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起因·第一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前言

　　 1939年9月1日上午4时45分，德军不宣而战地进入波兰领土，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50余年。其祸首是谁？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其导火线是什么？这些问题在过去50多年里，一直都有许多人研究，也常有若干不同的意见。不过，时间愈久，则所发现      的资料也就愈多，而所获得的结论也自然更较精确。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公开了他们的官方机密档案，使过去某些重大的疑案都获得更进一步的澄清。此种史料的再检讨，不仅具有纯学术性的意义，而且对于从务实的观点来研究战争的人，也能提供一种新的启示和开辟新的境界。

　　 李德哈特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但一般研究战史的人，在对于战争寻求了解时，往往只把眼光固定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上，而对于战前的“因”和战后的“果”，则未曾予以应有的重视，换言之，只注意到战争是怎样打的，而忽视了战争是怎样发生和怎样结束的。从专业军人的观点来看，过去的战争是如何指挥和执行，其胜负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尤其是那些名将的言行能够提供何种示范固然都值得深入研究；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则战前和战后的因果，其重要性并不一定比战争的主体为轻，也同样地应该加以深入研究。

　　 假使说战略的最高理想不是赢得战争，而是赢得和平，则战争的前因后果也就更值得重视。换言之，必须了解战争是如何爆发，然后始能学会怎样避免战争；必须了解战争是如何结束，然后始能学会怎样重建和平。

　　 在人类的历史上，治乱相寻，本是常事。欧洲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差不多保持了100年的太平(1815至1914)，所以，19世纪可以算是西方文明的黄金时代。但从1914到1945年，几乎占了20世纪的整个前半段，欧洲却连续发生了两次大战。严格说来，这应该算是欧洲人的内战，但整个世界也都跟着他们遭殃。甚至到今天我们都还不能建立一个比战前更佳的国际秩序。

　　 俾斯麦曾经说过：“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而罗马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则说得更深刻：“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因此，尽管到今天已经50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仍然值得深入分析。尤其是经过时间的过滤、分析的结果，也就更值得信赖。

　　 远因与近因

　　 研究历史的人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往往惯于从远近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就所谓远因而言，几乎每一次战争的爆发根源，都可以回溯到上次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说，上次战争的“果”会变成下次战争的“因”，这样循环下去，永无已时。事实上，又并非经常如此单纯，不过，专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这种解释却可以说是相当正确。

　　 1919年6月28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完成签约仪式。当时身为联军总司令的法国福煦元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曾经感慨地说：“这不是和平，这只是20年的休战。”他的预言果真不幸而言中。

　　 依据史学家的公论，凡尔赛和约可能要算是近代史中最恶劣的和约。它违背了同盟国在休战以前对德国人所作的承诺，但又并不能真正地和长久地制止德国再起。尤其更坏的是破坏了欧洲权力平衡的悠久传统。它在欧洲中央造成一个权力真空，因而使后来的权力结构无法长期维持安定。最后终于导致第二次战争的爆发。

　　 首先应指出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观念，就原则而言，固然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却使德国在所有的战败国中成为惟一的受惠者。就领土和人口而言，德国的损失相当有限(领土7.3万平方公里，日耳曼人口700万人)，在整个欧洲，它仍然还是最完整和最强大的民族集团。但领土和人口的丧失又激起德国收复失地的强烈意愿，同时并制造出来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尔后纳粹德国的侵略借口。

　　 若与德国相比较，奥匈帝国的命运反而更不幸，而被肢解得四分五裂，于是果然不出捷克史学家巴南基(Frantisek Palanky)在1844年所预料：“若是奥匈帝国瓦解，变成许多小型共和国，那也就会使德、俄帝国主义者获得良好的机会。”那些东欧弱小民族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偿其独立建国的宿愿，但不旋踵即显示他们很难维持独立，其结果即为在欧洲中央造成权力真空，等候新强权去填充。

　　 在政治方面，战胜国想把德意志帝国改造成为典型的民主国家，甚至比他们本身还更要民主。在战后所制定的新德国宪法，也许在当时的欧洲可算是最进步的，但此种民主制度是由敌人强迫加在德国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好感，反而会有强烈的反感。

　　 德国人有服从权威的传统，在已经没有王室作为效忠对象时，年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暂时被用来填补此种心理真空。但那只是一种代用品，不能完全满足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需要。所以，在魏玛共和国时代(Weimar Republic)，德国人在精神上始终是充满无力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特勒、纳粹党、第三帝国的兴起也就代表一种自然趋势。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方面比政治方面还更荒谬。德国人被迫要付出天文数字的巨大赔款，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德国在民穷财尽之余，战胜国为了阻止其破产，反而必须对它提供大量贷款，帮助它经济复苏，使其变成欧洲最大工业国家。

　　 在军事方面也订有非常苛严的限制条件。但事实上，仍未能认真执行。概括地说，不外两种情况：(1)某些条款根本无法执行，所以，只好不了了之；(2)以后战胜国虽明知德国违约，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加以制止。

　　 总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可以说是糟不可言，把那些条约订得那样严苛，只是徒然引起战败者的反感，而对尔后和平的维护则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诚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ohn M. Keynes)所云：“我所关心的并非这些条约是否合于正义，而是其智慧和后果。”

　　 拿破仑战争之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1815年)对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曾作远较明智的安排，遂能使欧洲在19世纪始终勉强地维持着权力平衡，过了比较太平的日子达100年之久。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则恰好成为强烈对比，其结果，遂如福煦所料，所获得的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而已。

　　 一只看不见的手

　　 即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埋下了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但战后初期，欧洲的和平和安全还是相当巩固，并未有任何严重的危机出现，战后的德国的确已经被解除武装，假使说德国人仍然还是具有复仇的意愿，但至少暂时是已经没有复仇的能力。反而言之，胜利之后的法国陆军已成欧洲硕果仅存的最强大兵力，而英国也继续保持着其七海雄风。此外，法国的空军直到30年代仍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进步的空军之一。

　　 在莱茵河上仍继续维持着非军事地带，而在东欧，法国又已与波兰、捷克等国建立同盟关系，作为对苏俄的屏障和对德国的牵制。在这样的安排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在欧洲的确是享有绝对战略优势。就另一方面来说，欧洲国家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也并非不曾作相当重要的努力。1925年的洛迦诺(Loaarno)会议，不仅恢复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且更在英法德比意五国之间签订了相互保证条约共同承诺维护欧洲的和平。因此，诚如丘吉尔所云：“从1922年到1931年的10年间，欧洲和平已达到其最高点(Peace at its zenith)。”

　　 假使说洛迦诺会议稳定了欧洲的国际秩序，恢复了德国的外交地位，则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owes Plan)更引进美国的投资，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并使德国由安定而进到繁荣。所以，在20年代，欧洲的前景似乎呈现出一片光明。但很不幸，天有不测风云，暴风雨很快又来临了！假使说在1931年，欧洲的外交气氛还是和平多于战争，又假使说直到1934年，西方民主国家在军事上仍然享有巨大优势，则世局变化的迅速自然也就不禁令人难以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1939年爆发了，距离1931年还不到10年，而距离1934年则更仅为5年而已。为什么在如此短暂时间之内会发生如此巨变，其原因何在耶？

　　 从历史记录的分析中几乎经常可以发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操纵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这只手就是经济因素。1929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一次惨跌风潮，带来了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这场经济风暴对德国的打击极为沉重。1929年德国失业人数为130万人，到1930年已超过600万，这还是仅指已登记的人数而已。1930年有1750万德国人靠政府救济生活，到1931年，则有1500万德国人实际上是在挨饿。在这样巨大冲击之下，自然人心思变。于是1932年7月国会改选时，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正式名称为国家社会党)遂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假使没有这场大的不景气，则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崩溃，纳粹党也不易有出头的机会。世界性广泛的不景气不仅帮助希特勒在德国顺利地取得政权，而且也帮助他在上台之后能够比较易于执行他的政策。这又可分为下述三点来说明：

　　 1、经济景气本来就是一种循环的现象。这次全球不景气始于1929年，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接管政权时，已经度过了其最低潮而开始走向恢复的途径。希特勒真是运气好，一上台德国的经济即开始好转，这本是自然现象，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他的功劳。

　　 2、中国有句老话：“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德国人民在经济不景气之后，只要有人能恢复经济繁荣，也就必然会获得人们的热烈拥护。至于其他的施政，即令有所不满，也会勉强忍受。从1933年到1936年，德国失业人口又由600万减为100万，经济成长之快令人难以相信。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魏德迈将军说：“德国人民不管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有无反感，但对他的成就却无不表示敬佩。”

　　 3、全球不景气使所有西方国家都受到影响，他们应付其本身的经济问题都已感到手忙脚乱，所以也就没有余力来过问德国的事情。这样遂在时间上造成一个空档，好让希特勒可以不必害怕国外的干涉，而从容完成他的一切部署。

　　 事后看来，希特勒的兴起似乎是很偶然，若无这次经济大风暴，则历史可能要改写。不过，希特勒本人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希特勒，则不景气虽也同样能对德国造成严重影响，但第三帝国却不一定会出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一定爆发。

　　 希特勒的大战略

　　 也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统治者会像希特勒那样在尚未取得政权之前就把他的一切计划都清楚地写了出来。当《我的奋斗》(Mein Kamf)出版时，世人都视之为宣传资料，甚至有人斥之为天方夜谭。但历史却证明希特勒的确是照着他的预定计划去做，一直到毁灭为止。

　　 希特勒有两大目标：(1)发动战争；(2)消灭犹太人。而其最后目的则为建立一个空前的大德国。战争即为达到此种目的的手段，而主要的征服对象即为苏俄；必须东进，日耳曼民族始能获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

　　 为了达到其最终目的，希特勒的大战略计划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德国应努力获致内部的团结，并加速再武装，同时应设法与英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以缓和国际敌对气氛。在第二阶段中，德国应在一个预备性的战争中，先期击败已经被孤立的法国，使德国在东进时可无后顾之忧。在第三阶段中，德国将发动伟大的征俄战争，完成其征服伟业。从战后发表的证据中，可以显示希特勒本人在内心里是经常记得他这个原始战略构想的。当然，这一构想并无一定的时间表，对细节更无明确规定，但大致的方向却能始终保持不变。

　　 从始至终，希特勒都无意与英国为敌，他曾假定德、英、意三国可以分别朝不同方向扩张：德国向东欧，英国向海外，而意大利则向地中海和非洲。所以，彼此之间不但不冲突还可以合作。对于法国则完全不一样，他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仇恨，而且基于避免两面作战的战略考虑，也认定必须在征俄之前先彻底击败法国。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希特勒的计划是相当合理，但他似乎不曾读过国际政治的书，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权力平衡”的存在，而且也完全不了解英国人的民族性。因此，他对欧洲政治现实的认知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英德两国利益可以互不冲突，那实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只要英国继续与德国为敌，则即令德国能击败法国，它也还是无法避免两面作战的战略难题。

　　 对于苏俄，希特勒也有其特殊的认知。他认为那是一个由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Jewish Bolsheviks)所控制，由劣等种族斯拉夫人(Slavs)所组成的国家。他对他们有一种主观的藐视心理。尽管德国军人对于苏俄的实力从未低估，而希特勒的看法则与他们完全相反。他认为俄国不仅是外强中干，而且已彻底腐烂，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力量即能在短期内将其征服。事后看来，希特勒的某些观念的确不无道理，但总而言之，他的过分轻敌实为导致其1941年征俄战役失败的主因。

　　 在希特勒的大战略计划中，东欧诸国是居于次要，甚至于不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一旦德国复兴之后，这些国家回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实乃自然之理。所以，德国在东欧的扩张行动不仅很容易，而且也不会受到激烈的反对。他对于这些国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奥地利应该与德国合并，捷克也应如此。因为这两个国家本是奥匈帝国的精华，应该属于大日耳曼的范围之内。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比较偏远，可以让它们以附庸的地位独立存在。至于波兰，由于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地大人多，所以，希特勒对它另眼看待，很想把它收为助手，作为侵略俄国的帮凶。

　　 希特勒所准备采取的战术，即所谓“德国香肠战术”(Salami tactics)。那就是采取一连串的行动，每次都以达到有限目标为满足，好像把一根香肠一段又一段地切下来吃。希特勒是一个自信心极强的人，他的确深信他的计划能够逐步推进而不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基于以上的概述，可以断言希特勒甚至在他尚未当权之前，即已蓄意制造战争。因此，除非他的行动很早就遇到强大阻力，而他本人又被迫下台，否则欧洲的战祸终将无可幸免。但战争究竟会在哪一天爆发，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慕尼黑会议

　　 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由当时的总统兴登堡特任为德国内阁总理。这是他接管政权的起点，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项重要事实：希特勒的获得政权并非由于军事政变或武装革命，而是在魏玛共和国宪法架构之内由总统正式依法任命的。

　　 不过，希特勒虽然是合法地取得政权，但他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兴登堡之所以要求他组阁，不过是由于纳粹党在当时国会中构成多数而已(并非大多数)。所以，他最初组成的还是一个联合内阁，其权力基础正像以前历任总理一样薄弱。但希特勒一上台就决心紧抓着政权不放手。他用各种手段把反对势力逐一打倒，使民主体制变得名存实亡。接着他又开始清党，把异己分子赶尽杀绝，这样斗争了一年多的时间，希特勒才终于巩固了他作为大独裁者的地位。

　　 当兴登堡总统在1934年8月2日逝世时，希特勒立即宣布总统与总理两个职位合并。于是希特勒就成为国家元首并兼任最高统帅。三军全体也都向新统帅宣誓效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向其个人效忠，而并非向宪法或祖国效忠。8月19日，德国人民用公民投票方式，批准希特勒这一措施。从此，魏玛共和国成为历史上的遗迹，取而代之的为“千年不朽”的第三帝国(Third Reich)。

　　 在斗争夺权的同时，希特勒也积极推动德国的再武装，毫无疑问，此政策深获全国上下的拥护，它不仅满足了德国人的民族荣誉感，而且再武装也刺激经济繁荣，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准，真乃一举数得。所以，从1934年起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希特勒的新帝国真可算是进入了黄金时代，但不幸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在外交方面，希特勒也是无往不利。1933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4年1月，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拆散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以后两年内，希特勒尽量争取英意两国的同情，到1936年3月，德军突然开入莱茵地区，正式撕毁凡尔赛和约。但法国却缺乏反应能力，而英国也不愿意介入，于是希特勒不战而胜，赢得其第一次冒险。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希特勒没有新的行动，到1938年，他又跃跃欲试了。这一次的箭头首先指向奥地利；3月初吞并了奥地利，几乎可以说是不曾引起任何强烈反对。于是情势急转直下，希特勒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即为捷克。他利用捷克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来作为行动的借口。

　　 捷克问题远比奥地利问题复杂，不但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而且劳动了大英帝国首相的大驾，更使希特勒有受宠若惊之感。最后的结局即为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Munich Conference)的召开。在英法意三国协调之下，把所谓“苏台德区”(Sudeten)割让给德国。照正常的想法，慕尼黑协定应该算是德国的一大胜利，但希特勒的想法并非如此。在当时以及事后，他曾一再表示这是其一生事业中的最大挫折。这一事实的确令人有一点莫测高深，所以，很值得深入研究分析。

　　 最近发现的新史料似乎可以显示希特勒之所以要利用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受迫害的谎言来作为向捷克挑衅的借口，其目的绝非只想要吞并苏台德区，甚至也不想吞并整个捷克，在希特勒看来，那都是不值得小题大做的。然则其真正目的是什么？他是想逼迫法国起而应战，并乘机将其击败，达到其大计划中的第二阶段目标。换言之，他已经决定在1938年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希特勒之所以作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有他的理由。一方面，他认为到1937年底，德国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成且能够一战，同时，他也确信军人会服从他的命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1938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因为法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英俄两国都由于内部的问题而不会介入。所以，可以使他获得速战速决的机会。

　　 哪知道慕尼黑会议使他陷入外交陷阱：英法两国领袖对于其无理要求竟完全接受，而墨索里尼也从旁劝说，同时，德国的高级人员也都劝他适可而止。于是希特勒在这样的气氛之下，遂不得不勉强达成四国协定，而打消在1938年发动战争的意图。

　　 事后希特勒感到非常懊恼，他决心再也不陷入这种外交陷阱。甚至于到1945年，也就是到了他的末日时，他仍然追悔着说，他未能在1938年发动战争实为其一生的最大错误，并终于导致其一切希望的毁灭。

　　 张伯伦的伞虽成为安抚主义的商标，但英法两国如此软弱也并非没有理由。30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内部不团结、政治不安定的国家，一切政务都陷于瘫痪状态，真可谓百废待举，一事无成，就像是垂危的病人，苟延残喘而已。这样的国家当然很难希望它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

　　 在英国方面，诚如战史大师霍华德所指出的，英国参谋首长实为姑息主义的最大帮凶。他们力主不惜以捷克为牺牲，来替英国换取一段缓冲时间。他们对前途感到非常悲观，并认为在1938年英国根本无防空能力可言。

　　 就整个国际情势而言，也是有助于姑息。所有大英国协约国家在此时都无意介入欧洲的战争，而在美国则正弥漫着浓厚的孤立主义气氛。苏俄的红军在惨遭斯大林血腥大清洗之后，元气大伤，在短时间之内已无作战能力。所以，张伯伦委曲求全，使战争不在1938年爆发，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亦无可厚非，并非是“姑息主义”一语所能概括。

　　 直接导火线

　　 慕尼黑会议虽然暂时阻止了战争在1938年发生，但是战争终将无法避免，却已成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认知。这也就形成一种非常危险的局势：一方面，希特勒可能已经决定他下次决不再妥协；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都在埋头准备，并暗中决定下次绝对不再让步。于是剑拔弩张，战祸遂一触即发。

　　 当然，挑衅的人还是希特勒。不过，他对波兰的态度与对捷克完全不一样。因此，在最初阶段，他是否真的在想以波兰问题为借口而制造战争(照捷克模式再来一次)似乎不无疑问。从他执政以来，德国对波兰一直相当友好，很明显，希特勒的原意是想收波兰为其对付苏俄的帮手。1938年10月，德国还要求与波兰进行谈判，以便对双方之间某些争执作一总解决，其态度还是非常温和的。看来似乎尚无动武之意。

　　 波兰这个国家位于德俄之间，对于双方都可能构成屏障和缓冲。假定德国决定向法国发动战争，则保留一个与它有同盟关系(甚至只是中立)的波兰，对它应是比较有利。因为有波兰隔在中间，德国自然可以比较不怕苏俄的威胁。事实上，正因为波兰不肯与德国合作，遂使希特勒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与苏俄缔结互不侵略协定)，来暂时维护其后方的安全。

　　 此时，波兰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但它既不愿与德国合作，又不愿向苏俄靠拢，而国力也不足以自保，却又坚持不改变现状，并把希望寄托在遥远而不实际的西方援助上。此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实乃自取灭亡。

　　 1939年3月，英国向波兰作出援助的保证，这无异于在棺材上钉下最后一颗钉子。而波兰的外长贝克(Joseph Beck)在一根烟还没有抽完的时间内即决定接受此种送命的保证。无怪乎李德哈特会深有所感地说：“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决定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冲动的感情，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事后看来，希特勒之所以压迫波兰表态，其目的并不是把“但泽”问题当作导火线(像苏台德区一样)，而只是在作其发动对法战争之前的安全部署。直到波兰坚持不合作，才迫使他不得不改用他本来不想采取的手段，与苏俄合作。到了此时，局势遂急转直下，在德俄双方协议瓜分之下，波兰也就自然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

　　 希特勒这样做，对于他本身而言的确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他不这样做也不行，假使波兰能逃过这一劫，则希特勒将感到无法收场，其政治威望会受到重大打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特勒的确有一套大战略构想，也的确有发动战争的打算，并将其分为对法和对俄两个阶段实施。当然，他究竟是想在何时发动战争，则很难断言。不过，就已有的证据判断，他似乎的确是想在1938年发动战争。至于战争终于在1939年爆发，是出于故意还是偶然，则颇有争论之余地。也许我们可以套用欧阳修所说的话：“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39年爆发，在50余年后的今天回顾其起因，历史又能给予我们何种教训呢？

　　 首先应说明的是，根据历史的累积经验，我们可以确信制造战争远比制造和平容易，发动战争只要单方面动武即能引起对方对抗，但缔造和平则必须经过双方面的同意。所以，和平的建立与确保并不容易，而战争的伤口却是更难愈合。

　　 当希特勒于1933年接管政权时，欧洲还是大致太平无事的。但不过5年的时间，到1938年，战争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几乎随时都有爆发之可能。由此可以知道和平是如何脆弱，是如何难以维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而言，总算是相安无事50余年，于是西方战略家遂不免产生错觉，以为核武器的威慑能保持永久和平。此种想法不仅天真而且也不切实际。据估计，在1986年，也就是联合国的“和平年”(Year of Peace)，全世界就有500万战斗员在41个国家中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所以，任何国家都必须把国家安全列为第一优先的考虑，万不可对和平存有任何幻想。

　　 历史显示，个人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没有希特勒这个人，或是希特勒没有出头的机会，则50余年前的历史必然会遵循其他的轨迹发展，这当然不是说欧洲就能永远维持和平，不过，至少可以断言，战争不至于在1939年爆发。

　　 李德哈特曾说：“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它指示世人应该避免那些最易重犯的错误。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人类并不向历史学习，尤以那些所谓“伟人”(great man)为最。希特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布克哈特(Jacob Barckhart)认为：“历史的价值应该不只是使我们下一次更乖巧，而是赐予我们以永恒的智慧。”但作者却不敢这样乐观，从历史的经验看来，永恒的智慧也许可望而不可即，能够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也就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