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化特色

作者：爱德华·S·博伊兰 ·美

出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化特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三项总方针，这是：（一）远交近攻；（二）以夷制夷；（三）避实击虚。其中第三项方针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影响殊多。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战略思想最早的源头是《孙子兵法》。

　　 虽然这部著作写于几千年以前，但孙子的某些论述今天读来仍极富意义。例如：“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即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孙子 ·军争篇》）

　　 毛泽东很注意研究孙子，甚至直接引用孙子的话。在毛泽东浩瀚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从以下所引《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著述（在括号中）的联系中，我们可看到孙子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故知胜者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识众寡之用者胜（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上下同欲者胜（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以虞待不虞者胜（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也许对毛择东军事思想的特色最为人熟知的注释，是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样在《孙子兵法》中也有下列这些箴言警语：1、“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不若则能避之。”2、“佚而劳之。”“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也。”3、“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孙子与毛泽东唯一不同之处是毛泽东“十六字诀”的最后一条。对于逃窜之敌如何处置，孙子没有太多的论述。在这不多的论述中，也多是防范性的，如“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孙子·军争篇》）这后三句话也并非基于仁慈，而是认为，如果敌人除死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敌人将拼死顽抗。如果有生的希望，敌人将选择有生之路，使我能以小的代价赢得胜利。

　　 在数千年以前的中国的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孙子是错误的，他的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军人的心态。这使人们认识到现行的和历史的（孙子时代）中国军事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重视心理战，强调用计谋取胜．而不是单凭武力。

　　 事实上，《孙子兵法》很少强调以纯粹的物质暴力去追求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虽然孙子对机动、行军等战术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但并未把现实中的斗争概括为杀人。他认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的标志是他的攻心技巧，用他的心理功夫去赢得胜利。即使最终要使用军队，也是对已削弱的了敌人的最后一击。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鲍尔曼对中国战略中计谋的作用作了最精彩的讨论。他用了大量时间比较中国与西方对计谋的运用，使他的研究饶有趣味。下列引文可提供鲍氏研究的某些思路：

　　 “美国当今战略思想较少强调计谋或诈术的使用。在现代战争中，将作战计划建立在可以有效地操纵敌人的意向的假设之上，风险太大，代价也过高。然而在中国古典战略理论中，计谋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成功的诈术标志着战略上的殊荣。而且冲突双方你来我往的斗智被视作正常的较量。计谋的概念不仅仅是通过制造假象来智胜对手，而且包括直接操纵对手对现实的判断，尤其是操纵他对各种结果的判断。最为独特的是，计谋的目的是利用对手自己的如意算盘来使其就范，不择手段地引诱他，从心理上施加影响，使对手采取有利于我方利益的行动。”

　　 鲍尔曼运用了零和博弈的例子。零和博弈的焦点是支付矩阵，它告诉我们如果对手A选择了a对策，对手B选择b对策，将出现什么结果。在博弈理论的抽象世界中，只存在为两个对奕者都知晓的唯一一个支付矩阵，但在现实世界的冲突中，每一方都有其自己的支付矩阵，对手不一定知道。计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改变敌支付矩阵的估量，使其采取有利于我方的行动。计谋由此成为某种操纵物，它操纵敌方对现实的判断，使他的支付矩阵即他的如意算盘变得有利于我方的最佳利益。

　　 中国战略思想的另一特色是消耗战略的使用。这是那些力量不足以直接消灭敌人，因而要诉诸间接手段的战略家们经常采用的战略。

　　 美国战略家们在他们多数战争中采用歼灭战略，而中国战略家则多选择消耗战略。

　　 中国人在多数的战争中采用间接手段的原因是很多的。有些情况下，无疑是由于他们军事上的贫弱、落后。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战争史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不是全部——是国内战争史。其争端常常起于对中央王朝的效忠或反叛。一旦效忠得到保证，人民就可以继续和平地生活，而且对土地和生灵的摧残是与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由于这一原因，中国人更强调同化而非消灭敌人，这反映在孙子的名言中（如上文所引）“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他还提出：“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孙子·作战篇》）在国共内战中，毛泽东遵循着孙子的教诲，可以说，共产党人劝说被俘国民党军阀倒戈方面是很成功的，在这方面清楚的显现出中国战略思想的一个特色：对人的作用的重视超过了武器。

　　 毛泽东在现代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人的作用胜过器械的观念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果军事实力的确主要来源于人而不是器械，那么必须攻击的也就是对手的人而不是器械。因此，中国人很少强调进攻经济目标，他们对摧毁敌人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缺乏兴趣，相反，则更多强调在战场上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可能采用计谋、政治压力等手段）。

　　 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这一事实，更强化了不注重采用最新军事技术的倾向（这与美国人对最新式武器的着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要让农民掌握现代武器，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而且还往往事倍功半。由于历史上不重视建立庞大的常备军，而是视战事大小来征召军队，因此，人们很少有时间来进行这种训练。

　　 与农民军队有关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后勤的轻视。农民无须大量供给，他们只要简单的必需品就行了。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最好的军需官是敌人（共产党军队确实从国民党军队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孙子就曾说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孙子·作战篇》）

　　 鲍尔曼认为，中国军事战略与中国古代围棋游戏远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这种讨论十分有趣，值得一提。

　　 围棋棋盘由19×19个方格组成，把白棋子和黑棋子下在各个交叉点上。围棋的目的是包围对方的子，将其消灭，并控制地盘即区域。围棋是一种很微妙的游戏，它的基本主题是包围与反包围。谁是攻方，谁是守方，通常是分不清的。围棋的胜负只是比较而言，胜者要比负者控制更大的地盘，但不是所有地盘。

　　 由于它的复杂性，棋手可能在其一局部遭到战术上的失败，但却能通过从战略上智胜对手而卷土重来。与西方战略常常着眼于单一的决定性战役不同，毛泽东的信条是着眼于更加持久的斗争，小区域的控制、地理上的分割，最终将发展、合并，从而导致战略上的胜利。

　　 毛泽东经常用围棋来解释他的战略：“由于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更有趣的是鲍尔曼对毛泽东在1947年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的分析以及它们与围棋法则和主题的关系。以下摘要列出这“十大军事原则”中的几条及鲍尔曼的评论：

　　 第1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军事史上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军事指挥员应该首先打击什么目标，是敌外围的辅助部队，还是敌集中于中心位置的部队？毛泽东的战略与围棋的法则都主张先弱后强。如果先强而后弱，那么弱敌将在与强敌的连接协向中产生重大作用，从而构成一种全面而成功的防御。然而，如果先使弱敌丧失作战力，使它不再成为潜在的援军和牵制因素，然后再进攻原先难以接近的强敌，就能获得最大的取胜机会。这个原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所有斗争理论的基础，也是自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以来，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关键所在。

　　 第4条：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避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消灭一切敌人。

　　 这也许是至理名言。从围棋的观点看，第四条原则的复杂内涵的实质是包围。集中仅仅是包围的先决条件，歼灭敌人是它的逻辑终点。第4条原则所要求的数量优势，与围棋的要求也是相符的。

　　 第6条：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第10条：……休整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围棋中与此相类似的乘胜连续挤压的法则，这一法则与克劳塞维茨要求减少攻击力量的著名法则正好相反。在围棋中，一片棋子被歼，就会削弱另一片棋子，吃掉这片棋子，又会使第三片棋子岌岌可危，以此类推。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战争中，则努力运用和实现连续进攻的原则。他们极力先迫使一个国民党将领及其部下投降，以期引起国民党军队内部物质和必理上的连续压力，最终造成其他一系列的国民党军队的投降。

　　 人们会注意到，毛泽东不仅在与日本人和国民党作战中持此看法，而且他还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世界：“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

　　 怎样看待以上讨论的这些战略特色，这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象中国古代多数战争一样，国共战争也是一场国内战争；其次，战争的着眼点并不放在武力取胜方面，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如此。

　　 另一个不应遗漏的基本特点是中国人对步兵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尤其如此。正象孙子了解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因而提出“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一样，毛泽东也洞悉他的时代的中国农民的军事素质——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勇敢与坚韧，这使他具有了充分的自信，连续作战的原则当然很好，但如果部队不肯做或做不到，就毫无价值。因此，毛泽东与克劳塞维茨都是对的，因为他们考虑的士兵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来对中国目前和将来的核战略进行一些分析，尤其是分析一下它与中国历来的战略特色有何关联。

　　 众所周知，中国官方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潜在核对手拥有远比它多得多的核武器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如前所述，中国战略不强调攻击经济目标，中国人强调攻击敌人的军队，而洲际弹道导弹对此却功效不大。当然较小的战术核武器是有效的，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武器。因此，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中国无利。

　　 而且，中国战略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奇袭，袭击弱点以期瓦解强点。在这种作战中，即使战术核武器的作用也是不明显的。

　　 中国对使用核武器缺乏兴趣的另一原因是，无论自己使用还是别人使用，都很有可能用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的基本倾向是防御。对中国来说主要任务是抵御外部威胁，而不是谋求越来越大的领土。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一代人对孙子思想的继承，使中国古代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在现代战争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再次出现战争，我们上面讨论过的许多特色也将重现：强调计谋而非暴力；攻击纯军事目标而非经济目标；对人的倚重超过器械。人们当然不希望中国或其他大国再卷入重大冲突，但就象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怎样进行战争一样，它也将告诉我们战争将最终结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