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的历程及其性质·第一

作者：岛田俊彦·日本

出自————《关东军》

出自————《战争通史》

　　 一、关东军的诞生

　　 关东军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前驻扎在中国东北，扮演了日本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一支日本殖民军队。

　　 但这支军队，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关东军的名与实。

　　 一九零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从俄国手里得到了     “关东州” [ 注：指我国辽东半岛南部以旅大为中心的一带地方。 ] 这块租借地(计3264.445平方公里)和“满铁” [ 注：指我国从旅顺至长春的铁路。 ] (南满铁路的简称)附属地(计430平方公里，以铁路为中心计宽62米)。当时对这些土地的统治，日本表现出惊人的莫衷一是。不仅如此，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些地区成了日本军队重要兵站(运输兵员、武器弹药、粮食的后勤机关)基地。自此时起，其守备、兵站和民政表现出混乱不堪，纠纷迭起。关东军就是在这种阵痛中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诞生的一支军队。要弄清这支军队的来龙去脉，有必要稍微回顾一下它过去混乱的历史。

　　 二、满洲军的“独立”

　　 一九零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二月，日俄两国间爆发了战争。四月，日本第一军(军长为黑木为桢大将)在朝鲜西海岸的镇南浦登陆，接着挥师北上，于鸭绿江畔击败俄军。五月初，进入中国东北，夺取了九连、凤凰二城。自此，日军在各地接二连三地大败俄军。到了六月，又挥师北上。至此，攻守之势大致已定。

　　 为应战局的需要，六月二十日，天皇决定批准成立满洲军总司令部，任命参谋总长大山岩元帅为总司令官，直接隶属于天皇。这样，大山岩总司令官率领群僚到“满洲”走马上任，执行赋予他的“统率指定各军(独立师)相机作战”的任务去了。这就赋予了满洲军不同于日本内地军队的相对独立性。自此，关于最高指挥机关的形态，在陆军首脑部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对立与抗争。

　　 对立的中心是参谋本部 [ 注：旧陆军的中央统率机关，执掌国防与用兵，它独立于内阁。 ] 与陆军省 [ 注：旧内阁各省(部)之一，执掌一般陆军军政事务，其长官为陆军大臣。 ] 。按照参谋本部的设想，应在战地设立陆军大总督府，除赋予大总督以远征陆军的指挥权与统辖权外，还应给予将官以下的人事任免权。对此，陆军省方面极力反对。理由是：如照此办理，大本营 [ 注：战时设置的直属于天皇的统帅部。 ] 的权限将丧失殆尽，全被大总督府拿去……这样会导致军令系统的逆转。他们主张限制参谋本部的方案。总之，这可以说是军政系统对军令系统的一次反抗。后来，大山参谋总长建议天皇任命陆军总督，只委以对临战各军的指挥权。天皇批准了成立高级司令部(满洲军总司令部)，这一对立才算基本得到解决。

　　 在战局方面，九月初，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被日军攻占。这样一来，确保占领地区的兵站线越发困难。守卫越来越大的占领区和确立军政体制，已呈燃眉之急。但是，满洲军总司令部虽说对前线军队的指挥得心应手，而对支持前线部队作战的后方兵站线却无权指挥。于是，大本营想出一个办法：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统辖在此之前已在各占领地区设立的军政署，实施对占领地区的守备，处理军政事务，以应付新的形势。根据这一设想，八月十四日，新设了一个辽东守备军，由西宽二郎大将任军司令官，直接由天皇统辖。辽东守备军在辽阳建立了司令部，总揽了辽阳以南兵站、守备和军政大权。

　　 辽东守备军约有六个以上的大队兵力。它是独立于第一线以外的作战部队，在这一点，与其后的关东军有些相似，但还不能说它就是关东军的前身。因为辽东守备军，不具备关东军那种以俄军为假设敌、旨在对付北方敌人的基本特征。另外，这支军队全部由后备军组成，在实力和威名上都无法与大名鼎鼎、谈虎色变的关东军相提并论。而且，这支军队不久就被撤销。因此，很难说它与后来的关东军有任何系谱上的联系。

　　 第二年(1905)五月，辽东守备军被撤销，代之组建起来的是满洲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部。在兵站总监(儿玉源太郎大将)指挥下，新设了关东州民政署，负责关东州的民政。就是说，当初设立满洲军总司令部时，军令系统主张而军政系统否决的指挥机关与后方兵站的一体化，至此终于实现了。

　　 三、关东总督府的诞生

　　 加上中央和司令部之间方针上的不一致，兵站和占领地区、特别是日本在对关东州的行政问题上，经常举棋不定。

　　 前方作战部队几经苦战，终于把俄国军队赶到北满。在美国斡旋下，日俄两国举行了和谈。虽然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但是九月五日，日俄双方总算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从而结束了日俄两国间的战争。

　　 根据这一条约，日本由俄国手里，得到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的所谓关东州和由长春(宽城子)到旅顺间的铁路(以后的南满铁路)，以及铁路沿线和支线上的各种矿产的开采权。此外，作为追加条款，日本还得到在每公里的铁路线上驻扎不超过十五名守备队的权利，以确保铁路的安全。这对清政府来说，无异于日、俄对中国的领土和铁路任意进行交易。但由于日俄媾和条约，在转让铁路和关东州租借权上，是以清政府的承诺为条件的，因此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日本与清政府在北京就与中国有关的媾和事项举行了会谈。当然，会议上清政府试图尽量缩小日本在南满的权益，但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十二月二十二日，只好签订了全面接受日本新权益的满洲善后条约与附属协定。这个善后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俄国把它在南满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对此，清政府代表袁世凯，不无感慨地说：“日本借口俄国拿去两支香烟，结果它自己却把一盒香烟都拿走了。”

　　 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不久，九月二十六日，日本制定了关东总督府勤务令。根据这个勤务令，新设的关东总督(直属于天皇)的任务，是统率指定军队和其他机构，执行对关东州的守备，同时监督民政、统辖和处理经济、卫生、兵站业务。一句话，总督一手包揽了日本对南满的一切经营权。陆军大将大岛义昌被任命为总督，在辽阳建立了总部。

　　 四、关东总督府的烦恼

　　 日俄战争后，在关东总督指挥下，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两个师团约有一万兵力，这才是关东军的前身。说起来，日俄战争后，日本当然有权在满洲驻扎军队，再看看驻扎的兵力：由于关东州是如同自己国土的租借地，在这里驻扎军队是毫无限制的。另外，根据媾和条约的追加条款，南满铁路沿线，可以每公里驻扎十五名士兵(总计14,419名)担任守备。由关东总督统率的两个师团的兵力，驻扎在这里主要是根据这两个条约。在这点上，它与后来的关东军毫无二致，而且在两军之间，有明显的系谱上的联系。因此，不妨断定这支军队就是关东军的前身。

　　 新成立的总督府面临的任务，决非轻而易举便可以完成。日本虽通过日俄战争，由俄国手里夺取了经营满洲的权利，但又如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它喘不过气来。首先遇到的是资金不足。战后日本政府为经营关东州，每年都拨出大约三百五十万日元作为补充金。然而这只是杯水车薪，对于未得到俄国人一分钱赔款的日本来说，只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为经营它得到的殖民地，在财政上的负担相当于例年支出的60％。这样，在经营南满铁路初期，除引进外资，别无他途。

　　 另外，围绕着当时亚洲复杂的国际关系，也使日本选择经营满洲的进路更为困难。俄国虽然战败，把南满转让给了日本，但幅员辽阔的北满依然在手。日本认为这个号称世界陆军第一强国的俄国，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向日本挑战。一九○六年(明治三十九年)十月，山县有朋上奏天皇说，需要确立帝国国防方针。他在奏折中，把俄国作为日本的第一个假设敌，把中国作为第二个假设敌。其后决定的国防基本方针，一方面，海军的目标是由“八八舰队”(分别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巡洋舰为主力的两支舰队)，在西太平洋上确立制海权——旨在对美备战，另一方面，陆军的目标是战时装备五十个师团，平时保持二十五个师团，这仍是以俄国作为假设敌。尽管日俄间实现了媾和，驻满日军并未改变对俄作战的性质。更有甚者，日本，特别是军部 [ 注：旧指日本陆、海、空三军当局。 ] [ cdhyy注：当时没有空军。 ] 于日俄战争后，把欧美商人赶出满洲，这种封锁主义反而被标榜为门户开放，给在战时对日友好的美国泼了一瓢冷水。日美间的叛离与日俄战争后欧洲进行的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英、法、俄三国接近。这一新的事实交织在一起，结果把日本逐步推向三国一方。与俄国有着同盟关系的法国，在日俄战争后，企图利用日本抑制德国向远东扩张。另一方面，终于靠近了一直希望利用法国金融市场的日本。一九○七年(明治四十年)六月，达成了日法会谈。日法会谈，由于俄法是同盟关系，因此，扮演了为日俄接近牵线的作用，同时，由于俄国侵略中国东北的路线必须改为巴尔干和中近东的现实课题，致使同年七月，第一次日俄会谈得已实现。会谈互相达成以下协议，明确日俄两国在南北满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互相尊重对方在各自分界线以内的特殊利益，俄国默认日本和朝鲜的特殊关系，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日俄两国再次背着在这一地区拥有主权的清政府，对中国实行瓜分。

　　 对此，美国通过以建筑铁路为主体的经济合作，与清政府合作，妄图扩大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然而，这一计划，由于清政府内部的倾轧，袁世凯一派不得不暂时退出政界而遭到挫折。而日本通过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又使得日美间出现了妥协气氛。

　　 在如上所述资金短缺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作为后进国的日本，自己寻求并得到对中国东北的经营权，已成了一大包袱，感到沉重的负担。据说开始时，陆军在这里进行了野蛮的军事管制，可以说这是他们在困境中的一种挣扎。在第一次日俄会谈实现后不久，日本内阁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俄国已无法在东方进行冒险，而陆军特别是在当地的陆军，在强大的俄国势力面前，认为俄国必然会重新起兵复仇。他们并没有轻易地从此种幻梦中得到解脱。再加上日本下级军政人员和由日本内地来的生活无着的人们大发横财的做法，使军事政治越发恶化，影响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

　　 五、伊藤博文反对实施军事政治

　　 在日本国内，反对实施军事政治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主要是以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为首的非军人政治家。加藤高明外相的辞职，使陆军政治家之间在统治“满洲”的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公开化了。

　　 一九○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加藤退出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陆军主张对“满洲”实行军管，他已无法再高唱门户开放了。加藤辞职后，外相暂由西园寺公望首相兼任。他在四月，对“满洲”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非正式视察。他视察“满洲”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在当地实行军管的实际情况。在西园寺满洲之行的同时，伊藤总监由任地汉城回到东京。这时，文治派首领伊藤收到了英国驻日大使麦克唐纳和袁世凯的诉苦信。即使没有这些诉苦信，伊藤看了关东总督府的“军政实施要纲”，也会痛感实施军事政治的弊端。于是，他决定劝说政府，军部和元老们，废除这种军管。他利用参加凯旋阅兵式之机，回到了东京。

　　 由于伊藤统监的提议，五月二十二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有元老、有关大臣和军部首脑参加的“满洲问题协议会”。会上，伊藤指出陆军在满洲实行的政策，引起英美的疑虑和中国的强烈不满，并警告说，这有可能激起排日运动。他主张撤销军政署，以稳定中国人心。同时需要在大连贸易上，给予英美两国一些利益，因为至少可望将来，得到他们在财政上的援助。结果以伊藤为首的文治派战胜了儿玉参谋总长的武断派，确定把关东总督府改为非军事组织，并逐步废除军政署，并列入当日内阁决议。九月一日，废除了总督府，而代之以关东都督府，由大岛总督继任都督。

　　 六、陆军与外务省的对立

　　 然而，这个都督府制却十分错综、复杂、奇特而不伦不类。首先就官制来说，关东都督由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负责关东州的管辖、防卫、南满铁路的保护、管理和对铁路业务的监督。除此而外，还统率在满洲的军队。在政务上，受外务大臣的监督，在军政、军人和军队所属文职人员的人事上，隶属于陆军大臣；在作战、动员、计划方面，隶属于参谋总长；在军队教育上，又接受陆军教育总监的监督。

　　 在南满铁路附属地的问题上，警察的管理以及其他不能委托满铁干的事情，就在铁路沿线重要地点配备宪兵，在都督府的指挥下，令其协同军事警察共同处理。满铁附属地呈带状，由北而南地处在中国领土的包围之中。因此，关东都督府的权限，如能达到这一带，马上就会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政府或第三国政府引起交涉。这样，都督府制规定，都督接受外务大臣的特别委托，可与中国地方政府、军警进行外交方面的交涉。但是，极力扩大在中国的领事权的外务省，在解释“特别委托事项”时，却与都督府发生了尖锐的对立。都督府、外务省、陆军和驻满领事的对立，一直延续到后来，在关东都督府官制问题上，使统治满洲的现状更为混乱而复杂化了。

　　 以前的关东总督与新设的关东都督，两者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直属于天皇，后者却要接受外务大臣的指挥。但是，至少在中国和第三国政府看来，这一变更只是改变了指挥系统。由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充当的这一职位的最高权力者，拥兵两个师团，均临满洲大地，掌握了南满的军政大权，施行的依然是军事政治。

　　 七、南满铁路

　　 在陆军与外务省的对立中，使统治满洲更加复杂化的，是南满铁路公司的存在。南满铁路的使命是经营由长春(严格来说由宽城子)到旅顺间的东清铁路及其所有支线。这条铁路是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人手里得到的。因此，它不仅仅是单一的营利公司，它除了进行铁路运输外，还可经营矿业，其中特别是抚顺和烟台的采矿、水运、电力、仓库业等附属事业。此外，在铁路及其附属事业的用地内，可进行土木、教育及卫生方面设施的建设，所需经费可向用地内居民征收佣金和其他必要费用。也就是说，南满铁路对附属地拥有某种程度的行政权和征税权。

　　 政府对南满铁路也投了资(约两亿日元，占整个资金的一半)，保证对公司债务本利等方面给予援助。正因如此，政府对南满铁路的经营，实行了严格的监督。根据条款规定，铁路总裁、副总裁在天皇裁决后由政府任命。由此看来，无需赘述。南满铁路与其说是拥有包括行政权在内的广泛权限的半官半民公司，不如说它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国营公司。也就是说，它是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俄国东支公司建立起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南满铁路是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缩影。

　　 后藤新平被任命为南满铁路的第一任总裁。他曾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并做出成绩。他在就职前提出的条件是兼任都督府顾问，以求行政一体化。另外，要求政府专门给大岛都督发函，弥补都督府顾问一纸委任状说不清的问题。在答应以上两个条件后他才答应就职。

　　 八、满洲的三头政治

　　 尽管后藤苦思焦虑，还是未能实现对满统治的一体化。都督府统率两个师团对关东州实行统治。与此同时，在对南满铁路附属地的外交和警察权上，与领事馆发生了争吵。南满铁路解释政府的“关于土木、教育、卫生等方面可建立必要的设施”的命令，是同时也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权力——行政权。因而掌握了南满铁路的行政权。

　　 这种都督府、满铁、领事馆三足鼎立的三头政治，经常同时出现。它象征性地表现在，大岛都督和荻原守一奉天(今沈阳)总领事给政府的意见书中。大岛都督诉苦说：“这样下去，领事就会无视都督的训令，在关东州外都督府与领事纠缠不休。这是一种组织上的弊端。”荻原总领事则表示说：“对满政策的统一，只有确立外相对都督的监督才有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围绕对满统治的基本方针上，出现了以上各种混乱之际，在军制上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一九○七年(明治四十年)四月，满铁由野战提理部和其他官宪手中接管了铁路，单独进行经营管理。同时，为保护铁路安全，在南满新组建了六个守备大队，配备在铁路沿线。为此，驻扎师团由两个缩小到一个。这样，属于国内军区每两年换防一次的驻扎师团和分散为小部队，驻扎满洲重要地区，主要进行教育和训练并备战的独立守备队，二者之间的搭配，尽管其后经历了师团兵力增强和独立守备队兵力的增减，等等变迁，但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扮演全能选手的驻扎师团与用来统治满洲的独立守备队，一直很默契。

　　 这样，关东州驻屯军总算在南满落了脚。之后，它不断出面参与政治行动。第一次参与政治行动便是辛亥革命爆发时。

　　 九、辛亥革命与日本陆军

　　 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在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十月十日，革命党占领了武昌，接着，各地的革命党纷纷举起“反满复汉”的旗帜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只有短短一个多月，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掌握在革命军手里。面对邻国动乱，日本政府(第二次西园寺内阁)采取的步骤是：防止在日本帝国的近邻建立共和体制，并乘动乱之机，进一步巩固在满洲的地位。与此同时，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在这方面，日本陆军表现得特别积极。

　　 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日本陆军迫不及待地把它对满蒙的侵占变为既成事实。十月十四日，陆军次官冈市之助给参谋次长福岛安正去了一封信——“关于中国的暴动事件”。信上说：“长江沿岸各国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很难预料形势的发展，会不会导致各国联合出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波及有争议的中国北部时，我国一方面应以保护南满铁路的名义，单方面加强对该地区的守备，另一方面应下决心采取对中国北部联合出兵的手段。说起在对中国北部和长江方面联合出兵时，为今后计，日本应抢在列强的前面，需要在白河口、长江口建立有利的据点。鉴于以往经验，我国这时不应像以往那样，站在列强的背后，以致坐失良机。而应充分预料到事件的发生，把海军力量配备在重要地点，以应事件之需，并采取先发制人之手段……”。字里行间，显示出积极出兵中国东北、华北、华中之意图。

　　 也许出于此种目的，十一月，借口加强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的守备，由第三师团抽出一个步兵大队组成中国北部派遣军，由日本内地运送到华北，拨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十二月，由第十八师团抽出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队，组成华中派遣队运送到武汉。然而，这些派遣队由于兵力不多，无法实现陆军积极出兵中国的意图。

　　 陆军于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计划向华北派出第三师团，向满洲派出第十二师团，而政府对此却反应冷淡，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陆军看到这一点，通告说，不管对付俄国，还是从维持秩序的责任上，也许会暂时向满洲增兵。他们迫不及待地企图强行把第十二师团派到中国东北。

　　 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三日黎明五时，发生了一起死伤近一百五十人的火车颠覆事件。位于山海关北十数英里的京奉线上的一座铁桥被炸毁，因此由北京开来的快车在这里颠覆。不但中国和第三国，连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也怀疑是日本陆军为寻找增兵满洲的借口干出来的。时至今日，仍无法证实其真伪，但至少日本陆军是最值得怀疑的。事件发生在山海关一带，根据列国协定，其警备和安全由日本军队负责，何况爆炸是在当日日军接岗后不久发生的。如这一事件，确系日本陆军的一个阴谋，那么，日本陆军乘辛亥革命之机，在满蒙安下一个强有力的楔子的企图，便昭然若揭了。结果是，由于政府对陆军的过激行动没有失去应有的警觉，使得陆军增兵两个师团的计划未能实现。

　　 十、满蒙独立计划的破产

　　 在满蒙方面，日本陆军中的一部分人与民间的川岛浪速(川岛芳子的养父)等人，乘辛亥革命之机取得联系，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计划。本来，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日本军人、少数政治家和以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为首的平民间志士，利用孙文举旗反清之机，就在策划对其提供援助、并乘机一举侵入中国大陆的各种计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由川岛等人策划的满蒙独立计划。

　　 川岛浪速胸怀大志，在东京外语学校没有读完便中途辍学，来到中国，主张南北分治。辛亥革命时，他在北京已占有特殊地位和拥有相当势力。辛亥革命发生后，清廷无力收拾残局，不得已，重新起用了袁世凯。对此，他表示反对，首先策划暗杀袁世凯，结果遭到失败。接着他又策划拥立肃亲王(清太宗嫡孙)在满洲举义，同时在蒙古策划喀喇沁王和巴林王举兵，一举建立满蒙王国。这个计划，并不仅仅是由川岛等平民策划的。当时被派往北京和内蒙，负有特殊使命的高山公通大佐等陆军军人也支持他。不仅如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当时的陆军总部，就是这一计划的后台。

　　 前面已经谈到，当时的陆军总部，曾企图分别往中国东北和华北各派一个师团，以便在大陆造成既成事实。这次在满蒙掀起的独立运动，正是他们早已期望的。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陆军次官冈在给关东都督府参谋长星野金吾的电报中谈到：“此时，满蒙方面有可能发生孕育着纷乱的事端。从大局考虑，应注意避免有失洁癖的措施。”话说得很含蓄。而在当地，关东都督府却是这一计划的热心支持者。

　　 二月二日，傍晚，高山、川岛等人唆使肃亲王悄悄离开北京，把他带到旅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京奉线被炸，火车误点，到达旅顺已是六日)。都督府根据与川岛等人协商的结果，为肃亲王提供住所(民政长官官邸)，并大肄款待。虽然他们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对川岛等人来说，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未能事先取得外务省的谅解。围绕着满洲问题，陆军与外务省的对立在加深。政府接到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的报告后，通过福岛副参谋长，把川岛等人召回东京。内田外相严令他们停止这一计划。因此，参谋本部也不得不停止在满洲的计划。

　　 于是，陆军——都督府把策划的焦点，由满洲转向内蒙东部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周围。但六月八日，武器弹药运输队在泰察堡与吴俊升所部骑兵队发生冲突，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日本人死十三人，蒙古人死九人，中国人死三十人。第一次蒙古独立运动，便这样昙花一现地破产了。

　　 十一、第一次武装干涉

　　 辛亥革命的爆发，在都督府统治下的南满引发了一个事件。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初，革命党准备渗入北京。与此同时，又经由海上出现在山东半岛一带，并由辽东半岛登陆，准备由满洲方面颠覆清政府，于是组成北伐第一军，北上达芝罘海域。日本第二舰队司令官吉松茂太郎中将，交给北伐军一封严重警告信，严禁他们对辽东半岛采取一切军事行动。但是，二月二日，革命军北伐队约六百人，在辽东半岛的尖口山登陆，把司令部设在李家卧龙，并开始招兵。二月上旬，他们已拥兵一千七百人，炮两门。与此同时，清军也开始沿南满铁路大举南下。

　　 革命军登陆的尖口山一带，位于日本租借地关东州北侧。条约规定，这里属中立区，没有日本官宪方面同意，中国陆军不准进入这里。于是，日本政府接连两次谴责革命军违反条约，二月十三日，向清军与革命军双方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撤出中立区。并派关东都督指挥下的驻扎师团之一部，进驻中立区内的金厂屯、万家屯和盖平，以示威胁。因此，清军与革命军无奈于二十日到二十三日，分别退到中立区以外和海上。由于日军的干涉，革命军由北方威胁北京的计划，便宣告破产。这就是关东军的前身——日本驻扎师团第一次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十二、“对付北方敌人”的军队

　　 因辛亥革命引起的满蒙新形势，促使日俄两国举行了第三次日俄会谈。这时，俄国对北满表示了积极的意向。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俄国发表宣言，明确表示支持上一年十一月外蒙的独立宣言，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日本也明确表示它对满蒙的意向。这一形势使日俄两国都感到需要明确划分出他们各自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一九一二年一月，日俄两国开始谈判，七月八日达成协议，签订了日俄第三次协定，全面确定了日俄两国在南北满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同时商定，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将内蒙一分为二，东边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西边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样，日俄两国再次在第三国领土上，签订了第三次秘密协定，并通过这一协定，加强了两国的合作。

　　 尽管日俄关系有了改善，但日本陆军并未因此改变其要求对俄国加强军备的主张。如陆军的“对清策案”(一九一○年十二月)一方面说：“为对抗中国收回特权运动，需要日俄合作”，但在结论中又说：“自不待言，我军建军的要义，至少应以可对俄军发起进攻为标准。”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十月，上原勇作陆军大臣的意见书以“将来与我国发生冲突的最大危险仍是俄国”为由，主张“组建两个师团，乃当务之急”。日俄接近后，日本陆军这种加强对俄战备的论点，固然可以看作是对海军加强军备以及由此带来的增加海军预算的一种对抗手段，但这一主张，无疑地赋予了驻满日军以“对付北方敌人”的性格。

　　 十三、阿部政务局长被暗杀

　　 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九月五日，傍晚，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去新桥车站，迎接离任回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回来的路上，在赤坂灵南坡自己住所遭到两名暴徒的袭击，第二天死亡。犯人逃跑了。当天下午一封属名为忧国男儿的斩妖信寄到他家。上面写着：“目前我国外交不得其人。不仅抛弃了耗资二十亿日元的巨额钱财和用十万同胞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满蒙，而且使帝国前途岌岌可危。而阿部、伊集院之徒，却无视民众舆论，使帝国危如累卵。他们整日出入于妓院街，沉湎于酒色……”

　　 其中一名犯人年仅十八岁，于行凶后的第四天，坐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剖腹自尽。另一名犯人年二十一岁，企图远走高飞，逃往满洲，但中途被揖拿归案。躲在他们背后，操纵他们的是典型的日本在中国的浪人，其中一名叫岩田爱之助，他终于自首。岩田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曾参加革命军，在攻打汉阳的战斗中负过伤，第二年因参加了爆炸天津镇台的事件而被捕，受到开除军职处分。

　　 政府对满蒙问题持消极态度和对袁世凯进行援助，激起了这些日本浪人的不满。这次事件发生后，他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九月七日，对华同志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一时群情激奋，作出要求出兵中国的决议。部分群众在散会后，拥向外务省和外相官邸。　　 引起这场骚乱的阿部守太郎，曾在中国工作过四年，自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政务局长。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二月，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不久，他的对华主张被采纳，长达万言的意见书，可以说同时也成了山本内阁的外交方针。它对满蒙问题的结论是：日本要放弃其领土野心，用和平方法去取得特权。其中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重视与俄国的关系，二是主张对满外交的统一。

　　 对于后者，阿部主张：“外务大臣对关东都督需严加监督，而且要使南满铁路，只能按外务省的指示行事。除此之外，不得采取任何独立的涉外行动。”当然，这一主张引起一些在中国的日本浪人的强烈不满。这年八月到九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革命。在兖州、汉口、南京三个地方北军与日本军队间发生了冲突，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消极态度，也强烈地刺激了这些日本浪人。他们大肆攻击山本内阁的对华方针，特别是对外交负有直接责任的牧野伸置外相，伊集院公使和阿部政务局长等人，更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其中尤其是阿部更成了他们攻击的重点，终于作了这些血气方刚、意气用事的青年的刀下之鬼。

　　 这一暗杀事件终于使政府改变了态度。政府就以上事件，向袁世凯提出强硬要求。在停泊南京的九艘日本军舰，和新增派的一百四十名海军陆战队的无言压力下，中国政府只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日本浪人和与他们相勾结的日本陆军，在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上影响日益加深。特别是山本内阁组阁不久就撤销了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第二次桂内阁时成立的拓殖局，作为他上台不久采取的裁减一万行政人员的行政整理案的一个重要环节。结果，这使满洲都督脱离了首相的监督，在有关军事以外的所有方面，重新接受外相的指挥与监督。

　　 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其目的并不仅仅限于行政改革，从中可以嗅出海军大将内阁反陆军的味道。但是，关东都督的权限多少受到了削弱。而且当它得知国内民间的右翼分子暗杀了阿部政务局长，拼命攻击牧野外交时，不难想象关东都督府会对政府、特别是牧野进行反击。现已发生事件，暗示这一行动即将发生。无论如何，加强外务省的权限，并无可能使满洲历来存在的多头政治得以解决，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依然会继续下去。

　　 十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攻克青岛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七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政府于参战不久的八月七日，即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舰队搜索和击沉不断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武装商船。日本政府顺水推舟，决定对德宣战。在接到英国政府照会后三十六个小时，就办完了一切参战的手续。参战的理由是出于对英国的友谊和利用这一机会，彻底扫除德国在东洋的据点，以增加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特别是提高它的国际地位。换言之，把德国在山东半岛胶州湾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全部转到日本手里，一举解决日中两国间多年来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的。

　　 英国并不希望日本参战。日本这一积极态度，反而使英国狼狈不堪。考虑到自己在远东的利益，英国取消了对日本的请求，但日本政府并不打算改变其参战的决心。英国看到它已无法阻止日本参战，于是提出限制日本作战区域，同样遭到失败。

　　 在日英两国讨价还价之际，德国深知一旦德日交战，胶州湾马上会被日本占领，认为把这块租借地交还给中国，使其中立化乃是上策。日本得到德国正与中国谈判的消息后，感到事态的发展已不容置疑，八月二十三日，终于对德宣战。

　　 在宣战的同时，日本开始了预定的军事行动。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开始进攻位于胶州湾的军港青岛。与此同时，第二舰队(司令加藤定吉中将)也于八月二十七日，对胶州湾实行封锁。日本陆军先头部队九月二日，于濒临渤海湾的龙口登陆，并于十月三十一日发起总攻。德国军队只有一千六百人(加上在亚洲各地临时征集的退伍军人，也不过四千五百人)，虽战斗得很英勇，但十一月六日，堡垒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被攻破，七日，终于向日军投降。日军占领了青岛、胶州湾、胶济铁路全线(由青岛至济南)，战斗结束。十一月二十四日，组成青岛守备军，由十八师团的神尾师团长任军司令官。

　　 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并未坐视不管。十一月二十八日，要求日本撤退军队，第二年又声明撤销山东省交战地区，要求日军立即撤退。日本拒绝了中国的所有要求。但中国这种进攻的姿态，多少刺激了日本舆论。

　　 十五、加藤外相的愿望

　　 在这之前，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八月，在满洲，日中发生了郑家屯事件。十八日，由铁岭向郑家屯行军中的日军，遭到中国巡警的射击，打伤了两名日本士兵。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九月移交给中村觉中将)利用这一事件，向加藤外相提出：要求中国把居住在满蒙以外的日本人居住权、不动产所有权以及矿山开采权等既得权益，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加藤外相不但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反而训斥福岛都督说：“此种要求甚不得体，今后望加注意”。但这无非是加藤表态的一种假相而已。

　　 十二月三日，加藤外相召回日置驻华公使，交给他一份对华提出要求的重要训令。日置带着训令回到中国，于次年一月十八日，把训令全文亲手交给袁世凯。这就是所谓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其内容远远超过上面提到的关东军都督的要求，范围涉及很广，而且至为深刻。

　　 加藤敢于面对满洲问题是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有远大抱负与充分准备”(伊藤正德《加藤高明》下卷标题)的。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关东州租借期即将到期，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由安东到奉天〈今沈阳〉)也即将期满。他在满洲问题上朝思暮想的是延长租借期限。因此，欧洲大战的爆发，对大隈内阁的实权人物加藤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加藤的计划表里，提出包括延长租借期限在内的对华强硬要求，作为攻克青岛后必然带来的结果，早就大书特书了。这无需关东都督给他提出来。因为和满洲交换意见反而会泄露机密。因此，加藤便有意地拒绝了关东都督的意见，并加以指摘。

　　 十六、“二十一条”要求与满蒙

　　 “二十一条”要求计分为五大项。关于山东、南满和内蒙东部部分(第二项)，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处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有待于将来日德两国举行谈判。一切有关事项，请中国政府予以承认。

　　2、将芝罘或龙口至胶济路间的铁路铺设权交给日本。

　　3、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和南满与安奉铁路的使用期限，分别再延长九十九年。

　　4、日本人可在南满和内蒙东部，取得为经营各种工商建设房舍和为耕作而对土地的租借权与所有权。

　　5、日本人可在南满和内蒙东部居住往来，自由从事工商业及其他业务。

　　6、给日本人在南满和内蒙东部进行采矿的权利。

　　7、在南满和内蒙东部，如果需要给予外国人铺设铁路的权利，和为铺设铁路需要利用外国资本或以税金担保向外国借款时，需事先征得日本政府的同意。

　　 日置公使和中国外交总长，就日本提出的要求举行了谈判。谈判计进行了二十六轮，历时四个月。其间，中国方面似乎表示，可以接受延长关东州租借期限的条件，面对于其他条款则表示绝对不能进行谈判。

　　 因此，日本利用青岛守备军和关东都督麾下的满洲驻屯军换防交接之机，对中国施加无声的压力。即以步兵第八旅团为主，加上骑兵、野战炮兵、工兵(第十师团)和炮兵中队(第十二师团)各一个中队，组建成新的守备军(军司令官大谷喜久藏中将)派往青岛。而且无限期延长旧守备军调回日期，使新旧兵力共同发挥作用。

　　 更有甚者，加藤外相对五月一日中国方面提出的最后修正案表示不满，七日，对袁世凯下了最后通牒，限九日下午六点前作出答复。这样，中国方面才勉强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只是中国答应的只有十六条。日本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后来只剩下十六条了。日方撤回了包括关于在福建设立军事设施在内的五条。

　　 十七、中村都督野心勃勃的意见书

　　 “二十一条”被接受后，使在满洲的关东都督府倍受鼓舞，更放开手脚地干起来。中村都督于条约正式签字的五月二十五日，向陆军大臣冈提出“关于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的意见书”和“关于对驻满陆军的意见书”。

　　 在“关于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的意见书”中，中村都督主张关东都督府和驻扎师团司令部以及军队主力由旅顺迁往奉天。满铁附属地的一般行政自不用说，对居住在满蒙一带日本人的警察、司法、行政、外交权，都由关东都督掌管。前者的理由是，可以利用俄国占领时期所建兵营。如果把重点放在位于满洲南端的旅顺，势必会形成兵力南强北弱，这样就违背了日本防俄的目的。因此，还是把重点移到位于南满东蒙的中心奉天为宜。后者只是老调重弹，不过为了实现其在关东都督指挥下的权力一元化。

　　 他在“关于对驻满陆军的意见书”中，提出把驻扎师团(一个师)的最北部，由现今的公主岭延伸到长春的具体方案。中村八月一日，又向陆军总部递交了一份“关于南满及东蒙疆界问题的意见书”。本来对中国人来说，并没南北满和东西内蒙之分。这种区分只是日本为便于向俄国人表明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提出来的。而且把南北满的疆界向北推进到松花江，使奉天、吉林两省全部划归南满。而东蒙如果以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的东四盟和察哈尔的左边四旗为界的话，“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的条款，所适用的范围就会大大扩大。

　　 由此可见，都督府乘“二十一条”签订之机煞费苦心之一端。而都督府并未满足于以此给中央打气，它还在当地积极支持川岛浪速等人策划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十八、在满蒙政策上的分歧

　　 川岛等人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了。这次他们企图利用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掀起的第三次革命，再次实现他们的计划。革命的爆发使日本的反袁势力得以抬头。以参谋本部为核心，海军军令部自不待言，甚至在政府内部也有诸如法务大臣尾崎行雄等一部分内阁大臣不断唱起反袁的调子。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三月七日，召开的内阁会议，甚至认定为了在中国确立日本的优势，必须使袁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认为任何人比袁世凯对日本都有利。

　　 中村都督在得知内阁这一决定后，立即要求驻满各领事、军警，对以排袁为目的的日本人的活动手下留情。都督的这一秘令，旨在从侧面支持当时已着手进行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川岛等人于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夏，与活动在蒙古盐湖一带的蒙古骑兵队首领巴布扎布取得联系，把他们和拥立肃亲王的宗社党拉在一起，并且拉了几个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和在中国大陆的日本浪人入伙，以加强他们的力量，策划这一独立运动。

　　 即使在日本军队总部——参谋本部，特别是田中义一次长是这一计划的积极支持者。他首先把小矶国昭少佐派往当地，支持这一计划，进而又派土井市之进大佐到满洲担任总指挥。

　　 中村都督的秘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对此，甚至连他麾下的第十七驻扎师团师团长本乡房太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长藤井幸槌少将等人，也都持批判态度。而持批判态度的中心，则是平时就与都督貌合神离、抱有不满情绪的领事们。安东领事吉田茂和奉天代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写信给外相石井菊次郎，强烈谴责都督的态度。矢田代总领事等人，认为这时帮助正在觊觎奉天将军地位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并通过他来实现满蒙独立，比起扑朔迷离的土井等人的满蒙独立计划要实际得多，并将这一看法报告中央。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对矢田等人的方案。石田外相自不必说，就连一直是土井等人黑幕人物之一的田中参谋次长，也立即表示同意。而且田中次长立即电令，中村都督马上会见张作霖，敦促他起事。中村都督坚决反对这样做。但由于这是中央的命令，无奈只得决定将土井进行的工作暂时停下来。自此，川岛等人的计划，便与都督府脱离了关系而单独进行。另一方面，他们还为拥立张作霖的工作设置障碍。

　　 与此相抗争的总领事方面，为了把对张作霖的工作尽快推进到让他发表独立宣言的地步，不断与满洲要员举行秘密会谈。但是奉天将军段芝贵把东三省实权交给张作霖后逃到北京。于是，张作霖意外轻易地得到代理奉天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职位，并对此感到满足。因此，日本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暴露了它在满蒙政策上的分歧。

　　 十九、满蒙独立计划的破产

　　 第三次革命，由于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六月六日突然死去而形势急转直下。继袁之后就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完全接受了革命派的要求。由此，日本的对华方针从根本上动摇，不得不加以改变。日本政府以外务省为中心提出的方针，是援助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两天的六月八日，日本就决定了新的对华方针。二十三日，停止执行满蒙独立计划。

　　 然而，这时满蒙独立计划，在当地已完成人员配备，军事资金的交付，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甚至已引起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注意，可以说已无退路。中央已下达中止计划的强硬命令，夹在中间处境最为难堪的是关东都督府的西川虎次郎参谋长和土井大佐。他们认为事已至此只好作罢。但是，要使对经营满蒙怀有满腔热情的川岛等人在思想上接受、行动上解散他们的组织，显然十分困难。中央甚至说到，如果没有更好的解散方案，那就只好孤注一掷，立即执行既定计划，并让中国军队击败它。西川与土井苦思焦虑，最后决定发给日中两国有关人员遣散费，令其解散，给蒙古军发些武器，让他们撤回原来驻地，以后日本再也不与他们发生任何联系。川岛等人虽对这一方案极为不满，最后以承认蒙古军自发地发起独立运动为条件愿意妥协，答应解散他们的组织。

　　 另一方面，川岛等人劝说正由哈拉哈河畔向南方的郭家店前进的巴布扎布，领到五万元巨款后就和日本方面一刀两断，返回自己的故乡去。蒙古军接受了这一劝告，于九月二日，踏上回故里的归途。除土匪队指挥官外，还有木泽畅、入江种矩两个大尉、盐谷武次中尉等大约三十名日本人与他们同行。蒙古军继续西行，十月七日拂晓，对据守林西城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开始还占绝对优势，但在巴布扎布中弹阵亡后，立即陷入混乱，溃不成军。十二月上旬，总算回到哈拉哈河畔的根据地。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成绩，便。宣告失败。

　　 二十、多年的悬案得到解决

　　 关东都督府对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所抱态度，与对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一样，都是完全同意。正如中村都督的密令，立刻引起领事们强烈反对所表明的那样，当时处于外相指挥和监督下的都督府势力还埋没在三头政治的纷争之中，没到出头之日。解决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这一悬案，使都督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大的权力，是在陆军大将寺内正毅内阁(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十月组阁)的时候。寺内首相曾任陆军大臣和朝鲜总督。这时他正准备制订一个包括朝鲜、满洲在内的大规模的大陆政策。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一月，内阁会议通过的“对华政策”中有这样一段话：“逐渐增加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权。在山东要把以前德国人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态度十分强硬。对于新内阁这一积极态度，积极倡导满蒙独立的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在寺内内阁成立后，种种要求便从都督府、陆军和满铁方面纷纷提了出来。他们列举证明，现在对满机构极不合理，说现在必须对关东都督府官制进行改革，把驻满领事置于都督的指挥之下。寺田内阁采纳了这一意见。当然，在外务省方面以币原喜重郎次长为中心强烈地反对这一改革，但是结果没能顶住陆军的攻势。

　　 七月底恢复了拓殖局。除外交事务外，关东州与满铁事务全部归拓殖局管理。与此同时，关东都督府官制也进行了改革。至此，都督又重新置于首相的监督之下。更有甚者，关东都督又兼满铁总裁，大岛都督和后藤满铁总裁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驻满领事和以往一样服从外相的指挥和监督，但在外交以外的行政事务方面，都督有什么指示时，领事应立即照办。此外，关东都督府又设立了宪兵司令官，以警视总长的身份，统管都督府和领事馆两方面的警务。让宪兵兼任警察官和把朝鲜铁路的经营权交给满铁一并代管等等，引人注目。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在人事上也进行了更新。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中将继中村宽大将后，被任命为关东都督，均临满洲。多年的悬案一举得到解决。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整个欧洲卷入了一场大战，可以说受到“军事优先”这种世界风潮的影响。

　　 二十一、驻满日军出兵西伯利亚

　　 比起加强关东都督府对满洲形势影响更大的，是俄国布尔什维革命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远东局势的新变化。在都督府指挥下的驻满师团，于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参加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俄国的出兵。这次出兵是为了推翻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在俄国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以援救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队的名义进行的，是以日美为中心同盟国军队，对西伯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

　　 日本军队于八月初，组建了符拉迪沃派遣军，席卷沿海各州，显示出向黑龙州进军的形势。但另一方面，在外贝加尔方面反革命军谢苗诺夫支队阻挡不住革命军的进击，败退到满洲境内。于是，日本决定出动驻满师团，命令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中将，派第七师团长藤井幸槌中将指挥的藤井支队进驻满洲里一线，另派一个联队向哈尔滨、海拉尔一线进发。

　　 藤井支队和谢苗诺夫支队与捷克军队互相策应，九月上旬，由满洲里进入赤塔。这样，九月下旬，贝加尔湖以东苏联远东领土，全部置于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基本上达到出兵的目的。

　　 之后，关东都督与西伯利亚派遣军、第三师团(九月一日被派往北满)一起，共同担当占领地区的治安任务，把守备管区扩大到北满和鄂嫩河和博尔集亚以东的外贝加尔地区。后来，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五月，美、英、法、意各国军队由西伯利亚撤退。与此相反，日本不但没有撤军，反而增兵，妄图以自己的力量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未能得逞，反而于一九二○年(大正九年)四月十九日，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引发了杀害日本人的事件，终于引起日本国内的反对和国外的疑虑。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不得不把军队撤出苏联。

　　 二十二、由都督府到关东厅

　　 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驻满军事机构进行了空前的大改革。四月十二日，由于公布建立关东厅，关东都督府予以撤销。

　　 提出撤销关东都督府的，主要是外务省。其理由是：例来关东都督府既拥有军权，又可指挥、命令作为事务官的领事，因此，使人怀疑日本帝国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不仅如此，而且都督府还干预外交和施政方针的执行。从这个类似诉状般的对关东都督府的弹劾中，可以看到外务省对都督府的极端反感。它自寺内内阁建立以来，大约两年中间几乎掌握了南满的一切权力。总之，他们目的旨在：(1)缩小都督府的机构；(2)通过移交军权消除中国方面被压迫感和表明日本并无侵略野心；(3)限制都督直接或间接的对领事的干预，排除外交上的碍障。结果，以公布设立关东厅而宣告胜利。

　　 新官制的最大特色是：(1)新设关东厅长官，其原则是由天皇亲自任命的文官担任；(2)关东厅长官的权限仅限于对关东州的管辖和专司南满铁路警务(以前负责铁路的保护和管理)；(3)关东厅长官一般在涉外工作中受外相的监督(以前是有关外交工作)；(4)关东厅下设官房(办公厅)、民政部、外事部。外事部长由奉天总领事兼任；(5)废除由警官兼任警务、警视总长和宪兵首脑；(6)满铁恢复旧制，关东厅长官监督满铁业务，有关交通事务以满铁经理为顾问；(7)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按新公布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分离出来等等。

　　 这样一来，关东州的统治机构，才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伊藤博文等人倡导的民政方式。又新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实现了军政分离。关东军司令部统率驻满陆军各部队——以前关东都督麾下的一个驻扎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负责关东州的防务和对南满铁路的保护。外交界元老，在中国问题上有多年经验的林权助，被任命为第一任关东厅长官，立花小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

　　 关东州这一军政分离，固然是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六月以来，对殖民地统治机构进行一连串改革中实现的，然而原敬内阁下决心迈出这一步的直接原因，却是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一日，发生的“三·一”事件或曰“万岁事件”的朝鲜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朝鲜人受到世界民族自决风潮的推动，提出摆脱日本统治、复兴祖国的口号。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终于以天道教徒和基督教徒为中心，在汉城举行暴动，逐渐扩展到各地，几乎蔓延到整个朝鲜半岛。学生和一般平民最后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一时声势浩大。三月中旬，朝鲜总督看到单凭警察的力量招架不住了，于是命令朝鲜军出动。四月下旬，又从日本内地增调六个步兵大队，终算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对这次事件所采取的对策的意义，和所谓大正民主风潮，就成了促使日本改变它对包括南满在内的殖民统治方式的依据。

　　 二十三、关东军的诞生

　　 这样一来，军方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期望的，并且在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的军队对南满的完全控制终于破产了。新成立的关东军，在形式上只是关东州和南满铁路的卫士，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支驻满日本军队摆脱了来自各方面的羁绊，反而轻松自由多了。“在作战和动员计划上接受参谋总长的指挥。”这样由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自此以后可以以统帅权独立的名义，摆脱任何牵累在满蒙辽阔的大地上自由驰骋，走自己的路。在这一点上，与改革的意图完全相反，已经为这支军队埋下可以单独行动的种子。

　　 然而，目前在关东军诞生中起了助产作用的外务省，对它仍握有主动权。例如：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之战)中，主张支援张作霖的关东军，其力量并没有占到足以粉碎外务方面(外相内田康哉)不干涉政策的压倒优势。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了的奉系发动的复仇战)阶段，正如以后所看到的那样，关东军对在陆军中进行秘密工作有了信心，而且有了一定实力。这时，其与对抗的是“币原外交”。

　　 二十四、币原外交的登台

　　 “币原外交”(币原喜重郎外相)是“协调外交”的同义词。它以“不干涉政策”闻名于世。虽然它遭到强硬派的谩骂，说它是“软弱外交”，但在一个时期他总算还有一定力量。这是因为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寻求与确立和平体制的调子是吻合的。

　　 以德、奥一方失败而告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会议，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一月，在巴黎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战胜国的日本同未损一兵一卒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媾和会议的中国之间，围绕着归还山东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事情发展到日本全权代表考虑要不要退出会议的程度。然而，美国威尔逊总统，害怕作为战后安全保障机构的“国际联盟”重要成员的日本退出组织，试图说服日中两国妥协。他提出承认日本拥有原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和为日本在青岛建立一块一般条件下的居住地，而让日本交还山东半岛的全部主权的妥协条件，说服中国接受。但是，中国全权代表团拒绝在媾和条约上签字。中国民众由此而掀起激烈的排日运动。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列强各国举行了“华盛顿会议”，讨论缩小海军军备和解决太平洋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提议包括日美在内的九国商定了一项条约，即“九国条约”。其内容是：支持在中国建立巩固的政府，尊重其领土完整和行政保安，在中国建立工商业机会均等等。

　　 币原外交就是顺应巴黎和华盛顿会议的和平体制，贯彻对中国的不干涉主义。币原连续在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六月成立的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和加藤的宪政会单独内阁以及若槻礼次郎的宪政会内阁三届内阁，大约三年中间一直在霞关的外务省居于领导地位。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四月，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内阁成立，他才让位于主张积极外交的田中。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七月，田中内阁因谋杀张作霖事件而垮台，第二天建立了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币原重新登上外相宝座。以田中外交为界，在它之前一般称之为第一次币原外交，其后称之为第二次币原外交。关于第二次币原外交以后还会谈到，这里只谈第一次币原外交。

　　 二十五、关东军开始独断专行

　　 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九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到了十月中旬，战争仍处于僵持状态，互相都无进展。可是到了十月下旬，由于直系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突然发动政变，矛头直指直系，并占领了北京，直系才开始总崩溃。对这次战争，在日本不仅关东军和陆军、外务省海外派出机构，而且几乎全部内阁成员(加藤高明的护宪三派内阁)，都主张援助张作霖，以确保日本的在华权益。只有币原外相一人断然提出不干涉政策，反对援张。

　　 币原对这次战争的结果非常满意。然而实际上在冯玉祥政变的背后，有陆军的派出机构在活动。由于陆军预备役大佐寺西秀武、张作霖的顾问松井七夫大佐等人的说服，张作霖赠给冯玉祥一百万元。同时又由于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大佐和黄郛一起对冯玉祥的说服工作，才使冯玉祥断然反戈一击。而且松室少佐直接指导了冯玉祥作战计划的制定，加深了同冯玉祥的关系。关于这一工作与关东军有什么关系，尚不得而知，不过，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和上原勇作元帅，不但知道这件事，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唆使海外派出机构这样做。因此，不能认为关东军没有插手这件事。然而，这还只是在幕后悄悄活动，在此之后发生的郭松龄事件中，他们却走上前台，开始独断专行起来。

　　 郭松龄事件是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大格斗。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击败，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在华北大地上，张作霖与冯玉祥两军势均力敌。段祺瑞傀儡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其政权极端不稳。

　　 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月中旬，盘踞在长江一带的皖系军阀孙传芳，突然决定与奉系大干一场。一时雌伏于岳州的吴佩孚，看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已到，于是表明决心讨伐奉系。冯玉祥虽表面上佯装中立，实际上暗地里也在备战，把大军配置在通州一带。对此，张作霖也在加紧备战，不但直隶、山东两省的军队，同时也把关外的军队主力接二连三地调集到关内来。这样一来，华北上空一时战云密布，战事一触即发。按照张作霖的命令，进驻天津一带的张学良军副司令郭松龄，十一月二十三日与冯玉祥密谋后，突然在滦州举旗反张。郭掌握了奉军精锐的大部，自称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妄图一举直捣奉天。这时大部奉军已调到关里，张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数卫队。

　　 二十六、独断专行地干预郭松龄事件

　　 郭松龄事件发生后，张作霖的顾问松井少将自不待言，连关东厅和总领事馆(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也一起主张援助张作霖。对此，币原外相和宇垣陆军大臣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日本的在满地位不被忽视，就不要火中取栗。币原还认为日本不要只拘泥于满洲的形势，而应该设法与目前能左右中央政局的冯玉祥和国民党接触。关东军向陆军总部报告了准备在辽河一线阻击郭军东进，而参谋本部却禁止他们违背不干涉内政、维护特权的既定方针。因此，关东军只得采取预防措施，立即派驻满第十师团之一部集结于奉天，以防动乱。

　　 十二月五日，奉军因连山战斗失利而溃不成军，甚至一度传来张作霖下野的流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部也只是指示关东军司令官警告张、郭二军保护日本的权益。白川义则司令官十二月八日，向两军传达了这一警告(第一次警告)。十三日，郭军约二千人准备渡过辽河进兵营口时，他即令营口的日本守备队长禁止郭军渡河。十四日，他又以维持治安之名阻止郭军进入营口。对此，郭军提出严重抗议，营口的英国领事也表示反对。这一措施完全出自白川军司令官的个人独断。

　　 十三日，关东军又以两军战线已接近满铁附属地为由，制定了一个把附属地周围三十公里(约一日的行程)以内划为禁止战斗区域的方案，呈报给中央，并通知郭军。对此，宇垣陆军大臣十四日修改了白川的方案，把它改为：“日本军队禁止两军在距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以及该铁路终点约二十华里(约十公里，着弹距离)以内的直接作战行动，以及有可能搅乱我附属地治安的一切军事行动。”并令白川通告张、郭两军(第二次警告)。币原外相也在同一天打电报给吉田总领事说：“只要他们的行动不超出第二次警告规定范围，即使在禁止战斗地区之内，对两军的存在和通过，也可以采取默许的态度。因此，禁止郭军进入营口的指令，自然解除。”

　　 这一警告最迟于十五日对郭军发出，里面还附加了一条，即：“如不听劝阻，立即解除你们的武装。”以此表示关东军的决心。(前面说三十公里，这次改为二十华里，他们辩解说是驻旅顺的军司令部，在打电报时电报员弄错了。)可是，关东军白川司令官在发出第二次警告的同一天，由辽阳的步兵第十联队，调了一个中队(官兵五十人)去营口，以加强那里的警备。这证明他仍然不同意郭军渡河和进驻营口。不仅如此，还有消息说，为了帮助奉军操纵150毫米重炮，他还派了十几名日本炮兵加入奉军。

　　 根据关东军多次要求增兵的要求，十六、十七两日，由朝鲜军派出两个步兵大队和两个野炮中队。十九日以后，又由内地抽调混成第一旅团到达奉天。

　　 由于关东军强有力的侧面工作，使得奉军缓过气来。二十三日在新民的战斗中，形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这天夜里，郭军的参谋长打来电报说：“郭松龄已逃跑，希望以郭军全军投降为条件换取停止进攻。”二十五日，郭松龄被奉军捕获，就地正法。郭军全部被解除武装，冯玉祥也逃到苏联去。

　　 在这次郭松龄事件中，白川司令官为什么对支持张作霖表示出这般热情？关于这一点，不难想象，白川与张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可是，除此之外，陆军内部的对抗也驱使白川援助张作霖。当时的陆军省向每一个重要军阀将领都派去了一个“中国通”军人。给张作霖派去的是松井七夫，给冯玉祥派去的是松室孝良，给郭松龄派去的是佐佐木到一。因此，张作霖对郭松龄的决战，在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是白川对佐佐木的较量，张作霖的胜利可以说是一位大将对一位少佐的胜利。

　　 但是，不管白川个人动机如何，他无视中央的行动，开创了关东军独断专行的先例，问题十分严重。以某种期待和不安，迎来他们逐步增幅为大日本帝国尖兵的过剩意识的行动，实际上即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