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魂之旅·第四
作者：石上正夫·日本
出自————《“玉碎”岛提尼安》
出自————《战争通史》
含悲航二二五零公里
心已到了提尼安 空中一片苍色，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但是，肌肤还感到被风吹得很冷。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三十分，本土的航空第六七二航班，比预定稍稍晚点飞离子羽田国际机场。喷气式飞机进入水平飞行，向着塞班岛前进。高度一万米，眼下遥遥地看到的大海，看不到涌起的白浪，一片碧蓝色。
约一百二十个席位都坐满了人，机内被愉快的假日旅行的青年和全家旅行的人们的谈笑声，无意中弄得快活起来。在，这种大声谈笑中，有一班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海原。这就是还要经塞班岛到提尼安建立“镇魂不战之碑”的人们。
同坐这六七二航班的建碑会的人共有三十三个，包括二十五日的先遣队和二十八日的后发队，总共有五十二人(内有遗属十五人、太平洋战争的生还者九人、参加义务劳动的教师二十二人、原先在提尼安住过的三人、僧侣及其他三人)。
还没见过在提尼安战死的可爱的哥哥的野本永子、川岛延枝、长岛歌子，孤寂地说“我丈夫被那么一张一钱五分的红纸征走了”的山口静子。每位遗属都是怀着对已故亲人的思慕之情，此刻一颗颗的心，已经被相距二千二百五十公里的太平洋那边的孤岛提尼安吸引过去了。一个个越想越苦恼的人的眼中，充满着强烈的对亲人的割不断的情意。
我和同行的时田功说过：“再到这里时，一定要埋下佛像，悼念死者。”丛孤单单地在卡罗利那斯海角说这番话至今，已有一年零三个月了。那时的耳语如今已经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运动，先遣队新津武和中泽直江，此刻已经开始建碑作业了。
但是，提尼安岛毕竟太远了。虽与岛上的明德奥拉市长、菊芋研究家松本博夫先生用航空信多次联系，到底把碑建在哪里才好，至今还没有充分的把握。虽然多次联系望把碑建在卡罗利那斯海角上，但因为是把碑建在异国，决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进行。尽管如此，不论怎么说一定要建碑，事态已进展到这一步了。
还有三天就要得遂夙愿的喜悦和碑将不知建在哪里的不安，强烈地压抑着我的心。喷气机向身体传着轻快的震动，向着塞班岛方向继续飞行。
“突然给您写这封信，请原谅我如此无礼。我是住在都内的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的姊妹很多，只有一位哥哥却战死在提尼安。去年举行第三十三周年忌时，已经成人的遗腹儿当了丧主，举行了佛事。
“去年年底，我看到了《朝日新闻》登载的记事。如果我在事前得知，也一定要求同去提尼安岛了。未能偕行，实在遗憾。
“您回来之后，会不会举行公布会或者座谈？自知失敬，恋兄之情难以抑制，特此动问。野本永子”
自从接到这张明信片已有一年了，如今这个愿望经实现，野本正坐在这架飞机上陷入沉思。得到这封信是在第一次前来塞班、提尼安两岛作战争遗迹采访归国的第六天头上。那时建碑运动还没有具体化。从这几天起不断地接到来自九州、四国、北海道等全国各地来的询问电话。
那时正是我家与全国各位遗属之间询问、鼓励、愿意捐献等书信来来往往的时候，建碑运动成为一个大浪，出现了高潮。在那书信往返之间，野本终于参加了建碑旅行。
在高喊“万岁”声中被送走了 佐藤浩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秋三十岁时被征在久里浜以海军二等兵入伍，昭和十九年八月二日，在提尼安战死的。
佐藤浩是在福岛县伊达郡挂田町经营酒类和杂货店的。家有年迈的双亲、妻子、摇摇晃晃走路的长子瞄、生下三个月的长女和妹妹永子，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生下长女那天，他把妹妹永子带到小学校园里去玩，在单杠上做连续旋转给她看。野本痛切地说：“那时候哥哥那高兴的笑脸，永远不能忘记。”
紧迫的战局和强制推行优先搞军需生产，情况日益严重，能经营的商品也越来越少。就那样仍然多方筹措，家属还能够互相安慰，过上安定的生活。
特别是长女的诞生，使正处在战局的紧、物资不足、暗淡世道当中的佐藤浩，心地开朗快活起来。这一点点幸福感，谁知突然一转，一纸征集令，把他和妻子、双亲小妹妹和家业分开了。
当柿子刚刚染上黄金色的时候，他肩上斜挂着“出征·佐藤浩”吧布条，在家属、保甲、退伍军人、爱国妇女会人们的欢送下，在“佐藤浩君万——岁！”“万岁！”的狂热的欢呼声中，离开挂田站向久里浜进发。
站在月台一端，就象为了要打消那些目不转睛地看着带着两个孩子来送行的妻子三代眼睛的悲痛，那“万岁”的喊叫声格外高，那声音震荡着秋高气爽的空气。转眼之间，妻子的脸面、两个孩子的身姿，连同车站月台一起，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
久里浜的海兵团，挤满了召集来的年龄不齐的人。身体检查时，因他的腿上有一火伤，两只脚也不一般大，严重的抽筋，都被军医检查出来了，要他立刻回家去。
可是在佐藤浩的头脑中，一瞬间在挂田站前的那种狂热的“万岁”声的震响，又把他拖转了回去。在车站一角上站着的妻子儿女的脸，又鲜明地浮现出来。这刺心的场景又被“万岁”喊叫声打消了。
“军医先生，这一点火伤不算计么。作为一个男子汉，不能就这样厚着脸皮回去。请批准我入伍吧。”他这样苦苦哀求道。军医盯看了他一会儿，对他这再三恳切的要求，答应再有人来时就替换他，以这个条件批准了他入伍。
本来佐藤浩可以正大光明地回到妻子儿女身边，为什么他非要再三恳求入伍呢？那是因为在“万岁”卜的后面，有着当时日本的情况，可以使他自投死路。
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曾在“把一亿人都作战斗部署”的广播中向国民呼吁说：“……(略)……一亿国民重新下定决心，在战场上，在各种私生活当中，以一大勇断，把一切都集中到战争完全胜利这一点上的紧急时刻到来了。惟在危急之际，勇敢奋战，欣然把一切都捧献给陛下之尽忠的至诚，才是本国民之特性，皇国必胜之根源。……(略)……”
佐藤浩那为火烧坏的腿，也被“捧献给陛下之尽忠的至诚”的东条英机的向国民的要求所压，使他不能下决心回乡。
“武运长久” [ 注：祈祷获胜之意。 ] 从决定入伍那天起，开始了严格的新兵教育。整天价被老兵猛赶着训练得精疲力尽。有一天，家里寄来了出征时和家属们一起照的像。他一连三个晚上在被卧里紧紧抱着孩子的照片，和孩子说个没够，一点也没有睡。到了第四天晚上竟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睡得如同死人一般。他把这情形写信告诉了家里。家属们反复传看着直流泪。
往战场上去的日子渐渐临近了吧，他写信给家里，要求家里给他寄送系在腰上的细长的袋子，里面装上黄豆。家里不知怎么回事，寄了三根装满黄豆的袋子，给久里浜海兵团的阿浩。多亏这黄豆，家人后来才得知在开往提尼安的半路上，遭到美国潜水艇的鱼雷攻击，运输船沉没漂流在海上时，使阿浩和几位战友得免饿死，帮了很大的忙。从提尼安岛的来信中，才知道士兵们是怎么活着的。
当时佐藤浩在提尼安岛说是涉及军事机密，无由得知。碰巧在构筑高射炮阵地时，他一边操着福岛土腔说话一边作业，从旁边经过的农民问他：“你家住哪里？”
他答道：“福岛。”“那么是什么郡，什么町？”对方一个劲儿地问。原来这个人也是挂田出身的，名叫营野忠七。两个乡亲在远离日本的中部太平洋孤岛上相逢了。同生在一个地方的两个人，心被乡情系在一起，一时忘记了擦汗，亲热地谈了起来。
从提尼安寄来的信，都是在这一天遇到的营野忠七的处置下寄来的。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请祈愿武运长久，平安无事地回去吧”的字眼儿，也许是战局越来越紧迫的缘故吧，竟变成了这样一些词儿：“我一个人的生死不算什么，请为皇室的繁荣和国家的悠久而祈祷吧。”
连日来的空袭和舰炮射击震撼着全岛，谁都感觉得到美军的总攻击开始的时间已经迫近了。七月二十三日，在美军开始大举登的前三天，营野忠七钻轰炸的空子来看佐藤浩来了。他对佐藤说：“我们要往卡罗利那斯逃命。希望你多保重……”在轰炸声中分手，这就是最后一面。
有组织的战斗结束的那一天，营野忠七也在美军的枪弹下，失去了双眼和孩子，他领着活下来的叫做高桥节子的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去他想到的地方找佐藤浩，终于连对方的生死都没法弄清。
当“佐藤浩战死”的公报从镇公所送来的那一天，老父亲避开人的耳目，一个人走到厨房连喝了几杯冷酒，抖动着肩膀抽泣着。老母亲走到漆黑的庭院的角落里，用很小的声音老是叫着：“阿浩，阿浩！”眼看着快要发疯的双亲的那种样子，野本悲痛和愤怒得心身都在激烈地颤抖。
在白木箱子里，只用一张写着“佐藤浩之英灵”的纸，帖在骨灰盒上。尽管他是军医让即刻回乡亡身，他却自己志愿为“天皇﹦国家”的安泰而战死。但对这样的佐藤浩，“天皇﹦国家”却只用一纸“英灵”作为回答。
骨灰盒里的一张纸条 川岛延枝给弟弟做完第三十三周年忌的佛事之后刚刚过了一年时，她看到了《朝日新闻》上关于“在提尼安也建立慰灵碑”的报道。她一连读了几遍。她一面为“在弟弟喜佐夫的死去的提尼安岛”建立慰灵碑而心潮澎湃，一面抑制不住地提出了申请：“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弟弟战死的地方，这次我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
川岛用电话向报纸上登载的深川小学我这里联系。川岛说非去不可，说要是不带我去，哪怕我一个人也要飞去看看。
她弟弟川岛喜佐夫出生于东京都京桥区(现在的中央区)，曾作为住在雇主家里的店员，在筑地本愿寺附近的一家大日本点心店里干活。一九四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也许因为他曾经常给海军省送点心时常在那里进出的缘故吧，因他偏爱海军，使他得遂夙愿加入了海兵团。为此他很高兴。
弟弟在横须贺海兵团入伍时，双亲已经故去，姐姐延枝也因病弱，让弟弟一个人就到横须贺报到去了。两年以后，太平洋战争风云日急，战局渐次恶化。说不定什么时候城镇会遭到空袭，这种不安重重地压在市民的心上。
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身着海军服的弟弟来了，从不太爱说话的弟弟嘴里得知，这是最后一次外出假。这姐弟俩平常就不大爱多说，只短短的一句：“姐姐，我从横须贺猛劲儿跑回来的。”只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就已包含着对姐姐的感情。
关于出发到提尼安岛去的事，他连一句话也没说。然而川岛说，这也许是军队里的最后一次外出，“到明天早晨为止，许可自由行动”，让年轻的水兵作个纪念，能够到花街柳巷走一走。
当时还很纯朴没有摆脱童心的弟弟。放弃了这个机会，专程奔驰夜路跑到青山来看姐姐。那时已经过了下半夜一点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弟弟说：“姐姐，给我做点大酱汤喝。”川岛便急急忙忙做了大酱汤，弟弟觉得很香，连喝了三碗。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吧，弟弟便说：“再不走就会误了归队啦。”说罢开始作归队准备。姐姐想再留他一会儿，说：“刚刚到家，怎么就走呢！”“姐姐，您身体弱，小心不要病了。”留下这么一句话，就急匆匆地归队去了。
这就是最后一别。
自那以后，弟弟的消息便骤然断绝了。信也好，风声也好，什么都没有一点儿。
战争终结，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有关弟弟的事还是音信杳然。在路上每逢遇上复员兵擦身而过，她不只是默默地目送士兵的背影，一定要跑过去看看那人的脸面才行。
一九四七年，已经战败两年，才接到这样的通知：“海军水兵长，川岛喜佐夫先生，在提尼安岛的奋战中，于昭和十九年八月二日战死。特此公报。横须贺地方复员局人事科长。”当时大吃一惊，陡然间浑身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
来了指示要她到外务省去领遗骨。打开用白布包裹的遗骨箱一看，见有一张写着“川岛喜佐夫”名字的纸片，悄然地贴在骨灰盒上。
外务省的官员把写着字的一张纸片例行公事地递了过来：“念生前之战功，特于即日越级晋升为海军二等兵曹。”
“虽说连升两级，但到底弟弟为什么死的呢？”抱着贴有一张纸片的骨灰盒，在姐姐延枝的心里不禁这么问道。
如今，载着川岛的飞机，正在向着弟弟战死之地提尼安岛飞行。川岛目不转睛地望着云海那边，一动也不动。
给祖母守灵时来了战死公报 住在川越的长岛歌子的仅有的一个弟弟，也是战死在提尼安岛上。她深深地怀念自己的弟弟，至今忘不了弟弟的面容。
弟弟小川太郎曾在川越市的日兴证券公司做事，征兵检查之后，直接到了横须贺海兵团。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一直在海军当兵。
妈妈在太郎三岁时病故，爸爸在别处另婚。家庭只有祖母、寡婶和姐姐歌子四人。
妈妈死后，婶婶和祖母把太郎看得如同自己亲生的一般。歌子结婚之后，祖母和婶婶料理家事，太郎什么时候回来都让他感到家庭的温暖。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春，听说弟弟就要到外地去，婶婶和歌子到横须贺来看太郎。到哪里去，因为是军事机密，他没有讲，但却精神抖擞地笑着说：“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不好，也和本土差不多，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要挂念我。”说罢高兴地吃豆沙糯米饭团。这次相逢就是最后一面。那时他还留下这么一句话：“要是我战死了，上面给的恩典不是给爸爸，我已和上级说了，一切都要给奶奶和婶婶。”
三年之间杳无音信。自从较为年轻的婶婶去世之后，年迈的奶奶每逢见着歌子的时候都说：“在太郎平安地回来之前，我是不能死的。”
家里还张罗着等他从战场上回来能够立刻结婚，给他真心实意地准备了穿戴和卧具，不论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有问题，并以此为乐。
这位奶奶年不饶人，老是叨念着：“战争已经打完了，太郎怎么啦？”“太郎怎么还不回来？”终于在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她以八十高龄去世了。歌子和前来守灵的人们流着眼泪说：“她老人家老是那么一个劲儿地想太郎，真想让她再多活些时候。”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小川太郎在提尼安岛战死”的公报到了。歌子用颤抖的双手打开公报，一遍又一遍地看。命运开的这个玩笑，也未免太无情了。在三年之间，奶奶为了太郎一心一意操持家务，相信战争结束，从此太郎能够平安地回家。在她死去的当晚，竟接到这么一纸“太郎战死”的公报……
自那以后，和爸爸仍然没有来往，也不知遗骨弄回来没有。为爸爸不能给太郎很好地上供，歌子便抽空来给太郎上上香。那位爸爸也在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年)死了。
我收到了一封写得很好的信：“我弟弟的一生真是不幸。在我有生之年，我想一直供养下去。我再一次恳请同意我参加这次慰灵团。”
小川太郎的亡灵，也一定盼望着这唯一的思念着弟弟的姐姐来访提尼安的吧。
提尼安的日本农家 第一欢会到菊地郭元，是在涩谷的石井晴子家里。担任着西多摩郡瑞穗町中学教师的菊地老师，是位不大爱说话的性格非常稳健的人，在和他谈到在提尼安建碑的话题时，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曾在提尼安失去了很多亲人。
菊地郭元生于八丈岛，两岁时全家都移住提尼安岛。菊地家是个大家庭，郭元是十二个兄弟姊妹中的下数第三个。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岁时为了升学而回国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提尼安岛上。
移住到提尼安岛的菊地家，分到六町步土地。提尼安岛被称为南洋兴发的宝库，是个整个岛子都被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角落都被开发起来，种植甘蔗最多的岛子。全家总动员都拼命地投入劳动，竭尽全力才够吃的。每天都是干重活。
第一次塞班、提尼安之行的同路人，为密克罗尼西亚问题着了迷的不断到那里采访的铃木均告诉我们说：“南洋兴发股份公司社长松江春次，在这座岛上是‘松江天皇’，本地人连见都见不到他。南洋兴发有参事、书记、书记补、见习和试用的严格的职阶制度，社员的下边又分配了若干农业工人。农业工人分为正式工人和准工人。正式工人分给十町步左右的土地。日常生活用品能够自由买进来，用金券处理、从薪金中扣除。为此，表面上生活一般不甚困难，实则受着双重剥削。这种巧妙的政策，至今仍是一种事实，两个结果，有‘这是严重的剥削’和‘这没有任何剥削’的两种不同意见。”
菊地在军队的小卖店时什么都买得到，他们为了付款，几乎没有积攒下什么现金。此外看看邻居的农家，也都是贫穷的。抱着“衣锦还乡”的美梦来到提尼安的移民，曾几何时，希望早已破灭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岛子上开始笼罩着一种不安的气氛。美军的轰炸一开始，镇子上被陆续撤退到内地的人们弄得惊慌起来。但是想撤回内地，一无银钱、二无地方的农民极多。在混乱中公务员和教师受到了优待，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向内地撤退也得到了适当的照顾。
剩下的农民和查摩罗族、朝鲜人，在美军登陆的同时，就卷进了战火。查摩罗族有许多被赶到塞班岛去了，当时尚有一百人左右在这个岛子上。冲绳县人做小工来岛的很多，在一家农户中，有一、两个人劳动。他们如果有家属时，想要地也给一町步。但是小工有手工钱可得，有容易存钱的有利条件。农民和岛民都过着南国特有的明朗而开放的生活。
但是，日本政府在对待岛上的民族政策却过厅残酷，不允许查摩罗族、卡那卡族入提尼安的公立学校，让他们去上塞班岛的本地人学校。日本人学校和本地人学校的区别是明显的。
虽说有区别，却让他们从事产业，至今仍有不少当地人感谢日本。
一九四零年左右，朝鲜人的移民开始引人注目。有作为农户的小工来岛的，被迫来修飞机场的人也很多。海军机场的建设，在这以前已经开始了，主要靠从日本带来的犯人之手加快了建设。开始时也许是因为军事秘密吧，干什么活是不说明的。但是随着战云日紧，机场建设光靠犯人和朝鲜人的劳动力已感不足，农民也被逼出来，到后来南洋兴发的职员及其家属以至小学生都抬起了土筐。
在和平教育实践的背后 用整个岛子民众的汗水结晶完成机场之后，美军开始了大举向提尼安岛的登陆作战。被美军极为激烈的舰炮射击、轰炸和枪击所迫，菊地一家的父、母、兄、姊、紧下边的妹、弟、哥哥的四个孩子，加上嫁给佐佐木家的人们，共计二十五口，钻着轰炸和炮击的空子逃往卡罗利那斯海角。
在那逃难的路上，妹妹被美军的机枪给扫射死了。扶着鲜血淋漓的妹妹，带着四个幼儿逃跑是极为困难的。
在激烈的攻击下，无论是提尼安镇上的人或者是农民，无不争先逃往卡罗利那斯去。菊地家这个大家庭，很容易落在群众后头，已经走不动了。曾经站在前头当过南洋厅职员、也当过青年团长的哥哥，已经看到末日来临，对附近的人们说：“我要在这里死，请你们离开点。”过了一会儿，听到“咚！”的震耳欲聋声。这是用手榴弹自杀的。
当时尚在小学三年级的弟弟，以及哥哥、姐姐、妹妹和幼小的孩子们，是不会说出自己想死的。二十五个人的大家庭全数自杀这样凄惨的死，打击太过大了，到这天为止，听说他从没和家里的人以及别人讲过。想到平静地讲着这些的菊地郭元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菊地并不是在战后很快就知道全家是自杀了的。据说报道了提尼安的“玉碎”时，他也没受到太大的打击。那也许是的代使人们对死的感觉麻木了的缘故吧。虽说是“玉碎”，也许还能剩下几个人吧，人们没能放弃这一线希望。
在藤泽作为陆军二等兵迎来了战败的菊地，曾在神奈川县的农家当长工，在劳动中晒得漆黑。这是因为他盘算着家属们会撤退回来，无论如何给他们的生活先打下个基础。一九四六年二月，从提尼安撤退来的第一条船在横须贺进港了。菊地急不可耐地跑到了横须贺。他把从船上登陆的晒得黑黑的撤退者的长列，从头到尾一个个地象检验一样地都看遍了。但是，一个家人的脸面都没看到。
在行列中发现了熟人，打听过家人是否平安，可是人们都只有摇头。当硬抓住一位年纪大的人非要问个究竟时，那人说：“都死了！”只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这过分的惊恐，真使他欲哭无泪了。
几年之后，详细情形是听到在岛上时亲如家人的人们说的。二十五口的大家庭，在逃往岛子南端的卡罗利那斯的路上，是在玛尔坡的井边和狮子岩附近用手榴弹集体自杀的。自那以后的三十多年，菊地一直把二十五口亲人自杀的事藏在心里。
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现在东京理科大学)，成为中学教师。菊地相信“应该收集遗骨，向孩子们进行和平教育”，并且在教育实践中倾注着热情。还对我说：“让孩子一定知道三月十日、八月六日、八月九日 [ 注：这几个日子均发生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不久。三月十日是美军大事空袭东京的日子。八月六日为美军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八月九日为美军向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的日子。 ] 、八月十五日是什么日子。”
把“全家自杀”一直隐藏在心里的菊地郭元，极为赞成我们“提尼安岛建碑会”的宗旨。菊地和大学二年级的长子和彦以及同事教师八个人一起参加了提尼安建碑旅行。在三十七年漫长的岁月里，菊地一边回味着谁也难以体会的漫长而苦难深重的岁月，如今正坐在飞机上。
忘记了笑的战后
在这个岛子的哪块儿 山本一夫，二十八岁；妻子杉，二十八岁；长女八重子，八岁；次女春美，六岁；三女敦子，三岁；四女洋子，未满一岁。在名古屋市南区经营洗染店的山本一夫，受到征召，抛下妻子和四个幼女出征到了满洲。
妻子杉一心只以为一夫去了满洲。一九四四年六月，突然来了一封信说是在南方的岛子上。但在接到这封信时，山本一夫已经在提尼安战死了。这封信，成为最后一封信了。
进入昭和二十年，才接到“山中一夫在提尼安战死”的公报，全家对这位再也见不到、战死在提尼安岛的一家的主心骨，只有暗暗流泪的份儿了。
从那巨大的悲痛压抑的那天起，已经三十四年了，妻子杉已经是位六十二岁的人了。四个孩子已经健康地成长，十一个外孙也长得很结实。想起来，这真是难以忍耐的充满了苦难的三十四年岁月啊！当时八岁的长女，如今已经四十二岁，不满周岁的四女，也已经三十四岁了。那是把人折磨得神志不清的苦难的日子。
只知道山本一夫曾在神山部队当卫生兵，以后的事一无所知。当得知横井庄一前陆军伍长活在关岛，过了几十年，从战争时代回到了和平时代报道，在报纸、电视、周刊杂志等宣传工具上大大地报道时，杉总是想自己的丈夫是不是也在提尼安岛的哪个地方还活着？
出征时，妹妹和妻子、女儿曾手持太阳旗到站前去送行。在记录新闻影片上看到的出征士兵总是英雄气概，送行者也总是欢呼震天。但是给亲人送行的车站前的人们的心里，除了心灵上受到的打击之外还有什么呢！火车开走了，从车窗里挥着手的丈夫的眼睛里，那难耐的孤寂的阴云，怎么也让人忘不了。
山本杉无论如何也要从这沉重的一击中早早解脱出来。横竖要把这个八岁为最大的孩子们拉扯大。无论如何都要拼命干活才行。决心继承丈夫抛下的冼染业的杉，从早到晚地拼命洗，熨烫衣物时弄得汗流浃背。
送衣服时因不会骑自行车，把洗的衣物装在婴儿车上推着游街串巷送给主顾。最困难的是她对丈夫建立的主顾一个也不认识。没有办法，只得走这家问那家来打听。把四个孩子送到高中读书毕业以前，连笑的工夫都没有，拼着命干了又干。
山本杉痛切地说：“心想把这些女儿嫁出去之前，怎么说也得拼着命地干，把前人的家训‘人之一生如负重物走远路，常常想到不由自主，就不会有什么不满足。’ (德川家康 [ 注：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1542－1616)，是日本封建制度的完成者。 ] ) ‘浮事堆积如山，人身力量有限’ (山中鹿之介 [ 注：日本战国末期的战将(1540－1578)，尼子十勇士之一。 ] )贴在屋里，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让孩子们都睡下之后，用手捶着劳累的腰，一次又一次地念着。
“回想起来，我正是被这些话鼓励着，靠着一副结实的身板儿才坚持下来了。人们常说‘辛苦了’，这正象说我们这些流血流汗在荆棘中走过来的人。
“但是尽管这么苦，我内心里还是感到活着的好。就连拼死拼命地干活的时候，因为心里想总有一天会去到丈夫长眠的提尼安岛上看看。丈夫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只有二十八岁，而我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
“我不愿意死！” 问起那位身材矮小、脸色很好、圆圆脸儿的山口静子：“大娘，您多大年纪了”时，她只是笑而不答。也还是对妇女问年龄有些失礼吧。山口静子用千叶县的土音，常常和年轻人交谈。她还爬上了其它老年人不敢攀登的塞班岛的塔坡乔山山顶。
塔坡乔山是座位于塞班岛中央部的海拔四百一十三米的山。日美两军为了争夺这个山头，曾经过几昼夜的激战。站在被不平的岩石和杂草覆盖着的没处站脚的山顶上，能够对整个塞班岛一望无余了如指掌。
美军大举登陆而来的西海岸三候塞村，筑有港湾的嘎拉潘镇，再往那边便是涌起白浪的塔那帕葛珊瑚礁。而且还能够清楚地看见岛子北端的玛皮海角。那就是“万岁”海角。
万里无云的南国晴空之下，在岛子闪耀着绿宝石色的大海的那一边，提尼安岛几乎伸手可及。山口问我道：“孩子爸爸说不定还活在这个岛子的某一个地方呢！”我还以为她只不过是在轻轻地臆测，当听她说：“哪怕是当了俘虏，也还是活着最好。他为什么不出来呢”时，才知道她真的相信丈夫在这丛林里还活着。我屏着息盯着她。在南国稀有的从塔坡乔山顶上吹过的一股凉风，压得我胸中如同窒息一般。
山口静子一边说着“过去的事差不多都忘记了”，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战前她们曾在东京的板桥经营水果店。丈夫被一钱五分的一张红纸拉上了战场。买卖也不能做了，她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千叶的馆山。在那里干过各种活和买卖，千方百计地想把孩子带大，每天都忍受着痛苦。
这时突然接到“在提尼安战死”的公报。至今一直紧张的情绪，在一瞬间就消失了，有好一阵子，腰就像瘫软了一样，连一动都动不得了。一想到往后可怎么过，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决心死了算了。顶小的一个孩子看到妈妈异样的脸色，吓得喊着：“妈妈，你可不能死啊！”哭了起来。这时，才忽然明白过来。还是不能死啊，为了战死的丈夫也要把三个孩子带大。
在这三十四年间，我废寝忘食地一直干活。现在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自从接到丈夫的战死公报以来，我每天都想到提尼安岛上来看看。现在已经如愿以偿，我心里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在提尼安岛的公共汽车里这么说着的山口向着丛林，静静地合着掌。
十三口之家集体自杀 二月十一日，接待了在东京都日野市经营川岛制作所的川岛五郎的来放。一眼就看得出这位年近六十的中企业经营者，是一位人品诚实的人。也许是因为得了糖尿病的缘故吧，声音有点小。他讲了很多有关提尼安的事。
川岛五郎是大正八年生在小笠原的农家四子。因在小笠原务农困难，哪怕是全家人都参加劳动，债务却越来越多。那时听到南洋的岛子上去生活可以轻松一些，于是大哥先到提尼安去了。接着二哥、三哥陆续都到提尼安去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在五郎念小学三年级时，和父母一起全家都去提尼安岛务农去了。在卡希安了家，把从小笠原带去的树木、芒果、芋头实行栽培以为生计。在卷入战争以前，爸爸病故了。妈妈在前往罗塔岛出嫁的姐姐那里去的时候，遇到美军的空袭，被炸死了。
五郎在一九三六年撤回本土，一九三八年接受征兵检查，作为现役到了步兵第十团，以木村师团的一兵转战北中国各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退伍。因在东洋工厂制作雷管，避开了第二次征召。
一九四五年，自从日本无条件投降战败以来，每当久里浜来了撤退船，他心想是不是哥哥他们的家属会回来呢，怀着期望走到港口去。
看到从撤退船上下来一个晒得漆黑的人以为是哥哥，跑过来喊了声“哥哥”，人们惊讶地摇着头。每次都是白去了。
当第四次来到久里浜时，曾在卡希农场担任现场监督的南洋兴发的斋藤正光，领着哥哥十郎和善兵卫的三个孩子，小学一年级的安夫，三年级的敏夫、五年级的佐智子下船来了。川岛抱起孩子流着泪说：“啊，你们到底回来了。平安无事，真好。”对焦急地询问着的川岛，一块儿撤退来的在卡希农场时的邻居浅沼用沉痛的表情，代替抽抽搭搭地哭着的孩子们摇了摇头。哥哥一家十七口人，在美军登陆的同时，就卷进了战火。美军的舰炮射击和轰炸震撼全岛，卡希农场的危险也一刻刻地临近。哥哥十郎在务农之暇还喂着牛，怎么也舍不得放手。
但在炸弹越发临近卡希时，己经不能不丢下牛，全家结成一团往卡罗利那斯逃去。可是餵熟了的牛老是跟着他们跑，
一边赶着牛，这一家十七口，大人领着孩子，一边互相激励着往卡罗利那斯逃去，在半路上，十郎的左右手臂被舰炮炮弹打掉了。逃到狮子岩附近的十七口人，藏身在一个洞窟里。
洞窟里躲藏着对“教育敕语”看得很重的小学校长。当炮火转猛，出现了美军追上来的迹象时，这位校长就朗读起“教育敕语”，说：“已经到时候了，自杀吧！”十郎流血很厉害，孩子又多。川岛一家也决心一死。当拿出手榴弹时，说了一声：“我怕死！”光夫、敏夫、佐智子三个孩子从洞窟里跑了出来。失去了两只手的哥哥，跟在三个孩子后面追出洞窟时，被从背后来的军打死了。
留在洞窟里的哥哥善兵卫和孩子们等十三口人，抱作一团，与在同一个洞窟里的守“教育敕语”的校长一起，用手榴弹自爆而死。
和已死者奇迹搬的邂逅
在野战医院遗迹 对于总是要求让她们前来的亲密的夫妻村山昭信和清，既是哥哥，又是丈夫的前海军军医少校村山三信的战死之地，也是在提尼安。想亲眼看看提尼安岛的野战医院遗迹为目的的人，也参加了建碑旅行。
村山三信是村山三十五郎的长子，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庆应大学医学部之后，一九四二年为服海军短期现役，进入军医学校。以后在佐世保编为驱逐舰乘员，参加了瓜达康纳尔岛的援救作战。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度回国，同年十一月结婚。结婚后在吴海兵团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九四四年一月调到横须贺海兵团，作为“ウ二——三三九部队”海军陆战队所属军医上尉，同年三月从这里开到了提尼安岛。同年八月二日，提尼安岛守备队全部被歼，两个月后的十月三日，生下了长子。
次年一月来了“战死”公报。在横须贺海兵团只把他一个人的遗骨交给了家属。在骨灰盒上面，有写着“英灵”的一张纸。这种处置法，对士兵、下士官、军官都是一样的。但是，战死公报的通知，士兵和下士官在战败后收到的家庭较多，其中有的在战败后一年多的一九四六年才收到。真使人感到惊愕。
村山三信的妻子阿清，和弟弟昭信于一丸五一年再婚。把长子作为叔叔的养子来培育，让他走与爸爸一样的道路，在庆应太学医学部毕业之后，作为外科医生，现在正派往美国波士顿工作。
村山昭信现在是崎玉县朝霞市村山医院的院长。父亲已经九十五岁了，仍在行医。弟弟当副院长，全家人都正专心致志于医务工作。看上去，村山一家在战后过着堪称幸福的生活。
大正末年，曾在东京都丰岛区大塚仲町开医院，战争时期因被军部指定为救护所，没有疏散，一直呆在空袭下的东京。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在东京空袭中大塚一带被燃烧弹把街上的一切都烧光，被炸弹毁坏了一切。村山医院也在这一天烧光，二十年来惨淡经营的医院化为灰烬。
村山三十五郎院长，六十二岁时搬迁到崎玉县，借了患者一块房檐头开了张，一天也不休息地专心为地方的医疗事业尽力。以后这三十年全家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才办成了今天这样的村山医院。在这期间，家属们没有谁不想到在提尼安战死的三信。
村山夫妻说：“这三十多年来，有无限辛酸，想到那些都度过了，真是感慨无量。”
时常到这个医院住院的一位患者清水，很了解三信。
“当我到野战医院去传达命令时，看到了在尸体垒垒的野战医院里手握短枪坐在那里的村山上树先生。我说：‘这里危险，我们一块儿进逃吧。’可他却一动不动地命令我说，‘不，你一个人去吧。’”当清水给我讲这段故事时，这种奇遇深深地打动了夫妻的心，所以动了无论如何也要到提尼安岛的那个洞窟里去看看的念头。
去看亡兄和亡夫 村山夫妇在建立“镇魂不战之碑”揭幕式完了的次日，在当地人的引导下，为了寻找村山少校战死之地的洞窟，向卡罗利那斯方向进发。钻过丛生着“塔刚塔刚”的密林，围着卡罗利那斯台地的岩石背后张开大口的洞窟转了起来。转了几个这样的洞窟，终于在右手有个大岩石的地方，发现了比较宽大的野战医院遗迹的洞窟。在如同给南国的强烈的太阳下面密生着的“塔刚塔刚”做分界线似地陡立着的山崖上，突然张开一个大口。往洞窟里走了一步之后，觉得皮肤发疹。在黑暗中眼睛适应之后，看到洞窟里意外宽阔，大大小小的岩石到处皆是。在那岩石缝里散乱着注射器、注射液安瓿和饭盒等东西。带路来的提尼安岛的当地人，发现了一具遗骨和守护神袋。
村山昭信和阿清夫妻互相体味着这无限的感慨之情，久久伫立在那里木然不动。对这对夫妻来说是哥哥又是丈夫的村山上尉，莫不是当野战医院的负了伤的许多士兵，也就是说在他的患者已经死亡不在人世的时刻，已经觉悟到作为医生来说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又恢复到军人的身份了吗，然后才以军人身份自杀了的吧。村山昭信和阿清夫妇，好象在洞窟的阴冷的暗绿色的那一边，清晰地看到那个把手枪对准额角手扣扳机的哥哥的身姿，应声而倒鲜血直流的丈夫的身姿。
三十三年后的洞窟外边，太阳的反照使人喘不过气来，断崖的岩石表面也好，丛林也好，道路也好，都在强热的阳光炙烤之中。
提尼安邮局职员 高浦义一眼睛里充满认真的神情说：“长我两岁的哥哥进一于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在提尼安邮政局就职，提尼安‘玉碎’之后，有一半左右的邮局的人员都回来了，可是不见哥哥回来。问起别人，也说不知道，记录上也没有什么记栽，我想非得去提尼安岛调查一下不可。能不能让我也参加这次建碑旅行？”
飞机座位只订了二十个，却接连不断收到遗属们的申请，竟超过了四十个人。但这和普通的旅行不同，怎么也要想方设法成全遗属们的痛苦心愿，于是答应说：‘想办法吧。’”
高浦回去不多会儿就接到了名叫濑户口的一个电话：“听说您下月到提尼安去参加建碑慰灵活动去。您辛苦了。我也曾在提尼安邮政局工作……”高浦手拿耳机不由地“啊”了一声。“请您等一等。刚才您不是说到了提尼安邮政局吗？那么，您认不认识高浦进一这个人？’这么急忙一问，从未见过面的打来电话的对方却清清楚楚地说：“高浦君和我曾住在一个宿舍里。”
亡兄的使者 三天后的二月十七日，我和高浦义一与濑户口要吉在江东区立深川小学的图书室里见了面。
“啊，您是高浦先生？……一定是高浦先生。哈，你们长得很象。我是濑户口。初次见面……”
濑户口爽快地打过招呼之后，把带来的局员们很多人照的相片放在了桌子上。
“这位就是高浦。这是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元旦照的纪念像。此后恐怕没有照过像吧，因为拍了这次像之后六个月，敌人就登陆了。自此以后邮政也不通了。
“你有这张照片就好了，没有的话你就拿去吧。……说起来，人也是各自有命。一张纸能救活一令人，也能让一个人死。高浦君那时候怕只有二十岁呀。……是的。他曾劲头十足地说：‘明年我就要作征兵检查，打仗去……’可是我却对他说，不，还是留在提尼安的好。
“我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到职以后大约一年之久，和高浦君一真住在一个宿舍里。昭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第一次空袭时，也好高浦君住在一起的。总之，那时候高浦君还年轻，他老是在大清早就把我喊起来，求我教给他刺杀技术。
“说起来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认真的小伙子。……这就是我，当时有二十七岁左右。嗯，也还是大高浦君七、八岁呀。……自从进了收容所，听到很多人讲这讲那，大家都认定他是死在提尼安了。
“高浦君是高度近视，在丛林里转悠当中，把眼镜弄丢了。我想高浦君是下了卡罗利那斯的悬崖峭壁，在洞窟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因为这里有水。反正只要有了水，怎么也会活下来的。
“象提尼安那么热的地方，没有水是无法活的。有很多小孩就是因为断了水而死的。只要爬下峭壁，就有了生的希望。叭喳叭喳打来的波浪的峭壁下面有很多洞窟，有五百多个日本人的家属和士兵藏在那里。那是悬崖峭壁啊，有一百多米高的象高楼一样的峭壁。
“因为卡罗利那斯台地的紧靠草原那边，敌人的坦克正在开来，为了躲藏沿着小小的崖道往下走，在海里有六铺席那么大的岩石。这岩石的顶上呈研缽形，在那洼洼里，渍有十汽油筒的水。大家都是靠这个活命的。因为这是雨水，是淡水。没有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我曾喝过一段盐水，而高浦君却没缺过淡水。
“为什么高浦君和别的邮局人员没在一起呢？中村局长曾说‘跟我来’，可是他却说弟兄们去打仗去了，我可不能去当俘虏，所以没跟局长在一起。
“管电话的有高浦、尾崎、小平、小林和我五个人，只我和小林得了救，其余三个人死了。只小林大一两岁，其余三个人，都是同岁。兴许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商量之后逃掉的吧。
“敌人来了时，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举起手出来了，可是年轻人却说还要打下去，进到丛林里去了。本来跟着上年纪的人就得救了，可他们却说当了敌人的俘虏可划不来，跑进丛林里才被杀死的。
“关于高浦君是怎么死的，在收容所里听到说了。是听谁说的呢，已经记不清了，多半是小林说的吧。军队‘玉碎’过了若干天以后，高浦说是要小解；站在岩石影里。要是有战争经验，加了小心的话，在岩石影里躺着小解也是可以的。他本来以为隐在岩石影里就没事儿了，站着也不要紧。就在他站着小解的时候，狙击的敌人射来一发子弹，贯穿了头部就倒下了。因为丢了眼镜，也许因此没有看见敌人的阵地。
“尾崎的眼镜也丢了。那时他却听到人们说：‘敌人，敌人！’当他从岩石背后探出头来问‘在哪里，在哪里’时，谁知敌人瞄准，一枪就打倒了。是啊，丢掉眼镜是命运的分水岭吧。所以，高浦君等人的遗骨，不是在丛林里，我想一定是在水边悬崖峭壁的尽底下。”
说完了的濑户口要吉也好，听完了的高浦义一也好，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口颤动起来。
给战后一代留下的战争创伤 三井秀树看到七月二十五日在《朝日新闻》晚刊上登载的“给被人忘却了的‘万岁’海角提尼安也建慰灵碑”的记事，夫妇二人都出席了建碑准备会，提出愿意为这个会出力：“对我这没有直接战争感受的人，各位在战争中有各种各样体验着手进行的这个运动，是贵重而有深意的。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目的只有一个。我虽然力量微薄，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之处，我愿意尽力而为。
尽管是不知何为战争的一代，当他一想起没见过面的爸爸战死在提尼安时，就会满怀着无论如何非参加建碑事业不可的念头的吧。在几次相逢谈话当中，令人感到哪怕是有个设计师这样站在时代尖端的显赫职业、有着年轻的妻子和小学三年级的男孩，过着安定幸福生活的年轻一代的快乐家庭里，仍然没有消除太平洋战争的深重伤痕。
三井秀树到大学入学考试之前，是没有看见过户口簿子的。而且从小老人就没有和他讲起过还有过什么亲人，所以他对这些毫无所知。
可是在大学入学考试时，拿到户口簿子一看，突然看见写着“父战死”三个字，使他不胜惊愕。到现在为止一直以为是父亲的人，却写着“养父”，原来是父亲的弟弟。
“妈妈，您为什么再婚？为什么没有守寡？”迫使他在动摇的心里，不由地起了想叫喊的冲动。他凝视着户口簿，有一阵子连身子都动不得了。
有一种说不上是悲痛还是愤怒的复杂感情，使他目不转睛地盯看着“养父”两个字，对把自己一直养育到进大学的养父的深深的爱，慢慢地在心里扩展开来。痛苦的心情，不知不觉地平静下来。秀树对养父的感激之情，是用沉默来表现的。
大学毕业，职业也定下来了，就要结婚，当双亲叫着“秀树，有话要对你说”，要旧话重提时，他能够平静的说：“这，我都知道了。”
那时，双亲第一次问他道：“你还记得你有个叫年子的妹妹吗？”
听到这么一斗说，才觉得几层重重叠叠的记忆里，朦朦胧胧的幼小时候的妹妹的残像，在微微地活动。
秀树压低声音说：“在我五岁时，四岁的妹妹因北海道的亲戚家没有小孩，被他们要去了。那天妹妹紧紧抓住柱子又哭又喊。因为这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这记忆虽然不很鲜明，但还没有消失而残留着。总觉得我有个妹妹这件事，留在心灵深处。”
问到妹妹到底是不是在北海道的夕张时，从过去感到奇怪的事上也猜到了几分。当提到“夕张的千鹤子”年初要到东京来，或者有事要来东京时，“双亲总是找个理由，让我进山或让我去旅行”，现在想起来，千鹤子上京来的时候，妈妈的态度总有些不安。夜已经很深了，还有时心神不定地外出。一定是妹妹睡了以后去看妹妹睡着的样子去了。秀树这么说。
“最不幸的还是妈妈。一张红纸条就把夫妻给拆散了，爸爸战死，不得不和叔叔结婚。……要是没有战争，爸爸也死不了，也就不会和妹妹生离了。战争给生存者留下这么深重的悲痛，真是刻骨铭心。”
象秀树那样痛恨战争和有着这么悲惨的故事的人，一定是很多的。
三井自从把妹妹的事情讲明之后，就和双亲以及其它亲戚说：“我想去看看妹妹。”但是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们认为与其知道，还不如不知道更为幸福。这不是要把感情从养父母那里又夺回到生身父母这边来吗？这种看法，就是反对兄妹见面的大致意见。
那以后又过了几年。在这期间，妹妹哪怕是来了电话，和她谈话时还要装作外人。那种痛苦劲儿就别提了。直接在亲戚家见了面，尽管哥哥心里明白，也要不让妹妹察觉的那种难受心情，真是如坐针毡。
终于在去年十二月决定飞往提尼安岛时，三井提出：“听说一九八一年提尼安岛将成为美国的核基地，那样一来就再也去不了提尼安了，我想务必让我们用兄妹二人的名义，兄妹一道去安慰战死的爸爸的亡灵，参加建碑的义务劳动。”可是亲戚们以前边说到的理由仍不赞成。
可是到了就要启程去提尼安的二月十五日，北海道的妹妹的养父死了。这时已经到子去提尼安的前夕，三井一再向亲戚说，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兄妹就不能再见面了。亲戚们以本人不知道为理由，仍然坚决反对。
但是妹妹在办理养父丧事期间，看到了户口簿子。只要是本人已经知道了，亲戚们就失去了几年来都反对的根据。
刚好在出发去提尼安岛建立“镇魂不战之碑”前的一个星期，兄妹二人自生下来有三十六年之久，才互直通姓名见了面。无论是哥哥，也无论是妹妹，都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心与心扣在一起，超过三十六年之久的激烈动荡时代的时间。兄妹二人的心的贴近，是不需要多久的。血缘的可贵和深度就在这里。
从三井兄妹这方面来说，战争和他两人可说是毫无关系。在战争无所不在的昭和时代，在把日本所有的家庭都卷进战争漩涡中去的时候，三井家这样和平的家庭也无例外地卷入战祸，把兄妹分开，把三十六年这么长的空白时代，强加给了他。
哥哥和妹妹，把无缘无故地强加给他们的战争悲剧，无意识之中，一直背子三十六年。如今他们解脱了战争的重负，爸爸的战死，妈妈的悲哀，养父的怜爱，和妹妹的邂逅……这些强烈的冲击，使他们从重负中解脱出来。
不知道什么叫做战争的一代人的战后，就是用这样一种形式，告一段落的。脸面和身姿都不认识的爸爸，在没有见过却更思念的爸爸的亡灵前，为了安慰这位父亲而亲手搬石头建碑。从卸下心上的重负这一天起，三井兄妹的新时代开始了。
终于来到了提尼安机场
带着不安来到提尼安 喷气机一气飞行了二二五○公里。在战争中双引擎的螺旋桨飞机需要八小时的旅程，喷气机三个钟头就到了塞班岛。放下舷梯，已经习惯于早春气候的肌体，让南国的热气给了新鲜感受，以再次来访的心情，走下了舷梯.从塞班岛到提尼安岛，由乘坐三个人和六个人的小型飞机两架，往复不断地运这四十个人。大野昌直、清水谷子和我三个人，坐第一班。大野和我为了和当地人办交涉，清水君是为了把她提议和制作的铜版的英文版面尽快地交给新津。
与喷气机的舒适不同，小型飞机则是把飞机和人都弄得在震动中滑走，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离开陆地。飞机转了个圈儿变换了机头的方向之后，在碧蓝的大海原的视野中心，提尼安岛的轮廓看上去象一幅画。飞机向着这个小岛慢慢飞去。眼下看到的岛子的北端，就是B－29空袭东京，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起飞基地诺斯菲尔德机场的七条跑道。再往南方遥远的那一边，可以看见玛尔坡海角，卡罗利那斯海角和提尼安镇。
“现在正在岛子的哪个地方建着碑呢？”这一直怀着的一年另三个月的不安，当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现实的岛子的实体时，一下子涌上心头。从塞班机场到提尼安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距离。然而在心里扩展着的不安，对这五分钟时间，实在是感到长而又长。
首先想到的是在心里已经定下来的：站在眼下看到的那个卡罗利那斯的悬崖峭壁上，在海上吹来的强风中叉开双脚，在这个“万岁”海角上埋佛像。在尔后得到很多人的赞同，把“佛像”变成了“碑”，但是建碑的地点是想在卡罗利那斯，这个愿望是一直没变的。
给明德奥拉市长和提尼安的日本人会代表松本博夫氏的航空邮寄的请求书上，也提出要求要“把‘镇魂不战之碑’建在产生提尼安岛悲剧的‘万岁’海角卡罗利那斯海角上。当地也许有自己的情况，但务请能够照顾这一愿望的实现。”为此曾一再写信。但是，如果过于强调非在卡罗利那斯不可，又担心怕被误解为是不是仍在表现日本把提尼安岛当作殖民地来统治时代的那股傲慢劲儿，因此加上了一句：“如果卡罗利那斯海角怎么也不行的话，那就由当地的各位视情况决定建碑地点好了。”
在那以后，松本从当地来信问：“不在卡罗利那斯海角也行吗？”见信之后我真是慌张而又焦急。这时航空信已经来不及了，便用加快，从东京站前的中央邮政局发了一封请传达这边真意的信：“请无论如何准予建在卡罗利那斯海角，烦再次帮忙。”当走到办理外国邮件的窗口时，工作人员看着我的脸问：“提尼安？是非洲吗？一听了这话我不禁感到一阵失望。心想照这样，一万三千多人的灵魂就得不到拯救了。一再翻弄着外国邮件办理规则的厚本本的工作人员干巴巴地说：“啊，提尼安，有了，有了。这个岛子上不通快件。”
因听说在至今发出的几十封信中，有一封是经过美国本土才到了提尼安的，另一封是先到哥斯答黎加再转到提尼安的。因此另写了一封与航空信一样字句的信，委托了去提尼安岛的静冈县慰灵团的友田氏。
提尼安人们的善意 相隔二二五零公里海洋的这么远的海上距离，很不容易把想建碑的日本人和提尼安人的心统一起来。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有人质问：“建碑所用土地的契约怎么订的？有正式文件批准吗？”“有关租地费用是怎么研究的？”“碑的保养费的契约是怎么订的？”因此稍呈停顿。但是当明德奥拉市长听到我们的计划时说：“如果日本人不在卡罗利那斯海角建慰灵碑，我也正准备用大、小石头，父母石头和孩子石头 [ 注：以大小石头寄托对死者的悼念之情。 ] 在卡罗利那斯的‘万岁’海角建碑。我想尽力而为。”他向我们保证说，并没以质问为意。
松本博夫也说，哪怕是自己一个人，也想在海角的尖端修一个小小的献花的容器。他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之后，答应给以全面协助。
我相信明德奥拉市长、松布博夫氏为首的日本人会的人们的善意、厚意和热心。有了这个，还需要什么形式上的契约呢！虽然这么说，但仍不能消除不安。
现在提尼安岛已在眼前，仍在心里残留着一抹不安。面对着眼前展开的南国的强烈太阳下边的景观，看多少遍也觉得美丽的景色，可是我的心却没有片刻的安宁。小型飞机载着我的不安在机场上着陆了。
建在机场一隅的办公处，仍然是从前来时看到的那简易房子。我弯着腰一下小型飞机，见新津已经足登登山鞋，身着作业服，手上戴着手套站在办公处旁边了。和我的视线碰在一起时，新津〔忄展〕然一笑。我感到我心上的迷雾，登时就消失了。
在出发的前夕，曾打电话给新津氏，坚持地委托他说：“不管怎么意见不一致，请你务必把碑建在卡罗利那斯海角的事办妥。”他的笑脸确实是“办妥”的标志。只有到了这时，才有了“终于站在提尼安机场上了”的真情实感。
“先生，碑建在卡罗利那斯最合适的地方了。已经修得有八成了。”新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一口气说了这些。
两个人在机场上办公处的背阴处站着说了一会儿话。二十五日先遣队的新津班抵达时，建碑地点还没有定下来。明德奥拉市长和松本博夫氏，因有日本方面的再三请求，决定把碑建在卡罗利那斯，连道路也开辟出来了。谁知却遭到了韩国人会的反对，“祈愿和平韩国人慰灵碑”在去年十月，建在旧日本支配下的当时的火葬场遗迹。现在在韩国人慰灵碑的左邻，在繁茂的夏草当中，仍然残留着砖砌的火葬场的遗迹。他们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只许日本的慰灵碑建在风景区！
新津、中泽直江、明德奥拉市长和塞班市厅的派出所长，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谈判。他们在离开日本时，受到“提尼安岛建碑会”的“务必在最后激战地‘万岁’海角建碑”的几次叮嘱。如果卡罗利那斯海角因特殊理由而不许可，不论如何也应该和韩国那个碑取得平衡，为此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涉。在两个人的热情和明德奥拉市长的调停之下，同意了在卡罗利那斯建碑。
“新津君，你辛苦了！这下子真是如释重负，我想在这个岛子上亡故的各位也一定高兴，太感谢你了。”我的安心和喜悦，与新津氏的高兴融为一体了。
“因为大家还在卡罗利那斯劳动，我就告辞了。明天我们在卡罗利那斯一块儿干吧。”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新津坐上一辆小旧货车走了。在他拿的透明的维尼袋子里，装着饭团和维也那香肠，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连午饭都没吃就跑到机场来的。新津在渐渐远去的货车的车厢里狠狠地摇着手。小型货车在拐了几个弯之后，穿过“塔刚塔刚”的树林不见了。我这才感觉到自己确实是站在提尼安机场上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