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第二
作者：藤原彰·日本
出自————《中国战线从军记》
出自————《战争通史》
渡过黄河
我们部队乘坐的火车于1944年3月25日通过山海关，再经过两天的旅行，到达了黄河北岸的京汉线支线的终点——清化镇。作为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的京汉作战的第二线兵团，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清化镇西面以怀庆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在这里进行训练。
可以想象，当日军为向对岸的洛阳进军而渡过黄河时，将会让我们执行牵制的任务。实际上，这个地区在第十二军主力发起进攻的霸王城以西大约七十公里的地方。在霸王城，工兵将折叠舟连接起来架设了浮桥，在北岸集结了作为进攻主力的第六十二师团、第一百一十师团和第三坦克师团。为了隐蔽作战意图和进攻地点，我们师团的任务是让人们以为日军不会在洛阳对岸渡河。为此，我们部队的行动大张旗鼓，毫不掩饰，公开地准备架桥材料。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滞留在清化镇，这里有日军的兵营，我们联队在这里宿营并进行训练。
在清化镇等待下一步作战命令的1944年4月中旬，我们第三中队接受了师团下达的特别命令，要我们中队完成一项到修武、焦作征用150辆马车，并把这些马车带到怀庆的任务。从联队长那里接受这一命令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一任务是个难题。在一片完全不熟悉的土地上，怎样才能把马车征集上来呢？我自己可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既然接受了任务，就必须全力以赴。因此，中队全体官兵把背囊留在宿营地，轻装出发了。在此之前，先遣队已经从清化镇乘坐汽车到了修武，与当地政府交涉征用马车的相关事宜。
因为是轻装前进，所以怀庆与修武之间60公里的路程我们只用了两天就到了。到达修武以后，当地政府给了我们出人意料的协助，他们已经把马车征集起来了，而且都是骡马大车。这样一来，最大的难题就解决了。我们立刻把120辆马车集合起来，带着这些马车向怀庆进发。因为都是空车，所以允许士兵们乘坐在马车上面。士兵们悠闲地、放松地坐在马车上，进行了一次舒适的乘车旅行。作为中队长，我也觉得这样乘车比起徒步行军多少可以保存一些体力。
在我们中队完成征用马车的任务期间，第二十七师团为了佯动作战而进行了强行军。由于第十二军主力很容易地从霸王城正面渡过了黄河，所以命令第二十七师团采取被看成好像要从洛阳北岸渡过黄河的欺骗性行动。为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从4月16日开始行动，18日到20日向黄河北岸的孟县西面的渡口运动。配属给我们部队的工兵队和架桥材料队也跟我们一同行动。我们第三中队带着大量的马车从修武向怀庆运动，让人们看到后方部队的行动，也成为欺骗性行动的一部分，可实际上马车都是空的。
我们第三中队带着辛辛苦苦征集来的马车回到怀庆后，因为第二十七师团已经开拔，所以没有人来接收马车。如果我们放任不管，马车夫们肯定会一个接一个地逃跑，所以中队必须监视他们。就在我们中队看管马车的时候，第二十七师团主力那边却发生了不幸的事。
霸王城正面的第十二军主力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一百一十师团于1944年4月20日开始进攻，就像预想的那样，当天就突破了对方的阵地。第三坦克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也必须从唯一的浮桥渡过黄河。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渡河日期被指定为4月24日的夜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史丛书》所记载的如下事态。
“第二十七师团向黄河南岸的进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4月18日到20日期间，在铁谢、孟津一带的黄河北岸地区实施佯动的第二十七师团主力为了渡过黄河，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就直接于20日夜间向浮桥北岸地区运动，全部行程约九十公里至一百一十公里，因为渡过浮桥的时间已经被严格规定，所以必须连日强行军，才能按指定日期渡过黄河。可是，在第二十七师团过河前的最后一天，即1944年4月23日，整天都下着瓢泼大雨，地面泥泞过膝，气温急剧下降，寒气逼人，发生了师团人马大量冻伤的事故，死亡数十人，马、牛、骡的死亡也为数不少，特别是骡马几乎全部死亡。结果，大约两千多名伤员留在了黄河北岸的野战医院。”(防卫厅：《战史丛书·一号作战·河南的会战》，第223页)
我记得好像是1944年的4月21日左右，我们中队担负的保管马车的任务被解除了，然后立刻接受了新的命令，即迅速通过怀庆、武陵、鲁店道急行军，于4月24日之前追赶上所属大队回归建制。我看了一下地图，足足有一百多公里。因此，我从征用的马车之中挑选了看上去比较健壮的马匹，用来搬运行李和物资，而中队全体官兵则轻装出发。因为4月23日的大雨，已经到达浮桥附近的我们中队，不得不在武陵附近的居民家里避雨。第二天出发后，就看见了沿途路旁散发着恶臭的倒毙了的马或骡的尸体。我们中队终于在大队过河之前追上了自己的大队，并且知道了昨天的惨状。但我们第三中队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当然这并不是中队长的功劳，只不过是我们因为偶然的机缘运气好罢了。
1944年4月24日夜晚，其实已经接近4月25日的凌晨了，我们第三中队狼狈不堪地终于渡过了架在黄河上的浮桥。工兵搭建的浮桥很牢固，连坦克都能开过去。我们的渡河非常顺利，并于4月25日行军到郑州附近地区宿营。4月26日通过了郑州。根本没有看见郑州市民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师团作为第二线兵团参加京汉线作战所迈出的第一步。
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在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即湘桂作战期间转而隶属于第十一军。所以在第一阶段的京汉线作战期间虽然接受了第十二军的指挥，但我们第二十七师团还是考虑要尽量使部队做到在不出现伤员的情况下到达武汉地区，然后转属于第十一军。但实际上，战斗也参加了，意料之外的事故也遭遇了，而且蒙受了相当的损失。像上述的事情我都是在战后阅读战史以后才得知的，而当时完全是按照命令来行动的。
在此之前的1944年4月20日，从霸王城开始进攻的第一线兵团在占领郑州后继续南下。在中牟附近渡过黄河的第三十七师团占领新郑后又继续逼近许昌。为了与第一线兵团的急速进攻相配合，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一个劲儿地强行军追赶第一线兵团，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为师团的先头部队进发。第十二军包围了许昌准备攻城，第三十七师团和第六十二师团预定在4月30日拂晓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发起总攻击。因此命令第二十七师团迅速以部分兵力前进到许昌的东北方向，建立防止对方逃脱的封锁线。第二十七师团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在师团最前面的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连日的强行军之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联队就必须要在4月30日的一天之中急速行军近四十公里。当我们步兵第三联队好不容易到达了许昌东北方向的郭庄，按照命令要求的那样刚刚建成一部分封锁线的时候，就已经到了4月30日的深夜。
一直到渡过黄河为止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的我们中队，由于渡过黄河以后的强行军而出现了累垮了的士兵。特别是作战动员后配发给我们的新军靴不合脚，被这样的靴子磨破脚的士兵就超过了两三个人。由于4月30日的急行军，又出现了四五个掉队的士兵。对于中队长来说，那些掉队士兵的问题是最伤脑筋的。
由于强行军而导致掉队者是任何部队都免不了的，但从根本上说，超过人的体力极限而勉强行军是日本军队的特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美各国的陆军，都大力推进机械化和汽车化，大炮、重型装备、补给物资都用汽车运输，连步兵的运动转移都使用汽车运输。但是，日本陆军仍然使用马或士兵的双脚作为基本的移动手段。在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师团的炮兵队也是把山炮分解以后用马驮运，联队炮、大队炮和重机枪，无一例外地都是用马来驮运的，也就是说，日本陆军的运动完全依赖于马背。师团的辎重、联队的大小行李都是马队编成，中队当然是徒步编成的，中队长以下的全体官兵都是背着背囊行军的。因此，超强度的行军消耗了士兵的体力，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我这个中队长来说，这是最大的顾虑，渡过黄河前后持续的强行军更是给了我极其深切的感受。
因为士兵们的疲劳达到了极点，1944年4月30日晚上大部分人都在村子里宿营休息。但为了封锁线的警戒，我命令小队长带领30人，配备3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每2小时轮换一班，在封锁线上监视对方。而我这个中队长则尽量到中队的警戒线上去。
1944年5月1日早晨，正在执行监视任务的士兵突然大叫起来：“有大部队通过！”在前方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从右向左，也就是从西向东，可以看见有敌我不明的大兵团在移动。但是在我们中队的射程之外。不久，从左后方的联队本部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这是国民政府新编第二十九师以师长吕公良为首的大部队，与我们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的直辖部队所设置的阻止线发生了冲突的枪声。战斗结束后，在中国军人的死尸中，发现了师长吕公良的尸体，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竟然取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战果。但我们中队只是远远望着国民政府的大军，一枪也没有放。这就是在一号作战中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第一战。
从许昌撤退的国民政府军队主力的撤退方向虽然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但却让我们联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取得了消灭国民政府军队师长以下大部队的战果。但是，我们中队只有因为强行军而出现的掉队者，在战斗中一枪未放，当然也没有任何损失。
郾城之战
1944年5月1日占领许昌后，日军第十二军主力部队向右前方大大地迂回，以消灭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军队为目标，向洛阳方向攻击前进。这样一来，第二十七师团将单独南下，完成打通京汉线的任务。已经于5月1日早晨从许昌出发的第三十七师团以步兵第二百三十七联队为郾城先遣队，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暂时把这个郾城先遣队纳入指挥之下，让他们在大道的西侧行军。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为第二十七师团的前卫部队，于1944年5月1日的晚上从许昌出发。第三十七师团的部队在远离京汉线的西方南下，沿京汉线南下的我们步兵第三联队首次进入了国民政府军的控制区。虽说是沿京汉线前进，但由于铁道被破坏得非常彻底，有的地方甚至连路基都没有了，所以只能大致猜测这里曾经有过铁道。
1944年5月3日早晨，我们第三中队被命令为尖兵中队，因而走在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前面。但是我们手里的地图极不完整，图上的地名与现实地名很难吻合。当发觉接近郾城时，已经过了中午了。在接近一个小村庄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同时看见十几个国民政府军的士兵四散逃走。这是从许昌出发以后第一次看到国民政府军队的士兵，我的部下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跑步追了上去。
过了小村庄，刚刚看见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村子，我们第三中队突然遭受到机关枪的扫射，前面的几个人应声倒地。我一边命令部下“卧倒”，一边拿起望远镜观察情况，只见眼前的村庄修筑有多个碉堡，碉堡上的射击孔一清二楚，历历在目。野村准尉吃惊地脱口而出：“这可真是了不起的军事阵地呀！”看来我们中队被对方的小股部队引诱到了严阵以待的既设阵地之前。不管怎么说，没有及时发现对方部队的动向是我这个尖兵中队长的失职。我们第三中队全体官兵在对方阵地的正前方卧倒，陷入一动也不敢动的困境，好在田野里已经长高的麦苗足以掩护我们的身体。我准备让部下各自在原地挖掘掩体，等待天色暗下来。但完全没有考虑撤退。阻止我们前进的这个阵地，是掩护着位于郾城县以东相邻的漯河(新郾城)北部的主要阵地，真正是由布满了枪眼的碉堡所环绕的严阵以待的阵地。
那时，就在我身旁的值日兵小仓突然大叫一声：“我被打中了！”随即抱住了自己的头，我转脸一看，只见他的钢盔飞到了一边，从他的头上流下了鲜血。在旁边的野村准尉和我凑过去一看，小仓的头部中央有一个伤口。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这是流弹造成的枪伤，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鼓励他说：“这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枪伤。”暂时用绷带给他包扎好了以后，我就命令他撤退到后面的小队去。小仓向我告别说：“长时间以来，一直承蒙队长的关照。”我嘴上说着：“别胡说了。”但内心深处却不免黯然神伤。
小仓撤下去之后，我躺在野地上随手拿起小仓的钢盔仔细地看着，发现钢盔上只有一个凹陷的痕迹，没有任何被洞穿的地方，这说明小仓不是被流弹所伤，而是被跳弹打在了钢盔上才造成的凹陷，头上也只不过是受了点轻伤。我和野村相视一笑：“咱们还以为那小子要死了呢。”过了一会儿，从后方上来的传令兵传达了大队长的命令，要我们第三中队撤退到后面的村庄重新集结。“真是天助我也！”我心中暗暗想道。因为从我们中队所处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撤退。而且幸运的是，接近傍晚时分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我像是不肯服输似的大声下令：“以后方的村庄为目标，各自前进！”等待已久的部下们一心想趁此机会脱离困境，纷纷向后面跑去，这时已经不用担心对方的射击了。
我们从小村庄撤退后，不仅见到了市川大队长，还见到了联队长，甚至师团的参谋。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中队虽然遭到对方的突然射击，但没想到却成为一次对于对方的主要阵地进行的强行侦察，引起了师团的重视。第二十七师团第一次准备对面前的对方阵地进行步炮协同的正式攻击。可惜，我们第三中队第一次因为对方的射击而遭受到伤亡，在对方刚开始机枪扫射的时候，中队的士兵有两人中弹死亡，另外还有几人受伤。
回到大部队所在的小村庄之后，中队的士兵们都在吃饭。小仓有点难为情似的走过来对我说：“队长，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也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小仓，伤怎么样了？”但确实为他的轻伤而感到庆幸。当天晚上，是在为了处理战死者的尸体和把受伤者送往后方的准备工作中度过的。
过了一天，1944年5月5日，日军开始了总攻击。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炮兵的掩护下，向着沙河北岸和漯河以北的对方阵地发起冲锋。我们大队在右侧的第一线，而在大队第一线的则是第二中队，我们第三中队在大队的第二线，先是跟在第二中队的右后方前进，然后按照作战计划超越第二中队向沙河一线突进。此外，步兵第二二七联队向郾城的县城进攻，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在沙河的下游渡过河去，从漯河的东面向漯河发起攻击，而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则在沙河的上游渡河，从漯河的西面向漯河发起攻击。
1944年5月5日黎明前，我们中队在两天前苦战的五里庙以北那片麦田里散开，等待攻击的开始。攻击位置的准备和炮兵的掩护射击，都是按照步兵教程中所规定的那样进行的。在预定的时间，随着隆隆的炮声，炮兵的掩护射击开始了。五里庙的对方阵地立刻陷入了火焰和浓烟之中。早晨5点，到了预定的攻击时间，随着炮火的平息，第一线的日军中队开始冲锋。我也马上命令中队前进。
但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在日军发起攻击之前撤退了。第二中队在我们前面跑步前进，我们中队也加快脚步追赶第二中队。到了预定换防的村庄的南端，我们中队非但没有与第一线的部队换防，反而像是以沙河为目标的竞走一样继续往前跑，因此在第二中队的右方与第二中队并肩前进，简直就像是演习一样的战斗。这一天，第二十七师团的官兵没有任何伤亡。
同一天，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占领了沙河南岸的漯河。至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对于驻守郾城的国民政府军队的攻击获得了成功。随后，第二十七师团以打通京汉线为作战目标一路南下。
长台关的悲剧
攻占郾城后，我们大队作为师团的后卫缓慢地南下，经过遂平、西平于1944年5月12日左右到达了确山。在这里，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与北上的第十一军的宫下兵团会师，实现了打通京汉线的作战目的。我们一直没有遭遇国民政府的军队，每天都持续进行着以汉口为目的地的行军。因为恐怕白天行军会受到美国空军飞机的干扰，加上暑热难当，所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主要是夜晚行军。5月13日晚上下起了雨，跋涉在雨水泥泞之中的行军也更为困难。5月14日的晚上，师团命令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师团的后卫部队走在最后面。那天晚上，连日的阴雨仍然下个不停。我考虑，如果前面部队的行进遇到阻塞，我们就要站在大雨里等待，那还不如找个村子休息一下，第二天早晨来个急行军就能赶上大部队了。即使白天行军可能有美军飞机的空袭，只有我们一个中队实行对空警戒也比较好办，保存士兵的体力是中队的第一要务。当天夜晚遇到了强烈的暴风雨，我们中队进入在途中所遇到的一个村子休息了。
1944年5月15日的早晨，经过一夜休息的中队回到大路上继续行军。大路因为昨天晚上的大雨而变得泥泞不堪，人员和骡马都乱七八糟地在烂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步行变得十分困难。接下来就是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鼻而来，马、骡的尸体倒卧在路旁的泥里，还能看见旁边有被丢弃的大车。大路上几乎达到了无法行走的程度，凄惨的景象不断映入眼帘。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长台关悲剧的现场。
为了避免暴露在炎炎烈日下，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基本上在夜里行军。当我们到达淮河唯一的渡口长台关前时，师团准备把自行军开始以来的三路纵队合并成一路，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和堵塞。而且跟白天的酷热恰恰相反的是夜晚打在身上、脸上的冰凉的雨水。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大雨、暴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更加漆黑一团。泥水没过膝盖，道路两旁都是根本无法行走的水田，因此师团的行军受到阻碍，在冰凉的雨水冲刷下，被冻死者也开始出现了。各部队的行军行列变得七零八落，官兵们纷纷躲到道路两边的村子里避难。最悲惨的是拉着山炮或步兵炮的马队，马和大炮当然都不能扔掉，只能任凭雨水从头浇下，整整一夜就那样站在泥泞的道路上，等待黎明的到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而死掉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增多了。
尽管白天中午的日晒甚至导致了日光性的疾病，但晚上浇下来的暴雨又能冻死人，在5月的中国大陆，竟然有那样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冻死者一共是166人，其中我们步兵第三联队有47人死亡。我再一次面对这种凄惨的状况是战后阅读《战史丛书》的时候。《战史丛书》有如下的记载：
“1944年5月14日的早晨，蒙蒙细雨从天空飘然而下，行军中的各部队的士兵们被雨水打得全身湿透，加上从一大早开始就闷热难挡，夜晚行军的疲劳一点也不能恢复过来。当天傍晚约17点出发，三路纵队在汽车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混杂在一起，各部队的前进都十分迟缓。太阳落山以后，大约20点左右，乱云飞舞，狂风大作，白天的潮湿闷热立刻变成了凄风苦雨，气温下降到10度，风速达到每秒10米。随着暮色降临，天地间一片漆黑，田野之间的汽车道被雨水浸泡，两边的河沟里虽然没有湍急的水流，但只有两座小桥，行进中的车马都停了下来，各部队只能站立在越来越强烈的风雨中。官兵们没有使用灯火，前队与后队之间只能用声音互相联络，每个人都忍受着刺骨的寒冷等待前进。终于到了23点左右，各部队放弃了迟迟不能前进的行军，决定寻找适宜的退避之所。各部队的长官命令部下寻找可以休息的村庄和房屋。但是由于黑暗和不了解满是泥水的道路情况，根本看不到可以休息的村庄。即使发现远处有个村子，但前往那个村子的道路更加难走，不断有人掉到河沟里，有马摔倒在泥水里，救助这些人和马只不过是徒劳地浪费时间。特别是车辆部队的官兵，一部分返回了原来的宿营地，但大部分停留在原地，境况极为困难，到了后半夜，他们中的有些人靠在炮车上，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有的人龟缩在辎重车下面。这些都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发生的事，而真正准确地把握和判明全部情况的时候，已经是5月15日凌晨的3点了。”(防卫厅：《战史丛书·一号作战·河南的会战》，第292-293页)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冻伤减员的事故了，这一次我们中队也是幸免于难。在黄河北岸行动时，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就已经相继出现了掉队的、冻死的，这一次长台关的冻死事故，给了师团更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骡马部队的损失更为严重。第二十七师团是为了湘桂作战而增强了兵力的唯一一个师团，大家都希望第二十七师团毫无伤亡地通过京汉线南下加入第十一军。结果第二十七师团却并非因为战斗，而是因为士兵体力不支而发生了减员的事故，两次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师团长竹下义胜中将也因为生病而住进了武汉的医院。这一定使得第十一军对于第二十七师团的信任大打折扣。尽管我们师团是唯一增加了兵力的精锐师团，但总是被放在第二线使用，恐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长台关渡过淮河，在南岸休息以后，经过三天的行军，到达了信阳。虽然从信阳到汉口的铁路是畅通的，但是我们二十七师团要按作战序列在信阳等其他部队出发之后，才乘坐火车于1944年5月24日到达汉口。
在汉口的两天真是忙坏了，要补充损耗了的兵器和装备，要把辕马(驾辕拉车的马)改编为驮马(马背上驮物资的马)，要把不用的物品送往后方，还有其他为了进行新的作战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工作。我也整理了迄今为止一直带着的军官行李，我的行李在长台关时好像被水浸泡了，受到了相当的损害，我把不好携带的东西都送回到留守处，什么笔记啦、照片啦，结果这些东西得以保存下来，保留到战后都成了唯一的、宝贵的资料。
开始湘桂作战
在汉口的忙乱的作战准备用了整整两天才完成。我不记得在这两天之中自己去过市区或大街。1944年5月26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乘船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当天就乘坐卡车向崇阳方向进发。第二天，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作为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湘桂作战。
1944年5月27日，第十一军右翼的第四十师团渡过了洞庭湖向着湘江西岸前进，位于战线中央的第三十四、第五十六、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等师团沿着粤汉线向长沙进发，左翼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从平江向浏阳进攻，各师团同时发起了攻击。第十一军首先从长沙发动以衡阳为目标的进攻，然后准备前进到桂林、柳州，与从广东西进的第十三军取得联络。另外还有一个作战构想，即在此期间以一部分兵力打通粤汉线，控制在遂川、赣州等地的美国空军的飞机场。因为日军计划从中国军队的东侧进行强有力的侧击，所以在这一方面配属了精锐的第三、第十三师团，第二十七师团被安排在第三、第十三师团的后方跟进，给予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任务是修筑道路。
为了实施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充兵站线的设置比什么都重要。按照南中国派遣军的作战计划，在从岳阳到长沙、衡阳的粤汉线沿线设置甲兵站线；在从崇阳、通城、平江、浏阳一带的粤汉线以东的山岳地区设置乙兵站线，按照规定必须要同时设置这样两条兵站线。修筑沿甲兵站线的汽车公路的任务，由第二工兵司令部、独立工兵第三十九、第四十一联队和独立工兵第六十一大队等专业工兵部队担任。与此相反，乙兵站线尽管也是修筑汽车公路，但却交给了作为野战部队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从武昌开始乘坐卡车，1944年5月28日经过崇阳到达桂口市。到了这里才第一次知道，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今后的任务就是修筑公路。我们为了参加大规模作战，才从满洲远道长驱而来，但到了这里却听说交给我们的任务只是修筑公路，真是让人垂头丧气。
因为士兵们的疲劳达到了极点，1944年5月30日晚上大部分人都在村子里宿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通城、平江之间按照所分配的任务，开始进行汽车道路的补修作业。虽说是汽车道路，但因为这一地区多次遭到日军的进攻，加上中国军队为阻挡日军而有意破坏，所以道路已经损坏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在地图上有公路的记号，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完全没有留下道路的原来形状，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水田。虽说还是有不少的山地，但平地部分都是水田和湿地，一旦下雨，雨水泛滥，道路就成了烂泥塘，怎样才能让汽车通行呢？我们也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是好。
第十一军似乎对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工兵作业能力抱有很大期望。可是，我们是野战步兵部队，任何土木作业器材也没有。士兵只有作为个人装备的圆锹和十字镐，但那只是用来挖掘个人掩体或散兵壕的，除此之外，什么工兵作业器材都没有。我们只好使用了从周围的农民那里征用来的农用的铁锹和土筐，因为没有工兵专用的工具，所以作业进度之缓慢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加快作业进度，我们也在各中队之间分配了区间任务，让士兵们展开竞赛，好不容易总算做成了道路的雏形，而士兵们已经是非同一般的辛苦了。
这个道路工程也成为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1944年6月初的一天，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双发动机的大型美军战斗机，它一边超低空地飞来，一边用机枪扫射，擦着正在作业中的中队士兵的头上飞过。我们第三中队虽然没有任何伤亡，但大家在精神上都感到了极大的恐怖。为了防备美军飞机的空袭，日军准备了对空监视哨兵和机关枪，修筑道路的人员也尽量分散作业。在我们作业队的身后，就有等待道路通车的汽车部队。这些汽车部队也恰好成为美军飞机的轰炸目标，所以在汽车队停留的地方多次传来枪炮声。
对于这样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来说，日军方面的最大不足就是制空权被美军夺走了。在太平洋战场的所有战线，日军都失去了制空权，在中国战场也不例外。这一次大规模作战开始以后，陆军总部把在中国战场的第三飞行师团扩充为第五航空军，但实际上作战飞机的数量并没有增加，所以夺取制空权的想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与日军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战场的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在1943年初就已经达到了三百多架，并且还在逐步增加。美国空军的作战飞机除了空袭台湾和满洲之外，还威胁到了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如果把1943年6月交付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配备到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日本将面临全部本土都可能遭受空袭的危险。一号作战开始以后，日军的后方联络线就一直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铁路也好，水路也好，都无法利用。如果补给断绝，一号作战当然也就不能按照计划进行了。日军用来进攻的庞大兵力由于补给断绝，特别是缺少粮食，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
在连绵不绝的水田里修筑公路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好成为美国空军空袭的目标。美军飞机的超低空飞行，甚至到了连美国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见的程度，那样的情形我曾多次看见过。反过来，日军的飞机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在1944年6月的前两周，我们是在与烂泥作斗争的道路修筑中度过的。分配给我们的任务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能完成，但士兵们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而且越来越接近兵站线的最前头，粮食的补给也不够充分，特别是副食品，完全没有任何补给。实际上，从作战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补给计划。也许日军的补给完全是依赖于就地征发补给品，但征发的成果往往是零。湖南省的这一地区已经反复经历过战争，是习惯于战争的第三、第十三两个师团毁坏和糟蹋过的地区，凡是能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留下来。身体的疲劳加上营养的不足，成为导致后来出现大量营养失调患者的原因。
1944年6月中旬，前线的日军第三师团正在浏阳附近地区与中国军队激战。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于6月18日到达平江。6月25日，按照第十一军的命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从平江出发向浏阳前进。于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暂且先就汽车公路修筑作业的结束向第十一军提出报告，但实际上汽车部队只能开到平江以北25公里处的梅仙。第二十七师团从平江出发南下之际，命令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师团的后卫，在平江东南25公里处一个公路旁边的叫做岳阳段的村庄停留下来，担负后方警备任务。这一命令就成为了我们中队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单独行动的开始。
在一号作战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大本营曾考虑到如果强有力的中国军队从东面侧翼攻击日军主力，将会以作为第二线兵团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为主攻方向。结果在实战中，由于强有力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跟第二十七师团一起陷入了与这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之中，只有我们中队因远离中心战场而置身于外。
中队单独行动
受命在岳阳段担任警备任务的我们第三中队，因为是受第二十七师团直接指挥，所以配属给我们中队一个无线电分队。后来我才知道，第十一军认为乙兵站线没有什么大用处，就决定把乙兵站线撤销，并于1944年6月29日发出了撤销命令。这就使得第二十七师团与烂泥搏斗了近一个月的辛苦作业，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无效劳动。可是，这一撤销乙兵站线的命令并未下达到作为最基层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而且离开了联队本部的我这个中队长手上。但我还是发现通过公路的部队越来越少，到了7月就完全没有部队经过了。
岳阳段是位于平江和浏阳之间的一个村庄，距离平江25公里、浏阳40公里，是一个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中国江南水乡的小村子。大概是因为在参谋们所使用的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有这个村庄的名字，所以它才会被军部参谋们选中的吧。虽然撤销了乙兵站线，但是因为数量众多的后方机关不可能简单而迅速地处理完头绪繁杂的各种事务，所以第十一军考虑有设置后方警备部队的必要。但是当时完全不知道上级决策内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到心中不安。
我指挥第三中队在岳阳段周围构筑了警戒线，在村子西侧大约三百米的小高地上设置了警戒哨位，姑且算是建立了一种警备态势吧。然后每天一次，用无线电向第二十七师团本部报告“没有异常情况”。实际上自从进入7月以后，无论是从前方，还是从后方，都只能听到好像远方天际传来的阵阵雷鸣似的枪炮声。南方(前方)传来的枪炮声就是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与1944年6月29日开始向日军侧翼展开反击的强大中国军队在山田、社港市进行的作战。从后方传来的枪炮声是守卫平江的警备队在与袭击日军后防线的中国军队作战。可是我们第三中队驻守的村子周边，一直是安静的，甚至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1944年7月初，我接到了第二十七师团本部发来的电报，命令我们第三中队撤去岳阳段的警备到浏阳报到，从浏阳把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醴陵。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中队将继续脱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而单独行动。我们第三中队经过两天的单独行军到达了浏阳。由于前面的日军部队在浏阳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所以现在这里四周寂静无声，人迹罕见。虽然我们一边行进一边提心吊胆地保持着警戒队形，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暗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浏阳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在当时却到处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战争痕迹。我们第三中队与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会合之后，立刻就出发了。无论是第四野战医院的院长，还是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队长，虽然都是比我军衔高的上级军官，但是在有关行军的事务方面，他们都很认真地听从我的指示。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都是毫无战斗力的医疗部队，不仅人员众多，各种物资、器材和设备也为数不少，因此行军的队列延伸得很长。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能会遭遇中国军队，所以我们在行军中对周边的情况非常注意，这是与我们第三中队单独行军完全不一样的行军。结果，从浏阳到醴陵不足100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5天才走完，于1944年7月10日左右到达。在这一阶段的行军期间，尽管我这个中队长内心里一直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但总算没有遭遇过中国军队。因为正好在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所以我们也根本没有看见过当地的居民。
到达醴陵以后，我们第三中队护卫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任务就完成了，而且很快就被划归到了第三大队的指挥之下。实际上，就在几天以前，醴陵还受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第三师团的骑兵第三联队竭尽全力好不容易才守住了日军的防线。小高大尉指挥的第三大队接过了醴陵的防务，但还欠缺一个中队，所以希望加上正好来到醴陵的我们第三中队，以加强第三大队的防御力量。
醴陵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分配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防区是从市区南部街道的尽头到南部郊区的农村一带，这一带四周都是种植红薯的田地。所以我决定尽量为控制中队防区以内更多的红薯田地而配备兵力，这也是为准备应付粮食短缺的紧急关头而采取的一种粮食对策。
从1944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我们第三中队在醴陵这个地方驻扎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中有如下记载：“[1944年]8月4日，第八中队代替第三中队。”但我记得换防的时间好像还要更晚一点。)在我们第三中队到达醴陵之前，日军第三师团的部队在醴陵遭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而在我们第三中队离开醴陵的1944年8月中旬以后，第三大队又在中国军队的进攻下苦战不已。就好像我们第三中队是专门在逃避战斗、躲清静似的，其实这都是很幸运的偶然事件。
从醴陵出发后，我们第三中队还是单独行动，护卫第二十七师团的卫生队一直到攸县。因为对战场情况不明了，所以我命令中队以不管任何时候一旦与中国军队遭遇都可以迅速采取应对之策的战斗队形前进，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跟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后面。从醴陵到攸县是80公里，从攸县到茶陵有30公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显然比野战医院的行动要轻装快速得多了，虽然在途中有黄土岭那样的难关，但我们还是只用3天时间就走完了80公里的路程，从醴陵到达了攸县。
在攸县，我们第三中队终于接到了前往茶陵回归原来部队建制的命令。我与小高大队长告别时，得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正在茶陵遭遇到优势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事实真的如同这个情报所说的那样，我们第三中队在前往茶陵的途中，一边听着前方传来的轰隆隆的炮声，一边向着炮声传来的方向快速行军。
从1944年8月20日把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攸县以后我们就了解到，茶陵的日军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并连日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如果我们第三中队沿着从攸县经过黄石铺再到茶陵的大路前进，就一定会与中国军队遭遇。所以，我选择了在洣水北岸的山地中迂回前进，从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比较薄弱的茶陵东北角渡河进入茶陵县城内的路线。
1944年8月20日的夜晚，我们第三中队就在山里一个我记得叫泰元墟的小村子宿营。村子的一面都是红薯地，我们饱餐了一顿红薯，填满了空肚子。第二天，我们经过了一个好像是叫潞水坑的小村子，到达一个能远远地望见洣水对岸的茶陵县城的小村子宿营。在这里，当天傍晚和第二天清晨，我都派出了侦察兵，向着茶陵方向进行了侦察。
因为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和热闹起来，我判断激烈的战斗正在茶陵的西面和南面进行，于是集合第三中队全体官兵，为了避免遭到日军的误射而打出了日之丸(即中国民众俗称之“膏药旗”)的旗子，向茶陵县城的东北角急速前进。我们徒步涉水渡过了洣水后，没有遭到任何干扰就进入了茶陵县城。
夜袭茶陵西侧高地
当时，在茶陵结集着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包括联队本部、第一和第二两个大队，正在与试图夺回茶陵的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在1944年6月末就从平江出发的我们步兵第三联队，经过了山田和社港市的战斗，又在7月中旬到下旬的醴陵以东的麻山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连续多次的激战和战斗消耗，使各中队的兵力都减少了三四十人。正在此时，我率领的拥有一百五十多人的毫发无损的第三中队赶来支援。难怪小野联队长和市川大队长都露出了大喜过望的笑脸。
就在我们第三中队到达的几天之前，第一大队担当的西面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茶陵县城的北、东、南三个方向均被河流所包围，只有西面与陆地相连，县城以西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就是丘陵地带。能够从上面俯瞰县城的丘陵高地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第三大队把那些高地分别取了名字，像松、竹、梅、桃、鹰、雕、鸽等，作为暂时使用的高地代号。面对报到以后的我，市川大队长一面用手指着周围的地形地貌，一面说明着战场上犬牙交错的态势。最后，他命令兵员充实的我们第三中队发起进攻，击退占据西面山丘的中国军队。
因为日军方面的火力装备极其不足，我跟市川大队长商量之后决定使用夜间突然袭击的战术夺取中国军队据守的山丘。1944年8月22日，我专门花费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对中国军队据守的高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根据侦察结果，我发现中国军队的主要阵地是“松”高地，在“竹”高地和“梅”高地上面也能看见修筑的阵地和工事，但在“桃”高地上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因此我判断中国军队没有在“桃”高地上部署兵力。所以，我决定避开中国军队防守严密、兵力充足的正面阵地，首先攻击并占领“桃”高地，然后再从“桃”高地向中国军队阵地的左翼发起进攻。
以白刃作战和夜间突袭攻击对手坚固设防的阵地，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当然，由于“白刃作战主义”是日本陆军的传统，夜间突袭的作战方法我也在陆军士官学校经受过很完整而彻底的训练，但毕竟从来没有实战的经验。如果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那纯粹是瞪着眼睛撒谎，自欺欺人。但是我内心的胆怯和软弱不仅绝对不能被部下看出来，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完全有信心取得作战胜利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中队的军官也好，士兵们也好，都相当紧张。以背囊为代表的那些不必要的装备都留在了大队本部。等到天色已晚，暮霭朦胧，我们第三中队就在茶陵街区的尽头集合。大队的官员们谁也没有前来为我们送行，把针对钳制了大队的要穴命门的中国军队控制的高地发动进攻的作战任务，完全交给了我们第三中队单独进行。大队只是下达了作战命令，没有给我们第三中队提供任何帮助，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只能靠我们第三中队自己来承担了。
这是一个云薄星稀的夜晚。我的作战计划是，沿着中国军队没有部署兵力的道路，第三中队全体官兵衔枚疾进直到“桃”高地。我们中队的一百五十多人隐蔽在道路北侧的路基的阴影里急速前进，就从洪山庙这边控制了“桃”高地(根据书中所附之地图，洪山庙在“桃”高地以北)，但没有遭遇到作战方案里想象的中国军队。我在“桃”高地的东麓重新结集起了中队以后，命令村井少尉的第一小队作为右翼第一线部队向“竹”高地进攻，其他部队以指挥班、第二小队和第三小队的顺序向“松”高地进攻，占领“松”高地以后，第三小队再继续进攻“梅”高地。并且给部下下达了严格的指示，除非遭遇中国军队的攻击，否则绝对不许开枪射击。但同时，我内心深处却期待着中国军队因为害怕日军的攻击而逃掉了。
在“桃”高地的东麓，第一小队与中队的大部队分手，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前进。眼看就要开始攀登作为目的地的“竹”高地了，突然从第一小队的方向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时也听得到日军军官在召唤冲锋的叫喊声。不知道是不是“竹”高地方向的枪声引发的，在我们中队正面的“松”高地上也响起了枪声。中国军队的士兵没头没脑地乱扔手榴弹，但是都没有能扔到我们附近。我发出命令：“冲锋。”中队全体官兵以指挥班为先导，沿着“松”高地的斜面快步攀登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中队没有任何一个因为中了对方的枪弹而倒下的人。看上去大部分中国士兵都逃走了。我们跳进高地顶上的战壕，发现了两三个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中国士兵，指挥班的下士官和士兵也来不及瞄准，把枪托抵在腰眼上，抬起枪口就放，把对方打倒了。就这样占领了“松”高地。而我则立刻就开始担心起“竹”高地那边的情况了。
不久，从枪炮声和呼喊声响个不停的“竹”高地那边传来了清晰的用日语的喊叫声：“第一小队占领了‘竹’高地！”“小队长战死！”很快，传令兵送来了报告，除了村井少尉战死之外，还有十几个人死伤，但阵地已经占领并巩固下来了。提交这一报告的是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班的助教久保田军曹。进行初步调查以后，我发现指挥班也有两三个人伤亡。因为已经能够确认占领了“松”高地，我命令第三小队的指挥官三宅准尉率领部队向“梅”高地进攻。守卫“梅”高地的中国军队听到我们这边的喊叫声以后已经撤退了，日军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梅”高地。我稍微侦察了一下，似乎其他山丘上的中国军队也撤退了。由于我们第三中队的夜间突袭，日军占领了中国军队所控制的7个山丘的阵地。但也是因为这一次作战，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官兵中，有村井少尉以下10人战死，20人负伤。
作为中队作战取得的战果，这几个高地就原封不动地由我们第三中队来守卫。于是，我们中队全体都停留在高地上，准备防范中国军队的反击。我们第三中队从醴陵就开始了持续的行军，连口气都没喘就发动了夜间突袭，然后就这样继续停留在露天阵地上，中队官兵的体力消耗可真是太大了。因此，我对大队这样考虑不周的安排很有些不满，也对身边的野村准尉和伊藤曹长发了牢骚。不过，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因为没有粮食补给，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筹措食物。但是激烈的战斗在持续进行之中，中队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外出征发食物。结果在此期间，我们第三中队里的营养失调者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的人。
到那时为止，作为中队长的我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保存士兵的体力，如何避免体力的浪费和无意义的消耗。为此，就要努力确保粮食的供应，要为了物资和粮食的征发而采取组织性的行动(具体内容到后面再详细叙述)。但是，由于到达茶陵以后的战斗以及连续在露天阵地执行警备任务，使得我们为确保粮食供应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不过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是仲夏，就算是在高地上风餐露宿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事。如果是寒冷的季节，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人丧命了。
因为这次夜间突袭，我们第三中队遭受到了一号作战开始以来的首次重大损失。特别是作为中队军官之一的村井正男少尉战死，令我痛心疾首。村井少尉在突入对方阵地之际，从近距离发射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据说在胸部受伤的情况下，往往会因为大量出血导致肺的气泡被堵塞最后窒息而死。因此受伤后需要绝对的安静。村井少尉受伤的创口很大，几乎马上就咽气了。
第二年我回国以后，去了村井少尉的老家，向他的家人出示了信件，告知了村井少尉战死的情况。对此，村井少尉的长辈给予了郑重其事的回答，被认为是态度不卑不亢、文笔优美流畅的典范回答。在当时，他们也是具有较高教养程度的国民之中的一分子。
阵地攻防战
1944年8月23日早晨，从我们第三中队占领各个高地上的阵地之后，中国军队的反击很快就开始了。首先，中国士兵从“竹”高地之前的斜坡开始向高地上攀登，几十个中国士兵已经达到了将要发起最后冲击的位置。但是被“松”高地上面的日军哨兵发现了。日军哨兵一边大声地通知守卫“竹”高地的第一小队，一边从“松”高地上用轻机关枪向中国军队扫射。由于侧面射击发挥了绝好的效果，所以中国军队不得不撤退。从此开始的这一天之中，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连续不断地向日军占领的“竹”高地和“松”高地发起进攻。有些中国士兵从日军所占高地的背后攀登上去，用手榴弹向日军投掷，炸死了三个日军士兵。而日军的手榴弹很快就不多了。在山地作战的情况下，对付向高地上仰攻的对方军队，使用手榴弹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手榴弹的数量不足让我们很无奈。这一天，我们第三中队对付中国军队的进攻主要是用枪进行射击，而且从相邻的阵地用侧射火力封锁通往高地的斜坡。
从1944年8月23日开始，中国军队对高地的反击持续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这些反击是日军攻占衡阳以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发动的持续反攻的诸多环节之一。对力图确保茶陵、攸县和安仁地区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发起反攻的是中国第九战区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并不仅仅是根据正面作战方法而采取的白天进攻，还经常派少数中国士兵趁夜潜入日军阵地附近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1944年8月24日或25日左右，中国士兵在夜晚潜入日军第三小队防守的阵地投掷手榴弹，炸伤了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以下的多名日军士兵。三宅准尉被送往后方，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第三中队。这是因为日军警戒不严密不充分，疏忽大意的结果，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不能有丝毫懈怠。
对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发动反攻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是中国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他直接指挥第四十四军，及其所属的第一五○师、第一六○师、第一六二师这三个师，他们的装备优良，士气高昂。跟我们在华北地区担任警备任务时的作战对手八路军相比，跟我们在许昌、郾城地区与之作战的中国第一战区的部队相比，中国的第四十四军的装备要好得多了。特别是第四十四军的迫击炮对日军的威胁最大，当他们对我们在高地上的阵地射击时，炮弹往往从我们正上方落下，简直是无处躲避。此外，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作战意志相当强烈。中国军队敢于向我们日军固守的阵地发动那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直到那时为止，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中国军队在1944年8月23日进行反击时，尽管不断有人中弹倒下，但是其他人仍然不顾一切地向高地上面冲击。他们的攻击精神之旺盛，战斗意志之顽强，完全超越在日军之上。与我们直到那时为止所见到过的中国军队相比，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士气、斗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简直变成了一支精锐顽强的军队。
1944年8月26日和8月28日，我们第三中队守卫的阵地经受了中国军队发动的两次真正的攻击。特别是8月28日那次，是一次步炮协同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以迫击炮的射击为先导，随着炮弹划过空气发出的那种“啾、啾”的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的声音，一颗又一颗迫击炮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落下来。由于弹道极度弯曲，所以垂直挖掘的战壕根本没有防范迫击炮弹的作用。8月28日的迫击炮的轰击，使守卫“松”高地的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有好几个人死伤。其中一人腹部被炸，肠子都飞了出来，最终悲惨地断了气。迫击炮的轰击在杀伤对方战斗人员的实际效果之外，还有使对方产生恐怖畏惧心理的作用。
迫击炮的轰击一结束，在“竹”高地和“松”高地的正面立刻出现了成群结队的中国士兵，沿着斜坡冲了上来。特别是在我方防线上，“竹”高地正好向着对面的方向突出，而“松”高地则是这一带一系列高地中的最高点，所以这两个高地成为中国军队重点进攻的目标。中国军队的冲锋紧接着炮击的结束而开始，这跟训练操典完全不一样。按照训练操典，从炮击结束到发起冲锋有一个较长的间隔时间，可以利用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进行狂风暴雨般的射击，击退进攻的对方军队。但如果这样作战，我又担心我们的弹药存量是否充足。
1944年8月28日那天的战斗也使中国军队蒙受了重大损失，我们的阵地前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因此，这也是中国军队最后的攻击了。此后，中国军队开始在距离日军阵地两三公里远的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工事。云阳山、关铺一线的海拔标高比日军占领的高地还要高，因此形成了中国军队可以从那一线俯瞰日军阵地的态势。但是，后退到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阵地的行动很明显是消极的，好像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兵力也减少了。
由于战场的情况有所缓解，日军方面也获得了一时的喘息之机。自从发动夜间突袭以来，一连八天都跟高地上的战壕紧紧联系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的我们第三中队，只在高地上留下了哨兵，其余全转移到茶陵以西的居民家里休整，终于得以在久违了的房屋里睡觉。但是，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补给的问题。因此，我在中队里专门编成了征发粮食的小分队。历经战乱的茶陵周边地区早已是家徒四壁，寸草难生，什么食品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派小分队到更远的中国军队较少出现的黄石铺一带去寻找。依据中队长的命令而组成的征发小分队，至少还是有组织的进行征发，而不是违反军纪的掠夺。就像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的那样，按照日军的规定，征发物资必须是高级指挥官(师团长)命令经理部长，由各部队分别实施。如果是各部队自行实施的话，必须由高级指挥官指定出一定范围的地区，组成的征发队必须由军官担任指挥官，对于征发的物资必须给予补偿，或者是为日后进行补偿而开具票据或证明。除此之外违反规定的征发行为，就不是征发，而是掠夺。但是，上述日军的规定并没有被各部队严格遵守，很多军官甚至连是否有这个规定的存在都不清楚。而我，因为在联队本部服役期间曾经偶尔看见过《战时服务提要》，所以知道上述规定的存在，这恐怕也是日军军官中的一个例外吧。到我们第三中队组织征发队的时候，既没有由高级指挥官指定的地区，征发队的指挥官也不是军官(因为村井少尉战死以后，我们中队就没有中队副指挥官了)，完全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日军的所谓征发物资，只不过是以“征发”为名进行的掠夺罢了。
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完全没有粮食的供给，所以虽说是不许掠夺，但实际上完全是难以实现的要求。为了不使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因为饥饿而导致死亡，日军各部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掠夺。确实，掠夺是恶劣的行为，但其责任可以说应该由无视补给问题而制定作战计划的军部的上层来承担。一号作战动员了50万日军进行纵贯中国大陆的作战，在这一作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实际上都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掠夺。
当时，我们第三中队的征发小队前往的黄石铺，位于茶陵与攸县的中间，就是我们第三中队前来茶陵的时候尽量避免经过的乡镇。征发队派出去以后，到傍晚时分牵回来四五头牛，这样的成果正好符合我们派遣征发队的目的。但是，我们第三中队向通往攸县的道路途中的洪山庙派出的征发队一露面，就被其他部队看见了。于是非常快的，不仅从大队本部，从其他中队也都提出了想要分得一份的要求。当然，我们第三中队分别给了他们各自应得的份额。
据担任征发小队队长的伊藤曹长(我记得好像是他，但是记不清了)说，洪山庙已经没有什么中国居民了，当地居民早在征发队到来之前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些牛在征发队到达之时都放牧在山坡上，因为不想再往远处走，就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些牛。无论如何，因为抓了这些牛，使我们部队尝到了久违了的牛肉，补充了动物性蛋白。
从我们第三中队发动夜间突袭获得成功以后，接下来就防守刚刚夺取的阵地，进行了十天的阵地防卫战，中队里出现了以两名小队长为首的五十多人的死伤者，还有约三十人的战场病患者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战斗减员几乎达到了一半。我们第三中队的伤亡比其他中队还要多，是参加一号作战以来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特别是还继续留在中队里的官兵也都无一例外地因为营养失调、体力下降而变成了“老弱病残”者。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第三中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由于营养失调而导致战场病患者增加，对于我这个中队长来说，是一种比什么都伤脑筋的事情。
另外，我想根据战后得到的资料来分析一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因战斗而死亡者与因战场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问题。轻视补给的作战计划，兵站线的断绝，美国空军的妨碍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号作战期间的补给，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极其不充分。因此，日军中陷于营养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员达到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据长尾五一军医所著《战争与营养》一书所说，如果体谅战死者家属的心情，作为军医很难提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病名，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由于患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且，日军这样的作战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战受伤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战医院里。其原因很多还是因为对野战医院的补给不充分，使伤病员们患上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死亡。
关于在战争期间的战死者、战伤死者、战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们部队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那里面有如下记载：
“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另外，虽然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的情况不一样，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国战场，一般都以为不会发生日军士兵被饿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补给断绝，给养恶化，在日军里发生了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病症，出现了很多的因战场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广义上的饿死者。
黎明的攻击和负伤
虽说战场情况有所缓和，但是，中国军队在距离日军阵地两三公里远、能够俯瞰日军阵地的山丘上构筑工事。大队长试图排除眼前这个碍事的中国军队的阵地，于是制定了同时使用第三中队、第四中队发动攻击作战的计划。但是因为弹药不足，所以不准备使用步兵炮和机关枪，为此，作战计划要求在黎明时分发起攻击。黎明攻击也是日军特有的作战方法，趁天光未明、天色昏暗之际悄悄地接近对方阵地，在黎明到来时突然发起冲锋，一举夺取对方的阵地。但是大队规模的黎明攻击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实施过了。
这一次的黎明攻击被决定在1944年9月7日的凌晨进行(我的笔记里记的是9月7日，但是《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战场日志》所记载的是1944年9月9日)。右侧的第一线是第三中队，左侧第一线是第四中队。两个中队之间的分界线是连接茶陵、界首墟、安仁的道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面的对手就是中国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四十四军。我们第三中队在漆黑的半夜出发，一边注意与作为分界线的道路保持距离，以便确定方向，一边摸索着前进。黎明之前，我们到达了中国军队阵地前面200米至300米左右的地方。第三中队在这里将行军队形分散开，成散兵队形进一步向中国军队阵地前面的发起冲锋的有利位置接近。这时，突然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开火了，在我前面和侧后的指挥班里面立刻有人一边叫着：“我中弹了”，一边倒了下去。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射击显然是预先就确定好了的，所以射击非常准确，日军发起的黎明攻击因此而遭到了失败。
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右胸的外侧好像被铁板一样的东西“砰”的一下敲打了似的冲击感，我下意识地想到：“我被子弹击中了。”但我当时好像忘记了自己，就像是在梦中一样，因为我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如何使中队从被打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想法。在我身边的野村准尉从四周趴在地面上的士兵们那里一个个地拿出手榴弹投向中国军队的战壕。但每个士兵只配备了一颗手榴弹，所以大多数士兵既没有投掷手榴弹，也没有射击，只是趴在地面上，只有野村准尉像凶神恶煞似的孤军奋战。
我感到非常焦虑的是，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整个中队就可能在这里全军覆没。于是，我命令：“掷弹筒，射击！”并指示野村准尉：“与掷弹筒射击的同时发起突击！”野村准尉说：“就这样停留在这里，一定会全军覆没。”他接着鼓励士兵们说：“怎么样，让我们发起突击吧。”并且继续投掷手榴弹。
不久，几发掷弹筒在中国军队的战壕上面爆炸，我和野村同时大喊：“冲啊！”周围的士兵都站了起来，加快脚步向中国军队的战壕冲过去。一直到跳入高地顶上的战壕为止，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手榴弹和掷弹筒很有效果，我们的突击迫使中国军队撤退了，两三个跑得慢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射杀。
占领高地山顶以后，我忙着安排警戒的哨兵，防备中国军队的反击。忙完了一看，才发现左翼的第四中队的攻击好像失败了，我们第三中队被孤悬在对方的战线之中。当一切都稍许安定下来以后，我再一次检查了一下胸部的伤口。在右胸的腋下有一处伤口，而且还在流血，没有其他的伤口。这一处伤口也不是贯通伤，看来只是流弹造成的。我告诉离我最近的野村准尉：“我的胸部被子弹击中了，但好像是流弹所伤。”野村准尉立刻大声呼叫卫生兵，卫生兵过来之后，用三角巾作为应急绷带给我包扎了一下，并且告诫我：“中队长，胸部绝对不能活动，安静第一。”因为在胸部负伤的情况下，如果随便活动而导致内出血，进而窒息死亡的病例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在负伤之后还率队进行了突击作战，所以我想就算此后不再活动恐怕也已经晚了吧。
在此后的白天里，我一直躺在战壕。因为在敌方的眼皮子底下，要想用担架把我送到后方去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反倒保证了意料之外的安静，我一声不响地躺在战壕里，各种各样的思绪在脑海里环绕。由于负伤一事，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反而松了一口气，这也确实是事实。因为在相邻的第二大队，已经有四名中队长作战死亡了，我们第三中队也有两名小队长战死，而我这个中队长却毫发无损，不管怎么说都让我挺不好意思的。这一下我自己也受了伤，也有脸来面对周围的人了，当时脑海里涌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和心情。
但我也要考虑当时的战场情况。如果为了守卫刚才夺取的阵地，上司命令我们第三中队继续在这个山头上待下去的话，那可真是难以应付了。而且到了白天，枪声逐渐稀疏，中国军队已经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因而确保已占领之阵地的目标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这一场战斗给我们第三中队带来的损失太大了。中队里包括内山军曹在内的战死者有五人，负伤者有中队长以下的十几人，中队的战斗力是越来越下降了。参加一号作战以后的兵员损耗已经超过了一百人，减员人数达到了当初满员时中队兵力的三分之二。从此往后，一号作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完全无法预测。况且，这场战争究竟何时能到达终点，也是不可能预先想到的。恐怕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最后战死。
在野战医院里
在当天的日暮时分，我被野战医院所收容。虽说是医院，但实际上只是设置在我们步兵第三联队北边的民房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设施，只是让伤病人员有一张能躺下来休息的床而已。给我进行检查的军医，也只是向我询问了一下，什么注射血清，以及其他的任何治疗措施都没有为我做，只不过是给我的伤病取了个“右侧胸部穿透性流弹枪伤”的名字。为治疗伤病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也好，药品也好，都不具备。在负伤的情况下，通常应该首先注射预防破伤风和坏疽的血清，但是那种血清在野战医院已经用完了。军医说，像我这种胸部负伤的情况，由于伤口靠近心脏，就算不注射血清也没有关系。结果，虽然我住进了野战医院，但实际上任何医疗和护理也没有得到。
医院的状况其实是很悲惨的。由于医院本身没有征发物资和粮食的能力，所以医院的粮食供给问题比一般的作战部队更为严峻。医院给伤病人员的饮食，不过是稀稀的白粥加上了一点盐而已。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发现了岩盐仓库，所以盐的供应不成问题。对于普通的伤病患者，只有稀粥果腹自然是不够的，于是能够走路的人就都自己跑到医院外面去自由征发食品。虽说是自己去征发，但实际上茶陵一带早已没有留下什么粮食了，只好勉强在割完了稻子的田地里捡拾稻穗。也有人把贵重的烟草作为以物易物的材料，用来交换食品一类的东西。
因此，死在医院里的人也非常多。这一情况其实在日军各部队早已是广为人知的事了。所以每当中队决定把病情、伤情较轻的伤病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的时候，伤病员们总是恳求说，为了不给野战医院增添麻烦，还是就这样留在中队里为好。尽管留在中队里会给战友们带来麻烦，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离开中队。
根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所记载的尾崎军医的回忆，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当然，病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战争营养失调症有关。
我住进野战医院以后，新来的勤务兵上等兵秋元不仅每天向院方报告我的伤势病情，而且负责给我送来食物。但是，既然在野战医院什么治疗也没有，就是住在野战医院也毫无意义。所以我住院后就想尽快向军医提出要求出院，但又觉得还是再观察一下为好，就把出院的念头又放下来了。
因为每天都亲眼看见有人死在野战医院，所以我不能不想到，这难道还算是医院吗？当然不能因此而指责军医，主要原因还在于对于野战医院的粮食供应不足。我认为，这难道不是日军忽视补给的作战计划本身的错误吗？
就在五个月前，我们还一边在烂泥之中苦苦缠斗，一边抱怨命令步兵部队修筑汽车公路的第十一军指挥官目光短浅。如果说，第十一军本部的指挥官也好，参谋也好，连一个人也没有来到过我们在水田里泥一身水一身的筑路现场，我们跟烂泥苦斗的实际情况也从来没有被转达给位于后方的司令部。那么，对于现在野战医院里每天死亡者不断的悲惨情形，第十一军本部的作战参谋们大概也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认为，至少应该有第十一军本部的什么人来到第一线视察视察。与此同时，大部分士兵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症而倒下，也不能让士兵自身来承担责任，没有给予在第一线的作战部队以充分的补给，完全是日军高层指挥官的责任。我想，应该由尽管了解补给困难的情况，但还是制定作战计划并下令实施的日军军部的高级指挥官们承担所有的责任。
而且，真的有什么必要开始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吗？我一直怀有这样的疑问。一号作战已经开始半年多了，从关东军远道而来支援第十一军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仍然在湖南省边界的群山之中进行着看不见任何前途的苦战。打通大陆交通线、打倒中国的国民政府、消灭美国空军基地，所有的作战目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同时，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开始后的1944年6月，就丢掉了马里亚纳群岛。在欧洲战场，盟军于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国的失败命运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不管是作战目的，还是战争前景，我都只能暗自揣摩，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将来，恐怕也只能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自己这条小命给断送了。
住院的时间恰恰给了我思考各种各样问题的机会，特别是让我了解了野战医院的实际情况。再这样下去，野战医院完全成了伤病员的坟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军医们也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以前护卫野战医院的时候我也想过，所谓医院一定要设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医院的功能。而且医院既没有机动能力和手段，更没有一般作战部队那样的战斗力，缺乏依靠自己的力量征发粮食的能力。因此，就像在茶陵那样的情况下，日军被中国军队所包围，后勤补给完全断绝，对于野战医院那样的机构，如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供给药品和粮食，很明显野战医院就将陷入机能不全的困境。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军医和卫生兵也很难过，眼看着住院的伤病患者一个接一个地悲惨地死去，他们的遗憾和无奈也完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攻击关铺西侧高地
住院一周以后的1944年9月14日，我出院并回到了第三中队。出院一事虽然没有得到军医的许可，但考虑到野战医院的实际情况，院方也没有坚决地挽留。我回到第三中队以后，中队全体官兵都很高兴。
在我住院的一周期间，战场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在一周以前所占领的高地一线，已经大体上能够确保下来了。因此，我们大队也把驻守的防线向前推进了几公里，接下来试图攻击并占领关铺西侧高地一线。因为那个时候水稻的收获期马上就要到了，而在日军控制线与中国军队控制线之间，有着大片成熟的水稻田，为了获得稻米，大队决定进行攻占关铺西侧高地一线的作战。就是说，这是为了确保粮食供给的一次作战。
进攻关铺西侧高地一线的作战日期是我出院以后大约过了一周的1944年9月20日。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右翼的第一线部队前往预定地点，这时我们中队的兵力还有约六十人。
关铺西侧一线的高地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作战的茶陵西侧的高地相比，海拔更高，山势也更为险峻。从日军占领的高地顶上向远处眺望，只能看见眼前一个更高的高地上有中国士兵的身影，也许是中国军队安置在阵地上的监视哨兵。
我准备首先攻击并占领前面的这个高地。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在第一线经历激烈战斗，因而伤亡也较小的第三小队。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因为受伤而送到后方以后，由稍许年轻一些的后平曹长接任第三小队长。我把初次指挥作战因而心中没底的后平招呼过来，命令他率领第三小队夺取前面的高地，中队则全力给予支援。我把大队配备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重机枪和中队的轻机枪、掷弹筒并排安置在我们这边的高地上，作好了战斗准备。
后平小队开始向前方中国军队占据的高地攀登。但是战线正面并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身影，四周寂静无声。作为中队长，如果让士兵冲锋在前，自己只是站在后边观察情况，那我内心会感到不安。这也许是因为负伤之后才容易产生的心理脆弱的表现吧。所以尽管作为中队长应该站在第三小队的前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还是一边责备自己的胆怯，一边拿起望远镜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
第三小队攀登到距离山顶还有20米至30米的地方，刚才还杳无人迹的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两三个人的身影。我立即下令：“射击！”话音未落，早已瞄准好的机关枪顿时喷出了火舌烈焰。但是，在山顶上的中国士兵毫不畏惧地向日军投掷手榴弹，随着中国士兵的身影消失，日军士兵叫了起来：“打中了”。但是刹那间，手榴弹爆炸扬起的烟尘在后平小队所在之处升腾起来，笼罩了日军士兵的身影。我一边在心里暗暗叫道：“怎么样，没有关系吧？”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后平小队的方向，只见硝烟散去之处，日军士兵的身影一个、两个地冒了出来，并接近了山顶，而中国士兵的影子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看来，中国军队采取了让大部队撤离，只留下少数人投掷手榴弹的战术。那些中国士兵在投出了手榴弹之后也迅速地撤退了。不久后，我听到从山顶上传来“第三小队，已占领山头”的呼喊声，立刻命令机关枪分队停止射击，向前面的高地前进。但是紧接着，从山顶上又传来了日军士兵的喊叫声：“中国军队反击了！”我唯恐发生最可怕的事态，急忙发出命令：“指挥班、第一小队，前进！”于是，中队全体人员跑步向前面的高地发起突击。
但是我后来考虑，像我那样的指挥恐怕并不一定正确。如果真的是中国军队反击，重新夺回了高地的话，我也应该仔细地观察战场情况和周围环境之后再考虑采取何种对策为好。不假思索地冲上去，可能反而会使事态更加恶化。幸运的是，所谓“中国军队反击”只是一个错误的传言，不过是一个过度恐惧的士兵的错觉而已。
我认真地观察了好不容易夺取的这个高地，发现这个高地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头，而且视野良好，因此我决定要好好地守住这个高地。我把留在后方高地的中队主力召唤到这个高地上来，并且向大队长作了报告。实际上，这一地区的战斗就此结束了，中国军队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在这一地区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们。
结果，对关铺西侧高地的攻击成了结束这一阶段战斗的最后一战。在此期间，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在占领衡阳之后，又在衡阳以西的洪桥会战中打败了中国军队，1944年9月中旬占领了广西省的全县以后，继续向广西省进攻。在茶陵一带威胁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中国军队的第四十四军也向后方撤退，构筑了新的防线和阵地，因此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正面的战场局势，进入了平静的状态。
作战行动一结束，我们大队为了确保粮食的供应，立刻开始进行水稻的收割。我们第三中队在分配给我们的地域开始收割稻子。在这种劳动上能够发挥出自己本领的，是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用熟练的动作收割、脱谷、扬场，推进着田间作业。让他们特别满意的是，日本的农具跟中国的都差不多，耙子、唐箕(簸箕)等农具更让他们感到十分相似。仅仅从“唐箕”这个名字来看，两国的农具相似当然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到了盛产稻米的湖南省一带以后，感觉农村的风景跟日本国内非常相像。这让思念故乡的士兵们感到高兴，“啊，那边的山也好，那边的河也好，简直就像故乡一样，像极了！”这首《湖南进军歌》就是在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地流传开来的。
但是，从后来学到的知识我才了解到，这一地区其实距离中国共产党的圣地——井冈山很近。像碉堡残骸那样的国共内战时留下的痕迹，仍然留在山里。不知道怎么了，我总觉得那些地方弥漫着一种荒凉残破的氛围。这附近地区的农民也非常贫穷。井冈山一带是流经湖南省的湘江与流经江西省的赣江之间的分水岭，是海拔高度在1000米到2000米左右的丘陵地带，在山岭与山岭之间星罗棋布地分散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是一处非常适于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在茶陵周边地区进行的战斗就是必须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攻占，所以这一带山地都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优势的中国大军的包围之中能够坚守住阵地，到后来转守为攻的时候，周围的每个山头、高地又都必须经过反复的、艰难的攻击才能得手，其原因就是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形。
对峙在茶陵
从对关铺西侧高地的攻击作战结束后，大规模作战暂时告一段落。从1944年10月初开始，在1944年剩下的三个月之内都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斗，中日两军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粮食的供应，怎样与营养失调作斗争成了我这个中队长最为关注的事情。主食有收割上来的稻米和红薯，调味品有盐之类的东西，但是，副食品特别是动物性蛋白质严重缺乏。这一地区自从成为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作战地域以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军、中国军双方在这里反复拉锯作战，使得农田耕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即使能掠夺到什么物资，也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因此，日军几乎全体陷入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虽然在两军对峙期间没有了因战斗而导致的兵员损失，但是由于疟疾、脚气和战争营养失调症而引起的死亡却迅速地增加了。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一带与中国军队对峙期间，第十一军的主力已经进攻到了遥远的广西省。1944年10月中旬，日军把第十一军留在后方的师团集中起来，重新编成第二十军，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也被编入了新成立的第二十军。日军南中国方面军交给第二十军的任务是，打通粤汉线南段，准备占领遂川、南雄等地的飞机场。
1944年10月18日，新的补充兵员到达了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我们第三中队分配来了吉次中尉和栗原中尉两名军官以及下士官和士兵共约五十人。吉次和栗原两人都是大正年间的一年期的志愿兵，年龄分别为49岁、48岁，都曾经被征召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一次到中国来是第二次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一个人因为神经痛而拄着手杖。两人都是年龄几乎达到我这个中队长年龄两倍的年长者。
分配给我们第三中队的下士官和士兵有五十多人，其人员构成以补充兵为主，也包括若干预备役士兵。虽然与现役士兵相比，补充兵和预备役士兵在体力方面稍微逊色一些，而且经过从岳州、长沙到衡阳、安仁的长途行军，再加上行军途中的营养不良，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已经到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边缘。即便如此，由于这些补充兵员的加入，多多少少充实了我们第三中队的战斗力。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此期间为了准备下一次的作战而进行了休养和训练。不仅有兵员的到来，各种装备和补给品也得到了补充。补给品中不仅有酱汤粉之类的调味品，甚至还包括少量的烟草和点心，这可真是非常罕见的供应和补给。
对我来说，最令人高兴的是可以看到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的日本国内的报纸。像1944年7月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矶国昭内阁上台；1944年8月的反法西斯盟军光复巴黎的报道，都让我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对于战争前景的悲观失望。新来的栗原中尉告诉我，在小矶内阁中担任文部大臣的二宫治重陆军中将期望我们能更加有所作为。但是，我并不了解有关二宫治重文部大臣的情况。除此之外，对于两名新来的中尉经常谈论的很多话题，我也并不怎么感兴趣，我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经验的不同，以及他们不大阅读书报因而缺乏常识的缘故吧。
因为在军事行动期间不能看到报纸，所以情报的来源完全依赖于收音机。我们对于国际形势和战争情况的了解主要依靠通讯队进行的监听活动。驻扎在河北省期间，我们第三中队本部的事务室里就配备有收音机，报纸虽然要迟到一两天，但总是能送到中队一级的基层单位来。所以，在中队本部的事务室，军官们能了解到有关日本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知识。参加一号作战以后，因为既不能携带收音机，也得不到报纸，获取情报信息的手段就只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了。像NHK(“Nippon Hoso Kyokai”的缩写，即日本广播协会)的短波广播啦，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宣传广播啦，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第三中队在单独行动期间，配属了通讯分队，与上级之间必不可少的通讯每天只有一次，其他时间都可以用来收听广播。我有自己非常关心的事情，因此一直努力得到各种信息，对于欧洲的战局、太平洋战场的形势都有相当的了解。即便如此，通过无线电收听得到的信息还是很有限的，所以能够阅读到很长时间以来都没能读到过的报纸，还是令人非常高兴的。
准备下一次作战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与中国军队的对峙中为准备下一次作战而进行着训练。虽说是军事训练，但如果没有时间进行像新兵教育那样的基本教育，那么这样的训练对于实战似乎也没有什么有效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与其进行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的教育，不如考虑如何加强在实战中必不可少的行军能力的培养。于是，我专门对新兵进行了以行军为主要内容的训练。我把这样的行军训练兼作对于物资的征发。因为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茶陵周边地区，任何能够征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第三中队在进行征发兼行军的行动时，就前往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日军蹂躏过的较远的地区。
我们第三中队去的地方主要是黄石铺和前往永新的途中。永新的西南方就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发祥之地——井冈山，茶陵一带也都是最早的苏维埃控制区。与之相关的遗迹仍然留在周边地区。在山岗上到处都有被打坏的碉堡残骸，那就是内战遗留的痕迹。市镇和乡村都因战火而饱受损害，给人以荒废凄凉的印象。
我们第三中队征发的成果与那个地方距离茶陵的远近成正比，越是距离茶陵远的地方，征发的收获就越多。众所周知，像钉子一样盯住茶陵不放达半年之久的日军，就像鬣狗一样在这个地区反复猎取食物，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放过。
在与中国军队的对峙期间我们所处理的事情，还有把战死者的遗骨送回日本去。在华北担任警备任务时，因为战死者人数少，物资供应也比较充分，所以往往是堆积起像小山一样的柴堆，把战死者的遗体火葬。但自从一号作战开始以后，既没有时间收集柴禾，也没有时间举行火葬。特别是沿京汉线连续进行的酷烈的行军开始以来，因为没有火葬的时间，所以只能切下死亡者的一只手带走，到了两军对峙、战事稍缓之际，再把断手集中起来火葬，然后把骨灰送往后方。湘桂作战开始后，就连给战死者断手并进行火葬的时间也没有了，而且如果要送往后方的话，又存在着不能确保后方兵站线安全的情况，所以只好切下一根手指带走。但是，这样的做法只能用于跟随中队作战的战死者，而对送到野战医院以后病死的人就毫无办法了。在野战医院的很多人病死以后，像这样无论是遗骨还是遗物都没有留下来并送回国内的情况，恐怕也是经常发生的。到了战后，我也经常听到有关亲人战死后，遗骨没有送归故土的事情，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
就这样，在我们第三中队准备下一次作战的时候，世界局势和战争形势都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在欧洲战场的西部战线，反法西斯盟军已经解放了法国全境，并且逼近德国边界。1944年9月，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法兰西临时政府成立，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在欧洲战场的东部战线，苏联军队快速向西推进，相继解放了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东南欧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兵锋直指德国东部边界。这一场战争的趋势和结局可以说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了。
太平洋的战场局势也是急转直下。在马里亚纳群岛的作战失败后，日军大本营又提出了“捷一号作战计划”。这一作战计划的基本意图就是，当美军进攻到日本本土、西南诸岛、台湾、菲律宾一线时，与美军进行最后的决战。1944年10月，美军进攻菲律宾的莱特岛。日军大本营下令实施“捷一号作战计划”。可是，在莱特岛海湾的大规模海战中，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一败涂地。菲律宾的命运因此而被无可挽回地决定了。陆军也好，海军也好，除了依赖于特攻作战 [ 注：即让日军官兵组成“神风特攻队”，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或小型舰船与美军同归于尽的作战方式。 ] 之外，都别无良策。于是，到了1944年11月，从马里亚纳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B-29轰炸机第一次空袭了东京。
这样的战争形势非常清楚地表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后剩下的唯一的作战目的是，摧毁位于中国南方各省的美国空军的飞行基地。但是，由于位于马里亚纳的美国空军基地已经成为能够空袭日本本土的美军飞机的绝好基地，
所以摧毁位于中国南方各省的美国空军飞行基地的作战目的已经被空洞化了。根据战后我从《战史丛书》得到的资料，当时在日军的大本营，对于一号作战是否需要继续执行，也发生了争论。确实，从现在的立场来考虑，当战局发展到那样一个阶段，可以说继续进行那样大规模的作战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可是，日军大本营的服部卓四郎作战课长、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参谋，都没有改变继续进行一号作战计划的决心和意志。他们都沉醉于自己亲手策划和制定的庞大的作战计划和战争构想之中而不能自拔吗？甚至直到最后还相信能够达成作战的目的？或者他们沉浸于自由地挪动棋子推进作战的快感？好像只能这样认为。这是一场仅仅凭借在地图上挪动棋子，进行兵棋推演，就让50万大军疲于奔命、死伤狼藉的战争。可是，身在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完全不知道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的决策过程。作为中队长的我，为了向部下说明一号作战的意义，甚至必须强调摧毁美军飞行基地的重要意义。
可是像这样的事情(有关战争决策、战局变化的情况)，缺乏情报和信息的前线部队根本就不知道。实际上，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是一种对于日军尚未践踏的土地进行侵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这完全是贪婪的、卑鄙无耻的欲望。另外，如果还有什么尚未被日军蹂躏的地区，那么不管这个地区如何巧妙地隐蔽，日军都能把粮食和物资找出来。经历了多次战斗的日军士兵对于发现被藏匿的物资，具有无与伦比的天分。因此，当士兵们知道今后的作战将要在从未征服过的土地上进行时，他们的眼里都放出了贪婪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