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第二十一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珍珠港海军基地作了一次凶猛的空袭，使美国受到重大损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珍珠港事件”。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半个多世纪，让我们曾经亲身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代人，在抚今追昔之余，真有说不尽的感慨。

　　 诚如已故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云：“历史作为一 个路标，其用途很有限，因为它虽能指示正确方向，却不能对道路情况提供明细资料。但若作为一个警告牌，其价值则比较明确。因为历史只是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并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其所用的方法，也就是指出人类易于重犯的若干最普通错误。”然则作为一个历史的警告牌，珍珠港事件又能给予我们何种教训呢？

　　 哲学家桑塔亚纳(George Santavana)曾经说过：“历史经常写错了，所以也就经常需要重写。”这句话对珍珠港而言完全适用，经过50余年的时间，过去所作的叙述和评论的确有很多已经被发现有错误，或至少是应该作适当的补充或修正。当然这仍不能算是定论，事实上，在战史的研究中也许永远没有定论。

　　 有人会以为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它本身不会改变，所以，只要肯下工夫，则一定可以发现事实的真相。实际上，并非那样简单。正因为已成过去，不能询古人于地下，于是就会死无对证以致真相永远无法大白，尤其是当时间隔得较久时，虽然会有许多新史料陆续被发现，但也有许多重要证据会散失或湮灭。所以对于历史的研究只能说是利害参半。不过，无论如何，在50多年后的今天，根据这些年所累积的资料，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文件，对于珍珠港事件的真相至少是可以获得一些新知识，并做出若干与过去不尽相同的结论。

　　 现在再略论研究方法的问题，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曾提出所谓“精密分析”的观念，这个名词的德文为“Kritik”，译成英文则为“critical analysis”。精密分析，计有三个步骤：(1)事实的发现；(2)“由果向因”的回溯；(3)手段(means)的研究和评估。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研究不可仅限于某一层面(无论那是战略、战术、技术或任何其他层面)。他相信军事问题必须同时在所有不同层面上来研究，因为它们之间具有互动关系。所以“评估一种手段(工具)时，不能仅以其立即目的为限。因为那个目的本身应视为对次一和最高目的的手段……在此序列中的每一阶段均明显地暗示一种新的判断基础。从某一阶段来看似乎是正确的判断，从较高阶段来看又可能变得不合理”。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19世纪初叶的人，但他的思想的确有不朽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研究战史时，仍想把他的基本观念奉为圭臬。

　　 攀登新高山

　　 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美日之间的关系随即日益恶化。到1940年底，在德国已经征服西欧大部分领土之后，日本也开始向东南亚扩张，于是立即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1941年7月，日军进入印度支那(法属越南)北部，美国所窃听的密电证实日本正计划利用西贡和金兰湾的维希法国基地来作为南进的跳板。7月26日，美国宣布冻结所有对日贸易和财产。《纽约时报》认为这一行动对日本是仅次于战争的最强烈打击。

　　 但日本并不曾因美国的反应而却步，因为早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中即已决定不因为有与英美开战的可能而变化。事实上，日本人对于战争早已在作认真的准备。1940年10月成立“总体战研究所”，陆海军部队亦于同年11月开始进行各种训练。直到1941年初，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计划还是准备将其主力舰队用在南太平洋方面，以便一方面掩护对菲律宾群岛的攻击，一方面以逸待劳，来迎击劳师伐远的美国援军。美国也同样相信日本海军将会采取这样的战略。

　　 自山本五十六于8月间出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之后，他就独自构想一种新的观念，即对珍珠港作一次猛烈的奇袭，以期先发制人致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暂时完全丧失行动能力。此种意见并不为其同僚所立即接受，但他持之甚坚，因此在日本海军高层中引起严重争论。

　　 1941年9月10日到13日，日本海军在东京海军大学举行兵棋演习，结果对攻占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印尼)、缅甸等地以及南太平洋的作战都能达成协议，惟对山本的计划仍有人表示疑虑。兵棋演习虽证明对珍珠港的打击之可行性，但该行动未免太过冒险。美国舰队可能不在港内，而在前往夏威夷的遥远航程中也可能被发现。但山本坚决拒绝放弃其主张，并不惜以去留力争。直到10月中旬，日本海军军令部终于同意，将使用航空母舰袭击珍珠港的观念纳入战争计划之中。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山本的观念并非不合理。日本的目标固然是迅速攻占荷兰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但对其成功的最大威胁则为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如能在开战之初即一举消灭此种威胁，或至少瘫痪美国作战能力达相当长久时间，则不仅可使日军南进时无后顾之忧，且更能获得较多时间(据日本估计，至少为一年甚至长达18个月)来从容部署下一阶段的作战。

　　 日本海军对于这个代号定为“攀登新高山”的奇袭作战曾作极周密的准备。不仅在檀香山的日本领事馆早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负责针对美国军舰的活动经常不断地提供精确的信息，其舰队中的人员亦接受密集训练，期能在任何恶劣天气条件下顺利地执行任务。而其轰炸机乘员更至少曾作50次训练飞行。

　　 日本人还表现出极敏锐的学习能力。1940年11月，英国海军飞机曾在塔兰托(Taranto)港内用空投水雷 [ cdhyy注：原书如此，似为鱼雷。 ] 击沉3艘意大利战舰，给予日本人新的启示。但在当时通常认为在深度少于22米的浅水中无法作这样的攻击，而珍珠港的水深仅为9至13米。到1941年，英国人又发现只要在鱼雷上装置“木鳍”(wooden fins)，即可在浅水中使用。日本人通过他们在罗马和伦敦的使馆学到了技术细节，并立即进行类似的试验。

　　 日本人知道美国舰队通常是在周末回到珍珠港，而船上只留下若干留守人员，这是奇袭的最好时机。因此，星期日遂成自然的选择。12月中旬以后，天气条件对于两栖作战和海上加油都会比较不利。12月8日(东京时间)在夏威夷恰为星期天，而且无月光，便于掩蔽奇袭兵力接近目标。所以，决定选定了这一天。

　　 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打击兵力，是由6艘航空母舰及若干护航军舰和油轮所组成，采取一条非常迂曲的路线，并保持无线电静止，从千岛群岛南下。预定的打击目标照优先顺序排列为：美国航空母舰(日本人研究判断停在珍珠港的航空母舰最多可达6艘，至少也有3艘)、战舰、油槽以及其他港埠设施。途中收到东京传来的情报，得知在12月6日(夏威夷时间)港内并无航空母舰停泊(实际上，美国当时共有航空母舰6艘，3艘留在大西洋，1艘在加利福尼亚州，其余两艘正在运输飞机前往中途岛和威克岛)，不过港内仍有8艘战舰，而且都未装鱼雷防御网。于是南云遂决定发动攻击。

　　 日本航空母舰共载有飞机423架，但用于攻击者仅为360架，其中高空轰炸机104架，俯冲轰炸机135架，鱼雷轰炸机40架，战斗机81架。12月7日早上6时到7时15分之间(夏威夷时间)，日本飞机在珍珠港正北面约440公里的海面上起飞，发动了这次惊天动地的攻击。攻击分为两波：第一波在7时55分开始，到8时25分结束，然后在8时50分又作第二波攻击。产生决定性效果者为第一波中的鱼雷轰炸机。

　　 8艘美国战舰中4艘立即沉没，4艘受到严重损毁。另有3艘驱逐舰和4艘较小的船只被击沉，3艘轻巡洋舰和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受到重创。美国飞机被毁者188架，受损者63架。日本飞机被毁者仅为29架，受损者则为70架。美国人员死伤共为3435人，其中死亡者为2400人。日本方面数字不详，但死者不到100人。

　　 从军事观点来看，日本算是成功的，至少已获三大利益：(1)美国舰队已暂时丧失行动能力；(2)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不会受到美国的干扰。日本海军可倾全力去支援作战；(3)日本现在可有较多时间来扩展和巩固其防卫圈。但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击中美国的航空母舰，那本是首要目标，此外也不曾毁灭油槽及其他重要设施。这两点对于战争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关系。

　　 就作战(相当我国野略)和战术而言，日本人固然已经成功，但其战略重要性却又很有限。美国战舰的全军覆没对太平洋上的战略平衡，不久即被证明殊少关系。航空母舰的时代已经来到，战舰逐渐变得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反言之，日军若不首先攻击战舰而攻击珍珠港的支援设施，尤其是易毁的石油补给来源，则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尼米兹将军在战后曾说：“当时所有一切供舰队使用的石油都储存在地面上的油槽中，假使日本人毁灭了那些石油，则战争可能会延长两年。”事实上，当时日军中有人主张想以这些设施为目标再对珍珠港作第三次攻击，但指挥官南云经过考虑后拒绝了此种建议。

　　 从大战略层面上来看，日军的袭击珍珠港实属得不偿失。这又可以分成正反两面来分析。从正面来说，日本当局对于美国动员其国力的能力所作的估计未免失之过低。日本人相信美国在进入战争之后，要有一年的时间始能充分动员其经济潜力，所以等到其太平洋舰队获得新船补充之后开始反攻时，日本至少可有18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其对长期持久战略的一切部署。到此时其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所谓国防圈)将固若金汤，足以抵抗任何企图突破的攻击。

　　 但此种估计从以后的事实看来，实在差得很远。美国动员能力的强大真是惊人，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美国军方在受到打击之后的恢复和还击，也异常迅速，超过任何人的想象。1942年4月18日，距离珍珠港事件还不满5个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已经空袭东京，使日本人大为震惊，这也报了一箭之仇。1942年5月3日，在珊瑚海(Coral Sea)会战中美日双方航空母舰第一次交手，虽然不分胜负，但日本飞机损失较多。到6月4日，惊天动地的中途岛会战展开序幕，结果日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从此一蹶不振。换言之，不到6个月的时间，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暂时赢得的制海权已经化为乌有。9月中旬，联军已在西南太平洋发动反攻，日本人理想中的大三角形防线已经被突破。希望至少有18个月时间完成部署的计划也终成泡影。

　　 从反面来看，日军袭击珍珠港，并不曾获致任何战略后果。这次袭击不仅使美国全国上下大感震惊，而且更深感愤怒，“毋忘珍珠港”(Remember Pearl Harbor)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甚至到今日，珍珠港的心理冲击仍未完全消失。这一行动不仅增强美国人同仇敌忾的决心，而且更加速其战争步伐。尤其是让罗斯福总统解决了其所面对的政治难题，在全国民意支持之下，他可以不必再理会孤立主义者的反对，而倾全力去进行战争。从以上的观点来看，山本的主张实属不智。

　　 不过，也许有人要说日本既然决心南进，则其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所以，袭击珍珠港与否已并非重要问题。事实上，并非这样简单。若不袭击珍珠港，则美国的反应将不会如此强烈。尤其是美国当局一向坚持“欧洲第一”的观念，所以日本想争取较多时间的目的反而可能比较易于达到。进一步说，日本人也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他们也自知并无战胜美国的把握。其所希望者，不外下述两种可能：(1)德国能胜则日本也能分享胜果；(2)尽量延长战争使美国人感到厌倦，来获致妥协的和平。假使是这样的想法，更无理由去刺激美国人的感情，促使他们加紧对战争的努力。诚如克劳塞维茨之所云：“某一阶段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判断，从较高阶段看来又可能变得不合理。”

　　 毋忘珍珠港

　　 珍珠港的攻击使美国方面受到严重损失，并立即引起强烈反应。除加强战争努力外，并一致要求追究责任。对于如此重大的失败，其真正原因安在，究竟应由何人负责？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仍不乏争论。不过，责任的归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种对过去的精密分析中能否找到若干对未来具有重大价值的教训。

　　 珍珠港的袭击对于许多美国人(包括军政要人在内)而言的确是一次奇袭。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惊呼道：“我的上帝，这不可能是真的，这应该是菲律宾！”事实上，美国当局事前并非毫无所知，但是，为什么会受到奇袭，实在很难解释。诚如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书所云：“已有我们历史中的最佳情报，而且也几乎确知战争已迫在眉睫，为什么珍珠港事件还会发生呢？”

　　 事实上，事前美国当局绝非不曾获得适当的警告。早在1941年1月27日，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即曾报告东京已有奇袭珍珠港的议论。但他们虽知战争可能即将爆发，却似乎始终不曾对珍珠港的安全表示严重的关切。1941年2月7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曾致函夏威夷陆军指挥官萧特(Walter C. Short)说：“我对于夏威夷问题的印象是，在开战后的最初6小时之内不会受到任何严重的伤害。”有证据显示，马歇尔和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对于当地指挥官所采取的防御措施都不曾作周密的监督。

　　 过去曾有人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总统故意造成的，其目的即为把美国送入战争。甚至连一代大师富勒将军也相信此种说法。但这只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像富勒这样的大师居然采信，实令人费解。

　　 概括地说，美国最高当局，包括总统和陆海两部部长在内，对于珍珠港的悲剧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陆海两军参谋首长则负有相当责任，而最应负责者则为在夏威夷的当地指挥官。

　　 国防政策与和战大计是否适当，总统和军政首长固然责无旁贷，但地区性防卫问题则不是他们所必须注意的。因为这些事务应由军令首长去负责处理，总统和军政首长既非内行，也不应越俎代庖。在华盛顿的陆海军参谋首长所应负的责任又是什么？可以概分为两点：(1)是否已对夏威夷地区提供适当的防卫工具？(2)是否对当地指挥官事先已给予充分警告？关于第一点，答案是肯定的，无论对于何种攻击，都已有足够的防卫设施和能力。所以对于防卫的失败，就这一方面而言，华盛顿并无任何责任。但对于第二点则有作较精密分析之必要。

　　 早在11月7日，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即曾以私函告诉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默尔(Husband E. Kimmel)说，太平洋危机日益迫近，要他提高警觉；11月24日，海军军令部又发出通报，说明美日协议希望甚微，日军有采取奇袭行动的可能，包括菲律宾和关岛在内。

　　 11月27日，陆军部长史汀生问代理陆军参谋长的格劳(Leonard T. Gerow)，是否陆军也应发出警告，于是陆军参谋本部遂又向夏威夷、菲律宾等地驻军司令指示应严加戒备，并采取一切侦察措施。同时，其第二署(C－2)更向夏威夷及巴拿马另发通知，要求严防颠覆活动。

　　 海军军令部在同日再度发出警告(并转知陆军指挥官)，其措辞非常强烈，可视为备战的通告，文中指出几天之内日本可能发动侵略，不过惟一不足即不曾提到日军有攻击珍珠港的可能。但这并不能算是过失，最多只能算是疏忽。不过，在此又必须指出，当时美国人的一般看法都认为最可能受到攻击的是菲律宾而非夏威夷。

　　 12月7日(星期天)上午，日本政府发给其正在华盛顿谈判的代表的十四点训令全文都已由美国密码专家译出。虽然并未指出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但其意图已至为明显，不久又截获两份补充电报：(1)命令日本大使毁灭密码和机密文件；(2)指定在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 [ 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 ] 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十四点通牒。

　　 这天上午，马歇尔还是照惯例去骑马运动，大约上午11时始到办公室，这些电报立即引起其注意，他向斯塔克建议再向太平洋地区发出一次警告，并亲自草拟一份致夏威夷、菲律宾、巴拿马、旧金山等地驻军长官的电文。指出日本人正在毁灭其密件，并定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递交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文件。他又说：“指定时间的意义固然尚不明了，但必须准时严加戒备。”

　　 斯塔克决意用海军无线电发出，但马歇尔却拒绝他的好意而将电稿交给陆军通信网传送。大约正午不到的时候，已有回报说30分钟之内即可送达。但非常奇怪而又不可解释的是，如此重要的电文却被交给民营电信局代发，等到电文传到檀香山后，才由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送往夏佛特堡(Fort Shafter)的陆军司令部，这位邮差带着尚未译出的密电走到中途就碰到空袭。

　　 把陆军的电报交由陆军通信网传送，马歇尔并无错误，但为什么转由民营电信局代送，这或许只是一种偶然，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friction)。在战争中像这样的事常有，值得警惕。当然还可以问，为什么斯塔克不同时再向海军发出同样的警告？如果他这样做则似可万无一失。也许他认为警告已经够多，不必多此一举。不过，假使说已有这样多次的警告，夏威夷的海陆军指挥官依然我行我素，毫无警觉，则再多加一次警告，也不见得会有太大的作用。

　　 事实上，尽管战祸已迫在眉睫，在夏威夷的军事首长还在享他们的清福，对于任何警告都毫无反应。除开华盛顿的一再警告以外，在当地也曾有明显的警告，足以促使他们立即备战。如果他们确实尽到职责，则至少损失不会那样惨重。

　　 充当日本舰队前哨的潜艇，自3点55分之后，即已一再为美国海上巡逻兵力所发现。其中有一艘在6点51分为美国驱逐舰所击沉，而另外一艘在7点又为美国海军飞机所击沉。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没有报告立即传往太平洋舰队总部。但结果并无下文。美国陆军在夏威夷已设有6个雷达站，其中设在阿巴纳角(Opana Point)的一个位置在最北端，该雷达站于7点02分发现有大批飞机(100架以上)正从北面飞来。但他们的报告传到几乎是无人的情报中心时，却被认定那是从加州飞往菲律宾的B－17，准备降落夏威夷加油。此种错误简直岂有此理。因为那批B－17已知只有12架，而且应从东面飞来而绝不可能从北面飞来。

　　 不过，即令雷达的发现曾经获得正确的研究判断，但这个情报中心也可能只会向第十四驱逐机大队发出警报，而那些战斗机也只是保持4小时戒备(four－hour alert)，即在接获警报后4小时才能开始行动。此外，这个情报中心并无责任向海上或岸上的海军单位发出警报。

　　 简言之，美军在珍珠港之所以受到重大损失，并非由于情报和决策领域中有严重失误，而是当地指挥官缺乏警觉，未能恪尽职责。

　　 珍珠港并不缺乏防空武器，包括高射枪炮、战斗机、雷达等，但它们未被组成一个有效的防空系统，也无任何作战中心控制瓦胡岛(Oahu)上的领空。陆军主要是依赖海军远程侦察来提供警告，他们认为雷达是一种不可靠的新工具。但陆军不仅对于海军所执行的远程侦察内容不太了解，而且还要以陆军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来保护海军的设备，而海军又无权控制陆军的戒备等级，甚至不知道萧特将军所选择的是最低级戒备，即仅以防止颠覆(破坏)活动为限。

　　 所以，当空袭来临时，陆军单位几乎毫无反应。下述事实可为证明：在第一波攻击开始后大约5分钟到7分钟，海军军舰上的防空火炮即已开始发射，但陆军的31个高射炮连中只有4个曾向日机射击，至于其他各连则到正午时始能作战，此时日军早已得胜凯旋了。日军在第一波攻击时对美军造成的损失最大，而其本身的损失也最轻。日军共损失飞机29架，第一波只损失9架。如果美军的反应较快，则美方的损失必然会大减，而日方的损失也会相对升高。

　　 美军的防空武器就数量和素质而言，都不算太差，发挥较佳的战斗效率应属可能，其所以未能如此，主要原因就是未能保持适当的戒备。以上所云为积极防御方面，而在消极防御方面也同样地疏于戒备。事实上，只需采取某些轻而易举的措施，即可能使损失大为减低。譬如说，飞机可以疏散，而不应为了便于预防破坏，就把它们密集地停放在一起。油库位置应选在地下，它们之未被毁只能说万幸。另有两种重要的工具也都没有使用，即利用阻塞气球(barrage balloons)和鱼雷防御网(antitorpedo nets)来保护重要军舰。前者可以拦阻低飞的飞机，后者则能使最可怕的鱼雷丧失效力。因此，当日本情报人员探知此事实之后，真不禁喜出望外。

　　 为什么美军会如此缺乏警觉，如此疏于防范，其根本的原因又应从组织中去寻找。在夏威夷地区的最高军事首长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默尔上将，他控制珍珠港内外的全部海军兵力，其下有海军第十四军区司令布罗赫(Claude C. Bloch)少将，他负责一切岸上设施的安全。至于陆军单位则由夏威夷军区司令萧特中将负责指挥。照理说，萧特与布罗赫之间应有密切的协调，但事实上，双方几乎各自为政，互不相谋。萧特与金默尔私人关系颇为良好，经常一同打高尔夫，但很少谈公事。最重要的事实是，陆军方面把警戒分为三级：一级只以防止破坏为限，二级则加上对敌方空中、水面和水下行动的戒备，三级才是准备应付全面攻击。萧特只命令采取第一级警戒。至于海军方面，金默尔命令采取所谓“修正第三级”(modified level 3 alert)警戒，这是海军三级警戒中的最低级，只要求对高射武器有一部分人员值班。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海陆双方有不同的警戒制度，而且彼此也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是何种警戒。

　　 在高级司令部之下，陆军和海军的各个战斗单位都有其指挥官，他们分别控制战斗机和高射炮，对基地执行防卫任务。他们本应构成一个有组织的防卫网，彼此间发挥统一战力，但事实上，各单位之间几乎完全缺乏协调和通信。所以，在遭受攻击时自然不能作迅速有效的全面反应。这也是美国在珍珠港受到如此惨重损失的原因之一。这当然也应归罪于高级司令部事先未能命令加强戒备，而且对于所属单位也未尽到督导之责。至于在单位内的人员，尤其是在军舰上的人员，对攻击的反应却相当迅速，他们凭着直觉采取英勇的行动，不仅及时地发挥实际效能，其牺牲奉献的精神更值得钦佩。不过仅凭个别人员的行为，对于大局并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结论

　　 造成珍珠港灾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为组织上的失误。假使能在统一指挥之下，对这个地区组成统一完整的防卫体系，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至少陆海两军不会有不同的警戒制度，在该岛的上空不会没有一个控制中心，而战斗机单位也不会假定海军的远程侦察能给予他们长达4小时的备战时间。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星期，陆军参谋长与海军军令部长曾联名通令海陆两军全体，必须在合作的地区内建立联合指挥所和联合作战中心，但受到当地驻军首长的反对。金默尔表示：陆海两军任务不同，只需要战略合作而不需要战术合作。换言之，迅速交换信息和作成一致决定的能力并不那样重要。此种意见也为萧特所赞同。殊不知这正是大错而特错。

　　 一般政府对于其应付军事威胁的能力似乎都知道重视，但很不幸，他们所重视的几乎都是可以量化的因素，而往往不曾考虑军事组织是否适当的问题。珍珠港的经验明白地指出这正是酿成巨祸的主因。50多年后的今天，珍珠港事件所能提供的永恒教训也许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