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与战争的革命·第五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彼得·帕雷特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战争的扩展·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805年夏末，法国的进一步扩张似乎已被阻止。法国海军未能在哪怕短短几天里控制英吉利海峡，这使英国得以确保免遭入侵。奥地利分别在威尼斯以北的提罗尔地区和德意志南部集结重兵，以阻截法军对中欧的任何威胁，或许甚至还想发动攻势来收复意大利北部。第一批俄国师团则从波兰出发，前往增援奥军。在北线，普鲁士虽然仍系中立，但在沙皇请求下也在动员兵力。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联合力量即使仍非全然实际可用，也大有希望为一种新的欧洲均势格局创设基础。
8月23日，拿破仑改变了自己的军事目标。17.6万法国大军离开英吉利海峡沿岸，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渡过莱茵河，向多瑙河挺进。由于所到之处诸侯们急忙与之缔结盟约，法国人在德意志南部的进军格外顺利，威胁奥军与维也纳之间、连同与在摩拉维亚的俄军之间的交通线。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前沿阵地被包围，3.3万奥军于10月19日投降。11月13日，法国大军未经重大战斗便开进维也纳城，随后趁其尚未得到增援以发动进攻之机，直捣适才汇合为一体的奥俄军队。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歼灭反法联军。三个星期后，普雷斯堡和约缔结，奥地利据此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威尼蒂亚被割让给法国，拿破仑取得中欧霸权。
这些事态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有过。交战两军规模之大实属罕见，法军行动之神速、作战范围之宏大绝无仅有，而拿破仑对外交和武力的操作也是如此，在短短数月内摧毁了欧洲大陆上传统的制衡和均势格局。各国政府和军人深感震惊，其影响在翌年的消沉和困惑中依然可以见到，而这些又促成了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两大战役中的毁灭，并且促成法国权势扩展至俄国边界。
后来的观察家发现，1805年战役的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异。在其《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将奥军在乌尔姆会战中的阵势称作“不可靠的网络，由若干虽然科学、但极其脆弱的战略方案构成”，并且评论说这种网络本来可以套住拘泥于18世纪谨小慎微的谋略战法的将领，“但对波拿巴这位革命的皇帝来说，它算不上坚固”。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revised edition(Princeton，1984)，book 6，chapter 30，518． ] 此话揭示了这场使整个欧洲目瞪口呆的震撼的终极来源：一个同时作为“革命的皇帝”的人的天才，他体现并得益于“旧制度”在法国倾覆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政治和军事因素的独特的融合。
一
法国大革命与君主制最后几十年里酝酿的一种战争方式革命同时发生。不久，这两股潮流便汇合起来。军事体制和军事实践的深刻变革有一部分在旧制度下就已经确立不移，另一部分则仍然处于尝试和实验当中。它们得到了大革命的采纳和进一步发展。通过将其蓬勃活力灌输到这些变革中去，并且使之与其往往暴烈的内外政策连接起来，大革命扩展了这些军事创新的范围。军队，连同它的需要和价值，在法国人的生活中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这最终反映为一位军人跃升至最高权力。不过，在国民公会和督政府时期，国内政策就已经同对外扩张携手并行。与此同时，军事革命不再是一个纯属法国的现象。1792年起法国前后相继的各个政府发动一系列战争，使得欧洲不仅蔓延政治和社会变革，而且也风行军事变革。
这些创新中最重要的，当推国民公会逐渐采取的一项政策，它至少在理论上接近普遍兵役制。在法国，它起初更多的是蕴含于启蒙运动后期的军事和政治文献，而不是蕴含于君主制政府的军事实践。它导致兵员数目急剧增加，法国对外政策由此获得新的分量，法国将领也由此能够去打更积极进取的、伤亡也更大的战役，并且去打更多这样的战役。与此同时，君主制最后几十年里军事管理的扩展和愈益精细化提供了现成条件，可据以装备、训练和维持新的兵力。七年战争以来关于步兵战术(即由散兵、行军、进攻纵队和线性兵阵构成的“混合”体系)有着激烈的辩论，其思想成果经过曲折的实战检验，证明最适合革命军队。自18世纪60年代起，格里布瓦尔和迪·泰尔等人对皇家炮兵进行改革，从而使革命的法国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高效、最机动的炮兵。有史以来第一次，步兵能够在战斗的各个阶段上得到野战炮的近距离支持，这大大增强了法国军队的打击力量。部分地依靠同18世纪的做法决裂 (这是大革命造成的惟一这样的决裂)，即迫使士兵按照“以战养战”的原则就地征收，为战场上现已变得非常庞大的军队提供补给便成为可能。拿破仑在其鼎盛时节写道：“懂得……如何从你占领的地方获取所有各种给养，构成战争艺术的一大部分。” [ 注：Correspondance de Napoéon Ⅰ(Paris，1857～1870)，12：no．9944，致约瑟夫·波拿巴，1806年3月8日。“以战养战”的说法在大革命期间经常被使用，亦可见于拿破仑的著述，例如“Mémoire sur l’ armée d’ Italie”(July l795)，Correspondance，Ⅰ：no．49。 ]
以战养战制度是对于一种起自七年战争时期的做法的体制化，也将是拿破仑战略和作战方式的基本成分。这种作战方式在于：将以往单一的军队分解为一个个常备师和军团，在其中步兵、骑兵、炮兵和辅助兵员结合起来；实施战役时，这些大作战单位通常沿各自的路线推进，各自负责本身的作战区，但也能够相互支援。扩展了的军队涵盖很大的活动区域，它不仅易于其维持，而且主要有助其各个作战单位推进得更迅速，赋予它们更大的灵活性，并且扩大总司令的作战选择余地。他的参谋班子的扩展和下属各级参谋人员的增多(这在旧制度下的最后一些战役里已经开始)使得控制不断增大和分布更广的兵力成为可能。这些以及其他创新打破了世代欧洲军人的基本信条、技术和惯常做法，在 1792～1815年间极大地改变了战争操作，并且确立起在整个19世纪乃至其后一直影响重大的作战模式。
然而，这场军事变革尽管对法国革命战争影响巨大，但它不像可能被假定的那般一蹴而就。新法国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只动员了它们的一部分兵力，而且在布伦瑞克公爵的政治军事讨伐在1792年败于瓦尔密之后，只是为有限目的而战。面对这样的敌人，新法国不止是坚持了下来。不久后，法军横扫奥属尼德兰，并且深深突入莱茵兰。然而，由于法军的败仗几乎与其胜仗一样多，因此不能说军事结果明显地有利于新战法。这部分地是因为1789年往后的政治事态严重地瓦解了这个国家原有的军事体制。王室军队难以迅速扩充，也难以转变成为一支既高效又忠于新政府的武装力量。需要经过曲折的摸索，才能掌握军事革命的许多不同要素，学会如何将它们融会运用于战场。与此同时，法国军队的战绩时好时坏。1796年在意大利，新体制首次取得决定性的、而且似乎不可逆转的成功。到那时，普遍兵役制已经使法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也最容易维持自身兵力的军队，而且它的许多官兵已变得习惯于新的组织体制、管理方法和战术。然而即便如此，军事革命也并非战无不胜。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在地中海以拿破仑绕开英国舰队在埃及登陆为起点)在欧洲大陆爆发后，法军连吃败仗。到1799年夏，拿破仑 1796年征战成果已得而复失，整个意大利除里维埃拉一地外，重新落入反法同盟国家之手，奥地利人再次控制了德意志南部。如果说到头来法国人打赢了，那也只是经过了非常艰巨的奋战才如此。法国人的新战法无疑比旧体制优越，但即使已经有了十多次战役的经验，这优越性也只是打了折扣的，并非绝对的优越。
军事革命之成败参半使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拿破仑没有掌权，以后的事态进程可能会怎样？无疑，这样的猜测价值有限，然而掂量各种实际上未曾出现的可能性，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历史真实。我们关于拿破仑的最能干的同僚和对手——例如卡诺、茹尔当、奥什、马塞纳和莫罗——所知的一切提示，假如拿破仑在土伦战役中阵亡，或进军埃及途中在克里特海岸附近被俘，法国就会停止或至少延缓其摧毁欧洲均势的行动。假如他不坚持要做全欧范围战争要求的巨大努力，法国政府很可能会满足于保障本国的“天然”疆界(这疆界本身就是经过大规模扩张形成的)。假如后来战争继续打下去，尤其是在远离法国的地方打，那么法国高级指挥官以往的战绩表明，他们还会频频败于敌军手下。假如出现这些情况，大革命和战争的变革仍然会使法国成为欧洲头号强国，但这个法国将是一个整合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内的国家，而不是支配这个共同体，并且确实几乎废除之。
实际上，拿破仑认识到了战争方式革命的充分潜能，发现了如何能够使其中的各个成分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他纠正了这些创新在技术方面此前一直制约其效能的种种缺陷)，并且调动法国的一切资源为这一新体制服务，从而使法国一度拥有了绝对优势。 [ 注：Clausewitz，On War，book 8，chapter 3B，592． ]
二
拿破仑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在共和国军队中逐渐崛起。他集中体现了这场植根于旧制度、由1789年后的事态加剧了的军事革命。他本人并非改革家，而是利用了改革家们的成果，那是法国的新领导人没有完全理解或未能充分利用的。举两个例子：从执政府开始，普遍兵役制得到了比90年代早期更规则、更广泛的应用；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军队分编为一个个大体上自足的指挥单位往往意味着作战努力支离破碎，而拿破仑一方面继承了这种做法，另一方面对这些分散的力量实行坚决得多的中央控制，并且给它们灌输他自己对于迅速运动和猛烈进攻的信念。结果是部队获得了新的机动能力，从而使在决定性的点上集中优势兵力成为可能。 [ 注：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拿破仑曾指责法国一位将领在1799年瑞士战役中的行动，抨击分散兵力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使人无法取得重要战果。然而他补充说：“不过，始终以小股兵力作战确实是那个时候的风尚。”(Charles Tristan de Montholon，Récits de la Captivité de l’ empereur Napoléon (Paris，1847)，2：432－433)． ]
如果说拿破仑利用了既存的体制和方法，那么他的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大得益于其他人。用拿破仑战争的学识最渊博、思想最深刻的研究者让·科林(他的分析仍在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该领域所有认真的研究)的话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拿破仑最为辉煌的计划，将它们与他的对手的相应计划加以比较，我们简直不会发现有什么差别”。他还说：“拿破仑的同代人与他一样，很懂得包抄或从侧翼迂回打击敌人的好处。” [ 注：Jean Colin，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translated by L．H．R．Pope－Hennessy(London，1912)，253，290．我重译了所引话语，因为原先的英译既浮夸，又不准确。 ] 有时，拿破仑在一场战役或会战中做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并无独特之处；独特的是他怎么做，他如何将会战当作简单却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计划的焦点和高潮，而这战略计划是战争革新使他能够贯彻的。直到临近去世时，他仍然相信“战争艺术是简单的，一切都在于实施”。 [ 注：“Oeuvres de Sainte－Hélène，Evénements des six premiers mois de 1799，”Correspondance，30：263．又见ibid．，289。 ]
拿破仑从未就自己的战争观念写过一个全面的说明。要了解他关于军队组织和管理、战役操作以及国际关系中战争的作用的思想，就必须考察其他种类的证据，包括他的政策和行动，他广泛而又多样的著述，从备忘录、命令、公函到事后的评价、历史学研讨，以及他在圣赫勒拿岛口授的各种回忆录，其目的在于向他的同代人和后代人辩解他自己。随着他将回忆转变为神话式的传奇，他对事件和个人的评价能明显地改变，然而他对战争本身的看法在他的首次战役后差不多始终如一。不过，这种一贯性并非总是延展到他的遣词用语。他可能谈论战争的“首要原则”或“基本要素”，尽管这些措辞本身可以根据具体场合而变换。然而，“原则”和“规则”在他那里不是指一个系统的理论当中被严格界定了的东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认为这些东西是正确的。相反，“战争的一般原则”或“普遍规则”之类表述只是有助于增加认识的权威性，这认识来自经验，来自被激发起来的常识。始终不变地支配他的军事行动的观念，是应该将兵力尽可能多地投入到会战中去，即使这意味着将次要的基地和交通线置于不设防状态。他不可避免地往往误解特殊形式下敌人的意图和行为，误断他自己的军队的潜能，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容易被自己的希望和巨大野心欺骗。然而，这些错误和缺陷完全未限制和模糊他对战争的理解，其一贯的特征在于对战争现实的一种深刻、严酷的认知。
要从拿破仑的行为和思考中揭示他的战争方式的主要特征，可以恰当地从考察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开始，然后进至战略和战役，最后对他本人的领导风格做出某些评价。
一切战争都出自政治决策，表达政治意图，无论这政治是否契合现实并且可以被认为可取。然而，这个事实并不意味对于贯彻它为之服务的政策来说，任何一场特定的战争都必然是适当的。从历史上看，政府与其军事幕僚和司令官们在对外政策与战争之间关系的一些方面，例如在要动员的资源比例或资源利用的方式上面，往往难以、甚至无法做出决定。即使在担任低级军官时，这些基本问题之占用拿破仑的思虑，也远甚于诸如士兵训练和战术运用那样的纯军事问题。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认为，拿破仑尽管极具战略眼光和作战天赋，但他的内在才能更多的是国务家而非军人的才能。 [ 注：Hans 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zt，new edition(Berlin，1962)，4：494． ] 不过，他的治国本领是一种异常侵略性的和好战的。他不把战争视为一种应急举措，一种用来弥补外交失败的最后手段。相反，战争是他的对外政策的核心要素。
除非形势所迫，拿破仑从来不在军事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追求重大的政策目标。他决不犯奥地利人1796～1797年期间在意大利对他犯的错误，那就是仅仅动用可得兵力的一小部分，在这部分被打败后再动用第二部分，然后动用第三部分。假若他们一开始就集中兵力作战的话，本来有可能压倒他。与奥地利人相反，拿破仑坚信必须最充分地使用可以得到的一切手段。重大目标与动员来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总是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他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受损于一种不同的弊端：他很不善于用有限的手段打有限的战争；像1778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那种全无任何会战的战争，违背拿破仑的本性。在他手里，任何冲突最终都会失去其有限性，因为无论是公开地还是隐含地，它们都威胁他的对手的继续独立生存。
拿破仑连续15年集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于一身，其行动自由几乎不受任何制约，这肯定有助于政策和战争的最紧密整合。政治权威与军事权威的统一消除了在别种情况下必不可免的最高层摩擦。最重要的是，这便利了迅速决策和迅速贯彻，并且使他有可能以惊人的灵活性来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调整外交，在他认为适当时抬高要求或表示愿意妥协。当然，统帅权集于一人并不能保障政策健全。在拿破仑执政后期，独裁统治缺乏制衡导致一个个关键性错误，并且最终使得帝国垮台。不过，直到入侵俄国为止，独揽全权赋予他一项盖过对手的优势，这些对手无法形成一种能够适应现代战争快速节奏的政治－军事指挥体制。
拿破仑将外交与暴力融为一体，其最有效的表现莫过于他追求一种传统目标的方式，那就是从政治上孤立潜在对手。即使他无法阻止反法同盟的形成(这多半是因为他的最终意图过于昭然若揭)，他仍利用这个或那个同盟伙伴的特殊利益考虑，以延缓盟国部队会师战场。1805年，外交代表的活动加上法国大军向巴伐利亚的火速挺进，使他能够趁俄国军队仍远在东面数百英里以外的时候，大败奥地利军队。同年12月，在诱使普鲁士采取中立后，他战胜了奥俄联军。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歼，英俄两国袖手旁观。次年春天，他趁奥地利军队尚在准备时，击败普鲁士残余部队及其俄国盟友。1809年，奥地利再次被打败，与此同时其潜在支持者仍在辩论是否应当前去支援。
如果证明没有可能阻止两个或两个以上反法盟国的军队出现于同一战区，拿破仑仍然能够从它们的连接点(或可能的连接点)觉察到政治与军事结合运用的宝贵机会。如果不同国家的军队存在于同一个战场，就会引起伴随指挥不统一的所有各种困难。1796年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他给卡诺写信说：“一名劣将优于两名良将。”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又几乎一字不改地重复了同样的看法。 [ 注：Correspondance，vol．1，no．421，1796年6月14日致卡诺。Oeuvres de Sainte－Hélène，Campagnes d’ Italie，”ibid．，29：107． ] 他以战略纵深突进打响这场将使他大为出名的战役，将自己的部队插进撒丁与奥地利两国军队中间，阻止了它们的会合；接着他采取某些分析家所称的中央位置战略，即首先打击撒丁军队，迫其退出战争，然后调转方向进攻奥地利军队。在“百日”期间，他再度采用这种战略，在布吕歇尔和威灵顿所率两军之间的内线作战，先是消灭普鲁士军队，然后一旦确信英荷联军已被孤立，便对其发动进攻。
对敌对盟军内部固有困难的利用，也可见于奥斯特里茨战役，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且更为复杂。其间，拿破仑利用奥地利希望收复维也纳这一点，诱使奥俄联军主力(其指挥结构和部队单位整合得太差，不能进行有效的协作)不去等待正在由北往南靠近的俄奥增援部队，而是过早发动进攻。此项指挥旨在切断拿破仑与维也纳的链接，反映了政治考虑而非军事考虑。
拿破仑的战略总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至少直到他的统治的最后岁月为止，他一直不让政策阻止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最有效应用。相反，拿破仑坚信，实现任何一项政治目标的最佳办法，在于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对手的抵抗力。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打败敌军的主力。夺取要塞、占领地势或占领敌国首都很少能够对敌人的战争潜力造成同打败其野战军一样的破坏。一场惨重的失败造就一种新局势——在军事上导致敌人遭受进一步损伤，迫其撤退和投降，在政治上则诱使或者逼迫敌国政府在新的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谈判。
拿破仑的战略计划(更准确地说他的战略准备，因为他不喜欢“计划”这个词包含的一种固定不变的设计之意)旨在达到压倒性的战术决胜，即歼灭战场敌军的一场或数场大会战。在他的那些最大的战役中，决胜的会战总是自然地出自对敌方领土的迅速的长驱直入，然而这些推进从不以某个特定的地点为目标，从不是为了夺占一城一地。相反，它们将一支强大的敌军驱赶得如此之远，以致后者无法置之不顾，而只得迎战。拿破仑战略的目标在于造就决战或决战的威胁。战役本身可以是从一个处于中央内线位置发动，或者攻占这个位置，那将使得敌军节节败北，或者采取迂回攻击敌军后背的形式，包抄敌军阵地并威胁其运输线。
这位皇帝追求决战的一个富有胆魄和结局重大的例子，是为时短暂的1806年战役。它证明是一场战略性胜利，尽管拿破仑直到接近终了为止，一直没有断定普鲁士军队的位置和意图。耶拿会战和奥尔施塔特会战是按照错误的假设进行的，能够打赢只是靠随机确定的战术，这着重表明了基本战略思想的威力。
拿破仑原本无意同普鲁士打仗。这场战争所以来临，是因为法国在 1805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已经在中欧取得如此的支配地位，以致该地区实际上已不再可能有另一个强国存在。当普鲁士动员兵力和往南穿过萨克森向图林根森林进军时，法军主力部署在莱茵河一线和德意志南部。10月初，拿破仑将部队集结在班贝格与维尔茨堡两地之间，开始向北推进，由此附带地使他通往莱茵河的运输线处于几乎没有保护的状态。从根本上说，他的战役计划是调集尽可能最大的兵力，然后依靠向柏林方向推进来创造战机。如果普鲁士人采取攻势，他们就会在保卫本国首都的需要或希望驱使下调转方向，而一旦普法两军遭遇，法军的数量和机动能力优势应能决定问题。鉴于法军实力遥遥领先，从任何一个方向发起进攻都会赢得胜利。不过，若从西面推进，就会促使普军回守柏林，还有可能导致俄军前去支援，而若从南面发动攻势，进攻就会更加迅速，并且有可能将普军主力与其首都、补给基地和俄国边境断开。
于是，18万法国大军分成三个纵队，以长达三四十英里的战线大举推进，每一纵队由两个军团组成，纵队之间足够靠近，以便必要时相互支援。截至10月12日，这一规模庞大的“营队方阵”(拿破仑用这个名称来强调启示了这种阵形的协同与互援观念)已经推进到正在魏玛与耶拿之间缓慢北撤的普鲁士军队的左翼外围，并且超越之，同时切断了普军通往莱比锡、哈雷和柏林的运输线。13日，拿破仑率领他的大部分兵力向西进发，以攻打他以为是普军主力的、驻扎在耶拿以远高地上的部队，与此同时命令已经位于更北面大约15英里的达沃攻击敌人后背，以支援法军主力进攻。这两场战斗于次日同时打响，但出乎拿破仑预料，他只面对小部分普军，在兵力数量上占了差不多一倍优势，而达沃遭到强得多的、正试图强行突破法军以重新控制交通线的普军主力攻击，远不是打一场包抄战。达沃手下2.6万人的部队奋力抵抗，普军主力背离柏林向西撤退。他们跨过已在耶拿被打败的另一支普军的后撤线，而法军的全力追击使之完全瓦解，并且简直彻底被歼。
拿破仑以巨大的军事力量直捣普鲁士国家的心脏区域，造就了一种普鲁士人不得不做出反应的威胁。结果是异常巨大的胜利。然而，在遭受如此灾难性的打击之后，普鲁士仍然继续战斗达八个月之久，这既表明了战争方式革命导致的战争扩展，也表明了它的一个新限度。法兰西共和国和帝国动员全民资源和力量致力于战争的做法，已经开始激起规模和强度类似的反制措施。
同今天相比，拿破仑时代的战略更意味着在一个含糊不定的领域里思考和行动，在其中惟一最终可靠的参照，是统帅对于军队和国力的潜能与局限的认识。拿破仑的战役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统帅对于战略的许多成分有极为非凡可靠的了解，它们包括地形、兵力、敌我部队的所在位置，往往甚至还有敌方的意图。与此同时，他在各个相当分散的军团朝着所处位置只是被笼统得知的敌军推进数百英里的过程中，对于他自己的兵力有直接的、极为非凡的全面的控制。以往非常漫长的历史上，统帅在会战期间可以亲眼了望自己的大部分参战部队，连同敌军的许多参战部队，而到拿破仑的时候，这种情形已接近终结。随着工业革命兴起，战役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战场范围扩大，部队分布广袤，拿破仑和威灵顿仍视为当然的那种对其军队的直接目视监控，今天至多是由一位军士对手下几个人行使。
如果对手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拿破仑就会正面作战，可能的话选择在有河流之类天然屏障、从而能够阻挡敌军的侧翼推进的地形上，与此同时将自己的兵力置于强有力的防御地位，尽可能多地省下部队当作后备。一旦敌军全线投入战斗，后备兵力就变成了大规模突击部队，进攻敌军战线的一部分，待突破后再攻击其他部分的侧翼和后背。如果拿破仑的兵力与敌军大致相等或显著多于敌军，他就会试图扩大战线，以对敌实施侧翼包抄，或动用另外一个军团发动侧翼进攻。后者因其更为纵深的突进，有望取得更佳战果，但隔开几英里以上的部队单位互相间联系和协调不可靠，因而较难如愿。侧翼包抄在当时——或者的确在任何时期——完全不是什么罕见的战术，拿破仑的对手同他本人一样明白其威力；正面交锋则在技术上较容易控制，不可预测性也较小。在这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拿破仑同敌方将领的真正区别，往往在于着重程度和心理状态的不同。
虽然拿破仑有时保持防守态势，直到对手全线投入和过度伸展为止，但他偏爱进攻。他讨厌纯粹的防御战，深知主动权的重要性，害怕丢失之。然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或是攻防相兼，所有战役都引起种种复杂的难题：时间和空间的利用，兵力的消耗，敌我双方的士气，它们彼此间的资源差异和使命抵触，司令官的性格和意志等。在19世纪初期，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不仅依靠分析第二手资料，即阅读战报和查看地图，而且也依靠亲临战地直接观察，在肉眼所见范围内现场调遣数万官兵。部署这些透过炮火硝烟能够亲眼看到的有生力量，压倒并歼灭能够同样亲眼看到的对手：这具体和活生生的任务引发拿破仑最为深切的关注，激起他最为强烈的心理和智力反应。他将政治和军事冲突理解为能够被人类智慧驾驭的另一种形态的力学(“在战争中，时间……是介于重量与力之间的一大要素”)，这同他对所涉及的人类情感的认识和利用结合起来，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 [ 注：拿破仑对战争与力学的比较见“Notes sur la défense del’ Italie”(January 14，1809)，ibid．，28：no．14707。 ]
拿破仑的非凡魅力的影响和他的绝对优势的信念超出其部队官兵通过他的部队、军官、将军传输给他的对手。威灵顿认为，拿破仑一人在场就顶得上四万士兵。离他可能的所在地数英里的法国部队奉命高呼“皇帝万岁”，以便使敌人相信拿破仑就在他们面前。1813年秋季，为各路反法同盟军队制定的作战计划直截了当地建议：任何军队如果正对着拿破仑推进的方向，就立即撤退。克劳塞维茨确信，任何战争理论，如果不把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理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就不可能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他在评价拿破仑的这方面时甚至走得更远，说拿破仑最伟大的成就不在于某一次会战或战役的胜利，而在于1796年时重振了在意大利的军队士气。 [ 注：Carl von Clausewitz，Der Feldzug von 1796 in Italien in Hinterlassene Werke，10 vols．(Berlin，1832～1837)，4：15． ]
三
拿破仑常胜不败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对手难以理解他的战法，难以制订出有效的对应措施。他们的琢磨不定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战争方式革命的性质。 [ 注：关于拿破仑的对手对于拿破仑战法的认识，见本文作者的下列著作：“Revolution in Warfare：An Earlier Generation of Interpreters，”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edited by Bernard Brodie，Michael D．Intriligator，and Roman Kolkowicz(Cambridge，Mass．，1983)；“Napoleon SS Enemy，”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Consortium on Revolutionary Europe，edited by Clarence B．Davis(Athens，Ga．，1986)。 ] 如我们所知，这场革命的大多数重要方面并不在于突然的创新，而在于更普遍更有力地运用已存在了几十年、或者已在文献中得到广泛讨论的体制和方法。久而久之，这导致了实质的变化，导致了一种新型的战争。不过，开始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正在发生的无论什么变化只是业已熟悉之事的扩展，因而不要求急剧地调整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两个事实加强了这一看法：第一，法国人经常被打败，因而它们应当得到仿效这一点并非不说自明；第二，法国人的某些方法——普遍兵役制、平等选拔军官甚至系统化的就地征收给养——几乎与旧制度下的价值观和情势完全格格不入。人们相信，采用这些方法意味着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就使对于它们的客观的军事分析变得远为困难。
然而，在那些有眼光的军事家看来，至少战争方式的某些重要方面显然正在改变。在头两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法国人大规模地使用新方法，虽然一度仍不清楚这些方法是否仅系法国政治动乱引起的即时举措，一旦局势恢复正常就会让位于传统方法。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实验，包括改革军团组织方式，扩大和改组总参谋班子，建立新的军官教育制度，而且组建轻步兵也风靡很大部分欧洲军界。拿破仑起初并没有置身于这一热潮之外。他在18世纪90年代仍可被视为一名有干劲、有能力、有运气的将军，其作战方法同其他精明强干的指挥官相比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到他开始担任战场主帅之后十年，即到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时，他的战争体系的根本成分才得到足够的文献证明和分析，从而被普遍地认识到。
作为对拿破仑的成功的反应，更由于1792年往后近乎连绵不断的战争洗礼，欧洲许多地方的军事体制都不同程度地现代化了。有些紧密地仿效法国模式，包括新建立的莱茵邦联军队，还有荷兰和那不勒斯这两个卫星王国的军队；另一些则基于本国传统，但受到法国挑战的刺激和影响，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的军队尤其如此。这些革新必然蕴含着社会和民政管理的一定程度改变。然而，拿破仑帝国和1807年后的普鲁士显示，最激进的军事革新不一定像18世纪90年代初期的法国那样，需要以社会和政治变革为前提；它们可以由一个稳定的、高度专制的政府施加和维持。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例外是英国陆军。尽管有许多组织变化，它基本上依旧是一支18世纪的军队。这个情况所以可能，是因为它规模小，依赖欧陆盟军和本国海军，而且除了在西班牙，作战任务一般都相当有限。
如果说组织体制和战术方面的现代化蔓延到远不止法国一国的军队 (虽然总是不乏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那么战略思想和作战指挥方面的变革却来得较慢。拿破仑精于作战指挥艺术，热衷于歼灭敌军，而在这方面没有出现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人们都变得更善于运用新的、或经过革新的军事手段，而且在普鲁士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总参谋体制，其成员被配置到各不同部队单位，在为一套总体战略方案服务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余地。对于分散部署、无法迅速和不断联络的各大部队间的运动和作战协调问题，这构成了一个早先的、仍然比较原始的解决办法。这些发展的结果在于，到拿破仑决定入侵俄国时，他的潜在和现实的对手已开始得益于战争方式的革命。拿破仑在一些年里享有的绝对优势已经悄然衰减。
以往帮助了他的观点，如今已开始对他产生不利效果。作为一名青年，他已经设想到打击敌人力量中心的威力。一旦敌军主力被击败，或是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占领，其他一切就很可能大势所趋，不在话下。他还认识到，达到这些目的的最可靠手段，在于组建尽可能最强大的武力，并且将其集中运用于核心目标。这两项认识既准确地辨识出了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某些方面，同时也并非偶然地反映了他自己追求征服和绝对统治的强烈的心理需要。
但是，这些洞察不现实地将他的战争选择范围局限于这么一种冲突：以尽可能最大的武力来发动和进行，以达到尽可能最大的目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难得只需要全面战争，但拿破仑却将为有限目的而打的有限战争排除出他的政治军事体系。由此，他不仅缩小了自己的选择余地，还被频频地驱入战争，这些战争超出了甚至是帝国的资源所能，刺激他的对手做出非凡的抵抗努力，并且最终无法在战术、战略和政治上打赢。
从战略上看，拿破仑的好大倾向除了力所不及这一根本缺陷外，还造成了两个严重弊端：他的指挥体制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欧运行良好，但由于入侵西班牙的半岛战争和侵俄战争的重负，连同1813年往后与重新构建起来、力量愈益强大的反法同盟交战的重负，开始摇摇欲坠，毛病百出。反过来，这些紧张和失败又导致他的军事决策与政治决策之间、军事措施与政治措施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
由于拿破仑不仅坚持一人统治，而且坚持一人指挥，他的参谋班子仅仅是个汇集他要求的情报、传递报告和指令的组织。参谋人员既不制订战略计划，也未形成一种在他的战略和作战意图框架内独立决策的体制化能力。只要军队(虽然划分为各个军团)是在同一个大战区打仗，这还不致造成什么恶果。但是，随着各路军队规模增大，并且在几个分得很广的战区作战，他的战略控制就垮了。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德意志的1813年春秋两季战役中，都无法指望他的元帅们按照不断变化的形势来解释他的命令。他决不会容忍各路军队司令将自主和服从按照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本来能够使之成功地指挥相距遥远的几十万部队官兵与强敌作战。诚然，即使有这样的体制，它也会受阻于那个时代简陋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拿破仑晚期的庞大军队，加上他赋予它们的宏大使命，使19世纪初的技术能力绷紧到了极限。
随着他的胜利变得愈益模棱两可，他一人独揽军政大权的做法便导致灾难性的政策，那在由两人或数人分工负责、或者至少存在意见能被听取的顾问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其他一些统治者(时间离得最近的是腓特烈大帝)也独揽大权，但未使国家陷于毁灭。腓特烈虽然不惮铤而走险，但能够节制自己的野心。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完全超出了理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注一掷和毫无必要的赌博，而在俄国野战大军未被摧毁的情况下进军莫斯科的决定也是如此。在莫斯科一直待到 10月中旬，这等于是徒劳地希望亚历山大一世总会与他谈判，为此不惜牺牲法国大军。1813年夏天俄国拒绝妥协媾和，致使法国人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下打一场秋季战役。在较低的作战层次上看，为了维持同萨克森的联盟而不在10月间放弃德累斯顿，这导致将圣西尔的军团调离急需该部队的莱比锡会战，而且无论如何也未能保住与萨克森的联盟。“决定性会战到来之前政策插上一脚，结果全盘皆输。” [ 注：Colin，Transformations of War，264． ] 被誉为拿破仑经典战例之一的1814年战役尽管辉煌，却是一场无谓的大流血，因为这场战役发生于一个政治真空当中。反法盟国在攻入法国之前，拿破仑拒绝了在政治上分裂它们、谈判出一种可容忍的和平的又一次机会，尽管它们现在已拥有二至三倍于法国的军事力量优势。当布吕歇尔大军离巴黎只剩一半路程时，在夏蒂荣开始举行谈判，然而法国谈判代表并没有以当时形势要求的紧迫性和决心来推动它取得进展。整个这场战役与其说显示了军政大权合二为一的恢弘气势，不如说暴露了它的凄惨。拿破仑在1814年最初几个月里的作战，使人想起希特勒在隆德施泰特的攻势失败后，仍然坚持要在1945年春季毫无希望的形势下继续捍卫德国西部。
四
在拿破仑的最后几场战役以前，政治——与法国武力保持某种合理关系的政治——始终是他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一代人，对他的战争的分析几乎完全集中纯军事方面。绝大多数研究其战役的军人都将这些战役视为现代战争的最高水平，他们力图发现这位皇帝的战略思想和作战艺术的奥秘，其目的更多地在于为自己从事未来的战争做准备，而不那么在于理解他的实际作为。拿破仑的统治和战争对欧洲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和深刻，以致他在执政末年遭受的一系列战场失败几乎完全无损于他的形象。他的敌人最终打败了他，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无所顾忌地承认他的伟大。一种拿破仑传统或拿破仑学派得以形成，它强调数量优势、纵深战略突进以及在决定性的点上迅速集结兵力。18世纪90年代时，这些尚是人们所陌生的概念和做法，只是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它们才显得很有道理。
在许多军人看来，拿破仑作为大规模集结兵力和运动战的倡导者，树立了一个永恒的范式，其核心部分不受技术发展的影响。相反，看来诸如铁路、电报或后膛步枪之类创新最终使这位皇帝的最大胆的计划变得切实可行。同样，19世纪后期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最终给各国新的大众军队注入了可靠的激励力量，那是当时仅以很初步的形式为拿破仑所知的。
要显示拿破仑战争方式对于军事思想的影响的深刻性和持久性，或许只援引四项著作就足够了，其中三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问世，另一项写于这场大战结束以后。1910年，后来在大战期间升任高级将领的一名德国上校出版了一部书，题为《拿破仑的指挥谋略及其当代意义》。作者在该书导言里宣告：“尽管从拿破仑时代流传下来的许多东西如今已经过时，但关于他的战争的研究仍然对我们有最大价值，因为这些战争的经验教训构成了当今军事思想的基础。” [ 注：Hugo von Freytag－Loringhoven，Die Heerführung Napoleon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unsere Zeit(Berlin，1910)，v．该书献给施里芬——“拿破仑和毛奇式战争的倡导者”。 ] 两年后，德国参谋本部历史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将军称，拿破仑在1813年秋季战役期间的命令和公函“即使在今天，仍是……认识各类军事活动的不竭的源泉，也是奠定19世纪军事理论的基础之一”。 [ 注：Rudolf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Berlin，1911～1913)，2：413． ] 这一战役以拿破仑遭到不折不扣的灾难告终只是使这位将军的赞赏更值得注意，虽然他的许多读者极少有可能会对此感到惊奇。与此同时在法国，让·科弗在比较拿破仑的侧翼进攻和日俄战争期间类似的作战方式时写道：“我们虽然不能照搬拿破仑的具体谋略，但应该从中得到启发。”他接着说：“对那些比盲目照搬形式高明的人来说，仍然是拿破仑1812年起初的作战行动的启示。如果说德国的这次机动被阻挡住，那么这不是因为1914年时可得的手段使拿破仑战争提供了启发的榜样、思考的课题以及在20世纪加以运用的思想。” [ 注：Colin，Transformations of War，226． ]
一战期间西线的僵持使得对上述最后一种说法的字面解释在许多人看来荒诞不经。的确，在1918年以后的指责声浪中，往往可以听到人们将双方指挥官根本不懂堑壕战的现实归罪于固守“拿破仑式的”机动。为了捍卫当时已成为经典的这一观念，法国参谋本部军官、历史学家休伯特·卡蒙将军出版了一部书，在其中再次肯定拿破仑战略照旧有效，而且还坚持认为它直接促成了这场大战期间最为成功的作战行动。他说：“堑壕战只是在德国起初的机动行动(指经由比利时入侵法国北部)被阻挡之后才变成主导战法，而德国的这一行动出自拿破仑1812年最初的操作。如果这种机动行动被阻挡，并不是说1914年采用的这种手段使拿破仑的机动作战方式变得过时了，而是因为实施得很差。” [ 注：Hubert Camon，Le système de guerre de Napoléon(Paris，1923)，pp．1－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卡蒙撰写的众多关于拿破仑战争的论著曾被人们广为阅读。 ] 卡蒙进一步说，鲁登道夫在东线的作战属于“拿破仑式的机动战略”；另一方面，如果说德军未能在俄国取得完全胜利，那是因为“法金汉由于不够熟悉拿破仑模式，不相信它能够获得成功。”鲁登道夫“1918年 3月攻势无疑是受拿破仑1815年在比利时的战役的初始阶段启发。”最后，“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战略机动转向会战，我们就会认识到马恩河战役就是新的拿破仑式会战，其中(在法国人方面)惟一缺乏的是最后步骤，即密集突破。” [ 注：Ibid．，p．3． ]
上述以及其他许多同类著作表明，滑铁卢战役过后一个世纪，拿破仑仍然在军事思想领域有重大影响。那么，这影响实际上由什么构成？正如上述引言表明的那样，我们必须将“启发”与“影响”区分开来。启发得自往昔的提示性质，它可以激发、增进和拓展我们对于现今的思考，而影响——如果说它有任何意思的话——必须具有一定的具体内涵，这里指拿破仑战略与后代的战略之间的联系。在像战争这样的领域里，决策和计划由许多因素促成，同时还必须将不断变化着的无情环境中的许许多多不同因素考虑进去，因此如果要无疑地表明在长达五十或一百年时间里存在这样的联系，将是困难的，甚至大概不可能。让我们再来引述卡蒙将军列举的一个例子。施里芬无疑对拿破仑的某些战役做过详细研究，例如拿破仑1806年对德意志中部的入侵，那或许可以称作倒过来的施里芬计划；然而，他对汉尼拔的战争作过更详细的研究，如果要认为德国在1914年的攻势是受了两千多年以前迦太基人在阿普利亚的作战行动的影响，那就需要有一种特别浪漫的胆量。施里芬所做的研究(他的大多数历史研究开始于退休后，但这一点也许并不相干)就是尽可能将自己置于另一个时代的军人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去对待他们面临的问题和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这些思维和心理演练大概使他同他那个时代的战略问题和解决办法拉开一定距离，他甚至可能会开始以一种多少不同的视野来看待它们。也就是说，通过暂时把眼光转向过去，他可能会意识到蕴含于当今的新的可能性，或是为已有的观点找到新的论据。然而，这与简单的因果关系大为不同，与卡蒙将军差不多想当然地断言的战略模式再现大为不同。
实际上，即使是关于影响的最极端的宣称，如果予以深究，也差不多总是会暴露出自己是某种不那么具体的东西。关于拿破仑发现了战争的某些永恒法则、通过他的战役和著述流传给现代军人的宣称，便是如此。拿破仑被看作永恒真理的富有灵感的解释者，以特别清晰的方式将其他人可能也有过的洞察和领悟传送给我们。在19世纪，甚至在1914年，这一信念能够由拿破仑时期仍然具备的某种同代性得到促进。同腓特烈或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相比，拿破仑站在当时人认为的现代的起点上。然而同我们自己所处的时候相比，他在其中生活和战斗的环境就像17世纪和18世纪的环境一样遥远。不过，即使是关于拿破仑的这种看法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道理，那就是我们以最为笼统的方式来解释永恒真理：集中兵力(通常)可取，节省努力有利，士气至关重要。这些大致是常识性的看法，而拿破仑时期和后拿破仑时代将它们转变为各种各样的、被称为“战争法则”的检验条例单。在实践中，这些法则经常互相抵触，而且随变化着的环境趋于采取新的、有时非常令人惊奇的形式。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战略。1806、1870、1914年的战略都是其特定时期的产物，它们虽然对历史都有所借鉴，但主要是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试图利用和回应它们各自时期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条件。往往一种战略——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个重要阶段——滞后于现实。以此相反，拿破仑形成的战略适应他那个时期的种种潜能，而且在充分利用这些潜能方面一些年里大获成功。随着他理解和掌握的种种条件开始变化，有时是作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而来，他的战略观念就也必须变化，否则将成为过时。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对于后代人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之令人难以捉摸的影响，而是整个19世纪和以后有如此众多的军人相信这影响。拿破仑的真正影响或许在别处。他坚信兵力的大规模集结和使用，坚持主张获取绝对胜利，排斥为有限目的打有限战争：对于无论如何正在整个西方世界迅速浮现的看法和态度，所有这些思想和政策似乎给增添了一些历史权威性和肯定。说他是现代战争大师的一项未被认识到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不过，这些只是猜测。
能够明确地得出定论的并非拿破仑对后世的影响，而是他在自己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缺憾。作为在旧制度下成长起来、但亲身经历了大革命并在其中崛起的一位军人，他在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中反映了创新与继承相兼的战争方式革命。他比其他任何人更为准确地认识到正在发生的变革中蕴含的军事潜能，并且将它们融会成为一套具有无比摧毁力的体系。他一度凌驾于事态之上，塑造和推动其发展，直至统治末期他重新跌落到历史发展的一般大潮和西方文明的长期趋势中去，它们的朝向正是战争的进一步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