必须参与，必须明白所攸关的是什么。这就是过去50年的历史教给我们的。”
现在，用合法手段征服国家成了通则。只有依靠一种手段才能暂时阻止激进社会主义力量的稳步发展，那就是同军队大规模冲突，导致 1871年短命的巴黎公社那样的大流血。这一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度尝试，常常得到赞颂，被认为给其后几十年的欧洲革命者提供了伟大的客观教益。马克思本人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它作了仔细的分析。然而，对于发展恩格斯关于革命战略之军事方面的思想，有关巴黎公社的这些研究几乎全无贡献。事实上，虽然一场反动力量政变的威胁有可能激发巴黎公社重演，但这重演并不符合恩格斯的理论。在他长期革命生涯的最后阶段，恩格斯期望社会主义的胜利通过普选的民主进程到来，就像他设想通过普遍兵役制渠道实现民主的胜利那样。
“全民武装”已成为恩格斯公开宣布的军事理想。他认为发动摧毁 19世纪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的战役徒劳无益。相反，他提倡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为手段，根除其封建传统，激活其民主趋势。看一看恩格斯的观点与其敌人——欧洲列强的陆军部长和参谋总长们——如何一致是有趣的，这些人同样笃信全民武装，但总是害怕武装起来的全民易受社会主义感染。
无疑，恩格斯会完全同意他的一位杰出信徒、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的观点，后者在其《新军队》中写道：“如果动员军队就是动员全民族本身，各国政府就将远不那么乐意设想冒险性的政策……如果一个希望和平的民族受到掠夺成性和热衷冒险的政府攻击，后者追求巨量战利品，或者企图骇人听闻地转移国内困难，我们就将有一场真正的民族战争……‘全民武装’代表最好的规划来实现最有效、最充分的国防的体制。武装起来的全民必然是一个行事出于正义的民族。它将给欧洲带来一个新时代，带来正义与和平的希望。”
历史将证明这一理想大错特错。然而，如果说恩格斯夸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欧洲大众的影响力，那么他确实比较准确地理解了征兵制和大众军队的动能。而且，远优于他同代的保守派和开明派，恩格斯认识到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民事领域与军事领域之间的彼此渗透。在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这种认识继续指引着革命思维和革命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