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警备队的小、中队长·第一
作者：藤原彰·日本
出自————《中国战线从军记》
出自————《战争通史》
从陆军士官学校到中国战场
1941年7月18日，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第55期的学生毕业了。1922年7月2日出生的我，刚满19岁，就成了一个比部下士兵还要年轻的军官。
这是因为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历届学生之中，我们第55期学生由于受到战争时局变化的影响而在最短的修业时 间之内就毕业的缘故。
由于1937年开始的侵华战争的扩大和伤亡大大超过了日本军队所预想的程度，所以陆军现役军官严重缺乏。于是在陆军士官学校第53期学生于1937年春天入学以后，陆军当局又在1937年的秋天扩大招生，并大幅增加了1938年春天入学的第54期学生的招生名额，本来应该于1939年春天入学的第55期学生也提前在1938年12月入学，因此入学考试也提前到1938年的9月。我当时作为参加陆军士官学校入学考试的众多中学生中的一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中学四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在五年制中学的第四学年的第一学期完了之后，我就参加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并在四年级第二学期的期中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以后，我们第55期学生接受了速成教育。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11月，我们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学完了通常情况下需要学习两年的全部预科课程，其中许多的学科和科目都被删减掉了。预科课程完成以后的部队实习按照学制应该是半年，而我们第55期学生的部队实习缩短到了四个半月。伍长和军曹的勤务学习也分别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草草地完成了。自1940年4月1日开始的本科教育也被大大缩短，原来两年的学制被缩短为一年零三个月。就这样，我们第55期学生到1941年7月就提前毕业了。这样缩短学制的速成教育恐怕跟“关特演”(即“关东军特种演习”，是日军为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而准备发动对苏战争的军事动员)有关。无论如何，预科、实习、本科的全部课程只用了不足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加快速度地完成并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的我们第55期学生，大概是该校历史上以最短时间接受军官教育并成为现役军官的一个年级了。
由于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速成教育，我们这些学生作为未来的军官原本应该具备的知识显然是欠缺的。实际上，当我们后来到了战场上的时候，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接受的那些军事教育其实有很多都是毫无用处的。举个例子来说，在被删减掉的学科里面首先就有国际战争法。在明治大正时代，由于学习了国际战争法规，所以不管是日俄战争，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被日军所俘虏的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待遇多少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注意。而我们这些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却根本没有学习过国际战争法规的相关知识。
接下来的问题是，陆军士官学校的所有战斗教育和战术训练都贯穿着以苏联军队为假想敌的原则思想。因此在实际上，对于将要在中国与之作战的中国军队，对于与八路军的游击战作战的方法，我们一次也没有学习过。同样，对于将要在太平洋战场面对的美国军队的作战方法，我们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
1941年7月18日，天皇参加了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同日，我被晋升为曹长，同时被任命为见习士官。因此，在我腰间也挂上了长剑(即日军军官使用的军刀)，取代了原来挂着的牛滂剑(短剑，即下士官和士兵使用的刺刀)。在我完成预科的学习成为士官候补生以后，就到了驻扎于东京青山地区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简称“近步四”)担任队副的勤务工作。当然，作为队副的实习期限也被缩短了。时至今日，作为队副的实习情况在我的大脑里，也只剩下了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的将校团的前辈们说我“真是可爱”的、零零散散的记忆片断了。
但是，在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前的一个月，我接到命令，让我转而隶属于驻扎在中国华北的第二十七师团所属中国驻屯军第三联队(简称为“支驻步三”) [ 注：原文为“支那驻屯军第三联队”，翻译时将原文中所有的“支那”均改为“中国”。 ] 的命令。这个第二十七师团的前身，就是自义和团事件以后，日本根据《辛丑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华北的驻军权，日本陆军用来侵略中国的“中国驻屯军”，也是那支发动卢沟桥事变、扩大侵华战争的部队。1937年，该部队被改编成为师团以后，其所属的各联队以所谓“重视传统”为名，仍然在部队番号上附加了“中国驻屯”的原有名称。
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们在毕业典礼结束后，就分别前往各自所属部队的驻地，分别之际互相说着“咱们下次见面将是在靖国神社” [ 注：靖国神社，日本祭祀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的场所。日军官兵战死后，将在靖国神社供奉其灵位。 ] 之类的话。但是被派往中国的毕业生们并没有立即赴任，而是分别到各自部队的后备补充队待命。其原因大概也是为了进行“关特演”而导致了运输的大混乱吧。我所属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补充队就是驻扎在青山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所以一回到自己家里，我就马上去位于神宫球场对面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报了到。
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的那半年的队副生活，除了部队勤务的实习之外，还有让我们这些将校团的后继者去熟悉和适应各自联队的意味。但是在1938年、1939年，陆军的很多联队都在中国战场作战，根本没有接受士官候补生的条件。因此对于在中国内地和满洲 [ 注：即中国的东北地区，当时是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以下同。 ] 的部队，配属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士官候补生。本科毕业前，对我们进行了面向战地的再分配。而我虽然由于这次再分配，从近卫步兵第四联队转而隶属于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但仍然在补充队待命，所以还是每天从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的营房大门进进出出。
不过，这时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很快地就被转而隶属于近卫混成旅团。而近卫混成旅团为了参加侵犯南宁的作战，正在向中国的出动之中。留守青山兵营的也只有该旅团的补充队。我们每天在补充队等待出发的命令，无所作为、百无聊赖地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当队副时所熟悉的那些现役军官一个个几乎都跟随部队投入了侵华战争，而我们还是像客人一样待在补充队里，没有任何事可做。
在此期间，我用自己的钱置办了作为军官的全套行头，比如军刀、手枪、望远镜、军服、军靴、图囊、背囊等等。虽然发给我们每人60日元的服装津贴，但那点儿钱根本就不够用，还是需要家里给我补助。因为父亲告诉我望远镜应该尽量买质量最好的，所以我就买了德国制造的蔡斯公司出品的高级货。军刀则是把住在奈良的田原本 [ 注：日本奈良县的一个地方。 ] 的母亲的伯父所转让、由备前长船 [ 注：日本著名的刀剑制造家。 ] 制作的日本刀作为军刀采办而来的。其他很多东西都是在位于九段的偕行社买的。由于新任军官和被征召的军官们的大量采购，所以偕行社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另外，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到九段的照相馆去拍了纪念照，跟刚刚开始放暑假的小学(中野本乡小学)和中学(府立第六中学)的朋友们聚会。除此之外的日子里，我跟同样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同学伊藤俊和总是找各种借口一起外出喝酒，尽情地看法国电影。就这样渡过了这段日子。
就这样在补充队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几乎不记得在此期间自己做过什么正经事了。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却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1941年7月末，日军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美国冻结了日本的在美资产，并对日本实施了石油禁运，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正在这个时候，终于下达了让我前往中国的命令。1941年8月22日，没有任何人来为我送行，我孤身一人从东京出发了，因为命令要求我必须秘密行动。到了广岛以后，我于1941年8月24日搭乘上开往中国的医疗船，跟众多赴北中国方面军服役的同学们一起从宇品港出航。去战地慰问的高田青子舞蹈团也同船前往，还在船上为我们表演了舞蹈。
渡过玄海滩对我来说是第三次了(在中学时代往返于朝鲜，曾两次乘船渡过关釜海峡 [ 注：位于日本的下关和韩国的釜山之间的海峡。 ] )。四天后，我们的船到了太沽岸边，在混浊的海水里抛了锚。我们换乘小型机动船溯白河而上，在塘沽上岸。在这里踏出了走上中国战场的第一步，那是1941年的8月28日。
前往第二十七师团赴任的见习士官有二十多人，我们一同乘坐前来迎接的卡车前往天津，当天就到达了位于天津的第二十七师团司令部。当天晚上，师团长富永信政中将设宴招待了我们这些新来的见习士官。在宴会上，我坐在师团长正对面的指定座位。负责分配席位的参谋对我说，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我的成绩在师团名列前茅的缘故。而直到那时为止，带领我们二十几名同学、并负有代表和申告之责的是从近卫步兵第一师团转而隶属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安满谦一。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总觉得安满做了什么事。但现在只记得，在宴会上听到富永师团长问候安满说：“你身体还好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安满的父亲(也许是祖父)安满钦一中将是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的学生。而我一言不发，只顾一个人闷着头享受高级美味的西洋大餐。
此后的一周之内，我们住在天津的偕行社，接受师团司令部对新任见习士官进行的集中教育。教育的内容有关于师团现状、华北战况的说明等，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内容。与其说是教育，倒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在赶赴前线之前，好好地适应一下天津市内的空气的味道吧。我不记得当年的集中教育曾经就华北的局势、八路军的动向等重要问题对我们作过详细的说明。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跟着在天津执勤或者来天津出差的联队的前辈们一起去娱乐街区花天酒地、尽情玩乐。在那里，给我留下了自出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很多经验。
1941年9月5日，我跟随着从河北省河间县的联队本部来天津接我们的联队旗手池田壮八少尉(是陆军士官学校第54期的学生)从天津出发。我们乘火车走津浦线到达沧县。在沧县，有前来迎接我们的一个分队的卫兵和一辆卡车在等着我们。池田少尉告诉我，这一带的冀中地区“治安”状况非常不好 [ 注：日军所谓治安状况不好，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频繁、高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同时为保持原文原貌，姑且沿用“治安”一词。 ] ，就在几天前，日军的两辆从沧县去河间的卡车在中途遭到了袭击。果然，我们在去河间的中途看到了路旁被烧毁的两辆卡车的残骸，此情此景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傍晚，我们到达了联队本部的所在地——河间县。
河间县位于津浦线与京汉线之间的冀中平原上，是一座有着古老城墙的县城。听说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都有关于这座县城的古老街道的记述，所以河间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古老而萧条的县城和一片冷清而衰落的街区。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联队长是山本募大佐。我代表一起前来的五名同学向联队长报到。一起来的同学有三山健助、加养荣男、石田久之、浅田政明四人，因为他们四人都是从近卫步兵第三联队转过来的，所以我在以前跟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后来他们四人之中的三山和石田战死了，浅田转勤到了空军，只有加养活到了战后。
我们这些新报到的见习士官在联队本部再一次接受了集中教育。这一集中教育仍然是形式上的，只不过是联队副官山田武等联队部的军官给我们讲话而已，一到晚上还是照旧跟联队的军官们聚在一起喝酒。当然，这个河间县城里没有像天津市里那样的高级饭店和餐厅，总共只有一家兼作慰安所的餐厅。
在河间县的联队本部逗留的一周之内，我才第一次知道，在华北地区与日军作战的主要对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全等后来十分熟悉的名字，也是在这时才头一次听说。河间一带在1938年的武汉作战期间完全在八路军的控制之下，武汉作战结束后，第二十七师团返回天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进驻了大城、任丘、河间等地，这一带才于1939年初被日军所侵占。所以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完全不能说是已经恢复，道路和电线被破坏，驻地和卡车遭袭击的事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使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治安肃正”作战的第一线。
在第一线以游击队为对手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的方法，与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教给我们的战法战术完全不一样。不仅作战的形式不一样，连军队的状态也完全不一样。在国内，整个联队只有一所军营，下士官以下的士兵全都在军营内住宿，从起床到熄灯的每一天所进行的紧张而严格的生活和训练都是按照条令规定好的。但是在占领区，军队都是高度分散配置，一个中队分别驻扎在五六个地方。最小规模的驻军充其量只是以一名下士官为长官的一个小分队，大约十人左右。所以日常生活也好，军容风纪也好，跟国内的情况相比当然就完全不一样了。
驻扎景和镇
在联队本部的为期一周的集中教育一结束，我们五个见习士官就各自前往所属的中队报到。我被分配到第三中队。中队长是山崎龙一郎中尉，驻地位于河间与沧县之间的景和镇。1941年9月11日，我搭乘去沧县的联络车前往景和镇的中队本部报到。景和镇就位于一周之前我们去河间县的联队本部报到时所经过的一个地方。当时，第三中队的中队本部在景和镇，三个分队分别驻扎在杜生镇、王会头、沙河桥三个地方，因此留在景和镇的官兵还有六七十人。
中队长山崎龙一郎中尉是高知县出生的性情温和的预备役军官，武汉作战以来历次作战的参加者。他举出去年(1940年)的武汉作战以后被分配到第三中队的陆军士官学校第53期出身的小川少尉，在肃宁附近的讨伐作战时因为独自一人冲锋而战死的例子，一边笑着对我说：“陆军士官学校所教的作战方法跟这里的作战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哟。就算是队长一人率先冲锋，也是不会有什么人跟着他一起冲上去的。”
几天后，山崎龙一郎中尉所说的那种实战教育终于来到了。通常，山崎中队长每天早晨都要主持“治安”维持会，并根据特别工作队 [ 注：特别工作队就是当地的地主武装组成的汉奸队。 ] 的情况报告，研究每天的行动。大概是1941年9月20日前后的某一天，有一份情报说，在景和镇西北方向的村子里有大约二百来人的八路军。山崎中队长说，对于藤原君第一次参加的作战来说，对方的军力大小倒是恰到好处，可以干它一家伙。于是，山崎中队长下令中队全体出动。我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的队长。中队长特意指定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下士官野村鹿臧曹长做我的副手。山崎龙一郎中尉交给野村曹长的任务就是，当我要跳起来率先冲锋时，及时地拉住我。
中队集合后即向情报里所说的那个村庄急速前进。虽然在名义上我们是一个中队，可实际上的兵力只有五十人左右。我作为第一小队的队长率领二十来人打头阵。虽说是打头阵，但实际上在我们队伍的前面还有由当地中国人组成的特别工作队的二三十人，他们排列成躲避子弹的分散队形向前行进。
因为情报很可靠，所以我们一接近作为目标的村子，就看见了几十名身穿土黄色军服的八路军士兵，零零散散地冲出了村庄。本来应该行进在我们前面的特别工作队不知什么时候突然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我立刻向跟在我身后的小队发出“散开”的命令，紧接着又大声地发出命令：“目标，村子前面的敌人，射击！”就像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练习的那样。野村曹长马上拉住我，嘴里说着：“可别冲出去啊！”我拿出望远镜观察情况，非常清楚地看到散开在村子前面的八路军士兵。这个时候，我方的步枪、轻机枪已经开始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子弹纷飞，但却一点儿也没有命中目标的感觉。因此，我跟野村曹长商量，“是不是使用六零炮射击”，随后即命令位于小队后部的六○炮分队：“距离300米，射击！”
由于距离的测定很准确，因此六○炮一开始发射，就命中了村庄前面的对方的散兵壕，八路军士兵纷纷跳出战壕以躲避炮弹的轰击。见此情形，我一边大声命令：“冲啊！”一边挺起身子冲了出去。野村曹长也来不及制止我了。我的部下都跟随我冲了上去。我们好不容易冲到村子跟前，才发现面向村外的房屋的墙上都开着枪眼，八路军士兵已经无影无踪，只是在战壕的边上躺着几具战死者的尸体。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作战。
另外，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景和镇的特别工作队的情况。特别工作队是独立的武装部队，也可以说是高姓队长的私人武装。高队长是当地的地主家庭出身，他的父亲被八路军镇压了，因此对八路军怀有强烈的个人仇恨，跟八路军打起仗来也非常凶猛。这个特别工作队平时全权负责景和镇的行政和治安，据说还干着任意征收苛捐杂税那种横征暴敛的恶劣勾当。尽管如此，特别工作队对于日军来说，却是非常得力的合作部队。
当上中队副以后不久，我晋升为少尉军官，当时我正好年满19岁零3个月。在那些比我年长的部下看来，我还是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年轻军官。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留下了那张穿着崭新军装、长着一张孩子脸的新军官的照片。
在景和镇上，只有一家兼作“妓屋”的餐厅。“妓屋”就是慰安所，“妓”是日军官兵对慰安妇的轻蔑称谓，并且根据慰安妇的不同出身，分别称之为“日本妓”、“朝鲜妓”、“中国妓”。这家餐厅实际上还有点心店和照相馆。因为照相馆并不仅仅是为日本军人开设的，所以后来我才想到照相馆一定还有暗地里为卖鸦片作掩护的功能。
这家不管什么业务都经营的餐厅的老板是朝鲜人，女性招待员也都是朝鲜人。虽然说起来这家餐厅是依赖于日本驻军而生存的，但是中队并没有对这家餐厅进行什么特别的管理。作为一个御用商人，餐厅老板与特别工作队也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在联队本部所在地的饭店、餐厅都是由联队副官进行管理的。但是在中队以下的单位，这种由那些与日军部队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暧昧关系的御用商人所经营的业务繁多的商店就非常多了。
不管怎么说，在景和镇上以日军官兵为对象，不管什么业务都经营的餐厅或商店只此一家。因此，一到了星期天，外出的士兵们排列整齐，并经过服装检查之后，首先去的就是这家餐厅。所以这家餐厅在假日总是混乱纷杂、拥挤不堪的。在对士兵进行服装检查的时候，值周的下士官给每个士兵发放一个被士兵们称之为“最佳突击”的橡胶制品。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被中队办公室的下士官们取笑过。军官外出当然是自由的，但下士官以下的士兵外出就跟国内一样要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因为第二十七师团是现役部队，所以军纪相对而言比“独混部队”的松懈散漫稍微好一点。所谓“独混部队”就是承担某一地区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旅团的简称，这是1938年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以后逐步编成的后方警备部队。以征召的预备役军人为主体，编制装备比现役师团差，军纪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
驻扎在景和镇的第三中队作为分散驻扎的小分队，可以说平时的军纪还较为正规。起床、点名、吃饭、熄灯等作息时间的规定还能被遵照执行，而且像国内的军营那样用喇叭作号令。作为每天的必修科目，还热心地练习击剑、刺杀，实弹射击也频繁地进行着。因为我们是战地部队的缘故，所以比起国内的部队，可以自由地使用真枪实弹。但是没有像国内那样设备完整的射击场地，只是在城镇以外的农田上设立靶子进行实弹射击。对于当地农民的生命安全来说，日军这种举动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日军却旁若无人地照打不误。我第一次参加中队进行的实弹射击时，看到日军士兵一出了兵营马上就在街区以外的农田开枪射击，感到非常吃惊。为日军随随便便就实弹射击，完全不考虑可能会给一般中国人造成生命危险的行为而感到吃惊。像这样对中国民众的生命毫不在乎的情形反复多次，我也就逐渐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
我到中队上任之后三个月，也就是1941年的年末时分，我们第三中队在情况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就出兵参加讨伐(扫荡)作战去了。所谓扫荡作战，就是根据有关发现了八路军的情报，为进攻八路军而发动的作战行动。扫荡作战的规模不是固定的，有时是我们一个中队单独进行，但联队规模或大队规模的也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扫荡作战大体上每两次之中就会有一次跟八路军交手打个遭遇战。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不止一次地经历了作为小队长的战斗体验。在多数情况下，跟八路军作战的战区都在河间县城的东北方或东南方，也就是说，吕正操司令员所指挥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的第八、第十军分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偶尔我们也会跟八路军的回民支队交手。所谓作战的战斗形式主要是，日军遭遇八路军后即散开卧倒射击，八路军往往主动撤退，日军再奔跑追击，这样的战斗占据了我们作战行动的大部分。只要不是有计划的预先埋伏或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那些由射击和追击所构成的战斗对我们来说，还不能说是最可怕的。
如果从华北地区的整体状况来看，日军在1941年下半年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多少有一些可以自我夸耀的战果，八路军暂时陷入了艰苦作战的困难境地。即便是中国方面的历史资料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尤其是在冀中平原地区，日军使用自行车的机动作战一时奏效，特别是驻地与我们中队相邻的第四中队(村田队长)所组建的自行车小队，更是被日军吹嘘为“银轮部队”。我们第三中队也尝试着组建了自行车小队。我自己没有机会骑自行车，也不会骑自行车。但是如果被他人知道我什么都不会骑也是很难为情的，所以我的小队用征发 [ 注：诚如作者所言，“日军所谓的‘征发’实际上都是抢劫”。为保持原文原貌，对于以下原文中的“征发”、“征用”之类的词语，都不再一一注解。 ] 来的中国战马组建了一支十几人的骑兵队。
八路军对付日军自行车队的办法是在村庄周围挖掘壕沟，而村与村之间则用坑道相连接，并有意造成壕沟和坑道的高低不平以妨碍自行车的自由行动。而居住在日军侵占的所谓“治安区”和八路军控制的解放区之间的村民们也有自己的对策：八路军来了就挖壕沟，日军来了再把壕沟填上。
有的时候，山崎中队长在挖掘了新壕沟的村庄集合村民，让作为代表的男性村民坐在壕沟里，再叫翻译告诉村民们，要以挖掘壕沟的罪名枪毙那个男性村民。村里的老弱妇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日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因此一齐哭着要求日军不要杀人。所以，挖壕沟也好，填壕沟也好，对村民们来说都是为战争环境所迫。
我们第三中队所驻扎的景和镇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乡镇，“治安”尚且能够维持，工商业也比较繁荣。我虽然是个外行，但也经常背起照相机，把居民们的日常生活的状态拍摄下来。不过，这些安静升平的现象都是表面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了日军将会是什么样子。八路军的地下工作早已秘密地渗透到了日军占领区的各个角落。即使是从沧县到景和镇、再到河间的干线公路，也经常受到八路军的袭击，电话线、道路被破坏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这里实际上应该就是日军侵占的“治安区”与日军控制不了的非“治安区”之间的“游击区”吧。
讨伐战与民众
从前往中国赴任到与八路军作战，我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现存状态的知识。从一开始，我对于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教给我的那些军国主义的东西，即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就是“要严惩不屈从于天皇神威的中国”等陈词滥调，一直都是原封不动地接受和相信的。因此，对于侵华战争“是让中国民众得以沐浴天皇之仁厚恩慈”的说教也是深信不疑的。可是，当我到达中国战场后，立刻体验到的却是日军随便烧毁村庄、任意屠杀农民的严酷现实。我开始慢慢地感觉到，这一严酷现实跟那些日军所宣扬的什么“民众爱护”、“天皇仁慈”之类的美丽谎言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简直是太可笑了。在跟那些被称赞为“勇猛的指挥官”的上级军官近距离地直接接触以后，这样的疑问就更多了。
我到小队驻地赴任以后，跟联队长、大队长的直接会面，只是在扫荡作战的过程中。那时我对两位长官的印象各有不同。联队长山本募大佐，后来在缅甸战场上作为步兵团长以“作战勇猛”、“刚毅果敢”而驰名，得到了日本陆军上层的很高评价。在中国战场的某一村庄，他曾经以怀疑村民串通八路军为由，亲自大声下令：“烧光。”谁都明白，那个意思就是把一切能烧掉的都一把火烧掉。当我听说此事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是联队长直接下令，所以士兵们更加像发了疯似的点燃了一间又一间农民的房屋。留在村子里的一个老婆婆紧紧抓住日军士兵的脚，请求他停止放火。那个日军士兵一脚把老婆婆踢倒在地，继续放火烧农民的房屋。看到那样的情形，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做是正确的吗”的疑问。
第一大队长山田秀男少佐当大队长已经两年了，早已成为扫荡作战的老手，而且每每取得“辉煌的战果”，得到了方面军和师团的表扬。1942年，他转任日本陆军最早的伞兵部队——挺进第一联队的队长。但是当时我想，挺着那么大的肚皮，他能乘着降落伞从天而降吗？在大队长直接指挥下进行扫荡作战的时候，如果到设置在途中某一个村庄的大队部去，准能看见在树枝上吊着双手被绑在身后的农民，以及日军士兵正在为追查八路军的所在和去向而拷打审问那个农民的情景。有时候，那个一看就是老百姓的老人被吊在那里，裤子向下滑落，露出了下半身。大队长一边大声地让那个农民把裤子穿好，一边指挥部下拷问。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侵华日军所创造出来的中国语言。由大队长亲自下令指挥拷问，是我当时感到非常疑惑和不可理解的事情之一。
原来当过第三中队长的有大队部的植田正尔中尉、第一机关枪中队队长福田纪典中尉等年长一些的老军官，他们经常在酒席上谈论如何以各种手段拷问被捕者的事，而且很多是针对女性的性虐待的拷问，好像是特意讲给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听似的。可是，他们说的那些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
一天或几天的扫荡作战结束后，我们回到驻地景和镇。那时，日军士兵们的手里肯定会提着从非“治安区”抢来的“战利品”，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和副食品。当然，在景和镇及其周围的地方是禁止抢劫的。
景和镇的街区并不是很大，但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商业还是比较繁荣的。特别工作队经常给中队军官聚集的中队部送来各种物品，比方说200个水饺、50个梨什么的。显然，那些都是特别工作队从居民那里强行征收的实物税的一部分。
我们的兵营位于镇子的西南角，兵营的四周环绕着土墙，土墙上盖有炮楼，院子中央是集中点名和操练剑术的场地，炮楼的正下方是哨兵岗位，这里是兵营的唯一的出入口。我们中队的本部龟缩在这个院子里，随便外出是不许可的。因此，出动参加扫荡作战对于士兵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外出机会。因为，士兵们得到长官的默许：一旦走出“治安区”以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主要是寻找和抢劫各种食物。
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我们中队驻扎在景和镇的1941年下半年期间，几乎每三四天就要出动扫荡作战一次。很多时候都是像我下面所说的那种情况。日军每天都会从日军豢养的密探、特别工作队和“治安”维持会那里得到关于八路军的情报。在对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中队长会选择他认为合适的攻击对象，并决定是否需要出动作战。一旦中队长作出了出动作战的决定，首先，负责人事的准尉要做成编制表，确定出战的人员。我们第三中队大体上每次出动40人至60人左右，中队长以下编成两三个小队，我担任第一小队队长。小队的兵力有20人至30人左右，编成配备轻机枪的两三个分队以及六○炮分队。
我们出发的时间一般总是在半夜，以便借助漆黑夜色的掩护接近作为攻击目标的村庄。这样以偷袭八路军为目的的作战在很多情况下都因为作战机密被暴露而连八路军的面也见不着。也许就连景和镇内都有为八路军探听消息、通风报信的人。而且，日军如果是夜间行动，四面八方的狗都会吠影吠声地叫个不停，把我们的秘密行踪全都给暴露了。
而八路军也在自己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养狗，并组成了杀狗队巡回于各个村庄之间捕杀村民养的狗。因为狗不仅要吃掉很多食物，而且它们的叫声也同样会暴露八路军的行踪。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在日军控制区与八路军控制区之间的游击区，一直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犬吠声。因此，恐怕还是日军无法隐蔽自己行踪的情况更多一些吧。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情报工作更为出色。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拥护。解放区就不用说了，连游击区的乡镇村落，八路军也都组织了自卫团，进一步让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组织了救国会。在村庄、房屋的墙壁上用很大的字刷写着抗日的标语口号。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用日语书写的针对日军的宣传标语，比如像，“敌人就是日本军阀”、“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军阀”啦，“不许焚烧中国人民的房屋”啦，这样的标语很多。特别是“不许烧房屋”的面向日军士兵的标语和传单非常多，说明房屋被烧毁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多么的深重。这样的事实和在听到联队长所下达的“烧光”的命令时，自己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也因此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另外，我们接到了一旦发现村民中有剪短发的女性就立刻逮捕并引渡给宪兵队的命令，据说是因为剪短发的女性肯定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成员。日军在拷问被捕的农民时，也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妇救会的人？”但是我自己连一个剪短发的女性也没有看见过。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有关在战场征发战争物资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阶段，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有关战时国际法方面的教育。后来在联队本部集中受训的时候，我曾经看见过一本秘密的题为《战时服务提要》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南京大屠杀之后的1938年7月由陆军教育总监部编写，分发给初级军官使用的。在小册子里很简单地讲述了征发物资与抢劫掠夺的区别。征发物资既有由高级指挥官(师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或师团经理部长下令实施的情况，也有各部队直接自主进行的情况。而各部队自主进行的物资征发，应该在高级指挥官指定的地区实施，在军官的指挥下，由专门组成的征发队进行。征发物资之后，应该给予赔偿，或者为日后进行赔偿而给予证明文件。除此之外，就不能算是征发物资，而是抢劫掠夺。如果中队以下的单位出动征发物资，或者下士官，或者士兵们随便进行的物资征发，当然也是抢劫掠夺。但我在第三中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小册子，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为日后进行赔偿而发放的证明文件的实物。因此，日军所谓的“征发”实际上都是抢劫。而抢劫作为日军的日常行为，是得到上级纵容和默认的。
1941年秋天，我在景和镇的时候，第三中队频繁地进行扫荡作战，出动作战的次数相当多。在这一阶段，我们中队的战死者只有石井军曹一个人。当时，石井军曹骑着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走到一个村子前的时候，就被一发狙击的子弹击中。随后，野村曹长麻利地指挥部下在露天的野地里堆起小山一样的柴堆，给石井军曹举行了火葬。初次遇到中队里有战死者的现实，让我感觉到了战争的严酷气氛。
因为有下士官被打死，所以在战斗报告里写上了比实际上大得多的战果。中队长跟野村曹长商量以后，决定写上缴获步枪七八支。结果，一次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战果的战斗，在战报里却变成了“敌方遗弃尸体二十多具，缴获步枪八支”的吹嘘和夸大。至于作为缴获步枪的实物，我们中队为应付这样的情况，早已做好了相当数量的储备。
就这样，我在每天从早到晚都是由驻扎和扫荡所构成的战地生活中度过了1941年，所接触到的中国民众也仅仅是景和镇的居民而已。景和镇的居民们不得不“好好地对待”日军，并努力跟特别工作队“搞好关系”。我在闲暇之际，也曾远眺过铁匠铺、豆腐房里人们干活的样子，但这只是在日军所控制下的“治安区”的街区才能做到。而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就完全不一样了，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女性更是难得一见。“治安区”与“非治安区”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就这样，到达华北以后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我逐渐习惯了经常在“非治安区”与八路军作战的日军警备部队的生活。可是，难道这就是至今为止军国主义教育所教给我的、我也深信不疑的“圣战”的样子吗？教育与现实之间所相差的距离也太大了。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而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又恰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不管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所接受的都是军国主义教育。这一教育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侵华战争是“正义的日军”惩罚“罪恶的中国军”的战争。从中学四年级毕业以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也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理论的色彩。说什么日本军队的使命就是要让天皇的“威光”广被全世界，也就是所谓“八肱一宇”，现在进行的战争就是作为那个“神圣使命”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为了把中国民众从欧美列强的欺压之下解放出来的“圣战”。但是，“圣战”的现实却让人感到非常的奇怪。我不得不认为，就像日军所干的那些烧毁村庄、逮捕村民严刑拷打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什么“爱护民众”、“解放民众”的言词联系到一起。
我这样的感想跟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相比，恐怕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时，同学中人数占据压倒优势的是山口县、鹿儿岛县出生的那些比我年长一些、而且矢志不移(一定要考上陆军士官学校)的一期浪人、二期浪人(即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在家里闲待了一年、二年的人)，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股子坚韧刚健同时并存的，无疑是他们对天皇的信仰和忠诚。因此，他们的感情与陆军士官学校所教育的那种为了天皇视自己生命为鸿毛的价值观念，在一刹那之间就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他们把山本中佐所写的《大义》视为必读书，百看不厌，奉若神明。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在毕业纪念文集上写下了“下一次再会于靖国神社”的豪言壮语。《大义》这本书是1938年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山本五郎中佐的遗著，他倾心于叶隐 [ 注：叶隐，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为创立武士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 的武士道，鼓吹只有为天皇献身才是武士的最高美德，并视为规范日本军人的生死观、价值观的准则。
然而我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却好像很难与那种军国主义的情调心心相印、莫逆于心。因为我是一个出生于东京，经历了在大都会的中小学生活，阅读了父亲书库所藏的《世界文学全集》《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等名著的文学少年。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被人道主义、人类博爱之类的思想感情所吸引的一面，跟同学们的那种浸透身心、如出一辙的军国主义情调总是不能水乳交融。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心里所怀有的这种人文感情，成为我对于日军对待中国民众的做法抱有疑问的原因。但是，我心里同时也怀有自己作为帝国的军人、天皇的军官，如果抱有那种对于日军的疑问就应该感到羞耻的想法，并且长期无法从这一想法中摆脱出来。处于这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立场，使我经常感到苦恼和困惑。
感染副伤寒几乎丧命
1941年12月上旬，为了对1941年征集的新兵进行入伍教育，我被指定为第三中队的教官。因此，同由中队指定为新兵入伍教育的助教、助手的同僚们一起被召集到位于河间的联队本部，接受作为新兵教育要员的集中培训。在河间县城东南的兵营进行集中培训几天之后的12月8日早晨，负责培训的联队新任副官町田一男大尉集合全体受训人员，告诉我们：日本对美英宣战了。然而，如此重要的情报对于我们这些身处中国战场的军人来说，却似乎有一种远在天边、事不关己的感觉。眼下的侵华战争距离当初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远了，已经完全成为陷入了泥沼的长期战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连作为新任军官的我，也知道日军根本就没有得到民心，得民心的是八路军，所以仅就情报战而言，日军就已经处于劣势，从这一点看，日军想通过加紧扫荡作战以尽快结束侵华战争是很困难的。原来日军把苏联视为第一假想敌，因此一直准备对苏开战。现在却又突然对美英宣战，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的坦率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对美英开战跟我们远在中国大陆的陆军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有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中国驻屯第二步兵联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天津的美英租界，也算是跟美英作战的一部分吧。
从那以后，我一连多日感觉头昏脑胀，浑身酸痛。于是到联队本部的医务室找到经验丰富的长屋军医大尉，让他给我诊断一下，结果体温高达近四十度，长屋军医大尉一看就诊断出是副伤寒，让我立刻住院治疗。当时，在我们这个战区患肠伤寒和腹伤寒的士兵非常多。不管在什么地方，细菌性的传染病大多是从水和食物传染的，而且大多数人的病症严重，高烧不退，特别是肠伤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我得的恰恰是肠伤寒，且不断恶化。虽说是住进了医院，但在河间县的这一间并非野战医院，只不过有一些像包扎所那样简单的医疗设备，充其量比联队本部的医务室稍微像点样，平时从野战医院派来几个医生出诊看病罢了。入院以后的我，在持续高烧的情况下，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一周。后来我清醒过来以后，军医告诉我说：“如此危重的病情居然好转了，到底是年轻啊。”据卫生兵说，给我点滴和注射的药量之多，已经是创纪录的了。多次被扎了针的我的两臂和大腿也变得肌肉僵硬、肿胀起来。
包扎所使用的房屋其实就是一所普通的中国式住宅，所谓病房不过是在房间里放一张床，就成了军官用病房。当我的病进入恢复期以后，病房里又住进来一个军官，他得的病是猩红热。身体虚弱、毫无抵抗力的我马上就被他传染了。我一直发着高烧，全身发出了皮疹，病情再一次加重。因为这完全是医院方面的责任，所以军医也全力以赴地给我治疗，重新点滴和注射，终于帮助我捡回了这条小命。结果，我躺在病床上迎来了1942年的新年。
此后，我经历了长时间的疗养生活。接踵而至的两场大病，使我的身体彻底地衰弱下去了。一进入恢复期，我就要求早一点出院。可是军医一口就回绝了我的要求。结果，我一直在这间大煞风景的河间县包扎所里过着毫无情趣的病房生活，直到1942年2月初为止。
1942年的2月中旬，我终于得以出院，并回到了驻扎在景和镇的第三中队。当然，新兵教官的工作早已交给别人进行了。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征召的1941年新兵已经在当年的12月就进入了作为补充队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然后从宇品乘船到釜山，于1942年1月1日到达了沧县。第一大队的新兵在大队本部所在地的献县接受集中教育。这些新兵后来成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主力，但是当他们入伍、来到大队报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跟他们见过面呢。
在我住院期间，华北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冀东地区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一支小部队被八路军全部歼灭了。驻扎在沧县的步兵团司令部移驻唐山以加强冀东地区的兵力。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联队本部也从河间向沧县转移，所警备的地区随之扩展到津浦线以东的盐山县、石德线以南的武强县。尽管联队的兵力有所减少，但是，我们承担的警备区域却反而更广泛了。
同样是在住院期间，太平洋战局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我出院之后，就在中队的队部看到了开战以来的报纸，看到了偷袭夏威夷、侵占香港、进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诸多报道，攻占新加坡也指日可待。日军在中国战场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在南方战线 [ 注：即东南亚战场。 ] 却有很大的发展。
驻扎在华北期间，我们第三中队的队部里有一台收音机，一连几天的报纸也会一起收到。为了便于阅读，在中队的队部有报纸的合订本，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机会了解到有关战争形势的众多信息。
驻扎刘窝的分队长
随着第二十七师团调整兵力部署，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三中队派出了一个分队，驻扎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刘窝，1942年2月下旬，我被任命为这个有二十多人的小分队的队长。这是山崎中队长考虑到我大病初愈而对我的照顾，因为跟随中队在一起，就要接连不断地出动扫荡作战，但作为分队长，多少可以让我过上一段悠闲自在的日子。此时，趁冀中地区的日军兵力收缩之际，八路军的行动也变得积极起来，第一大队也展开了频繁的扫荡作战。
刘窝是位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一个交通要冲，从河间、沧县去往大城的公路在此分岔。在这里有治安维持会和华北傀儡政权的警备队，他们的会长和队长每天早晨都到我这里来，报告“治安”状况，特别是有关八路军的情报。与在兵器和装备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日军相反，八路军非常重视做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针对日军普通士兵的宣传口号，像“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财阀”之类的宣传标语非常多，我们所到之处的村庄都在墙壁上书写着这样的口号。而我所亲身经历的有关八路军所进行的、直接针对日军的活动，都是在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时所了解到的。
为了防备八路军破坏通讯线路和交通线，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时就要与相邻的分队互通电话，检查通讯线路是否畅通。因为八路军经常利用日军的电话线，使用日语对日军进行宣传。八路军用携带式电话接通日军的电话线，然后使用日语向正在值班的日军士兵进行反战和平宣传。每当那种情况出现时，我作为队长总是不许值班士兵接话，一边大叫“卖国贼”，一边命令值班士兵切断电话。因为，实际上使用流畅的日语对士兵们进行宣传的那些人都是日本反战同盟会 [ 注：抗战期间，在中国的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所组成的反战组织。 ] 的成员。
在景和镇，中国农民也常常把装着大枣、称为“慰问袋”的袋子送给我们，袋子里总是放有介绍日本国内农业歉收情况的宣传单。此外，有时袋子里还有从日本国内寄来的信，在家族成员所写的今年稻米生产不好的字句旁边，还有用不一样的笔迹所写的日本农民苦于农作物歉收，希望士兵们尽早停止战争回国等字句。这或许是邮电局的内部职工所为，或者是在邮寄的途中邮件被夺走，添加上述内容后再送达日军士兵手中的。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确实是有日本人在帮助八路军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八路军在积极进行针对日军的反战工作。反过来，日军也因此而了解到，抓获日军俘虏对于八路军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分队在刘窝的一角修筑了一座碉堡，分队全体人员正好可以龟缩在里面。有一天，本村的维持会长带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碉堡，对我说：“队长，这个姑娘给您做太太怎么样？”虽然这种出乎意料的事令我十分生气，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事情在日军军官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听说，以前在战地服役的军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军营内养小老婆，为此而招致了士兵们很大的不满。
在这里，有一件让我感到苦恼的事。就是我的部下里有一个服役已经三年却仍然还是个一等兵的老兵。他负责炊事班，经常随随便便就外出与维持会和警备队的人交往，跟他们一起大吃大喝。正当我为整肃风纪在考虑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老兵却因为性病恶化而住进了河间的医院。
我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1942年的3月下旬又回到了中队所在地。从3月到4月，我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大队在刘官庄、东南村、田家庄等地进行的扫荡作战。所有这些战斗都因为八路军进行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战果。这就是我在冀中地区的最后的作战经验。
1942年的5月初，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的副官助理。于是我告别了第三中队，去已经转移到沧县的联队本部报到。因为当时作为联队旗手的特别志愿军官木下五郎少尉即将调职，所以我成为他的后任担任联队旗手。联队又任命我为教官，负责对联队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在前往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保定教导学校之前进行预备教育。就这样，我随着联队本部来到渤海边上的盐山县和庆云县。这一片在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海盐气味的荒凉土地与富饶肥沃的冀中平原是完全不一样的。八路军的活动也不是很活跃。
由于原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联队长的山本大佐住院，所以小野修大佐接替他担任了联队长的职务。小野大佐是陆军省恩赏课课长出身的人，过于重视个人的业绩，因此联队上下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好。
1942年的6月上旬，我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旗手。因为军旗并不随同联队出发扫荡，只是放置在联队本部，所以联队旗手的职责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联队副官的助手，实际工作有处理机密文件、记述《阵中日记》和《战斗详报》等。那时，大病初愈后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而且又离开了激烈的行军打仗，每天从事的大多是案头文书工作，所以身体开始发胖。从当时跟父亲一起拍下来的照片看，我那白皙的皮肤、胖乎乎的脸也完全不像是一个身在战争前线的作战部队的军官。
在我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作为经理军官的父亲担任陆军航空本部第十课(建筑课)的课长，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兴建飞机场，所以人们都说我父亲是当时能够在国家预算中使用最多资金的课长级官员。我出发到达中国的华北以后，父亲转而担任第四十一师团的经理部长，也来到了中国华北的山西省。在1942年春季北中国方面军策划的冀中大扫荡中，第四十一师团作为主力部队离开山西省参加了冀中大扫荡的作战。作战结束后，第四十一师团在河北省德县 [ 注：“德县”为旧县名，属山东省。今已划归陵县。 ] 置了师团司令部。1942年的6月上旬，父亲以师团经理部长的身份走访相邻地区的沧县，分别已久的我们父子两人终于见面了。父亲看到我发胖的身体感到吃惊，我就告诉他，一旦回到前线我就会瘦下来的。当我与父亲见面的时候，不知道是联队本部的什么人给我们父子两人拍了张照片。
还是这个1942年的6月中旬左右，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为进行扫荡作战移驻到了河间县。驻扎在河北任丘的第十一中队的中队副是我的同学石田久之，他在率部与驻地附近村庄的八路军作战时，一个人举起军刀冲锋，因而腹部中弹。受了重伤的石田被送到河间，长屋军医为他进行了手术，取出腹部的子弹。虽然在我们部队有以下这样的评语：哪怕是腹部中弹，只要让长屋军医治疗就能得到最好的帮助。但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最终还是引发了石田的腹膜炎，在经历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后，石田还是死去了。当时，我只能说一些鼓励的话，并眼看着不能回答、只是呻吟的石田魂归故里。这是我第一次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长屋军医是妇科专家，武汉作战以来亲手进行并完成了许多开腹手术，在联队官兵中深受信赖。但开始给石田进行治疗时已经为时过晚，长屋军医也束手无策，最终只好放弃了治疗。
同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服役的我们五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是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出身，只有我一个人来自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所以我跟他们四个人直到抵达天津之前都还互不相识。在我们五个人之中，浅田很快就转到了航空通讯科，三山成为户山学校的学生后暂时回国，石田死后联队里只剩下了加养和我两个人。不久，三山归队。我们三个人：加养、三山和我，后来都作为中队长参加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三山在茶陵战死，我也转而服役于其他部队，所以只有加养一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留了下来，他最后作为联队副官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另外附带提一句，加养在战后加入了日本陆上自卫队。60年代，陆上自卫队在千岁招待一些研究者和评论家，我也作为一个被邀请者参观了陆上自卫队的观摩演习，与作为演习指挥官的加养再一次见面。
在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第55期学生刚刚出任少尉的时候，也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所以下级指挥官在战斗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入学时的全体预科同学有2400人，参军后分成陆军与航空部队两大部分，在战争期间一共战死973人，死亡率高达四成以上。
移驻冀东
冀东地区的“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由于八路军李运昌支队的活动非常活跃，日军的损失不断增加。日军的北中国方面军总部因此拟定了冀东一号作战计划，图谋消灭八路军。但取得作战成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地区是绵亘着万里长城的山岳地带，八路军在日军警备的“满洲国”的热河省和冀东地区之间自由往来，纵横驰骋。北中国方面军为此而准备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这就是以“三光作战”而臭名昭著的无人地带化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决定性地招致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结果使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反而更加恶化了。
1942年9月，为了实行冀东一号作战的后期作战，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把在冀中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第一百一十师团，联队全部移驻冀东。9月15日，联队本部从最初进驻的滦县移驻沙河站。
从1942年9月的中旬开始，我在继续担任联队旗手的同时，又被任命为将联队全体下士官候补人员集中起来组成的教育队的教官。1941年所征集的新兵中的下士官候补人员经过一个时期的新兵教育之后，由各中队选拔，从1942年11月开始被派遣到位于保定的、北中国方面军设立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通称教导学校，也就是方面军的教导队)学习。在被派遣到保定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之前，还要把他们集中到联队本部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先期教育。从联队的各中队一共集合起来六十多名下士官候补人员，加上也是从各中队选拔出来作为助教的下士官数人，以及作为助手的上等兵十来人，就组成了教育队，我就是被任命为这样一个教育队的教官。这个教育队成立后的1942年10月1日，我被晋升为中尉，当时我还只有20岁。而作为我的弟子们的新兵、下士官候补人员几乎都已经21岁了，至于助教和助手们的年龄，比我就更大了。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这个教育队出于警备方面的需要而配置在开滦煤矿地区的重要都市开平，也就是说，我既是教育队的教官，同时又是开平市的警备队长。虽然只不过是一支以新兵为主体而组成的教育队，但在外人看来却是一支足足一百来人的武装力量，而且由于教育队连日来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训练，所以表面上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支精锐的作战部队。在开平驻扎期间，我们这个教育队几乎没有遭到过八路军的袭击或进攻，也没有什么“治安”上的重大问题。
对于下士官候补人员的教育，我可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心，并制定了周密的教学计划。为了使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到北中国方面军的保定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以后不比其他任何部队的任何人逊色，我对自己的学员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后来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我们联队所属各中队里成为部队战斗力中心的，都是这一时期接受教育和训练的下士官候补人员。
因为这些下士官候补人员都是各中队从新兵中选拔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知识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以前的下士官候补人员中，年满18岁、志愿参军的贫农子弟很多，各中队里年长的准士官、下士官的人员构成也大抵如此。可是，由于战争长期化的影响，通过普通征兵渠道入伍的志愿兵日益增多。战争延长以后，现役士兵也不能在服役两年以后回家了，而且陆军多次征召预备役军人服现役。很多人考虑到这样的状况，觉得反正是长期的军队生活，那就不如想办法向上升迁，于是以下士官作为个人发展的志愿目标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因此下士官候补人员的质量较高，可以说，只要给予他们严格的教育，就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
日军非常重视对下士官的教育。北中国方面军在保定设立了像日本国内军官教导学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教育的学校)那样的下士官候补人员教导队。各联队在向保定输送下士官候补人员之前，为了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独立的教育，也在各自的联队本部设立了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队。如果在教育方面多花些时间，并在进行考试之后再任用为下士官，应该是能够取得相当的成果的。
因为生病，我上一次没有当上新兵教官，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教育，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施教机会。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也希望能尽量为这一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的教育付出自己相当的热心和努力。不过，恐怕因为我的认真也让助教、助手以及下士官候补人员都吃了不少的苦头吧。但是由于取得了出色的教育成果，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派遣人员后来受到了保定教导队教官的称赞。而我因为热衷于教育而从不外出，所以到现在几乎回忆不出开平街道的样子。但是对于我来说，从施教中得到了许多人生的体验。
这一次联队的集中教育结束之后，我于1942年10月上旬带领我的学员们到方面军的教导队报到。在归队途中我到北京玩了一趟。遇到了一位同样带领自己联队的学员们到方面军的教导队报到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他所服役的那个联队原来的联队长，后来担任了方面军的高级副官。那位高级副官为我们提供了配备有司机兼导游的汽车，白天，我们游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寄情山水，乐而忘返。夜里，则尽情地出没于灯红酒绿的高级餐厅。
就在我悠闲自在的观光旅游之际，1942年10月7日，美国空军的B-25轰炸机轰炸了开滦煤矿地区。虽然开滦煤矿的设施没有遭到严重的毁坏，唐山、开平的市区、民居也只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这一事件意味着在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的开始，从而成为对日本方面形成了相当大冲击的一个事件。
我回到开平后，结束了教育队的工作，又回到了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联队本部刚从滦县转移到沙河站。在这里小野联队长举行了与季节和惯例不相符合的军旗典礼，其实正式的军旗拜受纪念仪式并不是在秋天，而应该是在每年的4月7日。但是因为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下属的各部队的配置过于分散，所以小野联队长感到有必要借助军旗典礼来巩固部队的团结。军旗拜受纪念仪式在让官兵们回想起部队的历史和传统的同时，可能也有让士兵们在娱乐的层面上感觉轻松的意图吧。可是对我来说，要一动不动地手持军旗参加典礼到结束，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什么愉快的事了。
无论是驻扎在沧县的时候，还是驻扎在沙河站的时候，我都曾多次为了完成作为旗手分内工作之一的收发机密文件而到驻于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出差。因为文件收发的责任是形式上的，所以每次出差都成为我紧张的军旅生活的喘息兼购物的好机会。我主要还是去书店，购买哲学的、时事的、历史的书籍。只要看一看我的藏书，或许多少可以得出藏书的主人嗜书如命、博览群书的评价。但是，当部队转移时，大量的藏书就成为了我的沉重负担。只好把不要的书扔掉，把想留下的书送到留守处。不过这种取舍也没个准谱，所以高山岩男、细川嘉六等人的著作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藏书中，就是上面说的那个原因。
驻扎在沙河站的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回忆，就是我正好碰上了浅叶小队全军覆灭的严重事件。1942年12月18日，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得到在迁安县东部发现八路军的情报，于是第二大队的主力立即从罗家屯出动，其中一部分，即第八中队以浅叶滋为队长率领的小队是从建昌营出发的。当第二大队听到从北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后，不久即得到了浅叶小队情况不明的报告。第二大队主力立刻编成救援队向北方急速行军，我也作为临时编成的救援队的小队长参加了救援行动。当我们到达建昌营西南方的义新庄附近时，发现了浅叶小队36人以及配属的机关枪三枝(分队长的名字)分队12人的尸体横陈在村子前面的小河的河滩上。由于冬天的严寒，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疹人的黑色并浮肿起来，呈现出凄惨的样子，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被夺走了。附近的山野悄然肃立，寂静无声，我们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在全歼浅叶小队后，早在日军救援队赶到之前就已经越过长城撤退到热河省那边去了。八路军巧妙娴熟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浅叶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表明八路军的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这也是一件让日军痛感无法掌握中国民众之心的事。
浅叶小队被全歼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很快就来到建昌营，指挥所属部队在长城两侧进行扫荡作战。看来，这也是根据北中国方面军的指示所进行的制造无人区的作战。也就是说，在长城两侧制造无人区，切断八路军翻越长城对日军进攻的路线。
冀东地区的警备部队长官是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后来晋升为中将，战后作为战犯被审判)在《战史丛书》中有如下的回忆：“(1942年)8月下旬，方面军为了把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与现政权 [ 注：系日军扶植的当地伪政权。 ] 控制的地区彻底地隔绝开来，在地图上划出了切断线，其实这样做完全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当地的日军警备部队根据方面军的指示挖掘了连续的壕沟，构筑了无数能够以火力控制壕沟的碉堡，竭尽全力切断八路军的活动和物资的流通。为了构筑这些工事，征发了超过60万的劳工，使当地农作物的生产和收获受到不少的损害。日军的残暴行径正好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好材料，结果年轻人不断从劳工队和日军控制区逃亡。北中国方面军命令把作为八路军根据地的长城沿线地区变成无人区，日军警备部队于是使用武力强迫当地居民背井离乡，这一作法就是特别招致当地居民怨恨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同时也是八路军的宣传所极力揭露的日军的残暴行为。”(《战史丛书·北中国的治安作战(2)》，第234页)
我没有直接进行“三光作战”的经验，救援浅叶小队以后，我从未见到过当地的居民，也许就是因为当地已经被日军变成了无人区吧。在这里，我们迎来了1943年的新年。1月下旬，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回到了沙河镇。之后，小野联队长还要举行军旗典礼。从举行前一次军旗典礼到1943年的1月还不到半年，我觉得联队长可能是那种特别喜欢举行典礼的人吧。结果，在非常短暂的旗手生涯中，我就经历了两次军旗典礼，一动不动地手持军旗长时间地站立在那里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的。除了那种痛苦的记忆之外，我几乎回忆不起那两次军旗典礼的其他细节了。
联队本部事务的总管理者是联队副官，我担任联队旗手期间的联队副官开始时是井上大尉，从1942年的年末起是市川定一大尉。市川定一大尉是基于这样一种制度，即让下士官中间的志愿者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以后，再任命为现役军官的制度，而成为少尉候补者的。在武汉会战期间，他作为联队的机关枪中队的队长参加了作战，是一个有经验的、温和忠厚的人。联队本部的具体事务有专职的秘书下士官一手处理，此外还有各中队派出的勤务兵、卫兵轮流值班。
作为中队这一级的部队感到烦恼的是，联队本部和大队本部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额外增加的勤务兵征用。尽管在我们第三中队的花名册上有二百来人的员额，但被征用到联队本部和大队本部当勤务兵的就有五十多人，因此中队实际上能够使用的兵力就减少了。我在第三中队时，也对大量、频繁地从下级部队征用勤务兵感到不满，但是当我到了联队本部以后，就变得也能够接受大量征用勤务兵的理由了。
在联队本部担任勤务的下士官和士兵们往往被要求从事与部队事务毫无关系的杂务和小仆人干的杂事。这就使得他们无法遵守军人的规章和纪律，从而很容易发生军容风纪方面的问题。
作为联队旗手的日日夜夜
在沙河站的联队本部任职期间，我多次跟随小野联队长前往位于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和设在滦县的步兵团司令部。多次按照联队长的吩咐，为他在国内的家人购买各种商品，这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人感到麻烦和讨厌的。使我因此而产生了好像缺少军人那样的洁身自好的感觉。
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任职的时候，我也经常出入滦县和沙河镇的餐厅、饭馆。虽说是餐厅、饭馆，但是那里也有被迫把在夜里招待客人作为本职工作的女性。我并不是轻蔑那些女性，也不认为她们是肮脏的，更没有什么努力地自我禁欲的想法，也许是我得了臆病吧，直到战争结束，我没有接触过任何女性。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就在这样的餐厅或饭馆里，我常常一边喝着酒，一边跟几个军官谈论诸如战争的将来、日军与中国人的关系等严肃的话题。谈话的对方总是特别志愿军官(就是干部候补生出身的预备役军官，志愿被编入现役，没有被解除召集的现役军官)的小泽清一少尉(后来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是与我们中队相邻的第四中队的队长)、高杉良雄少尉(作为第七中队的队长，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战死)，以及尾崎军医(此人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员，战后我考入东京大学，作为学生与作为教员的他再一次相见)等人。通过这样的谈话，使我了解到除了自己以外，部队里还有其他也对战争抱有怀疑的军官。尽管是志愿加入这样一支不知何时能回国的现役部队的候补干部，也产生了对这场战争的不满和不安。而军官们的这种心理状况，恰恰反映了处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的实际情况。
在联队旗手的工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和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是《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的记述。虽然记述《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是联队副官的职责，但是在很多联队里都是旗手或秘书来记述的。而记述内容则是军队的规则所决定的。《阵中日志》由中队级以上的部队负责记述，以便作为将来写作战史的资料，记载各部队或各人的经历、遇到的各种情况、所看见的诸多事情等。《战斗详报》是战斗结束后各级指挥官做的文字报告，内容包括战斗前敌我形势的概要，各阶段战斗的经过，有关部队的行动，敌我交战的兵力，对方部队的番号、编制、装备、战术、指挥官的姓名，以及战斗结束后敌我形势的概要等，所记述的内容都是被条令所明确规定的。另外，与《战斗详报》有所区别的还有《战斗要报》。这是根据作战指令，在某一阶段的战斗结束后，或者当天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太阳落山以后，立刻向各部队指挥官提出的报告。主要内容有当前的战斗经过概要，敌我的形势，对方情况的判断以及自己对下一步作战的计划，敌我损失情况的概要，弹药和燃料的消耗数量和剩余数量等。如果说，中队在驻扎或扫荡作战期间还能够做成和提出《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的话，那么一旦参加长期的大规模作战，就完全没有时间这样做了。《阵中日志》也差不多没有时间记述了。可是，在联队本部，对于上述各种文件我都要认真地记述，并且也把有关《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以及《阵中日志》的记述事务看作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是，中队或大队上报的《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中的内容，通常都被认为只不过是认真做成的作文而已。特别是在日军方面损失较大的情况下，《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的记载往往有扩大战果的倾向。如果日军官兵死伤严重，《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就会扩大对方死伤的人数和缴获武器的数量。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核实，各中队都会在平时储备一定数量的武器。
我的上司小野联队长原来是陆军省恩赏课的课长，为了做成有利于恩赏功绩的资料，要求《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一定要记载得详细而繁琐。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我所记述的《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里，总是尽量排除“作战武勇”、“战果卓著”之类的字眼，努力记述客观的情况。
1943年的2月初，联队旗手一职由陆军士官学校第56期毕业的村上勋少尉担任。我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副队长。由于第三中队的山崎中队长很快就要被解除服现役的召集命令，所以中队副的任命实际上是为准备让我出任下一任中队长而做出的人事安排。随着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转移到滦县，第三中队也移驻到了滦县的兵营。2月中旬，我作为小队长率队向滦河下游的乐亭方向行动，在行动中经常使用船只，但是没有遭遇任何战斗。
1943年2月19日到23日，我参加了北中国方面军在长辛店举办的中队长教育班，接受对中队长们的教育。我记得教育的内容有关于对八路军进行情报战的参谋讲义，有介绍如何整顿军容风纪的中队长经验的高级副官训话。这个教育班的开设以及教育内容的安排说明方面军终于认识到，八路军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因此有必要对军容风纪的混乱进行反省和整顿。方面军在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发觉对八路军的作战不能仅仅凭借武力，在道义上也需要取得胜利。这个在长辛店举办的中队长教育班上，集中了很多在同一个方面军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传闻，已经阵亡的同学的数量之多，令我感到意外。比如在我们联队的石田同学，已经在任丘附近的扫荡作战中战死。这恐怕是因为，即使是小规模的战斗，由于小队长总是要站在前面，所以阵亡的比率也会很高。
1943年3月下旬，在相邻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负责警备的永清县，发生了以往与日军合作的红枪会进行的暴动，以及第二联队见习士官以下的士兵死伤的事件。红枪会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社团，也带有很强的民众自卫组织的色彩。红枪会在抵抗伪政权实行的武装镇压的时候，与日军发生了冲突。我们第二十七师团认为，红枪会有与八路军接近的迹象，企图给予坚决的讨伐，遂下达了派遣第三联队为增援部队的命令。我也被委派为这个增援部队的混成中队长。可是，我们增援部队于3月25日到达当地后，红枪会的主力已经投降，我们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战斗。
永清县一带是因为华北大水灾的祸害而变得贫瘠凋敝的地区。我们解除了红枪会的武装后，遇到了一群在河流的大堤上避难的村民。其中有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她怀里抱着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孩子的嘴里吸着草棍，来代替母亲的乳头。这一场景给我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我们一直被告之，日军是为了亚洲的解放，为了爱护中国民众而战斗的，但为什么反而使贫苦的农民们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呢？难道扫荡这些贫苦的农民就是皇军展现出来的形象吗？这样的疑问开始浮现在我的心里。我感到所谓的“圣战”与镇压民众的实际情况之间相距甚远，又亲眼看见饥寒交迫的母子的样子，这样的现实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受，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日军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行动，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我所抱有的对中国战争的疑问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是在永清县镇压红枪会的作战。在冀东进行的“三光作战”还在持续着，而在这里又亲眼目睹饥寒交迫的农民，使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成为中队长
1943年的3月末，结束了在永清县镇压红枪会的作战后，我们回到了中队。
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移驻滦县后，我们第三中队也驻扎在滦县并归联队直接管辖，担负着向任何作战方向出动支援的预备队的角色。1943年4月27日，我被任命为中队长。联队长还专门为我举行了任命仪式。所谓任命仪式就是为了使队长的任职更为严肃庄重而举行的仪式，作为部下的中队全体官兵全都身穿军礼服排列整齐，联队长在队列前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任命中队长，作为部下的中队全体官兵必须服从中队长，然后中队全体官兵在新任中队长面前举行分列式。就这样，我正式成为了部队的指挥官。中队长以上的队长职务因为是正式任职，所以官方文件上也要记载。联队里除联队长以外的其他军官都是由联队任命的联队副，联队长从那些军官中选择任命中队副。中队军官和下士官都是中队任命的中队副，在出动作战之际，根据中队长的命令组成小队长以下的编队。因此，任命和担任中队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时，我们中队在册官兵有近两百人。1939年征召的士兵已经是最早的老兵了，加上1940年、1941年征召的士兵，共有三个年次征召的士兵。而1942年征召的士兵已经于2月1日到达滦县，正在集中教育之中，预定在新兵教育结束后配属于各中队。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中队里将有四个年次征召的士兵。这些士兵的出生地都是崎玉县、山梨县、千叶县、东京都等地所属的第一师管区。特别是1940年以后征召的士兵，大部分来自于千叶县，渔民和赌徒出身的很多，被认为是性情粗放而且战斗力很强的人。下士官们则大多是冈山县、鸟取县、广岛县等本州岛中部地区出生的人。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创立于1938年3月。1901年，日军创立了中国(当时还是清朝)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下属北京步兵队和天津步兵队，由日本国内的部队轮流交替驻扎。1936年4月，中国驻屯军的实力得到增强，全部兵力有一个步兵旅团(下属中国驻屯步兵第一、第二两个联队)，一个炮兵联队，骑兵、工兵各一个大队，以及战车队，成为长期侵占中国的部队。而驻扎于北京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就是侵华的1937年“卢沟桥事件”的当事者。1938年3月，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改编为中国驻屯军步兵团，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第二两个联队抽出部分兵力编成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也就是说，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抽调第二大队编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一大队，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的第二大队编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二大队，从另外两个联队抽调的部队编成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三大队和联队直属队。我们第三中队因为属于第一大队，所以从作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征兵区的本州岛中部地方出生的下士官比较多。
1938年7月，以中国驻屯军步兵团为基干编成了三单位的第二十七师团。所谓三单位师团(下属三个联队和一个步兵团)是与原来的四单位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四个联队组成)相对而言的。第二十七师团除步兵团之外，还辖有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联队，以及搜索队、通信队、卫生队和野战医院，其中的搜索队在1943年6月部队改编时解散。各步兵联队都有骑兵小队。第一大队的队长先是山田少佐，后是山下曦佑少佐，从1942年以后就再没有变化过。山下大队长没有山田大队长那样强烈的个性，其存在也不那么引人注目。我们中队的干部，自野村、三宅两名准尉以下的众人都是熟面孔，所以能够安心地跟熟人共事比什么都好。
就任第三中队的中队长之后的1943年5月1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接到了近期内转移到满洲(中国的东北地区)境内的命令。我们将从应付游击战转向准备真正的对苏联作战。而直到部队移动之前，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一直在冀东地区继续进行着“治安肃正”作战。
在转移到满洲之前，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木下中队的全军覆灭。第十二中队的队长木下五郎，是在我之前的联队旗手，他是从干部候补生到特别志愿军官最后转为现役军官的。第十二中队驻扎在卢龙县。1943年6月7日，木下中队长在结束新兵集中教育后，为了对分配到本中队的新兵进行严格训练，计划在本中队所警备的区域内搞一次行军。木下中队长亲自率领包括助教、助手和新兵在内的约五十人为本队，另外还有一个护卫兼警戒的分队。但是，这一行军计划被八路军侦察到了。八路军在木下中队行军途中的一个叫做后官地的村子设下了伏击圈，先让日军老兵组成的自行车队通过，然后等跟在后面、以新兵为主的日军本队来到村子前50米的近距离时，从三个方向一齐开枪射击。刹那间，毫无防备的木下中队自中队长以下的五十来人就被全部击毙了。接到紧急报告的我们第三中队立即乘坐卡车前往现场支援，傍晚前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连对手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村子前的壕沟边上杂陈着日军的尸体，他们的武器早已被全部夺走。日军没有任何开枪还击的迹象，完全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
紧接在浅叶分队之后又看到了木下中队被全歼的现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八路军由于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所以拥有强大的抗日战斗力，从本质上说，日本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
我直接目睹了浅叶分队和木下中队的全军覆没，但实际上，在八路军的游击区，日军小分队被全歼的事例多得很。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军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无论是浅叶小队，还是木下中队，都只留下了日军官兵的尸体，全部武器装备都被拿走了。这就说明，八路军与日本军队或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夺取对手的武器来装备自己。
原来，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很差，至今为止在冀中地区与日军作战的冀中军区的部队和回民支队都只有命中精度很低的各种步枪，以及偶尔从日军手里缴获的1936年式机关枪。八路军的捷克制轻机枪对我们日军的威胁倒是挺大，但也不多见。手榴弹也是八路军自己制造的居多，那是在铸铁里面装上炸药，爆炸时弹片纷飞，用来造成杀伤。不仅铸铁，很多情况下连石头也用来制造手榴弹或地雷。因此，八路军在作战中非常积极地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
与此相对应，日本军队也尽量不把武器交给八路军，同时以尽量收缴对方的武器作为重点。日军在清点战果的时候，比起清点对手的尸体数量来，更重要的是清点缴获武器的数量。因此，各部队都把收缴的武器保存起来，在自己一方损失比较大的战斗后，用于增加战斗报告的“水分”。这就使得日军与八路军的战斗呈现出武器争夺战的态势。
至今为止，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我倒不觉得对方的火力有多可怕。除了近距离狙击或者因为进入了伏击圈而遭到的集中火力射击之外，也不能说有特别大的威胁。跟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时的作战对手——新编成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但是，八路军擅长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让日军感到十分苦恼。不管在冀东地区怎样加强警备，也不管怎样推进无人区，进行“三光作战”等非人道的战斗行动，要确保“治安”都是不可能的，日军的小股部队屡次被八路军全歼，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队的军容风纪
木下中队被全歼之后的1943年6月17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式接到向满洲开拔的命令，改编师团的命令也同时下达，为对苏作战而进行了“甲级编成”。废除了步兵团的编制，各联队直属于师团。另外，从联队的步兵炮大队中分出独立的速射炮中队，从大队的机关枪中队分出独立的炮兵小队，这样改编的目的是试图加强对步兵的支援火力。
为了部队的改编和向满洲的移动，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把冀东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给了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各部队以大队为单位分别集结。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此后的两个月，是我们集结训练的时间。可以用来纠正因为长期以来的分散驻扎和永无宁日的扫荡作战而导致的军容风纪涣散的问题，使我们重新回到现役部队那样的严明纪律。部队的配置部属最为分散时，甚至达到只是以下士官为队长的大约十人左右的小分队的程度，这样一来，军容风纪的维持就变得相当困难了。在河间县的联队本部与景和镇的中队驻地，起床、吃饭、点名、熄灯都是用军号来指挥的，每天都尽可能地进行严格的训练，但在小分队的驻扎地就很难做到。因为一般的小分队都没有军号手，为了不分昼夜地警备，每天也无法坚持严格的训练。而且跟居民的接触更经常和频繁，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违反军纪的现象。特别是作为军队特有的问题，下级对上级军官的暴力犯罪非常多。
违反军纪者，特别是使用暴力针对上级军官的犯罪，很多都是因为喝酒过量造成的。一旦战争长期化和驻扎时间拖长，士兵们对何时能回国的期望越来越淡漠。我到达景和镇是1941年的秋天，那时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创立就加入，并参加了武汉会战的1937年度征集的士兵们刚回国。联队里最老的士兵是1938年征集的，另外是1939年、1940年征集的士兵，到1941年12月当年征集入伍的新兵入队为止，一共是四个年度征集的现役士兵在联队里。有不少比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军官和下士官资格更老的士兵，因此上级军官也没有什么权威，加之看不见回国的可能性，以及日军经常被八路军全歼而引起的生命难保的不安，自暴自弃的士兵非常多，成为军纪败坏的原因。
我出任中队长的时候，知道在中队的花名册里甚至还有正在监狱服刑的士兵的名字。他是一个因为在前任中队长时代向中队长办公室扔手榴弹，被以“使用武器威胁上级军官”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位于沈阳(奉天)的方面军监狱服刑的士兵。据负责人事的军官介绍，那个人在入伍之前就是赌徒出身。后来我去公主岭出差，在回部队的途中顺便去了沈阳，到方面军的监狱跟他见了一面。虽然对方面军监狱的严厉管辖感到吃惊，但流下了眼泪的他似乎还相当的满意。作为相对而言还比较能严守军纪的现役部队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竟然也曾发生这种对上级军官的暴力犯罪。
1943年12月，在驻扎于河北省馆陶县的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团第四十二大队第五中队，发生了使用武器威胁上级军官的大规模暴行。因为收到转而隶属其他部队的命令而感觉愤怒的几名士兵，使用暴力攻击了试图追赶违纪士兵的中队长和其他中队军官。北中国方面军非常重视这一事件，将其内容通报全军，与此同时，发出了重新整顿军纪的训令。我很快就看到了上述通报和训令。《战史丛书·北中国的“治安”战(2)》中以《北中国方面军的道义反省》为题的章节提出了馆陶事件。在详细记述事件经过的同时，也登载了陆军省、方面军就军人、军属犯罪违法行为提出对策的通报，当时我也看到了下发的这些文件。
由于分散的部属配置而形成了小规模的小队或分队，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小队长和下士官志愿者出身的分队长，就会面对入伍年次跟自己一样或比自己还要早的老兵，就很容易发生不能彻底地严肃军容风纪的情况。另外，因为现役军人一旦成为三年兵、四年兵，就没有被开除出现役的可能了，所以部队里自暴自弃者有之，破罐子破摔者也不少，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整个部队，军容风纪败坏的现象随处可见。部队的集结训练正是克服军纪涣散问题的好机会。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转而隶属于关东军，要进行针对苏军的作战训练，作为北中国方面军不能不予以认真的考虑。但是完全不能因此而以为在中国战线上跟永无休止的游击队的战斗就可以结束了。太平洋战场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对我方不利的态势。因此，以苏联为敌我方真的就能占据上风吗？虽然我们仅仅是从报纸上得到有关战局的情报，但是也能看出在欧洲战场上德军的形势实在是不容乐观。在各个战场形势都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准备开始对苏战争是正确的选择吗？我心里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疑问。
在这两三个月期间，我一直专心致志于中队长的职责。因为部队好不容易才集结起来，我可以认识所有部下的名字和样子，但遗憾的是，在联队和大队以及其他单位执行勤务的士兵很多，我不能按照中队的定员名额把全部下属集中起来。
转为关东军
1943年8月6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乘上从滦县出发开往满洲的火车。经过山海关进入了满洲，8月7日早晨到达锦州。在锦州，我们入住张学良的东北军所修筑的北大营的营房。因为北大营建设得跟日本国内的营房一样，我被分配到营房内的军官宿舍。这样，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从中国派遣军转为关东军。
锦州在“满洲事变” [ 注：即日军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 ] 之后暂时成为中国的东北政权的所在地，是辽西地区的中心城市。“治安”不错，很多日本侨民居住在这里。在这里跟日本国内一样，联队住进了同一所营房，可以在相邻的练兵场进行训练。训练计划很快就发下来了。因为是准备对苏作战，首先要突破国境阵地，所以进行了攻击碉堡的训练。作为中队长，我需要制定中队的训练计划，并且借助有关军事训练的参考书，向下级军官指示训练方针，让他们开始了完全跟日本国内的部队一样的训练。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每天以军号声为令，早晨六点起床，然后是点名、早饭、开始严格的每日训练，特别是重点进行军事演习。这跟在河北时担任的警备任务和进行的扫荡作战有很大的不同。想必士兵们也会感到很惊奇吧。生活一定是较为艰苦的，但是我这个中队长的耳朵里并没有听见什么不满和抱怨的声音。
这样的训练持续进行了一个多月就到了1943年9月末，关东军的参谋们要来视察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演习。其中一个观摩演习科目就是以中队规模的兵力进攻碉堡，被联队和大队指定为供参谋们视察的就是我们第三中队。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中队平日的严格训练得到了联队长和大队长的好评吧。
演习在来自于关东军、师团、联队、大队的众多军官的注视下开始。在配属的机关枪的掩护下，我们第三中队全体向着假设的碉堡阵地匍匐前进。就像条令教给的那样，我们已经演练过多次了。但是一个关东军的参谋站在中队长的旁边声色俱厉地指责道：“中队长，你们在干什么哪？你们那样在地上爬行只不过是成为对方迫击炮和机关枪的目标罢了。”确实像那个参谋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没有消灭碉堡的有效手段，所以也没有有效地进攻碉堡的战术方法。由于不使用火力粉碎碉堡就不能前进，所以只能像条令所教给的那样匍匐前进接近碉堡，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个参谋也应该知道条令上的规定吧。如果是这样，就要给部队配属必要的火力装备。我心里暗自想道。
以白刃突击作为步兵的看家本领的日本陆军的火力装备是相当薄弱的。步兵的主要武器就是日俄战争以后制式化的三八式步枪(因为是明治三十八年，即1905年正式被陆军采用的)。三八式步枪因为是面向日本人研制的武器，所以重量轻，命中精度高，但口径只有6.5毫米，威力比较小。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作战的美军，以威力强大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只要一支自动步枪扫射就能把冲锋突击的日本兵打倒了。如果是预定对苏作战，为了对抗苏军在碉堡里设置的机关枪，就必须给日军步兵配备逼近碉堡作战用的重兵器，但日军并没有那种近战用的重武器装备。日军所装备的火炮有：配备给联队的四一式山炮(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正式被陆军采用)，口径7.5厘米；配备给大队的口径3.7厘米的曲射步兵炮。但是所有这些火炮都不适合于用来攻击对方的碉堡，而且火炮的数量也相当少，连各国都作为步兵炮配备给步兵使用的迫击炮也没有。
关东军清楚地看到了新来的第二十七师团的对苏作战训练的质量，对观摩演习给予了“优秀”的评价，着实地让联队长和大队长都露了一回脸。但是，无论演习的成绩如何，以日军步兵的现有火力装备，真的能突破苏军的碉堡阵地吗？尽管由于诺门坎事件 [ 注：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出动六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一带与苏军激战两个多月，日军惨败，损失两万人。 ] 而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日苏两军火力上的巨大差别，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陆军对于单单凭借步兵的白刃突击就能打破苏军碉堡阵地的作战能力，还是深信不疑。那个参谋和我都认为，让所有的士兵匍匐前进，并不容易接近苏军碉堡，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
1943年的10月到11月，我作为学生被派到位于公主岭的军事训练学校学习联队炮中队长的业务。所谓公主岭学校，就是像日本国内那样把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学校集中在一起的关东军的训练学校(根据兵种的不同进行战术和战法的研究与教育的学校)，对步兵军官进行包含炮兵科目要素的联队炮中队长的短期教育。
一旦集中到公主岭，就发现同班学生中有很多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级生。因为学习时间的安排较为宽松，所以有空闲跟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级生交流。在公主岭市内为我们准备了军官宿舍。市内街里有很多日本餐厅，绝对不缺少同级生互相交流的场所。同级生中间有的人对公主岭一带的情况很熟悉，甚至远到新京(即吉林省长春市)、奉天(即辽宁省沈阳市)的也有。
在公主岭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主要以四一式山炮的射击理论、中队的射击指挥实践为主。作为步兵的主力火炮而被使用的联队炮，众所周知，实际上是以日俄战争以后才被制式化的山炮为代表的陈旧火炮。我觉得，对于步兵来说，实际上最需要的不是这种老式的大炮，而是炮弹威力大的迫击炮和曲射炮。但就日军的实际情况而言，只不过是要继续使用这些老式大炮罢了。
不管怎么样，在公主岭学校的一个半月学习可以说是紧张军旅生活的喘息时间，是一个尽情享受的时期。尽管如此玩乐，当学习结束我回到联队后，小野联队长一边看着学校送来的文件(成绩单)，一边对我说：“呵，藤原的成绩是第一呀！”因为我与其说想当联队炮的中队长，还不如说是更愿意继续当步兵中队长，所以当六车中尉刚就任步兵炮中队长以后，我马上就向小野联队长提出，希望让我继续担任第三中队的中队长。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驻扎于锦州期间，在1943年10月到12月的那段时间里，1939年和1940年征集的士兵相继退伍，那些动不动就违反军纪的老兵都不在了，中队的士兵年轻化了，人数也减少了一半。第二年的1944年1月，1943年征集的新兵入伍了。我们第三中队任命干部候补生出身的村井正男少尉作为新任教官，开始了对新兵的入伍教育。我作为中队长负责与新兵教育相关的工作还是第一次，因此很想支援帮助村井教官。由于中队的定员不足，所以1944年2月从满洲的各部队转来的士兵补充到我们部队之后，使我们第三中队达到了战时定员。
在这一连串的动作后，对于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被派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还是众说纷纭。可是，各个部队仍按照计划继续进行着对苏作战的训练。特别是这个冬天还要进行耐寒冷训练和滑雪训练。另外，1944年1月还要到兴安岭北部的中苏国境附近地区，参加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进行的干部演习。留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在那种寒冷下连小便都可能会被冻住的痛切的体验。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驻扎在锦州的时间是从1943年8月到1944年3月共有8个月。在这期间，世界形势也好，日本战局也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在华北时期从早到晚地进行扫荡作战不同，在锦州期间，每天都有报纸送来，也有收音机。而且军官们也可以了解到通信队所监听到的德里广播电台和旧金山广播电台的有关战局的报道，因此得以详细地了解各个战场的战况。在欧洲战场，意大利已经于1943年9月投降，苏军则在欧洲东部战线节节推进；在太平洋战场，由于美军在1943年11月的进攻，守卫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和塔拉瓦两个岛屿的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接着马绍尔群岛的夸塞林岛和卢奥托岛先后丢失。1944年2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最大的基地——特鲁克岛，因为美国空军的轰炸而完全不能再继续使用。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战况对于日本相当地不利。在关东军的各部队里，关于将要抽调关东军的部分兵力到南方的太平洋战场的传闻也不胫而走。守卫在太平洋战场各个孤立岛屿的日军守备队在美军的蛙跳式的逐岛进攻、登陆作战的战术打击下，除了全军覆没以外别无出路。像这样被送到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军的命运，我们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也会被送往太平洋战场吗？每个人都怀有这样不安的心情。但是我觉得，部队可能会被送往太平洋战场的现实情况，与我们正在进行的耐寒训练和攻击碉堡训练相比，似乎是矛盾的。
1944年2月，东条英机首相兼陆军大臣取代了原参谋总长杉山元帅兼任陆军参谋总长，海军也发表了由岛田海军大臣兼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命令，这是为了应付非常事态而力图实现军令、军政一体化的非常体制。但是这样的政治变动与恶化的战况互相作用，也引发了对于东条独裁的批判和不满的声音，就是在我们基层的部队里也能感觉到那样的批判和不满。
受命参加一号作战
1944年2月，接受了从在满洲的关东军各部队转而隶属于第二十七师团的官兵、并达到了战时定员以后，关于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被动员参加下一次大规模作战的传言也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意味。从那时起，联队长和师团的参谋们一边说这是军事机密，一边又有意无意地透露说，师团的去向不是南方的太平洋战场，而是中国内陆，也就是将要参加后来被称之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由于美国海军潜水艇日趋活跃的活动，航行于中国东海的日方船只受到的损失越来越多，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联络也更加危险。为了应付这样的紧急事态，把从釜山经过朝鲜、满洲，纵贯中国大陆，再经由法属印度支那(即现在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陆上通道连接起来，就是被称之为“纵贯中国大陆作战”或“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计划。为此，在中国大陆就要进行打通从华北到武汉的京汉线，然后进一步打通从武汉通向法属印度支那的粤汉线和湘桂线的庞大的作战计划。
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1943年晚秋之际，日军大本营已经开始讨论上述庞大的“一号作战计划”。1943年11月25日，以江西省的遂川为基地的美国空军的B-25轰炸机轰炸了位于台湾新竹的日军空军基地一事，给大本营以极大的冲击。大本营担心，如果美国空军把正在研制中的B-29轰炸机用于实战，从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就能够空袭日本本土。这件事因此而成为纵贯中国大陆，消灭美国空军基地的作战构想的契机。另外，航行于中国东海的日方船只受到的损失与日俱增也是原因之一。1943年10月，再一次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强烈地认为，为了在太平洋战场压制美军，提高日军士气，日本陆军必须在中国战场进行更加积极主动的作战。就这样，“纵贯中国大陆作战”的构想开始浮出水面。
中国派遣军在1942年进攻中国南方地区的作战获得成功之后，又因为受命开始准备进攻四川的作战(即通过五号演习进行的作战准备)而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但由于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1942年的秋天，大本营不得不沮丧地下令停止五号演习。进入1943年，南方战场形势紧迫，从中国派遣军抽调主力部队十个师团的命令也被预先通告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将要进行大规模作战，所以日军的官兵们感到欢喜雀跃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太平洋战场的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考虑到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作战是适宜的吗？诸如此类的批判声音也日见高涨，作战目的也因此而三番五次地改变。最后，作战目标集中到消灭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基地这一点上。从关东军向中国派遣军抽调的兵力也缩小到只剩下一个师团，就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其他兵力将在中国派遣军内部抽调。1944年1月24日，“一号作战”的命令得到了御前会议的批准。
这一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首先，1944年4月前后，北中国方面军的第十二军的四个师团渡过黄河，进攻国民政府第一战区所属的部队，确保从黄河以南到汉口的京汉铁路的通行安全。然后，当年的6月前后，第十一军的八个师团从武汉以南地区开始行动，向南方地区展开进攻。8月前后，第二十三军的两个师团从广东地区向西开始作战，进攻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军队，确保湘桂线、粤汉线铁路的运行安全。这是一个庞大的作战构想。但是，有关以上这些作战计划的详细资料都是战后才第一次看到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是一个“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计划。
1944年3月15日，大本营下达了让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参加“一号作战”的命令。那是我们开始动员的第一天，兵营一下子忙乱起来。兵器、弹药的补充，设施、资材的整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都在急急忙忙地进行着。同时，战时任命也依次下达，我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中队长。那时，我们中队的官兵人数达到了战时定员的199人。中队士兵的构成有分别于1941年、1942年、1943年征集的现役士兵150人，剩下的有从关东军转来的和预备役士兵，相对而言，从关东军转来的士兵作战素质更好一些。但我们中队的干部还是不足，中队副是干部候补生出身的村井少尉，另外有三宅、野村两名准尉和久保见习士官。中队干部的任命如下：第一小队长村井少尉，第二小队长久保见习士官，第三小队长三宅准尉，指挥班长是我最信赖的野村准尉。各小队定员均为60人，指挥班包括担任人事、兵器、给养等辅助事务的下士官和传令兵约20人。
我注意到，由于转移到满洲以后的大约半年时间的训练，士兵的作战素质和体力都有相当的提高，因此中队的总体素质也还算令人满意。但是，1943年征集的新兵们连第一阶段的教育都还没有完成，因此与现役士兵相比还有一部分人体力较差，另外从关东军转来的补充兵中的某些人的体力较差。只能以这样的队伍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了，责任和任务的重大使我感到心情紧张。为了尽可能地了解全体部下的情况，我集合全中队，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就“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计划的内容作了简要的说明。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怎样让部下能听懂我的说明，只是尽量让他们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另外，预备役的军官和下士官，以及1941年征集的三年兵等，在这个时候也就很难退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