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第四
作者：吉野孝公·日本
出自————《腾越玉碎记》
出自————《战争通史》
老太婆和年轻女子
对面的山腰处缭绕着一缕丝一般的紫色烟雾，远远地可以看见山麓有户人家。屋里肯定有暖融融的火，有人，还应该有食物。在我脑海里，联想的尽是这些。我突然想到“对，走到那家以后，总会有办法的，”不管怎样，还是先设法走到那家，然后再去考虑其他事情。
到达这户人家要越过两座山峰，似乎不太容易，但我决心已定，并鼓起了勇气开始向前爬。爬过山峰，爬过山谷，拨开草从，当我开始向另一座山峰攀登的时候，周围已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摸索着爬上山峰以后，我决定休息一下。
似睡非睡中，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无意之中抬起头，发现自己苦苦找寻的屋子已近在咫尺。我兴奋异常，激动不已，顺山坡而下．摸索着来到了屋前。这时，天已大亮。屋子周围一片宁静。庭院里，两三只鸡在拍着翅膀寻找食物。我不加思索地撞进了屋里。
屋里有个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子。她们见到我这个不速的侵入者，吃了一惊，久久地凝视着我。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老太婆消除了疑虑，走过来将我拉了进去。她为我升起火，泡了杯热茶。我又有好久嘴皮不曾沾过茶水了。茶水缓缓地流进我身体，温暖了我冻僵的每一根血管，使我感觉自己好像又一次活了回来。接着，老太婆又给我拿出热乎乎的粑粑。年轻女子对我的来历似乎还存有疑虑。极度的疲劳使我对她们拿出的食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没有力气吃下去。坐在火堆旁边，温暖的火苗烘烤着我渐渐复苏的躯体，不知不觉中，在渐渐的睡意诱惑下，竟酣然地进入梦乡。
迷迷糊糊地被人推醒，睁开眼一看，她俩正对我反复比划着，像是要告诉我什么。仅从她俩惊慌失措的神色中，我已直感到了是怎么回事：附近有中国兵，请赶快逃离此地！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年轻女子用芭蕉叶包起食物，给我系在了腰上。带着感激和由于给她们增添麻烦而内疚的心情，想要马上站起来，但膝盖依然不听使唤，怎么也使不上力。年轻女子从旁边用肩扶起我，将我送到了外面。
拄着拐杖，我沿着俩人给我指引的后山的羊肠小道，拼命地往前走。受伤的脚越来越痛，最后实在走不了了。周围已经暗下来。无奈地坐了下去，睡意也马上困扰着向我袭来。就在半睡半醒之间，迷迷糊糊地听到不远处传来的细小低微的说话声。循声望去，树木的缝隙间透出一束灯光。尽管自己也觉得很危险，但实在无法继续忍受疲劳和伤痛的折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贸然走进了屋里。
里面有四、五个男人，正围着火炉烤火。他们见到我，眼里透出异样、奇怪的眼神。我感到情况异常，然而，其中的一个男人却而带微笑地走过来，把我拉到了火炉边。他请我喝茶，并操一口我一点也听不懂的语言跟我搭讪。我只好夹着手势跟他们“说话”。由于过度的疲劳，跟他们一起坐在暖洋洋的火炉边，说着说着，就又睡着了。
突然，我被外面的骚动惊醒，猛地睁开眼一看，天已亮了。屋里空无一人。
后来才知道，这儿原来是敌人便衣队布设的暗哨。诧异之中，眼光迅速扫遍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就在这时，便衣队荷枪实弹地从门口蜂涌着冲了进来。“这下完了”的念头闪过脑海的瞬间，头被重重地击了一下，眼前立刻模糊起来，接着又是一下沉闷的声音过后，我失去了知觉，后来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好久，神志清醒以后，睁眼一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山寺的后面。四周围着许多庄稼人，正用一种怪异的神色打量着我。其中的一个人向我走过来，在纸片上写上汉字，同时夹着手势对我说：
“你是日本兵伤员。我们现在送你到我军的野战医院去。不要紧张！”他像是中国便衣队的队员。
被俘无颜
我父亲是明治时代一名态度严厉的近卫兵。10月7日的今天正是严父的忌日，也是我的生日。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恰恰也是我作为帝国军人无颜被俘的日子。
屈辱和悔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从脸颊上滑落。“自杀”的念头一次次在脑海中浮现并一次次地涌上来。死吧，或许唯有设法早点死去，才能把自己从屈辱和悔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正这样想着，突然，“腾冲守备队”掠过我的脑海。接着，眼前又浮现出竹迫、贝野、牧山、梅野和坂本的音容。
对，我是他们五人最后还活着的唯一使者和希望。如果我此时轻率地死了，腾冲战士悲壮的最后一幕及五人嘱咐的事情，就再也无人转告了。想到这里，觉得自杀还为时尚早，等身体恢复以后，再伺机逃跑吧。因为我的生命已不再仅仅属于我一人，而是所有守备队战死者的希冀。“在完成报告最后情况的使命之前，我决不能随随便便、不负责任地死去，”我在心里暗暗地下定了活下去的决心。这一天是竹迫少尉和贝野军士自杀后的第七天。
躺在村民们用竹子和蔓草赶制的担架上，被人抬着越过几个山坡后，担架在一个村子的大户人家门前被放了下来。可能已有使者事先来此进行了通知，村民们像是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
这个村子是便衣队的驻地。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像是队长，走到我面前。突然，他无声地拨出十五响的英国式连射枪，对着我的胸脯，怒吼道：“我要开枪杀了你！”
对此，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既然已身为俘虏，也就只能听任对方随便摆布和处置了。当时，在便衣队长后面的石阶上站着一个姑娘，正手捧着茶碗喝茶。我的嗓子早就干得快要冒烟，于是指着姑娘方向，打着手势，迫不急待地说道：“给口茶喝。”队长看了看我，又对着身后的姑娘说了些什么。姑娘立刻从台阶上走来，把茶碗递给了我。我抢似地接过茶一饮而尽，然后，挺起胸脯说了一句，“好了，开枪吧。”
队长放下枪，微微一笑，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用不太标准的日语对我说：“请放心吧。好样的！日本兵很勇敢。你是名伤员。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从现在起，由我的部下将你送往我军医院。祝你早日康复！”说完，就迅速地离开了。难道这一席话真地出自敌人将领之口？为此，我疑惑了半天。我想他大概认为在村民们面前杀人不好，所以要把我带到后山荒无人烟的地方再动手吧。
我重新躺在了担架上，有五名士兵护送同行。担架上了山路以后，却依然看不出半点要杀我的迹象。不仅如此，在路过途中的村子时，他们还从村里买了饼子，递给我：“吃吧！”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加之疲劳，一点食欲也没有，所以没有伸手去接递过来的饼子。他们毫不介意，自己狼吞虎咽地把饼子吃了下去。
担架又上了路。艰难地走过一段险峻的山坡之后，傍晚的时候终于到达了敌人的兵营。这支部队有一个中队左右的兵力。说是兵营，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有着四、五间屋子的村子。二、三名少尉以上的军官正围着火在吃晚饭。士兵们把我从担架上放了下来，带到了他们面前。向军官们报告完情况以后，抬我进来的士兵们行礼离去。军官们把我从担架上扶下来，又是拍我的肩膀，又是拉我的手，劝我喝点茶吃点东西。由于身体极度疲劳和虚弱，再加上伤痛，对他们递过来的食物和茶水，依然没有接受。
他们看了看我的伤口，叫来卫生兵，命其为我包扎。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意料，对我非常亲切，而且还很仔细，军官和士兵们，对作为敌人的我，却丝毫没有敌对的地方，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更没有就日军的情况向我询问什么。对此，我甚至认为，这是不是对我太冷漠了。整个晚上，我都在伤痛的折磨中彻夜难眠。
第二天早上，令人痛苦不堪的担架护送就又开始了。途中，心里好几次盘算着逃跑，但身受重伤，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想要逃跑已根本不可能。苦闷之中，担架走过了山间的险路，于下午五时左右，到达大董村，亦即敌军的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这个村子，也就是我们的城池陷落的那天晚上逃出后，最初进入的敌人阵地。从这儿可以清晰地看见水田对面的腾冲城。
望见腾冲城
玉碎的三千余名官兵们的尸体在风吹雨打中，永远地在城墙里安息了。想到这些，悔恨的泪水不由得再次涌入眼眶，我竭力忍住泪水哭泣起来。一路上，头脑里一个劲地想着，今天大概就是我生命的终结吧，这儿大概就是最后的枪杀刑场吧。这样正想着，进了一道门以后，我被从担架上放了下来，马上又被带进一间屋里。
完全出乎意料，这儿竟是司令官的房间。屋里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四、五十本书，里边还有五、六册《三国史》。司令官单身一人走了进来。看到他，更令我大感意外，虽然是敌人，但作为将官的他，穿的军服却是一套早已腿了色的棉衣．然而，肩章上一颗闪光的金星，显然表明他确实是一名陆军少将。他亲自接见我这样的一名被俘士兵，莫非是把我当成了重要人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无法避免地要受到重要的询问了。根据情况难免还会有严刑拷问。我默默地在心里做好了准备。
这时，值班卫兵端着茶递过来。司令官用的茶具跟我的一模一样，都是极其简陋粗糙的茶碗。司令官进屋以后，一直默默地打量着我紧张的脸。突然，司令官打破沉默，跟我搭话道：
“不要紧张，请坐下。”
流畅动听的日语又使我稍稍吃了一惊。
“累了吧，你的伤势很重，是在腾冲城战斗中负伤的吧？”将军接着询问道。
“是的，”我一语回答。
将军又接着说道：“一直忍受到今天，你真是好样的。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们来说，也真是可怜。”
将军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稍稍闭上眼，又继续说：“我毕业于日本的军官学校，是这次云南战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官。在与你们在腾冲的战斗中，我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军官，为此还受到了蒋总统严厉的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们和我们同是亚细亚同胞，然而，彼此之间却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幸战争。这场战争必须尽早结束。”
司令官停下来，看了看我的脸颊。稍稍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日本的官兵，战斗到最后一刻时都全部自杀。这次的腾冲战役中也不例外。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了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已经到来。”
将军的眼里闪着光，接着又说了一句：“我讨厌战争！”句尾的语气很沉很重。
司令官自始至终地将“俘虏”一词说作“保护兵”。晚上，我在大董村的一户人家过了一夜。卫生兵给我治疗了伤口，换上了新绷带。两天以后，我被转移到另一个村子的一户人家。在这家，有十四、五名日军伤员，几乎全是腾冲守备队的勇士们。其中有好几人是重伤员，已奄奄一息。
其他的房间里，关押着腾冲工商会的会长及另外四、五个中国人。他们的脚上都带着沉重的铁镣。听说他们都是勾结日本军的汉奸，日后全部要被处决。
在重伤员中，我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三天以后，从腾冲城突围逃跑时离开队伍下落不明的吉川上等兵被用担架抬了进来。他伤势很重，听说早就被安置在别的人家保护起来。
担架护送
又过了几天，我们被送往后方医院的时刻终于到了。其他村子里的重伤员都被用担架抬着集合起来，轻伤员则徒步行走。重、轻伤员加起来，有三十余人。
负责护送的士兵分担架兵和警卫兵，加起来有四、五十人。担架队抬着伤员艰难地行走在云南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途中，在大塘子村附近住了一夜，过了惠人桥以后，在一片马鞍形的草原上野宿的时候，无论护送的士兵还是躺在担架上的伤员都已累得筋疲力尽。
寒气袭来，如针刺骨，伤口剜心般地剧烈疼痛。重伤员整夜不停地发出悲惨的呻吟。天快亮的时候，有两名伤员不幸死去。尸体被就地安置以后，部队又出发了。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峰相连的高黎贡山无情地夺取着重伤员的性命。险峻的山路上，担架队里的每个人，无论是对方，还是我们这些伤员，都吃了相当多的苦。死去的人被就地扔掉。
渴望生存的士兵和伤员都在拼命地与死神抗争。抬着担架的士兵们，肩上渗出了血。看到这种情景，我实在按耐不住，拼命地请求把我从担架上放下来，但还没走几步，就支撑不住摔倒在地。抬担架的士兵们笑着说：“别逞能了，”把我又扶到了担架上。真诚的笑容里，丝毫也看不出任何敌意。
天黑了，我们又在一座山的鞍部上停下来野宿。周围的草长得很深。山峰间吹过来的寒风，打着旋涡，像刀绞一样，扎在伤口上。寒风劲吹，漆黑广袤的草原上，不断地飘荡着重伤员痛苦的呻吟。伤员们在伤痛的痛苦煎熬中挣扎。夜里，又有一名伤员在悲哀的呻吟中死去。
越过高耸入云、充满艰难险阻的山路，走出死亡的莽原之后，第四天，担架护送队一行终于上了援蒋运输线——滇缅公路。路上，运输部队的车辆排着长蛇一样的队列。顺着这条路向右行就是腊勐阵地。
护送队长告诉我，现在彼此正在龙陵阵地激战。
我仿佛听到了龙陵阵地隐隐约约的炮声，“逃走”又一次在脑海中浮现。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凭着这双脚根本无法行走。我想大家的心里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全身虚弱无力的我们，将从这里沿着滇缅公路，由运输车送到保山。到保山的行程，一点也没有告知我们。护送的车辆在荒草遍野的滇缅公路上卷着尘土，一路北上。日落时分到达了保山。
重逢
保山是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这里有飞机场。既是军事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远征军云南战区的军事要地。由于日军飞机轰炸，飞机场已被破坏得相当严重。面积不大的机库附近，停放着五、六架飞机，
我们从运输车上下来以后，走进了位于保山街尽头的一个大户人家。我在此出乎意料地邂逅了一群人。他们就是在逃跑时，在黑暗中走散的朝鲜慰安妇们，好像有二十四、五人，其中有四、五名日本慰安妇。他们一看到我们，就赶忙跑了过来，给我们上烟上茶。老板娘也在其中。
她小声地问我．“你们是腾冲部队的吧？”说着给我们点上烟。即便男女之间有差异，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这毕竟是曾经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的同志之间的重逢。大家都为日夜惦记中的重逢，为各自的平安而高兴。他们在卫兵的指示下，给我们送来了热茶和稀饭等。彼此谈论着腾冲守备队最后的苦战．并互相安慰，在一起消磨时间。由于旅途的疲劳，晚上我睡得很早。
第二天早上，野战仓库的花田少尉死了。
少尉在被俘时，殊死搏斗，并把几名敌人的士兵扔到了河里，为此遭到了他们的毒打。从那以后，便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经常受到虐待，身心已相当疲劳衰竭。到达保山时，呼吸已经相当微弱。真是个令人同情的不幸之人。
没过两天，又有一人死亡。他就是吉川上等兵。他从肩头到后背都负了枪伤。他出身在筑后大川町 [ 译者注：位于日本福冈县。 ] ，从故乡出发以来，跟我一直是同一个分队的战友，是一位气质温厚的男子。现在他也无法再返回那日夜思念的故乡了。
抗议陈情
保山收容所的生活非常艰苦。每日两餐，每餐只有一小碗稀饭和热茶。身体渐渐衰竭下去的重伤员比比皆是。为此，有些伤员躺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对这些患者来说，除了“残酷”二字，我真地找不出其他字眼来形容。
身受轻伤的战友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勇敢地向警备队长抗议陈情。护送队长就暂时的现状作了如下说明，并表示歉意。
“现在，战斗正在龙陵彼此一进一退地进行中。我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面临着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我们本身就处于粮食严重匮乏的困难时期。从现在起，请大家忍耐一下。”他这样向我们解释说明。接着队长又继续刚才的话题说道：“如果我中国军队被打败，日本军队来袭击保山，我们马上便会改变对各位的态度，绝不会让你们放任自流！”他又这祥附加说明道，听起来的确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样我们就无法再勉强他们，所以除了忍耐，没有任何办法。
保山十五天的艰苦生活即将告一段落，我们又要被送往后方。我们分乘一辆卡车，也不明白要去的地方。负责警卫的士兵分别坐在一前一后的两辆卡车上，出发的准备已经就绪。这时，队长第一次告知我们将被移送到后方的楚雄陆军医院。
加上警备车的五辆运输车静静地驶出保山。
广漠的保山高原上到处是枯草。车辆沿援蒋运输线——滇缅公鲁一路北上 [ 译者注：应为“东进”，此处可能为作者的笔误。 ] 迅猛前进。绵延的荒原上，一棵树影也见不到，只是偶尔遇到游牧的水牛群。车辆不分昼夜地向前驰骋。途中，又有一名伤员在车上死亡。运输车可能是忙于赶路，毫不顾忌这名死者，依然继续向前狂奔。第二天清晨，运输车驶进一座小镇。这便是陆军医院的所在地楚雄。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我们踏着霜，进入一所中学的校园。刺骨的寒风中，重伤员没了血气，被冻得咯嗒咯嗒直打哆嗦。这时的我们，身上还穿着衣衫褴褛的夏服，在担心被冻死的恐慌和不安中颤抖。警卫部队也很担心，他们从周围的农家抱来稻桔，为我们升起了一堆火。于是，我们在极其危险的时候，又得救了。午后，我们被领进一家工厂的仓库。
在这儿住着一些比我们先到的日本兵。他们是腊勐部队的士兵和腾冲周边阵地的战友们。其中好多人的身体状况比我们相对要好得多。他们当中也有好几个士兵时刻想着准备逃出去。
楚雄的医院生活
第二天整个上午，我们办完了入院手续以后，全部住进了楚雄的陆军医院。
说是医院，其实是街上的产业仓库等经过改装而形成的一所陈旧简陋的住所。医院卫住满了中国军队的伤员。我们住的病房是一幢特别陈旧的建筑，然而，就我们的人数而言，却是太宽敞了。
警备队长与医院办完了交接手续以后，通过翻译，对我们说，“在此我要和各位分别，马上便返回前线。楚雄现在的天气非常适合疗养，希望大家在此好好养伤，并祝各位早日康复。另外，对车内的死者，我表示真诚的歉意。”说完，他便离我们而去。他虽是敌人的军官，却同时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人。接下来，由军医长向我们训话：
“蒋总统曾就日军俘虏的对待问题指示过我们，要优待和关心俘虏，特别是对伤员，要实施最好的治疗，迅速使其恢复健康。”他首先向我们传达了蒋总统的命令，接着又说道：“中国目前正处于战时，给养比较差，但中国士兵亦是如此。请大家忍耐、坚持，好好休养。”
军医长的日语讲得很好，但与他流利动听的语言正相反，目前的现实极为严酷。当然，在精神上，军医和护士对我们都很善良，但治疗极为简单。中国军队的伤病员同样如此。主要由于医疗器具和药物奇缺，根本没有注射，全部采用投药，尤其是奎宁缺乏，这对于疟疾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加藤是一名从工作单位直接来到战场的年轻新兵。由于疟疾的高烧和黄疽病，每天都处在痛苦的煎熬中。然而，就是对这样的重病患者，贵重的奎宁也只是三天或四天投药一次，而且还不是注射，只是些匹林类的药丸。在高烧的折磨下，加藤的身体一天天地垮下去，最后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他不停地细声呼喊着“妈妈”，离开了人世。除他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疟病患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时并发其他疾病，一般说来，生命就没有希望了，中国士兵每天都有死亡的。
死去的人都很不幸。人刚死去，尸体马上便被胡乱的扔进山里，这是这儿的惯例，不管是中国兵，还是我们这些日本兵，都是一样。当然，加藤也不例外，中国士兵们习以为常地说：“尸体被扔到后山以后，转眼间便会成为野狗的腹中之物。”这也是战争这个恶魔所导演的惨酷的悲剧中的一幕。
在与疾病抗争的不安生活中，时光在静静地流逝。12月过后，楚雄街头迎来了昭和二十年 [ 译者注：1945年。 ] 元旦。在这个街上越冬，每天都充满了恐怖和不安。不久，冬天的寒风停息，我们迎来了阳光和暖的春天，飘满梅花芳香的民家庭院里，小狗在欢快地戏耍，若在祖国，正是桃花下摆满偶人 [ 译者注：日本三月三日女孩节的陈列品。 ] 和甜酒醉人心田的阳春三月。就在这时，突然又传来移送俘虏和伤员的命令，于是我们心牵着三名死去的战友遗骸，又要离开楚雄。
昆明收容所里
据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昆明陆军医院。移送工作在迅速而紧张地准备着。
一大清早，我们便登上了已准备好的运输车。运送的卡车在嫩草漂着馨香的滇缅公路上昼夜兼程北上 [ 译者注：应为东进。 ] 。从楚雄出发后的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昆明。
空中泛白的黎明时分，卡车迎着清冷的晨风，来到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附近。湖畔，俘虏收容所白色的帐篷群正等着我们的光顾。这个收容所附属于美国陆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处于战时下的中国军队的医疗情况，就像楚雄陆军医院军医长所说的那样，针对我们这些被俘重伤员的治疗进展缓慢，而要按照蒋总统训示的那样，对俘虏中的伤病员尽早治疗，并迅速使其康复就极为困难，于是便依靠美军来进行治疗，我从一名少尉军官那儿听说了此事。这使我不由得联想起，不久前，几名美军将官视察楚雄陆军医院的情景。且不说这些，对我们来说，由医疗设施完备的军医院来治疗，那些正在痛苦中挣扎的患者总算有救了。
接受完伤员以后，美军的卫生兵用两辆长车运来了供给物资。换洗的被服、日用品、餐具、食品等等，下发的一切物品，都与美军同等待遇，所不同的只是在我们的衣服背后印着“PW”的俘虏字样，令人心里感到有点沉重。收容所的帐篷里每间住八人，由中国士兵负责警备。
伤员定期到美陆军医院接受治疗，轻伤员在医院里供差遣使用，也由各人自由决定。作为报酬，相应地发给一些物品，包括毛毯、床单、罐头、点心和香烟等。外出时，每五人一组，由一名卫兵跟随同行，允许自由闲逛，名为保健散步，每天都可以自由外出。
昆明气候宜人，温暖如春，适合居住，同时也是一个最适宜患者疗养的地方。云南战区中美陆军最高司令部就在昆明，对蒋介石政权来说，是个次于重庆的战略要地。除了美陆军医院，这儿还有一个美国空军机场，由于美军轰炸冲绳，飞机的起降极为繁杂，特别是6月前后起，美空军飞机的起降及跳伞训练更为频繁。
不幸的枪杀事件
收容所周围，绿油油的蔬菜园远远地一直延伸到湖边。在收容所里，舒适的生活，加上美军医院设施完备的治疗，我们的健康在一天天的恢复。
突然有一天，在和平宁静的收容所里，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这天夜里，天空飘着雨，一名伤员，名字现在已忘了。想到棚栏外的田里偷偷地搞点蔬莱。在他越过铁棚栏的刹那，被哨兵发现而中弹身亡。司令部急忙派来三名少尉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第二天，中国方面派出二名军官和十名士兵参加，在收容所里，庄重地举行了葬礼。尸体被入棺埋葬。
葬礼结束以后，警备队长向全体人员提出忠告：“不管有什么理由，此次的不幸事件，错就错在擅自跨越栅栏。为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提请各位严格遵守这儿的每一条规定。”他非常严肃地提出上述忠告后，就回去了。
这时候，慰安妇们已经完全康复，正愉快地打发着每一个日子。她们比我们更自由，经常到街上散步。
日本投降之日
盛夏的太阳炎炎地照着收容所的帐篷群。一个炎热的午后，突然从中国军队司令部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
对此，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然而，昆明的大街小巷顷刻间骚动起来。空炮声、爆竹声响彻街头巷尾。收容所里的中国士兵欣喜若狂地到处放着空炮，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司令部再次正式向我们通报了日本国战败的消息。司令部派来的使者们带着各种信息向我们这些怎么也无法相信和接受的人，传达了日本战败的情况。每次．我们都苦笑着拒绝接受活生生的事实。
这时候，伤病员们大部分伤已经痊愈，病也已康复，正健康地过着每一天。但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发生在美军医院里的强奸事件。原日本慰安妇现在已经和俘虏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已将过去的事忘掉，不辞辛苦地照顾着日本士兵。其中有一名年轻的，遭到了三名美国士兵的强暴。
我们立即向美军司令部，就美军士兵这种残暴不法行为提出了严重抗议。美军司令部马上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最后，对受害人进行了侵害补偿，并对三名肇事者科以六个月的体力劳动，以表谢罪。
重庆俘虏收容所
夏天刚过，昆明早早地迎来了秋天。大波斯菊即将凋谢的9月尚未结束，我们又要向重庆转移。
这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日本战败的事实。昆明街头每天都很喧嚣。从云南战场归来的士兵们连呼“中国万岁！”到处唱着三民主义国歌。我们乘坐的运输车渐渐的将归来的士兵和喧嚣吵闹的昆明抛在了后面，一路直奔重庆出发了。运输车一刻不停地在连绵的云南山区爬行，第七天，进入四川省。
飘过身旁的悠悠白云，青青的连绵山峰，眼前的景色使人不由得联想起墨绘的日本画。嶙峋的山峰间，缓缓而下的车队，拨开巨大的峭壁．沿着山谷间的小溪向前蛇行。从昆明出发后的第十三天，我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山路之旅，到达四川省省会、抗日蒋介石政权的牙城 [ 译者注：主将的居城。 ] ——重庆。
重庆收容所位于离城六公里的山区偏僻地带。在我们的收容所里有一个小队的警备士兵。据说另外还有三处收容所，人数大约有三百人，大部分都是中日战争时投靠日本的汉奸。
警备士兵们对我们不算苛刻。在这个收容所里，外出时，由一名警备士兵跟随同行，也是自由的。所谓的“外出”也就是到近处的山里采蘑菇，或是到山谷间的小溪边去捕鱼。搬运粮食和燃料跟散步一样地快活，成了我们每天的“例行公事”。食物粗米饭，燃料则是煤。煤属露天开采，取之不尽。矿工们在粗犷的歌声中悠闲地用双手挖掘着煤炭。日用品每月下发一次，要到重庆城里去搬运。从收容所到市内要步行近七公里的路程。
四川省一年到头雾都很大。尤其是重庆，被称为英国伦敦齐名的雾都，很少看到太阳。由于日本空军的轰炸，重庆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街上到处是简陋的临时性木板房。蒋介石总统的住所位于距离我们三公里左右的山中，搬运燃料时，我们经常要路过他的住宅下面。
在收容所里，我们每周听一次三民主义课。讲师是由重庆政府派来的。听课也由各人自愿参加，没有任何强迫的成份。日军俘虏收容所除重庆外还有西安收容所。听说那儿有六百余人。日本共产党的青山先生和鹿地亘先生等，当时，也在重庆，据说他们受到了国宾般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