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袁明 ·中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简介》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道“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的确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明
二零零二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