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节 从山村到士官学校

 作者：藤原彰·日本

出自————《中国战线从军记》

出自————《战争通史》

　　 我出生于1922年，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这是一个以和平与军备控制而广为人知的年份。在这一年的2月6日，海军军备条约在华盛顿签字。

　　 3月25日，日本国会的众议院通过了由各党派共同提出的缩减陆军军备的建议案。

　　 日本陆军迫于这一内外形势，也于8月11日发表了包括缩    减兵员定额7万人的第一次缩减军备方案(通称为“山梨 [ 注：山梨，日本地名，现为一个县。 ] 军控案”)。在那个年代，反战与和平成为时代的风潮，而日本军部却把这一时期称为最恶劣的时期。

　　 我的父亲是日本陆军经理部的军官，当时的职务为一等会计(军衔相当于大尉)，在驻扎于青山 [ 注：青山，东京市内的一个地区。 ] 的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服役。我们家位于东京府北丰岛郡西巢鸭町的一个被叫做植木屋的地方。我的父母于1921年结婚，租借了植木屋的主要房屋旁边的一所小房子，把这里作为新居，并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我。1923年，我们也是在这个家里遭遇了关东大地震。

　　 我的父亲出生于奈良县生驹郡法隆寺村，一个祖辈在法隆寺内做杂务的贫穷家庭，是一大群兄弟中最小的一个。父亲的一个哥哥到位于河内 [ 注：奈良的一个地名。 ] 的属于净土真宗的一家寺庙做了养子，后来当上了寺庙的住持。他在日俄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出征，考虑到寺庙的继承人问题，就让他最小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父亲——接替他到寺庙做养子。父亲的养父名叫藤原顺道(从我这里说起来，就是养祖父，也就是伯父) [ 注：从寺庙继承关系看，是养祖父；从家族血缘关系看，是伯父。 ] ，在中国旅顺的203高地战死了。父亲虽然姓了藤原，但因为还是小学生，所以继续在法隆寺的自己家里生活。父亲的家庭原来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中学的财力，但因为养祖父得到了金鸟勋章和年金，于是就把那个年金作为学费，使父亲得以进入当时奈良县唯一的公立中学——郡山中学。可是当父亲从中学毕业的时候，并不想再去做寺庙的养子，因此放弃了年金，报考了不需要缴学费的高级中学。父亲参加了陆军经理学校和上海同文书院这两所学校的考试，并且都合格了。由于同文书院在每一个县只招收一名学生，而我父亲有一位关系非常要好的同学在考生的序列里正好处于可以补缺的位置，于是我父亲把同文书院的入学机会让给了那个同学，他自己进了陆军经理学校，成为该校第十期的会计候补生。

　　 日本陆军的经理部军官的补充，原来的做法要么是从其他军事学科转学过来，要么是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日俄战争以后，开始同一般军事学科的士官候补生一样，从中学毕业生中选拔会计候补生，在经理学校对他们进行教育。父亲作为在这一制度下选拔出来的候补生，从中学进入了经理学校，后来成为陆军经理部的军官。但我认为他虽然是一名军人，却是属于那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

　　 父亲因为在经理学校的毕业考试中成绩优秀，得到了天皇颁发的奖品“恩赐的钟表”。可是因为军队事务繁忙，失去了进入与陆军大学相当的经理学校高等科的考试机会。母亲常常为这事感慨万分。我父母的结合是在那个时代里罕见的自由恋爱。当时，作为候补生的父亲因为胸部的疾病而从经理学校休学一年，并随后回到了家乡，在法隆寺附近的龙田当上了小学的代课老师。父亲所教的学生中，就有龙田神社的神主 [ 注：神社的主持人。 ] 的长女，也就是后来我的母亲。即使是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1928年，日军侵略中国山东省的济南事件发生之际，父亲正好从第一师团临时调到第六师团服役并出征，母亲那种焦虑不安的心情连我这个不懂世事的孩子都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当时的我正好是在身体和精神这两方面都有所成长的五岁零十个月。我出生于东京的西巢鸭，后来全家一度搬到广岛居住，不久又回到了东京，住在中野一带。

　　 我是我们家里的长子，在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一共是兄妹四人。因为正好是处于军备控制后的紧缩时期，父亲的晋升较慢，加上家里孩子又多，所以家庭生活也较为清苦。至今我仍然能够回忆起童年时代许多节衣缩食的生活往事。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进入了刚刚创立的中野本乡的寻常小学，成为该校最早的一年级学生。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时期。1929年7月，取代田中内阁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虽然实施了财政整顿、军备控制等政策，但在当年10月仍然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日本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即使是都市中的私立小学也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没有带盒饭上学，有的同学在午休时上街闲逛，有的同学干脆休学去干活，我的好朋友石山君就成了给文具店打工的勤劳少年。所以，父兄会 [ 注：日本的中小学生家长的组织。 ] 为吃不饱饭的孩子们发放食品，市政机关也为没钱参加休学旅行的学生提供经费。

　　 我刚升入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就发生了柳条湖事件 [ 注：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 ] 。日本突然进入了长期战争的年代。在学校每天早晨举行的仪式上，校长都要向全体师生介绍满洲 [ 注：即中国东北地区。 ] 的战争情况，这已经成为了学校的惯例。在校园里树立的木头柱子上挂着白布。学校里也挂起了银幕，放映着反映满洲战况的新闻片。等天黑以后去学校看电影成了孩子们的一大乐事。除了新闻片以外，还经常上演一些娱乐片。像《战友》《乃木大将与卖纳豆的少年》《爱藤号巡洋舰》等电影，至今仍然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上述这些情况对于造成学校的军国主义氛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小学使用的教科书是以《花、鸠、豆、斗》这类国语读本为代表的第三期国定教科书，其内容还多少受到大正年间民主思想的影响，所以与后来第四期所使用的《最大、最多》，第五期所使用的《红色朝日》相比，教科书里面的军国主义的色彩还没有那么浓厚和强烈。尽管如此，在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像国语、修身那些教材里，仍然充斥着赞美天皇、礼赞军国的内容。像妻子鼓励出征士兵的《一太朗》；母亲劝儿子战死的《水兵之母》；以及哪怕作战至死，军号也不撒手的《木口小平》那一类情节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时至今日仍无法忘记。在我小学五年级的冬天，即1933年12月，皇太子的诞生激动了整个日本社会，那种所到之处都在传唱着《皇太子殿下圣诞》歌曲的狂热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新。

　　 就像当时日本国内所有的普通少年们一样，我也是在军国主义的氛围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的。但如果说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恐怕就是我比一般少年更早地开始阅读大人们阅读的小说。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看到母亲和一个除了亲戚关系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渊源的、从奈良县来的女性皱着眉头使用差别用语说话。听到她们的话以后，我就问她们在说什么事，她们说小孩子没有必要知道，接着就把话题转移了。所以有一次，当小学的老师对学生们说，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的时候，我就问老师那种差别用语的意思。广岛县出身的橘和清一老师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你可以读一读有一位叫做岛崎藤村的著名作家所写的一部小说《破戒》，你试一试读完了这部小说之后再告诉我吧。于是，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出了那部小说，虽然是很辛苦、很费劲地才把它读完了，但也因此而了解到，在这个一如往昔地冷漠无情的社会中，存在着毫无道理的各种差别。从此以后，我的心就深深地被阅读小说的趣味所打动了。

　　 当时，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我家附近的锅屋横丁的夜间商店开门的时候，父亲总是带着我去愉快地散步。我们花上一元、两元钱买上几本父亲称之为“一元书” [ 注：每本一日元的丛书。 ] 的小说，然后一本接一本地开始读。不过，小学生的理解能力总还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只能看懂非常单纯的爱情小说。但不管怎么说，除了阅读大人小说这一点之外，我当时接受的还是普遍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教育，并被培养成为一个军国的少年。

　　 在进入中学的入学考试之前，按照重视体育的父亲的意见，我选择了东京府的府立六中(即现在的新宿高中)。府立六中的开学是在1935年4月，这个学校有很多军人子弟，是以军国主义教育而闻名的学校。校长就是后来当上了府立高中校长和满洲建国大学校长的精神主义者阿部宗孝。新生入学后，除了全套的教科书之外，还需要购买《明治天皇御制集》(即收集了天皇所作之短歌的诗歌集)。学校每周要从天皇所作之诗歌中选出一首，在每天早晨的仪式上，让全校学生齐声高唱这首天皇的诗歌。接着按照“默想”的口令，我们都必须闭上眼睛沉思默想。与此同时，学校的“兴国之钟”轰然鸣响。所谓“兴国之钟”，就是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大海战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所使用的时钟。校长特意请求海军转让给我们学校，作为学校的宝贝，并为这座漂亮的钟修建了塔楼。但学校只有在正式而隆重的典礼上，才会真正地敲打那座从军舰上转让来的钟，而我们每天默想时学校所敲击的钟，只不过是另外做成的仿制品而已。

　　 中学入学考试结束后的1935年3月，由于陆军的定期调动，父亲被调往驻朝鲜的日军司令部服役，我们全家也因此搬到了在朝鲜京城(现为汉城)的日军陆军军官宿舍。而刚刚参加完中学入学考试并且合格的我却留在了东京，借住在父亲的同级生田中佐太朗的家里。田中夫妇两人相依为命，居住在位于驹场的偕行社(日本陆军军官的互助团体)的住宅里。这样，我的中学生活就以从驹场到涉谷、再到新宿 [ 注：东京西部的三个地区。 ] 的通学形式而开始了。

　　 我进入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是1935年春天刚从东京大学国史学科毕业的年轻的风间泰男先生。风间先生是以科学的历史学作为学术研究目标的历史研究会的创立者之一。也许是还不太习惯直接面对学生，所以风间先生在课堂上总是面向黑板、扭转身体讲课。因此学生们很快就给他取了一个“别扭先生”的外号。为了对所讲授的课程作出合理性的说明，风间先生和另一位哲学专业出身的新任伦理学老师安部先生一起，教给了我们全新的、合理的思维方式。但他们的真实意图到底能不能传达给受到军国主义熏陶的学生们，我还是有点怀疑的。

　　 1935年7月，在中学的第一学期刚刚结束，我就不得不按照父母的强烈要求，转学到了朝鲜的中学。从东京到京城 [ 注：即韩国首都首尔(汉城)。 ] ，我背着学生书包，经过了三天两夜的旅行。因为是孤身少年的旅行，所以一路上售票员和旅客们都非常关照我。可是，在从下关到釜山的渡船上，我却因为剧烈的晕船而痛苦不堪。在朝鲜的京城火车站，母亲和妹妹们一起来接我，几个月没见面的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陆军军官宿舍所在的龙山街区，简直就像是一个军事要塞。在这里，以总督官邸为中心，汇集了军、师团、旅团的司令部，以及步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各联队的兵营，还有军队和铁路部门的宿舍。我转入的那所龙山中学也有很多的军人子弟，并与京城市内的京城中学在任何方面都进行着孰优孰劣的激烈竞争。令从东京过来的我感到吃惊的是，龙山中学充斥着军国主义的粗鲁、蛮横的风气。休息时全校学生集中到庭院里，高年级学生以低年级学生礼数不周为由横加制裁的情形，简直是司空见惯的。而校方则对这种私下的暴力制裁行为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这一事实对于我这个刚从东京过来的新生，真是一个恐怖的经验。

　　 龙山中学简称“龙中”，学生社团的活动非常盛行。我参加了剑道部。这个运动激烈勇猛，活动时间完全自由，而且可以专门跟某个人组成一对一的对手进行训练。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跟石川同学组合的原因，我们在训练中往往很快就扔掉竹刀扭打在一起，脸贴着脸，都竭尽全力要把对方的头压下去，直到有一方忍受不了痛苦而大喊“我受不了”才罢手。

　　 从参加剑道部一开始我就积极地参加每一次训练，每三次对抗中总有一次能击败对手，使之俯首称臣。我的剑道技术和技巧日益精进，中学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结束之际，我参加了全市中学的学年运动大会，获得了剑道比赛的第三名。

　　 我加入的另一个学生社团是地理作业部，这是一个只有几个成员的小社团。我们的活动是，把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贴在厚纸上，再剪下来，做成立体的地形图。因为地理作业部的学生成员都是地理老师特别指定的，所以尽管每个年级只有一名地理部成员，但经过出色的工作，我们做成了好几个地图模型。

　　 在这些学生社团的活动中，我逐渐习惯了龙山中学的生活。在学业方面，由于转校的不利条件，我没能取得周围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优秀的成绩。六中也好，龙中也好，每个学期都要把全体学生的考试成绩按照年级序列公布出来。在六中的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我是全部270名学生中的第三名，但到了龙山中学以后却滑落到第十名左右。

　　 转学到朝鲜以后约一年多的1936年8月，父亲要转勤回到东京的陆军省经理局服役。我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熟悉并感到亲切的龙山中学，就跟父母撒娇，请求他们不要让我转学回东京，让我自己留在朝鲜京城住宿舍。结果父母很坚决地表示，必须回到东京。为了办理转学的手续，我和父亲一起在家人之前回到东京，住在位于九段 [ 注：东京的一个地名。 ] 的军人会馆，步行前往学校和老师家拜访。大概因为恰好是暑假，用不着插班的原因，所以府立六中答应我从1936年9月的第二学期开始回六中继续上学。

　　 在府立六中，从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到四年级的第二学期为止，还有两年的在校时间。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培育自己一般文化素养的时期。因为两次转校的影响，我从中学第一学年时的年级第3的成绩，大幅度滑落到第二学年结束时的270人中的第150名。很少生气发怒的父亲给我回忆了他的贫困的中学时代，形成我人生记忆中一次被申斥、被告诫的深刻印象。

　　 实际上，我的学习成绩大幅下降的原因，是我把学校的学习扔在一边，作业也懒得做，一门心思地往来进出于图书馆，专心致志地埋头在文学作品里。读完了父亲藏书中的《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以后，我又出入于上学途中的淀桥图书馆，读完了《世界文学全集》以及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文集。并且和今井文雄等同学一起合作办起了手写的同人杂志，在爱好文学的同学之间互相传阅。就在这个同人杂志上，我发表了以在朝鲜的春川出生的朝鲜独立运动人士为主人公的处女作。那时，我崇拜森鸥外，经常跟尊崇夏目漱石的今井就森鸥外与夏目漱石谁是更伟大的作家而争论不休。

　　 升入三年级以后，我又对电影着了迷。经常出入新宿三町目的名画座等放映老电影的电影院。像《摩洛哥》《未完成的交响乐》《舞蹈会的笔记本》《穿制服的处女》《女性之都》《活跃的会议》等外国电影，我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观看。当时的日本有一个叫做“学生辅导协会”的组织，如果他们发现穿制服的中学生到电影院和咖啡馆等娱乐场所去，就要对那些学生进行训导，所以我总是换上便服以后再出去看电影。

　　 我一升入四年级，就不能不考虑下一步升学的问题。朋友们回忆起成绩优良时期的我，认为我四年级毕业后当然会报考第一高等中学。但是我连考前辅导都没有参加，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正好在那个时候，陆军士官学校宣布，将比往年更早地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之初即举行入学考试，而且录取名额也将大幅度增加。因此我就领取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申请书，参加了入学考试，结果取得了合格。所以我没有参加其他任何高中的入学考试，直接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我虽然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年，但参加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感觉。这也许是跟我崇拜作为军医的森鸥外有关系吧。我父亲是一个军人，我就读的学校也特别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可是，喜欢读小说、看电影的我，绝不仅仅只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染。母亲希望她唯一的儿子成为一名医生，所以知道我将参加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后，立即表示反对。而父亲则默许了我的选择。1938年12月1日，我作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的第55期学生入学。陆军士官学校的本科在去年迁移到神奈川县的座间市，东京市内的市谷校舍就成了只有预科使用的校区，而且只有第55期在这个校区，也就是说，在市谷校区里没有高年级学生。尽管如此，从入学之日起，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像高年级学生那样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家伙。他是我们同年级的学生，陆军幼年学校出身，比我们早几天入学并担任着生活指导的工作。在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出身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管什么事都专横跋扈地掌握着行动主导权。在为期三年的学习期间里，从小就穿着军服的他们和从普通中学出来、刚刚开始军队生活的我们之间，当然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除此之外，还让我感到畏缩胆怯的是，那些鹿儿岛一中、山口中学出身，费了好几年的劲才考取陆军士官学校的年长的同学。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极端的军国主义者，但体力强壮、精力充沛、刚强倔强、桀骜不驯。如果有哪个同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了软弱柔和的态度，那些年长的同学们恐怕就要以切磋技艺为借口而拳脚相向了。刚刚开始上预科的时候，东京出身、中学毕业、年龄幼小的我，很难适应这里的那种氛围。而且因为在体力上较弱，就是想跟随在那些出身于农村的同学们后面，也是力不从心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这绝不是那种愉快舒心的生活，而且与其说是不愉快舒心的生活，倒不如说是辛苦艰难的生活。也许，这就是我没有被军国主义完全驯服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