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吉伯特、比洛：从王朝战争到民族战争·第四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R．R．帕尔默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现代战争的起源·第一》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1740～1815年这一时期，从腓特烈大帝登基作为普鲁士国王开始，到拿破仑作为法国人的皇帝被推翻告终，传统的战争方式臻于完善，一种新的、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沿袭的战争方式应运而生。本章的主题，就是这两种战争方式之间的反差。然而，旧战法中的许多成分在新战法中依然存在。前三章里介绍的各种思想并未过时，它们直到今天仍然对战争理论来说不可或缺。马基雅维利使战争研究成了一门社会科学。他使之脱离了伦理目的考虑，将其与国家体制、经济和政治的思维紧密联系起来。他试图在军事问题上扩大人为谋划的余地，减少偶然性的影响范围。沃邦向军人开启了自然科学与技术这一资源的大门。17世纪一方面将军队规模增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弘扬了军队有序管理和控制的原则。正是在这个世纪里，纪律受到了新的重视，更为复杂的等级制战术编制体系建立了起来，指挥系统内部的职责划分得到澄清，军队将领变成公务官员，武装力量变成替政府效力的组织。所有这些发展在本文谈论的变革时期里得到了加速和细化。

　　 这些重大创新关系到军队的构成和使用，亦即人力和战略。国民军队取代了职业军队，积极进取、频繁运动和短兵格斗的战略取代了慢条斯理的围城战略。这两大趋势都被马基雅维利预见到，但从 1500年往后都没有大规模实现。1792年以后，它们合起来使战争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更，“旧制度”下的“有限”战争让位于随后时期里的“无限”战争。这一转变伴随着国家从王朝形态向民族形态的变更，并且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这场大革命以前的战争本质上是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自大革命爆发往后，战争越来越成为民族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就越来越成为“总体的”。 [ 注：关于这个问题的当代文献，见Max Jaahns，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en vornehmlich in Deutschland，3 vols．(Munich and Leipzig，1889～1891)。 ]

　　 王朝型国家对军队的可能构成状况设置了确定的界限。国王无论从理论上说多么专制，事实上处于不利地位。每一个王朝型国家都依赖掌权的王室与贵族之间一种脆弱的平衡。贵族的特权限制了政府的自由行动。这些特权包括免纳某些种类的税款，垄断军队的各级官职。由于征税权受到限制，政府无法充分抽取国家的物质资源。它们同样无法充分征调国家的人力。军官必须来自世袭的特权阶级，它难得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国民作为一个整体，与其政府之间几乎没有感情可言。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联系仅仅在官僚机构、行政管理和税收方面，那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种外在的机械性联系，同大革命带来的原则截然相反，这原则以其公民义务和人民主权信条，实现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一种近乎宗教性的融合。在“旧制度”时代的好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对臣民没有多少要求，将臣民视为对国家有用、有价值和有生产能力的资产，而且在战时尽可能少干预民间生活。“好人民”则是指那些遵守法律、照章纳税和忠于王室的人民，他们无需具有自身作为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或统一意识，无需怀抱公共事务责任感或在战时为国全力奋斗的义务。

　　 军队是国家的缩影。从内部看，它分为缺乏共同精神的各个等级，军官的精神动力是名誉、荣耀、等级意识和个人抱负，士兵则是长期服役，只将打仗当作谋生，被认为不可能具备比这高尚的情操，而他们对军队最为深厚的感情，通常只是一种对自己所属团队的幼稚的自豪感。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的军队均以农奴为主体。不过，普鲁士同英国一样，也雇佣大量外国人。奥地利军队在语言上五花八门。所有国家都倾向于征募经济上最无用的人，亦即人口中的最下层分子。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平民都对军人避而远之。即使在法国(它业已拥有欧洲各大军队中间最具民族性的军队)，小餐馆和其他一些公共场所门前也贴有告示：“狗、侍从、妓女和大兵不得人内”。 [ 注：M．Weygand，Histoire de l’ armée francaise(Paris，1938)，173． ]

　　 要从如此混杂的成分中，从差不多是社会渣滓的士兵和往往只是贵族纨绔子弟的军官中缔造军队，就必须创立某种共同目的。部队本身几乎全无为此所需的道德和心理资源。各国政府在当时的环境中很有理由相信，只能从外面和上面强行施加秩序。士兵无法无天的可怕情景，特别是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的可怕情景，记忆犹新。18世纪的那些开明专制君主出于人道原因和增加税收的考虑，试图使本国平民不受此害。为了加强国内秩序，提高那不可能诉诸于理想的部队的士气，政府越来越注重对军人物质利益的关心，使他们住宿在兵营之内，给他们提供医生和医院，让他们放开肚子吃饱，为他们的补给建造固定的军需大储备库。政府担心，如果让士兵以小团体方式自行征集粮秣，或者不给他们提供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他们就会逃离军队。的确，18世纪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军官和士兵朝秦暮楚，转换门庭，其便利程度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是无法想象的。

　　 在予以物质关心的同时，各国政府还密切注意同样从上面施加纪律和训练。对于自身缺乏凝聚力的人们，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能将其塑造为一支统一的力量。统治者和贵族极少指望在构成士兵群体的下层阶级里面发现所需要的那些道德品质——勇气、忠诚、集体意识、牺牲精神和自立心，而且实际上这些品质在当时的部队里也确实没有形成，这些部队的士兵同王朝国家体制下的广大民众一样，在战争问题上几乎毫无参与意识。士兵作为个人行动时无法让人信赖，在以分遣队的形式行动或是身边没有军官监视时也是如此。技术上的考虑也不鼓励个体独立性。交通通讯状况落后和侦察水平低下(这反过来又是因为士兵个人的无知和不可靠)，导致在战场上分兵行动的危险非同小可。滑膛枪射程短，而且命中率差，使得个体火力相对无效。于是，军事训练的理想目的，在于将没有生气的原材料铸造成机器般的营队。当与敌人交火时，营与营之间紧挨着组成密集的线性队形，通常排为三个纵列的士兵摩肩接踵，每个营像是构成一部开火机器，指挥官一声令下便排枪齐发。要使部队具备战术上的机敏，长期的强化训练便必不可少。一般认为，即使两年时间的训练也难以将衣衫褴褛的贱民改造成优良的职业士兵。

　　 军队的构成状况强烈地影响其效用。对旧制度下的政府来说，由于自己的资源有限，职业军队太昂贵。每个士兵都代表时间和金钱上的一笔大投资。军事行动中丧失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无法轻易得到替补。储备弹药和粮草的仓库由于交通条件落后，不得不设在预期的军事行动地带，因而需要派驻兵力守护。另外，在17世纪后期，科学进步改善了要塞建造术，与此同时在法国和德意志，对于严重破坏平民生产生活的所谓宗教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和流动的作战方式，人们非常厌恶。厌恶的直接结果，是将军队集中在重重设防的要塞连环体系内。部队统统被固定在各自的基地附近，调遣范围不超过五天的行军路程。即使仓库在后面不远，部队行军也带着长长的辎重车列，因而一天能走的路程很短。辎重车列无法被轻易裁减：在绝大多数部队里，军官行军时都非常注重行头体面，而且打仗缺乏政治激情的士兵如果伙食供应靠不住，或者军事行动艰难得可恶，就会丧失士气。

　　 在此条件下，敌对军队之间很少会以大规模激战的形式交锋。一位司令官要与一支不愿交战的敌军遭遇并非易事。即使当两军正面遭遇时，也不会很快就进入对阵交战状态，而倘若一方在对方安排阵列时弃阵而去，随后就不会发生任何全面的交战。战斗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动。由于歼灭式追击战术尚未形成，在战场上取得的少许优势无法轻易地予以扩大。军事思想家们认为，一个国家即使打赢，也可能像打输一样倒霉。任何情况下都不期望从战斗中取得立竿见影的决定性政治结果。在这方面，18世纪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的截然相反尤其明显：布伦海姆、马尔普拉奎特、丰特努瓦和罗斯巴赫战役结束后，战争仍然拖了多年；马伦戈、奥斯特利茨、耶拿、瓦格拉姆和莱比锡战役结束后，几个月内就出现了媾和建议。

　　 总之，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时代，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为了有限的目的、用有限的手段来打的有限战争，虽然持久，但不剧烈；鉴于战役的破坏性很大(因为营队排枪齐发很有杀伤力)，交战双方也因此尽量避免交火；作战多围绕攻击堡垒、仓库、供给线和军事要点展开，从而造就了一种谋略战，在其中巧谋妙算比勇猛拼搏更受称颂；阵地战多于运动战，谋取阶段性小优势的战略优于歼灭性战略。

　　 所有这些在1789年后震撼欧洲的大翻腾中都被改变了。1792～1815年的“世界大战”除了早期阶段和英法两国间的斗争外，是一系列短时间战争，其中每一场都是在战场上速决，然后由强加的和平而告终。权威人士一致认为，这些战争标志了重大的转折点，1500年左右开始的一个时代由此结束，我们尚未超越的一个新时代由此发端。大部分著作家将这一变化归因于法国大革命，归因于由此导致的公众舆论全民化和政府与国民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解释观点最先由马克斯·耶恩和汉斯·德尔布吕克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然而，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倾向，例如在让·科弗的著作中。科弗更多地从物质、或至少是技术方面寻找原因，发现它们在于18世纪下半叶炮兵、军队组织、道路建筑和制图术取得的重大改进。不过，大多数学者在承认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的同时，仍然认为政治革命的影响更具深远意义。正如德尔布吕克所说，法国大革命的新的“政治世界观”造就了“军队的新构成，它首先导致一种新战术，然后一种新战略将从中发展起来”。 [ 注：Hans Delbrück，Geschichte de Kriegskunst，7 vols．(Berlin，1900～1936)，4：363，426； Jean Colin，L’ éducation militaire de Napoléon(Paris，1900)． ]

　　 在下面谈论的三位著作家的作品里，这一转变明晰可见。他们三人中的每一位都代表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腓特烈大帝体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前的通行状况下，在欧洲可能取得的军事成就的极致。吉伯特自觉地追随腓特烈大帝的思想，但他比腓特烈大帝更清楚地预见到某些行将来临的变革。比洛身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逐渐领悟了这些战争的许多经验教训。这三个人当中，惟有腓特烈大帝是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者，他的著作描述了当时实际的战争方式。吉伯特和比洛虽然是经过训练的军官，但从未指挥过军队；他们主要是评论家、预言者和改革者。腓特烈大帝表现出在思想上完全把握了战争这一对象。吉伯特和比洛较少根据经验来写作，试图超越现存状况，对战争的把握远不那么牢靠。伴随其摇摆不定的、局部的洞察，他俩可以被用来说明军事理论在适应变化着的客观世界现实方面遭遇的困难，那是一切时代都常见的。

　　 1740年，腓特烈大帝突然不宣而战，入侵西里西亚，使欧洲初尝后来被称为“闪电战”的那种战争。在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中，他力图保住对他觊觎的这个省份的占有，那使他的狭小的王国的面积骤然扩大了近一倍。他常常在难以令人置信的劣势中作战，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将帅令任何一位对手望尘莫及。另外，夸张地说，他统治的普鲁士集中了王朝国家的主要特性：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当中，这个王国最是机械地拼凑起来的，其统治的自上而下性质登峰造极，最少受民众精神的激励，物质和人力资源最为贫乏。腓特烈还是一位多产和富有才智的著作家。在这么一个王国的这么一位统治者的著作里，上面勾勒的一般情况得到了具体而明确的体现。

　　 腓特烈第一部重要的军事论著，是他于1746年撰写的《战争的一般原则》(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guerre)，体现了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经验。它只是在他手下的将领中间秘密传阅。1760年，其中的一位将领被法国人俘获，导致该文刊行于世。1752年，腓特烈在一部《政治遗嘱》(Testment politique)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那是为他的王位继承人编撰的，作为附录《战争的一般原则》被收入其中。1768年，当他的战争业已结束、他的思想多少有了修改时，他又为王位继承人写了一部《军事遗嘱》(Testment millitaire)。另外，他还于1771年将他写的《设营与战术概要》(Eléments de castramétrie el de tactique)发给手下将军们。他在位期间始终不断地为军队的各个部门编写专门的训导，它们于1846年被汇集起来，与他的其他一些著述一起出版。在他公之于世的著作当中，包括一首题为《战争艺术》(L’ art de la guerre)的说教诗、一些涉及军事问题的政论文、各种记述他的统治的史志和回忆录，再加上它们的序言。在这些著作里，当代人试图发现他的战争指挥才能的奥秘。他用法语写他的大多数理论性著作，但许多战术和技术训导是用德语写的。他的写作生涯长达40年以上。总的来看，他在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上思想终如一，但在战略和战争政治方面，他从1740年时的大力进取逐渐转到了一种相对无为的哲学。

　　 军队组织问题是普鲁士历代统治者关心的一个老问题。1640年，即腓特烈登基的恰好一个世纪之前，他的曾祖父——“大选帝侯”在三十年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即位。当时，普鲁士还不是一个王国，它的领地散布于德国北部平原一带，周边国家野蛮的雇佣军不时蜂拥而至，烧杀劫掠。大选帝侯组建了一支军队。为了维持这支军队，他简直更换了整个政治结构和经济，普鲁士也随之具有了分明的特征。首先，普鲁士的存在及其面貌本身全得自军队。其次，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密不可分地相互融合，成为一门关于治国方略的大学问。第三，由霍亨索伦王朝缔造的普鲁士乃精心谋划的产物。到腓特烈的父亲即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普鲁士国王已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最勤奋的人之一。他亲自主持国事，统揽一切权力，而国家统一的惟一核心便是他自己的脑袋。在普鲁士，秩序并非来自言论自由与合作。正如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说的那样，假如牛顿当年必须找笛卡尔和莱布尼兹商量，他就根本不可能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根据腓特烈的观点，普鲁士国王要有军队，就必须在国内各个阶级之间以及经济生产与军事力量之间维持稳定的平衡。他还必须禁止将贵族的土地出售给农民或市民，以此维护贵族阶级的存在。农民愚昧无知，因而不能担任军官， [ 注：Politisches Testament von 1752，载于Die Werke Friedrichs des Grossen，10 vols．(Berlin，1912～1914)，7：164．Die Werk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一书此后引作Werke。 ] 而若让资产者担任军官，“军队就会开始走向衰落和崩溃”。 [ 注：Exposé du gouvernement pruesien，des principes sur lequels il roule(1775)，载于Oeuvres de Frédéric le Grand，30 vols．(Berlin，1846～1856)，9：186．Oeuvres de Frédéric le Grand一书此后引作 Oeuvres。 ] 维持刻板的阶级结构，连同贵族及其不可剥夺的土地，为军队和国家所必需。用腓特烈的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强将在危机关头的决定可以左右王国的命运。然而，(由于这个国家如此稚嫩、松散和不自然，)国王必须确保这些贵族具备令人想望的精神。在其第一篇政治遗嘱中，腓特烈向他的即位者透露说，他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曾经做出特别努力，向他的军官们灌输为普鲁士王国而战的思想。 [ 注：Pol．Test．1752，载于Werke，7：146；Oeuvres，2：58。 ]

　　 对于普通士兵，腓特烈往往表现出大致的尊重，因为他们是冒性命危险为他效力的人。然而，他对他们的真正关切几乎全在纪律和物质利益方面。农户(即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必须加以保护，他们的土地不能让资产者或贵族兼并；只有那些在农业生产中并非必不可少的人，例如农夫的年轻儿子，才应当是征兵对象。一般来说，农民和市民作为生产者最有用。“凡是有用的勤劳人，都应像眼珠一样得到保护；战争时期，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当在国内征兵。” [ 注：Milit?risches Testament von 1768，载于Werke，6：226－227。 ] 军队中一半或一半以上兵员可以由非普鲁士籍的职业军人、战俘或外国军队的逃兵充当。腓特烈赞赏普鲁士的行政区划制度，因为在这一制度下，各区被分别指定给各团作为兵源，从而使征兵负担大致均等。由于这一制度(加上对外国人的使用)，他在1768年满意地注意到每年只需征5千普鲁士人入伍。不过，他也深知由爱国的公民组成的武装力量的价值所在，他认为这样的武装力量是由行政区产生的，它们使邻里在战时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他在1746年写道：我们的部队从“公民”中招募而来，怀抱荣誉感和勇气打仗。“要不是胜利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对敌人一样致命，有了这样的部队本来能够打败整个世界。”后来，腓特烈像其他启蒙派哲学家一样，在理论上甚至更加重视爱国主义的价值。但是，他从未就此采取过任何举措，而且他也不能，除非使他的王国革命化。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普通士兵是没有荣誉感的，他直到临死还相信利用外国人替自己打仗是惟一合理的治国方略。 [ 注：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guerre(1746)，载于Oeuvres，28：7；Lettres sur l’ amour de la patrie(1779)，载于Oeuvres，9：211－244。 ]

　　 腓特烈统帅下的士兵对他没有多大依恋感。18世纪时，士兵叛逃是所有将领最害怕的，在政治上七零八碎的德意志尤其如此，那里每次战争中的对垒双方都可以听到操同一语言的士兵。1744年，腓特烈不得不中止在波希米亚的行进，因为他的军队开始消散。他制定了防止士兵逃匿的详尽的规章，包括部队不得在靠近树林的地方宿营，其后背和侧翼必须由轻骑兵监视，除非绝对必要应当避免夜行军，外出搜集粮秣或洗澡时必须由军官列队带领。 [ 注：Prin．Gén．(1740)，载于Oeuvres，28：5－6；Ordres für die saammtlichen Generale von der Infanterie und Cavalerie，wie auch Huzzaren，desgleichen für die Stabsofficiere und Commandeurs der Bataillons(1744)，载于Oeuvres，30：119－123；Règles de ce qu’ on exige d’un bon commandeur de battaillon en temps de guerre(1773)，载于Oeuvres，29：57－65。 ]

　　 由于士兵不可靠、不足信，腓特烈坚持要求严格的纪律约束，对于这一点，早在他的父亲统治时期普鲁士的军队就已经习以为常了。“纪律稍有松懈”，他说，“就会导致野蛮化”。 [ 注：Pol．Test．1752，载于werke，7：172。 ] 在这一方面，军队再次成了国家的缩影。纪律的目的部分地是家长式的，即通过禁止酗酒和偷窃之类罪过树立权威，由此使士兵成为有理性的人。不过，主要目的还在于将军队转变成一个单一的思想和意志的工具。在他看来，军官和士兵都必须懂得，每一项行动都“是某一个个人意志的产物”；“没人思考，个个执行”。也就是说，思考是核心做的事情，是由国王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的。他说，能够对士兵做的一切，全在于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把他们的个性融会于他们的团队之中。后来，随着年岁渐长和阅历加深，他发现对普通人与其善意相待，不如施以恫吓，因为前者的影响远比后者小。军官必须带领士兵去冒风险；“(由于荣誉对士兵不起作用，)因此他们对军官的恐惧必须甚于对危险的担心”。不过他补充说，人道要求为之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 [ 注：Mil．Test．1768，载于Werke，6：233，237；Oeuvres，28：5。 ]

　　 用纪律使得士兵惯于服从之后，部队便将被施以认真的训练。普鲁士的军训遐迩闻名，那里一个个营或连以很高的准确性操演复杂的战术队形，令外国观看者交口称赞。训练的目的在于达到战术机动，掌握行军队形变换为战斗队形的技能，锻炼火力之下的坚毅性以及对指挥官命令的彻底遵从。腓特烈反复强调，以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军队能够使指挥艺术得到充分施展。指挥官能够在预知自己的构想将得到实施的情况下形成这构想。所有别的东西都被塑造得使之得心应手，他那支配一切的智力就将自由施展。因此，腓特烈始终不厌其烦地敦促手下将领不断高度关注部队训练，无论在战时和平时都要如此。他说：“除非每个士兵在和平时期都为他将来必须完成的作战任务而预先接受训练，一个人就将一无所有而空有士兵之名却不知如何打仗。” [ 注：Pol．Test．1752，载于Werke，7：173－175；Prin．Gén．(1746)，载于Oeuvres，28： 57。 ]

　　 有了如此训练成作战机器的部队，打起仗来就会循规蹈矩，有条不紊。对垒的两军会按照既定的阵势得到部署，犹如棋手开始对弈时投子布阵那样有规则：骑兵安排在两翼，火炮沿后翼相当均匀地分布，步兵营整齐地排成两个平行的横列编队，其间相隔数百英尺，而每个编队或至少第一个编队由三个纵列组成，其中一列一声令下开火时，其他两列填充枪弹。腓特烈从不偏离这种战斗编列的基本阵势，尽管他也会像别的优秀的指挥官一样，根据具体需要对其加以调整。作战阵形趋于决定行军队形：按照腓特烈的观点，部队行军时应当呈一种纵队队形，它便于迅速调转方向，成为有骑兵作为侧翼的排枪发射横列。保持作战阵形也是严明纪律的最终目标。在同仅仅相距几百英尺的敌军对垒交战的情况下，要使摩肩接踵的士兵保持既定队形并非易事。然而军令是严厉无情的，“一旦有士兵在行动中四处察看，状似伺机逃跑，甚至脱离队列，跟随其身的士官就会用刺刀捅去，将其就地处死”。 [ 注：Disposition，wie es bei vorgehender Bataille bei seiner k?niglichen Majestaat in Preussen Armé unveraanderlich soll gehalten werden(1745)，栽于Oeuvres，30：146。 ] 当敌军战败溃逃时，获胜的一方也必须保持原有阵列。劫掠敌军伤亡人员的行为被明令禁止，违者处死。

　　 腓特烈非常重视骑兵的作用，该兵种构成其军队的大约四分之一。不过，一般情况下他只将骑兵用于以战术单位形式实施的闪击行动。因此，他的侦察部队比较薄弱。1744年时他虽然拥有两万骑兵，却无法找到奥地利军队的行踪。他在使用轻步兵执行小规模交火和巡逻任务方面也效果不佳。相反，奥地利军队拥有众多由克罗地亚人及潘盗尔人组成的轻型部队，包括骑兵和步兵；法国人也将使用大革命期间所召新兵组建的轻步兵。腓特烈不知如何来用这样的部队，它们是分散和个性化的，不可能完全由他随心所欲。 [ 注：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4：327－328． ]

　　 同16－20世纪以来任何别的时期相比，火炮的使用较之其他武器在18世纪中叶有更迅速的增长。 [ 注：参见下表第二栏，它表明1600年往后战争烈度愈益增强的趋势。数据来源：G．Bodart，Militaarhistorisches Kriegslexikon(Vienna，1908)，612，784－785。 ] 奥地利军队在蒙受了丧失西里西亚的屈辱后，转而大力发展炮兵，以期对付腓特烈的机动纵队的威胁。当时法国的炮兵在欧洲最为先进。腓特烈经常哀叹这一事态，因为在所有各大国中，普鲁士最经不起一场炮兵竞赛。这位国王曾于1768年说，崇尚炮兵的新时髦对于国家的财政来说简直是个无底洞。尽管如此，他还是参与了这场角逐。出于对部队快速调动的重视，他给普鲁士军队装备了在战场上可以变换位置的马拉式野战炮。他仍然坚持认为，炮兵不是“兵种”，而是低于步兵和骑兵的“辅助兵力”，但尽管如此，他对于炮兵的重视程度却有增无减，而他最后的著作之一——1782年的《训令录》(Instruction)似乎显示了法国炮兵理论家们的影响，而后来的波拿巴正是从他们那里颇受教益。在这篇著作中，腓特烈命令他的炮兵军官们在指挥开炮时不要只考虑满足步兵或骑兵，要求他们学会区别使用实心弹和榴霰弹，还要求他们集中火力轰击敌军的步兵，以便在对方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并且协助己方的步兵突破。 [ 注：Mil．Test．1768，载于Werke，6：228ff．；Mémoires depuis la paix de Hubertsbourg，载于Oeuvres，6：97；Eléments de castamétrie et de tactique(1771)，载于 Ouvres，29：42；Ouvres，30：139－141，391－396。 ]

　　 表中各栏说明：

　　 第一栏：参加作战的军队的平均规模。凡在可能情况下，数据从每次战争中的30场战斗计算而来。

　　 第二栏：平均每1000名战斗人员拥有的大炮数量。

　　 第三栏：交战各方动用兵力超过10万人的战役的次数。

　　 第四栏：每月爆发战斗的平均次数。

在最前沿的两个密集的平行编队正面冲突时很容易伤亡惨重，这使得腓特烈非常重视侧翼进攻，为此他创立了著名的“斜行进法”，即列阵中的一翼梯次前进，另一翼保持不变。除战术细节外，可以说腓特烈采用这种列阵的目的在于：在己方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卷击敌方阵线达到速胜；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伤亡，因为保持原先列阵的那一翼会迂回掩护与交火的那一翼撤退。腓特烈高超的机动和协同战术使这些侧翼运动特别有效，而侧翼运动本身当然是最古老的战法之一。 [ 注：Eléments de castamétrie，载于Oeuvres，29：25；Delbrü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4：314－322。 ]

　　 在这些军事组织和战术问题上，腓特烈从未大改自己的主张。相比之下，在比较宏观的战略问题上，他倒是改变了初衷。起初，他似乎想给军队注入一种新精神，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政治制约——政治秩序对于在什么环境下应当进行战争、在何时何地应当参战的问题的制约。

　　 他对西里西亚的闪电式进攻震惊了整个欧洲。这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对于一位普鲁士国王来说是极端的铤而走险。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年)(它同第一次一样，属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期间，他甚至一度立意彻底摧毁哈布斯堡王朝。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但他保住了对西里西亚的占有。此后他的战争政策便不那么野心勃勃了。七年战争 (1756～1763年)期间，他在很可能使得普鲁士免于灭亡的罗斯巴赫和莱顿战役之后，不得不采取一种精彩的防御战略来抵挡法奥俄三国的联合进攻(它们当中任何一国的人口至少是普鲁士的四倍)。腓特烈的最后一次战争，即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是以炫耀武力的方式兵不血刃地拖到结束的。

　　 在《战争的一般原则》一书中，我们发现腓特烈主张一种“闪电战”战略，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他说，普鲁士进行的战争必须“短暂且有活力”，普鲁士的将领必须谋求速决。 [ 注：Prin．gén．(1746)，载于Oeuvres，28：84。 ] 实际上，这些只是他起初遵循的原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为这种闪击战提出的理由与后来岁月里使他越来越谨慎的原因并无二致。他说，持久战会耗尽普鲁士的资源，削弱普鲁士军队“令人赞叹的纪律”。偏好速决战，与倾向于不战、或倾向于人力物力低消耗的相对持久战相去不远。在任何情况下，制约条件都是相同的：国家资源有限，军队依赖预先建造的军需固定储备库，士兵无论多么训练有素也无在艰难时节坚持打下去的内心信念。

　　 这些制约性条件无一是腓特烈能够克服的。他无法将普鲁士变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只能节省其资源。他不能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那样，让军队在被占领国家自行征收给养，尽管他提议这么做。他的部队如果分散开来去谋取粮秣，就会因士兵开小差而逐渐消散，而如果不定期得到供给，他们就会丧失士气。他也无法指望在被占领土受到任何欢迎，他试图在波希西米亚组建“第五纵队”的努力一再落空。而且，他也不可能给他的部队注入道德热情而不改变他的整个制度和人生观。

　　 此外，奥地利人在失去西里西亚后加强炮兵和防御工事，从而给腓特烈推进积极进攻战略增添了技术上的障碍。在晚年，这位老国王反复说与他青年时期相比，如今已经时过境迁，因此普鲁士只能依靠阵地战。由于在多个地方建有大型的永久性军需仓库，加上边疆防守薄弱，因此他开始高度重视要塞防御工事的作用。他说城堡是“将统治者的各个省连接在一起的大钉子”，围攻和夺取城堡成为战争的一项主要目标。围城战自沃邦往后就是一门科学，而腓特烈继承了这一传统。甚至他的战略观念也带有其色彩：“我们应当从围城战的规则出发进行战役部署。”他在1770年说，两条线的步兵战斗阵形与攻城部队的平行作战阵形相符。即使在攻占村落时，这些原则也不应该被抛到脑后。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军事实践的发展方向了。拿破仑在他的整个戎马生涯中，仅进行过两次围城战。 [ 注：Mil．Test．1768，载于Werke，6：247，257；Pol．Test．1752，载于Werke，7：176； Eléments de Castramétrie，载于Oeuvres，29：4，21，38。 ]

　　 腓特烈不同于拿破仑的另一地方在于，他虽然是个成功的战役指挥者，但不喜欢全面的大型会战，即交战双方主力部队之间你死我活的决胜战。在他看来，大会战的结局太取决于偶然因素，而偶然因素同理性谋算格格不入。对腓特烈来说，最高的谋略智慧、统帅引取服从的指挥权能是科学化战争的首要前提，但它在大会战的白热化状态中难保可靠。“还必须注意到，大多数热衷于会战的将领由于缺乏其他办法而乞灵于这种权宜之计。这通常被认为是他们才智平庸的表现，而远不是他们的一个优点。” [ 注：Réflexions sur Charles Ⅻ(1759)，载于Oeuvres，7：81；Essai sur les formes du gouvernement(1777)，载于Oeuvres，9：203。 ]

　　 歼灭敌军的主力作战部队并不是腓特烈通常的战略目标。他确实认识到，一旦打起仗来，获胜的一方就应当力图追击敌军直至消灭之。然而，歼灭性的追击对一支腓特烈式的军队来说可不容易：被训练来以密集的战术单位执行突击任务的骑兵一旦分散行动，就会倾向于开小差，何况他们既缺乏像半开化的克罗地亚杂牌军那样的凶猛气质，又不具备现代军队的政治激情，因此不适于追击溃逃的敌军。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之后的骑兵行动对于腓特烈来说绝无可能。实际上，在腓特烈看来，战役的目的在于迫使敌军撤离。“赢得战役意味着迫使你的对手给你让出他的阵地。” [ 注：Mil．Test．1768，6：246－249；Pol．Test．1752，载于Werke，7：174。 ]

　　 于是，腓特烈式的战争越来越变成了阵地战，讲求复杂的策略谋划和点滴的战果积累，大体上显得慢条斯理(虽然战术上紧锣密鼓)，与他在1746年提出的速决战大相径庭。他在1768年写道：“赢得许多小的战果，等于是在逐渐积累一批财富。”1770年时他又补充说：“战争中的一切谋划都着眼于一位将领可以有利地占领的、并且能以最小的损失来攻击的那些阵地。”他还根据自己的在波希米亚的不幸经历，断定一国军队无法在远离本国边境的地方成功地作战。他于1775年写道：“我发现，凡是在远离作战者本国边境的地方进行的战争，其获胜的机会小于在够得着本国的地方进行的战争。难道这不是由于人的一种天然情感、即感到捍卫自己比侵犯邻居更正当所造成的吗？不过，物质原因或许超过道义考虑，因为难以向远离边境的地方输送粮秣，难以及时补充兵源、马匹、衣物和武器弹药。”能够在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这样远离法国的地方打赢战役的波拿巴，假如能听到此类谨小慎微的格言，会感到好笑，虽然鲍罗季诺之役开始向他显示了此话的分量。但是，对腓特烈来说，这一法则颠扑不破。 [ 注：Mil．Test，1768，载于Werke，6：248；Oeuvres，29：3；Histoire de mon temps，1775年前言，载于Oeuvres，2：ⅹⅹⅷ。 ]

　　 不过，虽然腓特烈的战略思维始终局限于阵地战的老框框内，一直不喜欢大规模会战(罗斯巴赫和莱顿这两场会战出于其幕僚的大力劝谏)，但他也从不赞成消极应战。他继续强调突袭的重要性。在七年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他准备给他的军队配备详细的地图和准确的情报，加上列为国家机密的10磅级新式榴弹炮和新式骑兵装备，以便一声令下突袭萨克森或波希米亚。他主张在战场上采取进攻战略，认为这有助于取得较大的主动余地。不过，当己方力量弱于敌人、或是希望通过消耗时间来取得优势时，他也会乐意打防御战，就像他往往不得不做的那样。然而，这必须是一种积极和具有挑战性的防御，亦即在立足于固定的防御工事的同时，放手攻击敌军的阵地和分遣部队。他说，指挥官“如果自以为在很好地进行一场防御战，同时却不采取主动，而且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一直消极待战，那么他就是在欺骗自己。这种防御的结果将是全军被逐出这位将军意欲保卫的国家”。 [ 注：Mil．Test．1768，载于Werke，6：253，20－261；Jaahns．Geschichte，3：2027。 ]

　　 对于指望从战争中取得的战果，腓特烈在当时存在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怀疑。他实现了他有生之年欧洲大陆力量对比的最具革命性的转变，从而终于崭露头角。然而在这以后，在夺得了西里西亚的情况下，他变成了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并且到头来坚信既然普鲁士现已成为其主要成分之一，欧洲均势便是可贵的。他展望普鲁士最终在波兰、萨克森和瑞典领有的波美拉尼亚扩张；不过，除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这次行动是在没有爆发战争和没有打破欧洲均势的情况下完成的，因而令外交家们十分满意)，他愿意将这些扩张计划留待他的继任者去完成。他是一位世袭的君主，而不是革命家或冒险家，他可以把某些事情留给别人去做，而不必亲自动手。1775年时，他主张维持军事现状。他写道：“胸怀大志者必须首先考虑军备和军事训练在整个欧洲大体平衡，并且通过联盟实现敌对各方的力量均等；君主们从当前最为有利的形势中可以指望的一切，是通过一步步成功的积累，取得边境上的某个小城镇，或是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占据某处领土，如通过战争获得，在战争中死亡的将士将超过该地居民的数量。”他也不怕自己的王国会被巨大的强邻灭亡。“我感到，小国(指拥有500万居民的普鲁士)能够保护自己免遭那些最大的君主国(指分别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攻击，因为这些国家正在致力于发展工业和建立秩序。我发现庞大的帝国内部充满弊端和混乱，它们只是凭借自己巨量的资源和本国民众的固有力量维持自身。这些国家宫廷内部的阴谋诡计会毁了力量较弱的邦君；它们总是有害的，但它们却无法阻止诸多军队保持独立生存。”然而，他似乎从未考虑过，倘若有朝一日这些君主国当中最大的那个摆脱了国内的弊端和混乱，冲破了王朝－贵族体制的桎梏，并且将早已在普鲁士为人熟知的实业关切引入其国务，那么“欧洲的均衡”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并未预见到法国大革命。 [ 注：Pol．Test．1752，载于Werke，7：158；Histoire de mom temps，1775年前言，载于 Oeuvres，2：ⅹⅹⅷ－ⅹⅹⅹ。 ]

　　 二

　　 然而在法国，拿破仑战争方式的基础已经在逐步奠定。屈辱的 1763年和约使法国丧失了海外领地和在欧洲的威望，随后便有认真的军事思考。格里布瓦尔引入部件互换原理，改善了火炮射击的命中率，通过减轻火炮重量增进其机动性，从而使炮兵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他的改进直到19世纪20年代仍然被视为炮兵的标准。18世纪60年代，德布罗意元帅和舒瓦塞尔公爵创立了“师”这一新的、更大的军队建制单位。师的建制经过逐步发展，达到被确定为军的一个特性分明、多少均等的常设部分，由一名将官指挥，强得足以在别的师到达作战区域以前单独与敌军交战。大军不再是战役中组成一条连续阵线的单一作战群体；相反，它变成了内部相互连接起来的整体，拥有可分遣的、独立机动的各个分部。这种建制为军队总司令开辟了新的、宏伟的战略和战术可能性，与此同时与师级指挥官一样，下属将领获得了一种在腓特烈之下从未享有的重要地位。法国革命战争是师发挥重大作用的第一次战争。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便是这一建制的产物。 [ 注：E．Picard，L’ artillerie Francaise au ⅩⅧ siéle(Paris，1906)；J．Campana，L’ artillerie de Campagne，1792～1901(Paris，1901)；Weygand，Histoire de l’ armée francaise，192；Colin，Education militaire，1－85． ]

　　 与实际创新相伴，1763年以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年轻贵族吉伯特伯爵就是理论家当中的一个，于1772年发表《战术概论》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一书。他当时年仅29岁，但该书使他一鸣惊人。他成了社交沙龙中的名流，爱上了德莱斯皮纳斯小姐，写过三部悲剧诗，一度在陆军部供职，1789年在一次区议事会(召集起来选举三级会议代表)上遭到刚开始的大革命的清洗，清洗者为反动分子、心怀不满者和嫉妒者。他于1790年去世，临死时悲愤不已，疾呼“我定会被人了解！我定会得到昭雪”！ [ 注：Guibert，Journal d’ un voyage en Allemagne(Paris，1803)一书编者导言，写于1790年；P．De SéSur，“Un grand homme des salons：Le comte de Guibert，1743～1790，”Revue de Paris，2(1902)：70l－736；P．Vignié，“Un Montalbanais célèbre；le comte de Guibert，”Bulletin，archéologique de Tarn－el－Garonne，52(1924)：22－43；Guibert，Précis de ce qui s’ est passé à mon egard à l’ Assemblè de Berry(Paris，1789)；Jaahns，Geschichte，3：2059－2072． ]

　　 吉伯特还是一位“文学家”和“哲学家”，才华横溢，被他的同代人视为天才的化身，但性情不稳，爱好虚荣，难以捉摸。他反复无常，喜好哗众取宠，容易受一时冲动左右。他撰写《战术概论》之前，曾在德意志和科西嘉担任过军官。他与其他启蒙哲学家一样，热烈赞美在他们看来代表现代性和启蒙的腓特烈。据谣传，当伟大的腓特烈阅读《战术概论》一书时，发现自己的思想奥秘已经被这位傲慢的年轻人悟出时，不禁勃然大怒。我们无法知道，吉伯特的这部著作究竟是不是悟出了老腓特烈的奥秘，但可以肯定，它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后者那种战争方式。

　　 《战术概论》贯穿着两个主题：主张建立爱国者的或公民的军队，主张打运动战。两者都属于吉伯特的“战术”概念范畴。在那个时期，“战术”通常指使用部队的谋略，既包括我们称为“战略”的“大战术”，也包括我们称为“战术”的“基本战术”。在吉伯特看来，“战术”的这个含义过于狭窄。对他来说，“战术”是指整个军事科学。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军队的征募和训练，二是指挥艺术，即当时的人们所说的战术，我们所说的战术和战略。这位年轻的作者希望将含义被他扩展了的战术提升到普遍真理的层次。他说，“它(战术)已经成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和一切兵种的科学。……总之，它是以往所有各个时代的军事思想的结晶，加上我们所处时代能够添上的东西。” [ 注：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772)，载于Oeuvres miltaires du comte de Guibert，5 vols．(Paris，1808)，1：136－141．在其Défense du système de guerre moderne(1779)一书里(载于 ibid．，V．3，V．4)，吉伯特启用了“战略”一词。 ]

　　 建立公民军队是启蒙哲学家中间的普遍主张。孟德斯鸠、卢梭、马布利以及到18世纪70年代业已构成开明舆论的其他一大批名气较小的人物主张，作为预防专制暴政的保障，一国的公民必须接受武装训练。一位曾给狄德罗《百科全书》撰稿的名叫J．塞尔旺的人(他在大革命期间担任过陆军部长)还于1780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公民军队的书籍。吉伯特处于这股巨大浪潮的浪峰上。他的《战术概论》可以被视为出自一位启蒙哲学家之手的头号军事学著作，主张“建立一套军事和政治结构”，在其中一切法国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也无论是国王还是臣下，都能够以“公民”称号感到荣耀。

　　 吉伯特开篇就说，当今欧洲各国政府皆为暴政机器。各国人民要是能够的话都宁愿推翻它们，没有人会愿意为之打仗。这些政府对军事科学并无真正的兴趣。即使在普鲁士，纪律也纯粹是外在的，其居民绝大多数没有军事素养，年轻人并未被训练得尚武好战和具有斯巴达习性。在法国，由于国王本人不是军人，情况就更为糟糕。人们对于战争胜败漠不关心，因为战俘不再遭到残忍的屠杀，被征服领土上的平民也不遇到任何麻烦，除了要交纳一笔往往不多于他们以前捐税的贡赋。总之，欧洲所有各个民族都软，所有各个政府都弱。“让我们想象一下”，他说，“一个精神强健、政府有力和资源充裕的民族有朝一日在欧洲崛起，它勇猛强悍，拥有自己的国民军和既定的扩张计划。我们终将看到这样一个民族征服其周边邻国，压倒我们虚弱的政体，就像北风拆摧芦苇那样。” [ 注：Essai général，载于Oeuvres militaires du comte de Guibert，1：1－23． ]

　　 这段话经常作为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预言被人断章取义地引用。然而吉伯特并无此意。他说，不会兴起如此充满活力的民族。世纪之初彼得统治下的俄罗斯原本可能成为这样的民族，但如今甚至俄罗斯也已经过于西化，过于习惯于“奢华”和文明的精致典雅。但是，尽管吉伯特并不认为会出现足以印证他的理论的变化，但他又说在如此虚弱的世界上，稍作改革的国家将对其他各国大占上风。他很希望法国能够这样。

　　 给其军队注入其人民的活力，法国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较为速决和更有威力的战争。不过，他虽然希望如此，但认为几乎不能够实现。他说，不进行政治革命，现代战争的“弊端”就不可能消除，但革命是不可能的。同其他启蒙哲学家一样，吉伯特差不多全未意识到革命思想可能继之以革命行为。他说，“由于我们不可能拥有公民军队即完善的军队”，因此必须做的是“至少要保证我们的军队训练有素和遵守纪律”。可见，经过在一般原则上空发议论，吉伯特随着研究的深入回到了腓特烈大帝当年的出发点上，即后者于1746年表达的思想：公民士兵确实是最优秀的，但由于大部分士兵不是公民，他们就必须接受严厉的纪律约束和训练。 [ 注：Ibid．，1：1－151． ]

　　 因此，《战术概论》的第二个主题——主张打运动战，要比主张建立公民军队的观点成熟得多。在这第二个主题中，像在第一个主题中一样，贯穿着尚古主义，充斥着关于18世纪文化过于复杂精细的感觉，弥漫着对于未开化的、斯巴达式的美德的理想化。吉伯特希望通过简化战争的构成要素来使战争更具运动性和决胜性。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军队过于庞大，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建得过多，对炮兵的重要性估计过高，对地形的研究过于重视。在他眼里，欧洲民族缺乏精神力量，因而其繁衍发展仅仅体现在物质目标和空洞无谓的数量上。他们缺乏勃勃生气，只依靠金钱。

　　 吉伯特所处时期，军队规模和火炮数量都在增长，1813年莱比锡战役时达到了直至20世纪为止战役使用的顶峰。然而在这一方面，吉伯特并不比他的宗师腓特烈看得远，仍然囿于有限战争思维。无论他多么青睐公民军队，他都没有预见到规模巨大的大众军队。军队规模庞大被他认为是掌权者无能的表现。他说，作战部队的人数如果超过7万，一位优秀的司令官就会受到妨碍。在当时炮兵军备竞赛问题上，他与腓特烈一样哀叹。如同后者，他只将炮兵视为属于辅助兵力，而不是一个“兵种”。格里布瓦尔的技术创新像通常那样，在专家们中间引起了严重的歧异。在较小的程度上，当时火炮的地位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军用飞机。吉伯特采取了偏向于格里布瓦尔一边的中间立场，但他从未充分赏识同时代的炮兵理论家(迪·泰尔等人)的工作，这些人正在运用大炮的新的机动性形成高度密集火力，而且他们的教导塑造了最成功的炮兵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的思想。 [ 注：Ibid．，1：97，445－472． ]

　　 吉伯特看轻要塞工事和军需库，在这个方面他与腓特烈不同，却比较接近即将爆发的“世界性战争”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军队应该以征用被占领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给养。必须以战养战，就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部队应该朴素节俭，少讲需求，少带辎重，毫无怨言地忍受艰难困苦。他说，法国目前由文职官员随军管理后勤补给的制度会招致灾难性后果，因为这使军事决策依赖这些更多地关心保护补给而非对敌作战的文官。轻装行军和就地索食的军队会取得更大的机动性、更广的活动范围和更强的突袭能力。 [ 注：Ibid．，2：254－307． ]

　　 吉伯特认为，自沃邦以来，城堡建造术的重要性一直被大大高估。随着作为其保护对象之一的大型军需仓库被废除，城堡的必要性也相应下降。构筑城堡系统导致战争成本不必要地高昂，分散部队去守护它们使得军队规模不必要地庞大，将军事行动变成一系列围城战则令战争持续时间不必要地漫长。吉伯特还认为，在他设想的那种高度机动性的军队面前，城堡并不具有任何真正的防御价值。他写道：“似乎仅有棱堡就能保卫它们所环绕的城镇，似乎这些城镇的命运不是依赖保卫和支撑它们的部队的素质与活力；总之，似乎那些防守虚弱的城堡也能供其修建者和主人免遭被征服、精疲力竭、蒙受屈辱和遭受奴役的厄运。”他的结论是：城堡工事应当数量少，构筑坚固，并且完全是战略运动的辅助物。 [ 注：Ibid．，2：208－220． ]

　　 就提高战略运动的速度而言，吉伯特时期已有“师”这个晚近的发明可用。然而，《战术概论》于1772年出版之际，师级建制尚处于幼年时期，而且他也未能将当时法国军队中的师级建制与腓特烈大帝组建的临时性师级部队明确区分开来。不过，他的理论主张是明确的，标志了一项超过腓特烈的发展。腓特烈的目的通常在于以这么一种方式来划分行进中的大军，使之在抵达攻敌目标时能够按照预定的作战阵形各就各位。也就是说，部队在行军中就已做好战斗准备。吉伯特则使行军队形不依赖于作战阵形。根据他的构想，行军时每个师构成一个纵队。这些在行军中互相分离的纵队行进得更快，覆盖的作战区域更广，并且会迫使敌人朝着被希望的方向调动；打起仗来，它们便迅速集中，根本不会削弱那种使之成为单独一支大军的更高的统一性。总指挥在前头，巡视将要发生战斗的战场，根据巡视所见确定即将采用的战术，并且当各师抵达战场时安排它们的阵位。战役比以往更灵活，更能适应地形和环境，也更易于司令官在军队投入作战后进行指挥。吉伯特将这一体系的运用归功于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中的腓特烈，但事实上这个观念与其说是腓特烈式的，不如说是拿破仑式的。 [ 注：Ibid．，2：16－88． ]

　　 《战术概论》一书的根本思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主张建立一支新型军队，最好是大众军队，无论如何也要是一支靠就地获取给养而变得更加机动的军队，一支因为摆脱了对要塞的依赖而具有更大行动自由的军队，一支以师为单位组织起来因而更易于运筹的军队。有了这样的军队，传统的阵地战就会让位于运动战。“运动战打得越多，我们就越应当摆脱目前的常规，使部队重新成为规模较小，负担较轻，并且不那么追求所谓‘阵地’，因为阵地永远只应当是机动能力强、指挥有方的军队的最后资源。只要一支军队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战术，并且想打，就没有什么阵地是它不能从后面攻克、或者使敌人从中撤出的。总之，只有在有理由不试图行动时，阵地才值得获取。”他还勾勒了波拿巴后来将打的那种闪击战。他说，一位好的将领会漠视旧式意义上的“阵地”。“我是说在这方面摆脱了常规成见的将领会使敌人惊恐万状，措手不及，且无喘息之机，迫其仓促应战或不断撤退。然而，这样的将领需要有一支与我们今天的军队在构造上不同的军队，这军队由他组建，随时准备履行他将要求它去履行的新式作战任务。” [ 注：Ibid．，2：249－254． ] 法国大革命将产生这一新型军队。

　　 然而，对吉伯特作为先知的声誉来说遗憾的是，在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军事科学论著、1779年出版的《现代战争的防御体系》(Défense du systéme de guerre moderne)中，明确地抛弃了《战术概论》的主要思想。他说：“我在写那部书时比现在年轻十岁。当时现代哲学的虚幻成分冲昏了我的头脑，模糊了我的判断力。” [ 注：Défense du systéme de guerre moderne，载于Oeuvres militaires du comte de Guibert，4：212． ] 另外，他因《战术概论》成名之后，拜会了腓特烈，周游了德意志，打入了上流社会，凡所到之处被人们以专家相迎，因而对现实世界变得比较满意了。

　　 《现代战争的防御体系》一书试图维护的所谓“现代体系”，无非是与古典战争方式大相径庭的当时的战争方式，是1779年时保守的军事技艺。该书的正文部分只谈论了这种“现代”战争的一个方面，即已争论了一代人之久的、纵队与横队在步兵战术当中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吉伯特采取保守的立场，为横队阵形、即火力原则辩护，反对纵队阵形，即闪击进攻原则。除了从事这番谈论的正文外，他还添上了最后一章——“从政治和管理角度看当今的战争体系”。他思想上的大倒退就是在这一章里。

　　 他关于公民军队的思想现在已荡然无存。就在他撰写这部著作时，公民军队正在美洲同英国的职业军队和雇佣军作战。欧洲的许多将领饶有兴致地关注着这一景象；拉法夷特、贝尔捷、茹尔当和格奈泽瑙不久就会将一些赞同爱国者士兵和开放式作战编队的思想从美洲带回欧洲。可是，吉伯特坚持认为平民组成的军队根本无力与职业军队抗衡，还将北美人的成功完全归因于英国人的无能。他说：没有哪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冒险使用从普通公民中招募的军队；尽管这对于战法简单和没有发明火器的古代人来说非常适用，但已经被所有欧洲国家超越和抛弃，惟有土耳其和已经陷于灭亡的波兰例外。这里所说的“公民”一词几乎不过是“居民”。 [ 注：Ibid．，4：219－231． ]

　　 吉伯特还赞扬“现代”的、即职业化的战争温和甚至不痛不痒，而这样的特征在《战术概论》中正是他对此类战争的主要指责。他说，当今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会免遭可怕的报复和毁灭，但“一旦其居民奋起抵御，它就会不可避免地经受这种灾难”。民众对于好战的暴力行为采取中立的观望立场才更为人道。将着重点置于构筑防御工事以及正规迂回谋略的所有微妙之处，“或许是一种陋习，……但肯定带来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帝国安全的结果”。军事列强之间在军事训练、纪律、资源和人才等方面保持相对平衡能够造就有益的均势。这样一来，“战争的结局就会变得不那么有决定性，它们因此对各国就较少灾难性；征服的可能性会下降，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发动战争的诱因会减少，帝国境内爆发革命的情况也将如此”。这就是吉伯特在《现代战争的防御体系》中得出的结论，而这结论与腓特烈大帝的思想没有什么区别。 [ 注：Ibid．，4：263－275． ]

　　 吉伯特在上述两部著作中，还略微观察了有限战争与无限战争的区别，或者说职业军队间的冲突与民族间的毁灭性斗争这两者的不同。他发现战争与政体密切相关。他在思想上的前后矛盾不是逻辑性而是道德性的，是态度上而非分析上的不一致。他在29岁时，以赞许的态度对待国民军队和闪击战略观念，在35岁时，则以反对的眼光看待这同一些东西。无论在其中哪个时候，他都不曾展示出多少与偶尔应验的预言有别的、切实的先见之明，或者说不曾有多少这样的意识，那就是他在 1772年赞许、却在1779年拒绝了的观念将转变为当时一代人面对的现实。

　　 在《现代战争的防御体系》的结尾部分，吉伯特对启蒙哲学家进行了抨击，这些人时而表现出和平主义倾向，或至少反对当时各国政府从事的战争。“谴责战争”，他说，“……无异于螳臂挡车，因为野心勃勃、无正义感的或强大的统治者自然不愿意受这种谴责的束缚。对战争采取这种态度可能并且势必将造成的后果，在于一点点地销蚀军事意志，导致政府对行政管理的这一重要领域的兴趣逐渐淡化，而且有朝一日使得本国沦于好战国家的奴役之下，因为前者被搞得失去了意志和武装，或者(这是一回事)武备低劣并且不知如何使用军备，后者却虽然文明程度较低，但却更具判断力和审慎心。” [ 注：Ibid．，4：213． ] 这是针对法国的又一番预言性的告诫。然而，它不是18世纪时所需要的告诫，因为在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当中，行将居于主导地位的不是和平主义。

　　 三

　　 1793年，革命的法兰西共和国面对英国、荷兰、普鲁士、奥地利、撒丁和西班牙结成的反法同盟。就单个国家而言，法国人口最多，或许也最富裕。为了应付危机，公安委员会以一种在王朝旧制度下绝不可能的方式开发利用法国人民的军事潜力。由于摆脱了旧的地方特权和阶级特权，扫除了过去束缚君主制的国内障碍和各种垄断，该委员会凭借专政手段创立了战时经济，激发起全国民众的民族自觉意识，并且开始实施由“国家总动员”(levè en masse)体现的普遍兵役制原则。在此，即战争的政治方面，革命者们自觉造就了一种新的军事秩序。然而在技术和战略问题上，他们的创新意识比较淡漠。卡诺的战略思想是相当旧式的。 [ 注：R．Warschaner，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Gedanken Lazare Carnots über Kriegfübrung(Berlin，1937)． ] 不过，通过让其军队依靠就地征收而非军需仓库来满足补给需要，共和理想的实践者们实现了一场后勤革命；通过将只经过初步训练的部队编成突击纵队或散式射手横队投入战斗，他们打破了腓特烈式的密集营队阵形体制，有力地促进了战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到1794年，法国人已转入攻势。普鲁士、荷兰和西班牙于1795年退出战争。1796年波拿巴率军出山攻入意大利。到1797年，欧洲大陆已无战事，英国则坐到了谈判桌前。1798年，随着第二次反法同盟建立，战火重新燃起。1799年波拿巴成为法国的独裁者，1800年，他打垮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再次依靠在意大利的闪击战赢得了宏伟、速决的“拿破仑式”系列战役中的首场战役——马伦戈会战。

　　 战争艺术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但其重要意义只是逐渐地才被观察家们认识到。有些民间人士，例如马莱·杜邦和根茨，比职业军人更快地觉察到了它的某些深层原因。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场革命带来的最根本变化发生在军事组织的政治前提、亦即新的“世界观”(Weltbild)方面。按照德尔布吕克的说法，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于战争方式的革命化必不可少。在法国，这些年里的职业军人忙于实战，无暇著文论说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在德意志，沙恩霍斯特创办了一份期刊，登载对军事事态的零碎的研究；格奈泽瑙在西里西亚境内一个要塞设防的市镇里，试图按照比较讲求实际而不那么机械刻板的原则来训练部队。这两个人都在其职业范围内自我再教育，而且都于1806年后走到台前重建普鲁士军队。然而，1800年前后最为引人注目的军事理论家——贝伦霍斯特、比洛、瓦耶、文图里尼——似乎一时还没有从眼前现实中学到任何东西。在此，对比洛的思想作一介绍，极具启发意义。 [ 注：J．Mallet Du Pan，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rance(London，1793)；F．Gentz，von dem politischen Zustande von Europa vor und nach der franz?sischen Revolution(1801)；又见Jaahn，Geschichte(书名全文见前面注)。 ]

　　 同吉伯特伯爵一样，海因里希·迪特里希·冯·比洛男爵也是小贵族出身，也经历过短暂的军旅生涯。为了谋生，他就许多问题写过书。他表现得与吉伯特一样性情反复无常，而且甚至比吉伯特更加自负。他自命不凡，声称世人不识其大智大意，惹得每个人都讨厌他。普俄结盟期间，他惹恼了俄国人，被判精神错乱，于1807年在里加死于禁闭之中。后人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称他是高傲自大的狂人，有人则说他是现代军事学的奠基者。 [ 注：Jaahns，Geschichte，3：2133－2145． ]

　　 比洛的第一部军事论著《现代战争体系要义》(Der Geist des neuern Kriegssystems)于1799年出版，旋即声誉斐然，并且很快被翻译成法、英两种文字。当今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该书是地缘政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步。比洛在书的结尾对政治“空间”进行了思考。与腓特烈相反，他宣告由于现代军事体制，小国的时代结束了。他认为，国家权势倾向于注满一个特定的地域，超出这个地域就会失去效力；因此，每个强国都有自然疆界，获得这些疆界就能够导致政治均势和持久和平，因为每个强国都会因此达到其本身行动的自然限度。他说，欧洲将只剩下十几个国家，即不列颠诸岛、领土延伸至默兹的法国、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北德意志(从默兹至梅梅尔)、南德意志、奥地利(与南德意志为邻，边界扩展到多瑙河甚至黑海)、统一的意大利、统一的伊比利亚半岛、瑞士、土耳其、俄罗斯、瑞典，很可能但不一定还有独立的荷兰和独立的丹麦。 [ 注：R．Strausz－Hupé，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New York，1942)，14－21；H．D．v．Bülow，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London．1806)，187－285． ]

　　 正如到1870年变成的情况那样，比洛对欧洲版图的预见准确得令人惊叹。然而，这极少建立在对于1799年的军事形势的准确把握上面。《现代战争体系要义》一书没有表现出对于法国革命战争有任何真正的理解。只是在新的散式射手横队即步兵战术方面，他才觉察到有重要意义的革新。 [ 注：Bülow，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109ff． ] 人们赞誉他，是因为他澄清了所谓“战略”、“战术”和“作战基地”，并且使之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流行起来，尽管他的界定并未被普遍接受。然而，他这部书的主题，却是汇编和整理种种过时的观念。

　　 同吉伯特一样，比洛的“现代体系”不过是17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那种体系。然而，他宣称自己从“作战基地”概念当中找到了这一体系的真正钥匙。他还执著于陈旧的战争几何原理(好像它们是什么新东西)。在他的体系中，“作战基地”必须是由一系列预先修筑起来的军需仓库组成的一条工事线；两条“作战线”从这基地的两端伸出，在遭到进攻的点上汇合，成至少90度角。进击的部队不得行进超出其仓库三天以上的路程。指挥官必须将保障自己部队的补给安全——而不是进攻敌军——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在进攻性作战中，他必须集中兵力于断绝敌人的补给，而非打击敌人的军队。应当避免激战。赢得了胜利的指挥官不要去扩大自己的优势，亦即“见赢就收”。现代战役完全不具有决战决胜性质，在战场上失败了的敌人总是能够在短短几天内再来攻击。 [ 注：Ibid．，全书，然而尤其见1－25，81－82，108，183－184。 ]

　　 这些观点之脱离实际早在1794年就显示出来，当时法国骑兵在危险情况下攻入阿姆斯特丹。他的书发表几个月后爆发的霍恩林登和马伦戈战役便是对他的“体系”的回答。这战役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就此写了一本书，但在其中仍然固执己见。他声称法军的胜利证实了他的学说，但实际上他的谈论有许多一改前言。他学到了东西，但学得很勉强。

　　 比洛说，马伦戈战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决定了法国革命以及欧洲社会的命运”。法军获胜的奥秘在于其机动，而在机动能力强的军队面前，防御工事大多显得无用。机动和大胆是因为减少辎重车辆和摆脱对军需仓库的依赖而成为可能。他说，波拿巴在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时没有携带粮秣，只带饼干这种紧凑、耐放、便于携带和无需烧煮的食品。他率军到达意大利境内时部队已饥肠辘辘，准备就地征取给养。那么，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与“作战基地”理论及其好听的90°角之说吻合的呢？比洛对此尽管作了长篇论辩，但讲不清楚。他注意到法军所以能够焕发出新的勇猛，原因在于其人员构成焕然一新。他说：奥地利军官才智平庸，其地位靠的是论资排辈；而“在法国，由于大革命的激励作用，浮现了一个个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对自己的才能坚信不移的志士。卓越才干的突然运用是法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所以展示出非凡表现必须归诸的原因之一。” [ 注：H．D．v．Bülow，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00 en Allemagne et en Italie(Paris，1804)，4－5，16，90，92，142ff．，183． ]

　　 即使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比洛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令整个欧洲震撼的闪击战。他将法国军队的胜利称作来自上帝的征兆、奇迹和福音。他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和亲法分子。这使得他的处境随民族主义运动席卷德意志而越来越尴尬，并且无疑加剧了他的偏执狂倾向。

　　 接着来了1805年战役。奥地利、俄罗斯与英国是年结成第三次反法同盟。俄、奥两个大陆国家向西调遣大量军队，在其身上寄托着欧洲王公贵族的最大希望。失望极少来得如此之快。在短短几天内，波拿巴便将数个军团从沿海进至德意志南部。在那里的乌尔姆，他迫使号称战略大师的麦克将军未经认真战斗便令其三万大军投降。接着，他直逼维也纳，进入摩拉维亚，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急于进攻的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村，他将其一举击败。

　　 比洛立即就此撰写了一部两卷本著作，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之后令人焦虑的几个月里出版，其间玩弄两面外交的普鲁士神差鬼使似的跌入了耶拿惨败。比洛只能秘密地出版这部书。无人敢惹火烧身，惟比洛除外，而这就导致了他的毁灭。该书古怪离奇，自相矛盾，既反映了他本人的心理失衡，又反映了欧洲普遍的迷惘困惑。他在书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确信惟有他才看到了真理，确信自己虽然不被理睬，但在康德的绝对命令驱使下有责任向世人进言纳谏(在德国，玄学与军事思想一直并驾齐驱)。他宣布自己注定要创立一套将被称作“比洛主义”的新的战争理论，而所有未来的军官都将靠此成材。他猛烈抨击腓特烈大帝和他那种军事体制，呼吁实行在耶拿惨败之前普鲁士一直不愿经历的改革。然而他又说，改革无济于事，拿破仑行将通过战争统一欧洲，欧陆列强应当接受他的霸权。他还说，奥斯特里茨会战就是现代的亚克兴战役。 [ 注：H．D．v．Bülow，Der Feldzug von 1805，Milit?risch－politisch betrachtet，2 vols．(auff Kosten des Verfassers〔Leipzig〕，1806)，1：Ⅰ一ⅸⅹⅵ；2：158． ] [ 译者注：亚克兴〔Actium〕战役：古罗马屋大维与安东尼的一次决战，公元前31年在中希腊阿卡那尼西亚北隅的亚克兴海角进行。屋大维虽然兵力数量上处于相对劣势，但大获全胜，成为罗马国家的惟一主宰者。 ]

　　 比洛认为，法国在1805年的胜利印证了吉伯特的学说。他借用商业上的话来比喻，说战争艺术在于从一个人掌握的资本中获取最大收益，在于使整个军队处于不断流动状态，而不是将其分散驻守在一个个点上。拿破仑甚于任何其他人，“使他的资本处于积极流动之中”。这等于是承认旧的阵地战已经过时。在乌尔姆战役中，麦克拥有重兵，阵地强固，但拿破仑依然逼使他投降。后者的办法，在于采用吉伯特阐说的以下原则：巧妙地运用师为单位的作战部队(拿破仑的一个创新——军团编制——为之提供了便利)；在保持战略统一的同时，将各师分散部署，以便提高行军速度，覆盖更大的行动范围；各师同时向作战目标集结，并且根据战场具体情况采取作战位置。按照比洛的看法，这样做的结果“最完美地展现了现代战争中战略对于战术的优越性”。 [ 注：Ibid．，1：IⅧ－IⅨ；2：ⅩⅩⅩⅣ，109． ]

　　 由于更多地取决于战略，较少地取决于战术，最高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和宽广。战役失去了当年腓特烈害怕的某些纯粹偶然的成分，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偶然性一直起了遏阻进攻性行动的作用。作战变成了对于开战前长时间精心备战的考验。规划变得更有好处，预测多少更有可能，战争更加是一门“科学”。军事指挥一方面变得同外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逐渐与国内政策和宪法性惯例休戚相关。对于这些现象，比洛都作了许多论述。

　　 与腓特烈一样，比洛也坚持主张需要有在国家首脑层次上单一的通盘谋划。他认为，在现代战略条件下，政治与战争无法分离；要成为伟大的将领就必须懂得外交，就如要成为成功的外交家就必须懂得军事那样。在集对外政策与军事责任于一身方面，拿破仑的生涯堪称典范，反法同盟各国政府则相形见绌。强有力的通盘谋划还随着现代技术条件而变得更加必不可少。最高统帅必须超越于专家之上。比洛说，防御工事技术、火炮理论、军事医学、后勤学等等只是“初级科学”；“为加强和捍卫社会而恰当地运用所有这一切的科学才是真正的军事科学”，才是统帅方略的真谛。“听着：一旦国家元首不得不将对于本国战争能量的驾驭让给一批仅有初级科学素养的纯专家，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将会是支离破碎和矛盾百出，而其第一个后果将是羸弱——犹如马厩里挤满了牛和驴，最终的后果则将是解体，因为谋略的统一支配权化为乌有，这权力犹如建造房屋那样，将各种材料统一为一座建筑，或者说将它们应用于一个目的。”在此，拿破仑与其他每个欧洲国家统治者截然对照又一次使人得到了经验教训。 [ 注：Ibid．，1：6－20． ]

　　 在兵力或军队构成问题上，比洛的观点毫无讨好当时的普鲁士之意。他批评普鲁士政府盲目固守腓特烈式的体制，说这一体制使得普通民众士气低迷，缺乏教育，从属于一套违背人权的纪律，甚至腓特烈本人在世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缺陷。比洛建议采纳法国的普遍兵役制，连同其民族主义的士气鼓舞效应。“即使我们持有纯实用主义的观点，军队仍然可以被视为最具普遍性的青年教育机构。”军事科学必须面对“一项重大的国内治理任务，那就是激励和褒奖美德与才能”。他认为，普鲁士造就的天才人物寥寥无几，然而除非能人控制资源，资源就会被浪费掉。因而，比洛呼吁实行任人唯贤的政策，并且提出拿破仑的“荣誉军团”作为楷模。他主张在军中建立一个“美德联盟”(Bund der Tugend)，在其中应当依据才智和对国家的贡献来给人评分，它至少在最好情况下将取消陈旧的贵族区分。 [ 注：Ibid．，2：xviii－xxxii．131－136；H．D．Bülow，Neue Taktik der Neuern(Leipzig，1805)，48． ]

　　 所有这些思想在比洛那里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他从未达到他所认识到的领导的必备素质——目的的坚定和专一。人们无从知道他自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似乎赞赏法国大革命，并且对人权多有褒扬之辞。然而，同另一位职业军人格奈泽瑙相比，他的思想较少自由主义色彩。他自称是普鲁士的爱国者，却鄙视腓特烈，还说普鲁士的存在本身已经结束了德意志的民族存在。有时他像一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那般谈吐，但又始终怀有执著的亲法情结。有时他赞成维持均势，但又表示对欧洲各君主国能否保持独立漠不关心。他肯定是一名征伐者，但目的模糊不清。他是一位激进改革派，但又将改革认作是怪异的狂想。他是军事学领域内超凡脱俗的哲学家，有一种不确定其具体目标的、为思辨而思辨的责任感。然而在实践层次上，他却提议普鲁士和全欧洲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与拿破仑达成妥协，并说第四次反同盟纯属徒劳，呼吁大陆各国同法国皇帝联合起来打倒英国。他在耶拿惨败之后的态度很简单，那便是声称“我早有言在先”。

　　 到1807年，比洛已经使普鲁士政府有理由将他视为一个疯子，或至少是国家灾难时节的一名麻烦制造者。他似乎除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大肆攻击将他投入牢狱的那些官员外没有别的著述目的，在1807年国难当头的状况下，他认为将他投入牢狱的那些官员只是看到其过失而没有看到其优点。他太不负责任，太虚荣，也太暧昧，以致在重建的实际工作方面不予合作。比洛死了，但好在仍有沙恩霍斯特。

　　 作为一个理论家，比洛洞察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军事革命的性质，尽管他的洞察比较迟缓，也比较模糊。虽然炮兵技术有了重大改进，但这场革命并非基于技术；虽然军队由于摆脱了对储备仓库的依赖和组织成师而增强了机动性和战斗力，但这场革命并非主要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战略革命。相反，它归根结底是一场政治革命。法国人的动力在于其崭新的“政治世界观”，在于大革命实现的政府与民众的融合。一方面，民众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他们能够参与国事，能够从自己的政府那里得到重大利益，所以应当精忠报国，为之奋战；另一方面，政府由于靠全民性的授权来实施统治和动用其主权权利，因而能够以腓特烈大帝无法想象的一种方式征用本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法国人还拥有一些比较暂时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对革命的狂热和对使命的热情。结果在1793年以后，法国的财力、人力和智力合起来猛烈打击欧洲，其效斐然，一度势不可挡。19世纪期间，政府与人民相互融合(无论民主与否)的根本原则被植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王朝战争宣告终结，民族战争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