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骚的莫利斯、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雷蒙多·蒙泰库科利与十七世纪的“军事革命”·第二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冈瑟·E．罗滕伯格·德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现代早期欧洲“军事革命”这一概念已经变得被普遍接受，但关于这一事态形成的确切时间范围却众说纷纭。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把1496年查理八世带到意大利境内的那支军队视为第一支现代军队。这支军队“在建制上与三百年后拿破仑率领进入同一个战场上的那支军队没有根本区别”。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London，1976)，19－20；Geoffrey Parker，“The：Military Revolution，1560～1600’－A Myth？”in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Ten Studies (London，1979)，90，92．参见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1937)，6。 ] 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历史学家虽然同意这场军事革命所涉及的许多方面，包括步兵的兴起、火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用于抵御新式炮兵进攻的防御工事的迅速发展等，到15世纪末期就已经出现，但他们争辩说这场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即职业化的常备军队的建立，只是在后来即1560～1660年间才浮现。 [ 注：Michael 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1560～1600(Belfast，1956)．重刊于他的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Minneapolis，1967)，195－226，仅略有改动。 ]
在他们看来，这一时期之前，西欧和中欧的战争方式(诚然与东欧边缘地区的战争方式多少不同)已经变得越来越僵滞和缺乏决胜性。从战术上看，以往火力投射和快速运动形成的致命结合——它或许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得到了最有效的体现——已经被滑膛枪和长枪组成的密集兵阵取代。这种兵阵以无法攻破的步兵队列迫使骑兵放弃进攻，但将人员分编成12个或更多纵队的那种纵深队列，也妨碍了它们自身的进攻性行动。战术上的迟缓由于种种后勤和战略因素而进一步加剧。很少有什么地区能够维持军队长期驻扎，加上交通不便，部队只能依靠固定的站点——大多是置于堡垒要塞中的仓库来获取补给。然而，这些根据多棱堡设计、即所谓意大利样式构筑起来的至关紧要的站点，已经无法依凭火炮来迅速攻克。它们必须予以围困，但围困是个需要重炮、大量弹药和后勤储备的旷日持久的过程。这样一来，整个战役变得以围困战为中心来展开，后者被认为比野战更重要，而且现在打的次数也多得多，甚至那些希望野战的指挥官也是如此。在这种军事环境下，“战法日趋僵滞”，“几乎全然缺乏作为考察军事行动的一种方式的‘战略’这一抽象概念”。 [ 注：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59－60；J．R．Hale，“Armies，Navies，and the Art of war，”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Cambridge，1968)，3：200－201． ]
然而，不应当将这一事态发展完全归因于当时的后勤和围困战问题。导致军事行动无法始终一贯地操作下去的最大障碍，或许可以在当时大多数军队的社会属性中找到。虽然到16世纪就已经有了某些常备军单位，但这些还不足以提供强劲的野战兵力，这样的兵力不得不从其他来源构建。另外，虽然大多数国家保留了过时的中世纪体制的残余，即封建骑士服务和民兵征役，但这些通常不敷所需，军队的大部分到处都是由雇佣军组成。 [ 注：André Corvisier，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nype 1494～1789 (Bloomington，1979)，27－40． ] 雇佣军尽管骁勇善战，但不可靠，而且对雇主来说往往是危险的。除非及时发给佣金和给养——早期现代国家发觉难以做到，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哗变、叛逃或开小差，从而导致作战行动陷于瘫痪。 [ 注：Geoffry Parker，“Mutiny and Discontent in the Spanish Army of Flanders，1572～1607，” in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106－121． ] 总之，战术防御所占的上风、新式防御工事的坚固以及部队的雇佣军性质，说明欧洲的战法何以变得如此拖宕不决。
早在15世纪末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如何建立一支卓有成效的、能够充当国家政策可靠工具的军队这一问题，而且古典文明热的复兴不久便分明地影响到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对罗马军事方法的研习尤其成了改革者们的灵感源泉。在一长串重新发现了希腊罗马军事体制的优良、主张复兴这一体制的论著中，马基雅维利的《用兵之道》只是最为著名的一部。这些“新古典主义者”虽然常常被视为脱离实际的门外汉而受到鄙视，但其中实际上也包括某些像拉扎勒斯·冯·施文迪和胡格诺教徒拉·努上尉之类身经百战的军人。尽管这些人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方面的建议往往证明不切实际，而且许多由古典时代启发的改革甚为短命或很快变得面目全非，但马基雅维利等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核心思想是正确的，那就是军队需要纪律约束，社会负有军事责任。从佛罗伦萨开始，这些著作家中间有许多人提出，本国人组成的部队比雇佣军更具优势，也更为可靠。然而，统治者在武装其臣民方面畏首畏尾，并且(这或许更重要)相信只有经验丰富的雇佣军才能够驾驭复杂的现代武器和战术。确实，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欧，非职业化的民兵部队确实大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类人员集合起来太费时间，打起仗来笨拙迟钝，主要在守卫他们自己居住的城镇的战斗中有用，但不适于从事复杂而持久的作战。 [ 注：Hale，“Armies，Navies，and the Art of War，”181－182；Helmut Schnitter，Volk und Landesdefension(E．Berlin，1977)，passim；Eugen v．Frauenholz，Lazarus von schwendi(Hambere，1939)，16－21． ]
即使如此，马基雅维利对于一种建立在等级制指挥体制基础上的纪律的注重，对于职能分派以及依靠不断的操练和培训取得军事才能的强调(所有这些都蕴涵在他对罗马军团制度的提倡之中)显著地影响了荷兰八十年战争期间骠勇善战且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的建立。荷兰的寡头统治集团准备授权其将领——奥伦治－拿骚家族的亲王们组建一支新式军队。同那个时代其他国家受过专门教育的军人一样，这些王室成员熟悉古人的军事著作，但他们也认识到要使滑膛枪和长枪发挥尽可能大的威力，就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管理，同时还须采取新的作战指挥方式和进行更多的训练。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火力和机动性，步兵已不能继续以大型密集编队的方式部署了，而是愈益被分编成一个个较小的单位。这就要求官兵发挥较大程度的个人主动性和战术技能，与此同时服从整体的作战方案。纯粹机械地模仿罗马的战术模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培养起一种新的军事风尚，它既有别于封建骑士鲁莽的匹夫之勇，又不同于雇佣军旨在获取钱财的自私冲动。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奥伦治王室的改革者们造就出了一类新型的职业军人和作战将领，他们集军事专长和独特的社会及精神价值于一身。
促成这一改革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尤斯图斯·利普修斯。此人是一位新斯多葛派哲学家、博学者和语文学家，1571～1591年在莱登大学任教，对于拿骚的莫利斯有直接影响。利普修斯是马基雅维利的赞颂者，甚至将其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齐名看待。他在自己的讲授和著作中，强调服从命令、忠于上级和报效祖国。他于1589年出版的《政治学·第六卷》(Politicorum libri six)一书(他给了有时师从他的莫利斯一本)被誉为荷兰改革的思想基础。利普修斯论辩说，战争并非不加控制的暴力行为，而是能干和合法的权威为国家利益而对武力的有序应用。他理想中的军官不是以追求个人荣耀为动机，而是既懂得指挥又懂得服从命令，将自己视为首先是一名为社会服务的职业军人。这种军官沉着冷静，不会以寻常的暴力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身份，因而不仅会成为部下的楷模，也会通过经常性的训练把自己的部队铸造成威武善战、纪律严明的劲旅。利普修斯认为，这些品质正是罗马的公民士兵能够打败占有数量优势、但纪律较差的敌军的主要原因。 [ 注：Gerhard Oestreich，“Justus Lipsius als Theoretiker des neuzeitlichen Machtstaates，”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1(1956)：66－67，David C．Rapoport，“Military and Civil Societies：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a Traditional Subject in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13 (1964)：178－183；G．Martin，“Moritz Von Oranien，” in Grosse Soldaten der europ?ischen Geschichte，edited by Woffgang v．Groote(Frankfurt a．M．，1961)，37－62． ]
于是，纪律便成为关键因素；虽然奥伦治的改革家们由于环境所限，摒弃公民军队概念而采用长期服役的职业雇佣军，但是他们保留了对纪律的强调，那是依靠职业军官、操练和培训来达到的。这足以改变军人与国家的关系，大大增强荷兰军队的战斗力。马克斯·韦伯断言：“纪律而非火药开创了这一变革”，“只是在有纪律的情况下，火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战争技术才有意义”。 [ 注：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New York，1946)，256－257． ] 是社会和道德因素而非技术，为现代初期新军事体制的诞生提供了根本动因。莫利斯和他的堂兄弟们实施的方法成了后来欧洲各国军队遵循的规范性标准。虽然以利普修斯的标准衡量，逐渐在欧洲取得主导地位的职业化军队还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然而同以往的雇佣军相比，它们是国家政策的相当有效的工具，以一种可预料的顺从模式，呼应一个被界定的政治－军事指挥系统逐级下达的命令。
这些变化对战略和战术有相当大影响。尽管这两者仍然大受糟糕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制约，并且苦于一种以要塞堡垒为主的战场环境，也尽管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直到18世纪后期仍然模糊难辨，但是有纪律的常备军使得司令官们得以制定和实施经久的作战计划。另外，尽管他们的军队与莫利斯当初组建的军队多有区别，但也存在可观的承袭关系。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和蒙泰库科利就是“荷兰改革家的信徒”，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的一个信念上，那就是组织纪律性良好的军队乃现代战争的一个基本要求。 [ 注：Wemer Hahlweg，“Aspekte and Probleme der Reform des niederl?ndischen Kriegswesens unter Prinz Moritz von Oranient，” Bujdragen en mededeelingen betreffde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86(1971)：164，176． ] 然而仍需指出的是，欧洲各国常备军沿两条彼此独立的发展路线演进，一条是荷兰模式，另一条是所谓“帝国模式”，前者无疑被更为广泛地效仿，后者则产生于对土耳其人的长期战争。在神圣罗马帝国，阿文蒂努斯等人文主义者以及弗龙斯伯格和施文迪等军事将领开始推崇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制度，一再敦促建立类似的体制。 [ 注：Gunther E．Rothenberg，“Aventinus and the Defense of the Empire against the Turks，”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10 (1961)，60－67；Hans Schnitter，“Johann Jacobi von Wallhause： Ein fortschrittlicher deutscher Militartheoretiker des 17．Jahnhunderts，” Milit?rgeschichte，6 (1980)：709－712；Hans Helfritz，Gr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Heeresverwaltung (Berlin，1938)，41－42． ] 蒙泰库科利则凭借自己在同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中积累的经验，在其著作中最终将这两条路线融合起来，这些著作构成了现代早期从战略、战术、管理、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系统地阐说战争现象的首次尝试。也正是通过这一形式，荷兰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的军事遗产才被尤金、马尔博罗和腓特烈大帝承袭下来，并且最终传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克劳塞维茨的良师沙恩霍斯特尤为推崇蒙泰库科利，认为他是探索战争永恒本质的不可或缺的向导。 [ 注：Rudolf Stadelmann，Scharnhorst：Schicksal und geistige Welt (Wiesbaden，1952)，92－96． ]
因此，如果“军事革命”一词除了被用来指采用新型的武器和战术构成，还意在包括军队性质和战争方式当中一种全面、根本的转变的话，那么这一转变只是在1550年以后、亦即在莫利斯、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和蒙泰库科利的时代才发生。只是在那时，以等级隶属、组织纪律和社会责任为原则的现代军队才获得了他们保持至今的形态。此项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三位统领的努力、实践和理论完成的，它确实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一
拿骚的莫利斯乃“沉默者威廉”的次子，他的名字首先是与荷兰职业军队的创建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官、战术家和围困战大师，但他算不上一位真正的大战略家。他格外谨慎，总是避免冒险，20年里仅指挥过一场大战役。他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取得了尼德兰联省的独立，但他的过分谨慎有时使他在同战斗力较强、并且不那么拘泥规则的敌人较量时，陷于不利地位。 [ 注：Jan W．Wijn，Het krijgswezen in den tijd van Prins Maurits (Utrech，1934)，538－541； Pieter 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1555～1609(Landon，1962)，244． ] 尽管如此，他在改造由不可靠的雇佣军和业余民兵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方面取得的成功，足以为他在现代战争发展史上赢得永不磨灭的一席之地。
当然，1589～1609年间军事改革的实际推行是合作的产物。在构筑军队总体框架和财政方面，莫利斯得到了约翰·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支持，后者是荷兰省司法官，三十年里尼德兰联省议会中最重要的官员。在行政管理和战术问题上，他得到两位堂兄弟威廉·路易和拿骚－西根的约翰的协助。 [ 注：Jan W．Wijn，“Johann der Mittlere von Nassau－Siegen，” in Klassiker der Kriegskunst，edited by Werner Hahlweg (Darmstadt，1960)，119－124． ] 最后，在围困战和军事技术方面，他依靠西蒙·斯泰芬的建议，后者是莫利斯的数学和围困战术导师，成为陆军总工程师，指挥过多场围困战，并且帮助组建了工兵部队。 [ 注：Christopher Duffy，Siege Warfare (London，1979)，81－82；Wijn，Krrijgswezen，28－32，376－388． ]
莫利斯谨小慎微、细致周密的战略也来自他的独特地位，反映了荷兰共和国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不同，莫利斯并非一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帅，而是始终在很大程度上易受文官控制。1588年，莫利斯年方21岁，被任命为“尼德兰联省海陆军统帅”以及“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两省陆军统领”，它们是联省的野战军主力。此外，他已经在荷兰和泽兰两省担任执政，即最高全权长官，并且在1591年后还在格尔德兰、上艾塞尔和乌得勒支三省担任执政。与此同时，他的堂兄弟威廉·路易在弗里斯兰担任执政，1594年往后又任格罗宁根和德伦特两省执政。 [ 注：Geoffrey Parker，The Dutch Revolt (Ithaca，1977)，241－243． ] 然而，官职多多并不意味着权势。他虽然身为海军统帅，却必须对五个省各自的海军将领委员会负责；他尽管经常被各省称为“全国陆军统帅”，却从未执掌过荷兰的所有地面部队。各省的地方主义阻碍了武装力量的发展，有时还阻碍了作战，而联省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国务会议”始终负责协调军事事务，并且通过战地特派专员监督作战行动。一位历史学家将莫利斯的地位称作“技术专家、执行经理和联省军事顾问”。 [ 注：Wijn，Krogswezen，533． ]
这种体制内部尽管潜伏着政治冲突，但在很长一段时期运作得足够有效。莫利斯本人并无多大的政治野心，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商人权贵缺乏尚武传统，亦无从军兴趣，因而乐于将管理军队的细节留给执政们处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全然避免冲突。当1600年莫利斯迫于政治压力、向佛兰德发动了一场抱负甚大的战役时，高层军官随即怨声四起，指责“长袍”即政客们在拿军队作不必要的冒险。 [ 注：Parker，The Dutch Revolt，234． ] 最后，在一场教派－政治冲突中，当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力图通过征募本市供养的兵力来削弱军队的作用时，莫利斯将他捉拿审判，并于1619年处以死刑。不过，即便是这场发生于宿友之间致命的不幸事件，也没有动摇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
1588年莫利斯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之时，所有这一切还尚未发生。当时，改造由雇佣军和民兵拼凑起来的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这一必要，使得政客和军人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造就一支军队，能够击退久经沙场的西班牙佛兰德大军，当时这支大军由精明强干的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统率，准备完成对尼德兰北部的重新征服。那一年，正如荷兰造反开始往后的情况一样，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在低地国家的长期冲突既是内战，又是民族解放战争。面对当时头号军事大国西班牙的进攻，荷兰人生存了下来，这不仅是由于他们艰苦卓绝的抵抗，也是由于他们的地利，加上西班牙人在很长时期里投入一次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遭遇的种种困难。
1566年荷兰造反开始时，西属尼德兰共有17个省，人口约300万。莱茵河、马斯河和斯凯尔特河水系将南部10个省同北部诸省分开，前者是开阔、繁荣的农业省，还分布着一些重要城市，后者则人口较为稀少，也比较贫瘠。起初，造反主要是在南方进行，但到1579年，随着临时组建的起义军节节败退，加之贵族领导与其愈益激进的城市支持者之间发生分裂，南方各省重新落人西班牙之手。北方七省此时结成联盟，竭力向继续进行抵抗斗争的南方各地提供援助。可是，在北南双方共同拥戴的造反领袖威廉(沉默者)于1584年遇刺后，北方的军事斗争便一蹶不振。宗派斗争和地方纠葛致使北方各省难以采取新的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各省被欠发薪金的雇佣军要求“给钱才奉命打仗”。 [ 注：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188． ] 由于得不到救援，一座座城镇相继被帕尔马的军队攻陷。也有一些城镇、首先是安特卫普进行了长期抵抗，但许多不是最终投降就是被背叛出卖。帕尔马渡过一条条河流向北推进，同时在东部开辟第二战场，穿越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格尔德兰，挺进艾塞尔河，直逼乌得勒支、荷兰和泽兰。此前已在间接援助造反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害怕西班牙获胜，开始用部队和金钱资助进行直接干预。然而，英国的介入到头来证明于事无补。担任干涉军司令的莱斯特郡伯爵与联省议会争吵，他的某些下属则将自己奉命驻守的重要据点拱手出卖给帕尔马。到1587年，造反事业已岌岌可危。帕尔马在东线的攻势已达须德海，并且同他的南方战线连接起来，使得继续进行武装抵抗的地区仅剩下荷兰、泽兰、乌得勒支以及上艾塞尔、格尔德兰和弗里斯兰境内很少数孤立的地点，外加在各大河流以南的奥斯坦德和贝尔根奥普佐姆。帕尔马所以未在 1587～1588年完成自己的事业，是因为英国的直接干涉使得腓力二世国王勃然大怒，以致派遣“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并且命令帕尔马前往敦刻尔克，以便准备大军渡海登陆。在对英国的进攻失败、帕尔马准备翌年回师尼德兰后，他却被调往法国，去援助该国宗教战争中的天主教阵营。 [ 注：Parker，The Dutch Revolt，208－224；Charles Wilson，Queen Elizabeth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Berkeley，1970)，passim． ]
帕尔马的这几次调动为莫利斯重整军队、加强防御和收复北方失地赢得了时间。荷兰境内有一处被荷兰人称为“荷兰防护衣”的战略要地 (该地在1672年挡住了法国人，但在1940年落于德国人之手)，守住它具有关键意义。该地四面都有保护屏障——西面和北面为北海和须德海，南面是几条河流，东面则有艾塞尔河和沼泽地；它主要由低地构成，境内运河、堤坝、港湾、泥塘纵横交错，有工事设防的小城镇星罗棋布。 [ 注：Duffy，Siege Warfare，58－61． ] 防守者可以通过破堤开坝来淹没大片地区，1572～1574年间就已经使用了这个办法来挡住西班牙人的侵入。不仅如此，自此往后荷兰人通常维持了对于近海和内陆水域的控制。倘若西班牙能够调集一支占优势的舰队，还有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它在法国的干涉、在地中海承担的义务以及它的海外帝国的安全需要分散了资源。最后，西班牙的财政困难导致其佛兰德大军内部频频哗变，与此同时由于未能夺得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给这支大军提供的增援不得不舍近求远，取道从意大利出发的漫长曲折的陆路，即所谓“西班牙通道”。 [ 注：Geoffrey 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07～1659 (Cambridge，1972)，80－101，188－202． ]
与此相反，对海洋和内陆水道的控制使荷兰人能够利用各大河流迅速调遣兵力，并且随时向布拉邦特和佛兰德发动近距袭击。此外，随着对海上航道的控制越来越多地落入荷兰之手(尽管并非已无竞争)，荷兰的海上贸易迅速扩展，其经济欣欣向荣。阿姆斯特丹市长评论说：“尽管一般来说，战争依其本性毁损国土和居民，但这些邦土反而因为战争而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 注：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233． ] 财政实力给奥伦治派改革家们提供了资源，来支付一支职业化的常备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困战，并且沿其战线构筑新的防御工事链。
二
军队改革的思想启示既来自古典模式，也源于16世纪战争的实际需要。 [ 注：Maury D．Feld，“Middle－Class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The Dutch Army 1589～1609，”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1 (1975)：428－429，437－438．标准的论述仍然是 Werner Hahlweg，Die Heeresreform der Oranier und die Antike (Berlin，1941)，20－23，191－196。 ] 尽管晚近的事态表明雇佣军并非完全可靠，也尽管利普修斯早就提倡使用忠诚的公民士兵，但是改革家们仍然不得不使用雇佣而来的职业军人。荷兰人在海上服役时表现出色，但“他们自己很少拿起武器同敌人交锋，……打仗这一差使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从国外招募来的部队”。这并非仅仅因为他们讨厌打仗。在低地各省早先的围困战中，由荷兰自由市民组成的民兵打得够好，然而海上贸易发展和愈益扩大的海军首先需要本国的人力。因此，尽管民兵连队以及作为其补充的领取酬赏的卫戍部队被保留下来，以担当本地防御和卫戍职能，然而从来就是现实主义者、而非墨守教条的古典主义者的各省执政仍招募纪律性较强的雇佣军，以此作为野战部队，它们用密什勒的话说是“人数不多，但经过精心挑选，给养丰裕，佣金丰厚”。 [ 注：John H．Huizinga，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1968)，34－36；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235；Wijn，Krijgswezen，9－10，19－21． ]
经过改革后的新型武力的显著特点，在于领导足智多谋，下属绝对服从，对部队忠诚不贰，战术部署和战术机动改善良多。改革是从裁减员额开始的，旨在使部队兵力与财政缩减相符。直到1600年，荷兰的野战兵力难得超过1.2万人，其中骑兵2000，步兵1万，由一支比较强的炮兵部队支持(1595年时火炮数量为42门，其中野战炮仅6门)。 [ 注：Wijn，Krijgswezen，40－43，62－64；F．J．G．ten Raa and Francis de Bas，Het Staatsche Leger 1568～1795 (Breda，1913)，2：35． ] 军队官兵大多是外邦人，包括法国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还有少量瑞士人和丹麦人。这些人常年受雇，且能及时领到佣金，因而愿意接受纪律约束。莫利斯虽然在军中实行一套严厉的行为准则，但也重新引入操练，将它当作灌输纪律意识的方法。根据威廉·路易的建议，士兵日日受操练，其日常内容直接取自阿尔廉和利奥描述的罗马模式，其中的各项口令被译成荷兰语、英语和德语。 [ 注：Hahlweg，Heeresreform，31，39，48，255－264；Wijn，Krijgswezen，480－481． ] 诚然，以往的军队也都训练士兵操作武器，但莫利斯的训练目标却不止是提高士兵个人或单位整体的作战技能。恰当地执行武器规程成了纪律的外在体现，演练的目的则在于教导士兵随时服从命令和培育部队的凝聚力。将日常操练重新引入军队是奥伦治军事改革的一项核心成分，也是对现代军事制度的一个基本贡献。 [ 注：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 (Chicago，1982)，128－133． ]
训练和凝聚力的增强必然导致战斗力的提高。利普修斯写道：“自然只产生了某些勇士，通过勤奋训练而来的优良秩序可以造就更多。” [ 注：Justus Lipsius，Six Books of Politicks or Civil Doctrine，translated by William Jones (London，1594)，Book 6，13． ] 日常性的武装演练使得队形变换能够更加精确，射击和枪刺之间的协调得到改善，并且通过采用一种新式的反向步伐——威廉·路易1594年向莫利斯推荐的所谓“协同法”——增加了开火的速率。 [ 注：Hahlweg，Heersreform，61－68，70－78．对“协同法”的叙述见James Turner，Pallas Armate：Military Essays of the Ancient Grecian，Roman，and Modern Art of War (London，1683；reprinted in New York，1968)，9－11。 ] 同作战单位小型化的总趋势相符，甚至西班牙的士团在1584年后也减少到了1500人左右，莫利斯则将各连队的官兵数目缩减至130人，提高滑膛枪支对长枪的比例，并且将各单位先编成十个纵列，以后又减少到六个。他并未组建固定的大型战术阵列，但遇作战，各连队便被合并成若干个营。起初每营800人，后来减至550人，排列为线形方阵，类似于罗马军团的兵力部署。 [ 注：Ten Raa and de Bas，Staatsche Leger，2：332－335；Wijn，Krijgswezen，32－33． ]
经常性的训练，连同荷兰战术体制中下级单位承担的较为独立的战斗作用，需要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低级军官，而莫利斯在这方面一直被称为现代欧洲军官团的鼻祖。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军官这一职业的精神风貌。受加尔文教的长期熏陶和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把军事指挥视为一种公共信托，其权威并非来自尊贵的出身，而是来自国家的委任。这同一个业已建立起来的等级官阶制度内的无条件服从概念相结合，奠定了现代军事指挥体制的基础。当然，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当时荷兰军队中的大多数高级职位由各省执政的亲属、或者在上流社会中占优势的贵族的亲属担任。许多外国人也被雇为高级军官，因为只有他们才具备所需的专门技能。固定的晋升标准直到1618年才得以引入。 [ 注：Wijn，Krijgswezen，32－33．职业军官概念的创设有时被归功于沃伦斯坦。见Francis Watson，Wallenstein：Soldier under Saturn (London，1938)，161。 ]
新的战术体制有时遭到批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声称，新体制没有能够“使骑兵和步兵恢复确保赢得战斗的战术进攻能力”。对于发动决定性的攻势而言，新的战术阵列太刻板，也太小，一般只适于防守。 [ 注：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61－62． ] 然而，这一断言缺乏事实依据。在地势坎坷的低地诸省，荷兰人相当好地从事了他们仅有的两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1597年的图尔蒙特遭遇战和1600年的纽波特会战。在图尔蒙特，荷兰骑兵先是击退了西班牙骑兵，随后又粉碎了西班牙步兵；在纽波特，荷兰骑兵首先打败敌人的骑兵，接着在向前推进的步兵支援下突破了西班牙人的战线。 [ 注：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on the Sixteenth Century，578－583，587－603． ]
莫利斯在围困战方面的贡献是没有争辩的。他扩大了围困战的阵列，在军中赋予炮兵、工兵和供应兵常设的职能，并且通过开始使用部队从事劳役而使围困战变得更有成效。 [ 注：Wijn，Krijgswezen，319－328，376－388． ] 在此之前，士兵们认为掘土挖壕之类差事有失他们的身份，军队不得不雇佣或强征劳工来做这样的工作。有些指挥官感到这种做法不好，便亲自操起镐头和铁锹，以便使部下感到不好意思，从而效法他们。利普修斯就曾建议“军官搬运木板木条……以便言传身教，而非发号施令”。 [ 注：Cited in Rapoport，“Military and Civil Societies，” 186． ] 莫利斯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将铁锹规定为步兵标准装备的一部分，并且在必要时指派士兵从事劳动。额外的薪饷，直至正常给付的几倍，提供了物质刺激。在1593年的格特鲁伊登堡围困战中，“有3000名先遣队员不分昼夜地劳动”，然而据说“士兵们喜欢这样的差事，因为每个被如此使用的人每天都能够挣得10盾的额外薪水，而且能及时领到” [ 注：John L．Motley，History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from the Death of the Silent to the Twelve Years’ Truce－1609 (New York，1888)，3：74． ] 。由于劳力唾手可得，而且忠实可靠，莫利斯便能够迅速地构筑起他的围困战线，或在必要时放弃野战工事。
就战略而言，莫利斯依据联省议会的希望和他自己的意向，只追求相当有限的目标，那基本上就是收复北方七省失地。不仅如此，他试图主要依靠阵地战来实现这一目标，而非着眼于打败敌军主力。1589～1609年间，他攻克了不下29个要塞，解救了3个被围困的城市，然而只打了一场会战，即纽波特战役，而且还是很不乐意的。他利用本国境内各大河流，在南线与东线之间调运部队，从而使得他那支甚小的军队有了远超出其实际规模的打击力量。不过，一旦远离水上航道，他便发觉部队调动困难的多，就像1602年他那场中途夭折了的布拉邦特进攻战表明的那样。最后，各省经久的地方本位主义，连同联省议会之不愿在并非绝对必要时维持一支大的兵力，进一步限制了莫利斯的行事规模。
1590～1594年期间的作战例解了莫利斯的战争指挥风格。西班牙分兵英法两国给荷兰提供了良机，国务会议断言这是“重创敌人的大好时机”。然而，联省议会反对采取进攻性行动，认为利用这段平静的时间来加强防务才是上策；进攻性行动“会惊醒沉睡中的狗，招致已被避开的战争重新降临各省” [ 注：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220． ] 。最后，莫利斯受命只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收复被帕尔马夺取的一些北方重点城市。1590年，联省军队从突袭布雷达开始，一举摧毁了西班牙在各大河流域以北的各个据点，接着又渡过瓦尔河，攻陷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两地的一连串小要塞。第二年，莫利斯发动了一系列非常出色的攻势。在5月到10月的战季中攻克了敌军的四个主要要塞。他的这场战役是从东部发起的，先是在5、 6月份用了两个星期拿下艾塞尔河一线的聚特芬和代芬特尔，接着又借助驳船调遣部队，于9月用了五天时间攻克安特卫普附近的胡尔斯特，随后他回师多德雷赫特，进而经陆路向内伊梅根进发，在10月里经过六天围困战攻下该城。这些辉煌战绩是突袭和快速围困战的结果，同时也借助了向守城敌军提出的优厚的劝降条件。
1592年，莫利斯继续在东北部作战，很快夺取了斯腾韦克和克沃尔登。随后，各省的地方本位主义重新泛起。本来弗里斯兰省支持在上艾塞尔和格尔德兰发动战役，但当莫利斯迫于泽兰的压力攻打位于东南部的格特鲁伊登堡时，弗里斯兰议会禁止威廉·路易及其部队参与作战。只是经过一再拖延和长时间的艰苦围攻之后，格特鲁伊登堡才最终于 1593年被攻克。翌年，莫利斯回师东部，于7月夺取格罗宁根。此后，随着眼前目标的实现，各省减少了对军队的捐助，从而导致军事行动陷于半停顿状态。 [ 注：对这些作战行动的概述见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569－603。 ]
在战事趋缓的这段时间里，莫利斯对军队进行了重组。1597年，他趁西班牙重新将重兵调往法国之际，又夺取了一些要塞，从而切断了西班牙人东南两条战线之间的联络。不过，1598年时，西班牙与法国媾和改变了形势。得到增援的西班牙部队突破位于荷兰要塞地带东南翼的河流防线，但在1599年初被击退。此时，西班牙部队内部再次哗变，联省议会则由于战场上的成功而踌躇满志，说服莫利斯沿佛兰芒海岸而下，进攻设在纽波特和敦刻尔克的私掠船基地。1600年7月2日，他在纽波特附近打败了仓促调集来的西班牙军队，这是一次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胜利，因为荷兰军队无力完成所提议的两场围困战中的无论哪一场，不得不在8月初经由海路撤离。
此后，担任西班牙军队统帅的阿尔布雷赫大公夺取奥斯坦德，莫利斯则试图以他所曾打过的最具雄心的战役来解围。他计划率领一支由 5442名骑兵和近1.9万名步兵组成的大军攻入布拉邦特，然后挥师佛兰德来击败西班牙人。可是这一行动没有成功，因为荷兰人在渡过马斯河后得不到足够的军马草料，莫利斯不得不原路渡河返回。 [ 注：Martin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 (Cambridge，1977)，11－12． ] 此后，在联省议会命令下，莫利斯采取守势，主动权从此转入西班牙军队及其新任统帅安布罗格利奥·斯皮诺拉之手，此人是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最为出色的西班牙将军。奥斯坦德防御坚固，依靠海路补给，对这个大要塞的围困持续了三年之久，与此同时荷兰联省开始构筑一条漫长的工事带，以便加强其易受伤害的东部防线。然而即使如此，当斯皮诺拉设法于 1609年将其主力部队调到此地时，他赶在秋季大雨使之无法进军之前在上艾塞尔和格尔德兰取得了进展。此刻，知晓西班牙财政濒临崩溃的斯皮诺拉主张结束战事，于是在1607年4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规定从1608年底开始休战12年。荷兰共和国孤军奋斗的岁月遂告结束。后来，当战火于1621年重新燃起时，它汇入了当时在德意志进行的一场规模更大的冲突。 [ 注：Duffy，Siege Warfare，85－88；Parker，The Dutch Revolt，237－239． ]
三
纽波特战役结束后，荷兰的战术体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联省军队现在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无论如何”，一位作者写道，低地国家成了“大多数欧洲青年学习军事训练的军校” [ 注：Turner，Pallas Armate，360． ] 。一般来说，奥伦治改革最容易被信奉新教的国家接受。在瑞典，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莫利斯亲王创造的方法”，但对它们作了一些有助于增强其进攻能力的修改。 [ 注：Michael Roberts，Gustavus Adolphus，2 vols．(London，1953～1958)，2：188－189． ] 古斯塔夫斯是第一位充分认识到将突击与火力结合起来的价值的军人，而且他依靠新的作战方法和改进了的武器，增强了这两者的效力。在管理体制方面，这位国王恢复了全国征兵，尽管就大型战役而言，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经过他管束和战术教导的雇佣军。在所有这些方面，他得到了在荷兰学会专业本领的军官的协助，其中包括雅各布·德·勒加尔迪厄，此人对于古斯塔夫斯的作用被形容为“有如施韦林对于腓特烈大帝，或帕梅尼奥对于亚历山大大帝” [ 注：Theodore A．Dodge，Gustavus Adolphus (Boston and New York，1895)，77． ] 。
虽然远为倾向主动求战，但古斯塔夫斯同莫利斯相似，其历史地位首先归功其战术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在战略观念方面，他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虽然作为全权君主，他能够制定比莫利斯宏大得多的作战计划，但作为将军，他同样谨慎入微，“每走一步都要确保安稳，从来不冒无谓的风险”，是个“踏实、细致的战略家”。 [ 注：Roberts，Gustavus，2：297． ] 他在德意志的最著名战役都是在要塞密布的环境中进行，而且尽管他事先有宏大的作战计划，但他的实际作战行动一般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夺取和保持那些控制交通线和补给区的要塞的能力——决定。当然，这种做法不利于他迅速决战决胜，而且他同莫利斯一样，也被认为是阵地战和迂回战的倡导者，亦即18世纪战略家们的先驱。克劳塞维茨反其道而行之，对古斯塔夫斯做了严厉的评价。他写道，古斯塔夫斯不是一个“勇敢的征服者”，而是个“一心仔细盘算的学究气的统帅”，过分追求一种“做作、迂回和系统的作战风格”。 [ 注：Carl von Clausewitz，Strategische Bedeuchtung mebrerer Feldzüge，in Hinterlassene Werke，10 vols．(Berlin，1832～1837)，9：29，47． ]
1611年，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年方17登上瑞典王位时，见到的是一支“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组织混乱的军队。 [ 注：Roberts，Grustavus，1：33． ]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50多年前古斯塔夫斯·瓦萨和埃里克十四时期，这两个人在荷兰军事改革之前，就已将本国原有的封建武装和从外国招募来的皇家雇佣军改造成为一支国家常备军。这支军队起初组织得不错，即以小规模的营为建制，长枪与滑膛枪搭配得当，然而这些创新太远离当时的欧洲主流，因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况且其中的大部分是短命的。后来相继即位的几个统治者治下，这支军队在同丹麦、波兰和俄国间或发生的战争中逐渐衰落。1605年，拿骚－西根的约翰在波兰对其作过观察，结果大为失望。与现在这位年轻国王的雄心壮志衡量，它不是一个相称的工具。虽然古斯塔夫斯只受过粗浅的军事教育，包括对古典文献和近期的人文主义著作有所了解，但他知道荷兰的军事改革，并且在勒加尔迪厄手下见习过。他清楚地认识到本国军队的弱点，重构军队便成为他的主要优先事项。 [ 注：Ibid．，2：191－199． ]
他迅即与波兰签订了停战协定，1613年又同丹麦媾和，尽管是按照极不令人满意的条件。而后，他与作为副帅的勒加尔迪厄一起，在芬兰征战，设法于1617年同俄国达成一项有利的和约。三年后，随其军队大为改进，他入侵当时正在与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交战的波兰。他预期打一场轻而易举的速胜战，但未能如愿。这战争反而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在其中，年轻的国王学到了关于后勤、机动、骑兵突袭和围困战的有用知识。 [ 注：Dodge，Gustavus Adolphus，61－62，141－142． ] 1622年达成一项为期两年的停战协议，除此间断外，仗一直打到1629年才由于又一项停战协议而结束。到那时，鉴于一种认识——认识到在德意志进行着的更大的战争对于瑞典既是威胁又是机遇，古斯塔夫斯已经对自己的军事机器作了重大改造。
1625年，他从全面审视征兵方法着手。一种以州为单位的区划体制创立起来，根据该体制，地方牧师将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的男子登记在册。服役时间被确定为20年，但通常十个成年男子中只有一个被征召，而且还可以根据家庭和职业情况免除兵役。步兵在国内服役时不给薪金，但会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骑兵从贵族和富裕家庭中招募。城市居民在扩充了的海军中服役。对未服兵役的人口征税，所得税款提供了军队装备。这项制度产生了规模甚大和长期服役的国民军，兵员多达4万人，在欧洲是第一支这样的军队。 [ 注：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64－65． ]
不过，人们对国民军的褒扬或许言过其辞。这个制度主要意在是国内防御。国土以外的战争(首先是国王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仅凭一个大约150万人的人口基础无法维持，于是雇佣军继续保持一个突出的地位。虽然古斯塔夫斯于1627年颁布的法令宣称“国家靠本国人得到最佳防卫”，而且他还将外国雇佣军说成“不忠、危险、昂贵”，但甚至在扬帆发兵波美拉尼亚之前，他就开始招募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德意志人的队伍了。到1631年，外国雇佣军已构成他的军队的主要部分，并且承担大部分战斗。这是一项蓄意的政策，目的在于即使军队遭受重创，瑞典人组成的部队仍能安然无恙，留下来保卫本国国土。 [ 注：Roberts，Gustavus，2：205－206；Theodore Lorentzen，Die sckwedische Armee im Dreissigjahrigen Kriege (Leipzig，1894)，8－9． ] 因此，它们通常被留作战略后备，用于驻守交通线。蒙泰库科利指出：“所有海港都由瑞典司令官和卫戍部队守卫；他们既不信任芬兰人，也不信任德意志人。” [ 注：“Relation ueber die Art der Kriegsfuehrung der Schweden，”Ausgew?hlte Schriften des Raimund Fürsten Montecuccoli，4 vols．，edited by A．Veité (Vienna and Leigag，1899～1900)，2：9． ] 到古斯塔夫斯于1632年战死时，他统帅的12万军人当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瑞典人，其余都是外籍部队，包括一些盟国部队和得到报酬的协作者，例如萨克塞－魏玛的伯恩哈德和其他德意志王公。大多数外籍部队都经受瑞典的战术训练，并且采用之。这种战术在1631年的布莱登费尔德战役中首次得到大规模检验，那是“机动和火力对于兵员数量和长枪进击的胜利”，它迫使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军队纷纷修改各自的战法。 [ 注：J．F．C．Fuller，Decisive Battles (New York，1940)，340． ]
古斯塔夫斯的战术体系强调各兵种联合进攻性行动，尽管由于形势瞬息万变，“任何一种战法都不可能普遍适用”。 [ 注：Dodge，Gustavus Adolphus，51． ] 军队的基本建制和战术单位是步兵团，它由两个中队或八个连组成，打起仗来由两三个团组成旅。每个团有大约800人，另外还配有94名步枪手，用于执行分遣任务。旅的编排队形一般呈六个横列，毛瑟枪队和长枪队都是如此。这种队形即使在反向行进时也能够保持前进，其中被古斯塔夫斯视为进攻性武器的长枪有助于增强最后的攻击力。 [ 注：Roberts Gustavus，2：258－260． ] 当编队接近目标时，殿后的三排毛瑟步枪队会接应前排的火力，同时向目标发动密集攻击。这种攻势“犹如经久不息的雷鸣……令人胆战心惊，其威力超过十余次间断性的攻势”。 [ 注：Turner，Pallas Armate，237． ] 被训练来冲锋陷阵的骑兵通常用于在毛瑟枪手的援助下进攻敌军的侧翼，与此同时火炮从固定的火力点发动攻击。布莱登费尔德战役之后，瑞典军队装备了一种可移动的四磅轻型火炮，为步兵提供直接的火力支援。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后备兵力一般不予动用，供必要时投入战斗。这是一种虽然有效但复杂的战术体系，以致连古斯塔夫斯这位意志坚强、处事果断、富有魄力和创造力的军事统帅也感到难以驾驭。尽管如此，瑞典的这种战术模式还是成了下一个世纪所有司令官们效仿的典范。
作为一个战略工具，瑞典建立的新式军队却远不那么有效。古斯塔夫斯认识到，战场上的机动能力以纪律为基础，而纪律依赖有效的管理。然而，瑞典军事的这一方面却始终不牢靠。尽管大多数瑞典部队在训练上已经达到了高水平，而且雇佣的各支外籍部队也都接受瑞典训练方式，但盟国和协作部队方面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从纪律方面看，国王早在1621年就颁布过一套由随军牧师、日常祷告和其他道德措施来支持的严格的规章。然而即使如此，军纪也早在1630年就已经开始涣散。这不仅是因为瑞典军队以顽蛮的雇佣军为主导(虽然从瑞典人中间征召的兵员始终多少得到较好的控制)，而且也是因为无力长期适当地维持军队。古斯塔夫斯固然为了军队的后勤保障煞费苦心，但瑞典的资源还是无法补给在德意志作战的日益庞大的军队。正如一位瑞典外交官所言，“别国打仗是因为富裕，瑞典打仗则是因为贫穷”。 [ 注：Lorentzen，Schwediche Armee，3． ] 法国和荷兰提供的补贴也无助于改变这一窘境。不仅如此，在有资金可用的时候，仍有军需补给的获取和运输方面的种种困难。到1631年春，瑞典军队已劫掠信奉新教的城市，而同年夏天古斯塔夫斯抱怨他那领不到军饷和吃不饱饭的军队在洗劫他自己的军需基地。 [ 注：Ibid．，23－24：Roberts，Gustavus，2：204－205． ] 虽然作战纪律直至最后还得以保持，但瑞典军队同当时其他各国军队一样，只能依靠就地征收和劫掠维持生存。由于甚至使富庶地区也变得一贫如洗，“供养人员和马匹的需要”——而非作战考虑——决定了军队的运动，结果是国王的“宏伟战略计划变成了一纸空文”。 [ 注：Van Creveld，Suppling War，16－17． ]
四
当古斯塔夫斯于1630年在奥得河口登陆时，“三十年战争”(它既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也由在德意志的帝国统治权问题上的纠纷引起)已经国际化。哈布斯堡王朝在起初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法国、英国、丹麦以及一些较小的德意志新教邦主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以帝国统治东山再起。然而，这个拼凑得很不协调的联合体不久就被粉碎，成就这一结果的，一是了不起的军事家阿尔布雷克特·冯·沃伦斯坦麾下的帝国军队，二是非常能干的将领约翰·梯利指挥的天主教联盟军队。到1627年，皇帝已重新控制了波罗的海南岸大部分地区，只有得到丹麦和瑞典军队增援的少数几个港口，首先是施特拉尔松德，才努力坚守了下来。即使如此，波罗的海地区帝国霸权的前景仍使国王大为担心；他告诉他的议会：他打算进军德意志，这不仅是因为新教的命运危在旦夕，也是因为在国外作战要比在国内作战有利。到1629年，大规模干涉德意志的军事准备已经起步。
当时的战略形势似乎有利。皇帝斐迪南二世相信在德意志的战事仅剩最后扫尾，因此转而攻打意大利境内的法国人，并且解除了沃伦斯坦的职务，只让梯利留有在北部的少量分散的卫戍部队。但即使如此，古斯塔夫斯仍然是在冒险。他的远征军只能聚集1.3万官兵，虽然在苏格兰和丹麦为他招兵买马的人正在招集更多的兵员，而且他预料从德意志诸侯那里获得重要援助。然而，他预料错了。德意志北部的两大新教君主——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选帝侯决心保持中立，因而从一开始，古斯塔夫斯就不得不采取一种势将导致持久战的战略。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和确保与国内交通联系的需要，加上对于来自丹麦和俄国方面潜在威胁的担心，对他的战略施加了严厉的限制。前一类因素迫使他沿着河流推进，并且确保其沿岸的要地；后一个因素则迫使他在德意志北部建立和保持设防的基地区域，以便自己的军队可以撤至其中，同时使他不得不为了本土防御而保留手下大部分由本国人组成的部队。 [ 注：Roberts，Gustavus，2：26． ]
古斯塔夫斯的这场战役并非从施特拉尔松德发起(因为这座城市不在河流沿岸)，而是从更东面沿奥得河口开始。他发觉这是个很有利的战略位置，不仅可以从侧翼进攻梯利指挥的驻守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卫戍部队，还能够向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施加压力，迫其与之结盟。1630年，他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登陆，然后于7月初进入沿奥得河而上40英里处的什切青。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攻克了一些小城镇，扩充了兵力，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根据地。不过，这虽然是必要之举，但同时也是在作茧自缚。随着他逐渐扩大自己控制的地盘，他也在分散着自己的野战部队，而且缓慢的推进未能促使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改变其谨慎的中立。或许，古斯塔夫斯错过了一次战机。虽然他的部队仍然规模不大，但他的对手梯利也是兵力单薄，而且还面对易北河中游富庶且具战略价值的马格德堡城内居民的造反。倘若古斯塔夫斯能够迅速进军易北河，他本来有可能赶在帝国军队集结之前迫使梯利交战，而及早取胜就可能获得该地区新教势力的支持。然而与此相反，瑞典人于 10月间开进了位于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的冬营地。
大约这个时候，古斯塔夫斯为下一年制定了一个大战略计划。据此，他准备调集总计逾10万人的五支大军，沿着各条河流同时进军德意志中部。虽然有个誉美的传记作家将它称作一项“拿破仑那般雄伟宏大”的计划，但它实际上是外强中干。这位国王既无有利的战略位置，也无必需的军队。他大大高估了自己征募新兵的能力，并且未能理解距离、交通、补给及其军队的作战范围互相间的关系。 [ 注：Ibid．，450，470－472；Dodge，Gustavus Adolphus，177－178． ]
由于这个原因，当军需匮乏迫使他早早地从冬营地撤出时，他还是没有能够同梯利的主力部队遭遇。相反，或许是出于把梯利从马格德堡城引诱出来的考虑，他只在奥得河一线和梅克登堡西部采取了几次小规模的行动。1631年3月初，梯利率领1.2万军队开往该地，准备与其较量，但拥有1.8万军队的古斯塔夫斯却避而不战。这是他戎马生涯中所犯的“最为明显的错误之一”，同时也成为一个典型，表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讥讽的“企图通过战略谋略来赢得战争的新战法”。 [ 注：Roberts，Gustavus，2：478－479；Clausewitz，Strategische~，29． ] 古斯塔夫斯继续沿奥得河而上，一路上攻陷了一些小城镇，并且于4月3日攻取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屠杀守城部队和大肆劫掠城内新教居民。正当古斯塔夫斯仍在小心翼翼地进兵之际(其谨慎显然是因为关心要有一条安全的退兵路线)，帝国军队于5月20日抢占了马格德堡。随后而来的烧杀劫掠即使在17世纪也臭名昭著，其间约有2.5万人惨遭杀戮，所有建筑物被焚烧殆尽，幸免的只有大教堂。这对于宣布要当德意志新教徒的保护者的古斯塔夫斯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迫使他下决心采取行动。他终于迫使勃兰登堡选帝侯同意将两座关键性的要塞——库什特林和施潘道交给他支配，随后，他在屯兵巩固了奥得河下游地区的情况下，挥师西进易北河。不过，他一路上仍然小心翼翼，每到一地都挖壕筑垒，作为防御营地。下一个进攻目标是位于哈费尔河与易北河之间的韦尔本，那是一座坚固的要塞，梯利曾于7月试图将其攻克，但未成功。不过，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不大。当时驻守该城的帝国军队指望来自意大利的增援，而当这些增援部队抵达之后，它们却进入了萨克森境内，要求选帝侯约翰·乔治做出选择。这反而促使这位选帝侯终于决定支持古斯塔夫斯。
决战时刻现在临近了。古斯塔夫斯进兵与萨克森人汇合，双方主力部队于1631年9月17日在布赖登费尔德同帝国主力遭遇。尽管萨克森部队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逃离战场，但古斯塔夫斯经过五小时鏖战取得了非凡的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却没有得到利用。当梯利残部逃跑时，他没有立即追击。相反，战斗结束一周后，在哈雷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就现有的作战选择进行辩论。追击敌军被排除在外，接着便讨论究竟是越过波希米亚境内的山脉去攻打维也纳，还是向西南方向攻入巴列丁内特南部和莱茵兰。倘若进攻维也纳，本将对帝国权势的心脏构成直接打击，但古斯塔夫斯认为这一行动太冒险，因为冬季正在临近，加上仅有羸弱的萨克森军队守卫他的后方。于是，他选择向西南进军，使他的军队可以置身于一个富庶的地区，而且该地区同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介于东边的巴伐利亚人和可能来自西边的哈布斯堡增援部队之间。为确保北线安全，精锐的瑞典分遣部队被置于马格德堡附近和作为德意志道路枢纽的爱尔福特，与此同时约翰·乔治派遣了一支观察部队进入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 [ 注：Roberts，Gustavus，2：539，543－544． ]
一些评论家指责古斯塔夫斯没有乘胜追击敌军。真正的目标是梯利的军队，而非莱茵兰或维也纳。事实上，梯利及其副手帕彭海姆得以在当年冬季征集到了新的兵力，而受到惩罚的皇帝赶紧同沃伦斯坦做成交易，在波希米亚组成了一支新军队。但是，古斯塔夫斯热衷于建立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他向莱茵兰进军，将驻守在那里的小股哈布斯堡、巴伐利亚和西班牙部队逐出，不久就取得了对于莱茵兰的控制。他推进迅速，采取恐吓与快攻相结合的围城战术，极少进行消耗战和轰炸。到 1631年10月下旬，他又在为下一年制定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这一次他准备打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歼战，这场战役“被设想为一次规模巨大的行动，七支大军将协同行动，组成一条从维斯杜拉河到布伦纳、从格洛哥到康斯坦茨湖的镰刀形战线”。 [ 注：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72－73． ] 主力部队将在他亲自率领下进攻巴伐利亚，并且沿多瑙河而上进军维也纳，而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萨克森部队将充作这场运动战的铰链。另一部分兵力将牵制在德意志西北部的帝国部队，还有一部分兵力将用于守卫通往瑞典的交通线。除萨克森的军队外，古斯塔夫斯预计有大约12万人的兵力可供调遣，此外他还打算加紧招募新兵，以便到暮春时将这一数目增加到17万。与此同时，出于一贯的谨慎，他还意图将北至多瑙河、东到莱希河、南至阿尔卑斯山麓丘陵地带之间的整个地区变成一个攻防基地，一个在他的大设计遭受严重挫折时可退入其中的根据地。 [ 注：Roberts，Gustavus，2：676－678． ]
1632年3月，这位国王发起新的攻势，于4月10日攻克巴伐利亚最西端的要塞多纳维茨，五天后又大为壮观地强渡莱希河，那是战术上的一项杰作。不过，它又一次远不是决定性的。虽然梯利本人受了致命的重伤，但巴伐利亚军队并没有被消灭，只是撤退到了莱希河下游，而且当古斯塔夫斯兵临因戈尔施塔特城下时，他发觉自己无法以惯用的战术夺取这座固若金汤的要塞。他不得不掉转进攻方向，在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进行较小规模的征伐，但这样一来他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不具备继续向维也纳进军的实力。尽管他仍拥有数量可观的兵力，但他招募新兵的努力并未奏效，而且他的各路兵力过于分散，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由于在布莱登费尔德战役结束后没有乘胜将梯利一举粉碎，致使敌人东山再起，况且瑞典人现在面对一些新的大军，尤其是沃伦斯坦以惊人速度在摩拉维亚集结起来的强大兵力。不仅如此，古斯塔夫斯的终极野心使其盟友感到惊恐：他在莱茵河流域的行为使他同法国发生抵触，后者自1631年起是他的主要财政援助国，而他旨在控制阿尔卑斯山口的图谋导致瑞士诸州对他避而远之。另外，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也在动摇，因为沃伦斯坦悄悄地提示他们：所有各方能够同意的主要目标，或许在于将外来入侵者赶出德意志。
古斯塔夫斯试图将沃伦斯坦引入巴伐利亚，办法是蹂躏其北部地区，而他的敌手却深知瑞典所处形势的弱点。这弱点就在于同萨克森的联盟，如果萨克森失陷，古斯塔夫斯与瑞典国内的交通联系就会被切断，这是他受不了的。于是，沃伦斯坦进入波希米亚，轻而易举地把萨克森军队赶了出去，随后他又快得惊人地折往南方，在埃格尔附近同巴伐利亚人会师。瑞典宰相乌克森谢尔纳从国内寄语古斯塔夫斯，试图说服他继续沿多瑙河推进，必要时脱离他的交通线。这位宰相争辩说，只要向维也纳的进军还在继续，即使丢失德意志北部也无关紧要。然而，古斯塔夫斯又一次不愿冒险。 [ 注：Ibid．，743－744． ] 在阻止巴伐利亚军队同沃伦斯坦会师的努力失败后，他在纽伦堡附近安营扎寨。沃伦斯坦紧随其后，也在附近搭起营地，以拖待战。他分析过瑞典人的作战方法，认识到他们的战术体系依赖于战场上的机动性，而他们的战略体系有赖于在确保根据地安全和交通线畅通的情况下从事战役。无力在战场上与古斯塔夫斯硬拼，沃伦斯坦便试图拖延，看谁能在这一僵局中挺得更长久。经过六个星期的对峙，双方都军粮殆尽，而且大批兵员患病而死。古斯塔夫斯不得不于9月3－4日破釜沉舟，向沃伦斯坦的阵线发起孤注一掷的进攻，结果大败，损伤惨重。
现在，古斯塔夫斯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沃伦斯坦危险地逼近了信奉新教的地区。为了将其引向南部，古斯塔夫斯开始了向维也纳的又一次进军。沃伦斯坦漠视这一举动，突入萨克森，夺取莱比锡，然后开始劫掠和破坏该国。这是一次精明的行动，堪称间接路线战略的典范。 [ 注：Basil H．Liddell Hart，Strategy (New York，1962)，85． ] 由于帝国军队能够舍弃维也纳的程度，远大于古斯塔夫斯经得起萨克森脱离的程度，因而他急速北进，20天行程270英里。不过，尽管他行动神速，但统率的兵力仅1.8万人左右。补给的困难，加上设防对付帝国军队袭击的需要，更是削弱了他的实力。虽然有萨克森－魏玛的贝尔纳公爵(古斯塔夫斯最忠实的德意志盟友)率领的一支部队加盟进来，但萨克森选帝侯却将自己的很大部分军队撤至托尔高，对于同瑞典人汇合的所有吁请置之不理。此时已经11月，沃伦斯坦正打算将部队分散到四处过冬。古斯塔夫斯察觉到这一点，决定发动进攻。他声称：“现在我确确实实地相信，上帝已经把他送到了我的手中。” [ 注：Roberts，Gustavus，2：748－748． ] 1632年11月 6日，他在没有萨克森同盟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在莱比锡西南的吕岑发动了他的最后一次战役。这是一场激烈的拼搏，尽管沃伦斯坦在战斗中有援兵相助，古斯塔夫斯却仍然打败了这位天主教对手。然而，他本人在与手下骑兵一起冲锋陷阵时战死沙场。
对于一位经历了显赫的戎马生涯的将军来说，这一结局也算是在情理之中，虽然古斯塔夫斯年仅37岁阵亡时已经过了他战功卓著的巅峰时期。这位国王命丧疆场之际，他那控制德意志、将其用作军事行动基地的宏伟计划已经失败。即使他并未身亡，而且设法保持住盟友的忠诚，再取得一场战役胜利也不可能结束战争。中欧地区的交通和农业资源状况，使得古斯塔夫斯设想的那种全战区范围作战没有可能实施。除非军需给养提前到位或是能够用船只运输，极少有地方能够长时期地维持大批军队的生存，而军队的运动更多地是由后勤保障而非战略考虑决定。另外，军队的所有运动都非常缓慢，尤其是在不得不经陆路而非水路运输重型装备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代人以后驰骋疆场的马尔博罗，也无法仅仅通过一次大战役就能结束战争：布伦海姆或拉米利斯这样的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仍需在第二年打另一场战役。而且，尽管古斯塔夫斯在1630～1631年多支大军协同作战的计划中试图不顾这些制约，但在实战中他还是不得不服从之，而且他的战略“典型地体现而非超越了时代限制”。 [ 注：Van Creveld，Supplying War，16－17． ]
即使如此，古斯塔夫斯仍是三十年战争时期杰出的军事统帅。他惯用的阵地战和谋略战战略(得益于他在条件适当时冒险作战的意愿)经久流传，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为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看，他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大大扩展了他的军队作战范围，而且虽然于1632年在谋略方面输了沃伦斯坦一筹，但在战场上却常胜不败。他的军队管理、战术和作战方法被后人广为效仿。他甚于同时代其他任何一位将领，精通作战指挥艺术的各个方面。他是个伟大的统兵者，将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加诸于军队，使之树立起无所不能的意识。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仍是一名伟大的统帅，一位战争的实践者而非纸上谈兵的理论家，蒂雷纳和蒙泰库科利、尤金和马尔博罗的“军事宗师”。拿破仑也承认古斯塔夫斯的才华，把他列为很少几位伟大的将领之一。 [ 注：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74． ]
五
雷蒙多·蒙泰库科利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军队的中将和陆军元帅，1664年圣戈塔德战役的胜利者，1673年打败了蒂雷纳的谋略战大师，可称哈布斯堡常备军的缔造者之一的能干的军队管理家。然而，他最为人知的或许是作为军事思想家。1683年，他在维也纳城下击溃土耳其军队，这甚至超过了圣戈塔德战役的重大胜利，而在两年后他那多少是暗淡无光的战役期间，他对蒂雷纳的作战成功却未再现辉煌。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军队管理、军事技术和战术方面的创新影响有限。作为管理家，他从未能够克服哈布斯堡官僚体制固有的拖拉和低效；他的战术则与同时期所有其他西欧军队的战术一样，取自瑞典模式。他的真正重要性，连同他对战略思想发展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的著作。他是现代史上第一位试图从所有各个方面对战争进行全面分析的理论家。在他那些反映了“规律”和“体系”观念之流行的重要性的著作中，蒙泰库科利谋求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范式，一种所有科学、军事和政治知识的集成，它们既源于经验，但又牢靠地处于他始终笃信的天主教会的框架之内。他希望，他的公理如果得到正确的应用，将使作战行动具有可预见性，同时减少伤亡和代价。当然，这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的观念带有一种刻板的教条色彩，并不像一位赞美他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么富有创新性(这位历史学家称蒙泰库科利的理论是“从一度光辉灿烂、如今却在过时的战争艺术当中提取最后精华的努力”。 [ 注：Piero Pieri，“Raimondo Montecuccoli，” Klassiker，edited by Hahlweg，141－143． ] )尽管如此，他的那些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而且只是部分出版的著作，却成了从马基雅维利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期间得到最广泛阅读的军事论著，被腓特烈、沙恩霍斯特、甚至这位伟大的皇帝本人赞同性地引用。 [ 注：Thomas M．Barker，The Military Intellectual and Battle (Albany，1975)，1－5． ]
蒙泰库科利的著作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接受，是因为他作为谋略战的先行者而闻名遐迩。他对蒂雷纳的各次战役大受后人赞赏。就连不提倡谋略战战略的克劳塞维茨，也承认它有时是必要的，而蒙泰库科利在 1673年和1675年的行动属于“这种作战形式的最辉煌范例”。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1984)，book 7，chapter 13，542． ] 蒙泰库科利在世时就有人批评他是一位畏首畏尾的指挥官，“像费边一样行动迟缓”，但他不为这类指责所动。他曾写道，“每个人都想成为指挥官和军事评论家”，但优秀的将领不会被反复无常的大众舆论左右。相反，他提议说：“人们应该研究独裁官费边，以便懂得在屡遭失败之后必须改弦易辙，采取消耗战略。”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eo in Ungheria，” in Ausgeww?hlte Schriften，ed．Veltzé，2：257－259，485－486． ] 不过，消耗战略并非他的惟一战略模式。在有利的条件下，他很愿意发动进攻。他写道：“有人欺骗自己，以为能够免却战场厮杀来进行战争。然而，惟有依靠战斗和战役拼杀才能征服和决胜，相反的想法乃白日做梦。”不仅如此，他论述的不是小冲突，而是大激战。在与土耳其交战期间，他同匈牙利领导人激烈争执，后者热衷于袭击、侵入和埋伏，但在他看来这些根本不能决定胜负。他告诫说：“假如有人想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他就是在舍本逐末。”然而，由于战场拼杀是决定性的，“铸造君主们的最终功过，结束战争，并且使司令官们名垂青史”，就不应当轻易地投入这拼杀。 [ 注：Ibid，522－623，343－344． ] 蒙泰库科利认识到战争有两大相互对立的极端形态，即后来由德尔布吕克所称的消耗战和歼灭战，他试图把这两大形态都囊括在自己的理论中。
蒙泰库科利1609年生，出身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境内摩德纳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16岁时当兵，由此开始军事生涯，到1632年晋升为骑兵中校，到1635年又晋升为上校。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他已取得了将军军衔。他参加了多数大战役，布赖登费尔德战役中受伤被俘。经六个月囚禁获释后，他在1632年的内德林根战役中表现卓著，在1636年帝国军队败北于维特施托克战役后的掩护撤退行动中同样如此。1639年，他在紧随姆涅尔尼克战役的殿后作战时再度受伤被俘，作为瑞典战俘在什切青度过了三年。他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在此期间继续研习，撰写了他的早期著作中的两部。获释后他被晋升为“战场总监”，然而在他自己的请求下被免却帝国官职，成为摩德纳公爵与教皇国冲突中的摩德纳军队司令官。1643年他重返帝国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末期作为一名骑兵将领立下赫赫战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后，他执行了一系列外交使命，然后在北欧战争(1656～1658年)中指挥奥地利辅助军团援助波兰对瑞典作战。此后他在匈牙利担任了一些官职，而当土耳其人于1663年发动进攻时，他又出任奥地利、法国和哈布斯堡帝国联军司令官，1664年8月1日在圣戈塔德战役中打败了占有优势的敌军。皇帝出于感激，任命他为中将，那是当时最高的陆军军衔。1668年他又被任命为“宫廷作战会议”(Hofkriegsrat)主席，从而集国家的两个最高军事职务于一身。在1672～1678年的对法战争中，他于1673年进行了一场对蒂雷纳的堪称楷模的战役，1675年又再度担任战地统帅，尽管这次不那么成功。此后，他由于受人非难和年老体衰，返回奥地利，后于 1680年去世。 [ 注：H．Kauhnann，“Raim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Dissertation，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1974)，8－28． ]
蒙泰库科利的作战风格历经变换。1648年之前，他一直效仿巴纳和托斯滕松，是一名冲劲十足的骑兵指挥官。随着他开始担当独立的指挥任务，他变得比较谨慎了。他十分明白奥地利的常备军只有九个步兵团和十个骑兵团，而且难以得到训练有素的替补力量，因此他在所有时候都注意节省兵力。北欧战争期间他就是如此，在匈牙利作战时也这么做，何况在那里他还不得不对付联盟军队作战固有的指挥困难。不仅如此，他与匈牙利人、尤其是米克洛什·兹林伊之类固执己见的权贵之间关系紧张。蒙泰库科利在论述治理匈牙利的种种困难时断定：马扎尔人“性情浮动，顽固不化，忘恩负义，不守纪律，喧嚣不羁”，需要严加管束。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L’ Ungheria knell’ anno 1677，”in Ausgew?hlte Schriften，edited by Veltzé，3：423－424，450． ] 这使他遭到匈牙利的爱国者和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经久厌恶，他们贬低他的指挥才能，甚至替他的谋略战战略起了一个恶名——“雕虫小技”。 [ 注：Thomas M．Barker，“Montecuccoli as an Opponent of the Hunggarians，”in Bollentino dell’ Academia di S．Marciano (1972)特刊，Armi Antiche，207－221。 ]
然而，正是这一战略使他赢得了对于蒂雷纳——常被誉为拿破仑之前法国的最伟大将领——的战役胜利。1673年时，蒂雷纳的使命在于阻止帝国军队渡过莱茵河入侵阿尔萨斯，并且防止蒙泰库科利北上，与驻在低地国家的荷兰军队会合。蒙泰库科利的目标则是同荷兰人会合。为了抢在蒙泰库科利之前，蒂雷纳渡过莱茵河，进军维尔茨堡，在那里蒙泰库科利先主动佯攻，然后迅速撤离。他沿美因河而上抵达莱茵河畔，夺取了蒂雷纳的给养，并且通过假装抢渡莱茵河而迫使法军急速赶赴阿尔萨斯设防，到头来才发觉帝国军队已经登上驳船，顺莱茵河向下去同荷兰人会师。随后，奥荷联军将法国人逐出荷兰，与此同时蒂雷纳却仍在阿尔萨斯大力组织防务。相反，在1675年，虽然蒙泰库科利使出某些机动高招，但蒂雷纳总的来说设法稳占上风，只是最后蒂雷纳的阵亡才取消了法国人的大部分优势。
从1675年起，蒙泰库科利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作为“宫廷作战会议”主席，他不得不对付盘根错节的朝廷官僚体系，对付它那没完没了的文牍把戏。他写道：“本来一个小时就应该、而且也能够办完的事情，这些人却要花上一年工夫。” [ 注：Kaufmann，“Rsaimondo Montecuccoli，”30． ] 为了筹措资金以维持规模不大的常备军和引进新武器，包括团级火炮，甚至试验性的明火枪，他总是不得不反复力争。他认为常备军是国家惟一的保障，只有在它的保卫下，“技术和商业才能够繁荣，而倘若军备衰朽，安全、力量和尊严便荡然无存”。而且，这对于奥地利尤其重要，因为“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面对如此众多的敌人”。 [ 注：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459，467． ] 蒙泰库科利反对一种惯常做法，即把战斗爆发后仓促组建的标准团当作军队的基干编制。他指出，有作战经验的部队“经过训练并且从来不被遣散”，因而构成一支可靠的力量，而新近招募的部队“只是一群可鄙的乌合之众，缺乏经验和纪律，因而有名无实”。 [ 注：Ibid．，456－457． ] 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注意。1679年尼曼根和约缔结后，奥地利人便遣散了自己的军队，结果1683年时，土耳其仍尽管处于显著的战术劣势，仍能击溃匈牙利境内虚弱的帝国军队，进兵围攻维也纳。 [ 注：Walter Leitsch，“Ⅱ dolce suono Della pace：Der Kaiser als Vertragspartner des K?nigs von Polen im Jahre 1683，”Studie Austro－Polonica 3 (1983)：163－167． ] 虽然维也纳并非一座巨大的要塞，但围困一个由工事设防的大城市证明是个战略性错误。后勤能力方面处于强弩之末状态，土耳其人过于赢弱，无法夺城，而维也纳最终坚持了下来，直到一支多国部队赶来解围。 [ 注：Thomas M．Barker，Double Eagle and Crescent (Albany，1967)，228－235． ] 在这场围困战中，常备军提供了守城的骨干力量，而且也正是常备军后来担当了奥地利攻势的前锋，在1683年以后将土耳其人逐出了匈牙利。蒙泰库科利是正确的，但尽管他竭尽全力，哈布斯堡帝国的常备武力仍未得到显著增加。他留下的主要遗产，在于他为后继者们——洛林的弗朗西斯、施塔汉贝格的吕迪格尔、巴登的路易、或许还有萨伏伊的尤金——树立的榜样，并且首先在于他的著作。
六
蒙泰库科利的写作时间长达30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640～1642年为第一阶段，1649～1654年为第二阶段，1665～1670年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里，他撰写了《战役论》(Sulle battaglie)和《战争论》 (Trattato Della guerra)。第二阶段里，他完成了纲要性的《论战争艺术》 (Dell’ arte militare)，致力于数学、后勤、组织管理和城防工事的研究，并且写出了《战役论》的第二个文本。1670年，他完成他的最著名著作——《论匈牙利境内的反土耳其战争》(Della Guerra col Turco in Ungheria)。该书更为知名的题目是《战争艺术格言》(Aforismi dell’ arte bellica)，其中含有他本人关于未来一场对土战役的构想。蒙泰库科利的著作虽然看来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维也纳军政上层流传，但在他有生之年全未出版。不过，18世纪初，《论匈牙利境内的反土耳其战争》一书开始以不同文字的版本面世(其中有些还收入了从他的其他著作中摘录的一些章节)，其中包括七个意大利文版本、两个拉丁文版本、两个西班牙文版本、六个法文版本、一个俄文版本和两个德文版本，它们确立了他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声誉。 [ 注：Kurt Peball，“Raimund Fürst Montecuccoli 1609～1680，” ?sterreicniche Milit?rische Zeitschrift，2 (1964)：303，Max J?hns，Geschichte der Kriegswizsenchaften (Munich and Leipzig，1890)一书内提供了蒙泰库科利著述的一个概要(见其2：1162～1171)，Veltzé的书(见前面注51)则给出了一份完整的蒙泰库科利著作总目(见其1：xli－xc)。 ]
蒙泰库科利的方法是归纳。他在《战争论》一书的前言中宣告：“我从沿用利普修斯的研究方法中得到了很多乐趣”，而且“仔细阅读过古代主要史家和现代最优秀作家的著作。另外，我还添上了一批战例，它们出自我15年不间断的从军生涯积累的经验”。他没有提供所参阅的作者的名单，然而《论匈牙利境内的反土耳其战争》一书的详细脚注显示，他的资料来源包括15位古代作者、5位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22位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的作者。古代作者中间既有希腊人，也有罗马人，既有埃涅阿斯·塔克狄库、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也有恺撒、阿利安、弗朗提诺、波里比阿和韦杰蒂乌。库明和佛鲁萨尔之类中世纪著作家仅仅为之提供了历史细节，但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显然影响了他对于战争的政治层面的思考。自然，现代作者和现代史例得到了频繁的援引，然而从一开始，蒙泰库科利就极力宣称自己的研究比前人更切合实际，也更全面。他在《战争论》中写道：“许多古代和现代人都写过关于战争的著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超越理论的局限。尽管有些人，如巴斯塔、梅尔齐、罗昂和拉努等人，将实践和思辨结合起来，但他们要么只是开发了一个巨大领域的一部分，要么将自己局限于泛泛而论，而未置身于具体行动的细节。关于这细节的知识，是造就富有成就的指挥官的关键。总之，如果不了解局部，就不可能把握整体。” [ 注：Montecuccoli，Ausgew?hlte Schriften，edited by Veltzé，1：5－8． ] 蒙泰库科利自始至终坚持这一方法，在其全部著作中引人注目地首尾一贯，因而这些著作可以被当作一个整体看待。
蒙泰库科利对于世界、政治和战争的看法是现实主义的。他承认战争是一大邪恶，但战争又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哲学家们也许会辩论自然当中是否存在一个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国务家们无法怀疑相互竞争中的强国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一国要么去压制别国，要么被别国压制；它要么杀戮，要么灭亡。” [ 注：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 459－460． ] 然而，冲突有不同的层次。在《战争论》中，他就已经区分了对外战争与国内战争、侵略战争与防御战争，还有以间接手段式进行的敌对行动。他告诫说一国可以被颠覆，并且主张社会政治性的解决办法优于军事行动。“倘若一位君主并非暴君，他就不会受背叛和阴谋所害。”而且，在一个似乎预示了后来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的提法中，蒙泰库科利将战争定义为“针对某一外国君主或外国人民使用强力或武力”，而将战争艺术定义为“打得好和打得赢的能力”，包括事先备战，并且借用早先吉安－雅科波·特里维尔齐奥对法王路易十二讲过的一句话，说“战争的命脉”是“钱、钱、钱”。选拔指挥官既应该依据他们的地位，也应该依据他们的素质，包括领导才干和果断决策的能力。鉴于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他极力主张“君主和共和国皆须赋予其司令官必要的自行其是余地，以便能迅速行事和利用战机”。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Trattato Della guerra，”in Ausgew?hlte Schriften，edited by Veltzé，1：21，47，76，89－90． ]
蒙泰库科利最常被人引用的话见于《论匈牙利境内的反土耳其战争》。在这部书里，它们以格言的形式，重申了早先的观点。他说，战争是一种“敌对各方凭借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伤害对方的活动；战争的目标在于胜利”。无论战争的性质和层次如何，胜利都有赖于备战、规划和作战。备战包括人力、物资和财政几方面。战争规划要依据敌对各方的力量对比、战场环境和总的目标。作战的实施要保密、迅速和坚定。 [ 注：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206－207． ] 蒙泰库科利把自己的作战准则称为“事态规律”，将其精心制成简洁的陈述，后来被腓特烈、克劳塞维茨和老毛奇采用。他建议，在投入作战行动之前，“一个人应当仔细权衡，然后迅速实施”。即使如此，他也指出(这是对他取得高程度可预料性的企图所作的一项修正)不可能事先估算到一切因素，有些事情“应当听凭运气”，因为“事事忧虑的人将一事无成，无所忧虑的人则是欺骗自己”。 [ 注：Ibid．，254－254． ] 蒙泰库科利理想中的指挥官喜好打仗、身体健康且具有军人气派。他应该具备道德力量，处事审慎，并且首先要具备“力”——一种包括勇气、刚毅、精力和决心在内的素质，同马基雅维利要求的“美德”和利普修斯赞扬的“坚韧”相似。
蒙泰库科利没有明确区分战略、作战和战术，在他看来所有这三者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基本原则是永远保持一支后备力量，因为“凡是在最后能够部署较多未用力量的一方将赢得战役”。在他自己的战役部署中，他采用古斯塔夫斯发展出来的诸兵种合成作战体制，但主张只为决定性的反攻才使用主力，这是在积极防御已将敌人削弱之后。他还主张乘胜追击，说“必须追击被击溃的军队的残部，并予歼灭”。 [ 注：Parker，Military Intellectual，153－154，162－163；Pieri，“Raimondo Montecuccoli， 140－141． ] 他认识到，一支军队的规模受限于一个人能够便利地指挥的范围，受限于后勤体系能够支撑的程度。虽然各国军队的规模正在迅速增大，例如路易十四在1672年部署了10万大军来打击荷兰，但蒙泰库科利还是建议一支野战军的兵员数量最多不应超过5万人。 [ 注：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497－499． ] 就军队理想的兵力结构、主要是骑兵与步兵的比例而言，他的主张先后有所变化，表现了骑兵力量的逐步增进。他依据瑞典模式，主张用骑兵冲击要害目标，同时通过使用改良毛瑟枪和轻型团级火炮以及增大长枪比例，来提高步兵的作战潜力。 [ 注：Pieri，“Raimondo Montecuccoli，”139－140． ] 当然，这些观念没有多少新颖独特之处，基本上只是反映了当时中西欧的军事思想状况。
蒙泰库科利是一位杰出的战场指挥家和军事管理家，虽然也许可以争辩说他过于小心谨慎(这或许是因为他太明白自己可以支配使用的资源的有限性)，以致不足以跻身于真正伟大的统帅之列。即使如此，他的指挥才能仍然受到福拉尔、德·萨克斯和腓特烈大帝的高度评价，拿破仑则将他的1673年战役视为谋略战战略的杰作。 [ 注：Kaufmann，“Raimondo Montecuccoli，”75－76． ] 不过，蒙泰库科利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军事思想领域。尽管他的思想常常以说教的方式来表述，但他主要不是一位战略方面的导师。他认为，指挥艺术只有在“荷枪实弹情况下、在战场上、在酷暑寒冬中”通过实践才能获得。 [ 注：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 482． ] 蒙泰库科利虽然是一位虔诚和循规蹈矩的天主教徒，但也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试图依靠经验主义的探究方法来发现经久不变的战争原理，这些原理如果加以正确的应用，就会使战争沿着科学轨道进行，产生可预见的结果。他在《论战争艺术》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试图在这个简明的框架中，囊括对君主而言惟一生死攸关的那种科学的广大领域，而且我已竭尽全力去发现一切科学所依据的基本规则……加上经过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考虑之后，我敢说我未发现有任何一项杰出的军事成就不与这些规则相符。”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 arte militare，”in Ausgew?hlte Schriften，edited by Veltzé，1：xlvi－xlvii． ] 不仅如此，他的考查并不限于战争艺术的有形方面，还包括道德、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
可见，蒙泰库科利的研究方法既是科学性的，又具有人文主义特征，并且还有一种额外的优势，那就是他将一名身经百战的军人的丰富经验和简练风格融进了著作之中。如果说他把战争界定和描述为一种科学行为的努力最终徒劳无获，而且他本人有意识地将其称为“战争艺术”，那么这努力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思想事业。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对作为司令官的蒙泰库科利持有大为批评性的看法，但仍说他“位居17世纪后半期所有军事思想家之首”，另一位学者则断言“博丹在政治科学或培根在哲学领域有什么地位，蒙泰库科利在战争科学方面就有什么地位”。 [ 注：J?lns，Geschichte，2：1162；Stadelmann，Scharnhorst，95－96． ] 这一说法也许言过其辞，但蒙泰库科利确实是战争领域一位杰出的实践家和富有想象力的理论家。他把自己的经验同马基雅维利和利普修斯的思想(这些思想由莫利斯运用，并且由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进一步发展)整合起来，融入一个全面的思想架构。他的著作综合了军事革命的诸多不同内容，而且将其主要观念传至下一个世纪，从而构成现代战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