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舞台上的导演·第三

作者：岛田俊彦·日本

出自————《关东军》

出自————《战争通史》

　　 一、石原出谋，板垣实干

　　 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退役后，他的空缺由驻奉天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板垣征四郎大佐填补。在此之前，即一九二八年八月的定期人事调整中，石原莞尔中佐由陆军大学兵科教官调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石原中佐头脑清晰，思考周密细致，是陆军总  部唯一的战略家。板垣似乎没有石原那样锐敏的分析力与洞察力，但他具有领袖气质，做事坚韧不拔，且具有实于精神。在多少有点专横跋扈的河本去职之后，其空缺由被誉为“出谋是石原，实干是板垣”的二人联袂填补，它预示着另一种危险已降临到南满大地。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五月，也就是板垣大佐赴任那个月，关东军召开了情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得出的结论是：张作霖事件后的满洲形势一触即发，有可能发展成全面的军事对抗。因此，当务之急是彻底研究对策。结果，在研究“对苏作战计划”的名义下，组织了北满参观旅行团。这次旅行充满了火药味。

　　 七月三日，一行由旅顺出发，去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泰来、洮南等几个地方。在各地根据实地情况研究了进攻方法，同月十五日回到旅顺。在泰来研究了在洮南的作战方案。有这样一段插曲：当时旅行团的一个大尉，看到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后说：“这真像一个大海”。石原这时也说：“在这种大平原上作战，要采用海军的作战方法。”

　　 在长春，石原给大家介绍了他留德三年的成果：“战争史大观”。当天夜里，板垣在他下榻的名古屋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深夜不眠地整理着当天石原演讲的内容摘要。石原看了大为感动。对石原来说，板垣是他的前辈。尽管如此，板垣却又是石原构思的热心支持者。石原也深为板垣的人品和力量倾倒。

　　 到了八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由于张作霖事件而停职待命，畑英太郎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十月，组织了辽西(辽河以西一带)参谋旅行团。这次旅行在板垣和石原的共同带领下，以驻扎第十六师团的幕僚为中心，采取了对抗演习的形式。此外，在奉天以及新民、锦州、山海关以西一带进行了实战演习。这时在锦州对兵营进行了详细侦察。这次演习还使石原对以后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中轰炸锦州充满了信心。

　　 二、石原的世界最后战争论

　　 从石原所写的《现在及未来的日本国防》一文来看，石原早在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就成了一个热心的“满蒙领有论”者了。他的这一构思，证实了他对欧洲战史的精辟研究和对日莲 [ 注：指“日莲宗”。“日莲宗”系日本佛教十三大流派之一，为日莲所创，故曰“日莲宗”。 ] 的虔诚信仰，产生了他特有的观点——世界已面临一场最后的战争。

　　 他首先说，“日莲 [ 注：“日莲宗”开山祖师日莲和尚。日莲安房国小凑人，十二岁登清澄山，十六岁受戒，后称莲长。 ] 在《撰时钞》中一语道破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根本条件，即人类信仰信念之统一，首先要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斗争”。他认为这场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战争，正在一天天地逼近。而且他对战史的研究结论是：这种最后战争的形态，是完全彻底的歼灭战。战争体制也由以往的线和面向立体转化，战斗单位变为个体，要求每一个国民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洞察力。到那时，日本将陷入僵局，人口、粮食以及其他重要物资都将无法解决。日本只有通过占有满蒙，并在那里像在朝鲜、台湾一样建立起总督制，才能找到出路。为此，需要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不是汉族的，当地居民比起汉族更接近于大和民族。只有通过日本的势力维持治安，才能获得迅速发展。同时，这对于难以确立中国人政权的满蒙来说，也是一种解救方法。

　　 这样，就开始了战争。不久，列强特别是美国进行了干涉，终于导致日美决战——即世界最后的战争。那时，将出现以下三种情况。(1)日本完全成了东洋文明的中心；(2)美国完全成了西洋文明的中心；(3)飞机不需着陆能绕地球一圈。这三种情况几乎同步进行，因此，这三种情况的出现已为时不远。

　　 这就是石原在得出世界要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战这一结论前的构思要点。就是他本人也没有谈到，在这次战争中日本能稳操胜券。他说：“日莲在其著作《如来灭后五五百岁观心本尊抄》一书中，举出宇宙根本灵体，为世界和平将发生一场大动荡。他说：‘事情很清楚，比四菩萨当表现折伏时，必变为贤王，诫责愚王，在普度众生时变为僧人，以弘正法’。此贤王，即指在未来的战争中的大日本天皇。此种威力完全可以弥补物质之不足。在此神奇的统帅权之下，在此重大时刻，应坚定不移地相信，在我等军人当中一定会出现对皇国崇高理想抱有坚定信念，叱咤三军的将帅。”此外，他还主张在以太平洋为中心到来的东西文明的统一上，吾辈向世界弘扬此建国以来的最大理想，这不仅仅关系着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且也是拯救世界人类之天职。他强调必胜之信念和天职观。

　　 石原在这个论理与信仰，东洋与西洋按适当比例进行调和的构思，和在这一世界最终战争论上充分发挥其魅力。说得极端一点，他的存在，总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掀起一阵旋风。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石原当时还只是一位小小的少佐，他在德国留学结束后，经西伯利亚来到哈尔滨时，据说有几十个日莲信徒打着“南无妙法莲华经”的长条旗，拥向车站去迎接他这位身着旧式礼服、悠然下车的年轻军官。尽管他经历了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等特殊培训过程，然而，他的魅力早已锋芒外露。

　　 三、关东军占领满蒙的计划

　　 石原留下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说：“满蒙问题的解决，对于因国内问题而不安的日本来说是唯一的出路。并且断言，只有帝国国军占领这一地方，才能完全实现这一目的。

　　 他说行动开始的时间，应以日本作好对美战争准备为准。如果因此而引起与美国的战争，日本应在封锁亚洲的前提下，占领中国内地的战略要点。并给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赋予充满朝气的新生命，确立东亚自给自足的道路，以利于指导长期战争，为此，才能达到目的。在他看来，那些认为在对美的持久战中，日本无胜利可能的观点，是不懂得对美战争的本质。苏联的现状对日本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苏联为全力以赴地埋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采取对外不干涉政策，这在石原的脑子里已计算在内了。

　　 关于占领满蒙后的统治形态，应采取总督制。除通过简明的军管以维持治安外，应极力避免干涉，而是通过日、华、满三个民族的自由竞争得到发展。结果是日本人开办大型企业和智能事业；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从事小规模的商业和劳动，各自发挥所长，以实现其共存共荣之目的。他的这一主张多少是与自由竞争、共存共荣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在国防上，他主张以四个师团对付苏联。

　　 石原就是怀着此种想法到关东军司令部赴任的。他在陆军总部积极主张不管国内发生什么事情，关东军都要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满蒙问题的解决。并与河本参谋联名，向幕僚会议提议研究作战计划。在此之前，在幕僚中间关于夺取奉天的计划曾考虑三种方案：(1)集中兵力于奉天；(2)如第一方案无法实施时，将兵力集中于浑河以北地区；(3)如再有困难，就将兵力集中于浑河以南地区。而这次决定的方案是强攻，即不管情况如何，都要把兵力集中于奉天，攻下该城。

　　 四、再过两年

　　 当时石原为加强力量薄弱的关东军，注意到精明强干的满铁调查科，把调查科长佐多弘治郎、法制股的松本侠和俄国股的宫峙正义等拉过来，请他们协助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自此以后，这三个人都成了关东军有力的合作者和智囊。

　　 此外，司令部的佐久间亮三大尉，是前面提到的赴北满参旅行团，在旅行途中板垣和石原两位参谋曾叫佐久间研究占领地区统治方法，回来后在司令部给他拨了一间房子，让他自由而专心致志地研究了一年。这期间，关东军畑司令官病故，由菱刈隆中将继任。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九月，佐久间完成了关于在满蒙占领地区统治方法的研究。三宅光治参谋长夸奖说：“写得好极了。但愿有一天能用上它。”并给盖上印，以示批准。石原脸上现出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太好了。再过两年就会用上的。”

　　 统治满蒙的草案制定出来，剩下的只是付诸讨论。从第二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每周星期六都开研究会，参加者除全体参谋外，还有调查班的一些有志之士。这种研究会的活动一直继续到这年八月佐久间离开满洲出任内地某一师团的参谋为止。

　　 一九三零年(昭和五年)又进行了关东军战术和战法的现场研究。这次具体研究的是对奉天和弓张岭的进攻和在东郊边境采用的战术。特别是奉天城城防坚固，用炸药和炮击都难以破坏。因此，应设法找出其薄弱环节和容易破坏的地方，并对要人公馆及其周围的关键所在进行了侦察。

　　 说到这里，结论不言而喻。至少就关东军来说，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动满洲事变，自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石原上任以来，这已成既成事实，而且正朝这个方向加紧准备。剩下的只是根据国内、满洲、中国本土以及第三国的动向，寻找出适当的时机而已。

　　 五、朝无对应之策

　　 除关东军外，在当地引人注目的动向，是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十一月成立的，以满铁理事小日山直登为理事长的“满洲青年联盟”。这一组织始于这年五月大连报社向在满洲青年进行的呼吁。这家报社鼓吹说：“鉴于在满洲的日本人，没有舆论机关和日满关系陷入僵局，应成立‘满洲青年议会’”的组织。

　　 “青年议会”于同年春秋两季，接连召开了两次会议。虽然多少表示出青年们的情绪，然而由于这只是一次准备会议，发的多是无法实现的空洞议论，而且和正式会议一样产生了党派对立。所以在实现全满日本人大团结的口号下，于十一月将“青年议会”改为“青年联盟”。

　　 “青年联盟”的口号是：当今我们的圣地满蒙面临着危机。在此国家存亡之秋，朝无对应之策，野未唤起国内舆论。坐视现状，必蹈亡国之厄运。此乃我等起来发起新满蒙运动之原委”(第二次宣言)。在两个会议——联盟会议(各支部代表会议)和青年会议(全满青年代表会议)为中心的推动下，一旦有事进行了广泛的活动。这个“青年联盟”对联合在满日本人的强硬舆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六、三月事件的影响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五月，在东京成立了“一餐会”。它有四十个成员，都是陆军士官学校十五期到二十五期毕业的，所谓“以一当千”的佐级军官。当然，关东军的板垣和石原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就是后来被誉为“亚洲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也是它的成员。

　　 “一餐会”由“双叶会”和“国策研究会”合并而成。“双叶会”是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十月，在德国的巴登巴登，由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毕业生中有“三只乌鸦”之称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三人，在打倒陆军省内的长川军阀的口号下组成的。它开始叫“同人会”，别名“双叶会”。“国策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十一月，曾广泛地讨论过满蒙问题。这一系谱自然就决定了“一餐会”的性质。

　　 虽说“一餐会”是以联络感情为目的，并非志同道合的人们的结合。然而，它在第一次大会上仍然提出：(1)陆军人事刷新与推进各项政策；(2)解决满蒙问题；(3)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林铣十郎三位将军为中心，推进陆军正确的建设方针。

　　 一九三零年(昭和五年)以桥本欣五郎、坂田义郎、樋口季一郎三位中佐为中心，成立了“樱会”。这一组织是以无私的中佐以下现役军官为成员的志同道合者的结合，它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三月，发生了由“樱会”的桥本等急进分子策划的未遂政变——三月事件。他们的目的是以法学博士、满铁的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大川周明为中心，发动一万人左右翼混合部队，在议会前举行游行示威。另一方面，以临时召集的部队包围议会，然后由小矶国昭或建川美治郎少将带几名军官进入会场，逼现内阁辞职和成立以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的新内阁。可是，在紧要关头，由于政党方面的分化瓦解，关键人物宇垣发生了动摇，结果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地失败了。然而事件被发觉后，连一个负责人也未受到追究，和将级老人们也表现出关切国家的改造，这都大大地鼓舞了少壮派军官，并且预示着将来还会发生类似事件。

　　 七、张学良的日满合作方案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六月九日，也就是张作霖被炸死后的第五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完成了北伐。七月七日，国民政府声明废除以往中国与列强各国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于同月十九日，单方面通知日本废除一八九六年签订的“日华通商条约。”自不待言，这是国民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排日运动的背景下所作的对日攻势的一种姿态。

　　 在完成北伐后的满洲，由谁来充当张作霖的接班人，与国民政府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曾一度使局势发生动荡。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当然是张氏政权的当然继承人，但张作霖的幕僚，时任奉天省总参议的杨宇霆，在参谋本部任情报部长松井石根与其弟张作霖的顾问松井七夫，及其背后的大仓组的支持下，也在窥测政权宝座。外面盛传杨不断拉拢张作霖的旧部，并与蒋介石勾结。此外，握有南满铁路实权的交通总长常荫槐，也在蠢蠢欲动。这对张学良来说，都是不可掉以轻心的。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张学良终于以谋反罪枪毙了杨、常二人。

　　 张学良看到这种形势，认为与日本合作可保住其“满洲王”的地位，同时也是在蒋介石势力已逼近长城的情况下保住满洲的唯一出路。一天深夜，他悄悄把荒木五郎请到自己公馆。荒木原为陆军军人，之后取名黄慕，应张作霖的邀请，在奉军中组织模范队，并亲自率领。张学良见了荒木立即向他提出愿以：(1)日满政治经济全面合作；(2)满铁与满洲四条铁路合并；(3)撤销满铁附属地等三个条件实现日满合作，并通过荒木向日方索取四亿日元的工作费，使荒木大为惊讶。

　　 根据荒木的手记，这时他似乎认真地接受了张的请求。也许由于荒木多年来与中国要人打交道，使他相信自己的直感没有错。但另一方面，对张学良来说，由于当时他受到南方的沉重压力，也许他想在田中首相和蒋介石两人之间称称分量，决一选择。也许一开始这就是一种诡计，只是想利用这一点，以便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总之，荒木把这一情况转告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结果村冈与张学良约定秘密会见，又通过满铁副经理松冈洋右，把这个意思带到东京。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到后来，松冈说服政府的工作遇到困难。也许由于田中首相认为张学良要价过高，因而怀疑他是否有诚意。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对张学良身边的人进行收买、拉拢，同时迫使张学良服从南方政府，或许由于日本总是优柔寡断，迟迟不作答复使张学良等得不耐烦了，或许张学良认为时机已到，终于通知荒木终止日满合作的谈判。七月三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吉林、黑龙江、奉天)保安总司令，最后，他倒向了南方。

　　 八、东北三省换旗易帜

　　 此后，张学良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在满蒙五条铁路的谈判中，亦可窥见一斑。关于满蒙五条铁路(敦化－老道沟－图门的江岸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延吉－海林线)的建设和借款早在日俄战争后不久，就成了日中两国间的悬案。日本方面利用东方会议之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引诱张作霖上钩。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月十五日，张作霖与满铁经理山本条太郎之间签了密约，内容是五条铁路的建设由满铁承担，所需资金由日本作为贷款提供。一九二八年，就具体问题开始谈判，但又由于张作霖内部的复杂情况，使谈判陷于僵局。在第二次北伐面前，张作霖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时，山本条太郎在北京找张作霖强行要求签约，终于在五月十三日签订了延海线和洮索线，十五日签订了江岸线、长大线的协定。并且规定以上四条铁路均于三个月后动工。(双方还商定吉五线的签约将在奉天举行)。这五条铁路问题，可以说日本方面经历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但终于胜利解决。然而，七月十七日，张学良通知林久治郎总领事说，张作霖以私人名义承认的铁路借款很难付诸实施。

　　 田中首相看到张学良这种态度，知道他要换旗易帜(把以前的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表示服从南方政府)。为阻止张的换旗，他马上派林权助为特使去满洲说服张学良，名义上是参加张作霖的葬礼。张学良采取的措施是把换旗时间延长三个月，以缓和日本的攻势和向南方争取更为有利的交换条件。三个月到期，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决定换旗。于是，满洲大地上飘扬起青天白日国旗。

　　 在此之前不久的十一月，中国共产党设立了满洲省委。同月五日，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声明，号召满洲民众掀起排日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的直接具体行动，使收回汉口租界的光荣行动再次在满洲出现。自第二次出兵山东时引起的济南事变以来，中国的排日运动愈演愈烈。

　　 九、币原东山再起与佐分利公使之死

　　 为应付这种形势，币原喜重郎重新担负起日本外交的重任。第二次币原外交(滨口内阁，昭和四年〈一九二九〉组成)在重视中国市场这一点上没有改变。他依然阐明不干涉内政和拥护权益是一致的，日中关系的轴心应放在扩大同中国本土的贸易上(在这一点上，币原外交的“不干涉内政”决不是无条件的。这在对“五·卅”事件和关税特别会议上所采取的态度上已清楚地看到。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拟涉及。)

　　 币原就职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田中前内阁遗留下来的关于同中国进行修改通商条约的谈判。鉴于日本国内日本军部势力的抬头，和中国所谓的年轻人进入政界，以及由此而来的排日运动的激化，谈判是以极为微妙的方式进行的。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年末，由于张学良突然决定，强行收回原来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东支铁路，第二年上半年中苏关系开始不断恶化。七月，终于断绝了外交关系，进而八月发生了武装冲突。由于苏联远东军处于优势，十二月，双方签订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议定书，商定停止战斗和恢复东支铁路原状。一九三○年(昭和五年)十月，两国又在莫斯科举行了正式会谈，但又围绕着赎回东支铁路双方意见发生对立，一直到第二年九月发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谈判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

　　 暂且不谈为什么张学良毫无把握就突然向苏联施加压力，以及围绕这一问题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如何？这一事件的发生，确确实实有利于币原对关税问题的谈判(币原在通商谈判中首先提出的是关税协定的谈判)。结果，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五月六日，日中两国签订了新的关税协定，互相承认对方的关税自主权和最惠国待遇。这样，日本步入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列国之后尘，与它们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因此，重光代理公使会见了蒋介石，双方均感到满意，认为开辟了日中关系的新纪元。

　　 但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带着币原的极大期望到中国去的佐分利贞男公使，为回国述职曾一度回到日本。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在箱根的富士屋饭店一个房间里被人枪杀，至今原因不明，给人们留下推理小说般的悬念。

　　 继佐分利后任命的驻华公使是小幡酉吉，但国民政府以小幡曾在日置公使手下参与过旨在侵华的二十一条的谈判为由不予接纳，使日本大伤面子。这样，在关税协定谈判的背后，笼罩着梅雨季节天空似的沉闷，使日中两国人民都感到不快。

　　 十、间岛的反日暴动

　　 在此期间，在间岛发生了朝鲜人暴动。间岛位于满洲东部，南隔图门江与朝鲜接壤，东与苏联沿海州相连，居民中朝鲜人占百分之八十。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日韩合并 [ 译者注：日本吞并朝鲜。 ] 以来，日本除给这里的朝鲜居民以既得的土地所有权外，又准备作为帝国新的臣民给他们以治外法权。因此，他们与中国人之间不断发生摩擦。

　　 日本虽然想通过支持朝鲜人，把间岛作为侵入满蒙的突破口，然而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朝鲜人，都是被迫离开故土迁移到这里来的贫民，他们逐渐走上反日道路。与日本期望的相反，他们的存在对日本统治朝鲜反而会构成极大的威胁。特别是朝鲜人中间的共产党人掌握了领导权之后，围绕着监督管理问题，日中双方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关系。

　　 到了一九三零年(昭和五年)，间岛朝鲜人中的共产党人，在“五·卅”事件纪念日这天，以龙井村、头道沟为中心，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动，七月波及到敦化。中国共产党中的李立三攻打城市的路线，九月被指摘为左倾冒险主义，李也因此失去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间岛暴动却连锁反应似地扩展到各地，十月达到高涨。对此，日本派出很多领事馆警察到间岛。中国方面也认为这些朝鲜人已加入中国国籍，对他们进行了过分的镇压，终于平息了这场暴乱。

　　 十一、币原外交遇到意外困难

　　 一九三零年(昭和五年)春，山西省的阎锡山与占据河南、山东、陕西三省的冯玉祥，以及广西的李宗仁相呼应，掀起反蒋运动，与政府军打了起来。这次内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摆脱国民党政府压迫、以图东山再起的最好机会。于是，七月至八月按照李立三的命令，七万多红军开始了旨在夺取中心城市的进攻。湖南省会长沙，被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一举攻克。

　　 这时，在流经长沙城外的湘江上有日本两艘遣外舰队的军舰和三艘英、美、意三国的军舰在警戒。它们受湖南省主席何健的请求与红军交了火。此外，离长沙不远的汉口，由于有日本的权益，日本侨民又很多，因此，日本政府也增派了军舰。

　　 这样，币原外交在国内因伦敦的裁军条约问题，被政友会、军方和民间的右翼分子讥讽为“软弱外交”，在国外受到复杂的中国问题的重压，因而逐渐陷入僵局。

　　 币原在任美国大使时，曾留下这样的插曲：一天大使馆馆员们在猜谜语，一个问：“一对夫妻过桥，桥上坐着一只疯狗，怎么过？”一个答道：“两口子打架就过去了。因为两口子打架，狗都不理。”币原对这种猜法难以理解。这证明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过于耿直的合理主义者。然而，这时正因为他稳健、踏实、合理而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

　　 这时，在满洲问题上日中关系日益恶化。中国方面提出打通线(打虎山－通辽)、吉海线(吉林－海龙)由他们自己修建。日本方面向中国提出抗议，指出这违背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日中间关于满洲条约附属秘密协定”第三款中不准建设与满铁并行的线路的规定。确实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中国人的排日情绪，还有银本位中国的运费，比金本位日本的运费便宜，使满铁最大财源北满大豆的运输，避开满铁，沿洮昂－四洮－打通线运往南满。又由于满铁财政困难，不得不削减土木工程，使日本的土木公司的经营也陷入困境。

　　 看到这种形势，满洲青年联盟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已陷入危机，而自己国家对满洲认识很不够。为给国人启蒙，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一月，他们向国内派出游说团，一时声势大振。日本的这一举动，马上又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响。二月，辽宁外交协会把一封抗议日本行动的抗议书交给中国政府。三月，在奉天成立了满洲国民党总部。之后，通过国民党组织掀起排日运动。币原进行的铁路问题的谈判之所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归根结底，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些排日民众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

　　 在日本国内，一九三○年(昭和五年)十一月，滨口首相在东京车站受到民间右翼分子的袭击，身负重伤。虽然一度伤势有所好转，但不久又恶化。因此，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四月，内阁提出总辞职。四月十四日，继滨口内阁后组成了第二届新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内阁。币原喜重郎在新内阁中依然是霞关 [ 译者注：外务省所在地。 ] 的主人。

　　 在新内阁成立后不久，币原通过重光公使开始与中国进行废除对外法权的谈判。中国曾一度表示妥协，但自五月中旬在国民会议上出现了险恶的空气，提出不但要废除对外法权，而且要收回旅顺、大连，收回南满铁路，要求撤回日本守卫铁路的军队(关东军)，使这次谈判破裂。

　　 十二、确定对满蒙的方针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六月十一日，在陆军总部，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军事科长、冈村宁次补任科长、参谋本部的山胁正隆编制科长、渡久雄欧美科长、重藤千秋中国科长等五人被秘密任命为委员，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决定针对已由参谋本部制定并立案的本年度《形势分析》研究对策。之后开了许多会，进行多次研究，在当月十九日，提出了“对满蒙方针政策”的初步方案，最后又经五科长会议研究，完成了名为“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大纲”的最后方案。

　　 与此同时，对“形势分析”，关东军参谋部也在进行研究，七、八月间已得出结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成熟，应“立即着手”。与此相反，中央的“大纲”结论则是：今后一年应隐忍自重，万一发生纠纷，应尽量加以局部解决。

　　 五科长会议继续开会研究。七月十七日，决定由陆军大臣南次郎在预定于八月三、四两天，召开的军、师两级司令官会议上训话。其中要强调满蒙问题的重要性，肯定它的长期性，特别是要讲到对军人来说需要热诚。在八月四日的会议上，南次郎根据这个训话的方案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在各报当天的晚刊上刊出，果然引起各方面很大反响。特别是第二天的“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予以抨击，说：“也许这一重要的满蒙时局观未经内阁会议讨论，这一讲话是极其危险的信号。”不仅如此，执政党、民政党也对它进行攻击。因此，陆军立即予以反驳，演出一场政府揭发陆军的丑剧。当时政府不但对外有币原外交陷入僵局，同时在国内也存在着削减经费开支、行政机构改革、军人养老金，以及下一年预定召开的裁军会议等大量棘手问题。执政党和政府揭陆军的丑，只不过反映了政局已临近晚期，无法收拾而已。

　　 十三、湖月会议

　　 陆军大臣南次郎投出的一块石头，顿时掀起轩然大波。这时陆军总部利用军、师两级司令官会议的机会，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场特别选在颇有来历的新桥鸟森的高级饭庄“湖月”。日俄战争前夕，陆军的田中义一少佐、海军的上泉德弥中佐、外务省的本多熊太郎等人，曾在这里开过秘密会议，研究对俄战争。与会者除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外，还有陆军次官杉山、军务局长小矶、军事科长永田、参谋本部的次长二宫治重、作战部长建川、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中国科长重藤、欧美科长渡等。他们当时都是陆军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等，跟随军司令官进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满蒙问题。小矶、永田传达了中央的方针：解决满蒙的目标应放在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在这以前应进行国政改革——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和扩张军备，同时以军为中心向国内宣传解决满蒙问题的必要性。中央的这一方针与前面提到的五科长会议决定的“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相比，内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大纲”把解决的时间定为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以后，而“湖月”会议则更明确地把它定为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

　　 陆军总部不顾国内舆论反对，提出解决满蒙问题以一九三五年为目标的方针。即便如此，它与关东军主张的“立即解决”、“占领满蒙”之间仍有不少距离。

　　 十四、中村大尉事件

　　 这时在满洲，由于日中两国国民、军队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情绪，发生了无数次大小冲突。六月末至七月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进一步把事态推向一个重要阶段。

　　 中村大尉事件，系指被参谋本部派往兴安岭一带进行兵要地志调查的中村震太郎，和在昂昂溪经营旅馆业的井杉延太郎预备曹长，六月二十七日在洮南和索伦之间，被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杀害的事件。中村等人出发后十天竟无下落，因此日本方面很担心他们的安全。据说那位屯垦军团长的小妾——一个日本妇女，从丈夫那里听到杀害了日本军人的消息后甚为惊异，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在齐齐哈尔的熟人。于是，日本方面才得到一点线索。

　　 关东军七月下旬才知道这一情况，认为为促使张学良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不惜诉诸武力是最有效的方法。特别是石原参谋认为今日满蒙问题上的僵局，都来自日本外交的无能。因此，主张中村事件的交涉，不应委托给总领事馆，而应当由军方直接插手，并以保护联合调查组的名义，派一个步兵小队到现场。

　　 八月十七日，由奉天林总领事开始与中方交涉，但中国方面矢口否认杀害中村等人的事实。因此，关东军态度强硬起来，向外务方面建议，立即派一个大队步兵为基干的部队去洮南，实施对洮索铁路的保护、占领。但币原不同意这样做，依然通过林总领事进行谈判。后来，中国方面承认中国人杀害中村等人的事实，实际上已到了九月十八日，即与引起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炸毁柳条沟铁路是在同一天。

　　 万宝山事件，比这次事件规模更大，涉及更广。

　　 十五、紧迫的万宝山事件

　　 事件发生在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五月。以郝永德为首的二百余名朝鲜农民，迁居长春西北约三十公里的万宝山附近垦荒种地。他们未经地主允许就擅自动工，开控种水田的渠道。因为这条水渠挖通后，有可能引起水源伊通河泛滥，所以当地中国农民起来反对，中国县政府也支持当地农民，逮捕了郝以及其他九位朝鲜农民。

　　 看到这样，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也派领事馆警察去保护朝鲜农民，不料在这块北满的穷乡僻壤，出现了一场日中两国官宪对立的场景。

　　 在币原外相训令下，田代领事与中国长春地方政府，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与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分别就收拾事态进行磋商。六月下旬，朝鲜人开工堵塞伊通河道。万宝山一带数百农民为阻止工程的进行，于七月一、二两日连续两天诉诸武力，大举袭击他们。特别是七月二日这天，中国人开了枪，日本警察方面也架起三挺机枪向中国农民开火，幸好双方都未发生伤亡。然而事态依然严重。

　　 但这一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的朝鲜人以此为借口对侨居朝鲜的中国人大肆报复，这比当地发生的摩擦更为严重。这次骚乱七月三日，由仁川开始，逐步扩展到汉城、元山、新义州等地。五日晚波及到平壤时，事态发展达到高潮。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凶器，轮番袭击中国人住宅，掠夺和破坏他们的财物，甚至放火烧房子，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人遭杀害的达一百零九人，负伤的达一百六十多人。笔者当时正处学生时代．事件过后经常走上平壤街头，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杳无人迹的街上，看到的只有武装警察手中的刺刀放着寒光。

　　 朝鲜人的这一举动，完全是七月二日《朝鲜日报》号外上刊载的毫无事实根据的一篇报导煽动起来的。这张号外上写着在万宝山地区发生了冲突，许多朝鲜农民惨遭杀害。但是到了七月十四日，《朝鲜日报》长春分社记者金利三在同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解释说七月二日的报导是他写的，消息是由日本方面某一机关得到的。死了许多人不是事实，是日本人和亲日的朝鲜人造的谣言。借此机会，谨向中朝两国人民请罪。但令人惊异的是金利三，第二天就遭到朝鲜人暗杀。

　　 当然，中国方面借此机会掀起了排日运动，谴责说平时日本政府，对朝鲜人的群众运动总是严加限制，而这一次却迟迟不采取措施维持治安。这不说明是日本暗中唆使朝鲜人干的吗？就是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也在社论中指责日本方面限制不力。

　　 结果，由于局部解决遇到困难，于是升级由林总领事和张学良、重光公使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举行谈判，进行种种交涉。然而，自不待言，中国舆论更加激昂，就是在日本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次“朝鲜同胞”的蹶起，表现了对万宝山事件的正当义愤，因而把他作为攻击币原外交(说它是“软弱外交”)的炮弹。因此，阻碍了谈判的顺利进行，从而加深了紧张的色彩。

　　 十六、关东军的秘密准备

　　 其间，关东军也在加紧具体准备工作。以往的侦察的结果，认为攻克奉天需使用重炮。经与中央本部交涉决定，由日本内地运去两门240毫米榴弹炮。由神户到大连的运输使用专门的客轮，由大连到奉天的陆地运输，由关东军兵器部和旅顺重炮大队派来的援兵负责。他们都换上中国的服装，装扮成当地的搬运工。不凑巧的是当时正处盛夏，昼长夜短，许多中国人通宵达旦不眠，有的还把床搬到室外，在外面熬过难眠的夏夜。因此，要躲过他们的眼睛相当困难。所以他们用箱子遮住炮身，说这是某高级官员的灵柩。炮阵地的基础作业事先就进行了。首先挖一个直径五米、深一米的土坑，对外说是挖游泳池。建筑给炮伪装用的长宽各十米、高七米的铁皮屋顶房的作业，只能在午夜十二点到三点进行，共花了三天时间。由于天气炎热，又是重体力劳动，许多人都得了夜盲症。有好奇的中国人前来围观，就用石头驱散他们，中国飞机前来侦察，就作出击落它的样子，使它不敢再来。

　　 此外，为了万不得已时步兵也能操作大炮，还对守备队的步兵进行了炮兵操练。对火炮的每个射击目标事先都作了标记。实弹射击时，只要把标尺对准这些标记炮弹就能命中。一切准备就绪后，向内外宣布这是高射炮阵地。然而中国方面对此持怀疑态度，在阵地附近建起岗亭，日夜进行监视。这些大口径炮，在此后进攻北大营的战斗中，不知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十七、深寄厚望

　　 继菱刈隆大将之后，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是本庄繁中将。他于八月二十日到旅顺就职。九月一日，他对部下发出就职后第一道训令。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引人注目。“本职对尔等深寄厚望。对我精锐之师所属将士深信不疑。望能戮力同心，舍身尽节，以应时局之变化，携手发展扩展国运。”

　　 一周后的九月七日，他由旅顺出发，视察了大石桥、鞍山、连山关、奉天、铁岭、公主岭、长春等地，并检阅了奉天和辽阳的部队，十八日晚十点又回到旅顺。中途于九月十三日，在长春对独立守备队，又作了引人注目的训话。

　　 “近日匪贼活动猖厥，妨碍我铁路之运输，且多窥我铁路附属地，实令人不胜心寒。”

　　 “对此等轻视我精英的不逞之徒，须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以保护铁路之安全，力扫我帝国侨民之不安。”

　　 十八、“满洲事件”的爆发

　　 前面已经提到本庄司令官回到旅顺官邸是晚上十点。一行人抵大连是晚上八点。在大连的近两个小时，消磨在画家野田家中。在这里他观赏了已为他画好的肖像。本庄顺利地进行了十天的视察和检阅，现在刚喘了一口气。可是十一点左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是板垣参谋打来的电话，向他报告今晚十点左右，在奉天日中两军发生冲突，他已断然命令独立守备队和一个驻扎联队出动。板垣曾和军司令官一起去视察，但为了去迎接参谋本部派来缓和奉天的关东军紧张空气(另有其说)的建川作战部长，在辽阳他便与大家分道扬镳，赶赴奉天，正巧碰上了事件的爆发。

　　 在旅顺，听到这一消息后，新井匡夫、武田寿、中野良次等参谋，幕僚副片仓衷、调查班长竹下义晴等陆续赶到参谋长官邸。谁也没有工夫换军装，都是穿着和服来的。石原参谋到得较晚，他却身着军服悠然自得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对大家开玩笑说：“穿着和服来干什么？”于是中野反唇相讥：“你不是也姗姗来迟了吗？”

　　 石原之所以来迟，是因为他听到消息后，马上去军司令官官邸，听取是否命令辽阳的第二师团向奉天出动，并在参谋长官邸打电话给辽阳，向第二师团长传达了这个命令。

　　 三宅参谋长带领参谋们来到军司令部，午夜零点本庄司令官来到司令部。他命令关东军全线出动，进攻奉天。他决定自己也赶到奉天去，同时要求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增援。第二天(十九日)下午二点，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迁到奉天。这一切都是以石原为中心，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的。他干得很出色。

　　 十九、关东军的阴谋诡计

　　 九月十九日凌晨一点，关东军给陆军总部拍出了第一份电报，报告了事件发生的经过。陆军总部不少人，会从电报的字里行间窥出事件的真相。
电文全文如下：

　　十八日晚十点半左右，穷凶极恶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士兵，与我赶来支援的守备队之一部，发生武装冲突。接到报告后，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向现场出动。

　　 报纸也出了号外(十九日)，报导说：“穷凶极恶的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铁路，袭击我铁路“守备士兵。”“这是奉军有计划的行动。”时至今日尽人皆知，在奉天附近的柳条沟炸毁铁路的正是关东军自己。原来十八日夜十点半左右，奉天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离中国兵营——北大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沟炸毁了南满铁路。因为这和炸死张作霖不同。只要能找到占领满洲的借口也就够了，因此爆破的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只是装装样子。其最好的证据是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一列巨大的宽轨列车安全地通过这里(这一点以后国际联盟，派来进行调查的维克托调查团也曾指出过)。

　　 这一阴谋的策划者似乎是石原，负责人是板垣，执行者是今田新太郎大尉和上面提到的河本中尉等，川岛中队的两、三个军官。

　　 石原为什么要把执行时间选在这时呢？陆军总部在“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大纲”中说准备时间要花一年，“湖月”会议披露以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为目标，却没有说在一九三一年就干。板垣曾对朝鲜军参谋神田耳语说，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月下手。因此，悄悄策划炸毁连接北朝鲜的会宁和间岛龙井村的铁路，以与此相呼应。以便趁机派朝鲜军的依田旅团越过图门江进驻间岛，在此打下基础，但因这一事件提前了一个月，致使这一计划流产。

　　 板垣、石原转移军内所有人的视线，选定一九三一年九月发动事变，主要是为了利用解决中村事件之机开始行动，以牵着犹豫不决的中央政府的鼻子。当然，板垣和石原也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即：苏联正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认为大概它不会插手，英美两国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余波未尽，大概也会这样。

　　 他们借口中国方面炸毁了柳条沟的铁路，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进攻中国的兵营——北大营，令第二师团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攻奉天。他们还动用了那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十九日早上六点，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和沈阳。接着，经过苦战又占领了长春，解除了营口，凤凰二城奉军的武装，终于揭开了满洲事件的序幕。尽管日本政府制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一意孤行，事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二十、独断专行扩大战线

　　 满洲事变爆发后，陆军总部与海外派出部队之间，最大的问题是朝鲜军(驻扎在日本领土朝鲜的日本军队)独断专行地越境问题。没等天皇令下，林司令官就独断专行地派了一个旅团(约四千兵力)驰援关东军。关东军认为说服中央的最好办法是借口兵力不足，因此九月二十一日进军吉林，使奉天方面兵力空虚。与此同时，关东军还配合越境的朝鲜军，企图进一步进军这次事变发源地的间岛和北满的哈尔滨。关东军故伎重演，在两地带制造排日暴动，并以此为借口。但由于遭到陆军大臣南的反对，未能得逞。而关东军依然执拗地坚持向北满进军。到了十月，突然大举进攻齐齐哈尔。开始时，关东军指使已归顺的张海鹏进攻驻扎在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军，但后来借口马军炸毁了洮昂线嫩江上的桥梁，而揭下了假面，露出了真相。于是以修理桥梁为名，来吸引马军上钩，再借口一举夺取齐齐哈尔。

　　 十一月四日，围绕着桥梁修理，两军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参谋本部得到这一消息大为震惊，因为认为马军会得到苏联的支持。为阻止这一行动，参谋本部断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发动委任命令权，即参谋总长这时受命暂时以“临参委命”的形式，行使天皇的一部分权力，下面得把参谋总长的命令与天皇的命令同等看待。但这一苦肉计也未能约束住关东军，经大兴、昂昂溪以及在齐齐哈尔近郊的战斗，终于在十一月十九日进入齐齐哈尔。

　　 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丢掉奉天以后，在北宁路沿线的锦州成立了临时政府，作为对日反攻的据点。因此，对关东军来说，不攻下锦州便无法完成满蒙的统一。首先，十月八日，计出动了十一架飞机对锦州实施轰炸。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与其说是对锦州政权的轰炸，不如说是对后期币原外交的示威，同时对南京国民政府掀起一阵风暴，以达声东击西之目的。

　　 但这次轰炸炸死炸伤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各国的不满和国际联盟的指责。

　　 继对锦州的轰炸之后，十一月二十四日，发生了前哨战。二十七日，关东军利用前一天土肥原大佐在天律纵火引起的反日暴动事件(第二次天津事件)，以援救天津军(日本驻中国军队的通称)为名进军锦州，并渡过辽河。但北宁路途经锦州，不仅是联结奉天与北京的交通要道，而且涉及英国的权益。因此，锦州战役给上个月以来因轰炸锦州而恶化了的国际舆论以更大的刺激。

　　 美国国务卿史蒂文逊对此提出严重抗议，使币原外长丧魂落魄。中国看到这种情况，连忙向国际联盟提出建议，让锦州中立。参谋总部慌了手脚，从二十七日到第二天的二十八日一昼夜间，连续四次发动了委任命令权，终于使关东军撤回辽东。

　　 二十一、“十月事件”与关东军独立说

　　 这时在日本国内谣传纷起，说关东军要脱离日本而独立。这一谣传是一起未遂政变引起的。以桥本欣五郎中佐和长勇少佐为首的陆军驻京部队一部分少壮派军官，企图拥立荒木贞夫中将建立军事内阁。

　　 “十月事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计划，他们只是摆出志士仁人的架势自吹自擂一番，在这些豪言壮语中就有关东军独立的主张。尽管陆军总部只是对有关军官处以保护性拘留，但对此风声鹤唳，极端害怕。也许是因为关东军军官中也有“十月事件”的同谋吧。此外，还可以说“十月事件”对陆军总部打击甚大。十月十七日，陆军总部打电报给关东军和驻扎第二师团说：“独立的事再也不要让他们提了”。因为事出意外，关东军司令官手下的军官们得知电报内容后，竟大发雷霆。十九日，以参谋部全体军官的名义，给陆军总部发去一封言词激烈的回电，说：“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谣言，它会扰乱我帝国军队建军宗旨，使人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我光荣的关东军。这是我等绝对难以承服的。”为慎重起见，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关东军的独立，陆军总部派陆军元老白川大将去满洲。白川曾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是第一个赢得盲动和单干桂冠的人，现在派他去制止关东军独立，真是最大的讽刺。

　　 二十二、占领大半个满洲

　　 中国方面提出锦州中立的建议，只是故作姿态，结果日本上了大当。于是日本利用十二月十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允许的“剿匪权”，以“剿匪”必然结果的形式，瞒着列国，重新图谋侵入锦州。

　　 这时，若槻内阁已为十二月十三日成立的犬养毅政友会内阁所取代。荒木中将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芳泽谦吉任外相(内阁成立之初外相由犬养兼任)，币原外交销声隐迹。参谋本部也新任命闲宫院为参谋总长，真崎中将为次长。由此，陆军总部与关东军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因此，这次参谋本部对关东军侵占锦州已无异议。

　　 锦川战役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的由这时不知为什么张学良竟主动撤出锦州，关东军乘势追击，于次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兵不血刃地占领该城。此外，二月五日，把前些时曾一度放弃进攻的哈尔滨也夺到手里。这样，关东军在事变后五个月，就占领了除热河在外的大部分满洲领土，石原计划如愿以偿。

　　 二十三、建立满洲独立国的方案

　　 参谋本部在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度的《形势分析》中，把解决满蒙问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承认国民政府主权条件下，建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是建立独立国家；第三阶段是占领满蒙。如前所述，关东军是怀着占领满蒙的目的发动满洲事变的，但在事变后的第五天(九月二十二日)，包括板垣、石原在内的关东军参谋部，就放弃了占有满蒙而改为建立独立国家的方案了。其原因据说是连与石原等人志同道合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当时正在奉天)，也反对起第三阶段而改为赞成第一阶段。因此，他知道不可能说服总部。但是，总部大部分人虽然都赞成第一阶段，然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大臣南两位领导人开始时甚至反对第一阶段，主张只把事变单纯地当作突发事件处理。因此，这与关东军主张之间距离甚大。之后，陆军总部全力把两位领导人提到第一阶段的线上来。九月下旬，首脑部的步调统一到这个线上来，十月七日决定了“对时局的处理方案。”

　　 白川大将到满洲，除了阻止关东军不听节制之外，另一目的是让关东军理解这个“对时局的处理方案。”当然用在蒋介石主权下建立满蒙新政权的方案，不会抑制住关东军，它正在考虑由领有满蒙的阶段再后退一步，实现其建立独立国家的方案。因此，不可避免的在白川及其随员参谋本部作战科今村均大佐与板垣、石原之间，要进行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

　　 其间，关东军离开中央的意图，致力于制定建立独立国家的具体方案。十一月七日，委托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松本侠，完成了“满蒙自由国设立大纲”，其条件有三：一是完全独立；二是对日本言听计从；三是国防由日本负责。

　　 这一大纲出笼后，对东北文治派巨头之一的于冲汉是一个巨大鼓舞。他结束了在辽阳的隐居生活重新露面，并发表了政见，认为“实现保境安民，是建设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十四、拥立溥仪与满洲国的诞生

　　 清朝皇帝溥仪被废后，在天津日本租界过着失意的闲居生活。把他放在新政权首脑宝座这一设想，早在满洲事变前就有了。因此，事变发生后不久，关东军准备执行建立独立国家方案时，它已成了既定方针。土肥原大佐担任了勾引溥仪出走的任务。他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到了天津，十一月八日，在当地的中国人街策动了暴动，从而招引了天津日军出动。这就是第一次天津事件。天津事件的另一使命是利用平津治安混乱，策动一举打倒张学良。但它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溥仪却听从了土肥原的劝说，立即下了决心。他借口保全自身安全，于十一月十二日夜，乘上一艘汽艇逃出天津，又换乘早已安排好停在渤海湾的淡路号向营口驶去。溥仪和五个随从(其中有三个日本人——工藤忠、上利角一、宫岛大)一起，十四日安全抵达营口，受到甘粕正彦的欢迎。又一同到了汤岗子，在这里休息了两、三天后，住到了旅顺的肃亲王府里。

　　 这样，关东军的建国工作，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因此，中央也终于着手进行新国家的建立工作。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六日，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有关科长，讨论通过建立国家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二月十七日，成立了以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凌陞、汤玉麟为委员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进而这个委员会经过发展和解散，三月一日，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就诞生了。

　　 满洲国成立后不久，发生的重要问题是马占山的叛变、热河战役和日本承认满洲国。黑龙江军的统率马占山，于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一月，在齐齐哈尔战败后，在北满的海伦一带继续坚持抗日，但到了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则逐渐倒向日本。由于板垣的劝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坐上了黑龙江省长官的交椅。满洲国成立后，仍给他保留了这个位置。但到了四月上旬，他却偷偷离开齐齐哈尔跑到黑河去，重新表明反满抗日。他采取这一行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经不住国人的批评(由抗日英雄到投降变节)和对省里驹井德三等日本文官的不满。对此，关东军首先于五月中旬，在呼海线一带发起讨伐，但没有捉到他；六月又发起黑河战役，对马占山军继续进行追击，结果还是让他逃掉了，一直向北遁去。

　　 热河省在关东军建国设想中，就被内定为满洲领土的一部分。因为把它完全掌握在手中，是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热河省虽在汤玉麟的统治之下，但由于它以长城为界，与河北为邻，成了张学良对日反攻的第一个目标。所以汤的态度一开始就很微妙。

　　 汤被列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在满洲国成立后，给了他一个参议府副参议的位置。然而自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七月开始，由于张学良的策动，他又转为倾向张学良。

　　 关东军置国内外的批评于不顾，于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二月下旬，借口“热河问题是满洲国内问题”发起了热河战役。这次战役开始时，关东军的机动作战如愿以偿，只用了十天就席卷了热河全省。但到了三月上旬，在进攻喜峰口以及长城线上重要关口时，却遇上中国中央军的顽强抵抗，尝到了意外的苦头。为此，战线越过长城，转入滦东战役。

　　 二十五、关东军的理想与现实

　　 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八月八日，驻满洲的日本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武藤信义大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特命全权大使与关东厅长官，建立了所谓三位一体的体制，小矶国昭中将任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任新设的副参谋长。关东军参谋部的主要幕僚亦有变动。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废除了关东都督府制，设立了关东军。与此同时关东军只掌握满洲的军权。但此后一方面以统率权独立为挡箭牌使其更容易为所欲为，终于强行发动了满洲事变，并以实力在整个满洲大致确立了牢固的统治权。

　　 九月十五日，武藤全权大使在首都新京(长春)，会见了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在这里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三月一日，溥仪执政即位，实行帝制。

　　 关于满洲国，无暇赘述。只是，不管有无满洲国，鉴于它的战略价值，把满蒙作为日本国防第一线(帝国的生命线)，这却是绝对必要的大事。从而，满洲的国防直接与日本在满蒙的国防有关。以此为理由，日本获有在满洲驻扎军队的权利，并担任其防卫任务。这一点，值得注意。也就是说，以往只允许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驻扎军队和有行动自由的关东军，随着满洲国的建立，其后，赋予它在整个满洲国的行动自由权，必要时驻扎多少军队皆可。满洲国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国家。

　　 在“理想主义者”石原指导下的满洲国，日子还算好过，不但考虑了撤销治外法权和移交满铁附属地，而且还考虑了归还关东州。可是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八月，石原调到兵器总厂，离开满洲后，满洲国显然走上傀儡化的道路。譬如说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八月，内阁通过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须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帝国驻满洲国大使的(心理、精神)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这样一来，满籍官吏将无所事事。特别在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年底进行的驻满机构改革之后，离建国宗旨越去越远，满洲人期待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遭到无情的践踏。

　　 二十六、侵入关内与天津特务机构

　　 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关东军发起了滦东、关内战役，结果在河北省白河口的塘沽与中国军队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滦东战役系指关东军，在以河北东北部滦河以东地区为战场的一次军事行动。从这年四月十日到十九日计十天，如再加上完成撤退这次军事行动，计费时二周。

　　 这时，关东军打算策动华北军阀，让他们一起掀起反蒋、亲日、亲满运动，一举使华北准满洲化，借以巩固满洲的后方。为此，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二月十三日，板垣少将奉命去天津秘密进行滦东工作。这便是天津特务机构的诞生。之后，这一机构拥有许多成员，它令原湖南都督张敬尧为发起人，策动宋哲元以下许多华北将领进行反蒋、亲日、亲满活动。

　　 滦东战役本来是作为这一阴谋后盾的一种佯攻。如前所述，是作为长城一线重要关口战斗的延续而进行的。担任这一任务的第六师团，战斗打响后进展顺利，两天以后基本上把中国军队赶到滦河右岸，但策反工作则毫无进展。十九日，天皇突然决定停止战斗，关东军重新撤到长城一线，滦东战役宣告结束。

　　 之后，关东军令第八师团继续进攻古北口以南地区，与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其间，中国方面一方面托第三国进行斡旋，一方面派知日派和亲日分子，不断与日本官方和军方进行接触，以探听日本方面的真意。日本方面也在想方设法了解中国方面的意图，一时以日本驻上海武官根本博为中心，在酝酿着停战，但在天津特务机构和日本驻北京武官永津佐比重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被搁置起来。五月三日，下令给第六和第八师团发起关内战役，关东军重新投入战斗。

　　 第六师团五月六日开始行动，向当地中国杂牌军发起进攻，乘胜追击渡过滦河，直接威胁在第八师团，正面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的侧背。第八师团经过激战，夺取了中国军队的阵地，继续前进。五月十一、十二两日，派飞机去北京上空示威飞行。因此，平津地区陷入极度恐怖和混乱。中国的和平工作也认真起来。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五月十三日下令“穷寇勿追”，明确表示了关东军进击的限度，十五日声明愿意停战。在此之前，五月三日，中国方面成立了对日妥协机构——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也许黄郛认为武藤司令官发表的声明是最好的机会吧，五月十七日，由上海到达北京。

　　 另一方面，关东军在此之后继续进击，第八师团十九日攻下密云，二十三日攻下怀柔，北京已在指呼之间，因此平、津地区一阵混乱。于是，黄郛通过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的斡旋，二十二日晚偷偷地会见了永津武官，转达了愿意停战的意向。日本方面也因为天津特务机构的阴谋迟迟没有进展(中心人物张敬尧五月七日遭到暗杀)，二十二日中止了这一工作，答应了黄郛的请求。

　　 二十七、关东军的华北工作

　　 这样，二十五日中国军事代表前往密云，对第八师团长西义一正式提出停战要求。五月三十和三十一两日，在塘沽举行停战会议，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在河北省东北方大致划定了一个非武装区，但又不是完全的中立区。因为关东军通过这一协定，强制中国军队撤退到一定地点，而它自己却以协定中“大致撤到长城一线”中的“大致”二字为借口，在这一地区留下若干兵力。而且以此与中国方面多次举行会谈，把滦东地区与满洲国之间的铁路电信、电话、邮电联络、关税设置，维持治安等协定强加给中方，使本来是中立区的滦东半满洲化。因此，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在完成满洲国保安机能的同时，作为今后对华北工作的出发点，有着重要意义。

　　 华北的天津军一方面与关东军配合，另一方面与关东军展开竞赛，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六月，撕毁了何(应钦)、梅(津)协定，把于学忠军和一切排日机构赶出河北省。这时，关东军也不甘落后，强加给中国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故作姿态地把稍带日本气味的宋哲元军，由察哈尔省赶出去，实际上是把它放在已无中国军队的河北省。

　　 这样，日本陆军总部派往海外的势力不断扩展到河北、察哈尔两省，妨碍了蒋介石统一中国，把它引导向分治合作的道路。陆军的这一目的部分地得到实现。由于日本军部海外派出机构的重新活动，使广田弘毅外相(斋藤实内阁)的“亲善外交”(他只是把日中两国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完全给封闭起来，一时使人看到的，只是关东军为代表的海外派出机构在活动。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军海外派出机构，唆使河北省境内无骨气的中国士兵和农民热中于“自治”运动。十一月，蒋介石在英国的援助下进行了币制改革。币制改革与统一，当然与政治的统一联系在一起。因此，日军派出机构把币制改革看作英国对日本的反击，要对其进行报复，于是决心加速进行华北的“自治”工作。结果拉出臭名昭著的亲日派殷汝耕，十一月末，让他在通州宣布自治，设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把委员会改为政府)。日军海外派出机构，同时还做宋哲元的工作，但中国方面抢在前面，十二月在北京组成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国民政府一个下属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给它以某种程度的自治权。第二年(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日军海外派出机构，又指使冀东政府同意日本商品秘密运入这里。这样就使得中国市场陷入混乱，关税收入大减，因而激起了中国的排日运动，同时也招致了与中国有很大利害关系的英国的不满。

　　 二十八、内蒙工作陷入僵局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五月，陆军总部把天津军的兵力增加到五千人(原来约二千人)，把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同关东军司令官一样改为钦命职 [ 译者注：由天皇亲自下令任命的官员。 ] ，同时明确了关东军与天津军的任务与配置，使两军的地位相同。目的在于划定其各自的行动范围，可防止关东军的越轨行动，使其今后能把精力用在巩固满洲国，防备正在加强远东军备的苏联。

　　 这样，关东军在华北的行动被禁止后，主要在内蒙工作上大显身手，利用热河战役之机，以松室大尉为中心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末的绥远事变，使其达到高潮。在这次事变中，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一手炮制了拥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的运动。德王的蒙古军在百灵庙被中国的傅作义军打得大败，使一直受到关东军压制的中国人，受到极大鼓舞，认为日本并不可怕。另一方面，它也推动了川越(茂)、张群旷日持久的调整邦交的会谈。

　　 十二月发生的张学良捉蒋事件，把生还后的蒋介石推上国共合作的道路，使其对日采取了强硬的政策。这两个事件后，中国对日采取的强硬态度令人吃惊。结果，在与其相抗争的日本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宿命的芦沟桥事变(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把日中两国驱向为时八年的战争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