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命运之日迫在眉睫·第四

作者：吉川猛夫·日本

出自————《潜伏珍珠港》

出自————《战争通史》

　　 1、十二月份的活动

　　 何日开战，我未能预知。但从东京来电一再要求报告美国舰队的动静，特别是从东京指令之异乎寻常来看，我已得到某种暗示，察觉到开战之日已迫在眉睫。因此，为了加紧侦察，每天除了早晨或中午到领事馆去草拟电文外，几乎整天都在外边活 动。

　　 为了监视多在一早一晚活动的美国舰队，我或呆在能俯瞰珍珠港的山冈上；或坐在疾驰的汽车中；或隐藏在甘蔗园里。为了观察在夜间或黎明进行巡逻的飞机，有时还露宿在山冈上或庭园里，除在深夜三、四点钟稍睡一会儿，很少睡过整觉。我没有一个帮手，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充做两个人用。当我露宿在山冈上被夜露浸湿而冻醒时，也曾对自己这种自找苦吃的工作感到烦恼，但一想到不把宿敌美国舰队的秘密彻底戳穿就誓不罢休时，精神就又振奋了。

　　 就在这时，东京发来了一封大意如下的电报(现已没有电文的原始资料)：

　　“根据你多次发来的电报，已明确了敌主力舰队进出珍珠港的情况，但该舰队现在何处，做何行动尚不明确，希根据你的判断，火急报来。”

　　 本来有关舰队的行动，不论在任何国家都属于秘密中之秘密，要想从外部探知该舰队的情况，根本就是白日做梦。事实上，就是本国的军官也不可能了解自国舰队行动的全貌。能了解情况的，只不过是舰队司令和一些高级参谋而已。让我这样一个平凡小辈，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探明敌国的舰队行动，无疑是件可笑的事情。真要了解敌舰队的行动，就只有去拜访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除此别无他途。但我作’为一个特派间谍，又不愿回电说“我不知道”，那么，是不是可以报告个大概情况呢？那又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也绝对不行。

　　 困难是有，但我不甘心于无所作为，于是我便在傍晚跑到繁华街，邀请那些泛滥于街头的穿着白色水兵服的水兵们去喝酒，想从他们口中套出点什么消息。但是，一因他们看到我是日本人，提高了警惕，二因他们竟胡扯些没有用的话，再加上我也不便直接问人家“你在什么战列舰或是什么航空母舰？”结果是一无所得。

　　 我在十分焦急的情况下，只好不分昼夜地趴山冈、蹲甘蔗园或坐汽车去侦察敌舰队的动静。下面这封电报，就是我在山冈上经过多少不眠之夜而搜集到的情报：

　　○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发

　　　　东京外务大臣收

　　　　一九四一·十二·一

　　就一一九号来电回答如下：

　　一、敌主力舰队实行演习的地点，约在本港东南500海里处。

　　方向推断的理由：

　　(1)舰队出港时的方向，总是朝着东南方向驶去，最后消失在这一方向的水平线下。

　　(2)从未见过舰队驶往西面或北面的“凯维”航道。

　　(3)夏威夷群岛的西方海面，多礁脉及岛屿，不适于海洋演习。

　　(4)演习可能要尽量避开商船的航路。

　　距离推断的理由：

　　(1)有充足的燃料，可进行高速度的远距离行动。

　　(2)在本港从未听到过炮声，可见相距甚远。

　　(3)舰队在一周内的实际活动日数为四日，共计九十六小时。用于演习的时间估计约占50％，若以时速为十二～十六海里可以往返的距离来算，其距离当在五○○海里左右。

　　二、战列舰的出港及归港日期通常如下：

　　(1)星期二出港、星期五归港。

　　(2)或星期五出港、星期日归港。不论在哪一天归港，均在港内连续停泊约一个星期。

　　 这封电报，是我在当时经过呕心沥血的努力才做出的回答。在这里，我要附带说一下：我在本书中所列举的电报，都是引用当年被美方截获破译而保存到现在的资料。电文保持了原样，我没有增减一字一句，这些保存到现在的原始资料，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制成影印本。从这封电报来看，当年我的推断还是侥幸地言中了，日本的突袭部队从北方进入夏威夷，在途中并未遭遇任何美国军舰，而且敌舰主力在星期天确实都停在港内。

　　 如今。我并不想夸耀自己的什么功劳，但我不能不为自己报告的正确性感到惊讶。

　　 接着我又接到如下一封电报：

　　○　东京外务大臣发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收

　　　　部外秘　第一二三号电

　　鉴于目前形势，掌握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在港内的停泊情况极为重要。今后请尽可能每天报告一次。珍珠港上空是否放有防空阻塞气球，或是否有施放这种气球的征兆，清电告。另外，请电告美方是否为战列舰装有防雷网。

　　 我读了这份电报，感到十分惊讶，屏住气息呆立在喜多的身旁……少许，脱口而出：“也许真的把珍珠港当作目标了！”一瞬间，我在脑子里把直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活动回顾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失误的地方，结果，既为自己尽到最大努力之处而感到自慰，也为自己计划不周之处而感到后悔不已。

　　 过了一会儿，喜多总领事指着电报，以沉稳的声调慢条斯理地问我：

　　 “森村君，所说的阻塞气球到底是什么东西？”

　　 “噢，就是在空中施放许多气球，妨碍敌机的低空飞行。最初，出现在欧洲战场，但据说好象没有多大效果。”

　　 “防雷网呢？”

　　 “就是在战列舰的两舷安装铁丝网，以防敌鱼雷的攻击。但这要削减军舰在航行中的速度，所以各国海军好象都不大使用。在老式的战列舰上，有时安有这种装置。”

　　 我为了稳住自己的激动，特意慢慢腾腾地做了较详尽的说明。

　　 喜多“噢！”地点了一下头，喃喃自语：“看来要干了！”

　　 接着，他仰起头看着我的脸，会心地笑了。

　　 我立即回到宿舍，开始整理身边的东西。首先烧掉了自己费尽心血搞来的、东藏西掖的有关舰艇情况的记录。我真不忍心把自己在半年的时间里费尽心机搞到的资料付之一炬。就是和朋友们一起拍的照片，也因害怕留下后患而使之化为灰烬了。连废纸篓和抽屉里有可能成为敌人证据的东西，甚至夏威夷群岛的游览地图也烧掉了。

　　 我暗自下定决心：既然烧掉了所有资料，消除了后顾之忧，就只有背水一战，不惜生命去搞情报了。当然，已不再需要避讳馆员的耳目或向上司保持拘谨了。我肯定要被美方抓住的，但只要能使袭击珍珠港获得成功，我死也瞑目了。

　　 下面这封电报，是我于十二月五日发出的有关舰艇的报告，从编号顺序来看，一日的发报是二四一号电，而五日的发报则是二五二号电，也就是说，从一日到五日之间，我一共发出了十一封电报。

　　○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发

　　　　东京外务大臣收

　　　　一九四一·十二·五

　　　　第二五二号电

　　一、我在二三九号电中所报的三艘战列舰，已于五日(星期五)上午归港，共在海洋上活动了八天。

　　二、同一天，“列克星敦号”航母及五艘重型巡洋舰出港。

　　三、五日下午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如下：

　　　　战列舰　　　　八艘

　　　　轻巡洋舰　　　三艘

　　　　驱逐舰　　　十六艘

　　　　檀香山级巡洋舰四艘、奥哈马级潜艇两艘入坞中。

　　 这时，日本海军的机动部队已接到“攀登新高山！一二○八”的电令，朝珍珠港杀奔而来。就在这时，东京又发来一封火急电报：

　　“有关珍珠港舰艇的报告，每日早晚务必报告两次！”

　　 哎呀！东京已把我钉死在珍珠港上了，即使把我劈成几半也是不够用的呀！

　　 在第二天——十二月六日，我又接到如下一封电报：

　　○　东京外务大臣发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收

　　请对前日发给你的一二三号电之后半段，立即报告(注：气球和防雷网)

　　 我在六日上午做了如下回答：

　　○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发

　　　　东京外务大臣收

　　　　一九四一·十二·六

　　针对一二三号电后年段之回答：

　　一、在美国大陆，于十月陆军才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坎普戴比德开始训练阻塞气球部队。据说已订购了四、五百个气球，准备用于夏威夷和巴拿马的防卫。我侦察了珍珠港，目前尚无布置阻塞气球器材或部署官兵进行训练的迹象。而且，很难想象他们在当地存有多少这类器材。即使他们为了控制海面和珍珠港以及希卡姆、福特岛、伊瓦机场等跑道上空，使用这种气球，在实际意义上也是有限的。

　　我认为对这些地点进行突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

　　二、我认为战列舰上未装防雷网，但详细情况不明，待调查后再报。

　　 我在上午将上述电报发出后，立即驱车奔向珍珠港。这一天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六，既听不到来自珍珠港方面的飞机轰鸣声，也听不到其他任何响声。汽车过了希卡姆机场，立刻就看到了港内情况。

　　 “嘿！都在！都在！”

　　 我兴奋得心扑通扑通直跳。这是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舰队大集合——八艘战列舰、两艘航空母舰、十艘重型巡洋舰、三艘轻型巡洋舰、十七艘驱逐舰，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舰艇，既没有烟也没有噪音，静静地停浮在海面上，海水闪着耀眼的白光。

　　 我坐在汽车里，突然联想到打野鸭子的往事，从前，我在家乡养病的时候，常常扛着猎枪到山边的水塘去打野鸭子。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趴在土堤的草丛中瞄准，而什么也不知道的野鸭子仍在天真悠闲地凫着水。周围寂静无声，只能听到我心脏跳动的声音。“砰”地一声枪响，我竟然打死了七只鸭子。眼下的情景正同当年打野鸭子一模一样，不禁在心里喊道：

　　 “我可发现了大批野鸭子！”

　　 我照例来到珍珠市半岛的顶端，侦察了敌舰的补给情况，在我心里得出一个结论：“要干此其时也”。于是，当天我又补发了一封电报：

　　○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发

　　　　东京外务大臣收

　　　　一九四一·十二·六

　　一、六日午前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有：战列舰八艘，并列系留在A地区；航空母舰二艘，停泊于B地区；重巡洋舰十艘，锚泊于C地区；轻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十七艘，停泊在C地区。

　　　　入坞的舰艇有：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二艘。

　　二、未发现舰队有异常现象，亦未进入临战准备阵势。

　　三、空中无阻塞气球。

　　 这一天因为是星期六，密码译电员早已下班。于是，我便钻进密码室，将电报译成密码，然后又用打字机不熟练地打成电稿，立即让官邸的汽车司机尾崎君送往电报局。当我吃完午饭时，已经过了两点，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二楼宿舍便和衣躺在床上。刚迷迷糊糊睡了约二十分钟我就醒了，一骨碌爬起来就想去侦察珍珠港傍晚时的情况，但转念一想：

　　 “唉！真晦气！……今天不是星期六吗？舰队肯定不会动的，傍晚的侦察只好就算了吧。真困呀……”

　　 “不行，不行！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还是应该去执行个人的职责。奇袭有随时开始的可能。那时，自己将会后悔一辈子呀！”

　　 “道理虽然如此，但突袭也不见得就定在今天和明天吧？东京不是还没通知袭击珍珠港的日子吗？别人不是全都下班了吗？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如此拼命干，不是太可笑了吗？”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没过多时，我就象听到．神的警告；

　　 “必须忠实于你的职责！”

　　 这使我一下子把懒腰挺直了。

　　 2．　最后的一封电报

　　 我是住在宿舍的二楼上，电话就安在楼梯中间的拐角处，这可能是按照美国方式把电话安在上下楼的中间比较方便吧。我考虑到电话必然安有窃听器，所以很少在家里打电话。我家的电话成了女侍芳江小姐同男朋友谈情说爱或约会的专用。我也常常给她传达电话。我想：联邦调查局既然要窃听，那么让他们听听谈情说爱的电话也蛮有意思。所以，与其说我不反对他们打电话，勿宁说还特别欢迎。但是，在半夜里来电话的，大多是喜多总领事。

　　 “喂，你在家呀？说什么也睡不着，来喝一杯吧。”或者是：“喂，是森村君吗？我们这两个光棍汉，够受的了！走，到什么地方喝一杯去吧。”

        兴兴地陪他出去。在这种时候，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也总是要跟到酒馆。喜多这个人只要三杯酒下肚，马上就会带着醉意显露他那英雄好汉的风度，往往突然大喝一声：

　　 “FBI(联邦调查局)！你给我滚开！”

　　 接着就是一阵狂笑。

　　 如上所述，我是很少使用自家的电话的。但，这一天也许由于过分疲倦，刚要走下楼梯，就顺手抓起了电话给出租汽车的司机三上打了个电话：

　　 “Halloo，是三上吗？我是森村，我想出去逛逛，能来一下吗？”

　　 我从来不从领事馆直接乘车去珍珠港。每次我都是在半路上临时雇出租汽车前往或者坐公共汽车走一段再换出租车，要么就徒步前往。但到远处去郊游，例如周游全岛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要已经混熟了的三上的出租车。三上曾受过日本的军队教育，而且许多年来他经常做领事馆的生意，是个比较信得过的人。我从到达檀香山的那天起；就是他带领我到各处去转的，并教给了我许多有关美国的风俗习惯，如“走路要靠道路的右侧走呀；不要随地便溺呀；不要随地吐痰呀……”而且他也好象领会了我想要去看的地方，诸如：不等我要求就把我拉到半岛的顶端便于观察的地方，有一次他还把我拉进了斯科菲尔德的陆军兵营内，在里面转来转去，结果迷了路，但他却能很机灵地主动去找哨兵打听出口。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车太旧，高高的车顶涂得黑黑的，有点显眼。他还有个使我既省心又省钱的优点，那就是每次都由他把包括小费在内的汽车费算好，到领事馆会计那里去领取。但在开战后不久，他即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和逼问：

　　 “你常到领事馆，都拉过谁？到过什么地方？”

　　 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他才从被扣留的地方遣返日本。据说现在住在千叶县的一个什么地方，但直到现在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同他见上一面，以谢当年对我的关照。

　　 回过头来再谈谈星期六这一天。也许由于我太疲倦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种预感告诉我——今明两天就是自己在檀香山的末日。因此，便想在侦察珍珠港回来的路上，顺便到“春潮楼”以及食品店还清自己所欠下的账。我正在盘算着今天的行动计划时，忽听三上在楼下喊道：

　　 “森村先生，你好！”

　　 他在电话里答应我在十分钟左右到来，果然按时来到了。我走出正门一看没有车，便问道：

　　 “车呢？”

　　 “在那边！”

　　 三上径自向前走去。原来他考虑到把车子停在领馆前太显眼，所以把它藏到繁茂的红树底下了。我对他这种高度警惕性感到很满意，但还是故意装出一副没有理会他的用心的样子说：

　　 “今天，我准备到各处去还账。”

　　 车顺着努阿努街往下走就到了繁华街。我把账单和钱交给三上，让他替我去还了账。

　　 “这回我要到‘春潮楼’去，是不是可以顺便到那边去转转？”

　　 “可以，今天上岸的水兵特别多。你看，一个个那副狂态……走，看珍珠去(指珍珠港)！”

　　 三上用力一打方向盘，立即穿过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向西开去。

　　 车行约十五分钟，一闪一闪发光的珍珠港就展现在眼前。象是战列舰桅杆似的东西林立在港内，毫无疑问那就是军舰。我在心里边想着“还是来对了”，边眺望着反方向那隐约可见的葱茏群山。

　　 就在这时，三上略微指了指港口说：

　　 “先生，你看！远处有船在动！”

　　 他边驾驶着汽车边向左右张望着，好象在向我显示他的本领——在开车中也能发现正在行驶中的船只。

　　 我只是“嗯”了一声。

　　 但因船在远处的海面上，辨别不出是什么舰艇，于是，我便急忙按照以往的路线——从珍珠港的环行路朝半岛顶端的茶馆开去。

　　 在环行路上，只能看到福特岛的东侧，但却看不到西侧，而西侧又偏偏是停泊着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的地方，这是非看不可的。待车开到顶端，我定神一看，真怪！午前还亲眼看到确实停在那里的重型巡洋舰和航空母舰怎么不见了？不用说，这些舰只是在今天的过午之后，大摇大摆地驶出了港口，而自己竟没有发觉。

　　 事到如今，就只好紧紧地盯着是否还有其他舰艇继续出港。当然，自己既制止不了要出去的舰艇，又控制不了要进来的舰艇。自己的任务就只有如实地把情况不失时机地报告给东京。

　　 到了“春潮楼”，我请三上吃了晚饭，算是犒劳。我对老板娘说：

　　 “已经欠下不少钱了吧！”

　　 还完了账，手下就只剩下了二．五美元。

　　 吃完晚饭，我就匆匆回到了领事馆，钻进密码室，立即动手写了向东京报告的电报草稿，然后交给译电员译发。电文如下

　　○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发

　　　　东京东乡外务大臣收

　　　　一九四一·十二·六

　　　　第二五四号电

　　一、五日进港的二艘航空母舰、十艘重型巡洋舰，已于六日午后全部出港。

　　二、六日傍晚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

　　　　战列舰九艘(注：包括一艘练习舰“犹他号”)

　　　　轻巡洋舰三艘(另有四艘已入坞)

　　　　驱逐舰十七艘(另有二艘已入坞)

　　　　潜艇领舰三艘

　　　　其他船只许多

　　三、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

　　 上面这封电报，是我(也是领事馆)发给东京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在开战前的六小时到达东京的。就这样，这群将近上百艘的庞大舰队，在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便遭到了弹雨的洗礼。

　　 如果停泊在港内的两艘航空母舰没有出港，当然也不可能幸免，那么也就不会有日后日本在中途岛的惨败了一一因为这两艘航母在中途岛海战中成了美国海军的盾牌。难怪接到我这封电报的军令部和山本司令长官都气得直跺脚。命运之神是不是从这时起，就抛弃了日本呢！？

　　 所幸，八艘战列舰这一天都停泊在港内——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我呆在檀香山的九个月期间，还是头一次见到八艘战列舰同时聚集在一起，但我还嫌少了两艘航空母舰。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呀！

　　 回想起来，檀香山总领事馆从昭和十六年(1941)一月一日起到十二月七日为止的整整十一个月期间，共向东京发出了二百五十四份电报，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情报。其实，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向本国拍发军事情报，看来早已成了公开秘密，并不是从我到任后才开始的。其他各国驻檀香山的总领事馆也是一样，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实际上都是这样干的。由此可以想到日本的各个军港，恐怕也都成了各国使馆所注视的目标吧！

　　 不可否认，从五月上旬起，根据我的意见或由我亲自起草的有关军事情报的电报，其份数有了直线的上升。

　　 昭和十六年(1941)五月十二日我所起草的第一份电报，就是檀香山总领事馆发出的第七十八号电，而最后的一份电报则是二百五十四号电，这样，我在二百一十天内共发了一百七十七份电报。当然，这当中也包括领事馆本身任务的电报——有关侨民、商业权利和贸易上的事务性电报，但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情报，而且里面有一百多份电报是我匹马单枪、倾注心血而搞到的。当然，我在这里决不是要炫耀自己的个人功劳，也不是要说单靠一个间谍就能获得这样的成功(不管世人对此做何评价)，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况且当时我是个不满三十岁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所以我更无意忽视指导和帮助我发挥作用的军令部和喜多总领事的恩德。我只想说明：我之所以能不顾一切地去工作，是因为有一种肉眼所看不到的“祖国”这一伟大的精神力量在支配着我。

　　 我还要附带说一下：凡是由檀香山总领事馆发出的一切公文，密码电报(当然也包括我所起草的电报)，都是经过喜多总领事的了解、批准和签字，并以喜多总领事的名义向外务大臣发出的。事实上，我只是处在喜多总领事的助手的地位，从而在外交公文上也就不存在越权的行为，没有象人们常说的那样“军事操纵外交”的情形。相反的，我倒是在檀香山总领事馆全体馆员的关怀下，才得以同心协力沿着国策所定的路线做出了一点贡献。

　　 3、袭击珍珠港之日

　　 当我将电文译成密码后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晚九点多了。连日的奔忙已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喝了两三杯威士忌，便隔着宽广的庭院朝官邸那边望了一下，想看看喜多总领事是否已睡下。我发现他的窗户还微微亮着灯光，一闪一闪地照在芒果树的枝叶上。我想他一定正在听着东京的短波广播吧，而我太困了，上床一觉直睡到大天亮也没醒。

　　 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的机动部队正在乱云飞舞、夜色朦胧的海面上以最快的速度静悄悄地直向夏威夷挺进，而且全体官兵在午前四点左右已做好了出击准备，到了六点左右，二百多架舰载攻击机和战斗机已经逼近了珍珠港！……而我却象一摊泥似的，仍在酣睡。

　　 “先生，起来吃饭吧！”

　　 突然我被美籍日裔女侍芳江小姐的尖声唤醒了。但我还困，磨磨蹭蹭没有立刻起床，这时她又来叫我说：

　　 “八点钟我还有事呢！您快吃饭吧！”

　　 “又是约会吧？啊，对啦，今天是星期天嘛！”

　　 我躺在被窝里同这位十八岁、身体健美的姑娘开了玩笑。她是一位通勤女侍，星期天早早来，把早饭伺候完毕后，八点钟就下班。我怕她走了让我自己去收拾餐具，便勉勉强强地爬了起来。

　　 洗脸、穿衣大约用了十来分钟，我来到楼下的食桌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可引起食欲的东西，照例是硬邦邦的烤面包片、咖啡、鸡蛋和万寿果，简直没胃口。说来也怪，不知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天早上的饭菜。芳江小姐见我来吃，就说了句：“那就请您自己慢慢吃吧，回头我再来收拾！”她一再地看表想要走。

　　 “可以，你走吧！”

　　 我答应了她。

　　 当我往咖啡里放进了一、二匙糖，刚把万寿果送进嘴里时，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可怕声音。我看了看表，正是七时五十五分。幸亏芳江小姐有约会把我叫起来，使我得以正确地看到了第一颗炸弹的爆炸时间。

　　 刚响时，我还以为是地震呢！我刚咬了一口万寿果，又听到两三声巨响，接着便是一片爆炸声和激烈的炮声。我想；也许是大规模的演习吧，那也好，到外面看看去！我跑到外面向空中一望，只见珍珠港上空已被滚滚浓烟所笼罩，一股特别显眼的大黑烟柱正向南方倾斜。通过希卡姆机场海岸线的上空一千米上下的高度，又穿过淡淡的晨雾飞过来的飞机机翼上，清楚地可以看到“太阳”的标记。

　　 日本飞机！肯定是战争爆发了！

　　 我想把这个紧急情况通知喜多总领事，便穿过院子向官邸跑去。正在这时，喜多总领事也走了出来。

　　 “总领事，战争爆发了！”

　　 “没有错吧？”

　　 “肯定没错！该处理密码了吧？”

　　 “请你叫一下月川君吧。……森村君，终于打起来了！我也刚从短波广播里听到‘东风、雨’这个隐语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可以烧掉密码。广播里杂音很多，但我确实是听到了。”

　　 “你看！那就是日本飞机，干得好！干得好！好大的浓烟呀！……你听！美国播音员在喊：‘空袭，空袭！不是演习，军人速回各自的岗位！’，她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两个人仰望着天空，对日本飞机表示声援。喜多总领事泪水盈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森村君！终于打起来了！”

　　 “是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我仍仰望着天空，双眼流着泪，紧紧地握住了总领事的手。

　　 据说在领事馆旁边也投下了一颗炸弹，死了几个人，但没有命中任何目标。由于珍珠港、希卡姆机场方向的爆炸声过猛，所以对在近旁落下的炸弹也没感觉到特别的震动。

　　 这时，领事馆的门口，已被持枪的便服警备队员所封锁。

　　 由于密码译电员月川还没有来，打不开密码室，我心中十分焦急。好在警备队员还没闯进领事馆内。不多时，月川终于来了，我和他两个人把密码室的房门紧闭起来，在一个金属盆里开始焚烧密码本。前些日子由于形势的渐趋恶化，已烧了一部分，剩下的并不太多，但烧完的黑灰还足足有半盆。

　　 刚把最后一本密码本撕毁扔进火堆里熊熊地燃烧起来的时候，警察赶来了。这是因为附近的居民看见从领事馆里冒出了烟，以为是什么“发烟信号”，报告了联邦调查局。这些警察在敲门，喊着：“开门，快开门！”但我们没有给开，双方争吵了半天，有五、六个警察硬把门撞开闯了进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枪或步枪，并端起枪喊道：“举起手来！”我和月川无可奈何地照办了。但当他们发现还在冒着烟的密码本，急忙拣起来用脚把火踩死，来回翻弄烧剩下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便趁机从门口溜了出去。我回头看了看后面没有追的人，便躲进了庭院的一个角落里。我想尽情地眺望一下日本飞机对珍珠港的袭击效果。

　　 可是，就在这一时间内，在密码室里却发生了重大问题——

　　 月川君是个正直的人，警察叫他举起手来，他就一直举着手站在那里，后来警察又说要进行全身检查，竟让他脱得只剩下了一个裤衩。这样一来，这个后生小心翼翼地藏在腰间的两本密码本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指挥着五、六名警察的联邦调查局的头子，发现了密码本如获至宝，急忙抢过去，得意洋洋地离开了。

　　 这个密码本，是月川在很久以前根据喜多总领事的命令，一直藏在身上的。因为喜多总领事考虑到：将来有可能被转移到中南美的中立国家，到那时或许还有用，而且按照国际法的惯例也是允许的，所以才让他随身携带的。结果被美国当局非法地抢走了。月川君从那天起直到归国，似乎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其实，应该谴责的是掠夺者，而不是受害者，但在战争时期又向谁讲理呢？

　　 这本密码属于极其高度机密的密码，总领事馆从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后发出的电报，用的就是这个密码，结果全被美方破译了。我在本书中所引用的大部分电文，就是借用了美方当时所破译的电文资料。当然，战争既已开始，以往所发的电报是否被破译，已无关紧要，充其量只能看作是马后炮，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例如，残留的潜伏间谍一一奥托·库恩，则因所发的信号被发现破译，而遭逮捕。据说他被判了死刑，后又改判为二十年监禁，最后被驱逐出境，受了很多苦。另外，他们通过查核十一月份以后领事馆所发出的电文，还发现了到全岛各个角落去搜集情报的人，就在领事馆内。接着又查讯了领事馆的许多有关人员，进一步弄清了常常出去转悠的就是森村。我也估计到他们决不能轻易放过我，因而在思想上已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到了九点半左右，珍珠港的上空也寂静下来，只是四处黑烟冒得越来越大了，有时还可以一闪地看到，在黑烟当中突然冒起股股红黑色的火焰。

　　 突然，我从兴奋中苏醒过来……往四周一看，庭院里没有一个人，办公楼里也是鸦雀无声。我想：如果现在要逃，是完全可以从这里溜出去的，但逃到哪里去呢？在这个岛上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也是寸步难行的。平日，虽也曾和喜多总领事商定——一旦爆发战争，就飞往墨西哥，在那里再发情报，但如今夏威夷已变成了战场，看来是无论如何也飞不出去了。

　　 想来想去无路可走，无奈何只好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办公楼。领事馆的男馆员已全被扣留在办公室里，门口有五、六名警察端着枪在监视着他们，大家都保持着一种忧郁的沉默。

　　 警察看到我走过来忙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是总领事馆的馆员。”

　　 “你到什么地方去啦？”

　　 “我在院子里看空袭啦。现在还燃烧着呢！”

　　 “住嘴！你也进去！”

　　 警察推搡着我的肩膀，把我也关进了办公室。

　　 “总领事！还在燃烧哩！”

　　 我刚搭话，刚才那个警察就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不许说话！悄悄地坐下！”

　　 大家只好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4、软禁生活

　　 喜多总领事等七名男馆员，已被暂且软禁在办公楼里，家属们则分别被软禁在各自的宿舍里，互相之间的往来已被完全隔断，也不准看报、听广播，看来这就是他们为了限制每个人的活动而采取的措施。在官邸服务的一位美籍日裔女侍——十八岁的浅仓小姐，由于当天未能回去，也被扣留在官邸，由她来负责照顾我们七个人的饮食。

　　 当天，由于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午后，所以两点钟才吃上午饭。警察对我们的监视非常严厉，即便去厕所也要跟着，甚至连削果皮的小刀也被收了去。由于要进行灯火管制，总是提前吃完晚饭，早早地就在办公楼里临时赶制的床上睡下了。

　　 浅仓小姐不仅要为几位有家眷的人到每人家里去取睡衣和内衣，还要为喜多、月川和我这三个单身汉洗衣服，真是给她添了许多的麻烦。

　　 警察在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时，几乎把所有人的金钱全给没收了。如果在日本，当一个人被扣留的时候，一定要开给财物的存条，释放时再发还，而在美国，没收被扣留人的钱财，看来好象是习以为常的“外快”。我手中只剩下二．五美元，便痛痛快快地交给他们，采取了一切听任摆布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但也有的人因手头中的大量金钱全被没收，流露出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傍晚，下起了猛烈的骤雨，我坐在“灯火管制”下的昏暗屋子里，边听着雨声边有所思地在期望着某种东西。

　　 我所期望的——首先是日本空军的第二次空袭。可是，期望落空了，并没有听到任何爆炸声音。入夜，我又在期望着日本军舰能够进行炮轰或水雷支队的夜袭。但除了在下午八点左右，一阵小口径炮的响声过后、听到了一声雷鸣般爆炸声外，直到天亮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当然也没听到敌我飞机的轰鸣声。

　　 我根本没有睡意，只是急切地想知道这次空袭珍珠港的战果：“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怎么样啦？“亚利桑那号”又怎么样啦？那个在笼型桅杆上安着大钟表的“西弗吉尼亚号”是否沉没了呢？那个装有三脚桅杆的“科罗拉多号”，桅杆是否已被炸飞了呢？正在船坞中的轻型巡洋舰，是否连同船坞一起已被炸得七零八落了呢？……我浮想联翩，不能入寐。

　　 连日的软禁生活，实在是无聊已极。每天早晨起来后，只是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来回地翻弄陈旧的《生活》杂志，根本无所事事。被关在一起的同事们也是一样，一切信息全被隔断，从而也就没有谈话的话题。

　　 有一天，我下决心问了一下看管的警察：

　　 “珍珠港的军舰沉了许多吧？”

　　 “Arizona Only One！”(只有“亚利桑那号”一艘)

　　 他用嗤之以鼻的神气做了这样的回答。看来，他们是要尽量保持镇静，所以回答说只有“亚利桑那号”一艘。

　　 又问了一下送饭来的浅仓小姐：官邸里是否来报了？她没好气地说：“不知道！”接着她又诉苦说：“森村先生，你还问报呢！你知道我多么为难呀！”

　　 “怎么？是因为回不去家吗？”

　　 她听我这么一说，突然哭起来。

　　 “米！米！街上的人都吵闹着不要把米卖给日本领事馆，我买不到米呀！”

　　 我听了她的话，大吃一惊，心想：她要走了，可就糟了。我急忙以恳求的口吻对她说：

　　 “你是不是可以找尾崎商量一下，求他帮帮忙。”

　　 我想了半天，只有求尾崎帮忙的一条路了。

　　 我们在软禁生活中的单调无聊，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继续着。

　　 “森村先生，请您帮帮忙！”

　　 我听到正在摆餐具的浅仓小姐的呼叫，急忙就跑到走廊的外边，警察未加制止，好象在假装没看见。她小声对我说：

　　 “军舰遭到‘destroy’(破坏)，可是没有‘tnrnovev’(倾覆)，是因为‘shallowwater’(浅水)。”

　　 她一急着说话，英语就无意中从口中蹦出来。我拍着大腿高兴地说：“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因为是浅海，虽没沉没但已遭到严重破坏。

　　 尽管警察嘴上不认输地说只有‘亚利桑那号’一艘沉没，但我内心明白了，所以我很高兴。

　　 没想到，过了一两天，警察的态度突然缓和下来。例如：有人说“要去厕所”，他们就说“请”，当要求“请准许饭后散步一小时”时，他们就说：“如果大家一齐去就可以”，“请再给增加点纸烟吧！”，“OK”，“请护送侍女出去买点食物吧！”，“好”，“请吃个苹果吧”，“Thank you！”(谢谢)……态度大有好转。当问他：

　　 “战况怎么样啦？”

　　 “日本军队太厉害啦！”他摇动着脑袋回答说。

　　 据喜多总领事说，有一天他正在院子里散步，一个警察上前搭话说：

　　 “现在外边谣言很盛，传说日本军队最近就要在夏威夷登陆，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两个人的地位也许要颠倒过来了，现在我宽待你们，那时你们可不要忘了我哟！”

　　 喜多告诉我这个情况后又说：

　　 “森村君！看来形势对日军是有利的啊！”

　　 “我想办法去弄点报纸来，您看怎么样？”

　　 “嗯，现在是重要关头，你可得要多加小心哟！”

　　 “哈哈哈……”

　　 两人隔了这么些天，终于又笑了起来。

　　 5、特殊潜艇[注]

　　 我在上一节中写道：在当天下午八点左右，曾发生了一次“雷鸣般的爆炸声”。关于这声巨响，到了后来才知道与特殊潜艇有关。

　　 昭和十六年(1941)十月初，我曾接到一份由东京发来的电报，指令我：“速报港口是否装有防潜网”，当时我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可能有，但详情不明”。实际上，当时我对这种外行气十足的电报，颇感气愤，因为按照海军的常规，在舰队经常停泊的地方一定要敷设防潜网，这已经是常识，而东京时到如今还要问是否装有防潜网，这岂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觉得现在的重点是要搜集有关舰队的行动和飞机的配备情况，而自己也正为此倾注了心血，可是东京却要“速报有无防潜网”，我认为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十一月一日，搭乘“太洋丸”来到檀香山的铃木少佐在向我提出的九十七项问题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

　　“确实有。据说通过安置在港口附近某处的控制装置，可随意使防潜网沉降或浮起，即：当舰艇入港时就沉下，通过后则浮上。但尚未弄清安有这种控制装置的处所完在何处，同时，因防潜网安在水面以下，亦未能得到确认。”

　　 但过了不久，东京又来电指示：“希尽可能详细报告有关防潜网和防雷网的情况。”我接到这封电报后，觉得这下可不能等闲视之了。我想东京一定是在策划着某种行动，自己必须脚踏实地去调查一番。但是，敷设防潜网的港口地方，无疑都是“严禁入内”的地区，要到这种地方，就必须越过珍珠港或希卡姆机场。这是很危险的，一旦被抓住，那费尽心机隐匿的身份就会完全败露，点点滴滴积累的情报将化为泡影。于是，我想如果能把自己的脸和身子晒得黝黑，伪装成一个精悍的菲律宾工人，再到港口附近去，就不会受到怀疑。

　　 因此，我每天都要到怀基基海岸去晒日光浴，当时的浴客已不太多，我便可以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让太阳暴晒自己的脸、脚、后背和肚子，甚至还想方设法让脚掌也晒黑。然后，我展开地图研究潜入的路线，反复斟酌的结果，最后还是决定绕道从西边穿过伊瓦机场附近的密林潜入。

　　 我化装成一个美籍菲律宾工人——上穿红色夏威夷衫、下着绿西服裤、光脚，手持日本制的钓鱼竿，象是一个利用周末来钓鱼的青年。我坐公共汽车来到珍珠港下车后，先在小杂货铺里喝了一杯可口可乐，镇静了一下内心的紧张，然后径直走去。一路上环视着四周，并没有发现跟踪的，炙热的柏油马路，烫得我的脚板火辣辣的痛，我之所以要光脚，是因为看到当时夏威夷一些下层社会的年轻人和孩子们都是光着脚走路，尤其是孩子们大多都是光着脚上学，一些留着长发的第二代青年也总是光着脚挎着女朋友，边嚼着口香糖边遛马路，但女青年毕竟还是没有光脚的。

　　道旁立着一块“注意！严禁入内！”的牌子，非常刺眼。

　　 我看准了没有人来车往的空当，一鼓作气从公路跑进了榆树林里，大概跑了约有二百多米才停下缓了一口气，一看脚板己划破了好多处直流血，再看脚下到处都是火山岩的小石子，实在难走。周围一片宁静，只有小鸟在呜叫，茂密的榆林遮住了视野，看不清任何方向。前进呢，还是退回去呢？我也有些犹豫了，但是“使命”这一看不见的伟大力量，马上又促使我前进了。

　　 走了一段，我发现了一处“地下弹药库”，再往前看，还有一处，我想这可能是为了分散配置吧。我决心以伊瓦机场(海军航空基地)的方向为目标，通过它的东端潜入港口。这时，脚板阵阵作痛，手也划得到处是伤，难受得我简直要哭出来。突然，传来了口哨声，我停住脚步，仔细地听了听，透过树林的隙缝发现有士兵在那边。再靠近一看，在树与树之间拉着一根长绳子，晒有洗过的衣服。

　　 我想：这些家伙肯定是下了班的哨兵或地勤兵。他们好象并没有发现我，于是我就悄悄地绕过去继续往前走，在我估计大概就是这附近的地方，斜着往前一走，果然看见了海面，说明已经到了港口。我把身子缩在灌木丛中，观察了一下动静，四周一片死寂，只觉得心在扑通扑通直跳。为了稳住心情，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盘腿打起坐来，以待黄昏降临。

　　 海面好象浮着油一般锃光明亮，在这种地方不但不能游泳，也经不住海浪的袭击。特别是在那高高的舰桅上，肯定也有了望哨拿着十六倍的望远镜在了望着。因为海面上什么也没有，头部一旦露出水面，立即就会被发现。我觉得只有仿效古时奸细的“水遁”之术，潜入水中的一条路可行。于是，我就叼着一根竹管(常用的一根可手的钓鱼竿)，徐徐地潜入水中。

　　 尽管有海潮的冲动，但不要紧，我可以通过叼在嘴里的钓鱼竿来换气的办法，连续在水中潜伏十五分到二十分钟。露出水面的“潜望镜”(鱼竿)挂满了树叶和海草，反倒可以伪装成一些尘芥在海面上漂动。我用两只脚在各处探索，但始终没有触摸到类似防潜网的东西。为了不让身体浮出水面，我边注意着换气管的高度，边用力地抱住岩石。

　　 我刚从水中出来躲在隐蔽处想缓口气，突然发现有哨兵走过来。唉！事到如此，又往哪里逃呢？只好听天由命了。无奈何，我又叼起竹管潜入水中，眼望着上面，只等哨兵刺过来的一刀了……三分、五分钟，只能听到心脏的激烈跳动声，心想：在这种时候决不能慌张，一旦呼吸紊乱、嘴里吸进了水，就势必要浮出水面。我尽力保持着冷静，通过竹管换着气，八分、十分钟过去了，已经听不到脚步声了，但还是不敢浮出水面，我象个青蛙似的趴在水中耗时间……十五分、二十分钟我还是经得住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好象变成了两栖动物，不由得也挺高兴。哨兵终于走过去了，“危机”已过，我悄悄地浮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多么香甜的空气呀！这时我才发觉：人不只是由鼻、口呼吸空气，皮肤也在呼吸着空气。

　　 人潜入水中，呼吸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肺部必须抵过水压来膨胀，所以水越深呼吸也就越困难。根据最近我的体验，不管利用多么长的竹管，也不可能在三米以下的水底下呼吸。

　　 直到深夜，我才回到了总领事馆。立即草拟了准备在第二天早上拍发的电文：

　　“第××号电所问，详情不明。”

　　 我豁出命去进行的这次实地调查，结果也只能发出这四个字的回电。外交官的电文往往把原委写得有些过长，从而也就容易被敌方侦知破译，而我这四个字的电文，即使破译了也无用。不过，东京对此恐怕有所失望了。

　　 现在想起来，东京为了使五艘特殊潜艇潜入珍珠港，当时可能急需知道防潜网的所在和安装控制装置的处所，以便进行轰炸。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要袭击夏威夷，甚至根本不知还有特殊潜艇的存在。由这件事，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驻外人员，对上司的指令必须从一字一句中体会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可是，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往往会忽略这种一字一句的重要性，简单地认为“那还不是常识问题！”而不去进行认真地分析推断。

　　 下面我想谈谈特殊潜艇的情况。它是由岩佐中佐等一些青年军官于昭和十六年(1941)六月开始立意研制的。他们以仓桥岛为基地，在三机湾进行了训练。这种潜艇的性能——以每小时六海里的速度可连续航行十小时，以二十海里的速度可连续航行一小时。

　　 岩佐等人得知要进攻夏威夷的消息后，便提出了申请，要求让特殊潜艇也参加进攻，但山本司令长官以“这种潜艇等于自杀”为由，坚决不答应。后来他们又再三请求，并保证在技术上有可能获得成功，而且已采取了可以救回操纵人员的措施，这才获得了山本长官的批准。就是说，它是一种没有经过考验的攻击武器。当时的攻击计划是：由五艘特殊潜艇组成的分队，分乘伊号潜艇领舰，于十二月七日日出前一小时到达港口外五海里之线，然后以三十分钟的间隔分别离开母舰，以六海里的速度潜入港口，等待空袭后立即发动攻击。

　　 但是，这些潜艇被当时警卫港口的敌驱逐舰发现，受到了鱼雷攻击，没有获得成功。但日本方面却认定：

　　酒卷艇：因罗盘仪发生故障，受潮流冲击，被俘，未能进行袭击。

　　另一艇：在港口外沉没，未能进行袭击，后被美军打捞上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运至原海军兵学校陈列。

　　另一艇：对破片进行扫海后撤回。(？)

　　另一艇：情况不明。

　　横山艇：伊号潜艇领舰于十八时十一分收到“我奇袭成功”的信号。二十时○○分又收到“航行不能……”的微弱信号。

　　 但据美方的调查认定，这些特殊潜艇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昭和三十五年(1970) [ cdhyy注：原书如此，年代有错。昭和三十五年应为1960年 ] ，我应邀到防卫厅战史室说明袭击珍珠港的情况时，当我说到在晚八点前后曾听到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声”时，在座旁听的坂本大佐(负责潜艇作战史)根据我这句话，坚决证实当天二十时○○分确实收到“航行不能……”的信号，因而可以断定：特殊潜艇至少有一艘获得了成功。当然，我根本不知道横山艇曾发出过什么信号，而我的话却和该艇所发信号的时间巧合了。

　　 总之，直到今天，美方还是认定没有因特殊潜艇的攻击而受到任何损失。而日本则认定至少有一艘获得了成功。这就是围绕当天下午八点的那一响——“雷鸣般的爆炸声”的日后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