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篇·第七

作者：吉川猛夫·日本

出自————《潜伏珍珠港》

出自————《战争通史》

　　 1、逃亡

　　 战争，终于在美空军轰炸下，烧毁了日本国内大半房屋以及在各条战线上死掉了共约三百七十万国民之后结束了。

　　 战后的东京，秩序异常混乱，衣食住奇缺，人们茫然地东奔西跑，不知所措。

　　 在混乱中只有铁路还在照常运行，市民有幸借助铁路——有复员的、有从疏散地区归来的、有迁出东京的、也有运食物的……当时人们所希望的，首先是能找到个栖身之处和糊口食物，至于前途如何，则很渺然，根本不抱任何幻想。似乎都在暂且观察一下社会形势，再做打算。我也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打算先把妻子打发回乡，使自己成为无家室之累的人，以便静观形势的发展。

　　 这时的东京，谣言迭起，盛传中国的宪兵将进驻我家所在的杉并区。街道组长到处劝说，妇女最好剪成短发……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发生了第三国人、共产党的暴力事件……惊魂未定的市民越来越惶惶不可终日。对我来说，不只是这些，使我最感头痛的是，据说联合国军进驻日本后，要根据《波茨坦宣言》 [ 注：波茨坦宣言：也叫《波茨坦公告》，全称为《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美、英三三国于1945月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过程中发表。苏联于同年8月8日加入。主要内容：盟国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对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现实施；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交付审判；阻碍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等。 ] 惩罚战争罪犯。我已意识到这件事确实对自己不利——一个战胜国的军队，乘其胜利气焰，不知会干出什么来。首先，摸不清他们对于维持日本国体这个问题，究竟会抱什么态度，也摸不清他们要惩罚的战犯范围究竟有多大。总之，我已感到自己也要受到某种惩罚。

　　 妻子同意回乡去居住。于是，便在停战后的第三天，她抱着嘴含奶瓶、出生还不到半年的女儿，混在超满员的复员列车中，离开东京返回四国家乡。

　　 我同妻子是在战争打得正激烈的一九四三年结婚的，婚后不久东京即遭到美军的轰炸，这个女儿就是在烧夷弹的洗礼下出生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也愿同丈夫一起留在东京，决心与丈夫同生共死。因此，有时把婴儿藏进防空洞，有时背着孩子上街买菜，尝尽了苦头。但她还是愿意爬山卧野，要为“本土决战”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此，她甚至省吃俭用地攒下一升食盐，以备长期之用。如今，她要离我而去了，在东京车站送行时，不知为什么我感到象是在与她生离死别，心如刀割……但我从此总算一身轻了，我也为她们将来即使没有了我也总会在什么地方活下去而安了心。

　　 从妻子走后的这一天夜里，我就独自一个人住在这个空荡荡的家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生活下去，尽管我已过惯了贫苦的生活，但今后在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下去，也的确是我最伤脑筋的一个大问题。我躺在挂着蚊帐的屋子里，不分昼夜地整整思考了一个星期，但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就业吧，怕暴露身世；经商吧，又没有本钱；更没有马上就能赚到钱的技能，的的确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想来想去，只有一条搞黑市活动的道路可走。我想：战争既然结束了，由军方在各处征购的粮食肯定需要处理，如能把这些粮食买进来再卖出去，虽然是非法的，但没有任何不道德的地方。

　　 正如我所想到的，这类粮食在千叶县的农业合作社的管区内到处都有。在战争期间，不论我还是妻子虽然连黑市的黑字都不懂，可是现在我不得不走这条道路了。于是，我以在停战前一星期刚刚提取的二万元存款为基础，再加上从伯父那里借来的四万元作为本钱，买进了大米和落花生，并雇用黑市汽车把这些东西运了回来。在我家中堆积起来的一百多草袋大米和落花生，甚至把客厅的地板都压塌了。东西虽然运了进来，却不知如何才能卖得出去，只好原封未动地堆放了好多天。

　　 正在这时，街面上逐渐出现了大批的复员兵，他们也都在四处寻找赚钱之路，一些身穿防暑服、头戴带有一条黑线的白色战斗帽的海军复员兵和身背毛毯的陆军兵，都愿意代我去销售这些粮食。他们把这些东西弄到新宿车站附近，转眼之间就卖了出去。就这样，来回倒腾，我赚了钱，他们也获得了利益。因为尝到了甜头，我就到处奔走，想方设法把粮食运进东京。后来，粮食少了，就倒运罗卜和青菜，这也有利可图。

　　 我在附近很快就成了一个屈指可数的黑市商人，在我的家中堆满了粮食、汽车轮胎、工具等等物品。我还跑到离东京很远的厚木航空队，把美军不要的原日军用的汽油，不花分文地要出来运回东京。当时东京的汽油黑市行情是每一桶为一万元。

　　 经过四个月的黑市交易，已经有一百万元滚进了我的腰包。

　　 但快要到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同盟国严肃地公布了战犯的名单，首先是政治家，紧跟着就是军人，而且已经有许多人陆陆续续被捕。在军令部方面，我听到风声说，我所工作的“对美情报科”的全体成员都要受到审判。罪状是：虐待和审问大船收容所的俘虏。这是根据释放的俘虏提供的证言而进行调查的。我也曾多次去该所审问过俘虏……

　　 我决心逃亡。我想，在美国的T三角牧场已经吃尽了苦头，说什么也不能再在日本本国受折磨。尽管在审问俘虏过程中自己并没有虐待过俘虏，但珍珠港问题终究会被追查出来的。那时，肯定会遭到他们的报复。我暗自思忖：哪有身在日本还被他们抓住的笨蛋？好吧，有本事就抓抓看吧！我开始躲藏起来。

　　 我还无所畏惧地想：反正现在手下已不缺钱，不论爬山卧野也好，东藏西躲也好，总会潜伏下去的。

　　 我马上把租的住房交还给房主，一切家具物品也都还了人家。至此，我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当然，我也不敢回故乡，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会陷入警宪布下的搜查网。暂且只好做个毫无目标的流浪者。特别要留意的是MP(美国宪兵)，说不定还有日本的警宪。改名、化装是我的拿手好戏，同时又不象在外国，这里彼此都是日本人，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到处流浪。

　　 在车站附近，到处都是那些乱哄哄的阔少派头的美国兵在东京车站，我把手中的一架半旧照相机高价卖给了一个头一天刚从南方飞来的美军飞行中士。不论走到哪里，耳闻目睹，全是些令人咋舌的极不愉快的事，但一想到日本是个战败国，自己又是个逃亡者，只好忍气吞声登上了下行的火车。

　　 我在静冈车站下了车。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下车，并不是因为这里有知心的亲朋，相反的是我想尽量到没有熟人的地方去流浪。此时此刻，我不禁为自己多舛的命运而慨叹——究竟何时才能成为自由人？为什么天下之不幸好象都要加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呢！这里也举目皆是战火烧过的残痕，人们苍老黑瘦的脸上，只有眼睛还有点光亮，他们到处寻找食物的情景令人心酸，哪里还有收留流浪者的能力呢？

　　 我蹒跚地走出车站，毫无目的地在街上徘徊，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条小巷里。本来想找家合适的旅馆落落脚，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连把米都没带的单身汉，不但不留宿，反而被看作形迹可疑的人。直到天要黑下来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了。

　　 但这里也不是久居之地，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对自己是危险的。毫无疑问，占领军已开始利用日本警宪的搜查网。因为日本的警察组织在世界上也是最完备的，只要占领军一声令下，那可真是掏窟窿挖洞也要把你揪出来。我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可能。一般的逃亡者所想到的藏身之处，无非是以充当矿工、工人和临时工等的职业身分来到处逃窜。可这些劳动都不是我所能干得了的。况且在这种工作中既有同事，又有工头，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一定是安全的。那么，怎么办呢？我蹲在凄凉的小旅馆里沉思起来。

　　 这时，我突然起了出家隐居的念头。我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来一次回忆、静思和反省，以结束过去的坎坷人生。我的青年时期，完全处在军国情调的时代，成为一个恩与仇的俘虏，或一味地去憎恨敌人，或徒为世态的炎凉而愤慨，尽管知道了很多东西，但当时既没有分辨的能力，也没有余暇去静思。

　　 如今战争结束了，平心静气地一想——全体国民不惜流血牺牲所进行的这场“圣战”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战胜者的主张果真是正确的吗？战败者所走过的道路是不是都应该责难呢？这对于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人来说，还得不出明确的答案。全社会的人可能都在谴责我这个战争挑起者的爪牙，但从我的本心来说，根本没想为他们所利用，可是，残酷无情的战争却步步逼我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伊豆的地方，有许多尊奉白隐 [ 注：白隐(1685－1768)：日本江户时代临济宗的名僧，京都妙心寺的第一座，被称为临济宗中兴之祖，谥号：正宗国师。 ] 禅师的古刹，我终于在某禅寺出了家，过起了行脚僧的生活。每天除了打扫山门、坐禅、化缘和劈柴外，就去遍访各地的禅僧。下面是当时我做的一首拙诗：

　　　　　　亭亭老松龙泽山　　悠悠传承临济禅

　　　　　　君不知乎只手声　　老僧一喝寂灭天

　　 这时，我已逐渐从熊谷直实 [ 注：熊谷直实(1141－1208)：日本镰仓时代的武将．与久下直光交战失败后，逃至京都进入佛门，师事源空，法号莲生坊。 ] 的心境转变到愿意仿效西行、鸭长明 [ 注：鸭长明(1155－1216)：日本镰仓前期的歌人。1204年出家，法号运胤。曾在日野的外山结庵，开始读书著述，写有《方丈记》。 ] 过隐遁的生活，以满足自己旺盛的读书欲望。

　　 然而也就在这时，我突然怀念起故乡的妻子来，迫不及待地想回去看看她。

　　 2、家乡

　　 僧房的生活悠闲自在，就象沐浴在风和日丽的春天里。尽管世上正在为食粮缺、物价高、就业难、生活苦和重建住房等等而吵吵嚷嚷，这里却超脱了一切繁琐杂事：不足则任其不足，余则施舍，不贪不求，完全委身于如同行云流水的自由天地之间。尽管我还未能一下子完全摆脱红尘，但由于我从年轻时起就被禅道所吸引，因而也能以较轻松的心情委身于云水之间。

　　 在僧房修行的岁月里，我发现禅僧们有一种不可捉摸的风格——有时他们能象北条时宗 [ 注：北条时宗(1251－1284)：日本镰仓时代的执权(相当现代的总理)，性刚毅果断，1274年击退元兵入侵而闻名。 ] 那样勇猛顽强，可有时又能象虔诚念佛时那样心神平静。这种时而好象骤雨大作，时而如同春风骀荡的风格，实在令人难以捕捉。我喜欢这种僧房的生活——一旦心血来潮，他们可以使出不惜生命的勇猛，通宵坐禅、进入三昧 [ 注：三昧：佛教用语，意思是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 ] ；有时又会有一种阳春踏青似的人情味，悠闲自在地玩上一整天。

　　 有一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我们正在打扫禅院，法兄放下手中的扫帚问我：

　　 “你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居士呀？”

　　 我来到这里后，因为没有法号，大家都居士、居士地叫我，我也就任其所叫了。后来，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自己是海军出身，最好能用个舟字。但一想到在用舟字的人中，有战国时代的剑术高手石舟斋 [ 注：石舟斋：指柳生宗严(1527－1606)，日本新阴流剑道的始祖。 ] ，有幕府末期的剑道名人铁舟 [ 注：铁舟：指山冈铁太郎(1836－1888)，幕府末期的政治家，剑道名人。 ] 和枪法超群的泥舟 [ 注：泥舟：指高桥泥舟(1835－1903)，慕府末期的幕臣，枪法高人。 ] 等，都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因而有些犹豫，最后决定借用父亲的俳号(写“俳句”时用的笔名)“溪碧”的碧字，叫做碧舟。

　　 “你看我就叫碧舟居士怎么样？ ”

　　 “碧舟，好名！”

　　 法兄随随便便做了回答。我认为，名字也不过是个符号，太郎也好，次郎也好，叫什么都可以。

　　 我之所以起名叫碧舟，因为碧是青苔生长的石头，用这种石头做成的舟，就会永沉海底，终生不再浮起。当然，法兄是无法知道其中的含意的。

　　 这位法兄，时年已四十岁，曾在各地修行将近三十年，既不娶妻，又不当住持，只满足于一介的云水生活。尽管学深道高，但却是个很古怪的人。

　　 据说他是京都祗园的一家茶馆主人的儿子，他母亲是个笃信佛教的人，再三劝说他：“你如果能去当上方丈，咱家三族都可得救”。所以从十三岁起，他即削发为僧，以后便作为一个行脚僧辗转云游了全国各地的寺庙。他是我的一个没有挑剔的修行先辈，有时他把藏在后山的荤酒拿出来，两个人望月对酌，一直饮到夜深人静为止。因为我是个自觉出家而未经剃度的行者，并不是从小就入了僧籍的小僧，所以只要不破坏僧房大的清规，是不会受到申斥的。

　　 法兄每当喝醉了，就好重复这样一段话：

　　 “在十三岁的秋天，我因吃不消寺里的生活，便偷偷地逃了出来。逃呀、逃呀，逃到山科 [ 注：山科：日本京都市东山区的地名。 ] 的地方，肚子饿得连一步也走不动了，于是，我便在松树根旁打坐来沉入三昧，这样一来，松果便从上面掉下来，喀喀地砸在我的头上，这时停在松树枝上的乌鸦‘呱’地叫了一声……从那以来，我恍然有了悟性。今天想起来，那只是小悟，实际上还有大悟呢！你明白吗？哈哈哈。”

　　 他笑完了又对我说：

　　 “你知道土佐 [ 注：土佐：日本的旧国名，现在的高知县。 ] 的足折岬吧……对、对，是那里。我在那附近盖了一个草庵，住了三年左右，经常对当地人宣讲禅道。有一天，当地的头面人物拿来烧酒，说什么‘乞丐和尚喝吧’，因而激怒了我便打起架来，我把那家伙的胳臂反扭过来按倒在地，结果从那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却好了起来。那天，我独自喝了两升烧酒，后来……居士！你猜怎么样？我跑到海边坐在落潮后露出来的石头上打起坐来，后来被涨潮的潮水没过了腰，我也没有发觉。这是因为我进入了‘坐禅三昧’呀！天亮后，海滨上的群众以为我被潮水吞没了，急急忙忙搬出船来救我，可是我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知道……这样一来，大家都说：“那个乞丐和尚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姑娘们给我送来了食物，又给我缝补衣服，可轰动了一阵子呀！哈哈哈……当然，禅道也就在这里兴起来了。”

　　 他的话，大大净化了我的俗风，但我的烦恼火焰并没有熄灭。

　　 在这一年的深秋季节，我决定带着荐书去拜访天龙寺 [ 注：天龙寺：位于京都市右京区嵯峨，是临济宗天龙寺派的总寺院，建于1345年。 ] 的大德(高僧)。寺院所在地的京都街道并没有遭受战火的洗劫。霓虹灯广告牌的光亮还是那样耀眼夺目。人们的神色看上去显得很舒展，物资也很丰富，可是，占领军人数之多，却使我大吃一惊。美国之所以没有轰炸京都这个城市，是因为他们为了在占领日本后，可以在这里尽情享乐。现在看到他们那种洋洋得意的样子，简直令人可憎又可恨。他们为了使日本丧失斗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向无辜的人民投掷两颗原子弹，但为了逃脱破坏文明的骂名，却保存了日本的这座文物城市。是多么奸狡呀！不管怎么说，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把戏是高人一筹的。当我听到这个城市里陪伴占领军的卖淫妇之多以及这个城市几乎是靠销售美军物资的黑市来维持的时候，我的愤怒就更加难以自抑，索性径直向嵯峨野的寺院走去。

　　 岚山的红叶，古往今来年年如此。我恍恍惚惚地走上渡月桥，清彻见底的河水被倒映的满山红叶染得通红。走过桥后，一眼就望到了在暮秋中傲然耸立在寺院中的老杉树。顺着山门前的石路走去，右边就是皇陵。看到这些皇陵，使我不由得追忆起南北朝时代互相争战的历史，但这一切都被时代的潮流无情地冲走了。

　　 我要去的狮子窟，就在左边。门上面挂着由铁舟居士以龙飞风舞的笔势所写的扁额。我递上荐书以及一屉面条和一盒豆包的土特产品，就算在这里落了脚，同狮子窟的行脚僧们一起过起了苦心修行的生活。

　　 在这一年的年末，我决心回故乡探寻一下消息。从京都到四国的松山，只不过是半天的路程，我乘关西轮船公司的客船横渡濑户内海，在一夜之间就到了。我从码头坐上出租汽车，穿过经战火烧过的熟悉街道，于半夜到了自己的家。我为了避开别人的耳目，才预先把这个时间算计好的。我最担心的事有二：一是警宪的通缉令是否已到达这里？二是妻子怎么样啦？我把出租汽车打发走，又绕了一个圈子才来到了我家的后门，当我伸手要敲门的时候，一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

　　 “喂，惠美！”

　　 我先压低声音喊了几声，但没有回答，回头环视四周，寂静得鸦雀无声。接着我便敲了两三下门，里面似乎有起身的动静。

　　 “谁呀？”

　　 正是妻子的声音。正如我所料到的，她住在后面的独间里。

　　 “是我，开门！”

　　 “哎呀，是你呀？”

　　 “小点儿声！”

　　 我简直象个小偷。在黑暗中我已经嗅到了妻子的身体气味。她在睡衣上面又披了一件已经穿旧了的丝绸短外褂。

　　 “她爸！……”

　　 她又惊又喜，声音都有些沙哑了。她紧紧搂住我，饮声啜泣得双肩颤抖，在夜间的冷气中我已感触到她的肩膀已经变得削瘦了，我茫然地呆立在黑暗中。

　　 好久没见的孩子也长大了，简直都认不出来了，白白的脸蛋透着红润，睡得正香甜。不多时，耳朵灵敏的母亲也从正房走过来……我们全家人总算又重逢了。

　　 母亲告诉我——

　　 我不在家期间，警官曾来过两三次，打听我的消息，家里说我还留在东京，并把原来的住址告诉了他们。警官临走时说，如果我要回来的话，马上要报告。但警官的态度是很同情的……

　　 尽管没有判明发令者是谁以及拘捕的理由是什么，但我已成了通缉的对象是没有错的，这一点我早已估计到了。不过，给我定了多大的罪状，还弄不清楚。当然，也不能主动到GHQ(同盟军总司令部)去自首寻问，也不便间接托人给打听。在当时的风气来说：既有军人同僚之间互相转嫁罪责的小丑，也有为了个人的安全、不愿因参与他人事情而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懦夫，还有为了讨好占领军而从中搬弄是非的市侩。因此，我断定在目前情况下，还不能麻痹大意，必须继续逃亡。

　　 妻子在深更半夜出去给我弄了点酒来。据说她花言巧语地说服了感到有些奇怪的酒铺老头，怀揣着一小瓶酒回来。我闻着刚刚做好的米饭香味，不由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妻子精心给我做的饭菜尽管很简素，但比山珍海味要香得多。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能如此热情真诚欢迎我的人了。

　　 第二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家。当然也还是没有个准确的目标，茫然地坐上了开往别府的客船。我到了这个国东半岛之后，或访古刹，或拜石佛，依然过着我的流浪生活。在此期间，我也曾多次潜回东京，拐弯抹角地去打听消息。这时的东京，还刚刚在复苏，在东京的银座繁华街中心，还是搭着席棚卖冰块或站着卖冰棍的时期。

　　 人们已逐渐动手重建家园，在战时住的防空洞旧址上，已盖起了木板房，板房里也有了灯亮，临街的商店也开始了营业。

　　 一些主要的战犯，该处刑的已被处刑；该判刑的已被判刑，该关押的也都被关押起来了。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GHQ的风暴，总算刮过去了。综合报纸的消息来判断，对战犯似乎不再进行进一步的追究了。至此，我不免为那些以战犯而被问罪的人慨叹伤感。国民吃糠咽菜、咬紧牙关所过的艰苦日子，也总算熬过去了。自从停战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四个年头，在这期间，一些重臣在停战不久就相继自杀或被关押，如今，日本总算在经历了战争的苦难后，开始医治重创，走上重建的道路了。

　　 这时，我的胆量也变得大了些，有时也敢于回到故乡在妻子身旁多呆些日子了。不过，我还是没有一定的住所，或潜回东京，或到处流浪，只是不象过去那么紧张，较能轻松地生活罢了。

　　 直到昭和二十六年(1951)九月四日签订了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才真正对战犯“既往不咎”，我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了。

　　 下面我想写一点忆往事的“日后谈”——

　　 停战当时的军令部第五科全体成员，均作为战犯遭到拘捕，罪名是审问俘虏。但这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是由于五科成员曾详细地调查了美国的一切情况，为战争提供了情报，从而惹怒了美国当局，现在要进行报复。

　　 在拘捕第五科成员过程中，有件出乎意料的事，那就是主要的成员竹内馨少将科长和我却逃亡了。而首席部员的实松让大佐 [ cdhyy注：《偷袭珍珠港前365天》的作者 ] 却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次席的与仓中佐也被判了十五年。竹内少将是在要拘捕他的前一天逃亡的。一九五一年竹内少将公开露面后，我曾去访问过他。

　　 我们这两个“幸免的战犯”见面后，情不自禁地谈起了当年的逃亡和今后日本的前途。

　　 “吉川君，他们曾反复追问你的住址，我只是说房子已经烧光了，现在消息不明。吉川君，你说，我们能让他们抓住吗？”

　　 我们两个人都苦笑起来。总之，我们两个人在默默之中是志同道合了，就是说，即使打败了，也不愿受美军侮辱的气概是不约而同的。我记得竹内少将常常训诫我们说：“我们都是奸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摸清敌人的底细，一旦失败，就要默默地死去，决不允许求生受辱。”

　　 他是个硬汉子，当日本海军已面临绝望的战争末期，他看到“大和号”战列舰还健在，还曾一再向伊藤中将提出申请，要求派他到险境去战斗，以保全帝国海军的名声。

　　 在我们谈话中他还把逃亡的原委告诉了我：

　　 “海军当局把从开战到停战为止有关对美的一切罪责都推到了我的身上，因而也不知有多少次被GHQ叫去问话，最后竟要拘捕我，这使我愤怒得忍无可忍，于是我便在拘捕的前一天晚上逃跑了。哈哈哈……怎么能让他们逮住呢？如果能在战场上壮烈牺牲，那也倒遂了心愿，你说是不是？不过，也难为你能够长期逃亡在外呀。”

　　 我笑着回答说：

　　 “这都多亏科长平日的教导呀。这就是奸细的隐身术嘛！”

　　 这时，竹内少将的眼神若有所思，继而以责备的口气说：

　　 “不过……最近你不是在某杂志或其他刊物上写了些无聊的东西吗？……正如你在某杂志上所写的，作为一个奸细是不应该泄露任何秘密的，而且你不是也写过奸细就应该象猿飞佐助 [ 注：猿飞佐助：日本战国时代的忍术家(行动诡密的奸细)。 ] 那样，在临死之前把面容烧毁并把一切证据都付之一炬的吗？”

　　 然后挺直了腰板对我说：

　　 “我是让一切新闻记者都吃了闭门羹的，那些来打听无聊事情的人都被我赶走了。”

　　 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也说出了我的想法：

　　 “您说的道理很有意思。不过，科长……追述往事，把一切披露于众，进行反省，这样不是才能促使今后的飞跃吗？”

　　 竹内少将摇着头说：

　　 “我的想法与你不同。”

　　 我又解释说：

　　 “不过科长，今后日本的主要问题是重建。在此时机，难道还不应该把一切真情完全说出来，让我们、让全体国民放弃至今为止的自以为是的作风进行反省，为将来的出路进行深思吗？我同阁下一样，对奸细的纪律是牢记在心的，同时，奸细的固执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但我想，现在虽然失败了，难道不应该朝着今后的复兴道路迈进吗？”

　　 我将膝盖又往他前边凑近了一步说：

　　 “您等着瞧吧！美国必然要在中国或东南亚的纷争问题上，面临束手无策的处境。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能真正懂得日本的真意。麦克阿瑟这个乡下佬，为了泄愤，惩办什么战犯，干了一桩追查旧帐的蠢事。在不久的将来，美国肯定要在东南亚问题上或在防共问题上感到棘手，到了那时候，就是日本国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然而，正如您所深刻了解的，以往的日本国民是幼稚的，要比其他先进国家落后二十年。因此，我们还不应该尽早清算那种‘不可使知之，不可使寄之’的政治，使军、官、民团结一致来考虑日本民族的前途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难道还不应该毫不隐讳地把过去的一切都揭露出来，共同去反省、一齐去卧薪尝胆吗？我是这样考虑的。”

　　 “嗯，你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

　　 阁下说到这里稍停了一下，接着又说：

　　 “我认为起码我们的第五科并没有输给美国，而且我们还十分准确地预测到美国要进攻日本本土。吉川，你说对不？我从年轻时起，就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研究美国问题上，我认为自己在日本海军中是个独一无二的美国通。可是我们的海军当局连一次也没派我到美国去看看，让我看到的，只是美国兵，只是战后的占领军。尽管我们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们却不据此去制定相应的策略，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科长！您到底是到什么地方逃亡的？”

　　 “这个嘛，是秘密中的秘密……哈哈哈……”

　　 两个人的话，谈来谈去就跑题了，不过，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已了解到竹内少将也是在各寺院辗转藏身的。虽然同是禅宗，而他属于曹洞派，我则是临济派。恐怕连达摩佛也想不到科长是个曹洞派，而且同样是在禅寺里藏身的。

　　 当我要告辞的时候，科长亲切地嘱咐我说：“你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今后你要多喝些青菜汁。你一定要给你太太买本××博士的著书带回去。健康是首要的。要想健康，喝青菜汁又是首要的。”

　　 据说科长阁下非常信奉青菜汁的效用，多少年来老夫妻俩一直不吃米饭、不吃肉，除了食用家庭栽培的少量麦子和青菜汁之外，不吃其他任何东西，而且紧闭门户，谢绝了一切访客。

　　 这次见面后尽管又过去了五年，但我却未能遵奉科长的教导，青菜汁连一次也没喝过。不过，将来我还是要试一试。

　　 3、战史

　　 自从昭和二十六年(1951)九月四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后，日美两国的历史学家，为了研究太平洋战争史，进行了频繁的交流活动。

　　 因为要解释清楚这一场庞大战争的真实经过，只靠一国的资料，就会变成偏于一方的不公平的战史，所以必须对照着交战国双方的资料进行研究。例如，日本方面空欢喜一场的所谓击沉、击伤的战果，实际上美国方面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或者是日本方面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果——击沉一艘巡洋舰，而美国却大为惊慌，以为被击沉的巡洋舰就是载运轰炸日本用的原子弹的巡洋舰，再如，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战果，尽管日本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评价，但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只有把日美两国的资料对照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数字。

　　 下述数字和战况，就是综合了日美两国的资料而得出的真实资料(决非我之私见)

　　一、日本方面的袭击部队：

　　　　1、航空部队：

　　　　　　鱼雷轰炸机　　　　　　四十架

　　　　　　高空水平轰炸机　　　四十九架

　　　　　　俯冲轰炸机　　　　　五十一架

　　　　　　战斗机　　　　　　　四十三架

　　　　　　共计　　　　　　一百八十三架

　　　　2、小型特殊潜艇　　　　　　 五艘

　　二、目标

　　　　1、停泊在珍珠港的军舰　　 七十艘

　　　　　 辅助舰船　　　　　　 二十四艘

　　　　　 共计　　　　　　　　 九十四艘

　　　　2、各机场的飞机　　 三百八十一架

　　三、战果：

　　　　　　陆上设施　　　　　　　　破坏

　　　　　　轻型巡洋舰以下　　　击沉多艘

　　　　　　基地飞机　　击毁一百六十一架

　　四、日本方面的损失：

　　　　　　飞机　　　　　　损失二十九架

　　　　　　小型特殊潜艇　　　　沉没五艘

　    五、战况：

　　昭和十六年(1941)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六时，驶离择捉岛单冠湾突袭珍珠港的机动部队的编队共三十三艘：其中航空母舰六艘、战列舰二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十一艘，潜艇三艘和油船八艘，舰载飞机三百六十架，由司令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沿北纬四十度附近径直向东航行。十二月二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接到“攀登新高山1208”(开战日期定为十二月八日)的电今，六日驶到夏威夷正北方的机动部队，突然右转弯大举南下，于当日上午六时到达夏威夷北方二七五海里海域时，航空母舰上的第一次攻击机队起飞了。飞行部队总指挥渊田美津雄中佐的飞机暂在空中盘旋，等待由母舰起飞的僚机，俟第一批攻击机队的一百八十三架机群按机型编队完成后，使朝南方飞去。

　　飞临瓦胡岛上空时，渊田向全军发出了“突、突、突”的攻击命令。战斗机朝着排列在基地上的飞机进行了机枪扫射，鱼雷轰炸机则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空，以十米至三十米的高度投放了浅深度航空鱼雷，紧接着就是一队的俯冲轰炸，随后又是另一队的水平轰炸。从七时五十分(夏威夷时间)投下第一颗炸弹起，经过约一小时，珍珠港的全部机能便陷入瘫痪。冲天而起的浓烟滚滚向西南飘去，对空炮火亦变得稀疏了。机队总指挥渊田中佐确认奇袭成功后，便向舰队发出了“我奇袭成功，鱼雷机放击敌主力舰效果甚大”的“虎、虎、虎”的电报。

　　当爆炸声、炮声、警报声响成一片的时候，不断地传来了檀香山广播电台的喊叫声：

　　“空袭珍珠港，并非演习。全体陆海军官兵要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六、综合剖析：

　　1、袭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共拥有各类飞机四百二十三架，但只起飞了第一突击波的一百八十三架，就停止了攻击，为什么没有进行反复的攻击？正因为如此，陆上的船坞设施几乎在未受到任何损失的情况下留存下来，成了美军在日后太平洋作战的中心基地，从而导致了日本的投降。遭到袭击的美军舰，除亚利桑那号外，其他均在二年内修理完毕，重新参加了太平洋作战。

　　2、日本海军的鱼雷轰炸机，尽管是对静止的目标进行袭击，但命中率却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3、战列舰贴岸的内侧受害轻微。

　　4、基地上的大部分飞机均被击毁，日本已暂时掌握了制空权，不知有什么必要，竟那样匆匆忙忙地撤退了。

　　5、日军为什么没有进行反复的攻击和舰炮射击？

　　从全局观点来看，由于日本指挥官满足于微小的成就以及存在着温情主义思想，致使袭击珍珠港的作战变成了一次不彻底的作战，白白为美国提供了崛起的机会，最后葬送了日本。战争就应该彻底地把敌人置于死地，如果在作战中存在温情主义，最后必然是败北主义。因为六成的取胜思想支配了日本海军的指挥官，才导致了日本的失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以上是日美战史学家的共同看法)

　　 如上所述，只要就两国的任何一次作战进行研究，就不难弄清在作战中所出现的判断失误、指挥失误和官兵的技能优劣等情况，这确是耐人寻味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战争动机的争论问题——就是说，罗斯福总统事先是否真的知道了日本要袭击珍珠港？还是根本不知道而由日军单方面所挑起的？如果说罗斯福总统及其统帅机构事先知道了日本要袭击珍珠港，那么，为什么没有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和夏威夷防守司令发出警告？在这一争论上，美国出现了两派：反罗斯福派的论点认为，珍珠港悲剧的责任应由罗斯福总统来负，并不是金梅尔或肖特的责任，拥护罗斯福一派的论点则认为，战争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并不是罗斯福总统的责任。两派都出版了研究论文，在美国国内展开了论战。但是，由于当时的当事人多已死去，而且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所以，还看不出到底何时才能使这一论战得到公正的解决。不过，美国的历史学家还在孜孜不倦地为发现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而尽着最大的努力。GHQ的历史研究室室长普兰戈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来是位海洋战史学家，以“哥伦布的航海记”为题所发表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授。为了研究太平洋战史，搜集日本方面的资料，作为GHQ的成员来到了日本。但是，由于停战后日本海军在投降前烧毁了所有资料，所以已经找不到任何贵重资料了。普兰戈博士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到开战当时的珍珠港作战上，从政策、战略两方面进行了研究。据说他曾把当时参加过这一海战至今还活着的日本官兵，从全国各地找来问话，请他们说明当时的情况。例如，他曾把八名“赤城号”航母的乘员找来，一个一个地寻问：

　　 “当时，是在几点钟谁来叫醒你的？”

　　 “是在早晨四点左右，由值班的士兵来叫的，他敲打着我的吊床把我叫醒，说是差五分就是四点。”

　　 “你起来后又干什么啦？”

　　 “你登上飞机时的心情如何？周围的天气怎么样？。

　　 他的提问常常涉及到细小的问题，而且不知疲倦地反复地问。由此可见，他在努力发现新证据，以便为他的某种研究得到重大的启示。袭击珍珠港时的飞行部队总指挥渊田中佐和第一航空舰队参谋源田实中佐，自然是他谈话的主要对象，还找到了当时的军令部作战科长富冈定俊大佐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了详细的查问。另外，他还以GHQ的权力，利用战时截获的外务省来往电报进行了调查。

　　 通过查讯，在他的脑子里闪出两个疑问：日本为什么把开战日期定在了十二月七日？舰艇停泊在珍珠港最多的日子，日军是怎么预先知道的？据说，他对这两个疑问，无论如何也揣摸不透。奇怪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直到这时还没有任何人进行过研究。在细心查阅由檀香山发出的日本总领事馆的电报中，使他更为疑惑的是：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为什么能专门获知有关珍珠港的军事情报？根据居住在夏威夷的日裔市民很多这一点，估计可能有一千名乃至两千名的敌对分子协助了日军，这从美国人的常识来说，本来也不足为怪，可是，从截获的电报来看，全是日军所急欲知道的事，而且又抓住了要害之处——例如，关于战列舰的排列，阻塞气球、防潜网的所在、舰队的行动、停泊地点的情况以及建议“对这些地点进行奇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等等，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由此他想到，肯定当时在夏威夷有间谍在活动，尽管还弄不清究竟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但存在间谍是毫无疑问的，他从各方面进行了调查，最后通过同他在一个室内工作的前日本海军军官××，了解到当时我曾在夏威夷，并查明了我的住址。于是，我便接到了普兰戈的一封来信，内容大意是：邀请我到东京帮助他研究战史，并郑重地表示这是他个人的邀请，并非官方的传讯，大可不必担心。一切费用由他负担。另外，还严肃指出：我在夏威夷作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研究战史上是个重要的见证人，故而要求我必须慎重从事。最后似乎在威胁我说：不得向他人泄露任何情况，如果泄露了，以后不论出现任何不利的后果，应由我个人承担，他不负任何责任等等。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我想：既然马上就要签订和平条约，可能不是什么要逮捕我的骗局。由于我生来的无所畏惧性格，决定承诺他的要求，同时也好借机察看一下GHQ对自己的看法。

　　 我记得是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即将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前夕，来到东京GHQ去访问了他。

　　 从GHQ的正门到里面，要经过许多道门卡，到处都有穿着很整洁服装的美军和穿着脏旧服装的日本兵在站岗。到了门卫后，给普兰戈通了电话，一位女秘书出来把我领到了帝国饭店。

　　 他说因为这是私人邀请，不便在GHQ谈话，所以才把我请到了帝国饭店。我觉得从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出美国人的一种很有心计的气质。

　　 我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每天边喝着可口可乐和威士忌，边回答了他的提问。

　　 他的兴致很大，说他回国后要写一本书肯定会畅销，并说，将来一定要送给我一笔特别酬金。

　　 在我来说，与其说是帮助他写书，不如说我要借此机会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战争的一部分真实情况谈出来，用来启迪美国人，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日本人的执着性格。当然，日本应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也希望美国人能认识日本人的硬骨头，以便加深将来日美之间的互相理解。我要使美国人懂得：相互之间的理解，并不应该建立在一方的卑躬屈膝的服从上。

　　 美国人并不是那种幼稚得时到如今还要去评论间谍的是非的人民。我充分了解美国人在有关珍珠港事件上，捶胸顿足地悔恨由于美国当局的失策才遭到了日本的打击的心情。败军之将不言勇，现在日本海军已没有任何可夸耀于美国的地方，但从用兵家来说，日本确实打了一场漂亮的奇袭作战。不过，现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只要谈起战争，就认为全是日本的过错，特别是谈到偷袭珍珠港，就觉得抬不起头来，这似乎已经成了一时的风潮。但是，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即使在目前的处境下，对炙手可热的GHQ也丝毫没有象奴隶那样唯唯喏喏、卑躬屈膝的必要。所以，应该说的我就说，应该隐瞒的我就坚决隐瞒，毫不妥协。他可能认为我是个傲慢的家伙，但在我来说，对GHQ却始终是个不屈服的倔强者，因而不惜同GHQ兜圈子，一直躲藏到最后，以表示我所能做到的抵抗。

　　4、与CBS[注]签订拍片合同

　　 从昭和二十六年(1951)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我就公然地回到故乡在妻子的身边定居下来，以经销汽油为生。所幸生意做得还很顺利，因此，我就准备作为一个汽油商人在乡下隐遁下来了此一生，不再出任公职。可是，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政府解除了“公职追放” [ 注：公职追放：1948年1月，日本政府根据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将军国主义分子、国家主义分子，从国会议员、公务员及其他政界、财界和言论界等公职岗位驱逐了出去。1951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解除。 ] 的第一号令。这样一来，从昭和二十八年(1953)起，我却被当地群众推选为町会议员，接着又连任了第二期，为地方行政承担了一部分任务，这时我已有一男一女，过着小康的安定生活。

　　 可是，到了昭和三十五年(1960)以来，一些杂志社，报馆和广播电台的人，也不知从哪里闻到的风声，都跑来让我为他们写手记，报纸上也开始大书特书我的事迹，这样一来，我居然成为地方上的知名人士，一跃而成了新闻人物。

　　 在同年的夏季，驻东京美国大使馆武官室给我来了一封信，请我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学生写篇文章，以便登载在美国海军的权威杂志《Navel Institute》(海军学会)上。

　　 我很高兴为晚辈学生写点东西，于是我便来到东京去访问了美国大使馆。

　　 经历了战后十四年的东京，这时已百废俱兴。我站在繁华街虎之门的十字路口朝官厅街望去，每一个官厅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式，唯有原来的海军省红砖建筑已经形影皆无。再看满铁大楼顶上随风飘扬的，已经不是日本国旗而换成了美国的星条旗。海军省是自己在战前和战争中每天出入的地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如今这里已完全变成了治外法权——美国的领土，在正面进口的廊子里，挂着林肯的大型肖像画。

　　 海军武官室在四楼，我在楼下的问讯处给斯坦福中校打了电话说明来意，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一见面，他便伸出一双大手把我迎了进去，连声说“欢迎你，先辈”。我记得这位彪形大汉的年龄要比我小三、四岁。他以豪爽的态度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们，他们也都郑重地同我握了手，并进行了非常融洽的初次见面的寒暄，所以弄得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昨天的敌人，今天变成了朋友，看来不论是任何国家的军人都是直爽的。

　　 办公室的墙壁上，用图钉捺着一张朝鲜战线上的照片，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奔跑的战斗场面。

　　 斯坦福中校是光荣的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他指着照片对我说：

　　 “我就是在这里负的伤。”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三军中是一支最富有攻击精神的部队，所以，在艰难的战场，总是由这个部队来打先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硫黄岛的登陆作战中，曾使日军吃了很大苦头。

　　 我们两个人马上进入了研究战史的工作。谈话以英语和日语混杂进行。斯坦福中校学习日语很用功，已能说较流利的日语，而我也多少会说些英语，但我尽量用日语来叙述，以便把我的意思正确地传达给对方，而他对于重要的地方，又常常在谈话当中要求我：“请你用英语再说一遍”。他为人耿直、性格豪爽，颇具军人的气度。在日本防卫厅中，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从而也都很敬重他。

　　 我们两个人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作，然后用打字机打成清稿，给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寄了去，我也就匆匆回到了家乡，这部手记以两个人共同执笔的形式，发表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号的《Navel Institute》杂志上。

　　 这部手记发表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等报纸杂志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转载。于是，法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报、刊也来信征求我的转载意见，加拿大广播公司还用了四天的时间来录制了录音磁带。接着，于第二年的一九六一年春，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又与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联合，计划拍一部我的传记记录影片，还要到当时的现场拍摄外景。

　　 这项拍摄计划，是他们在华盛顿拟就并与美国当局交涉的。据说最初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不同意，说是姑且不论吉川这个家伙如何，要把对美国历史有污点的奇袭珍珠港的场面拍摄成纪录影片，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但CBS的工作人员每天跑到五角大楼去要求，最后以在画面上不出现沉船的场面为条件，准许了现场拍摄。从这种几经周折的情况来看，在情节的编辑上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在影片设计者的心情上，是打算拍一部让我在迎接珍珠港事件二十周年的时机，向美国低头认罪，以表示反省、忏悔的场面。但是，我断然地拒绝了。虽然我至今仍在反省，可丝毫没有表示歉意的心情。

　　 因为有这样一段争议，最后决定仅拍吉川的传记，在影片中不出现过去在檀香山进行间谍活动的场面，把影片的主要情节时间改在战后的今天，这样五角大楼也就批准了。

　　 决定开拍之前，为了进行最后的协商，在斯坦福中校的叶山别墅开了个碰头会。因此，这两年间，每月我都要奔波在四国和东京之间。尽管给我定的演出报酬是很低的，但我想到能借此机会再次看到珍珠港，心中也就充满了欣慰而不去计较报酬。特别是想到往昔每天我都要去徘徊、恨不能多看一眼的珍珠港，如今能从容不迫地仔细看一看，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另外，在这次访问檀香山中，除了拍电影以外，我内心里还隐藏着四个心愿：

　　 第一、在经过了战后的二十年，恩仇业已泯灭的今天，我想到日美两国阵亡者的灵前去为他们祈祷。

　　 第二、我必须向美国人民证明居住在夏威夷的日裔市民对美国是忠诚的。

　　 我的“我是珍珠港的间谍”这一记事发表后，大多数美国国民都认为：“时到今天竟说出这种事，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没有居住在夏威夷的十五万日裔市民的协助，单独一个青年军官怎么能完成那么大的工作？即使他有三头六臂的活动能量，也不可能在十个月期间一次也没有被检举，这难道还不值得可疑吗？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是因为集中了十五万人的协助，才使他起了作用……”我还听说，不只是美国人民大众有此看法，就连美国的历史学家也有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问题。因此，我就想一定要找机会，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为他们解开疑团。如果日裔市民对美国的忠诚心受到美国市民的怀疑。必将给日裔市民今后的社会活动造成重大影响，这在我来说，也是一个引以为咎的苦痛问题。

　　 事实上，就是我一个人单独干的，没有任何协助者。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肯定就会变成自吹自擂的丑表功，所以我也有些难以开口，但事实就是事实，我由衷地愿向美国人民呼吁：请不要让日裔市民蒙受不白之冤。我相信到了檀香山，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肯定会找到这个机会的。

　　 第三、我要知道我的朋友和女友们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是不是都过上了幸福生活？特别是听说在战争初期，一些与领事馆有过交往的人，都遭到了株连……那些种植园里的人们，那些脱离日本国籍而到美国军队里服役的青年们，以后又怎么样了？……总之，我很想知道有关这些人们的消息。

　　 第四、想旧地重游，再欣赏一次那里的大自然风光——我在夏威夷的十个月期间所观察过的山峦，海岸和各个岛屿、大海，都使我怀有无限眷恋之情。

　　5、拍摄

　　 终于要开拍了。首先要在东京来一次试拍。这天的东京，空中弥漫着梅雨期的阴云，摄影师说要利用间晴的机会在清水谷公园试拍。当我想到自己过去从未拍过电影，现在要表演一个面部表情毫无信心、嘴里操着不熟练的英语的人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时，心中还真有些“打鼓”，但一转念——既然已上了这只“船”，只好听之任之，从而也就做好了精神准备。摄影师露着白牙笑着对我说：拍摄的着眼点在于，在演技上要做到，从外表上看，分不清间谍和商人有什么区别的样子，所以，在这里只拍面部和走路的场面。

　　 其次是照明，他要求走路的距离很严格，并把传声筒的电线穿进我的裤子里让我走，那种样子简直象耍猴儿的猴。

　　 接着又拍回忆的场面，他让我坐在石头上叼着烟斗抽烟，于是，他便喊：“清摆好姿势！场面，第三，预备1……”随手敲了一下梆子。

　　 摄影机一开始转动，我便讲了一段回忆。

　　 试拍完毕后，摄影师满意地对我说：

　　 “你在摄影机面前还真不发怵！”

　　 其实，我初次面对境头，还真有些懵头转向。不过，好在早已做好了露丑的精神准备。

　　 六月中旬。决定要到我的家乡来拍摄。在拍摄的前一天晚上，从东京经陆路运来了装有发电机的卡车。我以为最多不过是用八毫米的摄影机哗啦哗啦随便拍一拍也就算了，谁想到竟然运来了大规模的摄影装置，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群。

　　 我经营的是销售汽油的店铺，所以曾多次拍下了有关我给顾客的汽车灌汽油、收费和道谢的境头。

　　 这次拍摄的目的，在于要不夹杂任何虚假地把我现在的生活实际情况和心境摄入境头和录进磁带。为了要拍摄我在书斋古光庵执笔的姿态以及我身穿僧服坐禅的姿态，曾把寺院的和尚请来帮忙，或把水龙头拉到房顶上往下撒水，摸拟雨水从房檐滴下的情景等，兴师动众，还真热闹了一阵子。

　　 第二天，要拍我和妻子散步的场面。在众人围观之下，叫我真有些难为情，不免也出了一身汗。好在在我家乡的拍摄工作用三天的时间就结束了。

　　 附带我再谈件小事：这次所拍摄的我穿着僧服坐禅姿态的照片，曾在第二天的纽约报纸上登了出来。在他们看来，也许认为当年这个珍珠港的间谍，现在已想当个和尚而了此一生了。

　　 进入八月，旅行护照和入境签证全准备妥当了。接着我就接到一封电报，告诉我已决定于十五日出发，催我早日到东京。

　　 我到东京那天，正是停战纪念日。由于苏联副主席米高扬来日访问，新闻报道机关显得很忙。在这以前，哈格蒂来日访问时，左翼闹腾了一阵，这次右翼又可能出来闹事，所以当局出动了九千名警察加以戒备。

　　 摄影师已等在羽田机场，他来电话说也许要延期出发，可是到了半夜又来电话说，还是按原定计划，乘十一时四十分的飞机起飞。于是，我便急忙奔向了羽田机场。

　　 八月十五日清晨，到了威克岛，接着又飞过我的许多同僚葬身的中途岛南方，在当地时间过午时分，喷气式客机静静地向左右侧滑了一下它的巨体，便把指针定向了檀香山。飞机降到云层之下，已经能够看到象丝绸的皱纹般的太平洋的波浪。当我想到马上就会看到夏威夷诸岛的时候，心神已经有些不定了。头天晚上一夜里我也没有合眼，脑子里萦回着今天即将要到的珍珠港而浮想联翩。

　　 坐在靠窗座位上的经常旅行的宾厄姆先生，为了让我能看得更清楚，建议同我换换座位。他挥动着一双机敏的大手迅速地整理好行装，并拿出他用惯了的八毫米摄影机，检查了胶片，清除了镜头上的浮土，最后还做了试运转。

　　 我系好安全带，然后把头额贴在舷窗上往下观看。飞机穿过云海降低高度，闪烁在碧空中的银翼微微有些震动。我渐渐兴奋起来，甚至感到心脏的跳动已窜到贴在窗玻璃的头额上。飞机径直朝檀香山飞去。

　　 我想：二十年前日本的进攻部队可能就是沿着这条空路，头上缠着印有红太阳的毛巾，手中紧紧攥着操纵杆，甚至要把它攥碎似的，两眼狠狠盯着步步逼近的珍珠港，一鼓作气地发起进攻的吧……“突袭珍珠港”这个不足一小时的事件，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也决定了日本的命运。

　　 现在，再回想突袭珍珠港后二十年的历史，只能喟然长叹一声“呜呼！”而割断了我的沉思和缅怀。此时此刻，与其说我有一种认定那些勇士们对祖国尽了忠，对天职尽了责的狭隘思想意识，倒不如说我有一种难以出口的特殊想法……

　　 飞机向左、向右来了个横向滑动，随即又降低了高度。珍珠港就象个白色的海盘车映入眼帘。夏威夷塔、戴蒙德角、努阿努帕里……都是勾起我回忆往事的景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嘴唇颤抖。瓦胡岛静静地躺在绿荫的怀抱中，这个过去我曾不惜献出青春、艰辛地侦察过的岛子，现在依然如故……我已经沉浸在无法形容的感慨中。

　　 这时，我突然听到身旁有摄影机的转动声，回头一看，工作热心的宾厄姆先生已把我的激动姿态摄入境头。就是说，他已经开始了拍摄工作。

　　 他见我发现了他在拍摄，便说：

　　 “请你继续看吧！”

　　 接着又变换了一下摄影角度连续拍摄。且不管我有什么难以言传的感慨，实际上，我却成了供人观赏的对象。

　　 从飞机舷梯上远眺珍珠港，那里是一片烟雾，充分显示着美国太平洋舰队中心基地的雄伟壮观，从这里不断地向冲绳、荷兰港、关岛、第七舰队、北极星潜艇，发布着保卫自由阵营的指令。

　　 二十年前，我也曾胸怀气吞山河的壮志——珍珠港算得了什么？不给面貌可憎的美国海军来个突然袭击就誓不罢休……

　　 我们一行下榻在怀基基饭店。导演、副导演和解说员一行也从纽约飞来了。外景拍摄连续进行了两个星期，简直是连轴转。有时虽遇骤雨，但马上又会雨过天晴，所以，无需等待天气，拍摄工作按照预定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连日来，一直在我昔日经常去的珍珠港附近的高地、春潮楼、山坳、坦塔罗斯海岸和甘蔗田等地继续拍摄。港内的拍摄共进行了三天，这里的一个向导兼监视的军官一直跟随在旁。在我来说，能够在大白天里大摇大摆地进入港内，这还是头一次，没想到港内却是个很狭窄的地方。我们还坐汽艇到“亚利桑那号”纪念舰和福特岛那里去了一下。港内有装载着黄色导弹的军舰和露着通气管的潜艇在移动着。

　　 “亚利桑那号”由于毁坏严重，无法进行撤除作业，沉没的船体原封未动地留在海中，舰首挂着星条旗，只有前后一部分船体露出水面，上部的构造物已经形影皆无，它作为纪念舰将永久保存下去。就是这个风平浪静的海面，在战争爆发那天，她曾化为一片火海，有几千名美国海兵被烧死在那里。在海底还有被炸得粉碎的日本小型特殊潜艇。当我想到那里还散乱地埋葬着特殊潜艇上的年轻官兵的白骨时，情不自禁地为他们合十做了祈祷。

　　 八月二十三日，拍完甘蔗田的外景之后，从下午到深夜，一直在春潮楼拍摄。

　　 春潮楼的老板娘还健在。她说：这儿从战时到战后一直受到美军的冷眼相待并被停止了营业，直到前几年才由她的儿子夫妻俩重新开业，而自己现已隐退。

　　 “我给你们添了很大的麻烦，实在太对不起啦。”

　　 当我向她道歉时，她娇柔地笑着说：“哪里、哪里，你也是为了祖国嘛。……你同喜多先生可没少来呀！……当时，我也曾觉得你有些可疑，可是……万万没想到森村先生你就是那个……我的话说得太失礼了。”

　　 拍摄是按着“特快”的日程进行的。我的眼睛已经充血，脸也变黑了，双颊也痛得火辣辣的。可是，总算是按照宾厄姆先生和五角大楼的指导完成了演技任务，我也得以安下心来缓口气。

　　 在拍摄海岸境头时，一些洗海水浴的游客也都前来看热闹，其中有位彪形大汉走过来握住我的手，笑着对我说：“我读过有关你的报道。”据说他是刚从日本回来的空军上校，他只穿着游泳裤衩，胸前长着重重的胸毛，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个少年站在旁边，我问他“几年级啦？”，他回答说：“七年级”。据他说暑假要放到九月六日，所以要尽情地游一游。我向他自我夸耀地说：“我也是个游泳能手”，他眨巴着眼睛，抬起头来问我：“叔叔，你是电影演员吗？”我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我不是职业演员。”他听了我的话，显出一副似懂非懂的神色。

　　 当年，我把青春的热情和生命的安危都置之于度外所做出一切努力，现在全都变成了一场空，所取得的代价又是什么呢？犹如踏在沙滩上的足印，被滚滚而来的波涛冲刷得无影无踪……

　　 大自然的景色，不减当年之美。由遥远的太平洋彼方涌来的汹涌波涛，后浪逐前浪地拍击着海岸，刹那间溅起一连串的白色浪花，散落在岸上。

　　6、漫步檀香山

　　 拍摄完毕后，本想好好休养一下。可是一些地方报纸、广播电台和昔日熟人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不断地给我来电话，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但由于我同CBS所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有一条规定，不得答应其他单位的邀请，所以也真使我有些为难。正在这时，春潮楼的老板娘来电话邀我到她们那里去玩，正好为我解了围，我急忙离开饭店去访问了她们。

　　 老板娘拍着我的肩膀悄声告诉我：“二十年前你经常逗留的屋子就是这里。”她还告诉我说：“在战争期间，买卖也停业了，吃了很多苦呀！”

　　 老的艺妓还告诉我：某某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某某子已经死去，某某子已当了美容师，某某子的消息不明……这些都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不多时，以年轻的老板娘为首，清子、芳子……一些人也都高高兴兴地跑了上来。在前天的外景拍摄中，她们几个人曾同我一起演出。今天就象有十年交情的知己似地围着我，在谈论日本的一些事物上显得那么热情。据说，在战争期间美国兵也曾到这里找过麻烦，但是，她们说：“当时我们对那些美国兵说，‘我们没干过什么坏事，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一直是为美国尽力的市民吗？’结果，他们也逐渐明白过来，不再来捣乱了……”

　　 “在战争的初期，我们确实受了不少苦。可是，日本打了胜仗，在内心里一直在拍手称快。”

　　 “在战争中，我向美兵销售从黑市弄来的威士忌赚了不少钱。”

　　 “××向美军献殷勤，竟然对××造谣中伤，致使××遭到很大折磨。那家伙虽然现在还常到这里玩，可是大家都讨厌她……”

　　 当老的老板娘谈到她刚到夏威夷时曾在甘蔗园里做工，成天薅甘蔗叶子受了很多苦的时候，年轻的姑娘们不服气地说：“在战争期间，我们还不是同样去干了那个吗？”有的说：“我还在军中的小卖部干过呢！”你一言我一语，真是谈笑风生，越谈越热闹。

　　 总的说来，在第二代、第三代人中，女性是比较偏向日本的。她们对日本的和服、草履、语言和风俗习惯，都深深地眷恋着。她们特别喜爱日本的杂志、电影和歌谣，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些对日语懂得不多的女孩子，竟这样喜欢日本东西，也确是个有趣的现象。

　　 从楼下的大厅传来了喝醉酒的白人的喊叫声。我以为这是因为我‘霸占’了这些女人，便提醒她们说：

　　 “下面招呼你们呢，去看看吧！”

　　 可是她们根本不理睬白人的喊叫，却说：“没关系，白人讨厌死人啦！不理他们呆一会儿就走啦。”

　　 她们的用语是英语、日语和当地方言的大杂烩。装模作样的时候就用正经的日语，随随便便的时候就混着用。针对这种现象，我说了句：

　　 “看来，在夏威夷已经不需要日本学校了，因为日裔市民学的是英语，都变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啦。”

　　 她们听后，七嘴八舌地反驳我说：

　　 “No、No，(不、不)日语是绝对需要的。”

　　 第二天的傍晚，菠萝公司的劳巴茨打电话邀我说：“一块儿喝一杯吧！”我表示同意后，他马上就把车子派来了。这个人我不认识，据说在前天的拍摄外景中，他同他的儿子去看了热闹。我接过他的名片一看，才知道他是公司的对外联络部长。

　　 我们首先在附近的酒吧间垫补了一杯，然后他说已经准备好了，请我到他家吃晚饭。盛情难却，我只好去了。劳巴茨先生是一位性格开朗、健于言谈、有高深教养的绅士。年龄要比我大两三岁。据说他的夫人是位有名的音乐家，正在国内演出，但我不太懂音乐方面的知识。走出酒吧后，他说要到一个下属的公寓去“来一次突袭”，让朋友拿出点威士忌来。他就是这样一位异常好客不拘小节的人。

　　 怀基基海岸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各处的灯光竟相闪烁，他的家就住在这个海滨的高台上。这天，他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儿承担了女主人的任务，又是敬酒，又是演奏竖琴，招待得十分周到，室内整理得井井有条，显得那么静谧。看来他是个能喝酒的人，边喝着苏格兰特产的威士忌酒，边打开了话匣子：

　　 “……不瞒你说，我在年轻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笔财产，我把它变成了钱，以巴黎为中心，在欧洲游逛了许多年，后来花得分文皆无，双手空空回到了纽约。当时，朋友们都责问我：‘你挥霍了那么多的钱，究竟得到了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我得到的是能洞察人的眼力’。我说‘Takio’我就是靠这点眼力，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实在的人，所以才邀请你的。来，咱们尽情地喝吧……”

　　 ‘Takio’？啊，他是在叫我的名字‘Takeo’——猛夫，原来他把我名字的‘Takeo’给拼成了‘Takio’。不过，我也真吃了一惊，这种只喊名字的叫法，按照日本的习惯，只限于父母对孩子表示喜爱时才这样直呼。

　　 “谢谢。我也赞成你的意见。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种共同的实在感，而且超越了国界。”

　　 “Yes(对)。你们日本人喜欢‘Shibai’(芝居——他指的是日本的戏剧如：狂言)，但人与人之间演戏是不行的。”

　　 他的声音，借着酒劲儿越来越大，在旁边伺候的女儿有些担心地说：“爸爸，您看是不是不要再喝了？”

　　 看来不论在任何国家，家属对喝酒的老人都是没有办法的。

　　 第二天，我在劳巴茨的引导下参观了甘蔗园和工场，这里散发着呛人的芬香气味。设在多尔的菠萝罐头工场，是个从很早以前就在市内占有广大土地并拥有几千名工人的唯一的一个大工场，而我在战前曾秘密地向东京报告说这是个轰炸目标。因为我判断一旦发生战争，这个工场肯定会被改成什么军需工场。事实上，今天我到此看见工场的解说小册子，也证实了这家工场在战争期间确实为军方制造菠萝罐头，为提高军需生产尽了力。我在心中暗自苦笑了一下，但没有对劳巴茨谈这一点。

　　 下午，又去位于瓦胡岛中央平坦地中心区的瓦希阿瓦甘蔗田参观。

　　 沿着珍珠港的高速公路驱车飞驰，很快就到了瓦希阿瓦。在种植园的中心放眼望去，只见在一望无际的甘蔗田中有个研究所。惠勒空军基地就在其附近。

　　 当年，在这个机场里，停放着一大排P－51战斗机。我曾建议，在进攻夏威夷的最初阶段，必须先把这些战斗机砸乱使它无法起飞，就如同要获得蜂房，必须先对停在蜂房周围的工蜂泼上汽油，将其翅膀烧掉一样。当时，每天我都要来到这个机场侦察动静，这里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当车子来到机场正门前时，劳巴茨看着我的脸，笑着问道：

　　 “来过这里吗？”

　　 我也笑着回答说：“当然。”

　　 实际上，在袭击珍珠港时，也确实先彻底地袭击了惠勒、希卡姆、伊瓦的各机场，连一架飞机也没让飞起来。日军飞机只是由于美军对空炮火的射击，损失了二十七架，而停放在机场和机库的美军飞机遭到日机的机枪扫射和轰炸，燃起熊熊大火，损失惨重。我在机场正门前通过时，想到这些，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在餐厅的一角有一伙欢迎我们的人。他们是这个农场研究所的技师，见面后毫无拘束地互相握手致意。

　　 我们在马萨技师的引导下驱车到菠萝田里去参观。马萨用镰刀砍下一个菠萝，尝了尝味道就扔掉了。一连试了五个，他认定是最好的，才让我们来尝。我真没想到生吃菠萝的味道是那样香甜。他告诉我说：“收获的时候，必须选择最适宜的时机，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但从工作能率来说，也很难于做到这一点。”

　　 随后他面向我问道：“有个疑问我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不知是否可问一下……就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时，为什么没有轰炸周围的重油油罐……”

　　 从他的谈活中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诚实品格，是个给人以好感的人。

　　 我回答他说：“请不要客气，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回答，马萨先生，那油罐是空的。……美军的汽油都储存在地下……”

　　 “请等一下，日军飞机从外表上看，怎么会知道那是空的呢？”

　　 “那是我用电报报告的。”

　　 “那么，你是怎么……”

　　 “从外边一敲打就明白了。我就是这么干的。就象你知道菠萝成熟的火候一样，我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地一敲打就明白了。”

　　 马萨不由放声大笑地说：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呀！”

　　 我们四个人在菠萝田里笑得那么开心。

　　7．　归山[注]

　　 我从夏威夷回来的时候，家乡已响起了盆舞 [ 注：盆舞：指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举行的群众舞蹈。 ] 的大鼓声。在我的家乡四国松山这个地方，有个旧习惯，每年九月月圆之夜，全市的人几乎全都要出来跳盆舞。在这一天，总还有些从远方赶来的团体或临时加入的舞蹈能手，结果就成了这个地方首屈一指的著名盆舞，往往形成有几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盆舞的热闹场面。现在离月圆虽还很远，但一些热心的人已开始练习了。

　　 我不论是离家还是回家，总是随随便便地走出又随随便便地回来，这已成了习惯。所以，家里人也不特别觉得奇怪，这一次我也是如此。

　　 “喂，我回来啦！”

　　 妻子闻声急忙跑出来说：

　　 “哎呀，你回来啦！你看，脸都晒黑了。本想在你回来的时候，到羽田机场去接你呢！”

　　 “有什么可接的。你想想看，从夏威夷到东京是八小时，从东京到家又是二十二小时，啊！我已经累了。”

　　 我边说边向书斋古光庵走去，然后一屁股坐下，把旅行包拉过来，取出带给妻子的唯一的一件土特产品说：

　　 “你看，这件夏威夷的妇女民族服装怎么样？试试看！”

　　 “呀，真漂亮！不过，对我来说太鲜艳了，把它当睡衣穿吧……”妻子说。

　　 我每次出去很少给家里买回什么土特产品，也从来没想到给妻子买个什么合乎她心意的东西。这次她既然这样决定了，那也就算我跑到夏威夷给妻子买了件睡衣吧。

　　 “怎么样？这趟夏威夷？”

　　 “嗯，好象去扫了一次坟。”

　　 “要知道能回来这么快，我也该跟你去啦。”

　　 “可也是。”

　　 妻子之所以感到有些遗憾，是因为美方当时曾答应可带个同伴并同意负担一切旅宿费，只因妻子当时有些退缩，再加上我原想在夏威夷多住些日子，也就放弃了带伴的机会。实际上。在拍摄完毕后，我正在向移民局申请逗遛半年的许可时，美国海军当局从旁插嘴干涉，说是“不喜欢我在夏威夷逗遛”，结果我不得不提前回来，想到此我顺口说了句：“在我来说，世界太狭窄了。”

　　 妻子听了我的话，显出一副不能理解的神色，但又说：“回来了就好！”好象她这才真正放下了心。其实，她对我到遥远的夏威夷去逛荡，从一开始就不是赞成的。

　　 “孩子们都到外边跳舞去了，还不知道你回来呢！”妻子边说边走进厨房去忙碌。

        我赶忙问了一句：

　　 “我不在家期间，有什么事儿吗？”

　　 妻子拉着长声回答：

　　 “这个嘛——等一等……”

　　 不多会儿，她边笑着边把酒端到我的跟前，在我身旁坐下，然后告诉我说：

　　 “收集盆舞捐款的人来了，说什么‘你家主人这次到夏威夷肯定会赚回大钱，所以请你们要比往年多捐一些’……”

　　 “是吗？”我感到有点可笑地说。

　　 妻子也诙谐地说：“那些来人说，只要能在美国的电视上露面，那怕是条狗也能赚到几万美元呢！”

　　 我忍不住笑起来，看看妻子的脸，对她说：

　　 “告诉你，惠美，人还真不如狗呢！我最多也不过是只老鼠吧！”

　　 我这样说完后很高兴，特别是对于把自己比作老鼠这句话，感到很恰当。

　　 来收捐款的人可能说了句玩笑话，但美国人在涉及到买卖交易问题上，也确实不是那么大方的。我的旅行包里还只有给两个孩子各买了一件的夏威夷衫。我也曾想如能得到一个象狗似的待遇，也许能买些高级的土特产品带回来让他们高高兴……说实在的，现在已没有什么可从夏威夷买回的东西了，相反的，日本的东西又丰富，又比那里的质量好。我买来的衬衫也许还是日本的出口品呢！世界虽然变得狭窄了，但经济竞争却是严峻的。

　　 “对，对，那是个叫什么的名犬呢，就赚了一大笔钱。”

　　 妻子看到我一个劲儿地在谈论狗，便说：

　　 “行啦，行啦，你谈谈拍外景的情况吧。”接着又问我：“电视什么时候能播放呀？是不是也在日本播放呀？你见到夏威夷的旧人了吗？……”

　　 看来她很想知道这些事情。不过，她唠叨得我已经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啊，……已经是秋天啦！”

　　 “是呀，你听，蟋蟀在叫呢！”

　　 妻子站起身来，把拉窗打开了。

　　 月亮已经高悬在夜空中，银色的光辉静静地洒在长堤上。世人多爱触景生情，但由于各自的不同心境，会引起各自不同的情感。眼前的月夜景色，勾起了我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我脑海里不断萦绕的却是——那浩月当空的怀基基海滨，那凄风落月的亚利桑那沙漠，那月明星稀的东京夜空……那随着星月回转而变化莫测的人生……

　　 在这次旅途中的一个偶然机会，曾在东京碰见了昔日的女友——两姐妹，经过二十年的岁月，她们各自的生活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姐姐千加的独生子据说明年春天就要到美国留学，妹妹美加据说丈夫死在大陆上，现在和一个女儿经营着一个小饭馆……从前呆过的山王庄森林附近，旧日的建筑已全被拆毁，盖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在永田町附近，曾见到一群打着红旗的人在示威游行。啊，一切都变了。

　　 过去同我在一起呆过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一切的一切都己烟消云散。而新生的，茁壮成长起来的人又创造了新的世界。但，我呢？在前半生中所进行的殊死搏斗，经历的一切苦难，全都落得一场空。

　　 我痛切地感到，由我创造而成长起来的东西，一件也没有。

　　 “我究竟给这个世上留下了什么事迹呢？”

　　 我陷入了沉思。

　　 “这么晚了，孩子们还……”

　　 “你是不是再喝点？”

　　 妻子好象也领会了我在沉思的心情，才罕见地劝我喝酒。

　　 “嗯。”我点了点头。我感到这个从年轻时起就跟我受苦的妻子是那么可怜。现在我觉得除了同身边贴心的妻子相依相慰以外，已经再没有我可寻找的人生了。

　　 “惠美，你也喝一点儿吧？”

　　 不会喝酒的妻子只一杯就变得满脸通红。我也有些陶陶然了，感慨万分地说：“我也总算是‘归山’啦！”

　　 我说着就想把妻子的手拉过来，可是她却把手抽回去说：

　　 “你看，达摩大师 [ 注：达摩大师：即菩提达摩(？－528或536)，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相传为南天竺人，曾在蒿山少林寺面壁打坐九年。 ] 盯着你呢！”

　　 “喝！莫妄想！”

　　 妻子的窃窃笑声，透过静静的草庵，飘散在秋天的夜空中。

　　 我似乎已万念皆空，面向挂在古光庵墙壁上的自嘲诗，若有所悟地吟诵起来——

　　　　　　看破红尘理理山　　厌倦宦海当还乡

　　　　　　蹉跎岁月年半百　　重觅人生心坦荡

　　　　　　隐居草庵成一统　　陶然自得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