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投降·第十一

作者：王辅·中国

出自————《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被迫投降·第八》

出自————《战争通史》

　    由于战局急转，南京冈村宁次的司令部和日军大本营一样，陷入了极度的懊丧和纷乱，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部队。但冈村及其司令部中的参谋们，毕竟是久经战场的军人，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经受过多次高度紧张和危险环境的锻炼，而且能在这种紧张和危险的环境中判断出基本情况和定下应有的决心。当冈村获知日本将接受波茨坦公告而进行投降，及在8月9日以后极度纷乱的几天中，对今后日本的出路问题，经过考虑。于8月14日下午6时，他向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发去一封转奏天皇之电报。即：

　　应排除屈辱之和平，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请圣上决断。

　　 然而得到的回复是：明日中午天皇有重要广播，务望收听。

　　 冈村在8月15日上午10时10分，接到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联名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天皇已决定承认波茨坦四国宣言，全军应服从圣断。

　　 中午，冈村与其派遣军总司令部人员，在庭院中列队面向东方，静听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关于无条件向美、英、中、苏四国投降的广播。内容是：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忠良臣民。

　　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意。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则五内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予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情之所激，滥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失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为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信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克体朕意。

　　 听完裕仁这一录音广播的敌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人员，因事出突然，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失声痛哭。此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因屡屡发动侵略而招来的横祸。由于被迫宣布投降，冈村仍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之身分，为安定日军的人心，而发表了如下之训示：

　　亲承上诏念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值此圣战进至中途。竟面临开国以来未曾有过之险恶境遇，不胜悲痛之至。然事已至此，本职承诏必谨，务期能副圣望。

　　派遣军将兵，均须增强斗志，严肃军纪。在军旗下增强铁石般之团结，基于此一方针，完成各自新的任务。

　　 裕仁的投降诏书公布后，蒋介石将军随即通过广播电台，向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发出有如下主要内容之命令：

　　（一）日本已正式无条件投降。

　　（二）冈村日本军最高司令官，须接受何应钦派遣代表之命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三）维持现有武器装备与担任维持驻地之秩序。

　　（四）飞机、船舶均于现地停留，长江内之船只须集结于宜昌、沙市。

　　（五）严禁破坏一切设施。

　　（六）本命令须以个人名义，下达所属指挥官。

　　 就在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当天，美军麦克阿瑟将军宣布。从8月15日正午开始，停止空中、地面对日本的进攻。

　　（一）日军大本营关于军队投降之命令

　　 随着裕仁的广播之后，日军大本营相继发出关于军队投降的命令。中国派遣军于8月16日零时30分，收到其大本营关于军队投降的第一份电令，其内容是：
大陆命第1381号（8月15日）

　　（一）大本营之意图，主要是贯彻8月14日诏书之精神。

　　（二）各军在没有别的命令之前，各自继续执行现任务，但停止进攻作战；另外须振肃军纪、巩固团结；注意内地、朝鲜、桦太（库页岛南部）及台湾的治安，防止骚动。

　　 中国派遣军于8月16日19时零7分，又收到其大本营如下之电令：大陆命第1382号（8月16日）

　　（一）第一总军司令官（东京）、第二总军司令官（广岛）、关东军总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南方军总司令官（西贡）、航空军总司令官（东京）、第5方面军司令官（北海道扎幌）、第8方面军司令官（赤道以南新不列颠岛腊包尔）、第10方面军司令官（台湾）、第31军司令官（赤道以北特鲁克岛）、小笠原兵团长及参谋总长：

　　立即停止战斗行动。

　　但在停战交涉未达成期间，如敌方来攻，在不得已之情况下，可以进行自卫。

　　各部队应考虑到为了宿营、给养等的方便，向适宜地区集结，准备今后的行动。

        （二）前项战斗行动之停止时间，各军司令官应迅速上报。

　　（三）有关细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中国派遣军所属部队，将于8月16日停止战斗进行投降的命令，传达到基层时，其时间有先有后，大致情况是：

　　驻北平下村定的华北方面军，至8月18日24时。

　　驻武汉冈部直三郎的第6方面军，至8月21日12时。

　　十川次郎的第6军，至8月17日的20时。

　　驻上海松井太久郎的第13军，至8月20日的17时。

　　驻广州田中久一的第23军，至8月20日的18时。

　　吉田喜八郎的第13飞行师团，至8月17日的11时。

　　（二）关于中央军、八路军、新四军之受降

　　 日本投降，是盟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又一胜利，是我国人民多年坚持抗日战争的结果，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在我国正面战场上的中央军广大官兵历经大规模之浴血苦战，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在敌军后方之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及两广与东北四省各地区之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部队，虽然装备落后、物资困难，但在广大农村民众的支持下，坚持了多年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亦遭受了严重之牺牲。

　　 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抗日游击部队，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在敌后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战略性的游击战争，以壮大抗战力量和牵制敌继续向我国后方发动战略性的进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以铲除敌所推行之伪化和镇压投降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抗日民主教育，以发扬民族正气，提倡爱国壮举，增强民族自豪；实行减租减息，以提高农村劳动者之生活与抗日积极性和增强对民主政权的信心；发展抗日武装，以达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将来作为保卫新中国之支柱；建立适合于对敌斗争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制度，以抵制日本之经济侵略，稳定敌后之物价，使军民生活得以安定。

　　 然而这一切抗日救国之方针、政策，以及为此而付出之一切牺牲，竟被国民党及其政府指责为八路军越出划定的第2战区之作战地域进入河北、山东、河南等敌人后方，新四军越出第3战区之皖南、苏南，进入长江以北之苏中、苏北和皖中、皖北敌后，是破坏军令的统一；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游击部队进至敌后而恢复起来之区、县、专区等国家地方民主政权，则被指责为破坏政令的统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府及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所推行的“三三制”联合政权、“减租减息”、宣传抗日、讲解社会发展史、发行新货币等，国民党则指责这是鼓动阶级斗争，制造社会不和，破坏金融。

　　 为了达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国民党之军委会及中央政府竟先后命令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及河北民军首领张荫梧、乔明礼与在该地区之6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游击司令张里元与秦启荣、江苏省主席韩德勤，89军军长李守维、独立第6旅旅长翁达、安徽省主席李品仙、驻皖中的张凎第7军、驻皖南的顾祝同第3战区及上官云相的第32集团军等，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多次进攻和制造皖南事变，并令朱绍良的第8战区派出部队，包围、监视陕、甘、宁边区。最后国民党竟于1940年冬全部停发八路军、新四军之弹药和粮饷，迫使这支抗日部队，不得不在抗日作战之暇，进行农业生产以自救。

　　 而今抗战已经胜利，在敌后历尽千辛万苦的八路军、新四军，自然应该接受当面日军的投降。就在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的下午，蒋介石将军命令冈村宁次，继续占据原地区，并负责维持“秩序”，除中央军外不得交出武器，否则应作“自卫”反击，并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停止，不得收缴日军之武器。

　　 已投降的冈村宁次，即按蒋介石的命令执行，结果在华东、华北之日军，仅山东一地因抗拒缴械，即被八路军击毙约1500人，按日军战史所载，投降后因未向所在地区之八路军、新四军交出武器，结果遭到进攻而伤亡的日军约达7千人。

　　（三）敌中国派遣军关于投降问题之通告

　　 8月15日冈村在接到其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联名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听了裕仁的广播后，为其在我国关内战场的105万军队，80万侨民撤退问题，于8月15下午，向其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发去如下的建议电报：

　　（一）基于新的形势，希望急速发出处理准则之命令。

　　（二）派遣军现拥有百万连战连胜之大军，战争固已失败，但在作战方面却取得了压倒之胜利。以如此优势之军队，竟被弱体之中央军解除武装，实难想象。且目前中国治安状况不良，武装解除后，生命亦难保全。加之波茨坦宣言中，对日军解除武装一事，并未提及在何地点何种时机。因此，其地点是在回到内地之后，抑或登船之地方，希中央予以交涉。

　　 自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进攻东北、华北日军之后，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8月10目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如遇抗拒投降缴械者，应坚决将其消灭的命令，即展开大规模之进攻作战，以收复失地。冈村宁次根据蒋介石8月15日下午关于保持武装，维持现地秩序，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之命令，竟以派遣军之名义，发出如下之通告：

　　中国派遣军通告（8月17日10时）

　　派遣军基于大本营之命令，以现配置地域转入停战状态。然而中国军队中，自称受局部地区指挥官之命令，对津浦铁路沿线地区及长江沿岸等地之日军，进行不法攻击，有的则要求解除武装，对此，我派遣军深为遗憾。派遣军在严肃军纪之下，举措进退，悉皆根据本职之命令，今后停战协定成立，则按其内容实施，其间决不容许他人置喙。

　　上述中国军队之不稳行动，确信并非按蒋委员长之命令，所以要求蒋委员长迅速对中国之全部军队直至基层，即时以现态势，实行彻底之停战。

　　对上述自今不稳之行动，或不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及被视为违背其意图时，派遣军在不得已之情况下，将采取断然之自卫行动。

　　上通告

　　（四）裕仁之特使飞抵南京

　　 8月17日16时，冈村派遣军的无线电台，接到作为天皇的特使朝香宫鸠彦王陆军大将，从其飞向南京专机上发来的电报。随之冈村宁次与其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去南京大校机场迎接。鸠彦王在作正式传达裕仁天皇对部队的慰问及投降意旨之前，对东京近数日来军、政上层的险恶风潮作了大致如下的叙述：

　　 从8月9日的早晨，苏军对满洲发动进攻，中午美军又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之后，11时55分即在皇宫的地下室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外相东乡茂德、海相米内光政表示同意，但因陆相阿南惟几反对而无结果。10日2时30分在皇宫地下室继续进行御前会议，结果决定在维持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并由驻瑞士公使、驻瑞典公使请所在国政府转致同盟国方面。13日，由于陆相不赞成“屈辱”的和平，因而大本营决定在本土决战。14日中午，又召开了御前会议，再次听取赞成、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见。最后天皇裁决，接受这一公告。随之政府于13时举行内阁会议。23时发布投降的诏书。20分钟后，天皇对诏书进行广播录音。此时一部分激进的青年军官提出：宁愿战死，亦不投降。他们要闯进皇宫，销毁天皇投降诏书的录音带，并于十四日的半夜，杀死了阻止他们进入皇宫的近卫第1师团长森赳中将。

　　 8月15日拂晓以前，近卫第1师团的部分激进军官，袭击了铃木贯太郎首相的住宅，以及内大臣木户幸一、前首相平诏骐一郎的私邸，认为这些人员是丧权辱国的投降分子。结果因驻东京的第1总军第12方面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出兵镇压才算平息。

　　 5时，陆相阿南惟几大将切腹自杀。中午广播了天皇的投降诏书录音，随之，麦克阿瑟于中午也宣布美军中止对日本本土的攻击。15时，铃木贯太郎的政府宣布辞职，大本营下达了中止进攻作战的命令。此时麦克阿瑟提出进行马尼拉、东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16日早晨，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自杀。9时30分，东久迩宫稔彦王奉命组织新政府。其陆军大臣先由稔彦王兼职，内定以后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出任，再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乘日本投降之机，已在17日宣布独立。

　　 鸿彦王在8月17日晚向在南京的日军高级官佐，传达了裕仁天皇投降的旨意及对这些军官们的期望。

　　（五）冈村宁次关于长期对华政策之上奏

　　 在南京的冈村，以天皇特使之便，向裕仁提出了一份有如下内容之报告：

        军状报告　　　　　　臣　宁次

　　关于中国派遣军最近之情况，谨报告如次：

　　（一）派遣军在苏联参战之同时，全体将兵斗志更加振奋，正以决死敢斗之精神，去歼灭骄敌之时，适逢终战大诏下达。8月15正午，中国战线之将兵已拜闻玉音。圣上轸念唯有感泣恐惧，不知所措。

　　皇上圣断既下，卑职即以血泪对所属将兵，作承诏必谨，更需增强斗志、严肃军纪、坚持铁石般团结，克服万难完成新的任务，以安圣心之训示。各方面军、军司令官，亦分别以此训示所属部队。

　　15日之夜半，根据大命，已令部队中止作战，并令各基层保持派遣军之光辉自豪和不拔之信念与做到沉毅自重。

　　16日之夜间，接到关于即时停战之大命以后，即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止战斗行动之命令。目前所属之方面军、军司令官等以致最后一兵，正在锐意努力贯彻执行之中，全军承诏必谨，一丝不紊，决心克服万难。

　　（二）国民政府（指南京汪伪政权）随着帝国之终战，已于8月16日自动解散，同时即日成立与原来组织大致相同之“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协同派遣军阻止延安军（指八路军与新四军）之侵入，维持重要地区之治安，并表示了回归中国政府之意愿。

　　原政府之要人（指汉奸）中，有的正利用此转机之时刻，开始策动种种巧妙之保身活动。为了对帝国之道义不致产生疑义，和影响到将来之对华政策，现正考虑妥善之对策。

　　军事委员会（指汪伪军）已改为“治安委员会”，在前述策动者之利用下，对南京、上海等地之治安进行扰乱，为保护日侨，维持治安，已作出防患于未然之措施。

　　（三）重庆政府与延安之相克更形激化。重庆政府对派遣军原占据地区之要域，被延安军事先占领一事非常焦急。同时，延安目前正加紧扩大势力，发动猛烈攻势，重庆与延安两军，处处均发生正面冲突。

　　另外，重庆政府本身，对国际法规之一节，作了并不很熟悉之解释，认为停战后即可同时开始接收，以致8月16日晨以后，局部地区之重庆军、延安军，自称奉上级之命，要占领交通干线，解除日军小部队之武装，企图侵入日军占领地区之内，这些各地散在发生之情况，引起物情骚然人心浮动。

　　派遣军对中国方面之不法行为和治安扰乱者，认为在蒋介石统治下，应属不该发生之事，因而发出在不得己时，采取断然自卫行动之通告。同时要求所属部队，对指挥系统以外之命令，不论敌方提出何种要求，绝对不予服从，且在必要时采取毫不踌躇之断然自卫行动，以确保治安和利于今后之撤退。

　　鉴于目前中国治安不良，特别是最近之实情，当派遣军撤退时，至少在到达乘船地区，绝对有保持自卫武力一之必要。

　　（四）从派遣军立场观察，和平后之对华政策，实关系到国家之百年大计，有鉴于此，军坚持毅然之态度和振奋斗志之同时，衷心愿为中国之繁荣而努力。

　　从全局长远考虑，应实现对华道义，发挥大和民族之真正作用，以此巩固日华融洽、东亚复兴之基础。派遣军认为，上述对皇国系一项重要任务，所以当停战和撤兵之时，应使中国有面对严厉秋霜般的敬畏之感，而予以堂堂正正实行。

　　总之，在治安不良的大陆上，向惨败之重庆军交出武器进行撤退，预想将发生有形无形之千辛万苦。但今日恭聆传达，圣上旨意己深铭五内，全军将兵将进行互戒，誓为完成维护皇国之大目标，忍受不能忍之痛苦，以副圣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

　　 日军大本营在8月16日的命令中，还规定在停战交涉未达成之前，在不得己的情况下，可以自卫，然而这种做法，盟国当然不能给以延宕交出武器的时间。8月18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停止行使一切武力的命令，并规定交出武器的官、兵及日军称之为军属的文职、勤杂人员，被所在国缴械、收容后，不算为俘虏。其命令内容为：

　　大陆命第1385号（8月18日）

　　第一总军司令官、第二总军司令官、关东军总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南方军总司令官、航空总军司令官、第5方面军司令官、第8方面军司令官、第10方面军司令官、第31军司令官、小笠原兵团长及参谋总长：

　　（一）以后如未给予别的指示，现即解除作战任务。

　　（二）各司令官自此以后，停止行使一切武力。

　　（三）在诏书下达后，进入敌军势力下之帝国陆军军人、文职人员，不认为是俘虏。

　　须迅速要求所属直至基层，切戒轻举妄动，以皇国将来之兴隆为念，彻底隐忍自重。

　　 8月18日的命令下发后，日军大本营规定在8月25日零时以后，全部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根据冈村宁次所发的“通告”、“军状报告”中所提到的中国战场情况，于8月22日又发了大陆命第1388号，其内容主要是：

　　中国派遣军对重庆军、延安军的无秩序行动，在万不得已时可实施局部地区的自卫措施。

　　 在华日军延宕交出武器之时间，主要是唯恐我国民众对其清算血债，因日军在我国进行10多年的侵略中，他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他们每到一地即进行烧、杀、抢劫、强奸，完全不象一个国家的军队。目前日本已经投降，我国民众对这些战争犯罪者，当然要清算其罪行。

　　（六）张家口、山海关地区之情况

　　 在东北的苏联红军，直至8月20日，仍对抵抗之日军进行激战。由蒙古东戈壁省南进，经二连、苏尼特右旗之苏、蒙军骑兵、机械化集群之一路攻向张家口方向，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使用了很多办法，延宕投降时间。

　　 原在张家口地区布防的日军渡边渡少将之独立混成第2旅团，辖独立步兵第1、第2、第3、第4、第5大队，一个炮兵队，和坦克第3师团坦克第14联队起山立春大尉的第1坦克中队之1个小队，担任警戒。当苏军进攻时，由江苏太仓北调的内田银之助中将第118师团，于8月15日，到达张家口以南地区。此时原来位于承德地区并属关东军的后藤俊藏少将之独立混成第134旅团亦归华北方面军指挥。当冈村接到其大本营8月18日的停战命令后，即于19日13时30分向下村定发去电报。电文如下：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当苏军向承德地区及蒙疆方面突进时，要停止战斗行动，进行适当的局部地区停战交涉和交出武器。另外，情况许可时，军应尽力将官、民预先向津、京地区后撤。

　　 驻张家口的渡边渡，接到转达的8月18日停止战斗之命令，于19日即派出军使至苏蒙方面，在交涉中日军一再延宕时间，企图利用机会撤退在张家口附近之日本侨民和运走各项物资，以致在第三和第五回交涉时，苏军将日本军使扣留，并继续向张家口附近进攻。

　　 此时敌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根据这一情况，提出拟进行一战，以作“自卫”的意见。但冈村宁次未予同意，并于8月20日13时向华北方面军下村定、驻蒙军根本博发去制止电报。电文如下：

　　对蒙疆方面苏军之不法行为及贵军苦衷，余已全察，然为体现圣意遵奉大命，应忍受最大之难堪。本职基于大命忍吞血泪，望按“总作命第12号”之内容，用所有手段迅速从我方停止战斗，严命部队迅速实施局部地区之停战交涉和交出武器。

　　另外，需迅速令所属基层单位，以皇国将来之兴隆为念，切戒轻举妄动，须隐忍自重，忍受不能忍之屈辱。

　　自诏书颁发以后，余已接到进入敌军势力下之帝国军人、军属，不认为是俘虏之大命。

　　 冈村给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之电报发出以后，20日下午苏蒙军已突进至长城内之膳房堡（万全县北），攻击在该地区设防之日军。

　　 其实八路军平北军分区詹大南司令员和段苏权政委所率之第10团、第40团、教导大队，已在8月20日6时，从清水河以东，对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发动进攻。李荣顺团长、吴迪政委之第10团；杨森团长、刘国辅政委之第40团并肩由西向东进攻。在外围第6团、第20团和骑兵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在8月23日攻占了张家口。缴获了大量的军用品并俘虏了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

　　 已被任命为日本新政府陆军大臣的下村定大将，根据张家口地区的复杂情况，在他回国前的8月21日，给他尚未到职的后任根本博中将，发去这样的电令：

　　贵军苦衷，余已深深谅察，根据派遣军“总参一电第17号”及其它指示，在任何场合，希望严格避免战斗行动。

　　 8月20日11时30分，苏军对根本博派出的军使提出限令：15时30分之前，阵地守备部队、17时之前在张家口的部队均解除武装。但根本博想延宕时间，准备撤走在张家口约4万日本侨民及部分财物，为此他准备冒险出击，夜间，发出继续作战的两份请示电报。电文如下：

　　（一）

　　至少须两至三天，如情况允许，争取有一周时间为目的，与其继续进行交涉。如对方不答应所提要求，为了获得最小限度的时间。准备将指挥下的总兵力，断然集结于外长城一线要域，决心以最后一战，阻止敌军前进。

　　（二）

　　大东亚省的指示，和本职正好相反，由于侨民的撤退已经延迟。故目前在张家口尚有两万多日本人。外蒙的苏军与延安一脉相通，已先于重庆军集结于张家口并确立了立足点且实行其恐怖政策。关于撤退，重庆方面的傅作义提出接收张家口，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但如我方将武器、装备交与延安军或苏蒙军，傅则不履行上述保证。本职有答应傅作义及断然阻止八路军、苏蒙军侵入之决心，如该决心与国家之大政、方针相反，望立刻撤去本人之职务。至急，等待指示。

　　 收到以上两份电报故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都认为投降交出武器，大本营已有明令。至于根本博对大东亚省（殖民部）的指摘，认为在撤退侨民方面，他作为驻蒙军司令官，没有尽到“保民”之职一事面感到不满，且最后竟想以孤注一掷的冒险做法，去对八路军、苏蒙军作战，当然不能同意。冈村回复的电文极其简单，即“余之决心，与20日相同”。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少将（此时下村定已回国担任陆军大臣，根本博尚未到任），也给张家口的根本博发去电报，要其停止战斗行动，内容为：

　　从战局上看，即使付出多大的牺牲，亦应即时发出与苏军停战之命令。不论从总军命令及关东军之停战实况来看，本处置实属绝对必要。

　　 因冈村宁次和高桥坦的催促，根本博放弃了冒险的念头，于8月21日2时20分，将停战交涉与撤侨之措施，作了如下之报告：

　　（一）苏军之攻势，依然继续，我方排除万难，正在进行停战交涉。

　　（二）军利用交涉期间，20日中午将侨民以徒步、汽车、火车撤向北京地区。并派出所要之掩护部队。

　　（三）当确认侨民撤退完毕时，军于明21日中午，向京津地区后撤。

　　 苏、蒙军之所以将部分机械化及骑兵部队尚留在张家口城外，而未继续进攻，是由于它的作战分界线为长城。此时沿这一方向进攻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主力，已沿长城外开向承德和山海关地区。

　　 日军驻山海关地区的是旅团一级的特别警备队，该部向华北方面军报告情况和请示时，曾提及8月31日苏联红军与部分八路军到达山海关后，为收缴日军的武器而发生了战斗，结果日军发生了不小的伤亡，驻山海关的日本领事亦被监禁等等。敌华北方面军对此在给特别警备队的指示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些权谋方面的内容：

　　（一）对企图向山海关方面前进的苏蒙军，无论在何种场合，严命不许惹起战斗。

　　（二）为此，要依据交涉要领，使其放弃进攻计划。

　　（三）当交涉未成可能惹起战斗时，应立即报告，在未得到答复时，即可应酬苏方，说明“等待回复”，而利用这段时间掩护侨民中的老、幼、妇女，向后方的适当地点撤离。在上述场合下，应和苏蒙军约定，不至山海关以西。

　　（四）进行预备交涉时，应派参谋前往。

　　（七）关于日军俘虏的名称

　　 日军大本营在其8月18日的命令中，曾提及放下武器后的日本军人不算俘虏，这只是其本国的看法，对战胜国来说，当然不会这样认为。

　　 日本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原军政人员，对日本战败而被迫无条件投降感到耻辱。他们在不少文书中则回避“投降”这一名词（投降，日文为降伏），而用“终战”一词代替。日本方面认为，波茨坦宣言中之第9条，即：“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使其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这一条，盟国即未提出日本军人解除武装后为俘虏，且蒋介石将军的国民政府则称被缴械后的日军为“徒手官兵”。再就是日本军队在教育中，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做俘虏，如果被俘而放回将被处刑，回到家乡则会遭邻里之冷遇，寻找职业亦相当困难，所以有这种情况的人。往往是迁居和改换姓名。

　　 在投降过程中，许多日本军人反对政府投降，要求决一死战。驻东京近卫第1师团激进的青年军人杀死其师团长森赳，闯入皇官要销毁裕仁的广播投降录音带；驻神奈川县厚木机场海空军第30航空队司令小园安名大佐，为反对天皇所宣布的投降，而继续驾驶飞机去攻击美国的军舰；驻通化的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和部分人员，准备在我国辽东通化等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被我国第4野战军捕获并予以枪决）。但拒绝投降的人，终属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