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作者：辻政信·日本
出自————《日军新加坡作战之回顾》
出自————《战争通史》
二十六、垂死者对爱妻的遗言
自从日俄战争以后近卫师团即未曾获得实战经验，它的作战能力遂成为一未知因素。可是该师团官兵于渡过霹雳河作战中受到炮火洗礼，他们出乎我们预期之外将优势的敌人击溃，对于以后作战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影响。
从霹雳河至怡保的道路，因为英军无时 间予以爆破，故未完全损毁。近卫师团的先头部队击退留置在后面的敌少数部队之后，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占领怡保。我和该先头部队的前锋进入怡保。进入时并无巷战发生，我们感觉到好像是进入一个清静、完整无损的乡村小镇。
我方的飞行团在远藤少将的指挥下从前一天还被敌人使用之飞机场出动，以敌人所惯常遗弃的炸弹与汽油攻击败退之英军部队。
计划向预定作为下一个军指挥所的地点前进，我们和一部份先遣人员前进，准备在怡保中学设营事宜。
十二月二十八日夜，一声刺耳的空袭警报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这是敌机来袭。在我军战友的无目标的对空射击与敌人投落炸弹的爆炸声中，怡保静寂的街头只不过在一瞬间便乱成一团；不过这次空袭并未造成多大损害。
显然敌空军的战斗精神尚未衰退，在下一次作战中，我们对这一因素必须缜密考虑。因为吉隆坡是马来亚联邦的首都，我们必须预期敌人的抵抗相当顽强。
参谋人员正为第五师团长研拟计划并研拟使用近卫师团的行动方案之际，一位高级参谋到达。他说：“注意，由空中散发宣言征求马来亚土王和我们合作，此计你们认为如何？请替部队长拟一份这样的文告。”
在这样工作繁忙的时刻提出这种不必要而琐碎的问题来搅乱情绪，实在是可叹的事。如果确实有把握能依恃马来土王的合作，则草拟这项宣言的确是很好的主意，但是因为无法保证能获致有用的效果，所以少将不愿意写这件文告。参谋在极端繁忙的工作之下，却被这种头脑简单的建议所妨碍，实在是不能忍受得了的。马来土王的地位只不过和一个乡长相当，即使我们投落文告，那会有多大的反应呢？宣传也许是适宜之举，但应在我们征服英军之后办理。在此时此刻，我具申意见说，我们不能够派出飞机去担任这徒劳无功的任务。
这位高级参谋却坚持要这项文告，他说：“假如你认为不宜以军司令官具名，那用我的名义也可以。请拟妥这项文告不可推托。”
我喃喃自语：“哦，是的，如果以山下将军麾下之名，当地土王还会知道它；但谁知道你的名呢？”
这是一记很重的耳光。在平时的军队里，我可能因为这句话而受惩罚；但在作战紧张时刻，军官之间的辱駡，那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且我的话是否构成羞辱，也是有疑问的。参谋人员对此并无怨言，但他们对这位高级参谋官却无好感，因为他以琐事来搅扰重要的作战总计划的草拟工作。
在霹雳河战斗时胸部遭受枪伤的英军少校被我军搜获带到军指挥所来。在医务所他得到日军送的礼遇治疗。敌军伤患得到如同己方一样的治疗照顾，那是很好的事。这也是山下将军的政策，并经遵奉执行。英军少校获得牛乳与汤供应——这些当然都是邱吉尔补给品。但是他的伤因为治疗过迟已经无法救治。经过通译问他有何遗言要我们转达他的家人时，他的泪已从他痛苦的脸流下，他说：“请告知我的妻子，她是专业护士现在新加坡，我已经不负国人对英国军人的期望，杀身成仁。她的地址是……”说到这里，他已阖上双眼死了。人性在我方与敌方之间并无差别。我们当然保证要把这遗言送达。在攻占新加坡之后，我们四处打听，但看来这位少校的遗孀已经乘坐小舟离开而在后来被日海军击沉。因此，她可能已随她的丈夫于九泉之下。当我回忆这悲惨命运——前生注定的命运——而我们许下的诺言却因为战争而无由兑现，我直到今天还为这件事耿耿于怀。
在怡保，当我回想到迄今为止已克服了马来亚北部的军事作战行动经过，并考虑到敌人的整个运输计划之余，我觉得这其间有我无法了解的矛盾存在。这种矛盾是：
一、假如认为敌人可能凭恃新加坡要塞抵抗至最后一人，则敌人投入霹雳河北部的兵力似乎过多。当第三军团（辖第九与第十一两印军师）撤退时，新锐部队仍源源不绝地开向北方增援马来亚北部的决定性战斗。
二、敌人增强其野战军兵力并整备坚固工事阵地；可是敌军的抵抗缺乏旺盛的战斗精神，并且显示有不愿与我军决战的心意。
三、从大英帝国的观点看战争，那时候，英军在北非正与向开罗进军的德军隆美尔部作殊死战斗。防卫苏伊士运河当比防卫新加坡有更高优先。如果这项看法被承认是战争当然的原则，则在马来亚，英军应该保存其实力。但是看来他们在未经经营准备的北马来亚战区前仆后继地尽力奋战，实在是错误之举。然而，在第一等条件中迎拒我军的敌最优良主力部队，却是从新加坡要塞区北上的。
四、将英军主力的新锐援军支援在开战中被歼的部队，等于将水浇在干旱的泥土中。只要他们继续将兵力投入不可挽救的战局，我们成功的希望便愈增。
五、一方面似乎应避免匆促对新加坡岛突击，而以先行歼灭敌人于要塞之外为宜。但在另一方面，则似乎在从英国调来的援军到达之前先占领这坚固据点，才是最紧要的一着。
总括起来，这实在难以作成合理的判断。
敌人的军事作战指导，显然是庸俗的战略，并且没有一贯的方针。我方原先的计划则决定于军事作战发起之前，那是以全力迅速攻夺新加坡，而我们决意遵守这项决定。所以，为了那一原因，近卫师团集中于恰保附近，第五师团则尽速向南挺进，不给予敌人部署新防御阵地的时间。英军作战力量优于第五师团，但部队已疲惫力竭，而我可以使用比第五师团具有更佳条件的近卫师团准备攻击。敌人放弃霹雳河之后，我们预料敌人的下一抵抗线将设在甘巴与邓庄马林之间。假如敌人意图凭恃这一重要防线进行决定性会战，我们应以近卫师团加强第五师团之右翼，将敌人歼灭于该地区之内。因此，我们决定以第五师团展开攻击直趋吉隆坡，然后以近卫师团超越接替第五师团，以保持向南挺进的攻击速度。
二十七、使敌人失措的小舟作战
日海军在关丹之战已一举歼灭了英远东舰队的主力，击沉了敌人的威尔士亲王号与反击号两艘主力舰，并完全控制了马来亚东岸的海域。但是新加坡的状况仍然良好，在苏门答腊的空军基地与马来亚西岸的制海权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负责计划小舟作战的人应对这些事实加以考虑。我们的计划，乍看之下似乎违反战争原则，将飞行集团向前推进至马来亚北部的敌空军基地之内，但这是着眼于海空协同的基本假定之上的。使用的舟艇约共四十艘在宋卡登陆时使用的大小汽艇，这些舟艇已经由公路与铁路横越内陆运送至亚罗士打河。在该处卸下河中之后，然后在霹雳河口的鲁末特（Lumut）附近集结，并与在槟榔屿所虏获的其他二十艘小艇合并备用。这些舟艇装载步兵一个大队左右的兵力沿着敌后的海岸前进，不停地威胁敌人的撤退行动。以什么部队搭乘小舟以增强这次作战的规模，却是一个问题。最后这第一机动部队终于以渡边大佐指挥的步兵第十一联队的主力（一个大队又二分之一）附山炮一部与工兵一部等组成，这支机动单位沿着海岸作点与点之间漕渡运动，在必要时扰乱敌军的后撤。
联队长来到太平的军指挥所道别，他对我说：“我希望你把联队旗存放在太平军指挥所内。”我心想，“这单位不是由军直接指挥的，命令是由师团长颁发由军转给的，因此联队旗自然以由师团长保管为是。联队旗应与联队主力同命运，而这部队正执行全军所期许甚殷的机动作战！”
联队保护它的队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假如我是联队长的话，我会带着这队旗进入敌境，因为，如果装载联队的船沉没了，联队旗随着部队一同沉下，不是更好吗？这样，士兵会得到启示，他们所敬爱的联队旗也和他们同生共死了。
联队长离开前的黯然道别，已明显地表露了他对这次任务已怀有疑惧之心。山下将军勉励他说：“不要挂心联队旗，不会有问题的，我会好好地照顾你的队旗的。你尽心执行你的任务吧。”
当这联队长离去时，不知何故，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的死亡影子。
师团情报参谋官随同该部队前进，在像这样的突击行动中，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指挥与参谋的选择。朝枝参谋官原被考虑担任这项工作，但是因为他刚好从与安藤支队的艰苦作战中归来，师团长毫不犹疑地便任命他的情报课长担任此项任务。
在十二月三十日晚这个机动支队从霹雳河口的鲁末特出发。他们在大海中庆祝元旦的同时，却被敌机发现而以机枪扫射，他们亦以机枪还击，击落其中一架。支队中受伤者不少，并且由于过早被敌人发现其行动，因而在以后的行动途中常存有不安之感。
支队于元月四日到达宋街（Sungkai），他们已能够在英军主力的背后威胁敌人的撤退路线。
第五师团若干年来一直受登陆作战训练，因此可以说是富有海上经验的地面部队。他们的过于自信可能会有影响到他们的常识判断之危险。一切事情全赖师团长的裁量与他的一般性格，这个训练良好的师团圆满达成所赋予的海上作战任务。
相对之下，近卫师团接替第五师团从事小舟作战时，便完全欠缺海上经验，天使不敢进去的地方，他们却像儍瓜一样冲入去。进入吉隆坡的外港巴生港（Swettenham），他们深入敌后在摩利普（Morib）锁钥阵地登陆，占领吉隆坡以南主要道路上方的卡江（Kajang）战略要点。这鲁莽行动却使敌人措手不及，也是使敌人放弃马来亚联邦首都的真正原因。
在这次作战中，我方的小舟攻击支队把常识常理置诸脑后，却使当面的英军部队指挥官狼狈不堪，在面临他的后方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立即赶速撤退，使我军达成了作战目标。
邱吉尔首相从伦敦对韦维尔将军提出抗议，并对珀西瓦尔将军大加斥责——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不合理的。邱吉尔首相一再提到当时的情势，他写道：“西海岸的控制转给日军之手，而日军在该方面却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为什么英海军不用驱逐舰、潜艇、或飞机阻止敌人的前进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
庞德海军上将（Admire Pound）答辩邱吉尔的指责说，他之不能阻止日军在马来亚西岸的攻击，乃是由于英国飞机的品质低劣，在槟榔屿未能采取焦土战术，以及日军利用英军遗留在后面的小艇等所致。这些都可能是一些原因，但即使英海军能表现日军官兵那种作战精神，也未必能够阻止住小舟艇队的成功行动。
二十八、战场上的除夕夜
第五师团运用冈部与安藤联队的交互跃进攻击渡过霹雳河，从丛林出击实施两翼包围敌军部队，并稳定地继续南进。但敌人接着迅速从南部调来预备队增援。第五师团已经力竭，而且因为师团之一部仍在进行小舟机动，故兵力已经降低，但在另一方面，敌军却获得新锐部队的增援。向南推进的速度已经缓慢下来。敌军则据守坚固的甘巴阵地，顽强抵抗，并且在旧岁与新年这最后几天之中展开艰苦的斗争。
我在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带了两个兵和一位驾驶坐着在怡保虏获的汽车，携带一挺轻机枪（还有我不可一天或缺的蚊帐）离开怡保走向前线。我想要和前线部队喝杯酒，在战地庆祝新年元旦。我们走了约五十公里，突然遇到猛烈炮火射击，其猛烈程度和芝特拉线所遭遇到无分轩轾。这些炮火是从山上的敌火炮射来的。这些山正是马来亚的脊柱横跨着通至我们目的地的大路。即使发现敌火炮阵地位置之后，由于被浓密的丛林掩蔽着，也很难予以制压。
甘巴的防御工事显然由新到达的英军大部队加上大批劳工日以继夜急促赶工构筑成的。但这些工事显然不是由工兵的结实施工造成的。由于地形的起伏，我军攻击进展缓慢。整个师团的兵力与几个飞行团在前线进行陆空协同攻击，但直至三十一日傍晚攻击仍未奏功，并且还有顿挫之虞。
将汽车留在橡胶树林中隐蔽着，我们沿大路前往第一线，距敌人阵地不过三百公尺左右而已。到达前线时正陷入敌炮兵弹幕之中，进退不得。仔细侦察敌军阵地后，我认为我军的左翼乃是一重要区域。敌人当时发动逆袭，跟着发生白刃肉搏战斗；这时可以说，防者与攻者都无法辨别了。
这时候刚巧我军一个中型战车中队由大池大尉指挥沿着大路往前冲。我喊他：“喂，大池，就是那边，就是那边，从这边往左边走。小心敌人的炮火。”读者也许不知道我这些话的意思，但战车中队长知道向他说话的参谋官已经侦察过这地区内的阵地位置，便不必再加解说了，他回答：“是的，我明白。”他一直冲过弹幕的白色硝烟向前推进。通过炮弹的弹着区之后，战车很快便到山坡下，然后像蜗牛一样爬坡冲进敌坚固工事阵地之中，这对第一线步兵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然而，敌军仍然顽强抵抗。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时，情况已转趋严重。
我们就在停在第一线后面的车上过夜。挤在蚊帐里，我们已疲惫欲睡，突然一发炮弹爆炸，把车子震得从地上跳起。我告诉驾驶，把车子向后退一百公尺到看来似乎较安全的位置。但是炮弹又把我们震昏了。我说：“还是再退后一点。”可是炮弹好像跟着我们，我们到那里，炮弹随后即落到我们的附近。
这猛烈的炮击，显示出敌人有在夜间或拂晓发起逆袭的可能。师团长已无预备队可用；甚至各联队旗的护旗兵也调至第一线了。已经从大道绕道进入西部丛林的安藤支队，未能与师团取得联络。看来敌人的逆袭可能会逼我们退回恰保。
在这种危急关头，我实在无法离开第一线。我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这种环境中度过新年除夕夜的，我希望不会有这样的第二次。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年底在东京，人人都兴高采烈彼此恭喜，吃着面线听着除夕夜的钟声。而在这里我们却被蔓延在马来亚中部的战斗所困——战斗的结局如何仍是一未知数。我们听到的不是“在这无定世界中一切皆空”的钟声，而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弱者一定失败的隆隆炮声。
这痛苦的新年夜终于过去了。渐渐在橡胶树林间露面的太阳，不知何故散发着血一样的猩红光线。不过，我以为在这情况中，倒不是全无原故的吧。
整晚以及第二天早晨，受伤的官兵，源源不绝从前线退下来，有被担架抬走的，有扶着轻伤战友的肩膀走的。伤亡相当惨重，但在第一线，袍泽战友之间没有一个不互道恭禧，说声“新年快乐”的。
二十九、自食恶果
我在前面提到过，安藤支队奉令从主要大道绕道通过西岸的丛林前进。他们的经验与痛苦，几乎无法形容。他们从水深及胸的丛林沼泽地开路前进，每日仅能走一两公里。沼泽上空长满了藤葛，寸步难行，必须将其劈开，才能前进。水蛭附满了人身，毒蛇到处都是，昂着首，毫不怕人的随时准备对人攻击。白天，林内酷热如火，没有一丝的凉风。晚上则冰寒刺骨。夜间，丛林内是令人可怖的地方，人经过白天行军的煎熬，晚上都疲乏如死，连说些互相壮胆的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部队不能炊饭，只好吃些生米充饥。这种状况一连三天三夜都是如此，但是到了元月二日，安藤支队已迂回到敌人后面，他们在此处已可以使用手榴弹攻击敌人的炮兵阵地。
安藤支队在敌后的攻击，使整个战线的情况突然为之政变。当敌军应付在其后面的突击之际，冈部联队的正面攻击获逞，敌军不久即全面撤退。
安藤支队一面高唱凯歌，一面在甘巴要塞升起了日本旗——然后把附在身上的水蛭一一清除。
邱吉尔在回忆录中说日军已成为丛林战的能手。由敌人的首相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是十分好评的，但他的评论却是出人意料的。第五与第十八师团富有中国战场的作战经验，但他们甚至对“何谓丛林”，一点都不知道。士兵们在登上马来亚之初才第一次看到热带丛林的。
丛林战研究是台湾的调查处的职责，但因为那边并无适宜的丛林，故研究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后来近卫师团进入中南半岛才获得一些经验，但是中南半岛并没有像马来亚那样的沼泽丛林。
日军能够克服艰难困苦，迂回通过丛林至敌后发起攻击，所赖的不是丛林战经验或训练，而是官兵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在战争中，人心的痛苦比战斗的痛苦大得多。为了军司令官在作战开始时确保加强军纪与维持高昂的士气，我曾经和一些同僚们坚决主张对于犯“劫掠、强奸、纵火等罪者，不论阶级，一律枪决。”但是亦有一些人拘泥于现行法令而不同意这种主张的。结果他们的意见获采纳，对于犯有前述的罪行的罪犯，仅予以“重罚”而已。
在中国东北事变时，在中国与东北境内作战的日军对平民的作奸犯科与违犯军纪的罪行，很遗憾地说是多不胜数。但是却没有人据理力争主张将罪犯处决，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对这种纵容违法犯纪立场感到愤懑。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在这次刚开始的战争中再次发生。
小林大队攻占槟榔屿后轻微犯罪事件实际上比公布的数目要多得多。依当地居民的报告，三士兵共同犯窃盗与强奸罪，而且罪证确凿。宪兵立即处理并拘捕罪犯交付军法审判。军司令官并予大队长与联队长检束三十天的连带责任处分。
我奉令把军司令官的命令转给师团长与联队长，这使我回想起当年我担任军官学生队队长时被训练总监处分检束三十天的情景，我的罪名是在十一月事件未爆发前便把一名有牵连的士官学生行动破获了，并且阻止他被牵涉入这件丑行中。
为了维护军纪，对于某些罪行予以严惩实属必要。然而在殊死战斗进行期间，要我通知大队长与联队长他们要受检束三十天的处分，实在使我有不自在之感，我希望将处分延至战斗之后执行，因为如果他们在战斗进行中被交付检束，则有关官员必然感到沮丧，而作战指挥亦必受到影响。我从来未曾执行过这样的痛苦任务。
当然军参谋长或参谋人员，或助理营务官，视负责官员的身分地位而定，必须颁发命令，对犯罪者极力主张予以“枪决处死”的处分。军司令官必须下令惩罚的心情，大家都十分谅解。毕竟是“为恶者，将自食恶果。”
因为在甘巴会战中损失严重，于第二天集结的敌军部队，经迂回丛林的安藤支队攻击其侧翼之后，便开始全线退却。安藤联队现在成为第一线部队追击敌军。
冈部联队因损失重大已受命退至第二线整补。这是我对联队长说话的唯一机会。我小心避免不要使别人知道我来拜访的目的，我访问这位疲惫的沙场老将并对他说：“我抱歉来麻烦你并很难过地告知联队长，军司令官决定你应负小林大队所属士兵所犯劫掠与强暴罪行的连带责任，给予你检束三十天的惩处。”我感到十分痛苦将这项处分命令转达一位疲惫已极的联队长，他在艰苦作战中已损失了许多部属，但在最后仍能击溃敌人。我庆幸在夜暗中告知他此项消息，彼此都看不见对方的难看的脸孔表情。
他以严肃的语气回答：“我已听到部属的不当行为，我应该为了我的有亏部队长官的职守而接受应得的处分。这是无可原谅的。我恭谨接受惩罚，请代向司令官山下将军致歉。”
这位部队长曾为部属的越轨行为烦心。我们的战争目的是东亚的解放，一两个人的错误或不当行为常会引起有害的影响。所以，部队长如果未能防止部属发生过失行为，便必须予以惩处，因为，一时的姑息，正如俗语所说：“涓滴之漏，足可以覆舟”，所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我衷心同情这位联队长，因为他是颇堪怜悯的人，并且相信他会为了他的过失而切腹自杀谢罪。我安慰他说，我要把他在作战中的良好表现详细地报告军司令官，并把联队副官叫到一边对他说：“你要小心照顾联队长，不论如何不可附和他的意见。”我要他注意，如果联队长和他谈到要切腹自杀时，一定要劝止他，不可同意附和。
三十、向丛林突进
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佗美支队已袭击并占领了敌人的飞机场。这项战绩在战争开始之初是一项辉煌的成就。第二天我们将这战果向驻西贡的南方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寺内伯爵报告。他接获报告后立即颁给支队褒扬状。通常都是经过详细调查作战经过并由军司令官、师团长、或单位首长报告后才颁给褒扬状的。寺内元帅将这些手续程序简化了，参谋人员与全军都感欣喜。
有一部受佗美支队指挥的独立工兵士官，在敌军轰炸之下受惊过度，于是未经部队长许可，便乘坐汽艇渡过泰国海湾，退到西贡外的公海上。
依照军的正确程序，在敌前逃亡应即交付军法审判。但这次事件却没有依照这程序处理，许多人认为因为这事件应把支队从嘉奖褒扬令中剔除。
军司令官明察一般人对佗美支队的冷酷，他下令规定支队必须“迅速攻占关丹并沿东岸快速向南挺进。”东岸道路不良，补给困难，但不准藉口延误。
马来亚东岸在交通与工业发展上均不如西岸。小河川大多缺乏桥梁，必须利用漕渡或涉水渡过。况且丛林亦比西岸的浓密得多。
佗美支队在与小股敌人作战时已消耗了不少时间，现在第一次尝到浓密丛林对他们行动的威胁。
关丹是马来亚东岸的一个战略要点，其位置大约在哥打巴鲁至新加坡的中途。关丹是彭亨省的省会，关丹港短狭水浅，故无甚价值，但在其郊区附近却有一设备完善的飞机场。
敌人为了粉碎在此地登陆，已经以一个旅之众在空军支援之下完成严密防守准备。
佗美支队约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与关丹附近的敌人接触，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晨开始向该城攻击随即领有该城。然而敌人顽强防守飞机场的周边地区。佗美支队于是迂回通过丛林从西面向敌人攻击，这样切断敌之退路。在元月三日的夜间攻击中，我军歼灭了敌人的整个旅，最后占领了飞机场。
在战斗中，敌军旅长被俘，我们讯问他：“你的部队为什么这样快便举手投降呢？”
他回答：“你们从我们未经准备你们来攻的正面实施攻击，其原因何在？”他又继续说：“当我们防备海岸时，你们却从浓密的丛林那方面进击。当我们防守陆正面时，你们却从海正面攻击。难道战争不是要敌对双方面对面作战吗？这不是战争。我可切实告诉你，除了退却之外别无他法。”
这项批评道尽了英军在作战全期间的特殊心态，而且在各个战线上都是如此。
三十一、意见分歧
第五师团在历尽艰辛之后占领了甘巴坚固防御阵地，在一天中已可以看到师团的战斗精神开始低落。自从登陆以来部队几乎一个月都未曾休息，并且虽然伤亡损失甚重，他们却未获任何增援。马来亚首都吉隆坡仍相距遥远，新加坡更在六百公里之外。
冈部与安藤两个联队交替领先前进，前进间彼此互较身手。在我匆忙赶到太平军司令部报告甘巴的胜利消息的同时，我访问了在路边橡胶园内的第五师团。正当我到达时，主管小舟行动的参谋官发出电报一通，其内容如下：“前日，支队屡遭敌机机枪扫射，晚上则遭受敌战舰攻击，蒙受相当损失。我们的意见认为在未取得制空之前，小舟机动应认为是不可能之举。”
这意见与师团参谋的意见一致，他们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从地区内获得的兵力不足以拦截敌人的退却，希望能将现正从事小舟机动作战的渡边联队调至前线，并且相信该联队在远处的吉隆坡地区内将会遭遇更严重的困难。
师团长与他的参谋的意见一样，但问题却发生了，“那么，军司令部的意见又如何呢？”
渡边联队并不归军直接指挥，而是受师团长的控制。当联队发出悲观的电报说不可能有更满意的作战行动时，师团长决心在停止小舟机动之前先请示军司令部。
我在军司令部与有关方面商讨情况，在离开时相信军将会按师团长的意愿采取行动。在我回到师团部时便紧接着获得军高级参谋官电令师团不管如何困难应继续进行小舟机动作战，向退却之敌的后方挺进。电报结尾说：“鉴于在主要公路的战斗进展，无需增派新锐部队。”
师团长电复军司令官表示“我们将依钧座的希望尽力从事。”
出了什么事呢？军的指示与负有地区内作战指导责任的师团长的意见，正好相对，然而师团长对当前的战略情势知之最深，其意见却未予采纳；况且，在回到军司令部之前，我刚从前线回到师团部：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召见我商讨当前的情况，并由我转达军的任何决定给师团长才是。军司令部之中看来对他有点缺乏信心了。
在整个战役期间，没有其他事故比这一次更令人愤激的了。
从第一线至军司令部相距达一百公里以上。军在后面既听不到炮声又不知真正状况的太平市中庆祝元旦。我接到电话命令我到第一线去，我既然是派到师团的军参谋官，给我的命令应该由师团长转达，现在却以电话命令我，这件事使我感到奇怪与不安。为了澄清这些事情的真相，我电话询问高级参谋官，他回答说：“是的，军司令官认为作战应不计代价按命令继续执行。”我回答：“如果主管这地区内作战的军官不获信任，请立刻将他撤换。”
我气愤填膺。今天是新年元旦，任何人来到战场都会遇到血污斑斑的受伤行列；我刚好完成了将命令转达给一个奋战力乏的老联队长，要他受检束的处分；而我自己几天来到处跑，既无睡眠甚至连躺下的机会也没有，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心想军司令部中有一些人在不闻炮声之处庆祝元旦，一定因为痛饮屠苏酒而醉倒。
我愤懑不过，立即坐了汽车往军司令部跑。霹雳河桥的修复尚未完成，我在深夜徒步过桥，到了深夜二时才抵达太平军司令部。我敲开作战课的办公室，所有人员都已沉睡，我在参谋长以下的全体参谋人员而前，大声咆吼，指着自己说：“请将这个主管作战的官员撤职吧！”然后我倒在床上睡觉了，由于内心震惊与紧张而疲乏力尽，说真的，自从在西贡时起一直便没有脱离过紧张的生活，我一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军参谋长与一位营务副处长及一位高级参谋商讨后，将详细经过报告军司令官，建议应解除渡边联队长的任务。后来我从各方面听到，山下将军不同意此项建议。
这事件从开始即称心应手——甚至有点过度——增强了高级参谋与他们的同僚的声势；他们认为将与他们发生私人磨擦的有关人员调走，那是最合心意之举。当时的情势使这整个偶发小事件的真相大白。
然而，我静心想过这件事之后，认为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军事行动之中，即使一日放弃其职守，亦属无可饶恕之事，或者有关官员争辩说他们的同僚血气方刚不能沉着，高估他们的能力，并且一再犯错，这些也都是不可原谅的。我决定不能花费心神在这些事情上面，而应该多注意军事情况。
第五师团的小舟作战终于停止进行，而当近卫师团接替这一任务时，这场戏终于落幕。
我曾说道，近卫师团对于小舟登陆战全无经验，亦未经此种训练，接替富有此经验的第五师团之后，近卫师团以约一个步兵大队的兵力突然对敌人后方发动攻击，深入马六甲、摩亚（Muar）以及巴都巴哈特（Batu Pahat）等地。我军的战略目标于是达成，邱吉尔对此大发雷霆，而珀西瓦尔将军亦为之丧瞻。
虽然遭受敌人的飞机与军舰的攻击茶毒，乘坐小舟的部队知道他们的痛苦不会比陆上的友军多。这些部队不断地出敌意表，不顾一切地大胆对敌人的缺口行无准备的突击，终于达成了超出期盼之外的胜利成功，并使英军军心震动。他们以一个仅配备有步兵武器的一个步兵大队兵力冲击敌人，“像盲人不怕蛇般”硬往前冲——并且成功。
三十二、两壮士
在甘巴附近失败的敌人，获得增援后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再次于史陵河（Slim River）附近坚强抗拒我军。
接替冈部支队的安藤联队，配属有工兵两个分队与战车一个中队担任先头攻击。联队长安藤大佐以步兵乘脚踏车通过已遭破毁的桥梁及道路向南攻击前进。桥梁的爆破作业已经伸延至史陵河方面，爆破程度十分彻底，一切轮型车辆无望能够通过。但是步兵把脚踏车扛在肩膀上涉水渡河，紧迫敌人之后，从无片刻停止。
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又移进作战区，以非凡的速度完成了桥梁的修复，使重型车辆单位能超越正以脚踏车保持追击的安藤联队，并且清除道路障碍使炮兵、战车以及其他步兵部队能开上前方攻击吐鲁勒克（Trolak）附近的敌人。我们对安藤支队战技的信心，到了这次战斗终了时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其功绩已超出我们所期许之上。
我军于元月七日从六时开始攻击。攻击部队是以步、战、炮、工等单位统一编组成的联合部队。约在七时左右，我军已突破敌人的七道防线，向前挺进约六公里。
担任前导钻隙前进的是两位士官刚毕业学生新任少尉的渡边佐多信以及诸隈，前者是先头部队战车分队长，后者则任第一线的步兵分队长。
战车压倒道路上的铁丝网障碍前进，却被敌人射向路上的弹幕所拦阻。此时在橡胶园的碉堡阵地内的敌战车防御炮开始射击，看来渡边少尉有随时被打下来的可能。但是战车中队长的座车于此时以战车炮火掩护他而扭转了状况。当他摧破敌第一线阵地时，出现在他前面不远处是一道白色混凝土桥。因为敌主力部队仍在桥的前面作战，故此桥尚未被爆破。此时最要紧的事是攻夺这座完整的桥梁。他清楚看见有一座桥墩已装置了爆破炸药，并装有延至后面的引爆电线。
渡边少尉打开炮塔盖，跳下车冒着敌人的弹雨直往前冲，并以军刀割断引爆电线。这时候，有一敌军士兵冲过来向渡边投掷手榴弹，却被诸隈少尉射杀。我方的十辆战车加速向前通过这座桥。大约前进了三公里又攻占第二座桥，这样，他们继续挺进通过第三、第四座桥。
战车中队在公路两旁的猛烈敌火射击下。并且与我军几乎断了联络，一直冲至亦已埋设地雷的第五座桥。他们看见引爆炸药的电线。渡边少尉右手受伤无法使用军刀，因此，他以战车的机枪射击电线，直至将线射断为止。战车通过这座长约一百公尺的大桥，而且这座桥是在敌主力部队退却的路线上，因此敌人的退路已被我军有效切断。
敌军奋力反击企图夺回这座大桥，但是我军战车部队摧毁敌步兵、炮兵、高射炮等阵地，并攻击其前进指挥所。
十辆战车独力战斗约三小时。这时似乎已陷入敌数百——或者数千——之众的包围圈中。我军随伴战车的小部步兵，虽然陷入重围并陷入苦战，但他们从丛林中开路突围继续前进。
敌军的十公分榴弹炮（二十五磅炮）从在路上的放列阵地中坚强抵抗。佐藤中尉此时接替渡边少尉指挥先头战事，对这些榴弹炮发动攻击，当到达炮阵地前约十公尺，他的先头战车中弹，他和战车乘员全体阵亡。他死时笔直坐在位置上，手里仍紧握着军刀。一等兵长谷则死在机枪位置，一位军士长则在炮旁边被炸成肉酱。
一些增援战车到达，继续向前攻击，终于扫除了敌最后一处的重炮兵阵地。当天色渐暗，我方少数战车陷入敌军两个旅的包围之中，这两个旅仍有重炮十至二十门。他们发动逆袭，从四方八面攻击这些战车，手榴弹与迫击炮弹投落在其周围附近。
到了午夜时分，我步兵主力已粉碎敌之抵抗，全线突破敌阵地并接替前面的战车任先头攻击。经连续十九小时的艰苦战斗，我军已歼灭敌军的两个旅，做成了迄至目前为止马来亚战役的最大的一场胜利。
这次战斗乃是我军步、战、炮、工密切协同的典型战例。英军指挥官班纳特少将阵亡（这是日方的误传，班纳特少将及其所属部队未参与此次战斗）。敌军遗尸遍地，受伤者数百人哀哀待救。遗弃在橡胶树林中的武器装备，计有重炮十三门，战车防御炮十五门，牵引车拖曳炮二十门，高射炮六门，装甲车五十辆，汽车五百五十辆；另外还有弹药、给养、粮秣以及医药材料等。这些英军遗留下来的补给品，足供我军两个旅团作战一个月的消耗。
在战场内俘虏战俘约二百人。其余则逃入丛林之内，大约有二千之众，数日后因难耐饥饿，又出面向我方投降。
这样的一场完全胜利，总部与师团部都想不到的。这次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两位年轻的军官，渡边与诸隈两少尉。尤其是渡边少尉，他像战神一样执行他的职责。作战计划不论如何完善，除非执行计划的单位的战技优良且经过训练，否则便不可能达成像那天那两位少尉所造成的战绩。
马来亚作战计划的指导实施，的确十分卓越，这不是自夸之词，但是战役的成功并不仅由于作战计划完善的原故，主要还是归功于第一线作战的将士，他们充满了解放亚洲的崇高理想而士气昂扬，而他们所表现的战斗精神，即使是邱吉尔，亦为之钦佩不已。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在全战役中我军士兵，在年轻的军官命令下，几乎无一例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
我要对在战后成长的年轻的一代说，你们在冷酷的社会批评责难之前必须发奋。你们是决定国家与国民未来命运的人。你们一定要效法许多年前在马来亚作战中为国家争取光荣的人，不可有丝毫改变。我们没有人，甚至是年轻的一代，能够逃避这转变中的动乱世界的影响。今天的日本青年，为了国家必须养成激发日本青年在马来亚战场作战同样的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纯洁的动机。我对我国家与国民的前途光明具有坚定的希望与信心。
三十三、联邦京城的陷落
史陵河会战打开了直薄马来联邦京城吉隆坡的大门。因为会战的结果，我方必须只使用第五师团对这城市发动直接攻击。
近卫师团在渡过霹雳河之后，在怡保附近集中，现在必须对新到达的部队分配任务。
霹雳河桥修复后，在太平的军司令部于元月三日移驻恰保。
在史陵河会战后，有关参谋人员回到怡保为军准备拟订新的作战训令。
从战后开始，中经芝特拉、甘巴以及史陵河各次会战的观察所见，已经指出必须放弃以前的迂回包围敌人的旧观念，而采用集中火力在敌人的狭窄正面上以突击行动实施突破的方式。如果以大网慢慢围困的方式捕鱼，那就必须从四方八面堵住鱼，不可使其漏网。在马来亚的主要公路都是南北向贯通全半岛，道路两旁都是浓密的丛林，只有少数橡胶园可以容许部队在路之两侧展开约一公里的正面。因为这个国家的地形特殊，不可能使用大部队于广正面上。我们已经注意到，敌人的防线被突破时，部队即逃入丛林中，但是数天之后，他们发觉林内无路可逃，而又饥寒交逼，只有俯首就擒。
军司令官山下将军仍然喜欢从西岸大规模迂回包围敌人的战术，但参谋人员对第五师团在史陵河前线于敌人的狭窄正面上集中力量突破的战术印象深刻，因而主张近卫师团应使用相同的战术以突破占马士（Gemas）附近预期将会遭遇到的坚固工事阵地，这一处阵地线是进入柔佛州的障碍。计划决定近卫师团应沿后面与北面山路相平行的道路攻击前进。
马来亚滨海地区为流入大海的许多溪流所分割，这些溪流遂构成障碍。由于地区内几乎无桥可渡，我军必须依赖漕渡过河。军司令官计划将可用的架桥材料以及工兵单位与战车等大部份分配给近卫师团。
军司令官的看法认为，向占马士挺进不是一个简单的战术想定。近卫师团长比第五师团长资浅，但在此次作战中，他将指挥较大的部队。近卫师团长对于这情况并不高兴，关于此点已讨论了许久。
原在东岸关丹地区的佗美支队，经调到西岸的道路干线地区内，并经计划安排，近卫师团向占马士后面前进，摧毁于巴卡里（Bakri）之敌。近卫师团靠着以前被第五师团与国司支队所使用过的小舟，不断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部队以小舟在摩利普（Morib）登陆，攻占主要道路上的战略要点卡江。自然，近卫师团的成功，使第五师团的进展容易，该师团在突破史陵河之线后，能够贾其余勇继续追击敌人。
当近卫师团缎续向柔佛州挺进的同时，第五师团不停地向吉隆坡推进，到达京城前最后一道既设工事防线——邓庄马林防线，这道防线在作战开始之前即已构工完成。看来这道防线构筑得十分坚固，预期必有一番苦战才能将其攻破。然而敌军因为在史陵河损失惨重，残余兵力仅能守防御阵地中的一道战壕而已，不久这道战壕却像蛇的蜕壳一样被弃在当地。
我军于元月十一日上午八时进入吉隆坡，未遇敌的严重抵抗。这个京都看来庄严并具有现代化都市相。每一条大街几乎都有中国人开的商店，每家都挂有金字招牌。我们觉得走进了华中各省的十字街头。
占领部队自从离三亚港以来，已经连续作战四十天，未获一天的休息。这在古今国内国外的军事作战中，都是极其少有的。为了冈部支队在槟榔屿发生的事件而对支队长科以三十天检束处分，全军对此都将铭记在心，特别是第五师团的士兵为然。
吉隆坡附近有一设备完全的飞机场。远藤飞行团立即予以利用，但是却陷入前所未料的陷阱之中。机场周围的草木中布置有极细而看不见的绊线，如有人绊动一下，立即将地雷引爆。这造成了相当伤亡，而且费了我两三日功夫才能将地雷清除净尽。我们以空汽油桶滚过道路来清除这些诡雷，敌人似乎已证明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在几天以前便布置这些诡雷障碍准备撤退的。
我军预料敌机将会来袭，因此在机场周围配置有高射炮，而正如我们所预料，在第二天晚上敌机二十余架实施空袭。我防空部队并无充足的探照灯可用，但据部队报告，他们以直接缺口照门瞄准射击击落了敌机五架。人人都认为瞄准手说谎，在军予以责难的同时，高射炮部队指挥官二宫大佐却大感愤激。第二天他把他的部队所击落的敌机残骸照片带来作证。我们脱下钢盔向他为这无礼不信任他的报告事情道歉。他是高射炮权威专家，他为此而长期被陆军大学聘请担任教官。
第二天攻夺敌军的司令部。军指挥所在吉隆坡郊外的英军大军营中开设作业，全指挥所官兵不足一百人。这当然是顾虑到这大营房成为敌空军的空袭目标，但是我认为在这营房的一角即可安全容纳数千人。这是极优良的工作处所，而且这里也遗下有丰富的邱吉尔补给品。
三十四、大阪士兵是弱者吗？
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控留在太平任军预备队。这个联队的士兵都是大阪附近地方的人，他们原是第二预备兵，经紧急动员在高月编成为预备部队。
大阪士兵以往都被人认为是懦弱士兵的同义语。据传，在战斗激烈时，听到为数不少的大阪籍士兵说：“呀！我们太疲倦了，”他们便离开部队单位，到火线后面躲起来了。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一些的确有此行径。一个经临时动员编成的预备部队，这种行为可说是在意料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们有第一线部队那样的表现。
这个单位却是因为在马来亚战役中建有功勋而获得嘉奖褒扬的第一个，在全军官兵的心目中，这却是意外而梦想不到的事。
联队长横山余介中佐是一九一五年毕业的士官生。他的资格之老，与军参谋长铃木中将以及大本营作战处长田中信一中将相当，这两位将军都是一九一五年班士官生。
横山中佐年纪老大，五短身材，经常骑着脚踏车流着汗和前卫部队一起走，侦察被敌人炸毁的桥梁并策订修复计划。
工兵第十五联队配属有卡车二十辆，车上经常装满了桥桁及桥面板。军司令部没有人知道这些材料从何处获得。事实上都是在战斗区内就地取得的。马来亚境内每一个城镇都有锯木厂。在进入一已攻占的城镇时，部队大多搜寻给养之类的东西，但横山中佐却命令第十五联队首先搜寻锯木厂，并要锯木厂即时动工产制桥材。
这个联队连同装满架桥材料的卡车在前卫部队之后跟进，当他们到达一座已炸毁的桥梁时，几乎每次他们的经验丰富的联队长都已准备好一份修复计划。部队训练有素，工作勤奋而技术精良，一般工兵联队需要一天才能修复的工作，在他们的手里只要半天不到便作好，有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便修复妥当。军司令部不久便发觉这个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在横山中佐指挥下的作业能量比其他联队大三倍以上。
史陵河的突破，主要应归功于这个联队以神奇的速度修复敌人从甘巴退却时所破坏的道路与桥梁。这个联队临时配属于第五师团，全师团每一个人都知道横山中佐这个人，并且印象十分深刻，横山中佐毫无犹豫地接受并达成任务，即使这项任务对他以及他的部属而言是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乐于接受毫不推搪。
在突破芝特拉防线时表现英勇的佐伯中佐，他和横山中佐是军校同期而且是同班的。但他们和其他优秀军校学生的阶级却有一大段距离。他们或者在陆军大学成绩不佳，或者未进入陆军大学，因此都无往上晋升的希望。虽然如此，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十分出色，和他们同样的还有许多。
如果所有名列前茅的军校生领导部队在战场上作战，并且都像佐伯与横山中佐他们一样任劳任怨的英勇奋战，则大战的结局可能会完全改观。然而，事实上由于人事单位的偏心，对优秀的军校毕业生都派任国内机关的太平职位，使他们享受优游自在的生活，而不派他们到中国与东北战场带兵打仗。这样造成了许多军官占了比他们原应冒险犯难牺牲生命报效国家更有晋升前途的高位。陆军大学便降格成为晋升与高官厚爵的养成所，而不是把报效国家为军人至高无上义务的信念灌输到每一个军官身上。
三十五、脚踏车部队
马来亚战役的进兵神速，主要原因是对步兵部队的装备与训练特别注意以及工兵部队的伟大成就。
第五以及第十八两个师团的马匹，都已在中国大陆作战了许多年，和它们的主人一样都是历经战阵，训练有素的了。当决定使用这两个师团在南方作战时，便以汽车及脚踏车代替战马。每一步兵联队分配卡车约五十辆以供运送重机枪、大队属火炮、联队属火炮、重兵器、速射炮等等以及弹药之用。
全体官兵如不乘坐汽车者则配给脚踏车。师团、军以及运输单位均予重新编组，全部兵力均可以汽车装载。一个师团大约配备有汽车五百辆，脚踏车六千辆。在战争爆发的直前训练部队熟习新装备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这完全是加强鞭策的训练方式。
在马来亚，几乎全无例外，所有在我军前进路上的桥梁全被破坏。当全部运输汽车都装载官兵与装备时，如果要等待步兵前进与桥梁修复，则须减速至步行一样的速度行进，这样通过一千一百公里的距离，恐怕要一年以上才成。
然而，步兵乘坐脚踏车行进，则不会造成交通拥塞，或延误行程。遇到桥梁被破坏不能通过时，步兵仍可以扛着脚踏车涉水而过，或者由站在河中的工兵肩上扛着的圆木桥通过。这样便可能沿着柏油路穷追敌人不舍，不使他们有休息或重行整顿的机会。
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暗示日军在战前即在马来亚各区内秘密准备周密的侵略行动——他说，甚至脚踏车也包括在整备工作之内。我很抱歉地说，这与事实不符。事实真相是，日本制脚踏车，因为便宜，所以成为日本对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输出，东南亚地区内居民购买日制脚踏车者甚多。因为这原故，马来亚各地很容易获得脚踏车补充零件，从这一角度看，英国人，即使是居高位如邱吉尔者，他们的不正确观察事物，实在难以苟同。
使用脚踏车所遭遇的困难是当地的酷热气候，脚踏车因为过热常发生爆胎情事。每一个中队都配属有至少两人的脚踏车修理班，每班每日平均要修理二十辆左右。但是修理工作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当我军紧迫敌人不舍时，时间最为紧迫，破了的车胎只有卸下来，部队坐着只有铁轮子的车继续走。出人意表的是，这种无轮胎的脚踏车在状况完善的柏油路面上走得很顺当。一大队的脚踏车，有的有轮胎，有的则是光轮子，走起来发出的声音很像战车的声音。晚上，当这种脚踏车部队前进时，敌人常常误以为“战车来了”，便匆忙退却。
当遇到困难时，我军部队便进入丛林中扛着脚踏车行走。拿着武器，肩上扛着脚踏车，在丛林中通过，他们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部队在战斗时将脚踏车留在后面，派少数士兵看守。在敌人一开始退却，我军部队必须立即发动追击，紧逼敌人之后。看守脚踏车的士兵，此时可请当地马来、印度、中国籍居民协助，将脚踏车带至前方交付前进中的部队。这种脚踏车轮送单位由日军士兵指挥，他在这一群人种复杂的脚踏车队之前拿着日本旗领导前进，对于这些夫役的各种不同语言一概不通。这些领导着数百辆闪着银色光辉的脚踏车在铺设良好的柏油路上走，真的像是解放东亚的十字军。
附在脚踏车坐垫上的是士兵的个人装备，重约八至十斤（约八磅又四分之一）。除了这些之外，士兵肩上还携带轻机枪与小步枪。骑着脚踏车每日常常要行走二十小时以上实非易事。
英军部队几乎完全配备汽车及卡车，每当我们抢在他们的前头并在他们的当面攻夺桥梁时，或者以炮击或空炸摧毁他们的车辆时，英军士兵必须遗弃汽车继续徒步撤退。
即使是腿长脚长的英国人也不能逃脱我脚踏车队的攻击。这是他们继续脱离大路走入丛中的主要原因，在林内，退路被截断时，他们便不得不投降。
由于英国人花钱修筑了优良的柏油道路，也由于便宜的日制脚踏车，在马来亚的突击行动是很轻松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