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军事总结·第六
作者：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出自————《战争通史》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五十二年了，尽管我们的国家凭借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彻底地摧毁了日本的战争机器而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凶猛而强大的日本军队之所以在最后战败投降，主要是由于美国更加强大的海、陆、空军在太平洋地区对其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美国不介入，中国的抗战将更加的艰苦和漫长，这一点今天的许多中国人都是不知道的。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始终是接受传统史学观点的教化和影响而陷入了巨大的历史误区之中。 ] 但是，不能否认，在八年的战争中，尤其是在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遭到了许多次的失败。今天，可以看到，历次失败的战役固然是由于日军拥有绝对优势的装备，但是另一个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却是国民党统帅部屡次错误的战略布署。而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下，无论下层官兵是如何的勇敢和牺牲，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今天，通过对于这些战役的具体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明确的说，国民党统帅部历次错误的战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具体的讲，在淞沪战场，本来可以不伤亡四十万人；在南京战役，本来可以不伤亡十万人；甚至不被日军屠杀三十万人；在第一次印缅战役，本来可以不死亡六万人，在武汉会战中，本来可以在外围地区聚歼某一路日军从而守住武汉。而根据今天披露的中日双方原始史料来进行进一步大胆推测的话，如果国民党不在淞沪地区主动进攻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日军的进攻只能放在华北方向。而当国民党军队利用山西的天险和黄河的天险将日军的进攻阻挡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也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甚至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可以避免日军的铁蹄践踏我国的中原以及上海、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民族将会避免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
我们还是具体的探讨一下当年国民党的统帅部及其军队所存在的几种战略失误和弊病，以供今天的人们参考。
第一、关于在淞沪地区主动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问题
今天，我们知道了，“八·一三”淞沪战役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动打击驻扎在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而引起发生的，并扩大到了后来的规模。那么，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作出这个主动进攻的战略布署而只在华北地区抗击日军的进攻的话，这个淞沪战役是否能得到避免呢？又是否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不发生呢？
今天来看，上述二个假没很可能成为事实。
为了证实这二个假设，我们仅从纯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论述。
今天，我们从战后日本防卫厅披露的各种原始史料中得知，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根据战略方面的考虑，决定只对中国的平津和华北方向使用较大规模的兵力以一举打击此地区的中国军队，而在原则上不对华中和华南地区用兵。
请看当年日本的有关史料记载。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日本的参谋本部与军令部之间签署以下的陆海军协定，现摘要如下。
一、作战指导方针
1、力求将作战地域限定于平津地区，在华中、华南原则上不行使武力。
但不得已时，应于青岛，上海附近保护侨民。
2、对华中、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负责警戒。
3、在华中、华南情况恶化需要保护帝国侨民时，仅限于青岛及上海附近，由陆海军的必要兵力协同担当之。
七月十八日，经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批准，作战课长关于动员派兵的构想要点如下：
一、目的
安定平津地区，讨伐华北之中国军，作战范围尽量限定在华北地区。
但依据情况，应预计有转向对华全面作战之可能。对华中、华南应极力回避使用兵力。
二、动员及集中
决定在七月十九、二十日间，动员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之兵力，集中于华北，并于八月下旬集中完毕。
三、作战
待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不考虑山东作战，根据情况，可向青岛及上海派遣部份兵力。此项作战，应限定于保护侨民及占领机场。
但应尽量避免向上海派兵。
出兵上海经过
陆军方面虽然希望事变局限于华北，但七月中旬以后，上海对日气氛逐渐恶化，进入八月更加骚乱。
国民政府由去年末即违反一九三二年的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使非武装地带要塞化并配置军队，事变发生后上海周围中国军队的集中更为显著，进入八月以来，伪装成保安队的中央军连夜在闸北方面演习，加剧了不安气氛，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于六日指示日侨退入租界。当天，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对管区官兵训示：“以彻底之长期抗战歼灭日军，目前乃最好时机。据专家估计，日本的作战仅能维持六个月。”这一天，日本政府向长江流域的全体日侨发布了撤退命令。
参谋本部力图使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上海、青岛，但八月九日发生了大山勇夫海军中尉被中国保安队枪杀事件。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要求南京政府撤走停战协定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在十日的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正大将说明上海方面情况后提出，虽须查明真相，进行了妥善处理，但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杉山陆相对此表示同意，内阁会议再次确认就地保护侨民的方针，并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
八月十一日以后，上海局势急遽恶化。首先是中国方面拒绝我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就大山事件所提出的要求，公然向上海集中军队，十二日其兵力已有中央直系三万及其他两万名。我陆战队仅有四千名，当夜进行了紧急戒备。十三日我陆战队同中国军队终于发生冲突，十四日受到优势中国军队包围攻击。局势发展到了双方空军相互反复轰炸的地步。
杉山陆相于十日阁议同意陆军部队动员出兵原则后，遂将中岛总务部长及石原第一部长召至官邸告以上述情节。石原少将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主张“陆军不能出兵，上海侨民可由海军保护”。但是考虑陆相的颜面，决定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保护侨民。但极力反对向上海前方进攻或积极攻取南京。当时梅津次官也在座，他和石原部长的意见大致相同，于是决定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
以上的原始史料均摘自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权威性史书《大本营陆军部》中的有关章节。
从此部史书中可以了解到战争初期，日本之所以屡次做出这个战略决策，其原因有三个，一个原因是由于在日本政界和军界中，许多人都狂热地认为中国政府软弱涣散不堪一击，只要强大的日军大举用兵于华北并攻占华北及平津地区，中国政府就会在经济上屈服并寻求妥协，从而日本便会轻易地实现梦想多年并暗中实施多年的而仍未实现的“华北五省自治”或是更高的梦想目标“日满华一体”，以彻底实现历届日本政府寻求已久的中国殖民化目标。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英美两国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了避免与英美等国发生冲突，原则上不对华中、华南用兵。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由于日本的第一号假想敌人为苏联，为了时刻做好与苏联的战争，在将来不分散兵力以用兵于远东地区，而只将进攻方向和主要兵力，用于华北地区。
所以，在战争初期，日本大本营将进攻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兵力均放在了华北地区，企图在这一地区一举击溃中国军队以压迫国民政府举手求和进而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各项苛刻的条件。
在这期间，日军共动用了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几个旅团加上增援而来的三个师团，主力攻占平津之后，沿平汉路和津浦路南下以在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决战，另一部兵力为了消除南下日军后背方向的威胁，向察哈尔及南口地区攻击前进，并在南口地区与汤恩伯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
可以说，日本大本营做出的这个只在华北方向用兵的战略是一个谨慎的战略，而这个谨慎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极为有利的事情了。一是可以调集大军充分利用山西天险阻止日军的进攻，只要不丢掉山西，中国军队就可以将重兵屯集于这里以居高临下的态势随时出击以攻击河北平原处日军的侧翼和后路；二是可以利用黄河天险将河北平原的日军挡于黄河以北；三是可以将日军的兵力吸引到华北使其无法抽兵从上海登陆攻占华中及首都南京，以尽量避免这一富庶地区沦陷；四是可以避免劣势的中国军队陷入两线作战而专心地从外线抗击日军的进攻。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统帅部竟然扔掉了这个有利机会，反而集结主力主动地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至引火烧身地过早地将日军主力和日本大本营的进攻方向吸引到了上海方向。而日军一旦将其主力兵力投入到上海并取得胜利之后便自然地不可遏制地向南京攻击，尔后，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就失掉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这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并接下来又失去了徐淮平原和津浦铁路，再后来又失掉了武汉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今天来看，国民党统帅部这个在上海主动打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战略布署意外的导致了一个本来可能避免的恶果，而这个战略失误则是八年抗战中最大的、最根本性的失误。如果不出现这个失误的话，抗日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 注：当然国民党当时并不知道日军的战略计划，但是，却也不能轻率地主动攻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
即使是中国军队拔除了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这个桥头堡，拥有强大海空军的日军绝不会扔掉四千余名官兵而不管的。日军照样会大举登陆进行报复性进攻的。
另外，据后来披露，当国民党统帅部发现日军大举增兵上海之后，便决定趁机将日军的主力吸引调到华中地区，以利用湖沼水网地形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阻止于这一地区，从而逼迫日军早日结束战争。而若任使日军的主力使用于河北平原的话，则中原也保不住。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双方主力在淞沪地区的大会战。其结果，日军的机械化非但没有被限制住，反而辗压过所有湖沼水网及40万中国官兵的躯体而一举攻占了首都南京。
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去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中，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日军也不会对上海和华中地区用兵，而只将主要进攻方向和兵力用于华北战场。这样的话，国民党统帅部就可以将后来投入到淞沪战场的七十余个师（这些师大部份在淞沪战场中补充了三、四次，其兵员共达到100余万之多。）抽调四十个师用于华北战场。其中二十个师用于山西的忻口和娘子关方向。另二十个师用于河北平汉路方向，配合原有的兵力倚托山西的天险和漳河，黄河天险将日军的进攻阻止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这样，在华北战场上共有中国军队一百一十余万兵力，面对如此强大兵力的抵抗，日军也会将后来用于华中的9个师团兵力加上后来用于华北的7个师团兵力共十六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战场西攻山西南击黄河。而在华北地区，受地形限制，日军的海军失去了作用，坦克和炮兵在山西天险之下也会失去应有的效力，这样，中国军队就不会出现后来在淞沪地区那样巨大的伤亡并能利用天险将日军的优势进攻阻挡住进而将日军拖入它最不愿意的长期消耗战的态势之中。
而当华北战场僵持的同时，国民党就可以将另外的30个师成纵深配备倚托吴福、锡澄二处国防工事随时准备抗击日军的大规模兵力从上海登陆向华中作深入进攻。同时，第五战区李宗仁的二十万大军仍然可以部署在徐州以北处，左路出击可以增援据守黄河的韩复榘部队，右路出击可以打击从青岛、海州登陆以打击据守黄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背部的日军突击兵力。而国民党仍然可以趁此僵持的时机将余下的五十万兵力部署到西安、洛阳、郑州一线，即可以增援山西战场，又可以做二线防御守备，防止日军越黄河南下武汉或西取西安。同时也可以在内地扩编军队，训练士兵，积存物资，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请想一下，在中国军队上述的战略布署面前，日本大本营将会如何对待呢？
继续推测下去，很可能，当日军的主力四十万人陷入华北战场之时，它就不太可能以另外几十万兵力从上海登陆去进攻倚托国防工事而节节抵抗的中国军队了。因为日本的兵力有限。在战争第一年，日本只有二十四个常备师团，其中将十六个用于中国战场，余下的师团防守东北以抵御苏联的随时进攻，日本本土还留一个师团为预备队。就是说，日本已经将最大的兵力用于中国战场了，起码在半年之内，它无力组建成新的十个以上的师团从上海处向中国内地作战略性进攻了。 [ 注：尽管在后来的一九三九年末日军在华兵力增至到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的数目，可是这三十五个师团的兵力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兵力为锐利的突击部队，余下的一半仅为守备队。就是说，即便战争第一年日军的兵力达到三十五个师团的数目，它也不太可能同时在遥远的两处发动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按照常规，这个数目兵力──突击兵力只有一半──只能在一处发动战略性进攻，另一处只能取守势作战。 ]
而根据上述的推测，在一个时期内，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日军很可能不会抽调兵力从上海处进攻于中国的内地了。当然，中国军队也不会在此不利的地区伤亡四十万人了，长江下游各重要地区及城市也不会过早地丢失了。
我们再来推测当华北战场呈僵持局势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分别据守于忻口和娘子关二处，倚托天险将日军阻止于关下。根据后来的在忻口和娘子关发生的情况来看，忻口处的中国军队守住了阵地，而娘子关处的中国军队也守住了娘子关阵地。只是后来此处的日军见久攻不下。便分兵迂回到右翼的平定、昔阳处进行侧翼攻击，而此时此处的中国军队力量稀少，后续增援部队又是一点一点地投入战斗，结果日军进攻得手，直指阳泉，导致娘子关失守。而忻口处的中国军队害怕被由阳泉而来的日军断了后路，只好弃阵地而走，败退晋西和晋西南，最后山西被占。这样，中国军队就失去了这个难以攻破的天险要地并失去了居高临下威胁河北平原日军侧翼及后路的良好的屯兵之地。从而日军就可以无顾忌地从河北平原沿平汉路和津浦路跨过黄河向中原进兵了。
而山西的失守是由于娘子关的失守导致的，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在淞沪地区与日军主动作战的话，则可以将二十个师抽调到忻口和娘子关方向，倚托天险据守住娘子关，进而据守住山西，而只要日军不攻下山西，不占领山西，不扫除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四十万主力，那么，山西天险之下的日军主力是轻易不敢置侧翼和后背而不顾强渡黄河天险进攻中原以及内地武汉的。当然，也就不会发生如战后许多国民党人士所说的什么日军南下武汉切断国民政府加上几十万大军的退归四川后路之类的评语了。
道理很简单，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看地图就会明白，在40万大军居高临下屯兵山西境内之时，河北平原的日军，尤其是平汉路方向的日军轻易不会强渡黄河天险闯过数千里路途而南下攻取武汉的。因为日军明白，山西境内的40万大军随时会从关上轰然而下切断平汉路和津浦路进而卡断日军进攻部队的后勤供应线和退却之路的。甚至可能会从平型关杀出来一举攻占平津地区堵住日军退往关外的路口。而关外的数个师团又受苏联的牵制而不敢进关援助。
而聪明的日军更不会采取如李宗仁在战后回忆录中为日军设计的最佳进攻中国的战略方案进行什么：
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之去，纵使我们极端主战派也只好箝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之七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州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为什么日军不会采取和实施李宗仁先生在战后沐浴着温暖的美国阳光呷着浓重的中国茶为日军精心勾划的百战百胜的甚至能改变二战结局的最佳进攻中国的战略方案呢？道理也很简单，一是因为日本的头号敌人为强大的苏联，日苏双方始终陈兵百万对峙于远东地区，并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苏联的军事实力要超过日本；二是因为日军进攻中国的所有大规模战略进攻都是沿着主要交通线，即铁路或是长江线而进行的。日军深知，深入中国作战，切不可离开铁路和长江线，否则，后勤保障断了不说，连退却回转都是不可能的，而深入异国的日军大兵团一旦断了后勤保障，坦克大炮都会变成一堆废铁而只好陷入武装起来的中国军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全体剖腹陈尸他乡了。
所以，日军是绝对不会进行什么攻兰州，取西安，越秦岭、下成都、克重庆之类的最佳战略进攻的。更不会倾30个师团的兵力于苏联的威胁和陈兵百万之不顾而大举进攻万里奔袭，跋涉无数山川大河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内地的。
所以，当中国军队在山西据险而守日军久攻不下的时候，华北战场就可能会发展成为双方对峙的僵持局面。而一旦出现了这种僵持局面，兵力不足加上对苏对美的关系，又由于第三国的调停，日本政府可能就会同中国政府寻求谈判议和，如后来日军攻打首都南京城下时由德国大使调停一样。那次，本来中国政府原则上已经同意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四项条件，和平解决已经在望，只是由于日军突然过早的攻下了首都南京、利令至昏的日本政府又追加了几项条件，中国政府在犹豫考虑询问之间，狂妄的日本政府便发表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从而关闭了双方公开接触的大门。
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如果双方不是在南京城下而是华北战场僵持时寻求谈判的话，倒可能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达到谈判协议，从而结束这场战争。
这样，这场战争将会被中国军队阻止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黄河以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可以避免战争的浩劫了。
如果双方不愿谈判或谈判不成的话，则可能在华北演变为一场长期的攻防战，而当没有结果的攻防战持续到一九三九年秋季的时候。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可能会将主要注意力和战略眼光投向苏联以及英美的太平洋地区，如同后来出现的南进北进的争论情况一样，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就可能不会在华北战场之外继续扩大战场而准备将其主要兵力投于远东方向或是西南太平洋方向，犹如后来将主要兵力和战略方向转移到太平洋战场那样。
只要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远东方向和太平洋方向，它就不太可能继续在华北地区之外扩大中国战场。因为日本深知，一旦拖入中国的长期消耗战就无法完成对苏对美的战略进攻。而当日军陷于华北战场的僵持局面时，并看到了苏联和英美有隙可乘时。就不太可能继续扩大于中国战场了。而且通过华北的僵持，FJ本也能看到中国政府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征服的。
总之，双方谈判也好。还是将战争僵持到1939年的秋天也好，这场战争都将会停留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境内。 [ 注：至于日军会将主要兵力转用于对苏对美方向而可能改变已有的二战的结局的设问，那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
当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当双方僵持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时候，为了打破僵局，日军以一部兵力（至少两个师团）从青岛或是海州登陆，一部份向临沂出击以拦阻徐州以北的第五战区的主力，另一部份沿胶济路向济南出击以打击据守黄河南岸的中国守军韩复榘的部队的背部。趁此机会，北岸的日军会强渡黄河，击溃中国守军，会合胶济路处的日军将第五战区的主力驱逐到徐州以南并占领徐州，然后沿陇海线向西攻击，矛头直指开封、郑州，以攻击黄河南岸守军，策应平汉路方向日军强渡黄河攻占郑州。中国军队如能守住兰封、开封，西进日军则望郑州兴叹，如守不住兰封、开封，中国军队则会炸开黄河南大堤，以滔滔的黄水阻止西进的日军，如同后来出现的那样情况。如此做法，中国军队方能守住黄河天险、粉碎日军从平汉路强渡黄河占领郑州以南下攻占武汉或是继续沿陇海路西进攻占洛阳、渑池以威胁黄河北岸的山西守军的企图。
但是从纯军事观点的角度来看，日军不大可能会冒风险西攻洛阳南下武汉（如果日军不被黄泛区隔绝的话），因为第五战区的主力仍然会活动于豫东、皖北威胁西犯日军的后路，而第一战区的主力也仍然会集结于郑州周围防御，雄居山西险关之上的中国军队也始终是悬在平汉路方向日军头上的一把利剑，这一方向的日军轻易不敢大举强渡黄河的。
基于上述原因，从济南沿津浦路南下徐州的日军可能只是盘踞于徐州，以徐州为中心，西可以威胁兰封、开封，南可以以触角试探于淮河。但是只要第五战区的主力始终活动于徐州附近，徐州的日军就不会轻易前出过远。
这样，战争则可以被限止于豫东、皖北以及鲁南地区而形成僵持状态。
当然，当此种状态胶着时，也不排除日军再抽调主力从上海登陆攻破纵深防御的中国军防御从南京处跨越长江进击徐州以连结南北战场。（此路日军至少需要四个师团的兵力。）但是如果日军的十几师团被陷于华北战场之时，它不大可能再会以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从上海登陆啃完二道国防工事之后再跨越长江千里迢迢去连结什么南北战场。何况南京周围还存在大量从二道国防工事退下来的中国军队。
退一万步讲，即使日军全力攻破了山西天险进而占领了太原及山西全境，退到黄河以南的中国军队会合于原驻守在西安、潼关、洛阳地区的五十万二线军队则仍然可以据守黄河天险阻止日军强渡黄河西攻西安。如果平汉路方向的日军强渡黄河进攻郑州，中国军队仍然可以炸开黄河大堤将由平汉路南下的日军和由津浦路南下并西犯的日军隔绝开来，由洛阳附近的二线军队集结为有力兵团打击沿平汉路南下武汉的日军的侧翼。同时，如情况不乐观，国民政府方可从首都溯长江而西迁于四川内地。而当徐州之日军沿津浦路南下攻取淮河和长江浦口之际，防守于上海至南京纵深地带的中国军队30个师则可以分出十五个师布防于南京城附近的长江南岸阻止日军渡江攻占南京。如上海方向有日军登陆并向南京方向攻击，这一纵深地区的十五个师则能守就守，守不住则可以同防守长江南岸的另外十五个师弃放南京，向江西撤退。而徐州以南的第五战区主力如果站不住脚，也可以撤退到淮河以南，或是西调信阳处防御由平汉路南下的日军，或是据守大别山一线防御由合肥而来的进攻武汉的日军。另外，从上海南京退下来的30个师也可以布防于九江以南的幕阜山、庐山附近，准备防御溯江而上的日军陆军的进攻以保卫武汉。这样，即使武汉仍然守不住的话，起码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不丢掉南京及长江下游富庶地区，也可以避免在淞沪地区伤亡四十万兵力。
上述的态势如果形成的话，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山西失守。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则不大可能出现上述的严重局面。
总之，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去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战争将会被局限在华北地区或是局限在徐州以北。从这个角度讲，战争之初，国民党统帅部就犯下了一个最大的也是最根本性的战略错误！（如前所说，也是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最大的最根本性的错误！）
第二、关于国民党七十万大军固守淞沪的问题
在“八·一三”战役的第一阶段，当中国军队在淞沪狭长地带伤亡巨大却仍然无力阻止日军主力进攻之时，就应该及时结束这场与已不利的会战，抽出身子以主力逐次退到预先构筑的吴福、锡澄二道国防工事以逸待劳抗击日军的进攻，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淞沪地区遭受后来那样大的伤亡和溃败，又可以利用国防工事消耗日军。而当日军攻破这二道国防工事时，守军则可以有计划地退到南京远接近地，只以一部份兵力据守南京。而将主力布在外围监视威慑攻城的日军，使得日军不敢全力攻击南京城，以而可以保证南京固守一个时期，这样，就可以在后来的由德国大使调停的谈判中，促使日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国民政府而不至出现后来那样轻视国民政府的事情。这样，守住了首都南京，日军的主力九个师团被拖在长江下游，使其无法向徐淮地区发展。僵持下去，就可能导致双方以别的形式结束战争。因为日军最不愿意陷入长期消耗战。
即使中国军队丢弃南京，没有受到损失的主力部队仍然可以以大兵力在南京外围威胁监视南京地区的日军主力，使其不敢放手倾兵跨长江北上打通津浦路与华北南下的日军会合。这样，在一个时期中，就可以保证徐淮地区，使日军不能达到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徐淮地区保住了，则可以使长江中游及武汉三镇附近安然无恙。
即使中国军队弃守徐州，也可以将第五战区和河北境内退下来的部队撤到大别山及信阳地区，依据山险阻击合肥西进的日军，如同后来的情况那样。
同时，从南京退到九江附近的庐山和幕阜山脉的国军主力则可以在后续补充兵团的支援下以重兵屯集于幕阜山中，在迟滞抗击中寻机歼灭某一路日军师团。如果及时退却而不在淞沪地区伤亡四十万人，不在南京战役中伤亡十万人──这五十万人都是历经战火的官兵──那么，可以设想，这五十万大军加上后续补充兵团而倚托幕阜山，则可以全部吃掉某一路日军师团，如同后来差一点吃掉日军第一零六师团那样。这样可以使其在它路进攻的日军──如第二十七师团、第九师团──不敢轻易在侧翼失去保障的情况继续向武汉深入。从而，可以保住武汉。
从上述推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国民党统帅部一味固执地在淞沪地区与强大的日军会战而不去考虑各种不利因素（仅仅从靠不住的政治、外交角度进行军事决策）从而失去了一个接一个的有利的战役局面和战略局面。而一年之后的武汉失守就是这个战略错误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这段时间，日军所有的战役进攻都达到了目地。其实，在河北平原、徐淮平原、淞沪水网系平原，无论中国军队的如何英勇，战略决策如何正确，中国军队都是无法阻止装备优良的日本军队的只要日军想进攻的话。就是说，这三个地区的军事局势完全是由日军来左右的。而只有山西战场和武汉外围的大别山、幕阜山、庐山这几处战场，中国军队如果在战略方面布署正确的话，方有可能完全阻止住日军的战役进攻，甚至可以寻机吃掉一个到二个完整师团。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屡次的战略失误，使得山西天险和武汉外围天险没能成为阻挡机械化日军的坚固堡垒。
今天看来，国民党统帅部在战争之初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并有意识将日军主力和进攻方向吸引到华中地区本来就已经犯下的一个根本性错误，而在这之后的三个月中固执地在淞沪地区与日军决战并又在南京城内进行大兵团性死守，从而不必要丧失了五十万兵力并失去了有利的战役局面和战略局面。可以说，这是国民党统帅部犯下了第二个战略错误。而这二项战略错误就足以从主观方面将国民党集团和中华民族轻易地导致于之后的八年艰苦卓绝的悲惨局面。
就是说，在这之后的八年抗战中，无论中国军民如何勇敢顽强，如何付出多大的代价，如何取得多少次战术性胜利，都已经无力扭转和改变这二个战略性失误导致的既成事实和局面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初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帅部中的十几个最高决策人轻而易举地制定和实施了这二个战略性计划，为此错误付出长时期苦难代价的却是全国四亿个朴素善良而又什么也不了解的老百姓。
今天来看，这二个战略性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从而，抗日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本来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啊！ [ 注：当然，对于已经发生的经验历史，后人们可以推导出许多假设和可能性，而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又可能改变整个的历史方向和过程，所以，任何事后的假设都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但是，从人具有高级的智慧和反思能力的角度看，为了更清楚地总结那场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又不得不进行某些尽量逻辑性的、客观性的假设，以尽量使人类的历史摆脱以往的那种盲目向前滚动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状态。 ]
第三、关于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的落后式战争观念的问题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落后的战争观念。如下层官兵不懂得如何防空、不懂得如何打坦克、不懂得如何在密集火力下进攻，进而发生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还有许多军长、师长、旅长不去坚守指挥岗位以协调各单位战斗却常常冒着炮火跑到最前沿阵地督战，其结果是既耽误了全局又出现高级军官大量伤亡的情况。而统帅部的最高级决策人和各高级带兵将领也不懂得如何去对付拥有立体火力日军的最新战法；也不懂得当日军的合围圈形成之后如何主动打破合围而只是一味地突围和逃跑；也不懂得如何利用运动战去拖住、消耗日军并利用日军机械化的弱点去聚歼日军而只是一味地采取单纯死板的正面军事防御的战法（总是想御敌人于门外）结果既损失兵力又丢掉国土。
今天来看，以上各种问题都应该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有决策人负责。
根据则是，“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逐渐认识到了日本政府企图压迫和蚕食中国，将中国变成日本最大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以便北与苏联抗衡，南与英美争霸。可是当时的正直的中国人，包括地方军阀张作霖，都不愿意甘于做日本的附庸和傀儡，而国民党政府背靠英美强国更是不买日本的帐。于是，历届日本朝野政治家及部份军人就处心积虑地使用各种手段压迫、蚕食，分裂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并先后出现了满州国，冀东自治政府之类的政治局面并继续由日本进行暗中鼓动的“华北五省自治”的活动。而在这六年中，中日双方发生了多次的武装冲突，只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和忍让而避免了战争扩大化。因此，中日双方高层人士都认识到中日不免一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六年中，国民党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了“安内”方面。但是，却也做了若干未来的对日作战的准备，如在上海至南京地区构筑了国防工事；在南京郊区构筑了火力点；在山西几个险关地段构筑了国防工事；从德国进口了部份大炮及装备；还由参谋总部制定了未来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等等。
但是，却有二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被国民党统帅部和高级军事教育研究机构给忽略了，这就是日军的立体式现代战法和劣势的中国军队如何去应付现代化装备的日军的问题。
就是说，当时的国民党统帅部及高级军事教育机构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和了解以及传授敌国日本军队的最新战法及现代化武器所具有效力，尽管对于日军的装备情况了如指掌，而在当时的欧州各国军界，早就有许多有识人士学习和掌握了诸如实行空中打击、实行坦克大集群打击、实行机械化作战之类的最新式战法了。以至于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战爆发之初，德军就将从英法军界学来的坦克集群闪电战式的现代战法施行于对英法的进攻并一举摧毁了英法联军。而拥有相同数量的武器装备的英法联军却在落后的战术指导下进行应战，结果在几个月中就丢失了西欧大陆，所有现代化装备成了德军的战利品。
今天，我不禁要追问国民党统帅部各个要人们，在你们缺少作战飞机、作战火炮、作战舰艇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忽视拥有这一切武器的日军以及它的最新战法呢？
很显然，国民党统帅部的决策人和主要参谋人员如果在战前仔细地关心和研究日军的新式战法的话，就不大可能在淞沪地区和南京城内出现那样大的伤亡了。这样方面的工作失误虽然应该由当时的参谋总长程潜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样教育长张治中负责，但最大的责任者其实是蒋介石，正是蒋介石用人不当方才使头脑僵化、观念守旧、目光短浅的军事官僚程潜和张治中等庸人把持高级战略策划部门和高级军事教育机构，导致了全体军官仍然沉浸在那种早已过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战争观念之中，以至在战争爆发时竟然无法应付日军的立体机械化战法却仍然命令士兵们端刺刀呼口号挺直身体冲向火力点。
那么，在战前，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失误呢？
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过高地估计自已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日军的力量，甚至还夹杂着大国自大狂式的愚蠢心态。
战争初期，曾是第一个与日军作战的第29军军部的一个军官韩立才在几十年之后的回忆文章中说到：
第二十九军军部里有许多我的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军部去看望他们，每次都遇到他们议论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份都是速胜论者，他们说：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尽管他们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军队在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在国内打仗，天时、地利、人和，皆对我军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情报不灵，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时间就会被拖垮。他们还谈到，中国这么大，把日本全部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能有几个日军？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迟早会被收拾掉。听到这些评论，我也觉得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晓打强……宋哲元军长还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样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这样疯狂，先和他们干一仗，也许他们会老实一些。由此可以看出许多青年军官强烈的抗日爱国之心。 [ 注：见《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九七五页。 ]
就是这个第29军，曾经在战争之前的几年中与日军打过几次仗并每天都与平津地区的日军互相戒备，大眼瞪小眼，芦沟桥事变也是第二十九军第一个武力阻止日军的进攻并由此开始了全民抗战。
这个第29军都是如此的轻敌，内地其它的部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过份轻敌的大国自大狂心态弥漫于整个国民党集团，方才出现了从上到下无人去仔细关心和研究日军的新式战法及军队作战能力之类的问题，等到吃亏之后，才认识到这是一个失误。正如淞沪会战中担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将军在战后深有感触地总结说：
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 注：见《八一三淞沪战役──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二百二十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
今天来看，正是当年国民党军事集团上层官僚们的平庸和愚蠢才导致了这种张发奎所感叹的惨败局面。而在这一大批平庸而愚蠢的军事官僚中，则有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张治中、陈诚、冯玉祥、阎锡山、顾祝同、张学良、唐生智、林蔚、蒋百里、杨杰等。
上述这些人可能会分辩说，芦沟桥事变之前的六年中，我们正忙于打内战嘛。可是我要追问：并不是全国的两百万军队都去打内战的；另外，在这六年中，高级军事研究部门和高级军事教育机构的人都在干什么呢？还有，在这六年中，全军大多数高、中级军官都曾进入陆军大学等军事学校进修学习过，显然，这些高、中级军官没能学到外军和日军的新式战法以及现代的战争观念和形式。连陆军大学校长和教育长等人都不知外军的新式战法为何物，前来学习的学员们也就当然津津有味地去研读那些已经发了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关步兵兵种进行集团性的进攻战和坚固性的阵地战的教材了。少数高级学员还可以反复聆听当时的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吹嘘他在中原大战中巧用奇兵进行大迂回而一举击败晋军于大汶口从而导致反蒋联军大败的光辉战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是如此的守旧与愚蠢，也有几个冷静并对日军有深入了解的人士，如军政部长何应钦就是其中的一个。
遗憾的是，作为军人的何应钦只是从纯军事角度向统帅部阐述了日军的优势和强大之后，立刻被许多狂热而盲目的主战派斥之为大逆不道的“主和派”或是“投降派”，于是乎，本来就微弱的冷静的军事科学性分析就被人们当做妥协投降的主张而沉默下去。从此之后，南京城上空就只有滚滚的誓死抗日不做亡国奴之类的狂热而情绪化的呼喊了。至于如何去抗日，拿什么去抗日这类科学性的分析和判断就无人去关心和过问了。
只有当中国官兵血流成河之后，国民党统帅部各位平日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老爷们方才认识到仅靠抗日狂热和士兵们的勇敢的胸膛是阻挡不了日军钢铁进攻的。
今天来看，战前，如果国民党进口大量的战防炮、平射炮的话，日军坦克是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的。日军的坦克只有十几吨重，属于轻型的坦克，国民党军队如果及时装备大量的战防炮和平射炮，在战争初期，是可以阻止日军机械化进攻的，起码不会让日军长驱直入，不可阻挡。遗憾的是，战争之初，国民党嫡系部队中一个步兵团才配备一个战防炮连（六门炮），至于非嫡系地方军队占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二，这样装备的部队如何去抵挡日军的钢铁般进攻呢？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中日战争和后来的苏德战争在战争开始时，在形式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德军二百五十余万大军分三个方向突然同时打击毫无防备的苏军，几天之内就摧毁了苏联空军主力，并严重损害了苏军陆军主力的作战能力，使其只得步步后退，败走遥远的腹地。由于被打个措手不击，使得强大的苏军在极短的时间中（几个月）元气大伤，毫无坚决抵挡的能力了。
而在中日战争之初，日军只是由驻扎在平津附近的中国驻屯军一个联队的兵力（四千余人）对华作战的，十几天之后，三个师团的增援部队才由东北和日本国内到达华北前线，之后又陆续到达几个师团。在上海方面，在中国军队主动打击下，日军先后分几批增调了九个师团（从日本国内及东北、华北等地赶到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就是说，日军是陆陆续续视当时战场情况而投入主力作战的。中国方面呢，在华北地区，也是陆续分批将主力投入战场的，在华中地区，则是中国有准备地发动主动进攻。具体说，中国军队基本是有防备的应付了战争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党统帅部如果在战前认真关心和研究了日军的新式战法的话，如果众多高级军官在陆军大学学到了现代的战略战术的话，如果下层士兵掌握了如何防空、如何打坦克、如何对付远程大炮的话，如果国民党在战前进口了大量的战防炮和平射炮及反坦克地雷的话，可以推测，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就不会遭到那样惨败，日军也不会如此地长驱直入。尔后，战争过程和战争局面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军民的伤亡也不会高达两千万－三千万之多。
而上述的几个如果本来是可以实现的呵！
今天，通过许多战后回忆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时期，在国民党上层集团和绝大多数高、中级军官中间，普通存在着狂热的抗日热情和愚蠢的大国自大狂心态以及盲目的只讲主观意志不讲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分析和理智性判断，结果导致了战争之前的准备不足和战争之后的战略失误。 [ 注：这种现象和20年之后中国进行的“大跃进”现象非常相似。 ]
而这些准备不足和战略失误在当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 注：如果从中华民族固有的大国自大狂的心态和始终缺乏对事物进行系列式的科学分析和科学思考的东方式的思维方式来看，战争的失误和后来经济建设的几次失误则是中华民族在这段历史中必然要经历的事情了。这已经不是哪个党派、哪个政治集团的弊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弊病了。 ]
以上只是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探讨与总结，至于在战争前后中国统帅部在政略方面的探讨与总结就是另外一本书的主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