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门罕的失败·第四
作者：岛田俊彦·日本
出自————《关东军》
出自————《战争通史》
一、关东军迎来新阶段
由于满洲事变和其必然结果满洲国的建立，使关东军迎来新阶段。因为满洲国的建立，使得边境直接和苏联与外蒙的边境联结在一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东军原来就有的“对付北方敌人”的性质，在与苏联直接接境后直接与苏军对峙，更变得现实了。
对一手包揽了满洲国防驻扎在当地的关东军来说，感到中央政府、陆军部、参谋本部，对形势的判断往往与满洲的实际相去甚远。而过剩的责任意识感，对苏的危机感和建立满洲国的自信与实力结合在一起，常常引起与中央的对立。关东军的这种过剩意识又与苏联国力的增强、苏联远东军备的加强等纠缠在一起，经常引起与苏联及外蒙边境争端。在这些争端中，有些甚至发展成险些造成全面战争的极其危险的局部战争。
诺门罕事件就是其代表之一。在关东军的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像样的战争。在这次边境冲突中，关东军败在以机械化为主的苏军手下。结果不仅失去军威，也违反了参谋本部不扩大战局的方针。它独断专行，从而加深了与中央的鸿沟。但这次事件终归以局部战争而告终。其结果，尽管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发生了中日战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一次也未体验到对苏全面战争的滋味。这使它错误地估计苏联的实力，阻碍了其自身的装备与战术的现代化。总之，在它的历史上，诺门罕事件所占的比重决不可轻估。
二、不断紧张的苏满边境
自出兵西伯利亚以来到满洲事变，日苏关系可以说比较稳定。其原因之一就是苏联革命成功时间未久，还没有余力在开发和加强远东地区投入更大的力量。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始终根据在中国获取的特权，只是在满洲一带保持着强大势力。因此，即使在满蒙一带发生边境冲突，都理所当然地要由苏联政府、中国政府，乃至中国地方政府加以解决。
但是这种状况在满洲国建立之后，却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苏联在革命后国内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把重点放在远东，由此其防卫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就拿配备在远东一带的飞机来说，一九三三年约为三百五十架，一九三六年则为一千二百架，增加了近两倍半。另一方面，日本通过满洲事变，建立了傀儡政权，把满洲的防卫任务交给关东军，因此关东军的兵力也得到飞速增强。而且，这一时期，日本拒绝了签订对苏不侵犯条约，围绕着北满东支铁路发生的纠纷，增强了苏联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它和日本军部，对苏强烈的不信任感交织在一起，就产生了军事紧张局势。这样，日本陆军精锐与强大的苏军，围绕着苏满关系正面对峙起来。而且在苏满边境，容易发生纠纷的条件已经成熟。原来环绕满洲的国境线，是由一六八九年清政府与俄国间缔结的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条约等十一个条约和协定划定的。满洲国成立时不得不继承这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非常含糊，可以任意解释，而且界标设置得很少，且长年累月经风吹日晒雨淋，已失去界标作用。其中边境最不清楚的是兴凯湖到图门江的六百余公里的东部边界，和与在苏联影响下的外蒙接壤的西北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一相情愿地确定了对自己有利的边界线。因此，在这些地区的现状，是因哪一方国境守备队占据而边界线不断变动。随着关东军对满洲国内治安工作的加强，其势力渗透到边境地区，国境防卫问题变得现实起来。与此同时就引起各种争端，这是不可避免的。
三、不断发生纠纷与对苏强硬论
到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具体边界冲突急剧增加。有报告说：自满洲事变爆发到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两年半时间里，边界冲突计发生一百五十二次；而一九三五年则为一百三十六次；一九三六年又急增到二百零三次，到战争结束那年(1945年)为止，计发生一千六百次以上。一九三四年以前的冲突规模都较小，大部分是一两个人越境，或用步枪互相射击。可是随着次数的增加，冲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一九三五年，发生了关东军大批骑兵出动的哈拉哈庙事件，一九三六年，发生了由空军和机械化步兵参战的奥拉浩托卡事件和塔乌共事件。第二年(1937)发生了击沉苏联炮艇的干岔子事件。
干岔子事件，是围绕着满洲北部边境黑龙江中的一个小岛进行的。二月，曾有日本人和满洲人登上干岔子岛和大别基切夫岛。对此，苏联曾多次向满洲国方面提出抗议。到了六月，也许苏联认为光提抗议无济于事，于是派出少数兵力在二岛登陆。这时关东军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这里，苏联也调集了炮舰、炮艇。于是两军形成对峙。问题还在后面，如果事态发展下去，日苏两军间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参谋本部认为，对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岛，不值得倾注国力，于是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决定委托外务方面谈判解决，同时令关东军停止反击。但是当地军队不满这一消极态度，三十日，竟独断专行地擅自向苏联炮艇开火，击沉了其中一艘。虽然这一事件在苏联方面作出全面让步的情况下解决了。但这一事件正如此后发生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当地驻军与参谋本部等陆军中央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东军越轨行为的倾向，这时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一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就爆发了引起日中战争的芦沟桥事变。
当然，对于这样频繁发生的边界冲突，日苏两国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为防止边界冲突，日本政府曾建议成立日、苏，满三国联合委员会。之后，这一问题也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来，然而全面审议边界问题的委员会终于未能成立。日本方面，特别是关东军方面，认为确定苏满边界至为重要，而苏联方面则继续坚持边界问题已由俄中两国通过协定确定。这样，两国间距离甚大。而日本的真正的意图，是想让苏联承认满洲国这一既成事实，因此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困难了。所以发生冲突时只能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签订后，日苏间的空气急剧冷却，在远东日苏间的对立，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境地。与此同时，在陆军特别是在关东军中有人坚决主张，对苏采取强硬路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已下决心全力投入对中国军事介入的陆军总部，和作为对苏兵力的关东军之间，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一事实从现在开始越发清楚了。
四、张鼓峰事件与大本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七月，在西伯利亚与东满、朝鲜北部接壤的地方，日苏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这一事件是以事件发生地，一个名叫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的地名命名的。在日苏两国边界冲突中，这是第一次投入大量军队(战略单位)进行的真正战斗。张鼓峰是苏、满边界附近一个标高为一百五十米的丘陵，除满鲜铁路由它身边通过外，在战略上并无多大价值。但满洲事变后，日苏两国军队都在这里配备了国境守备队，围绕着不明确的国境线，日苏少数军队开始对峙，由张鼓峰至沙草峰一带棱线(日本方面主张的国境线)，一直维持着由两国军队轮流占领的局面。为方便起见，日本方面把属于满洲国珲春地区的这一带的防务，交给了朝鲜军的第十九师团负责。
七月十一日有情报说约四十名苏联士兵在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对此，陆军总部的反应是复杂的。当时，日华事变已进入长期消耗战阶段，陆军正在集中中国派遣军全部兵力进行汉口战役。因此，对在这里同苏联间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多持批判态度。事实上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曾向大本营提出如下方针——即使苏联侵犯边境一事已一目了然，鉴于正处于进行汉口战役这一重要时期，作为我军，首先要弄清形势，顾全大局，要求当地驻军立即撤出战斗。大本营可以说基本上同意这一方针，但以作战科长稻田正纯中佐为首的少壮派参谋，却主张进行一次有限的战争，以挽回面子。与此同时，通过有限战争，以弄清苏联是否有介入日中战争的意图，即以大力进行侦察。关东军在这之前已派参谋人员去现场，确认苏军“越境”后，立即通知大本营和朝鲜军，并且要求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动用武力，态度非常强硬。
大本营在日益高涨的积极论的背景下，大部分主张采取有限战争的方针。七月十六日，命令向前线调动兵力，二十日，板垣征四郎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晋谒天皇，就对张鼓峰行使武力和由此带来的动员计划请天皇裁决。而且根据这一方针，十九日下令朝鲜军与当地的第十九师团准备进攻。但这一方针，由于外务省和海军方面的反对天皇未予同意，参谋本部不得不停止进攻和解除动员。
当然，一直在等待着进攻命令的现地驻军，对这样的命令很难心悦诚服。更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大本营少壮派参谋也不满这一决定。他们的这一态度传到当地驻军中去，因此当地驻军迟迟不愿撤回原来的防线。二十九日，当他们真正撤退时，在当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终于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五、尾高师团长独断专行下令进攻
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多，尾高师团长接到苏军在沙草峰以南棱线构筑阵地的报告，立即命令国境守备队长对其发起进攻。他认为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不同，因此强辩说，这与先前下达的当地守军返回原防地的命令并不矛盾，请求朝鲜军司令官允许他再次集结兵力。朝鲜军和大本营虽然同意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另作处理的意见，但原则上仍坚持不扩大的方针，禁止他们在追击时越过边境。然而尾高师团长本来就属于强硬派，常为没能参加在中国进行的战争而抱怨不已。他不满意这一方针，事先也未向朝鲜军司令部请示，就独断专行地擅自决定向苏军出击。三十一日拂晓，向张鼓峰到沙草峰一线苏军阵地发动夜袭击，总共投入一个联队约一千六百人的兵力。夜袭的主力集中在张鼓峰一带。因为据他判断，从地形来看，要进攻沙草峰必须首先进攻张鼓峰。进攻基本获得成功，苏军向东撤退。
大本营在收到向苏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反映是矛盾的。一方面为进攻的成功感到高兴，另一方面继续坚持不扩大的方针。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大本营内部存在着分歧，而这种方针不一致，后果却极为严重。即尽管确定了严令当地驻军专事防务，问题交由外交处理的方针，而最终也未能追究尾高擅自违令的责任。
苏军虽一度后撤，然而紧接着在飞机、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支援下重新反扑过来。禁止进攻，守在棱线上一动不动的日军，正好成了苏军攻击的目标。由于日方禁止出动飞机，日军伤亡不断增加。八月六日，苏军开始第二次进攻，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据说日军伤亡每天超过二百人。面对这种情况，当地驻军要求增援，出动飞机，并转入进攻。但由于主张撤退和主张转入进攻的意见对立，大本营无法作出相应的作战计划。
由于苏联出乎意外地主动作出让步，终于导致停战，才挽救了这场危机。八月四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和里托维诺夫外长，开始就停战进行谈判。苏联知道国际舆论对它未必有利，同意在十日晚在前线停战。九月苏联已成功地把日军驱逐出去，由此考虑这种条件可以说对日本是最好的。大本营(日华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设立的)以把大部队集结于边境的做法是愚蠢的为由，十三日将全部日军撤过图门江。这是根据两协议——远远撤离双方有争议的国境线采取的行动。
这样，因一个师团长的独断专行引起的这场战斗，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而且白白使这个师团损失了百分之二十的兵力。事后丝毫没有追究这位师团长的责任，也没有追究积极主战的少壮派参谋的责任。结果战败就是战败，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甚至对苏联远东军强大的战斗力，特别是其物质力量，也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对此种结果强烈不满的是担任苏满边境防务、对边界争端取积极态度的关东军的领导层。由于大本营特别是参谋本部作战指导思想上的不一致，致使一个小小的边界战争也打了败仗。因此，增大了对中央的不信任情绪。张鼓峰一带于事件后，虽交由关东军管辖，一部分人甚至主张利用这个机会，把苏军赶到日本认定的国境线以外去。参谋本部考虑到日华事变的发展主张，尽量不要染指边界纠纷，而关东军则坚持在发生边界纠纷时，在局部范围内给苏军以致命打击。由此可以说，张鼓峰事件已为以后的诺门罕事件准备好了条件。
六、满苏边界纠纷处理要纲
张鼓峰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1939)四月，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指示制定的“满苏边界纠纷处理要纲”，典型地表示出关东军对边界冲突的强硬态度。这个要纲的中心点是国境问题，要根据日本的单方面主张进行处理。这充分显示出关东军的基本性格。此文较长，下面试引用几段，加以说明。
首先其基本要求是对苏军(包括外蒙古军)在满苏边境的不法行为，在做好周密准备的情况下予以彻底严惩，以使苏军屈服(傍点系作者所加，下同)。而所谓“不法行为”完全是根据日军单方面的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要纲”规定“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方，国境线由防卫司令官自主地认定。万一发生冲突，不管兵力多寡和国境如何，均要务期必胜，”因此，可以说这一“要纲”，已承认在战术上的挑衅。即各部从为达其目的，可暂时进入苏联领土，也可把苏军士兵引诱至满洲境内，使其滞留在这里，积极果断地采取行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交由上级司令部处理，自己只专心于第一线的现场，务期必胜。这样一来，“要纲”下达之后，以往的一切指示、通令随即废除。
显然这个“要纲”与在张鼓峰撤军时参谋本部制定的方针是根本对立的。但参谋本部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这个报告后，未采取任何对策。不仅如此，作战部一部分参谋认为这一处置得当，表示赞赏，虽然这只是个人的表态。结果，不但边境地区守备军司令官，有责任自己确定国境线，而且可以说还有责任恢复日本方面一贯主张的国境线。如果在日本方面主张的国境线以内有苏军，当地司令官就可以“为奇袭歼灭之，可暂时引诱其滞留在满洲领土以内。”这样一来，只要当地军队忠实地执行军司令部的命令，或者苏联方面不作出让步，不可避免地迟早会在边境上发生一场大的冲突。诺门罕事件的第一份报告，传到关东军司令部，就是在这个“要纲”下达后不到二十天的时候。
七、苏联的强大威压
关于诺门罕事件(苏联称哈勒欣浑哥河事件)的经过及其实情)虽散见于最近的乡土部队详细战记等，然不明之点甚多。原因之一是这一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素有常胜之称的日本陆军的唯一污点。因此，其战斗真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都瞒着日本国民。而且此后弄清的所谓真相，也多带有当事者自我辩解的色彩，客观资料几乎一点也没公布。难于了解其真相的第二个原因，是事件的另一方苏联，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对事件也很少报导，以至苏联的资料也难到手。(在张鼓峰事件时曾以“哈桑的胜利”为题大肆作了报导，大大提高了苏联国民的意识)。鉴于以上原因，关于事件的详情至少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无法弄清，恐怕今后不少地方也还会是个谜。
作为诺门罕事件舞台的呼伦贝尔草原，由于满洲国与外蒙古边界不清楚，在这里反复多次发生争端，有些争端规模甚大。这里主要谈一谈苏联介入日本与外蒙边界争端的背景。
外蒙古早在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就宣告成立人民共和国。由于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它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和牢固。满洲国建立和巩固后，外蒙很担心是否能够确保自己国境线的安全，于是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末与苏联双方商定苏联参与外蒙的防卫(关于互相援助的君子协定)。对于时刻警惕日本势力渗入的苏联来说，参与对外蒙的防卫是对西伯利亚，特别是对西伯利亚铁路防卫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对此，日本方面特别是关东军自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起，积极开展对内蒙和华北的渗透工作。暗地里在想把外蒙由苏联的影响下分离出来，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以巩固这一地盘，一旦有事，对苏联可占压倒优势。随着满洲国大体上的稳定，满洲国军乃至关东军与外蒙古军之间，边界争端越来越频繁了。
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三月，苏联与外蒙签订了互相援助条约，并于四月公布。这个条约把先前订立的君子协定，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条约的公布对时刻窥测外蒙动向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无言的压力。事实上，自这个条约签订之后，满洲与外蒙间边界争端的次数显著地减少。这个条约公布后，日本马上取消了设立边界争端处理委员会的方案。与苏军直接接触，可以说使日军的行动更慎重了。然而，由于苏联的威压使日军的行动受到制约，又在“把守北面大门”的关东军内部引起不满。在张鼓峰事件上，事实上的失败．又加重了这种不满。因此，可以说这种不满由“满苏边界争端处理要纲”集中地表现出来。
八、诺门罕事件的爆发
发生“诺门罕事件”的第一份报告，是在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下午送到关东军司令部的。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的电报说：“约七百名外蒙古士兵十二日晨，在诺门罕地区涉过哈拉哈河侵入满洲国境，与满洲军之一部交火。由于其后方似乎有增援部队，已令师团所部之一部和满军将其歼灭。”交火是在十二日还是十一日说法不一，关东军特别是当时的关东军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少佐等人，坚持说是在十二日，而苏联方面却说是在十一日。关于外蒙古军是否非法越境的问题，在关东军和苏联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当时关东军主张国境以哈拉哈河为界，这一主张似乎没有明确根据，许多地图上标的都是苏联主张的哈拉哈河以东一线为界，因此，二十三师团把渡过哈拉哈河看作是非法越境，并立即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是固守“国境争端处理要纲”的结果。因为在“要纲”下达前三四个月，外蒙古士兵越过哈拉哈河时，日方多不予理睬。
接到诺门罕事件的第一份报告时，关东军参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名，以至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地图上找到。这也正是服部和辻两位参谋在记述中一贯主张的。在这一主张背后也许隐藏着这种意图——这次交战是由外蒙和苏联单方面发动进攻的结果。事实也许如此(日本某一家报纸在第一次报导中称“外蒙国境的诺门罕”，而在第二次报导中又作了纠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争端频发地区关东军参谋竟会一无所知。如果这确系事实的话，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显然，从这一事件以前的经过和“要纲”的内容来看，事件发生的责任，大部应由关东军来负。
九、东骑兵联队全军覆没
真正的战斗是在五月二十八日以后。五月十三日，小松原师团长以两个步兵中队配属给东八百藏中佐率领的骑兵联队，编成东支队派赴战场；又把海拉尔的全部满军(约三百名)拨归支队指挥。东支队在空军支援下发起进攻，外蒙军十五日撤退到哈拉哈河左岸。因此，东支队退回海拉尔。但在东支队撤退后，外蒙军又到了右岸，并构筑阵地。对当面之敌如何处置，在小松原师团长和关东军司令部之间意见有些分歧。司令部主张对外蒙军的入侵采取静观态度，伺机一举击败它，而小松原却主张立即予以打击。结果采纳了小松原的意见，然而等待它的，却是整个骑兵联队全军覆没的悲剧。
小松原师团长决心确保哈拉哈河一线，又给东支队配属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编成山县支队，而且空军也得到加强，与外蒙古军以及新派来的以机械化部队为主的苏军对峙。二十八日，由于日军发起进攻而重开战端。日本方面把以步兵为中心的主力配置在苏蒙军正面，派东骑兵联队迂回到敌人侧面进攻，以断其退路。但是，苏军的坦克，炮兵的进攻异常猛烈，使日军主力陷于困境，特别是派去进攻苏军侧背的东骑兵联队反被切断退路，被坦克包围歼灭。东骑兵联队士兵或摞在一起倒在一处，或横卧在烧毁的汽车上活活被烧死，其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师团长又派了三个炮兵中队上去，以与苏军对抗，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终于难挽败局。三十一日，日军撤离战场。这就是第一次诺门罕事件的大致情况。
这次事件用关东军的话来说，是“胜负各半”。但除了空军的胜利外，日本方面根本无胜利可言。由于真实情况连参谋本部也未能及时准确地报告，以致三十日参谋次长还打来祝捷的电报。不难想象在这种事态面前，小松原师团长万念皆空。在“边界纠纷处理要纲”的重压下，几乎以师团长独断专行的形式进行的这场战斗，以一个联队被歼而告终。这种心情又成了导致第二次诺门罕事件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关东军司令部表面上看来比较平静，认为基本上要采取不扩大的方针，可以作为众多边界争端的一个加以解决。而且当初的背景是师团长违反军司令部的方针，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然而他在内心里还是不服气的。这种不服气在第二次诺门罕事件时，以强硬的方式爆发出来，把关东军中一部分人的主张——要考虑到日华事变，从大局出发加以处理和陆军总部的慎重论给一风吹了。
十、关东军与参谋本部的决裂
第二次诺门罕事件的发生也来自小松原师团长的一封电报。六月十九日，第一次诺门罕事件的善后工作还未处理完毕，关东军又接到小松原的电报。电报内容是：(1)苏军在诺门罕不断增兵，十八日把满洲国军驱逐出去；(2)敌机轰炸温泉一带和甘吉尔庙，造成损夫。而且师团长从防卫责任上，建议主动给以严惩。关东军司令部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二十日命令向诺门罕方向调集兵力。调集的兵力有补充后的第二十三师团全部，由第一坦克团和第七师团的一部组成的安冈支队，还有配属的第二飞行集团。这是边界争端中没有先例的大规模调集兵力，其方针是不惜与苏军展开正面冲突，态度非常强硬。
这一方针的确定，可以说经过了不少波折。大部分作战参谋认为，考虑到日华事变和在天津租界问题上的日英谈判，主张慎重．独有辻政信少佐力排众议，主张强硬对敌，作战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同意这一意见。结果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也被强硬论说服。最初的作战计划中，确定由驻满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之师第七师团担当主力，后来军司令官命令，改由第一次诺门罕事件当事者第二十三师团担任主力。之所以开始计划由第七师团担任主力，是因为第二十三师团于上一年刚刚组建，对其战斗力不甚放心，因而一下子投入精锐部队，可见其决心之大。
对关东军这一方针，陆军总部持批判态度。但鉴于在第一次诺门罕事件时，它与关东军之间没有多大分歧，暂时同意了这一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用飞机轰炸外蒙境内一些目标。只是关东军估计会遭到反对，而事先未予提及并请示。这说明关东军围绕着诺门罕事件有独断专行的倾向。参谋本部在偶尔的情况下，听到这个轰炸计划时，害怕扩大事态，立即打电报表示不当，又派作战班长有末次中佐去满洲，企图说服关东军不要轰炸。可是在有末作战班长赶到的六月二十七日那天早上，关东军已对外蒙境内据点塔穆斯克进行了轰炸。于是，第二次诺门罕事件，便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
为确保制空权，日军出动了一百三十架飞机，对苏蒙空军基地塔穆斯克进行了空袭。据报导，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百架以上的赫赫战果。这次空袭使苏联知道了日本决心大举进攻，结果苏联在诺门罕周围继续增兵。这使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关系更加恶化。
据说稻田正纯作战科长，在接到关东军报告战果的电话后，竟破口大骂：“混蛋，什么战果！”他命关东军司令官谨慎从事，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另一方面，关东军司令部强烈反对陆军总部的这一态度，强辩说轰炸是一种报复措施。与此同时，依然坚持强硬论，企图强行打下去。这样一来，出动了几万大军(事件结束前总兵力，据说达到五万六千人)，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没有得到陆军总部支持的情况下，由关东军独断专行进行的，苏联方面也作了大规模的动员。考虑到这一点，胜败之势，不战自明。
十一、完全败在苏军机械化部队手下
关东军制定了大胆的作战计划，预定七月一日开始进攻。集结于诺门罕的第二十三师团和安冈支队，由于日本方面已夺取制空权，认为可以放心大胆地渡过哈拉哈河，冲入左岸的敌人阵地，一举把苏军歼灭。七月二日夜，第二十三师团主力，按预定计划到达哈拉哈河左岸，对此，苏联方面的抵抗非常激烈，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回击。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用燃烧瓶实行近战击毁敌人坦克的战术发挥了威力。三日下午，战局开始转为不利，二十三师团撤退到哈拉哈河右岸与安冈支队会合。另外，在右岸对敌人阵地实施进攻的安冈支队，也损失了四十辆坦克败退下来。五日，日本再次发起进攻，由于受到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拦截未获成功。十日以后，战线呈胶着状态。
看到这种情况，参谋本部知道在诺门罕短期以内很难取胜，准备由日本方面作出让步(具体来说承认外蒙和苏联主张的边界线)以结束这场战斗。关东军却坚持说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主张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于是，参谋本部二十日调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回京，拿出“诺门罕事件处理要纲”(主要内容是把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坚守在哈拉哈河右岸，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给他看，他却说苏联无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向，所以，只有彻底予以打击，问题才能解决，他把参谋本部的指导一下子给顶了回去。关东军司令部对这份“要纲”，也不予理睬。
关东军深感苏联的兵力，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而自己的炮兵力量不足。因此，又由内地调来三个重炮联队，七月二十三日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结果也失败了，战场仍处于胶着状态。其间，关东军解散了六月中旬受到打击、损失惨重的安冈支队，在满洲全境实施防空管制。八月，新组建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让他统辖诺门罕前线全军，由此转入持久战。
苏联方面在朱可夫指挥下组建了第一军团，以五个机甲师(坦克、装甲车各四百三十辆)为中心不断增强兵力，八月，重新夺回由日本夺去的制空权。在日本方面开始考虑持久战和越冬的时候，苏联方面准备好了大规模的八月攻势。十日前后，苏联方面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由二十日开始转入真正的进攻。在这之前，这一带集结的兵力有三个狙击师，五个机甲师，两个骑兵师，远远超过日本方面的估计。关东军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苏联也决心保卫自己主张的边界，而且决心在这里进行了一场短期决战。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也许是考虑到欧洲情势的发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八月二十三日签订的。
总之，苏军二十日在大批飞机有力支援下全线展开攻势，在重新补充的新式坦克群的掩护下，大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向日军压过来。二十三日，已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对此，关东军将主力第七师团投入战斗，二十五日，又决定将第二、第五师团投入战斗，力图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重新站稳脚跟。但为时已晚，退路已被切断，防御阵地也被穿插分割成几块，只能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进行抵抗。二十四日以来日军进行反击，想从内外两个方面突出包围，但这一企图也宣告失败，只能白白增加伤亡。孤立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被攻克，二十九日，日本军队完全被驱逐出外蒙古主张的边界线以外。
其中最悲惨的是第二十三师团。它在第一次诺门罕事件时已失去一个联队，之后虽然进行了补充，但没有很强的装备，依然被配备在第一线。在二十四日苏军发动攻势时，小林恒一少将指挥的一个步兵团，被配备在赫尔斯坦河以东第一线。经一天苦战，黄昏时终于冲入敌人阵地。但是，敌人坦克马上反扑过来，在阵地上来回乱轧。反坦克炮和燃烧瓶对敌人新式坦克已失去作用(在第一次战斗中坦克被打中后多马上起火燃烧，而这次却几乎都不燃烧)，于是，步兵团陷入一片混乱，受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后退。在这次战斗中，小林团长自己也被坦克轧成重伤。其他士兵被坦克轧死轧伤的也很多。这一切都说明战斗的激烈和日本方面的无谋。
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当师团司令部准备撤往赫尔斯坦河以北去时，突然受到来自高地的攻击，整个师团完全被坦克群包围起来。开始时在第一线的山县武光联队长烧掉军旗，拔刀自刎，小松原师团长给军司令官写好遗书，也准备发起最后一次冲锋，以死相拼。由于军司令官的劝阻，才率领残兵败将撤了回来。据说连密码本也烧掉了。
第二十三师团死伤一万一千多人。死伤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被歼灭了。而且许多指挥官战死，侥幸活下来的也有许多怕擅自退却，军司令官会追究责任而畏罪自杀。师团长自己于事件后回到东京待罪，结果一病身亡。二十三师团组建刚刚一年就被歼灭，这一历史事实具体说明了诺门罕的悲剧。由于师团长自己的强硬论引起的这一事件，由于关东军也转向强硬而得到扩大，终于师团自身走上进退维谷、难以自拔的境地，最后遭到灭顶之灾。
十二、首脑部人员更迭与停战
参谋本部面临着决定性的失败，即使条件多么苛刻也决心接受，以了结这次事件冲突。八月三十日，派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去长春说服关东军首脑。但关东军司令部仍坚持即使事已至此，也要在短期内集中兵力再战。参谋次长也只好答应他们，预定九月十日的进攻。参谋本部知道后大为震惊，再次派中岛参谋次长去长春，严令他们九月四日前，停止一切对苏联的进攻，把军队撤到有争议的地区以外。对此，关东军仍然要求允许他们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打扫战场，以收回阵亡将士的尸体，并且扬言这一请求如得不到允许，军司令官准备辞职。但参谋本部没有答应关东军的请求，而且像追魂一样，从六日到八日接连下达两道命令，免去植田军司令官以及矶谷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副参谋长、寺田雅雄作战科长的职务，服部、辻两位作战参谋也被免职，副参谋长以上一律退出现役。这样，关东军内的强硬派被一扫而光，诺门罕事件交由外交谈判解决。梅津美治郎中将被任命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值得注目的是苏军再也没有发动新的攻势。如果苏军乘第二十三师团败退之机进行追击，打到海拉尔，则易如反掌。但是，苏蒙两军不愿越过外蒙主张的边界。这也许是因为欧洲战线发生了一些情况吧，九月一日，德国进驻波兰，苏联也在日苏间签订停战协定的第二天(九月十七日)进驻波兰。从张鼓峰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可以看出苏联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即自己认定的边界一定要保卫，但决不超出防卫范围。这与关东军的“一击论”相比，不管在主张的始终如一上，还是在对全军的统率上都形成鲜明的对比。稻田作战科长也不得不叹服地评论说：“关东军的‘我不犯人，也不准别人犯我’的态度，勿宁说倒由苏方确立了。说是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然其统率之节度，不能不说连它的敌人，也承认有可取之处。”
总之，这一事件的处理交给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对准备作出全面让步的日本来说，以意外宽厚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于九月十六日凌晨签字。关于边界，经多次磋商，于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主张，最终达成协议。事件总算解决。这一切，关东军都未曾参与。
十三、关东军到底能走多远
以关东军违命和独断专行引起的这场事件，终于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场战争不但对关东军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战斗，而且对整个日本军队来说，也是一场以用现代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为对手的第一次战斗。关东军对苏军兵力的估计太天真了。就拿这一点来看，苏军仅坦克战就打出许多新战术，日军方面几乎无法招架，无计可施。这对于自封为“常胜不败”之军的日军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又很难说它已接受了教训。虽然强调了机械化，但在日本陆军中依靠白刃格斗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而这种“精神第一”，随着战局的恶化，越发强调起来。而暴露出其内部不统一的陆军总部和海外驻军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在以后的向法属印度支那的进军中，更加暴露无遗。
最重要的是，关东军行动本身与参谋本部、陆军总部之间究竟有多大分歧，也令人发生怀疑。考虑到对华战争和欧洲形势的发展，陆军总部希望诺门罕事件限定在局部范围，这也是事实。在战争进行中采取更换军司令官以及主要参谋人员的强硬措施，说明它决心很大。但从大局考虑，苏联是日本假设敌国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在这种意图中，包含着向西伯利亚积极出兵。因此，可以说关东军在这次事件中的行动与海外派出机构挑起的其他几个事件一样，只是走得远了些。也可以说，这些纠纷的发生也显示了日本陆军自身的性质。陆军的对苏方针充分地表现在“关东军特别演习”上。这是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乘苏德开战之机，共同制定出的旨在对付苏联的大规模动员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