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邦：科学对战争的影响·第三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亨利·格拉克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从马基雅维利时期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欧洲几乎一直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导致马基雅维利登上历史舞台的法国入侵意大利的战争，证明只是两个世纪激烈的国际敌对——瓦罗亚和波旁王朝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敌对——的序曲。在这一时期的很大部分时间里，四处蔓延的内战与王朝纷争相交错，它们从未有力地阻滞这纷争，却往往与之融合在一起，造成无限激烈的冲突。到17世纪末期，随着内战趋于平息和欧洲主要国家终于得到巩固，昔日的争斗便作为路易十四称霸欧洲图谋的一部分重新燃起。然而，现在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荷兰和英国——先前协助法国推翻西班牙支配地位的新兴商业强国，现在联合起来反对法国。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缔造的是一种英国式的和平，它为英国控制海洋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同一原因，它并未将法国削弱到这个国家的欧洲大陆对手热切希望的程度。它让法国那些最重要的征服地基本上原封不动，而且几乎全不改变作为法国安全宪章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重要的是，它听任法军——欧洲第一支国民大军——虽然受到削弱，但照旧强大得令人生畏，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威望也简直丝毫不减。
两百年来的军事进步集中体现在法国军队上面，而这进步相当可观。 [ 注：在本节以及下一节里，我大量引用了以下资料：Edgard Boutatic，Institutions militares de la France avant les armées permanentes (Paris，1863)；Camille Rousset，Histoire de Louvois et de son administration politique et militaire，4 vols．(Paris，1862～1864)；General Su sane，Historire de’l ancienne infanterie francaise (Paris，1840)；idem，Histoire de la cavalerie francaise (Paris，1874)；idem，Histoire de l’ artillerie francaise (Paris，1874)．Louis André，Michel Le Tellier et l’ organization de l’ armée monarchique (Paris，1906) 一书证明是关于17世纪军队改革的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 ] 首先，军队规模增大。我们对法国革命战争期间大众军队的首次出现有着强烈的印象，但我们容易忘记16和17世纪期间欧洲各国军队规模的不断增大。例如，当1635年黎塞留将法国军事机器扩充至10万人时，他拥有的武装力量几乎比瓦罗亚王朝后期历位国王拥有的多了一倍；然而，与卢瓦为路易十四征募的军队相比，黎塞留这支军队只相当其四分之一。
军事机器的扩充主要归因于步兵的重要性愈益增大。在查理八世率领入侵意大利的法军中间，步兵数量仅等于骑兵的两倍，但到17世纪末步兵已增至骑兵的五倍。步兵的这一新的重要性，惯常被解释成出于火器的改进。诚然，滑膛枪的问世、它向明火枪的演进以及刺刀的发明，导致步兵火力显著增强，并且进而导致步兵的扩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围城战逐步增长的重要性同样造成了影响，因为步兵作为一种围城战兵力，连同在永久性工事的防御方面，发挥着骑兵无法履行的功能。
17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乃职业军人团伙，其中许多人是自愿应募的外国人。除了不常求助于应召待命的封臣(一种更多地受到讥笑、而非得到起用的封建残余)，除了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重新组建一支民兵的尝试，法国完全不存在任何近似于普遍服役制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一“国民”军队乍看来很不像国民的代表。贵族阶级竞相谋求被接纳入骑兵这一精英兵种，加上为步兵提供军官；与此同时，普通步兵从社会的最底层抽取，虽然并不像有时示意的那样总是或主要来自社会上的流氓无赖，而富裕的自耕农和资产阶级千方百计逃避兵役，不管这兵役是通过他们所规避的征召，还是通过重新组建他们可豁免的民兵。
难道社会的一整个部分未能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做出贡献？绝非如此。资产阶级尽管不在步兵或骑兵部队服役，但他们还是为法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在技术性兵种(即炮兵和工兵)和将科学应用于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他们在17世纪期间发展得非常迅速的、对军队的文职管理方面表现突出，而许多其他进步和改良都归功于此。上面说过的进步当中，这些技术和组织上的发展或许最为重要。在这两方面，法国军队都走在最前头。
一
路易十四传给他的继任者的军队与瓦罗亚王朝时期的军队几乎全无相同之处。法国军队在组织纪律和装备方面的改进主要归功于文职管理的发展，那是由前后相继的几位伟大规划者黎塞留、勒泰利耶、卢瓦和沃邦执掌的，他们的国务生涯涵盖了17世纪。
直到17世纪为止，军队几乎完全是军人自己掌管，中央控制微乎其微。各个不同的步兵连起初在他们各自的连长领导下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诚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协调，途径是合并为团，每个团由一名团长(mestre de camp)指挥，团长听命于一位有权有势的军官——步兵总长(colonel général de l’ infanterie)。然而，这一官职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独立性，以致削弱、而非加强了国王对于按照团级编制新组织起来的步兵的控制力。16世纪时骑兵同样少受王室意志的支配，各个骑兵连依仗其威望和传统，在17世纪以前一直拒绝合并为团。宪兵队这支精英武装代表骑兵中资格最老的部队，仅由它们各自的连长和一名王家高级军官——治安官(constable)控制，而治安官通常简直全然无视国王的意志，我行我素。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过后，轻骑兵同步兵一样也由一名总长管束。惟有炮兵多少例外。在此，作为早从“局哥儿们”(the Bureau brothers)时候以来的传统，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炮兵的实际指挥权掌握在通常由中产阶级人士担任的炮兵总专员(com missaire général d’artillerie)手里。然而即使在此，名义上的首长是炮兵总管(the grand master of artillery)，16世纪以来无一例外地是个贵族。如此，整个军队显得一盘散沙，除了国王本人便全无中央权威，而且在炮兵以外军内没有任何重要的文职官员。
是黎塞留为文官管理军队的制度奠定了基础。他将依靠中产阶级人士作为加强王权的最佳手段的著名政策推广到军中。他在军中创设了通常在战时被选派肩负特殊任务的省长担任的“军监”(intendant d’ armée)一职，每支野战大军配备一名。对军监负责的是一些专员 (commissaires)，督察军饷发放、装备储存和其他类似的事务。最后，在黎塞留治下，陆军大臣这一重要职位被创设出来。正是在两位杰出的陆军大臣——米歇尔·勒泰利耶(1643～1668年)和他的儿子卢瓦侯爵 (1668～1691年)任职时期，这一职位的威望，连同与之相联的文官管理的复杂性，大为增进。围绕陆军大臣本人，发展出了一个真正的部门分工、各司其职的政府机构，配备有档案库。到1680年，已有五个不同的局被创设出来，每个局由一位局长领导，配有众多助手。军监、专员乃至部队司令官都向这些局请示汇报。陆军大臣的命令也由这些局发布出去。只有很重要的高官才直接与陆军大臣打交道，因此在一切与军事决策有关的问题上，陆军大臣就成了国王的心腹顾问。
若以现代标准、或者拿破仑式的标准衡量，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军队在组织方面根本没有达到系统化的程度。严重的缺陷比比皆是，组织和管理不合常规，征兵和军官配备毛病百出。尽管如此，法国军队已不再是由一个个自行其是、组织涣散的单位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不再像过去那般只知征募自己的连长团长，而不知真正的主子。如果说法国军队已有了各自权限分明的清晰的等级体制，如果说下属已不再能不受惩罚地规避国王权威，作乱的指挥官们也已不再能同样地对其挑战，那么这是由于17世纪文职管理机构的艰巨努力才成为可能。国王之下半独立的各大衙门遭到废除，或者被搞得俯首听命。在大小将级军官当中实行了改革，以便使权力划分更加明晰，争取消除职能的含糊混乱和众多元帅与中将中间的倾轧纷争。以资历长短论高低的原则被引入军队。通过设立一个临时和例外的军衔——首次由蒂雷纳在1660年担任的“总帅”(maréchal général)，军队的统一指挥有了可能。在这段创新性的时期里，还推行了一系列较小的改革，涉及多个方面，例如铲除军官过多之弊，惩治事实证明消灭不了的贪污受贿，统一军队的制服和纪律，改进征兵、住房和发薪饷的方式等。
毋庸置疑，这些使军队制度化和秩序化的不懈努力反映了其他领域正在发生的情况。在法国的整个政治生活中，由长期惯例维护的传统特权和混乱状况正受到冲击，以利加强中央权力。这种崇尚理性和秩序的风尚并非只是专制主义的权宜之计，也并非只是流行的古典主义导致的一种审美理想。对于无论在何处碰到的毫无道理的无序状态大不耐烦，正是笛卡儿的数学式新理性主义以及帕斯卡尔觉察并记述下来的“几何学精神”的一种表现，而且并非它们的最不重要的表现。包括机械论在内的科学革命就是以这种形式首先在法国展现出来。它导致将机器用作根本类比，用作不仅是说明人的理性构造、而且是说明上帝所造宇宙的样板，而机器的各个部件各司其职，全无多余的运动和赘物。在这个宇宙之中，伽桑狄的原子和笛卡尔的漩涡犹如机器上的小零件，而丰特内勒笔下的神钟表匠便是初始的原动力。我们常示意机器崇拜出现于18或19世纪，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发现机器及其奥妙的精确性，连同它在例如帕斯卡尔和莱布尼兹发明的运算机器中表露出来的数学实践理性，是在17世纪。18世纪只是将一种牛顿力学色彩赋予这观念，而19世纪崇拜的不是机器，而是力。因此，在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时期，改革家们是受时代的精神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指引，由此去努力促使军队和文职官僚机构现代化，将一部设计优良的机器的某些特性赋予国家和军队。然而，科学对军事还有其他更为直接的影响，那是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论述的。
二
科学与战争的关系向来密切，这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开始变得非常显著。作为经典例证，人们立刻会想到阿基米德对锡拉丘兹保卫战的贡献。12世纪以后西欧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复兴表明，科学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因为古代兵法的再现是与古代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复兴及发展休戚相关的。 [ 注：这二节在很大程度上取自我本人的未刊博士学位论文：“Science and War in the Old Régime”(Harvard University，1941)． ] 虽然欧洲早期科学家当中行伍出身者寥寥无几，但当时以及后来的各个世纪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军中技术顾问甚或辅助性技术人员为军队服务。一些军医在医学或解剖学的历史上有其地位；从事军事工程的科学家更多，他们犹如引擎的机师，拥有在军事建筑、古今火炮技术以及使用各种机械方面的综合技能，既为兵法的发展、也同样为理论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列奥纳多·达·芬奇——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位富有创造性思维的伟人——大概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但他在这些多才多艺的军事工程师当中既算不上是前无古人，也不能说是后无来者。
早在16和17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当军队里的技术性兵种尚未真正形成时，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一些最佳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与战争的技术方面有关的问题。到1600年，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军外专家提供的技术服务必须由军官们本身的某种技术训练来补充。所有流产了的系统性军事教育计划，例如亨利四世和黎塞留的早期计划，都给予初级科学培训一定位置。 [ 注：F．Artz，Les débuts de l’ éducation technique en France，1500～1700(Paris，1938)． ] 在一份鲜为人知的文件中，伟大的伽利略就曾为未来的军官勾勒过一项宏大的数学和物理学学习纲要。尽管有组织的军事教育(更不用说技术教育)尚待18世纪，但到沃邦时期，几乎每一位军官都已经多少有些技术知识，或对自己没有这样的知识感到遗憾。只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军事建筑和炮兵方面的种种变化，科学进步带来的这一景象就会得到最好的展现。
在随马基雅维利时期的意大利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军事建筑科学或艺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革命。法国炮兵凭借首次真正有效的攻城火炮，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意大利城镇高墙护卫的中世纪城堡。为了防御这种火炮的攻击，意大利人的回应办法是则发明一种用于保护城堡的城郭，它经过后来多次改进，在欧洲一直流行到19世纪初叶。城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外形上，通常为规则多角型，每个角都有堡垒突出，其方式在于使攻城者遭到交叉火力。随着后来由意大利工程师对其加以完善，城郭最终由从里到外三个部分构成：筑有土垛的、既厚又矮的壁垒；宽阔的壕沟；外围斜堤式壁垒，由高到低缓缓地向外倾斜，一直延伸到与周围的旷野相平。
设计这种城堡成了一门颇有学问的艺术，需要具备相当广博的数学和建筑学知识。那个时代的一些一流科学家堪称这门新应用科学的专家。意大利数学家尼科洛·塔尔塔利亚和荷兰大科学家西蒙·斯泰芬作为工程师在那个时代所享有的知名度，就如他们在我们时代因其数学和力学贡献而有的知名度。甚至伽利略也在帕多瓦大学教授过筑城学。 [ 注：J．J．Fable，“The Scientific Works of Galileo，” i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Method of Science，edited by Charles Singer (Oxford，1921；reprinted in New York，1975)，2：217． ]
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深知意大利工程师的高超技艺，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聘请过来，用于他构筑北部和东部边界防御工事的开创性努力，以对付查理五世的威胁。这一首番大兴土木的热潮延续至整个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只是由于爆发内战才中断。当这工程在亨利四世和苏利治下得到恢复时，荷兰人正开始挑战意大利人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而埃拉尔·德·巴尔勒迪之类法国工程师已可被用来取代外国工程师。 [ 注：Lt．Col．Antoine Augoyat，Aper?u historique sur Les fortifications，1：13－21． ]
埃拉尔是法国工事建造学的奠基人，这可以被认为始于其《论工事建造艺术》(Fortifacation réduicte en art)一书的出版(1594年)。17世纪涌现出了一批很能干的工程师，其中既有军人，也有声望颇高的民间科学家。在后一方面可以提到大数学家杰勒德·德萨尔格，多才多艺的二流科学家皮埃尔·珀蒂，还有天文学和物理学家让·里谢尔。在工事建造学理论发展方面，德·帕冈伯爵是沃邦的前辈，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沃邦的宗师。
布莱兹·德·帕冈(1604～1665年)是理论家，而不是个从事实干的工程师。在今人所知的范围内，他从未实际指导过任何重要的建筑工程。有如他在科学方面不过是一位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内行专家的学识浅薄的涉猎者，他在工程建设方面的成果只是在书斋里取得的。尽管如此，在改进17世纪后期法国所建要塞的式样方面，他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功。沃邦著名的“第一系统”实际上不过是帕冈式样的，只是在一些次要环节上略有改进，并且灵活地适应了地形上的差异。帕冈的主要思想体现在他的论著《帕冈伯爵的工事建造术》 (Les fortifications du comte de Pagan，1645)中。它们全都出于一个基本考虑，即进攻与防御中威力越来越大的火炮。在帕冈看来，棱堡是工事体系最为重要的部分，其位置和形状应该按照他本人制定的简单的几何规则确定，而这些规则涉及的是城郭的外部而非内部。
16和17世纪期间，炮兵的发展中同样有科学技艺与军事需要之间的互动。现在被承认为化学史上经典著作之一的比林古西奥《烟火学》 (De la pirotechnia)一书(1540年)，长时间里一直是军事烟火术、火药制作术和火炮冶金术方面的必备书籍。与此类似，外弹道理论是由两位现代动力学之父塔尔塔利亚和伽利略提出的。如果说现代物理学的基础是试图解决基本的弹道问题的副产品，或许并不太过。塔尔塔利亚曾经就发射角度与炮弹射程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实验(这也许是最早的动力学实验)，它们导致他批评亚里土多德的动力学。他经过实验发现，当以 45°发射时，炮弹射程最大。这一发现带来了火炮四分仪的广泛使用。归功于伽利略的一项基础性发现，是在不计空气阻力之类干扰因素的理想情况下，射体的运动轨迹必定为抛物线。这一发现成为可能，只是由于他的三项主要动力学发现，即惯性原理、自由落体定律和速度构成原理。基于这三项在他从事弹道研究过程中取得的发现，后来的科学家们才搭建起经典物理学的框架。
到17世纪末叶，“新学问”已取得很大进展，足以导致英法两国政府开始尝试军事技术教育，并且资助科学研究。1662年，伦敦皇家协会从查理二世得到特许状；四年后，法国皇家科学院在科尔伯特鼓励下诞生。在这两个成立时宣告致力于“实用知识”的组织里，着手进行了许多对海陆军有潜在价值的探索。关于弹道、弹着、后坐力、火药改进和硝酸钾特性、海上经度测量的可靠手段等等的研究，是这两个机构的成员们倾力从事的。无论在英国或在法国，勤奋钻研的协会会员和科学院成员当中都有海陆军人士。尤其在法国，科学家经常在同军队有关的技术问题上得到垂询。在科尔伯特督察下，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进行了详细的海岸和大地测量，作为这位重臣那宏大的海上扩张计划的组成部分。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为现代制图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以致在下一个世纪，随着著名的卡西尼版法国地图的绘制完成，军队第一次有了它负责保卫的祖国的精确的地形图。
三
如果要问这些发展如何被反映在16和17世纪的军事文献中，那么答案很简单：一般而言文献数量众多，但质量不高。在所有关于军事理论的大道理和军事天才秘诀的问题上，依然师从古代。对韦杰蒂阿与弗朗提诺的阅读被认为必不可少，昂里·德·罗昂所撰《卓越的统帅》——那个世纪里最流行的书——实际上是恺撒的《高卢战记》的改写本。无疑，有关战争方式的最重要的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法领域的先驱之作，另一类是军事技术领域的开创之作。
马基雅维利是无节制战争时代的理论家，但到17世纪之交他的影响已在衰减。弗朗西斯·培根或许是他的最后一位杰出的信徒，因为直到我们时代为止，很难找到像在培根《散文集》的有些篇章里可以看到的那种对无节制战争的大肆鼓吹。不过，到培根时期，已经能够听到反对的声音。格劳秀斯这样的人带头抨击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不加限制的毁灭性战争。国际法的这些创始者们宣告，他们已经在自然法中找到了用于制定国际法的原则，其核心就像塔列朗有一次措辞激烈地提醒拿破仑的那样，国与国之间在和平时期应该尽可能多地互相善待，在战争时期则应该尽可能少地互相恶待。
人们容易低估这些宽宏大度的理论对于实际战争方式的影响，容易援引阿尔贝尔·索雷尔对于“旧制度”时代的国际道德和国际行为所作的黑暗描述。然而事实上，国际法原则对于17世纪结束以前的战争方式还是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 [ 注：这个观点在下面一部书中得到了强调：Hoffman Nickerson，The Armed Horde，1793～1939(New York，1940)(见其34－40)。 ] 即使它们没有终止政治上的非道德主义，它们至少仍通过一系列次要的规则和戒律限制了战争行为，有助于使得18世纪的战争成为较为符合人道和守规矩的。交战双方的指挥官都知道这些规则和戒律，而且一般都能遵守。它们例如包括关于战俘的待遇和交换的规定，对使用毒物之类某些毁灭性战争手段的谴责，关于非战斗人员待遇、安排会谈、停战和安全通行的规则，有关在被征服领土上掠夺和征收的规则，终止围困的方式规定等等。总的倾向是在战时保护私人和私权，从而缓减战争之恶。
在第二类论述战争方式的书籍、即关于军事技术的书籍当中，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莫过于路易十四在位时期伟大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勒斯特勒·德·沃邦的论著。他的权威性在18世纪如日中天，而且到拿破仑时代以后也未显著削弱。 [ 注：18世纪时有位研究贵族教育的学者建议，一个学生应当研读的最重要的五位著作家是：罗昂、圣克鲁兹，弗居伊埃勒、蒙泰库科利和沃邦。参见 Chevalier de Brucourt，Essai sur l’ éducation de la onoblesse，nouvelle édition corrigée et augmentée (Paris，1748)，262－263。 ] 不过，沃邦留给18世纪的文献遗产甚少，而且专业性太强，几乎只有一篇论述围困战的论文、一部关于城堡保卫战的专著和一项关于地雷的短篇著作。 [ 注：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论述行政管理问题的，题为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fortifications (The Hague，1685，reprinted in Paris，1726)，另一部是 Dixme Royale (The Hague〔？〕，1707)。然而，在他去世前出现了一些冠以他的名字的伪著，意在阐说他的工事建造方法。他最为18世纪人所知的三篇论文最早是在一个编得很毛糙的文集中付印的，该文集题为 Traité de l’ attaque et de la défense des placessuivi d’ un traité des mines (The Hague，1737)。它于1742年和1771年被两次重印。1769年若姆贝尔在巴黎将 Traité de la défense des places 一文单独出版。直到1795年为止，一直未出版过任何经细致编辑的版本。 ] 他未发表过任何军事建筑学论著，也没有对战略学或一般兵法做出过系统的贡献。尽管如此，他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这影响通过对他的军旅生涯和榜样的回忆而细微、间接地发挥出来，也通过他的一些追随者的作为和著作得到表现。不过，他的许多思想和贡献也因此遭到误解和歪曲，而且他所成就的有许多长期不为人知。好在进入19和20世纪后，一些学者能够将沃邦的相当大部分书信和手稿发表出来，并且细读和分析其余。经过他们的努力，我们对沃邦的生平和思想有了一种理解，它比18世纪他的赞颂者们可能达到的更明晰。经过现代的研究，他的地位提高而非下降了。我们已见到沃邦的传奇得到了澄清和历史文件的印证，见到它在许多重要方面被修正。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它被推翻。
沃邦的传奇性需要予以某种解释。区区一位工程师，无论他具有怎样的技艺和对事业怎样执著，为什么如此迅速地上升到成为全国偶像的地步？为什么他在围城战术和要塞防御方面发表的专门论著足以使他成为最有影响的军事著作家之一？
其实，答案并不难找：在那对于18世纪来说乃战争方式的一个极重要(如果不是最最重要)的方面当中，沃邦的这些著作是权威教本。在17世纪后期和整个18世纪，战争往往显得不过是反复不断的围城战。它们几乎总是一场战役的焦点行动，即使制服敌方要塞并非主要目标(实际上往往就是)，围城战也必然成为入侵敌方领土的前奏。围城战远比野外激战来得频繁，而且军队通常尽量避免野外激战而去打围困战。当前者的确发生时，它也很可能是由为要塞解围、或者挡开解围部队的需要决定的。除了很少数例外，指挥官们的战略想象力深受被确信无疑的围城战信条的束缚。在一个无条件接受围城战为优先战略这一教条的时代，沃邦的著作被认为不可或缺，他的名字也自然颇具魔幻色彩。
然而，环绕在沃邦美名周围的光彩和声誉只有一部分来自他撰写的专业论著。他所以能引发人们无限的想象，是因为他的个性，他作为一名开明的国家公仆的长期经历，他对于他自选专业领域以外的军事进步的多方面贡献，还有他对于公共福祉那开明的、人道主义的关切。从一开始，引起最大敬慕的就是作为国家公仆的沃邦。他出身平凡，勤奋上进，诚实磊落，英勇无畏，并且忠于国家，因而像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忠仆的化身。丰特内勒在其著名的《颂词》中，将他描绘为一位“罗马人，仿佛是路易十四世纪从罗马共和国的最美好时期偷来的”。对伏尔泰来说，他是“最优秀的公民”。圣西门并不满足于将沃邦称作“罗马人”，而是首次富于现代意义地将“爱国者”一词用在他身上。 [ 注：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Lettres intimes inédites adressées au Marquis de Puyzieulx (1699～1705)．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Hyrvoix de Landosle (Paris，1924)，16－17． ] 沃邦这位令人尊敬的公仆、组织天才和开明的改革者似乎体现了所有这样的品质：它们通过无数较普通的人的努力，结合起来塑造前所未有的民族国家。
更恰当地说，沃邦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在应用数学领域的才能，他对于精确和条理的挚爱，还有他的皇家科学院成员身份，确实象征着科学知识对于国家福利的新的重要性。笛卡儿式的理性、应用科学在社会当中对战争与和平所起的作用、那个时代的几何精神等，统统浓缩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在他设计的城堡的宏伟轮廓中清晰可见。
四
沃邦的职业生涯非常漫长和活跃，以致只能在眼前这种文章里做个概括性的叙述。在路易十四的廷臣和将领中间，极少有人有那么长期积极从事国务的经历。他20岁出头就进入了在马扎然主宰下的王家军队，直到73岁去世前几个月仍然驰骋于疆场。在这半个世纪不息的努力中，他组织了近50次围困战，设计了100多座要塞和港口工事。
沃邦的出身介于资产阶级和小贵族之间，是莫尔旺地方一位富裕的公证人的后裔，这位公证人16世纪中叶获得了家园附近一片不大的封地。他1633年出生于圣莱热，后来在附近的瑟米伦奥克斯瓦接受过一段粗浅的教育，学了少量的历史、数学和绘画知识。1651年，他17岁时应征加入正在反叛国王的孔代的军队，当一名候补军官。孔代获赦后，他亦被宽恕，于1653年进入王室军队，在才学平庸、但被奉为法国第一流军事工程师的舍瓦耶·克莱维尔手下任职，表现了杰出的才干。两年后他获得“钦定普通工程师”的名誉称号，不久他又在德·拉弗尔泰元帅的团里担任步兵连挂名上尉。
从1659年法国与西班牙停战，到1667年路易十四发动第一场征服性战争，沃邦在这8年里勤奋工作，在克莱维尔指导下修缮和改进王国境内的城堡要塞。
1667年路易十四进攻低地国家。在这场短暂的“移归权战争”中，沃邦作为围城战法和他那一行的其他方面的能手一鸣惊人，以致卢瓦注意到他显著超过克莱维尔，于是任命他为实际上主管陆军大臣属下一切工程事项的“总专员”。移归权战争的征服所得使沃邦启动了他的宏伟的建筑计划。法国获取了埃纳和佛兰德的一些重要城镇——贝尔格、佛恩斯、图尔奈和里尔，它们是日后进一步扩张的前沿基地。按照下面将讨论的、沃邦的所谓“第一系统”，在这些和许多其他重要据点建筑了防御工事。
在为路易十四效劳期间，沃邦的职业生涯呈现出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规律：和平时期围绕监督、修缮和筑城工程不停地劳作；战争时期参与指挥围城战；夺得新据点后又利用停战的间隙时间，投入到新要塞的构垒和加固工程中去。他的一生全部花费在事业上，为此他一直马不停蹄地在法国各地奔波，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起初他是靠骑马出行，后来年事渐高便改乘马驮轿。他的一生似乎很少有闲暇，与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也屈指可数。他虽然于1675年在乡下领得一处地产，但在那里住留的时日却寥寥可数。他有意识地对朝廷避而远之，到巴黎和凡尔赛出差时逗留时间能短则短。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远离文化和娱乐中心的边境村落的小客栈里度过，同时也是在日理万机中度过。一旦在工程事务的操劳过程中能够挤出空闲，他便埋头撰写公函或其他著述。他同卢瓦保持联系，经常以直率无华的文风给其写信或打报告，鼓动他采纳自己的意见。此外，他还致力于研究众多与他自己的专业没有直接联系的民政和军事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在他的书信中论述的，另一部分则阐发于他的长篇回忆录，它构成他的12卷手稿《闲暇随想集》 (Oisivetés)。
这些回忆录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有技术的，也有并非技术的。然而在差不多所有这些问题上，他印证了伏尔泰对他的描述——“一位整天忙于有用、但不太实际和奇特的事物的人”。 [ 注：Voltaire，Le siècle de Louis ⅩⅣ，chapter 21． ] 除了探讨陆军和海军问题以及就开发内陆航道和朗格多克跨洋运河等工程撰写报告外，他的写作还包括谈论植树造林计划的必要、改善法属美洲殖民地状况的可能方法、废除“南特敕令”的种种不良后果，还有以一种预示了拿破仑创建“荣誉军团”的方式，陈说了实行面向社会各阶层、以德行册封贵族 (旨在取代以出身和特权论贵贱的传统)的制度的优越性。
《闲暇随想集》顾名思义，是在初到的地方和不同的时候利用零星时间写成的。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沃邦在法国各地游历期间撰写的笔记和随笔，其余是些经过扩写的专业论文。贯穿于这些著作之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充满了人文主义气息，并且表现出科学精神。沃邦的著作和职业生涯恰好例解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个观点，即17世纪的科学理性主义是改革赖以兴起的源泉。沃邦提出的一个个建议都是来自亲身经验和亲眼所见。他在履行专业职责时马不停蹄地四处游历，这为他了解自己的国家及其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他广泛的好奇心和对于所到之地的处处留心，驱使他以一股惟收藏家才有的顽强搜索精神，去搜集他工作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资料，而他的科学性思维方式导致他将观察到的现象尽可能地予以量化。
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沃邦是否在任何基本的意义上无愧于科学家的称号，或者他是否不过是一位略懂数学和机械学知识的军人和建筑师？1699年授予他的科学院院士资格是否仅仅旨在表彰一位公仆？丰特内勒是否因此才将其不朽的《颂词》中的一篇——颂扬科学巨匠的一篇献给他？
沃邦的成就体现在应用科学和纯粹的应用数学领域。他与后来的法国军事工程师拉扎勒·卡诺不同，不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也不像卡诺的同代人库伦那样，对机械工程做出过重大的理论贡献，或像切尼奥那样发明过蒸汽动力战车。除了几乎全不属于纯科学的要塞设计外，他在工程学领域的惟一贡献，是对挡土墙的恰当比例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 注：Abraham Woff，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1939)，531－532；Bernard Forest de Bélidor，La science des ingénieures (1730)，book 1，67－79． ] 沃邦在科学创新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尝试将定量研究法扩展到当时别的科学家——他在英国的同行除外——尚未认真尝试的一些领域。他实际上与罗伯特·胡克同为系统气象学的奠基人，并且是统计学领域的先驱之一，惟有约翰·格朗特和威廉·配第爵士才能与之匹敌。 [ 注：沃邦作为气象学奠基人的地位体现在他提交给皇家科学院的一篇有关降雨状况的回忆录中。参见：Bélidor，La science des ingénieurs，book 4，87－88。 ] 他的统计习惯显见于在他的诸多军事和工程报告，其中许多包含着有关法国各地财富、人口和资源状况的看似不相干的细节。
除身体力行外，他还迫使下属也从事这种艰苦的实地勘察工作。于埃·德卡利尼一度担任敦刻尔克到伊普雷的西北边境的筑垒工程指挥官，曾就此工程写过一份报告，而沃邦看过后回信表示恼火，因为报告中提供的关于该地区情况的资料不够完备。他还敦促德卡利尼提供一份地图，详细标明水上航道和木材供给，甚至包括砍伐木材的日期，并且向他提供关于当地人口的统计数据，详细到将人口按照年龄、性别、职业和地位分类。此外，德卡利尼还被要求提供他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有关当地经济生活的事实。 [ 注：Georges Michel，Histoire de Vauban (Paris，1879)，447－451． ] 沃邦正是依靠自己在担任军队工程师期间辛苦得来的诸如此类的资料，力图将他采用来对待军事问题的那种严格审视和他对于逻辑、秩序及效率的偏爱扩展到民事方面。
五
沃邦是那个世纪里意志最为顽强的军事改革家之一。他的书信和《闲暇随想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就军事生活或有关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紧迫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沃邦未提出过旨在全面改组的众多建议或计划。 [ 注：Pierre Elizier Laoard，Vauban，1633～1707 (Paris，1934)，445－500． ]
沃邦主张将军事工程人员合并起来，组成一支拥有本身军官和部队编制以及特定制服的常备兵种。他为此始终竭力争取，但收效微乎其微。 [ 注：H．Chotard，“Louis ⅩⅣ，Louvois，Vauband et les fortications du nord de la Frsnce，d’ après les lettres Inédites de Louvois adressées è M．De Chazerat，Gentilhomme d’ Auvergne，” Annales du Comité Flamand de Prance，18 (1889～1990)：16－20． ] 只是在下一个世纪他的这一主张才开花结果，而他在技术部队的科学教育方面的努力也是如此。他热烈赞扬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创建的最早的一批炮兵学校。他虽然不曾成功地创立过类似的军事工程学校，却建立了一套通过定期考试来对申请晋级的军人进行考核的制度，并且采取了一些步骤，以保证申请者能够在专门的教官指导下做好应考准备。
作为围城战专家，沃邦对于改进炮兵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创新不胜枚举。他曾试验用雪橇运输重炮。他发觉当时使用的铜制大炮颇有缺陷，竭力说服陆军效法海军改用铁制大炮。他曾对一种新发明的甩石炮进行过多次试验，但结果始终不满意。他还发明了跳弹射击火力，首次用于菲利普斯堡围城战，结果造成攻势被大大减弱，因为采用这种火力会使子弹在射中目标区域后向四处反弹，从而也会对临近的人员或机械构成威胁。
沃邦在他的书信和《闲暇随想集》中提出了对步兵和整个军队进行根本性改革的许多建议。他是给步兵装备明火枪的最为坚持不懈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最先令人满意的枪载刺刀的发明者。早在1669年，他就写信给卢瓦，强烈敦促广泛使用明火枪和废弃长枪。此后不久，他又特别建议在枪上装配人所熟悉的刺刀，它带有在枪杆一侧卡牢刀刃的插座，使枪得以带着固定了的刺刀发射，用这种刺刀来取代长枪。
沃邦非常关心军人的福利待遇和武器装备。他试图进一步改进征兵方式和军饷发放办法。对于将士兵安置在百姓家中住宿这一惯常做法进行限制也部分地归功于他。埃克斯拉夏佩勒和约缔结后，这种做法由一种新创造得到补充，即在要塞中修建统一和固定的兵营。 [ 注：Bélidor，La science de Ingénieurs，book 4，73． ] 这些专门的兵营许多是由他亲自设计和建造的，主要用于边疆地区和新近征服的领土。
沃邦未曾对海军工程进行过系统学习，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似乎是从精于这类工作的克莱维尔那里学来的。 [ 注：Lazard，Vauban，501－524；La Roncière，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caise (1982)，6：164－169． ] 他的首次努力是对土伦港设施进行改进，但他的杰作是敦刻尔克港。他对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海上作战作用进行了饶有兴趣的研究，试图将这种舰船的应用范围从地中海扩大到大西洋沿岸，它们在那里能够用作巡逻舰只，用作近岸大型舰只的机动屏障，或者用来对奥克尼、甚至对英格兰海岸进行迅速的骚扰性袭击。同这些研究密切相关的，他提倡运动战，认为在科尔伯特煞费苦心建立的法国海军力量崩溃后，这是惟一合适的战略。
六
正如人们会预料的那样，沃邦对战争艺术的最重要贡献是在他自己的专长领域，即围城战术和防御工事学。在他生活的那个时期，一种新的、在战争中温和节制的精神正开始流行，他本人也厌恶不必要的流血。就这些来说富有特征的是，他在围城战术方面创新的目的，在于使攻取要塞规则化，首先是减少围攻部队的损失。在他使平行堑壕系统 (这种系统很可能不是出于他的发明)臻于完善以前，对得到妥善防守的永久性堡垒发动进攻，势必给进攻一方造成相当严重的损失。 [ 注：关于早期的攻城方法，参见Gaton Zeller．L’ organisation défensive des frontières du nord et de l’est au ⅩⅦ siècle (1928)，54－55． ] 堑壕和用于垒墙的土石筐的设置没有系统性可言，而且步兵经常以一种使之遭到毁灭性的火力杀伤的方式，被投入攻击所设想的薄弱点。
沃邦发明的进攻方式(它在18世纪期间被几无改动地沿用)是一个高度程式化和慢条斯理的作战体系。进攻一方在防守火力射程以外的某个地带集结兵力和军需，并且利用天然的或人工的遮蔽把自己适当隐藏起来。从这个地方，工兵会开始挖掘一条缓慢地朝城堡推进的堑壕。当挖到一定距离时，一条与即将发动进攻的位置相平行的深壕就伸展开来，它同向前推进的堑壕成直角。这所谓第一平行壕沟里布满了兵力和装备，构成一条“武装地带”(place d’armes)。从这里开始，向前推进的堑壕会以Z字状曲折地继续向城堡方向延伸。当延伸到理想距离时，第二条平行壕沟就会构筑起来，然后再往前挖，直到在距离城堡的缓斜坡底端很近的地方构筑起第三道、通常也是最后一道平行壕沟。堑壕还会进一步向前延伸，而工兵也会掌握挖掘进度，以便于当堑壕推进到城堡的缓斜坡时，己方的攻城部队能够完全进入到第三道壕沟。由于缓斜坡位置容易遭到隐蔽在掩体内的敌人的火力射击，因而工兵在沿此而上挖掘时，会构筑带有胸墙、被称为“骑兵堑壕”(cavaliers de tranchées)的临时性土垒工事(围攻部队从那里能够向隐蔽的防守者开火)来帮助完成他们的危险的任务。突破敌人的这道外层防线有两种方式：或是采用跳弹式火力，将驻守在掩体内的敌人消灭掉，或是派遣掷弹队，在“骑兵堑壕”的火力掩护下将掩体攻克。一旦夺取了敌人的掩体，围攻部队就会跃出壕沟，全力突破敌人的主要防御。
由此可见，沃邦的围攻战术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利用临时挖掘的工事、堑壕和土垒来掩护向前推进的部队。他设计的平行堑壕模式在 167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围攻战中首次得到尝试，“骑兵堑壕”则是1684年围攻卢森堡时开始采用。对于完全形成的这一战术体系详细论述，见于他本人于1705年写给布古万公爵的《论围攻战》一文。
沃邦在军事建筑学领域的建树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是他的要塞建筑风格是否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二是在设置这些要塞方面，他是否依据任何旨在保卫法国的总计划。
直到很近时候为止，即便是那些对沃邦推崇至极的人们也认为，他作为军事建筑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差不多未给他从帕冈那里继承下来的筑堡设计增添任何新东西。拉扎尔·卡诺虽然也同18世纪其他工程师一样赞美沃邦，但也未能发觉他有多少原创性的迹象。他说：“沃邦的堡垒工事展示给人的，不过是他那个时代之前就已经为人所知的筑堡样式，与此同时在内行人看来，他的这些作品雄浑壮观，是集各家精华之所长、又经过本人辛勤努力的杰作。” [ 注：Didot－Hoefer，Nouvelle Biographie Gènèrale (Paris，1870)，s．v．“Vauban，Sébastien Le Prestre．” ] 艾伦的意见与卡诺相仿：沃邦的堡垒工事“横断面较好，外形较简洁，外围工事规模较大且布局较妥当。这些是他给那个时代所用的筑堡体系带来的仅有改进”。 [ 注：Ibid．，然而参见A．Allent，Histtore du Corps Impériale du Génie (1805)，1：209－10 (该书仅出版了一卷)。 ] 这类看法经久流行，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例如，陆军中校拉扎尔德经过认真研究，纠正了这些对于沃邦不太积极的评价。 [ 注：Lazard，Vauban，377－394． ]
拉扎尔德在阐释沃邦的筑堡方式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新见解。先前的学者惯于将沃邦的筑堡模式分为三种体系，拉扎尔德却指出它严格说来没有界线分明的体系之分；相反，沃邦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倾向于采用显著不同的设计，而所有这些都是对上面谈论过的棱堡工事的修改。记住这一限定，沿用以往人们的体系分类方法就是便利的。
沃邦的绝大多数要塞都根据他的第一系统设计来建筑，它几乎全盘照搬帕冈的模式。只要有可能，这些堡垒的外形就都是规则多角形，包括八角形、四角形甚至三角形，例如在拉克诺克的那种。这些棱堡工事构成了防御系统的关键，只不过在规模上比前人设计的要小些。除了细节有所改进以及相对独立的外层防御工事的作用有所增大外，这种结构自从帕冈时候以来几乎全无改变。由于沃邦的大部分堡垒是根据这种保守的设计构筑的，并且被认为是他的筑堡方式的特征，因而后来的评论家们在其中无法或很少能够找到创新之处也就不足为奇。按照拉扎尔德的看法，创新之处反而在其他两种体系中分明可见，那对沃邦的后继者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并且只见于他的很少一些筑堡工程。
沃邦的第二系统首次应用于贝尔福和贝桑松围攻战期间。它从以前采用的模式中演化而来的，保留了原有的多边形结构，只是将屏障(即棱堡与棱堡之间的地带)予以扩延，而且棱堡本身也改换成了小型工事，或是在各个角上加盖了塔楼，而且这些由在堑壕里建筑的所谓隔离式棱堡作为掩体。
沃邦的所谓第三系统只是对第二系统的一种修改。该系统只曾经用于一项工程，即沃邦在那布里沙克的大杰作。根据这个系统，屏障地带的形状有所改动，以便增强在防御中增加大炮的使用，而且塔楼、棱堡和半月形堡垒的规模都有所增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沃邦的第二系统。尽管当时人们认识不到，但沃邦在此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改进。他摆脱了对围廓的依赖，在走向纵深防御迈出了第一步。他的设计具备了一种新的灵活性，既能够适应地形，又不会危及主要防线。在以往的所有场合，适应地形的做法是向外建筑角堡，它们只是主要围廓的显眼的附属工事，但它们一旦被攻克，主要防线就会受到影响。沃邦的第二系统先被科尔蒙泰、后被梅齐埃尔学校的教职人员拒绝，这些人的观念在18世纪占支配地位，其工事设计仅仅完全依据沃邦的第一系统。在他们看来，第二系统纯粹是中世纪模式的粗糙翻版。只是到18世纪末期，才可见沃邦第二系统的重现：蒙塔朗贝尔向传统防御工事模式的挑战(德意志人对它的采纳比法国人早得多)主要在于用彼此隔离的小型堡垒取代传统的外凸形外围工事(实际上是围廓的一部分)。 [ 注：Lazard，Vauban，389－390；A．de Zastrow，Histoire de la fortifacation permanente (3rd edition，1856)，2：62－208 (由 Ed．De la Barre Du Parcq 从德文译出)． ] 蒙塔朗贝尔的重大革新如同后来的纵深筑堡模式一样，早就蕴含在沃邦的第二系统之中，虽然大可怀疑蒙塔朗贝尔是否受到它的启发。
人们所以直到近来为止仍对沃邦的思想含糊不明，是因为他从未就如何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写过专论，也从未像论述自己的进攻与防御理论那样对此做过系统的阐述。他生前或死后问世的、声称总结他的奥秘的所有书籍，都只不过是一些鲁莽草率的浅薄之作。惟有贝利多的那本大部头著作，才是在沃邦的直接启发下创作出来的，而它论述的不是基本的设计方案或军事部署问题，而只是建筑问题和管理方面的细节。 [ 注：Bélidor，La science des ingénieurs，book 3，29－34，35－43，90－96． ] 不过，倒是有两篇以手稿形式流传下来的论文直接论说防御工事学的基本原理，并且得到过沃邦的直接启发。其中一篇出于索弗尔之手，他是沃邦选来教授并考核工程师选拔对象的数学家，另一篇则由沃邦的秘书托马森撰写。除沃邦本人的著作外，这两篇论文是了解沃邦的防御工事建筑一般原则的最佳资料。有可能称之为一般原则，而非教条式体系，它们由沃邦的三个系统同样好地体现出来。它们仅寥寥几条，而且相当笼统。首先，城堡各个部分必须同等地安全可靠，这既有赖于各个凸角 (即棱堡)的坚固性，也有赖于屏障地带良好的隐蔽性。一般来说，这些条件可以靠以下几点来取得：(1)围廓各个部位的侧翼都筑有坚固的防御点；(2)这些防御点尽可能大；(3)它们之间的距离以滑膛枪的射程为准，稍近一些也可以。设计防御点时必须保证其侧翼尽可能直接地对着它们防守的部位；反过来，侧翼部位应该只从被防守的部位才能看到。只需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些基本原则适用于沃邦的所有设计。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在于棱堡(或者带有互相隔开的小型堡垒的多角形工事)的修筑必须适应特定地形的要求，同时不违背上述基本原则。显然，这给工程师们留下了宽广的自由余地和值得称赞的灵活性。第二样式正是靠这种工作方法形成的，因为沃邦自己告诉我们，它并非产生于理论性思考，而是迫于贝尔福的地形条件。 [ 注：致卢瓦函，1687年10月7日，引自 Zeiler，L’ organisation défensive，144． ]
七
路易十四的军事建造计划在多大程度上依据某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的战略构想(要是这构想确实有的话)来源于沃邦的才智？这是两个头等重要的问题，然而它们不是最容易回答的。
早期的沃邦传记作者以富于特征的武断誉美他们的英雄，有时给人们留下一种鲜明的印象，即在沃邦之前法国没有名副其实的防御工事系统，而到他的职业生涯结束时业已围绕王国的要塞环带，全是实施某项很聪明地构思出来的宏大计划的结果，而这计划是从沃邦这位伟大工程师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在这些传记作家看来，说沃邦以外的任何一个人也有可能在构筑这一防御体系方面发挥了作用是不可置信的，就像说这个体系本身是缓慢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样不可置信。
然而，近来人们或许已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过远。虽然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沃邦作为军事建筑家的声誉已由晚近的研究得到加强，但同时也出现了贬低他的地位的倾向。在某些作者那里，沃邦不过是一位缺乏战略构想的杰出的工匠。他被写成是一位有才华的技术专家，盲目执行由历史必然性规定的使命或由上司命令规定的任务，而只有这上司才包揽一切战略思考。
那么，有能力在沃邦的专业领域对其权威挑战的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国王本人。已有研究表明，路易十四在要塞建筑术方面不止是相当知晓。他早在青年时就研习过这行，在位初年又得益于蒂雷纳、维勒鲁瓦和孔代的指点和讲授。他执政期间始终对于同防御工事学有关的最为细节的问题有兴趣，而且有时对沃邦执意提出的建议持坚决反对态度。路易斯堡和蒙特罗亚尔这两座城堡就是根据这位国王的创议构筑的，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座与沃邦的意见相悖。 [ 注：Chotard，“Louis ⅩⅣ，Louvois，Vauban，”30－35；Zeller，L’ organisation défensive，96－117；Lazard，Vauban，49－50，202－204． ] 在有位作者笔下，“勤勉的路易”在一切领域、甚至在这些技术问题上都是不容置疑的大师，卢瓦只是一位“优秀的仆人，如果不说是一名听差”，而沃邦仅仅“始终不过是他的圣旨的执行者，虽然是……一名出色的执行者”。 [ 注：Chotard，“Louis ⅩⅣ，Louvois，Vauban，”36． ] 另有一位作者称沃邦是一位“大事业的工头，这事业的指挥权从未完全托付给他”。 [ 注：Zeller，L’ organization défensive，118． ] 这种说法事实上不可避免。沃邦是为事先已决定了的城堡设计或修改；他向上呈交技术性的备忘录和建议；他只是被问到的情况下才就关键问题讲出看法，尽管有时也会主动发表意见。然而，每当围绕决策展开辩论时，他的出席并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总之，他不是决策者，而只是一名咨询人。
我们不可因此低估他对王室决策的影响。然而，即使他有一套旨在防守法国的大计划，它也只能得到部分执行。他提出的许多被自己视如至宝的建议遭到拒绝，他的许多方案被战争和外交击得粉碎。例如，1697年的里斯维克和约标志路易十四首次从对外征服的巅峰下撤，而未就其条款得到直接垂询的沃邦认为这项条约是个大骗局，虽然它不像他担心的那么糟糕。为了弥补卢森堡(被他视为欧洲最强固的地方之一)、布里沙克、弗里堡和南锡等地的丧失，必须重做许多事情。 [ 注：Ibid．，103－104；Th．Lavallée，Les frontiéres de France (Paris，1864)，83－85． ]
沃邦是否确实提出过某个宏伟的计划？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意见几乎彻底对立。上个世纪的学者将沃邦有其关于要塞体系的通盘战略方案视为当然，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肯定其内容如何。有一位作者将它说成“由许多工事聚合而成的一个体系，这些工事彼此相距够近，以便它们之间不留下防御空当。每一处工事的坚固程度和防御储备规模既足以迫使敌人承担围攻之弊，又小得只需要有不多的防守兵力”。 [ 注：Hennebert，edited by Chotard，“Louis ⅩⅣ，Vauban，” 42． ] 然而，加斯顿·泽勒尔根本不同意这一解释。他指出路易十四和沃邦并非从一片空白开始，他俩都无法在不参照以往工程的情况下强行实施一项教条式的防御计划。他还表明防御体系的许多特征归因于弗朗西斯一世、苏利、黎塞留和马萨林，归因于他们的建造规划和论著。正如路易十四法国的实际疆界是一种长期实行的国家政策逐渐积累的结果，法国的城堡分布格局是“一长系列旨在使王国防御系统适应变化中的疆界轮廓的努力的产物”。 [ 注：Zeller，L’ organisation défensive，2． ] 泽勒尔坚持的观点，即城堡防御系统是历史演化的结果，而非某一个人的成就，可以从沃邦本人的亲身经历中找到依据。那些被归功于沃邦的绝大多数防御工事实际上不是什么新作，而是旧作，其中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埃拉尔，甚至埃拉尔的意大利前辈，沃邦只是使他们更新和加固了。这些防御工事根本不构成沃邦创建的一个系统，它们只是作为单独的据点才重要。它们彼此之间相距过远，缺乏联络。不仅如此，它们在选址上是依据其在当地的重要性，如守卫某一座桥梁、某一处岔路口或是某两条河流的交汇地带等。它们的总体价值并非取决于它们的相对位置，而是取决于它们的多寡。 [ 注：Ibid．，123． ] 泽勒尔和拉扎尔德两人都认为，沃邦的总体方案是经过对这些工事进行筛选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他将那些位置重要、因而值得维持和加固的要塞保留下来，同时提议拆毁其他，从而把以往混乱不堪的局面整治出秩序来。他的战略设想不可能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得到实施，他不得不受到主要由于公用经费紧张而来的种种限制，不得不根据法国已有的资源量力而行。容易找出他在筛选过程中遵循的原则，继而探索他的战略思考的关键。在泽勒尔看来，这些原则并无引人注目之处，而且沃邦造就的“秩序”远算不上一种宏伟的战略构想。相比之下，拉扎尔德对沃邦的评价倒是多了一些褒扬，认为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对于城堡的战略作用具有全面认识的人物，并且说他不仅是工程师也是战略家，而且是一位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所处时期的战略家。 [ 注：Lazarrd，Vauban，408－421． ] 这两种观点究竟哪一个更为符合实际？只有沃邦本人的著作才能使读者做出判断。
需要牢记，随着路易十四赢得他的第一场征服战争——对西班牙的移归权战争，这位国王便开始沿西北边界向前推进，将其占领深入到了西属佛兰德境内。新的据点从海岸附近的佛恩斯东至伯尔格斯和库尔特拉，再到沙勒罗瓦，致使法国在一个个西班牙军队驻防地中间得到了一批要塞。沃邦的首次重大任务就是修缮和加固这些新近得来的工事，这占据了他在1668～1672年这段和平时期里的大部分时间。然而，1672年春，路易十四发动对荷兰的战争，沃邦借机首次提出构筑边界防御系统问题。他在1673年1月20日给卢瓦的一封信中写道：“说真的，爵爷，国王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弄圆他的疆域。敌我要塞夹杂交错在一起的混乱局面根本无法使我满意。您这不得不忍受事倍功半的景况。” [ 注：Ibid，155；Albert de Rochas d’ Aiglun，Vauban，sa famille écrits，ses oisivetés，et sa correspondance，2 vols．(Paris，1910)，2：89． ]
1675年，沃邦一方面忙于巩固法国在佛兰什孔泰和其他地方的征服所得，另一方面提出更多的具体建议。是年9月，他提议法军围攻贡德、布什安、瓦朗西安和康布雷。他说，若能夺取并驻守这些要塞，国王的征战就会得到保障，也会造就非常令人想望的优越疆界。依据该项建议，这些城镇被相继夺取：贡德和布什安于1676年，瓦朗西安和康布雷于1677年。翌年8月缔结的尼曼根和约使法国得到了一条优越疆界。根据该条约，法国放弃了佛兰德境内的一部分地盘，但得到了圣奥梅尔、卡塞尔、埃尔和伊普雷以及其他好几个重要据点。法国还在东面获得了洛林境内的南锡和莱茵河对岸的弗里堡。然而，沃邦对疆界的西端仍然不满，感到新近缔结的和约打乱了它，并且使之在低地国家方向上易受伤害。1678年11月，即尼曼根和约缔结后三个月，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陈说中的第一篇，它们谈论的是在英吉利海峡至默兹河的北部边疆构筑防御系统的问题。 [ 注：Lazard，Vauban，409－414；Zeller，L’ organisation défensive，96－98．这一重要备忘录刊于Rochas Vauban，sa famille et ses écrits，1：189f。 ]
沃邦一开头，先是论述了一条靠工事设防的边境的目的：既要确保敌人无法突破任何一处要塞进入法国境内，同时还要便利向敌人的领土发动进攻。沃邦从不认为要塞的重要性仅在于防御，他还仔细地强调了它们作为向敌人发动进攻性行动的基地的重要意义。他说，设防地点的选择必须使之能控制本国领土内的交通线，又要保证通过对重要道路或桥头堡的控制来提供进入敌国领土的通道。要塞的建筑规模必须足以储存防御所需要的物资，同时又足以储存以此为基地发动和维持进攻所需的补给。在这份备忘录中简要地阐明的这些思想，后来由沃邦在18世纪的一位信奉者、工程师兼探险家迈格雷加以阐发和系统化。此人被伏尔泰在《查理十二》一书中提到过，他撰写的《论以城堡为手段维护国家安全》成为论述防御工事的战略意义的代表性著作。这部鲜为人知的书曾经被著名的法国军事工程学校——即梅齐埃尔学校——作为教材使用。迈格雷在这部著作中写道：“最好的一类城堡既能够阻挡敌人进入本国领土，又能够提供机会在本国领土上向敌人发动进攻。” [ 注：Traité de la sureté et conservation des états，par le moyen les forteresses．Par M．Maigret，Ingénieur en Chef，Chevalier de l’ ordre Royal et Militaire de Saint Louis (Paris，1725)，149． ] 他还列举了将价值和重要性赋予城堡的那些特征，包括控制进入王国的各关键通道，如峡谷或山口；控制主要河流上的桥头堡，例如斯特拉斯堡就分明符合这个条件；控制国内的重要交通线路，例如卢森堡就为皇帝与低地国家的交通往来提供了保障。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能使一个城堡变得重要。它可以是为进攻性行动提供补给的一个基地，或是周边广大地区的居民的避难所；它或许可以支配商贸活动，向外国人征收通行税；它还可以是个以工事设防的海港，有一个优良和安全的港口，或者是个富裕的边境大城镇，不只能弥补工事修筑的代价和维持驻军的费用；它还可以是个能够被国王用来存放他的财宝的场所，以防国内外敌人夺取。 [ 注：Ibid．，129－148． ] 诚然，城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地理环境。虽然技艺和科学有可能弥补地形带来的某些局限，但在交通方面它们却难有作为。因此，有些城堡建在有利的位置，因为这样一来守城部队可以把通往他们的交通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敌军因此将难以得到为经久围城所必需的补给。 [ 注：Ibid．，152f，，221－222． ]
这些因素使人有可能在不同的要塞中间进行挑选，然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即联络的问题依然存在。沃邦在1678年的备忘录中断定，如果北部边境的要塞仅限于两条线，每条由大约13个要塞组成，沿北部边境分布，有如步兵的战斗队列，那么这一边境就会得到充足的设防。 [ 注：第一道防线包括敦刻尔克、伯尔居埃、菲尔纳、拉克诺克堡、伊普雷、梅嫩、里尔、图尔奈、德蒙塔格堡、孔代、瓦朗谢讷、勒克努瓦、莫伯日、菲利普维尔和迪南特；第二道防线包括格拉夫林、圣奥梅尔、埃尔、贝顿、阿拉斯、杜埃、布谢恩、康布雷、朗德勒西厄、阿韦纳、马里恩堡、罗克鲁瓦和夏尔维尔。 ] 第一条防线可以借助从大海到斯凯尔特河这条水上线路进一步得到加固，并且连为一体。运河或运河化的河流会将各个要塞互相连接起来，反过来运河本身又会由这些要塞一段一段规则地得到保护。实际上，这一设想并非由沃邦首创，早在他撰写这份备忘录时就已经在北部边境的部分地区实行。不过，对于这条水上防线的坚固程度，沃邦不抱幻想，因为在他看来这条防线的主要功能只是抵挡骚扰劫掠这一带的小股敌军，一旦敌方决定以大军进攻该防线，就必须动用大军来防守。 [ 注：Lazard，Vauban，282－284；Augoyat，Aper?u histoique，1：229． ]
根据这一设想，这一带的防御工事自然需要重新构筑。不过，沃邦同时也细心地指出，除了重新构筑外，还必须把许多旧式堡垒拆除。为此，他极力主张凡是距离边境较远、而且不在这两条防线范围内的城堡都应当拆毁。这样做不仅会节省财力，而且也会节省人力，因为裁减 10座要塞就意味着可腾出3万驻兵用于别处的任务。
这份著名的1678年备忘录还体现了一种可能进一步征服的考虑，而这表明，就北部和东部边疆而言，沃邦意欲为某种不止是单单局部地修改边境线的征服开辟道路。他提出，一旦将来爆发战争，就必须立即夺取敌方的某些要塞。夺得狄克斯慕德、库尔特莱和查勒蒙特，低地国家的防线就会敞开；在东部，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是有待获取的极重要城市。这些城堡不仅在规模、资源和地势条件方面非常值得想望(在这些方面它们是欧洲最好的)，而且还是法国扩张至自然疆界的关键所在。假如沃邦没有接受一个既耳熟能详又颇具诱惑力的信条，即法国在北部和东部的自然疆界是莱茵河，他就不是法国人和爱国者了。我们知道他持有这种观点，我们还可以猜想这种观点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经明确地形成于他的脑海之中。不过确切地说，他的这一观点是后来形成的。里斯维克和约签订前夕，他非常害怕，惟恐法国即将失去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他写道：“如果我们不把它们夺回来，我们就将永远失去有莱茵河作为我们的疆界的机会。” [ 注：Lavallée，Les frontières de France，83－85． ]
难以断定这份1678年备忘录是否代表沃邦在永久性要塞方面成熟的和最终的想法。作为有关城堡作用的战略思维的具体体现，沃邦此后撰写的备忘录有许多不足。除去一篇在其中详细讨论了一国首都的战略意义的、关于巴黎驻防工事的备忘录，他后来的研究大都缺乏真正的战略关注。它们涉及的主要是一些详细的建议，谈论哪些工事应该拆除，哪些工事应该扩建或重建。
尽管存在着这些局限，仍然不难看出沃邦的想法的一系列变化，它们部分地归因于他的思想的逐步演化，但主要归因于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他所处的改变了的客观条件。财政拮据日趋严重，人力资源日益匮乏，这就促使沃邦强调拆除要塞，犹如(如果不是甚于)强调建筑新要塞。 [ 注：Zeller，L’ organisation défensive，98－107． ] 这导致他敦促拆毁许多列入1678年备忘录中他的第二条防线的堡垒工事。与此同时，路易十四的各路军队愈益被打得转入防守，沃邦也愈益采取防御性思维。他顺应世纪末正在变得分明的一种趋势，即沿北部边境更加倚重一条连续不断的水上防线。但是，他明白这种防御特有的弱点。1696年，他写了一篇备忘录，在其中敦促建立“防护式兵营”(camps retranchés)——四周筑有防御工事的兵营，以补充要塞防御和加强水上防线。这些兵营的功能在于保卫城堡与城堡之间空当地带的水上防线，或者通过建立名副其实的外围防御来加强城堡本身。在城堡的外围工事以外驻扎一支小部队——小于常规的野战军，并且用精心构筑的土垒加以保护，就有可能对贸然直接围攻城堡的敌军构成牵制，也有可能给它们加上一个可待加强的更辽阔的外围防御地带。
拉扎尔德断言，沃邦是现代战略所采纳的“堡垒设防区”概念的首倡者。然而，将上述两个情况——强调由防护式兵营为补充的连贯式防线和舍弃自己于1678年提出的第二条堡垒防线——综合起来考虑，拉扎尔德的说法就是缺乏依据的。实际上，沃邦的思想看来是朝着赞成越来越单薄的防线这一方向演化。他将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混乱蹩脚的“堡垒设防区”加以简化。他起初将这种设防区压缩为两条防线，显然是模仿人所熟知的步兵阵列，后来又将其进一步简化为单一防线，以一座座依靠水路相互连接、并且由部队加以支持的坚固要塞为支点。或许不无道理的是，可以由此发现这位伟大的工程师到了晚年被搞得逐渐更多地注重军队，较少地注重防御工事。他似乎已变得更加靠近吉伯特的思想：国家真正的防御力量是它的军队，而不是它的防御工事；军队构成国家这一巨型要塞的灵活机动的有生屏障，防御工事只是其阵地设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