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分析·第十三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以“霸王”(Overlord)为代号的诺曼底登陆战不仅是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虽然已经事隔50余年，但对于研究战略战史的学者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极有趣味和价值的主题，而且对于后世也的确可以提供很多的教训。此外由于岁月的推移，许多新的资料不断地出现，所以即令过去已有不少的论著，但新的分析仍然值得一做。研究战史并非只是钻牛角尖，从事于考据工作，倘若对于过去若干错误的记载和推断能加以改正，仍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贡献。不过更重要而值得努力的工作还是从过去的史料中去发现活的教训。当然历史不会重演，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绝不可采取“刻舟求剑”的态度；反而言之，历史却能提供“永恒的智慧”，足以暗示我们对于未来的世变作更适当的应付。所以我还是强调我一再说过的那句老话：

　　 “通古今之变，识事理之常。”必须基于这样的观点去研究历史，然后始可以算是没有浪费精力。

　　 最初的计划

　　 当地中海战役还在激烈进行中，“霸王”作战也已同时在伦敦开始进行准备。此项工作由一个英美联合参谋小组负责，主持人是英国的摩根(Lt. Gen. Morgan)中将和美国的巴克(Brig. Gen. Barker)准将。在1943年初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摩根被任命为“联军统帅参谋长”(Chief of Staff of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这个头衔简称为COSSAC，比真正的“哥萨克”只少了一个K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安排，因为谁当统帅都还没有确定，居然就有了参谋长。

　　 事实上，这是一个虚衔，摩根的任务只是限于对作战计划作初步的实施而已，摩根和他的副手巴克于1943年3月开始在伦敦办公，当时的气氛是非常的冷淡，由于英国人对整个作战观念表示怀疑，丘吉尔之所以同意这样的安排，只不过是为了安抚性急的美国人而已。所以在摩根就职时，英国陆军参谋总长布罗克就立即浇他一瓢冷水说：“尽管这个计划毫无用处，但你还是要认真地把它做好。”

　　 诚然，摩根所拟计划未被采用，但并非毫无用处。他的工作曾受到很多的讥笑和批评，但他本人和那一批计划人员却竭智效忠，尽到最大的努力，可以当做参谋(幕僚)的典型。摩根小组所作的计划草案至少有两点重要贡献：(1)确定登陆地点；(2)说明所需兵力。以后这个草案虽经一再修改，但这两方面的贡献仍不丧失其价值。现在就分述如下：

　　 一般人都以为某一地区的海岸线常长达千里，所以攻击者可以到处登陆，而防御者也必须处处设防，这实在是一种外行想法。摩根计划对此可以提供最佳的解释。该计划指出，虽然德军所控制的西欧海岸线全长4800多公里，但可供联军登陆的地段却不过480公里左右，即从弗拉兴(Flushing)到瑟堡(Cherbourg)。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段内，始可获空军的有效掩护。其次，所选择的地区必须附有良好港口，足供大量物资的起卸，还要有宽广的滩头，以便先头部队抢滩登陆。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遂使可能的选择仅限于两个地区：(1)加来海峡，从敦刻尔克到索姆河口之间的地段；(2)诺曼底西部，从卡昂(Caen)到柯腾丁半岛之间地段。对于这二者之间的比较，摩根计划所作的分析又是有如下述：

　　 1、加来地区有很多显著优点，例如可以获得最佳的空中支援，而运输船只来回也最迅速。但这也是敌军防御最坚强的地段，而且从这里登陆，进一步的发展相当困难。

　　 2、诺曼底的守军较少，防御工事也较弱(这是指1943年的情形而言)，海岸情况颇合理想，易于巩固最初的滩头阵地，多数地形都不利于德军使用装甲兵采取反击行动。敌军在战斗中因受航程限制也不易活动。但它也有弱点，距离较远，空军掩护较难，而想攻占主要港口更需相当时间。

　　 在利害相权之后，该计划终于选择了后者。此种决定可以算是相当明智，而且也合于所谓“间接路线”的想法，那也是英国人的传统想法，由此也可暗示战略思想深受民族思想的影响。为了迅速占领瑟堡，也曾考虑在柯腾丁半岛登陆的可能性，但由于兵力和地形的限制，此种构想终被放弃。于是决定最初的登陆只以卡昂地区为限，而最终目的则为占领瑟堡及其附近各港口，以后计划虽有改变和扩大，但诺曼底的基本选择却始终维持不变。

　　 兵力的计算

　　 假使说对于地点的选择是摩根计划的一大直接贡献，则对于兵力的决定，其所作贡献就只能算是间接的，但其重要性却未因此而减低。摩根接到的指令说根据华盛顿方面的估计，所有的船只足供5个师作渡海攻击之用，另外还有空降两个师的能力。但经过他实地考察之后，才发现此种计算完全不正确。据他的估计，上面所给予的海空运输工具只够供空运3个伞兵旅和海运两个步兵师之用。由于运输工具的缺乏，自然只好缩小攻击的范围。

　　 摩根小组假定全部登陆兵力为一个集团军，而最初上岸的却只能有一个军(3个师)，其余兵力必须跟在后面在原地陆续登陆。此种计划必须在最有利的条件之下始能成功，所以它假定德军在法国的机动预备队总数不得超过12个师，而在D日分配给卡昂地区的不得多于三个师，在D+2日不得多于5个师，在D+8日不得多于9个师。

　　 依照摩根的计划，在诺曼底最初登陆的兵力比进攻西西里岛时所用的兵力还要少，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计划中限制敌方所用的兵力，这几乎成为一种笑话。但我们却应原谅他，因为他是受到登陆船只数量的限制，而不能不采取此种削足适履的办法，其作这样假定的真正用意却是暗示除非增加登陆船只的数量，否则渡海攻击绝难成功。

　　 这里又牵涉一项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华盛顿的计算与摩根小组的计算会有那样大的出入？摩根认为华盛顿当局没有了解在两栖攻击时，一艘登陆船同时也是一种“武器”，所以它不能装满规定的容量。某种战车登陆舰(LST)在一般航行时可以满载30辆战车，而在攻击滩头时，却不可能使25辆战车一次登陆。简言之，计算应以“卸载容量”(Unloading Capacity)为标准而不应以“装运容量”(Carrying Capacity)为标准。这是在计划制定过程中一连串错误的第一个。以后艾森豪威尔也像摩根一样要设法矫正这一类的错误。

　　 艾森豪威尔在接掌统帅权之后，他在同一问题上也曾和美国海军军令部发生激烈的争论。艾森豪威尔说后者的计算是以太平洋作战经验为基础，与他所准备进行的作战性质大不相同。在反攻欧陆时，一个师所需要的船只应以一个半师的标准来计算，始能容纳一切必要的工兵、战车、战防、防空等单位的人员和装备，以及控制滩头的全部组织，否则部队就无法迅速上岸和站稳脚跟以应付敌人的猛烈反击。把太平洋方面的经验拿来与诺曼底登陆相比较，那真是小巫见大巫。艾森豪威尔准备在最初两天之内把兵员17万人，车辆2万辆送上欧陆，而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一次登陆的兵力很少超过1万人。

　　 计划的修改

　　 尽管摩根小组所拟定的初步计划可行性实在很小，但说也奇怪，在1943年8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中却仍然照案通过，而未引起任何争论，同时决定以1944年5月1日为暂定目标日。美国人对这一计划的执行十分热心，而英国人却害怕兵力太少不足以突破德国人的海岸防线。丘吉尔主张把攻击重量增大25％，但不为美国人所同意。因为所增加的船只要出自美国，而美国人却认为那样势必会影响太平洋方面的作战。此时马歇尔又主张把地中海方面的两栖作战装备用在法国南部以牵制德军，此即所谓“铁砧”作战。于是魁北克会议所作最后决定为1944年春季从南北两面攻入法国。至于计划是否可行，却始终无人挑剔。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丘二氏带着他们的参谋首长又回到开罗，继续讨论作战问题，此即所谓第二次开罗会议。此时距离暂定目标日只有5个月，但所准备的资源尚不够执行摩根计划之用。丘吉尔直接向罗斯福请求，后者才强迫美国参谋首长同意放弃攻入缅甸的计划，而把准备的船只都调供“霸王”作战之用，这样遂可增加一个师的突击兵力，但仍达不到丘吉尔的要求。此时，艾森豪威尔已于12月6日被任命为反攻西欧的联军统帅，所以开罗会议遂又认为一切计划应先由他审阅始可定案。

　　 1943年除夕，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一同谒见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表示攻击兵力必须增大，正面必须放宽，主要目的为迅速占领瑟堡，蒙哥马利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次日，艾森豪威尔启程返美去说服他的上级给予更多资源，蒙哥马利则奉命立即前往伦敦与已发表新职的联军总部高级将领共同研究如何修改原有的计划。

　　 1944年1月上旬讨论一直在伦敦进行。蒙哥马利指出原计划的弱点是其使攻击军在战术和补给两方面都深受限制。他认为一开始就要确保适当的滩头阵地足供扩张战果之用，否则不但难于击败敌军的防御，而且当敌军使用预备队发动反攻时，联军就有被赶下海去的危险。所以他主张最初的登陆必须尽可能采取宽广正面，不仅英美两个集团军应同时登陆，而且每个集团军又应同时将其两个军(甚或3个军)一次送上岸去。攻击时每个军都有其专用滩头，这也就是以后向前推进的基础，其他各军不得利用同一滩头以免混乱。

　　 于是蒙哥马利要求把登陆正面扩宽，将奥尔河口和柯腾丁半岛东部的滩头都包括在内。他主张应首先投下两个或3个空降师(原计划仅为两个旅)，接着在第一波中应有5个师(原计划为3个师)分别在5个滩头上登陆，另有两个师装在登陆艇上，准备立即增援。简言之，攻击正面由40公里增到80公里，第一波登陆兵力增加40％，空降兵力增加200％。

　　 不过困难不在于兵力而在于船只。据新任海军总司令拉姆齐(Adm. Ramsay)估计，原计划需要登陆舰艇3323艘，军舰467艘，扫雷艇150艘；现在修改之后，扫雷艇要增加一倍，军舰要增加240艘，登陆舰艇要增加1000艘。本来连原有的数字都难筹足，现在还要增加，显然在5月1日以前不可能办到。于是他和蒙哥马利主张D日顺延一月，以便设法凑齐这个数量。

　　 艾森豪威尔希望能在5月登陆以便获得较长的作战季节，但他仍同意向两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要求延期，并请暂时放弃“铁砧”作战以便集中资源。这样争论了两个月，直到3月24日，美国参谋首长始同意将“铁砧”作战延到7月中旬，以便把地中海方面的船只都移用于西欧。但实际上此种决定是画蛇添足，因为美国海军所控制的船只足供两面作战且有余。

　　 技术的贡献

　　 如何能够一举击破德军防线，并保证联军能够顺利登陆和使死伤数字减到最低限度，加宽正面和增强兵力只不过是答案的一部分而已。仅凭登陆艇把兵员送上滩头还是不够，以血肉之躯向敌方坚强工事进攻，那更是凶多吉少，所以必须增强火力的掩护，提供装甲的支援，始有成功的希望。所幸英国人从1942年的第厄普突袭惨败经验中学会不少的东西，于是在技术方面遂能提供很多的新观念，这对于以后的成功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功劳。

　　 第一、第厄普的经验显示，先用飞机和舰炮的火力作攻击的准备，并不能完全毁灭敌方的防御兵力。当轰炸和炮击停止、登陆艇接近岸边时，敌军也会马上增援，并守住许多残存的工事。所以要使登陆艇在此紧要关头不致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则必须要使用密接支援的武器以维持一部分攻击火力使其不至于中断。于是就产生了“浮动炮兵”的观念，即将火炮、迫击炮、火箭发射管都装在登陆艇上，和步兵一同前进。此种密接支援的火力可以射击那些接近的目标，以掩护步兵冲锋。

　　 第二、基于第厄普的经验，英国陆军参谋总长布罗克认为，步兵开始突击时，就应有战车的支援。所以在1943年3月间，他就把英国的第七十九装甲师改编为试验部队，命令其师长霍巴特(Maj. Gen. Hobart)少将专门负责研究发展特种装甲车辆以供两栖作战之用。霍巴特要算是一位奇才，这次也就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智。

　　 霍巴特认为登陆部队必须跟在装甲车辆后面前进，还有各种不同的机械化设备，始能完成其使命。他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装甲车辆：有“推土机”(Bulldozer)战车，专门负责铲除滩头障碍物；有“连枷”(Flail)战车，专供扫雷之用；有架桥战车，以便渡过沼地和沟渠；有喷火战车，专用来对付敌方的堡垒。而最重要的则为两栖战车，它能在水里一直跑上岸去，通常称为DD机车(Duplex Drive)。这些装甲车辆，尤其是最后一种，对于作战的成功实具有莫大的贡献(详见下文)。

　　 第三、第厄普的教训指出，任何主要港口都很难迅速而完整地加以占领。所以摩根计划曾假定即令能在两星期内攻占瑟堡，但由于需要扫雷和修补，至少也要在两个月后始能通航。因此在最初阶段，联军必须从开放的滩头上接受补给，所以对于运输船只的停泊，必须有一种特殊的保护方法。这样才导致了“人工港”的设计。

　　 近代战争是有其深厚的技术基础的，因为仅凭人海是绝对无法征服火海的。许许多多的技术专家以及工业生产人员，其对胜利的贡献并不亚于战斗部队，诺曼底之战可以作为一个最佳的例证。

　　 师克在和

　　 近代战争不仅是打技术仗更是打组织仗，换言之，不仅要有人力和物力，而且还要把人力和物力加以合理有效的组织，始能充分发挥其功效。就这一点而言，西方国家是远胜于纳粹德国，他们之所以能获最后胜利，除庞大的物质资源之外，高度有效而又具有弹性的组织实为主要原因之一。

　　 诺曼底登陆战对于组织能力可算是一次极严格的考验。此种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之准备：工作复杂到了极点，而且一切的工作又都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完成，这真可谓组织上的奇迹。当时与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其数量可能无法估计，但上上下下都能各自站在本位上努力，此种精神至为可佩。谈历史的人往往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事实上，我们随时随地都不应忘记那许多无名英雄的伟大贡献。

　　 尤其是当艾森豪威尔出任统帅时，所谓准备工作几乎可以说大部分还没有开始。而在1944年最初的两三个月内，也还是障碍重重，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不确实的状态下进行。若非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坚定、毅力过人，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向其上级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尽量为他的部下打气，向他们保证一切困难终将克服，否则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后果而影响到准备的完成。许多战史家，尤其是英国人，例如鼎鼎大名的富勒少将，都认为艾森豪威尔碌碌无奇，只不过是庸人多厚福而已。这种批评实在是浅薄。艾森豪威尔也许不能算是一位传统典型的“名将”(Great Captain)，但他扮演联军统帅这个角色却要算是相当的称职。1944年联军的成功是组织的成功。中国古语说“师克在和”，所谓“和”者就是组织良好的意思。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则诺曼底登陆战的准备工作能否顺利完成实颇有疑问。

　　 防御的优势

　　 诚如丘吉尔所云，“霸王”作战是“有史以来最困难和最复杂的作战”，在准备阶段，同盟国虽已付出不少的成本，但直到5月初，也就是距离预定的D日差不多只有一个月时，一切都还杂乱无章，很难说得上准备就绪，更不必说已有确实把握。

　　 自从隆美尔接管德国B集团军群之后，德军的防御即开始日益增强，这使联军的攻击问题也相对日增其困难。由于联军享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便于进行侦察工作，所以联军技术专家能够严密监视隆美尔所采取的各种防御措施，而逐步寻求破解的对策。这是一种高度的斗智，同盟国凭借其优越的科技和工业，的确很有成就。但在战术阶层，防御对攻击是享有一种先天的优势，而尤以两栖作战为然。防御者所采取的即令是最原始化的手段，攻击者虽用最新奇的技术也很难克服。对于联军而言，可谓非常侥幸，隆美尔不曾早6个月就职，而他的计划既未为上级所全部采纳，又未能彻底付诸实施。

　　 当技术专家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克服登陆的困难时，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高级僚属则更忧虑全部兵力的平衡问题。在这方面更足以显示两栖登陆的另一重大先天弱点。据联军总部估计，至少需时七星期始能把D日之前集中在英国的47个师完全送上欧陆投入战斗。联军的突击和增援都同样受到船只和飞机数量的限制。而滩头的本身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其容量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把许多人员和装备一口气都堆积在那个狭小的空间之内。

　　 据估计，在D日只能送上8个师(其中3个为空降师)，次日可增加两个师，到第五天，海岸上应有15个师，此后因为部队增多。补给所需船只也随之增多，于是增援速度反而降低，到D+10日始可达17个师。

　　 处于对方的德军，因为要据守很长的海岸线，其第一线兵力也相当单薄；不过他们在欧陆上却可以利用极便利的交通网来调动其增援兵力，这却是联军所望尘莫及的。当联军最初拟订计划时所假想的敌情有如下述：D日敌方在诺曼底的第一线兵力可能为5到6个师，D+10日可达25个师。

　　 到5月中旬，这个估计又有改变：D日德军可能有8个师(其中两个为装甲师)，在D+2日以前，德国可能获得3个装甲师和1个步兵师的增援。很明显可以看出，隆美尔是想在滩头上击败来犯的联军，所以最紧要的关头是在第一星期或最初10天。在这个阶段，双方兵力的增加可以预估如下：

　　 从以上数字估计看来，联军若欲登陆成功，其机会实在很小。以D日而言，虽然双方都是8个师，但德军方面包括有两个装甲师，而联军方面却有3个空降师，其实力尚不及一般步兵师。诚然，联军的师(尤其是美军)人数较多，装备也较佳。但德军却占有地利，而且其战斗经验也较丰富。就常理而言，攻与守兵力之比应为3：1，何况两栖作战是更为困难。进一步说，即令联军能够勉强上岸，则在D日所能占领的也不过是狭窄的滩头，如果此后德国增援的速度真如预计的那样迅速，则在D+10日以前联军被赶下海去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巨大。

　　 欺敌行动

　　 所幸德军在D日的兵力，以及D日之后的增援能力都不像联军所预计的那样强大。这又可以分别检讨如下：B集团军群所辖兵力分为三个单位：(1)第八十八军驻荷兰；(2)第十五集团军，在安特卫普到奥恩河之间；(3)第七集团军，在奥恩河到卢瓦尔河之间，联军登陆的地区是在第七集团军辖区之内。该集团军虽有15个步兵师，但接近登陆地点的却只有3个，而其中又只有1个(第三五二师)比较精锐，至于装甲师则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是驻在滩头的附近，因此在D日能参加战斗的也就只有它。隆美尔希望能把第十二党军装甲师调驻圣罗，但未获希特勒的批准。否则在D日就可以有两个装甲师来发动反攻，结果也就可能大不相同。

　　 到D日前夕，名义上受德国西战场总司令伦德施泰特指挥的兵力共为58个师(而联军估计为60个)，其中装甲师共9个(外加装甲步兵师1个，联军估计为11个)，可算是精兵，至于步兵师则多缺乏机动能力，员额既不充足而素质亦颇低劣。

　　 在编组上，德军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军群(B和C)，每个集团军群下辖两个集团军(B另有一个独立军)，此外还有一个装甲司令部为战略预备队(4个师)。全部兵力从荷兰一直延展到法国南部，似不无备多力分之嫌。于是论者遂认为此乃由对敌军可能登陆地点估计错误之所致，而联军方面又有人将其归功于欺敌计划的成功。蒙巴顿则更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德国人从第厄普突袭中学到了错误的东西。他说德国人根据这次作战遂确信联军将以港口为目标，也许可能是小港，因为他们也知天气对在开放滩头上的增援和补给所能产生的扰乱作用实在太大。所以德国人遂浪费了很多的精力去加强港口防御，尤其以在加来－布伦地区为甚，因为几乎所有的将军都认为那是最理想的登陆地点。

　　 联军为了不让敌人事前确实知道登陆地点，的确曾经执行过规模庞大、成本高昂的欺敌计划。目的是希望使德军深信攻击重点是在加来方面，甚至联军已在诺曼底登陆之后，还要他们相信那仅为声东击西之计，联军当局希望能把25万德军吸引在哈佛到安特卫普之间，直到诺曼底登陆战获得成功为止。

　　 这一代号为“坚忍”(Fortitude)的行动由空军和无线电来执行。譬如说每派一架飞机将往诺曼底则必定同时派两架前往加来，每在哈佛以西投掷一吨炸弹则必在其以东投掷两吨。无线电通信也显示联军重兵是集中在加来方面。但这一行动究竟有多大成功把握则很难断言。诚如蒙巴顿所云，几乎所有的德军将领都认为加来地区是最理想的登陆地点，所以也可以说他们并非由于受到欺骗才作如此的设想。而且至少有两个人(也是最重要的)不曾受到欺骗，那就是希特勒和隆美尔，他们都深信联军将在诺曼底登陆。

　　 事实上，德军的兵力部署，在哈佛以东和以西各为一个集团军并非不合理。即令隆美尔在内心里相信联军一定会在诺曼底登陆，他也还是不能冒险把其他地区的兵力减弱到不设防的程度。因为要防守那样巨大的西欧，德军兵力的确是不够充足。此外，在法国南部也必须留置相当兵力，因为若无德军的控制，则非常可能爆发政变。所以除了装甲兵力的布置以外德军防御部署实无可非议，至于装甲兵的问题已在《隆美尔怎样准备防守诺曼底》一文中详加分析，读者可以参看，在此不再行赘述。

　　 胜负之机

　　 D日之后的增援能力也许要比D日滩头防御兵力还要重要。因为对于海岸防御部署虽有轻重缓急的假定，但事实上还是必须处处设防，所以在某一地段之内能够集中的兵力仍属有限。于是要想完全阻止敌人上岸，多少也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理想。隆美尔的确是想达到这样的理想，但是直到2月，隆美尔才能开始照他个人的特殊想法来增强海岸防御，在此以前，除主要港口以外，其他地段即几无防御之可言，而尤以诺曼底地区更差。直到D日前夕，一切设防措施还是距离完成的标准尚远，因此，完全阻止敌人上岸已无可能，于是胜负之机就要决定于增援。

　　 联军在战略上是想采取三种步骤来减低德军的增援能力：(1)在俄国和意大利战场上施加压力，以牵制德军使其无余力对西战场作重大增援；(2)在加来海峡和法国南部保持威胁态势，以迫使德军分散其兵力；(3)对西欧运输系统进行广泛轰炸，以阻碍德军预备队的凋动。当D日日益接近时，联军当局也就迫切希望这三策都能发挥效果。

　　 事实上，想在其他战场上牵制德国的设想可谓完全落空。联军在意大利的进展还是非常迟缓，德军能应付自如而不需希特勒给予任何增援。东战场在4月中旬地面即已解冻，俄军攻势在泥泞中已陷于停顿。希特勒在3个月之内是可以大胆地把兵力从东线向西线转调。在加来海峡和法国南部保持威胁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其成就也相当有限。德军固然把兵力分驻各地，但这似乎是出于自己的计划，而并非受到联军的影响。

　　 到D日将至时，艾森豪威尔的确忧心如焚，其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最后一种对策之上，即对西欧铁路系统作系统的轰炸。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德军的增援，以便让联军有在岸上站稳脚跟的机会。自1944年3月起，联军即已在欧洲建立空中优势，所以艾森豪威尔可以充分利用空权来支持“霸王”作战，但空权应如何使用却引起冗长而激烈的辩论。艾森豪威尔认为，除非通往诺曼底的铁路系统全部瘫痪，否则即无法对抗德军的增援能力。要完成上述任务，仅凭联军总部本身的战术空军还不够，而必须动用战略空军。后者却直属联合参谋首长会议而不受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那些号称轰炸大王的战略空军指挥官都不愿意接受此种观念，而一心只想用摧毁德国工业的手段来独力赢得战争。

　　 由于丘吉尔和马歇尔的大力支持，到3月间联合参谋首长会议才同意艾森豪威尔对战略空军有权作“战略控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现在艾森豪威尔遂已控制三支独立空军，即美国和英国的战略空军以及他自己的战术空军，实力可谓空前强大。总计有重轰炸机3500架，中型及轻轰炸机2300架，战斗机5000架，而供空降作战之用的还有运输机1400架和滑翔机2500架。

　　 对铁路系统的攻击从3月6日开始，此种有计划的轰炸很快就显示效力。5月初，德军方面即已认清情况非常严重。维持法国境内德军的补给，每天需要从德国开出100列火车，4月间平均为每天60列，而到5月初又降到30列。所以增强海防工事的材料都无法运输，而在海岸附近储积弹药和燃料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5月底，所指定的80个目标只有4个尚未全毁，通过法国的运输量已减少70％。

　　 此种阻绝作战相当成功，使隆美尔增强防御的努力受到很大妨碍，同时也使第一线德军难以获得适当增援。总计在D日之前三个月内，美英空军共投炸弹6.6万吨。丘吉尔说：“绕着诺曼底创造了一个铁路沙漠。”此种成功使联军总部感到信心大增，认为D日后第一星期若能继续享有如此空中优势，则定可赢得增援之战。

　　 气象专家

　　 联军的攻击准备以空降展开序幕，预定在D日前夕把3个空降师投在敌线后方，主要目的为稳住滩头阵地的两翼，并从敌后发动攻击以减弱其前线的抵抗。D日拂晓，海上攻击也就开始。5个师分别在5个滩头登陆。当第一批兵力完全登陆后，在诺曼底的海岸上就已有8个师的兵力，从D+1日起即开始增援之战。预计D+90日应达到塞纳河之线而胜利结束诺曼底会战。在攻击发动前，已经准备就绪的兵力共为39个师，陆海空三军总人数为2 876 439人。

　　 身为统帅的艾森豪威尔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即为D日之选择。登陆日期和时间的选择是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联军一部分空降，一部分从海上侵入，而两栖登陆的兵力又分布5个滩头，所需要的条件都各不相同，所以问题也就更形复杂。把许多复杂条件归纳在一起，其最后的结论可简述如下：在D日拂晓后40分钟时，柯腾丁半岛东部海岸应恰好是半潮，而前夜的满月是在午夜1时左右升起，因此每一个阴历的月份中只能在3天之内去选择。在1944年5月31日之后，只有6月5至7日3天合乎条件，于是遂决定以6月5日为暂定的D日。

　　 但最后还要取决于天气。三军所能共同接受的最低条件略如下述：D日当天应风平浪静，接着还要有3天好天气。地面风力在岸上不超过3级，在海上不超过4级；云层底部高度在900米以上，厚度不超过5／10，能见度至少为5公里，为便于空降着陆应有半月的亮度。从过去100年的记录来看，诺曼底6月间这样的天气并不多，差不多只有1／13的机会。

　　 尽管5月天气很好，从6月1日天气就开始转变。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登陆战即将发动时，气象专家的预测却令人非常失望。但一切准备工作仍照常进行。艾森豪威尔命令各队照原定时间表行动，希望天气能突然好转。6月4日凌晨4时联军高级将领汇报，首席气象专家史塔格(Dr. Stagg)报道天气不可能好转。于是艾森豪威尔只好决定将D日延期一天。

　　 6月4日夜间9时，联军高级将领又开会听取史塔格的报告。史塔格认为天气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在6月6日(星期二)拂晓前将有一段好天气，接着云层又会加厚，但到深夜又会好转。以后虽常有变化，但在星期五以前，中间仍有很长一段好天气。当史塔格报告时，天气还是很坏。所以是否相信这种预测实在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陆军前敌总指挥蒙哥马利，海军总司令拉姆齐，统帅部参谋长史密斯都主张将6月6日定为D日，但空军总司令李马洛则表示保留，不过延期的危险却更大，因为战争机器已经开动，虽可暂停一两天们却不能开倒车。艾森豪威尔遂认为大致已可决定，不过仍应李马洛的要求，同意在6月5日凌晨4时再作一次汇报，然后再作最后决定。到时天气已开始明朗化，史塔格的预测也更乐观，认为好天气可能延续到星期四上午为止。于是艾森豪威尔遂以统帅身份宣布其最后决定：“OK. Let’s go.”

　　 史塔格的天气预测足以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所作的最大贡献，其意义比原子弹可能都更较重大。反而言之，素以科学见长的德国人，这次却落了下风：因为6月5日天气还是非常恶劣，所有的德国人，包括隆美尔在内，都认为至少在几天之内是不会有危险，所以隆美尔乘机请假返回德国，这件事和战局的胜负关系极为重大，且留待下文中再说。德国的气象专家不曾提出适当的警告，遂使联军的登陆多少产生了奇袭作用。

　　 6月6日

　　 在艾森豪威尔做出最后决定不到两小时，联军的登陆船队即开始出港，此时海上还是波涛汹涌，而天空也愁云密布。6月5日黄昏后，载运空降兵力的飞机从20多个机场分批起飞。午夜时始组成大编队向欧陆飞去。6月6日凌晨2时伞兵开始着陆。尽管天气不算太好，但空降仍相当成功，损失之少也在意料之外。空降部队对敌方造成很大的惊扰，并使从滩头登陆的兵力获得很多帮助。

　　 凌晨3时起，空军开始对海岸防御设施轮流轰炸，5时50分舰炮也参加轰击。但如此强大的火力准备效果却不理想。事后调查，发现被毁的岸炮阵地尚不及总数的14％。当突击兵力接近海岸时，驱逐舰和炮舰也就成为浮动炮台，使滩头完全笼罩在炮火之下。为增强火力密度，又使用火箭登陆艇，其瞬时火力相当于200艘驱逐舰。直到部队抢滩时，此种接近射程的弹幕才升起。为了提供空中掩护，10个中队的战斗机不断地巡逻。只要海面风浪许可，都是在海上放出两栖战车，由其领先前进，其他各种特殊战车也都尽可能在接近陆地时从登陆船中驶出。艾森豪威尔在其报告书中曾指出两栖战车损失极重，但若无它们的支持，则登陆可能不会成功。

　　 概括言之，各滩头的登陆都未被击退，所以都算是成功，只不过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到6月6日黄昏时，联军已在诺曼底突破了德军防线约达四五十公里的宽度。参加突击的兵力约15.6万人，损失仅为2500人，为60：1，实可谓意想不到的轻微。这应归功于准备的周密、海空火力的强大和各种机械装备的使用，尤其是联军在最初48小时内。拥有完整的制空权。

　　 但德军的防御并非完全不成功。联军在每个滩头上都不曾达到预定目标线，在各滩头之间都有若干缺口，并未能连成一气：下列数字更可作为证明：

　  人员 车辆 物资(吨)

　　 德军之所以未能阻止联军上岸，以及在其上岸后又未能把他们赶下海去，其原因很多，现在可以扼要列举如下：

　　 1、德军的防御工事未能依照计划完成。根据隆美尔在D日前所作的报告，在诺曼底方面的进度仅及14％。这也与联军对铁路系统的轰炸具有密切关系。

　　 2、德军预备队(尤其是装甲师)位置太靠后，不能迅速开入第一线填塞空缺和发动反击。在D日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能立即投入战斗，但该师对隆美尔的命令阳奉阴违，其大部分驻地仍太靠内陆，于是其准备出击的时间也远比B集团军群总部所期待的长。

　　 3、联军享有制空权和良好指导下的海空火力，使德军一切行动都受到严重干扰，以致一切的计划都很难顺利执行。

　　 4、德军高级指挥组织的反应极为迟缓，这又可以分为三点来分析：

　　 (1)希特勒直到当天下午才知道联军登陆的消息。他是一个起居无节的人，深夜才睡而起床很迟。尽管军情紧急，他的亲信也不敢把他吵醒，又不敢自作决定。于是必须等到希特勒起床后始能发布重要命令。

　　 (2)假使隆美尔本人没有离开其集团军群总部，则增援兵力的调动可能将比较迅速。因为隆美尔威尊望重，那是其参谋长所无法比拟的，他敢做敢为，任何人对他都有三分敬畏，他可以要求希特勒直接听电话，他甚至还可以直接调动兵力，“先斩后奏”。但恰好他抽空回家，等到他赶回总部时已经是D日的黄昏。联军早已在岸上立定了脚跟。

　　 (3)更糟的是直接负责诺曼底地区的第七集团军司令多尔曼(Gen. Dollmann)也不在司令部中，而正在不列塔尼主持一次兵棋演习。充任机动预备指挥官的第一党军装甲军长迪特里希(Gen. Dietrich)也因私事前往布鲁塞尔。驻在瑟堡附近的一位伞兵军长在参加兵棋演习之后返回军部的途中，遭遇到美国的伞兵而被杀死。据李德哈特说，另外还有一位重要指挥官恰好在那一夜和女人去幽会。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定不顾天气的威胁而冒险登陆，的确是使联军获益不少。

　　 总而言之，诺曼底登陆战算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冒险，甚至可以说是赌博。当时胜负之机实间不容发。联军之成功应归之于人事，而德军之失败则可委之于天命。兵凶战危，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