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泰因及其计划·第五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从战史的观点来看，所谓“曼施泰因计划”至少是像“施利芬计划”一样的伟大和著名。事实上，后者的故事要比前者还要曲折，其所产生的战略后果，以及其对后世所能提供的教训可能也要比前者更为重大。尤其是有关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名词的来源更曾引起若干误解，所以应予以澄清。尽管这已经是50余年前的往事，但其经过还是很值得深入分析，并且也的确能对从事战略研究者提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启示。

　　 本文内容是依据原始资料来对“曼施泰因计划”的形成经过作系统的分析，并对若干误解和疑问加以澄清解释。最后，再综合说明这场公案对于后世所能提供的重要教训。

　　 曼施泰因生平简介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现代的青年军官们可能对于当时的风云人物已有陌生之感。所以在尚未进入本题之前，必须对于那一代名将的生平略作简单的介绍。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要了解一位战略家的思想和事业，必须先了解其个人的时代和生活背景。

　　 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元帅生于1887年，他的父亲是一位二级上将，他的姑母为兴登堡(von Hindenberg)元帅的夫人，所以，可以说是系出名门，家学渊源。他从小就接受普鲁士贵族式的传统军事教育。1906年加入德皇的御林军步兵第三团充任见习官。照当时的惯例，凡是分配在这个团中服务的青年军官，都是被预定将来要升到显要地位的。

　　 1913年，他在战争学院(War Academy)求学，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立即参加作战。1914年曾负重伤，1915年再次返回前线。1916年被派接掌军团级的参谋职务，尽管他尚未取得参谋本部参谋军官的资格，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经是资深的参谋军官了。

　　 战争的失败导致德意志共和国的建立和旧帝国陆军的解散，但曼施泰因的军人生涯并未因之而中断。德国虽然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其军事组织(包括参谋本部在内)却仍然暗中存在。曼施泰因从1919年起，就进入当时的地下参谋本部，参加战后的秘密建军工作。他始终不曾完成其学业，进入参谋本部的惟一资格就是他具有长期的工作经验。

　　 在宦海浮沉若干年后，到1935年7月，曼施泰因始出任陆军参谋本部(OKH)的作战厅长(QPAbt I)。1936年10月又升任参谋次长(Oberquartiermeister I)。他充任这个重要职位直到1938年2月为止。那也正是希特勒一帆风顺的阶段。在此阶段，希特勒曾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征兵制，重占莱茵地区。许多军事计划都是由曼施泰因负责执行。他在当时即已享有盛誉，且已获希特勒的赏识。

　　 但由于内部的人事摩擦，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弗里奇(von Fritsch)被挤下台，曼施泰因也因此离开参谋本部。到1939年8月德国开始动员时，他奉派为伦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South)的参谋长，准备对波兰的作战。曼施泰因与伦德施泰特的配合可谓非常融洽。就像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之于兴登堡一样。伦德施泰特是一个不问军务琐事的人，对于曼施泰因非常信任，一切交由曼施泰因负责，对其言听计从。波兰战役结束后，这个集团军群总部调往西线，改名为A集团军群。

　　 1940年的西线战役为本文的主题，留待下文再详细分析，此处暂时不谈。1941年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曼施泰因此时还只是一个装甲军的军长，但不久即升任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并且有机会独当一面，指挥克里米亚(Crimea)半岛上的作战。1941年到1942年一年内，他终于攻占了这个半岛，完成其使命。这也是其事业的最高峰，由中将、上将升到元帅。从1942年到1944年，德国已经由盛而衰，曼施泰因此时已升任集团军群总司令，在俄国南部力撑残局，其成就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 [ 编者注：即现在的伏尔加格勒。 ] 惨败之后，仍能疲兵再战，还赢得一次“哈尔科夫会战”(The Battle of Kharkov)。

　　 希特勒此时早已心理失常，丧失理智，所以尽管曼施泰因竭志尽忠，也还是回天乏术。最后，由于无法和希特勒相处，遂在1944年3月被免职。战争结束后，曼施泰因曾受联军监禁审判，但最终无罪释放。他的回忆录在1958年出版，名为《失去了的胜利》(Lost Victories)。

　　曼施泰因在德国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战争末期，有许多德国将领，包括“闪击英雄”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在内，都认为应请他出任总司令，指挥全局，庶几可以力挽狂澜，事实虽未能如此，但众望所归仍堪认定。

　　 基于以上的简略叙述，可以获得两点认识：(1)曼施泰因是一位军事天才，受人敬佩，但也受人妒忌；(2)战争初期希特勒尚未丧失理智，并且能够重用才智之士，与战争后期判若两人。

　　 西线的攻势计划

　　 当希特勒在1939年9月发动战争时，其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东攻西守。他料想西方国家行动迟缓，所以决定首先集中全力，迅速解决波兰，然后再回过头应付西方。到那时即无后顾之忧，于是在行动上也就可能保持较大的弹性。照希特勒原有的想法，波兰战役结束之后，也许能够说服西方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于是最后将可经由谈判恢复和平。

　　 波兰战役的结束比希特勒预计的时间(两个月)还要快，10月6日，他就在德国国会中致辞，除夸耀军事胜利以外，并乘机提出谋和的建议。不过，他除暗示必须承认德国征服的结果以外，并未提示任何其他具体条件。过了几天，英法两国对于他的建议都表示不予考虑，于是战争的巨轮遂又继续向前滚动。

　　 事实上，希特勒的谋和可能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深知德国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以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为首，几乎都反对扩大战争和立即向西发动攻势。所以，西方国家的拒绝正是他所希望的。10月10日，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宣示既然谋和不成，应赶紧先发制人。他决定在秋季结束以前开始行动，并命令陆军总部立即准备作战计划。

　　 陆军总部在严命之下，立即开始制定行动的计划，10月19日提出其初步草案，它被定名为“黄色作战”(Fall Gelb)。其内容可以概述如下：

　　 由于双方在边界南部都已构筑坚强防线：法方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德方为西方长城(West Wall)，所以正面突穿殊少成功希望。陆军总部遵照希特勒的指示，遂建议用一支较强的北翼兵力(B集团军群)通过比利时向西进攻，而其侧面则由较弱的南翼兵力(A集团军群)加以保护。攻击重点放在列日(Liege)以北，大致方向指向比利时的海峡海岸。其目的为切断英法两军交通线，并尽可能占领海空基地以供对英作战之用。(如图一)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计划缺乏远大的战略构想。即令其初步作战目标(海岸线)可以达到，以后将如何行动也完全没有提到。此外，它也缺乏组织上的纵深，同时也未提供适当的预备队。所以，草案提出之后，立即在陆军总部与各集团军群总部之间引起热烈的讨论。希特勒对于这种发展态势保持密切的注意，他也一再召集高级将领征询他们的意见。

　　 10月25日，希特勒突然询问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von Bauchitsch)，可否以主力在默兹河(Meuse)以南取攻势，然后通过阿登山地(Ardnnes)向西再转向西北，从南面绕过比利时的要塞，并截断和摧毁在该国境内的联军。这的确是一个勇敢的建议，值得研究。

　　 不过，他又立即表示怀疑：“我们能通过吗？”于是命令陆军总部详细研究，并让他知道其考虑的结果。这是迂回运动的可能性第一次得到考虑。但陆军总部依然表示反对，此议遂不了了之。此时的希特勒还未那样专横，尤其是在作战方面还是相当地尊重所谓专家的意见。不过，他仍然继续寻求新观念，并经常想把攻势重点放在列日之南。

　　 10月29日，陆军总部颁发其作战计划修正案，大致说来，只作了若干细节上的修正，至于主旨并无改变。综合地说就是：强大的右翼兵力应从正面击灭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而较弱的左翼兵力则掩护其侧面。地理目标为海峡海岸。至于第一击之后应如何行动则无任何指示。

　　 曼施泰因的意见

　　 对于陆军总部的计划表示不满的人固然很多，但其中主动提出具体反对案的人可能仅为曼施泰因一人。他首先指出该计划根本不包括一种使战役获得胜利结束的意图在内。其目标仅为下述两点：(1)部分的胜利，即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联军兵力；(2)地理的目标，即占领海峡海岸来当做未来作战的基地。曼施泰因认为，陆军总部也许是坚持老毛奇的遗训，把计划只做到第一次遭遇时为止；不过，他又根据其个人的印象，认为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对于在法国战场上获致决定性战果的希望是相当缺乏信心。他甚至怀疑希特勒在当时是否真正相信这样的计划能够彻底击败法国。

　　 曼施泰因认为敌人既无妥协之意，则德军就必须寻求决战。若只追求有限目标，则就政治和军事上所投下的巨大赌注而言，似乎都不合理。德国陆军的攻击能力为德国在欧陆上的－张王牌，若听任其在不彻底的行动中消耗殆尽，则将无以善其后(包括对苏俄的因素在内)。

　　 因此，非常明显，西线作战应以彻底击败法国为目标。但1940年的情况已与1914年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已经不可能像施利芬那样希望在一击之下就把敌人完全解决。不过，虽然不可能一举获胜，但却可分段求胜。假定这就是德军作战计划的基本构想，则现有的作战至少必须与最后目标之间有必要的联系！曼施泰因认为至少应有下述两点要求：(1)完全击毁敌军的北翼兵力，为第二步行动建立决定优势；(2)同时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以求便利于第二步打击的发动。

　　 照曼施泰因的判断，陆军总部的计划并不能保证达到这两点基本要求。所以，他决定提出一项新的作战构想，这也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称的“曼施泰因计划”。他当时的职务为A集团军群参谋长，无权拟定计划，而只能向陆军总部提出建议，并没法说服后者予以采纳。在这一方面，却遭遇到极大困难。

　　 曼施泰因在1939年10月31日向陆军总部提出其第一次建议，当这次碰了钉子之后，他并不灰心仍继续努力，到1940年1月为止，他一共提出了6次请求，其采取的形式，或为以A集团军群总司令名义上书陆军总司令，或为用参谋通报的方式来作细节的补充说明。这些经过在其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此无须赘述。总而言之，曼施泰因是在倾全力说服陆军总部改变原计划并接受他的构想来重拟新计划。

　　 曼施泰因的建议大致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如图二)：(1)攻势重点应置于A集团军群方面，而不应放在B集团军群方面；(2)其中的关键为应通过阿登森林地区发动奇袭攻击；(3)A集团军群兵力，尤其是装甲必须增强。很明显，真正的问题是第二点，那也正是希特勒所怀疑的：“我们能通过吗？”

　　 这个地区一向被欧洲军人视为天险，尤其在此地区使用大量装甲兵力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冒险。但诚如曼施泰因所云，敌人决不会想到德军会在这里使用任何装甲兵力，所以才能产生奇袭作用。这样一口气冲到索姆河下游，切断比利时国境内联军的交通线，然后始能歼灭他们并为彻底击败法国的行动作准备。

　　 不过，当时的曼施泰因对装甲战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内行，所以他也感到很不放心，直到他与当时任第十九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详谈之后，才敢认为确有把握。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知道我的观念能获像古德里安这样的专家同意时，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古德里安在其回忆录《闪击英雄》(Panzer Leader)中也这样说：“他(曼施泰因)要求我以战车专家的观点来研究其理想是否可行，在详细研究地图和回忆我在上次大战时的个人经验之后，我就明白表示其计划绝对可行，不过我又加上唯一的附带条件，即所用机动部队在数量上必须足够。”

　　 有了足够把握之后，曼施泰因遂在兵力方面提出下述具体要求：(1)A集团军群方面应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原为两个集团军)；(2)应有强大的装甲兵力来充当攻击矛头(曼施泰因认为至少应有两个机动军)。

　　 曼施泰因虽言者谆谆，但陆军总部则听者藐藐。最后由于感到不胜其烦，陆军总部遂用釜底抽薪之计，把他调为第三十八步兵军的军长，使其离开A集团军群总部，以免他再喋喋不休。照理说，到此时(1940年1月27日)曼施泰因算是输定了，但世事多变化，山穷水尽之后，往往出现柳暗花明。

　　 为什么曼施泰因的观念会受到陆军总部如此强烈的反对？对此有若干不同的解释，概括言之，不外下述三点：(1)德国陆军内部的人事恩怨。曼施泰因不仅是才高见忌，而且与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派系不同；(2)陆军总部有其威望(面子)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任何官僚系统的通病；(3)大多数职业军人在思想上都尊重传统，而不愿创新。尤其是装甲兵在当时还是不曾经过严格考验的工具，而阿登天险之说又是早已得到公认。此外，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德国陆军总部中有一股反希特勒的暗流，根本无意求胜。这种趋势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却很难断言那是一种主因。

　　 镰割计划的形成

　　 曼施泰因的理想终于能够实现，概括地说，那应归功于天命。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意外事件，遂终于造成了一种新形势，而使他获得败部复活的机会。这又可以分述如下：

　　 1、尽管希特勒三令五申，要求陆军总部迅速发动攻势，但是有一个因素却是希特勒所无法控制的，那就是天气。希特勒本已定于11月12日发动攻击，到11月7日，命令却被取消，因为气象专家预测天气将变坏。从此开始，就一再地延期，不下29次，一直拖到1940年1月，还是未能行动。

　　 2、1940年1月10日，希特勒终于决定在17日发动攻击，但在其作决定的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插曲”。一位德国第七空降师的联络官所乘的飞机由于天气的影响，迫降在比利时境内，其所携带的作战计划未能完全焚毁，已落入比利时人手中。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迫使德国方面必须改变原有计划。

　　 3、曼施泰因奉命调职，依照人事惯例，希特勒要召见赐宴，于是遂使曼施泰因获得一次亲自向希特勒解说的机会(2月17日也正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希特勒刚愎独断，于是遂终于定案。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小关键应加以说明：曼施泰因在A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同事，特雷斯科中校(Lt. Col. Tresckow)与希特勒的侍卫长施密特(von Schmundt)颇有交情，通过这种渠道，曼施泰因始能获得这样的安排。

　　 曼施泰因对当时的情况曾记载如下：“当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我随他到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个人的意见讲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的观念，或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快，并且完全同意我所说的一切。”

　　 严格地说，并非曼施泰因说服了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在内心也早已有同样的(至少是类似的)观念存在。曼施泰因的解释只是增强了他的信心，正像古德里安的意见增强了曼施泰因的信心一样。于是次日，希特勒召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参谋总长哈尔德(Halder)，命令他们依照曼施泰因的意见修改作战计划。其最后的产品就是以“镰割”(Sichelschnitt)为代号的计划。这个代号颇具深意，暗示德军像一把镰刀，要一下把敌军的根部割断。

　　 这一计划的执行还是由陆军总部负责，虽然大致采用曼施泰因的观念，细节上仍略有出入，所以称之为“曼施泰因计划”并不妥当，尤其是曼施泰因本人根本不曾参加此项工作。据曼施泰因自云，在战时由于保密，谁都不曾把这些秘密泄露出来，直到战后，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与伦德施泰特元帅以及其他德军将领谈话时，才发现事实的真相。第一个把这段故事公开发表出来，并命名为“曼施泰因计划”的人即为李德哈特。由于李德哈特在战后西方军事学术界中地位的崇高，所以这个名词也就自然得到广泛的使用，尽管那不免有所误解。

　　 关于“镰割计划”的本身，很少有人加以评论，不过李德哈特却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哈尔德虽然头脑非常顽固，但是一位极能干的参谋军官，所以这个计划的细部草拟可算是后勤计划执行的杰作。”德国装甲兵后起之秀，梅伦廷少将(von Mellenthin)曾经评论如下：“战争后期的连续惨败并不能改变下述的事实，德国参谋本部在1940年曾完成军事上的杰作，比起战史中任何伟大将领的伟大战役都毫无愧色。”

　　 分析与教训

　　 有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必须予以澄清，那就是1940年的计划与“施利芬计划”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有许多的误解，甚至连李德哈特都不例外。他说曼施泰因认为陆军总部的原始计划几乎是照抄施利芬的旧案，事实上曼施泰因的看法并非如此。

　　 曼施泰因曾指出只有两点是相同的：(1)德军攻势重点是放在北翼上；(2)准备通过比利时前进。除此以外，这两个计划的内容可以说是差得很远。他又说施利芬在拟定计划时是以彻底击败法军为战争焦点，而陆军总部则根本不曾作这样的考虑。

　　 反而言之，曼施泰因本人的思想却与施利芬有其暗合之处。他说固然老毛奇认为作战计划只应做到与敌军主力第一次接触时为限，但老毛奇又曾同时指出，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越过这种第一次接触，而固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由此也可明了施利芬与老毛奇在思想上的差距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巨大。

　　 照李德哈特的思想来看，曼施泰因是精通“间接路线”的精义的。这也正是历史的教训：任何天然障碍物都不如人为的抵抗那样难以克服。同时，只有采取期待最低的路线(line of least expectation)时始能产生奇袭效果。

　　 美国已故战略名家康恩(Herman Kahn)对于曼施泰因的故事曾有两点评论。他首先指出：所谓“决策”(decision making)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往往会出乎当初预料。尤其是偶发的因素，其重要性更是无从估计。最值得注意的教训是：假使一个人或少数人有一种好的观念，而他又能与最高决策者发生接触使其意见直达“天听”，于是他的计划即可能会被采取，尽管其他的决策者或顾问当中有百分之九十都不表同意。

　　 其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过去来看未来，换言之，其对未来的认知都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但是时代是进步的，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更是前人所很难想象的。所谓“低地国家”(Lowlands)本是欧洲的古战场，欧洲各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对于这个地区真可说是了如指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装甲部队无法通过阿登地区。其原因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判断就当时而言应该是正确的，但科技的进步已经改进了战车和其他运输工具的能力，于是便使此种传统的认知丧失了意义。从1941年到今天，时代又已前进55年，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应该牢记取路阿登天险的教训，严防新的技术奇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