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简介》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战略定义为使用战斗或战斗威胁，以实现其所由发生的战争之目的。这个被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成既富有革命性、又挑战似的简单化的概括，可以毫不困难地加以修改或扩展。 [ 注：Michael Howard，“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Summer 1979)；重刊于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2nd ed．(Cambridge，Mass．，1984)，101。 ] 克劳塞维茨本人并不很重视绝对的定义，而总是按照眼前的问题改变战略概念的内涵。战略是使用武装力量来达到军事目的，并且广而言之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在那些亲身指导和操作战争的人看来，战略往往显得更简单，用毛奇的话说就是一套宜之计。然而战略还基于、而且可以包括为了在战争中贯彻国家政策这一目的而开发、运筹和利用国家资源。在本书中，这一术语正是在两种意义——较狭义的作战含意与它广泛包括的含意——上被使用。

　　 战略思想不可避免地是高度注重实际的。它取决于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现实，也取决于别的、往往是昙花一现的因素，这些因素引起战争预定要解决的种种问题和冲突。战略史家不能漠视这些力量。他必须分析形形色色的战略环境，分析环境与思想彼此作用的方式，同时追踪从思想到信条、再从信条到执行的发展，而这发展演进反过来又会产生进一步的思想。战略思想史是一部实践理性而非纯粹理性的历史。因而，本书汇集的各篇论文远超出理论，涉及许多帮助塑造战争的军事和非军事因素。它们以种种不同方式，表明和平与战争的密切的交互作用，显示社会与其军事体制和政策之间的联系；然而，战略思想是贯穿所有这些论文的红线。它们探索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文官武将关于其社会的军事资源之最有效应用的思想：可得的、或者潜在可得的战斗力如何能够被用于最佳目的？在论说了这些思想之后，它们转向进一步的问题：战略理论对战争和接下来的和平时期有什么影响？

        一

　　 本书的构想，连同其部分内容，得自一部较早的著作。一九四一年，爱德华·米德·厄尔为普林斯顿大学及其高级研究院的教师们组织了一个讨论会，研讨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问题。该讨论会收集了一套关于“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的论文，共二十一篇，由厄尔在戈登·A．克雷格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协助下，以《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为题在两年后出版。该书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在于其编者和作者们的一项信心，那就是在一场世界大战的战火中间，战略思想的历史值得认真和广泛的注意。在他们看来，当今的考验并未减小往昔的意义。相反，历史现在显得尤其适切。厄尔在其导言中，宣告该书的目的是“说明现代战争的战略之形成方式，相信对最佳的军事思想的了解将使……读者能够理解战争的原因和支配战争操作的基本原理”。他还说：“我们相信，对此类问题的永恒警觉是自由的代价。我们还相信，如果我们要有一种经久的和平，我们就必须对武装力量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一种清楚的理解。而我们并非一向有这种理解。” [ 注：Edward Mead Earle，“Introductio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1943)，ⅴⅲ． ]

　　 写作环境对这些话语的影响一目了然。一个直到近来仍然极少关心种种境外事件的社会，眼下却在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中浴血奋斗。在此情况下，可以期待有一种新的兴趣要来学习战争，学习那些一直被漠视、现在却主宰了公众生活的问题，甚至有兴趣取得某种不仅关于这场冲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而且关于其军事要素的历史眼界。不仅如此，这些论文在其中写作的气氛，还同样多地在于这么一项信念，即全体公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理解战争的种种决定性现实。《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是出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这个当代术语的最佳意义上所言)的一项学者性贡献，是一项认真的、基本上乐观的回应——回应美国在战时和在世界强国开端时节的重要智力需要。

　　 该书还有一个很不寻常的方面，那就是它的战时起源和战时使命没有损害其学术客观性。它的内容在质量上参差不齐，虽然总的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哪一篇论文受到沙文主义的玷污，或者污蔑当前的敌人。甚至关于“日本海上战略”和“纳粹战争观念”的论文，也坚持一种堪称楷模的思想诚实。无疑，这是该文集在大战结束后几十年仍保持成功的原因之一。该书现在已经为两代读者提供了知识和洞察的一个丰富的来源；对某些人来说，它很可能是他们惟一遇到过的对战争老练精致的研究，与其“战鼓隆隆，军号齐鸣”的各种变化截然相对。

　　 《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成了一部现代经典。那些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文不久就因为事态发展而过时，但这一点并未削弱它的总体影响。此类书籍都不可能始终跟上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它界定和解释了战略思想的各个较早阶段上关键性的情节，展示了甚至许多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忽视的、它们同总的历史的联系，并且将某些经久不消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置于广泛的历史视野之中。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部书随岁月流逝而变得不那么令人满意了。自德日两国战败和核时代降临以来，战略分析沿新方向运行，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继续改变并深化我们对于较遥远的过去的理解。更新《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现在已成为值得想望的了。

　　 在准备新版本时，编者们不希望摒弃旧模式。无论是全面，还是解释的一致，都不在追求之列。论文作者们没有被要求运用一种特殊的理论方案，每个作者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对待论题。像在早先的著作中那样，如果篇幅已经颇大的这部书要保持合理的规模，战略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情节就不得不被排除在外。尽管如此，这些论文——它们按照年代顺序、往往还按照论题联结起来——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指南，引导他们理解战略理论，理解历史上关于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种种思想，从马基雅维利写作其《用兵之道》直至当前。

　　 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比其前身多了八篇论文。有几篇是从早先的著作中续用下来的，大多数不是。 [ 注：在未予保留的论文中间，有些不契合论题的新分布，例如德温特·惠特尔西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和西奥多·罗普对欧洲大陆海权论的概述便是如此。另一些是在关于其主题的恰当文件可供利用以前写的，或者虽然当时在学术上处于前列，但现在已被超过。还有一两篇，例如用假名欧文·M．吉布森的那位作者论述马奇诺和利德尔－哈特的文章，没有达到其余论文的水平。 ] 一九四三年版本内的三篇论文除了若干更正和格式上的改变外，仍保持原样，它们是：亨利·格拉克关于沃邦和17世纪里科学对战争的影响的论文，罗伯特·R．帕尔默论述腓特烈大帝和从王朝战争转变到民族战争的论文，还有爱德华·米德·厄尔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的文章。关于这些人物和问题肯定还有话可说，但这三篇论文中的每一篇都在经久不息的学术谈论中保持重要地位。它们的参考文献说明已得到更新。还有两篇论文很大部分被重写，另外两篇则被修订。 [ 注：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重写了他自己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马克·冯·哈根则重写了西格蒙德·纽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戈登·克雷格对自己关于德尔布吕克的论文作了某些修改，而彼得·帕雷特修订了哈约·霍尔博恩关于毛奇的论文的第一部分，其第二部分则被一篇新文章取代。 ] 现在这部书里的其余22篇论文是新的。

　　 要结束这番对于前后两部书的简短的比较，说一下它们之间某些较重要的论题区别可能是恰当的。新版本关于美国战略要说的比其前身多得多。它还包括了论述一九四五年以后时期的四篇文章，而这个时期对厄尔及其协作者而言尚属未来。更一般地说，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对于其主题采取了一种多少更广阔的眼界。厄尔会宁可将自己及其协作者局限于分析主要的理论家，虽然主题的性质使他不能不看得更远。由于美国“未曾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沃邦”，在早先的版本里得到讨论的美国军人仅有马汉和米切尔。其他美国和欧洲人所以未被包括进去，“要么因为他们更多地是战术家而非战略家，要么因为他们没有给后人遗留下连贯的战略信条陈述”。这最后一条考虑也解释了为何缺少一篇论说拿破仑的文章。厄尔在其导言中写道：拿破仑“将他的战略记录在战场上(如果不算他那些老生常谈的格言)；因而在此，他由他的解释者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来代表”。 [ 注：Earle，“Introduction，”ⅸ． ] 这似乎是一种过于狭窄的观点。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别固然值得保持，但战略并非仅仅出自、甚或主要出自那些有兴趣阐明其理论的思想家。虽然拿破仑未就自己关于战争和战略的思想写下一部全面的论著，但它们值得研究，而且不是仅仅通过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过滤来研究。因此，在目前这个版本中将看到一篇论拿破仑的文章。然而也必须承认，拿破仑的战略并非仅由这位皇帝一人创造。它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拿破仑有其天才和心理冲动，能将别人的思想和政策结合起来，加以使用。这些人当中的若干人，连同甚至征召制之类不能被认同于任何特定的个人的力量，也属于战略史，并且在此予以讨论。有如一位论文作者所评论，因为其较为广阔的历史聚焦，新版本或许可以更恰当地题为《现代战略的形成》。

　　 二

　　 在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中面世的时代性问题和冲突，同引起早先版本的那些大为不同。现在之需要理解战争，甚至(如果可能的话)甚于一九四三年时。然而，问题之巨大既鼓励了、也在同样大程度上阻碍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许多人以摒弃总的战争概念来回应核武器的摧毁力，并且因此觉得不再需要探究战争本身的性质。有人甚至宣称，核武器已经使得一切战争都成了非理性的和不可能的——此乃否认现实，反映了那已变成当代生活一部分的特殊焦虑有多严重。迄今为止，核时代已容纳了用非核武器来进行的每一类可想象的战争，从恐怖行动和游击战到大规模空中打击和装甲战役。战争未被排除，它只是变得更危险。而且，甚至在不可想象的领域，就像核威慑理论表明的那样，战略和战略研究的必要也并未消失。

　　 一种连续的统一(尽管可以是断断续续的和辩证的)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种种战略一直贯穿到那以后的各种常规战战略。前核时代与核战略之间的联系，却较不明显，较为含糊。有人争辩说，至少就核冲突而言，核武器问世以来的一切都是新的。技术确实是新的，但人及其社会——政治观念和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处置核武库的政府和军兵种由这样的男男女女组成：他们同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尚未有那么大的差别。

　　 在这些危机性的和部分中断的情况下，我们早先的经验中有那么多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而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甚至比其前身更有力地引起是否适宜的问题。爱德华·米德·厄尔毫不怀疑，理解历史上的战争将有助于读者更聪明地对待现今的战争。并非每个人——肯定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完全像他那样确信历史的当代适宜性。不仅每个时代在其环境、问题和人物的结合方面都是独特的，而且有时技术、信念、或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一场深刻的革命似乎将我们同历史割断，并在某些人看来将其适宜性减少到荒诞小说的地步。然而，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宜性是指什么。历史——即使假设我们能够确信对它的解释非常准确——难得提供直接的教益。宣称达到此类适宜性等于欺骗自己。但是，历史作为对于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是个不应被轻易抛弃的教益源泉。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就像在个人生活中那样，现今总是有其历史的方面，最好是承认而非漠视或否认这个方面。而且，即使我们只能按照其自身的表象来观察现今，我们仍然有那可能是历史不能不提供的最伟大价值可用，那就是它能够通过澄清往昔和理解其部分含义，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今和未来。

　　 战争现象能够通过研究其往昔得到较好的理解。这就是本书传达的一项教益。然而，还应当为了理解往昔本身而研究战争史。历史学家有时不乐意承认这一必需。虽然他们很难否认，从政治组织的最早阶段起到我们当代，战争一直是社会和政治存在的一种基本现实，但战争是如此悲惨，在思想和情感上又是如此令人不安，以致他们倾向于在自己的研究中将战争撇在一边。在培养历史学家和教授历史方面，尤其在美国，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主题。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在于给一种通俗的、本质上浪漫的战争文学留下了太大太大的余地；这种文学说明不了任何事情，而只是粗俗地回应了一种魅力，那是古往今来的战争施加于我们的想象力和理解欲望的。本书试图提示，把军事思想和政策的历史与一般的历史整合起来是很有用的。

　　 以下各篇论文有个共同的主题，即武力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它们都认识到，战争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一元的甚或全然军事的现象，而是许多因素的一种混合物，从政治到技术，再到极端重压之下的人类情感。战略仅是这些因素中间的一个，即使有时是个重大因素。论文当中有24篇追踪先前各代人的思想和行动，那是他们在使用和误用战争时所有的，其余四篇则分析晚近和当前的军事思想和政策。本书大体上是历史的，然而它还从事、并且——恰似其前身那样——奉献于“较广泛地理解战争与和平”这一永恒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