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情报战·第四
作者:实松让·日本
出自————《情报战》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一节 美国的情报战
1.1 阻止日本的进攻
第二个“马格德堡号”事件
美国海军的情报专家做“自我批评”说:美方珍珠港惨败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只重视“敌人的意图”而忽略了正确估计“敌人的实力”这一判断敌情的基本原则。
美国海军为了洗刷这次惨 败的耻辱,在情报战线上也活跃起来了。例如,直属美太平洋舰队的珍珠港通信情报单位,在开战时,只不过约三十名队员,而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就猛增到一百二十名。他们主要是努力破译日本海军密码“D——普通密码本”(美国称为“JN——25”)。
另一方面,日本的作战远比预料进展得顺利,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正在迅速扩大。因此,日本认为要确保占领地的安全,最好是进一步扩大外围阵地。其具体作战方案之一,就是企图攻克距澳大利亚四百英里的新几内亚东南部的要冲莫尔兹比港,以便向前推进航空基地,大大加强对澳方面的航空作战。
但是,美国正象利用“魔术”窃取战前日美谈判中的日本外交电报—样,也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手段呢?
开战后不久,发生了一起事件。一股在澳洲方面担任布雷任务的日本潜艇,在返航时消息中断。当时,把此事与其他许多潜艇事件一样,作为在公海返航途中发生事故、去向不明处理的。
然而,战后才清楚,这艘“伊号一二四”潜艇,在澳海军基地达尔文港外海面遭到美驱逐舰“埃索尔号”以及三艘澳驱潜快艇的围攻,沉没在五十米深的海底。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黄昏。
美国海军怎能对这一宝贵的猎获物置之不理呢?
当时,一艘开到澳大利亚的潜水母舰“霍兰号”,派了熟练的潜水员潜入海底,查明日本潜艇的残骸位于梅尔维尔岛西北部。他们派潜水员当然不是为了收容和厚葬舰内的尸体。美国从日本潜艇中捞上来的重要文件又是如何利用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比兹利曾说:“日本的密码,开战后不久,在珊瑚海海战之前,就被美国情报军官破译了。”由此看来,他们打捞的目的是不容置疑的。
除军机密码本未捞出来外,战略密码本、战术密码本和商船密码本等都捞出来了。
日本海军万没想到,自己的密码本会在达尔文港海面完全落入敌人手中,而照旧一直使用这些密码本。日本海军的不幸遭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的“马格德堡号”事件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帝俄找到了在波罗的海触礁沉没酌德国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的船体。俄国潜水员为埋葬沉舰的船员,在搜索遗体时,打捞出一具德国海军中尉的尸体,中尉还紧紧抱着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铅盒子。在舰底附近进一步搜索时,又发现一本密码本,这本密码本虽然受水浸泡而膨胀,但字迹仍能辨认出来。
俄军司令部十分明智,立即把这些极为贵重的战利品送给英国海军部。此后不久,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工作便展开了。
英国海军部以这笔意外之财为本钱,建立了直属的密码破译小组和无线电侦收机构——方位测定站。这样,英国海军就能够侦收德国的电报,测定发报源的方位,破译密码,事先识破德国舰队的企图,及时作好准备。因此,胜败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又重演了。日本海军重蹈了德国海军的覆辙。
错误百出的战术情报
美国海军利用从第二个“马格德堡号”——“伊号一二四”潜艇上得到的密码本,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以前,不仅查明了日本下一步作战目标是占领莫尔兹比港,压制澳大利亚,甚至还正确地掌握了南下的日本舰队的编制和行动,以及日本运输船队自腊包尔出发的日期。
但是,集结足够的兵力对付日本这—进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月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被日本潜艇的鱼雷击伤后,仍在美国西海岸修理。参加过四月十八日空袭东京的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虽全力返航,但好容易才在四月二十五日到达珍珠港,几乎不可能十分及时地赶到所罗门群岛南方的珊瑚海。能够马上使用的航空母舰,只有在南太平洋活动不长时间的“约克城号”和刚由珍珠港驶来的“列克星顿号”。美重巡洋舰“芝加哥号”和由英国海军少将J·C·克雷斯指挥的“澳大利亚号”和“霍巴特号”两艘巡洋舰,分别由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和澳大利亚赶来参战。
美方能够如此迅速地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到作战海域,这清楚地证明了搞到的战略情报是正确的。
那么,在战术方面又如何呢?
五月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按计划成功地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土拉吉岛。第二天,四日,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的飞机便来袭击,击沉我驱逐舰等小型舰艇四艘。
日本方面决心首先击溃敌机动部队,然后进行登陆作战。由于从腊包尔出发南下进攻莫尔兹比港的船队七日已进入敌攻击圈,因而,在命令船队北上的同时,就命令机动、护航两部队和基地航空队全力歼灭敌舰队。
五月七日到八日,在珊瑚海展开了战斗。
这次海战是互相对抗的两支舰队在对方舰只未进入视野时所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战斗,也是世界海战史上首次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作战。水面舰只未向敌舰发射一发炮弹。整个战斗是由舰载飞机唱的一台独角戏,双方始终都是以飞机进行攻防战的。
从这次战斗的过程来看,日美两军指挥官似乎都深信会及时从对方得到所需的情报。然而,看来他们都不知道这些情报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
在海战中,敌我航空母舰部队曾一度相距只有一百三十公里,但双方对敌方的位置一点也不知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日美两军指挥官都未能充分掌握准确的敌情。
这次海战,是航空母舰之间的首次战斗,因此,常常发生错误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实际上出现的错误并不是在战术问题上,而是在原则问题上。搜索敌人取得准确的情报,是自有战争以来的一个原则。虽然出现了航空母舰,但这一铁的原则并没有过时。
对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攻击者来说,海上目标仅如豆粒般大小,很难识别出其舰型。
在这次海战中,日本飞行员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
第一次是在战斗第一天,七日,把一艘外号叫“胖贵妇”的供油舰当成航空母舰,把护航的驱逐舰误认为巡洋舰,结果以三十六架飞机的大机群进行攻击。实在太幼稚了!这位“胖贵妇”悲惨地撅起大屁股,渐渐消失在波涛之中。这就是供油舰“尼奥肖号”。
第二天,美国的一艘巡洋舰又荣幸地受到战列舰的礼遇。当时,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敌人向这方面派来了战列舰,但也不能说就没有战列舰。而且,往好处解释,向来就是日本军令部和报道部的宽大方针。于是,“大本营发表的消息不准确”这种街谈巷议便传开了。
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半斤八两。他们把敷设舰误报成巡洋舰,把扫雷艇误报成运输船,把运输船说成水上飞机母舰,尽全力进行了攻击。
珊瑚海海战的意义
日方公布这次海战的战况这五次之多,报纸报道的标题十分耸人听闻,甚至可以比得上攻击珍珠港时的报道。
五月十二日,天皇降诏嘉奖这次英勇的作战。
海军报道部课长平出英夫大佐发表了一篇题为《决定兴衰之战》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这次双方航空母舰的壮烈决战,把在珊瑚海上大放光芒的海军魂,作为礼物献给海军纪念日——五月二十七日。
但是,实际战果是日方损失了小型航空母舰“祥风号”,美方则损失了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因此,日方仅取得了微小的胜利。双方的损失几乎相等,飞机,尤其是飞行员的损失,日方反倒为大。
从战略上来看,这次海战的结果,正如莫里森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一书中所说的:
“珊瑚海海战在太平洋作战史上谱写了新的更加光辉的篇章。”可以说是美方取得了胜利。因为这次海战使日本进攻莫尔兹比港部队未能到达目的地而被迫返航,开战以来一直顺利进展的我进攻作战,首次遭到挫折。这就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由一帆风顺到步履艰难的一个转折点。
这—点另当别论,我们先谈—下日美双方围绕珊瑚海海战的战果展开的一场激烈的宣传战。
海军大臣(山鳥)田五月二十八日在临时国会上作战况报告时说:
“此次作战打垮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整顿好的澳大利亚方面的敌盟国舰队主力。敌人的这次惨败,不消说使澳大利亚全国上下狼狈不堪,而且给美英两国的打击也非常之大。
美英当局正极力掩盖这一损失,但真相终究是要大白的。很明显,到那时,美英两国必将举国陷入悲痛之中。”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以头版通栏大字标题大肆报道了夸大的战果,报纸的销售量因此猛增了一两倍。
在太平洋的大海战中击退日军
击沉击伤敌军舰十七艘至二十二艘
敌舰队逃窜,盟国舰队正在追击
为此欢欣鼓舞的不只是美国人民。英国首相邱吉尔回忆说:
“这次遭遇战具有与战术上的重要性不相称的效果。从战略上讲,这是美国与日本交战以来所取得的初次胜利,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胜利的消息如同兴奋剂传遍了全世界,给美国以至澳大刑亚、新西兰以巨大的欣慰和激励。”
从战略上看,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航空母舰“翔鹤号”受伤后需要修理,受到重创的航空母舰“瑞鹤号”的飞行队需要重新组建,因此,这两艘舰未能参加一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战。
美方战略上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优势。如果我国的企图、行动不被敌方察觉,那么攻占莫尔兹比港定能按计划取得成功,海战的结果也必定与实际情况相反。
美海军牢记珊瑚诲海战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侦察是取胜之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中途岛海战中,忠实地遵守了这一战训。而日本海军则完全与此相反。这样看来,珊瑚海海战对美国舰队来说,可以算作中途岛海战的一次必要的预演。
1.2 情报的胜利——中途岛海战
解开“AF”之谜
在珍珠港的一个地下室里,门上用了双层锁,里面有二十四名战术情报单位的人员埋头查阅堆积如山的文件。这里的头头罗彻福特海军中校,他高高的个子,穿一件一般人在轻松地吸烟时穿的红上衣,是个幽默爽朗的人。他曾作为翻译军官驻过日本,在美海军通信情报方面,是个仅次于萨福德海军上校的老手。
罗彻福特的眉宇之间显露出一种要为珍珠港失败(错误判断了日本夏威夷作战部队的动向)雪耻的悲壮决心。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的某一天,华盛顿发出了完全出乎意外的指令。美舰队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金,要求罗彻福特根据目前侦收到的日本海军通信情况,就日本舰队的企图提出一个长远的估计。
当时,日本舰队刚刚结束对印度洋锡兰岛的袭击。这件事究竟是意味着日本的主要战线巳移向印度洋方面,还是意味着日本海军将很快返回太平洋作战呢,弄清这一问题,对美方今后的作战关系极大。
罗彻福特做了下面四点估计:
1、日本在印度洋的作战业已结束,舰队正在返航;
2、日本没有进攻澳大利亚的意图;
3、日本的部分兵力正计划在腊包尔南方作战;
4、有迹象表明日本打算在太平洋作战,但时间和地点还不清楚。
到了四月底,以前不清楚的问题逐渐清楚了。腊包尔南方作战的矛头已明显指向莫尔兹比港。对此,美国舰队已向珊瑚海运动,其他作战虽然还不清楚,但似乎在中部太平洋的可能性较大。
又过了一个星期,得到了一些表明日军企图的片断资料,但从日本舰队的通信情况来分析,还得不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日本方面虽然没有表示出特定的地点,但是有一个名称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了,有时作为目的地,有时作为需要特定装备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密码中总是使用“AF”这一代号。
对这一代号,罗彻福特的情报人员们绞尽了脑汁。其中,有一个人突然想起三月份日本水上飞机攻击珍珠港失败时的通信中也曾使用过“AF”。于是,大家一齐细心地查找侦收到的堆积如山的电文,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果然,日本海军使用过“AF”这一代号。这架水上飞机,在位于中途岛和夏威夷中间的弗伦奇弗里格特礁,从潜艇得到了油料补充,在一封电文里提到通过“AF”附近。
这就给罗彻福特解决了问题——“AF”一定是中途岛方面的名称。从那以后,他便把中途岛作为日军进攻的目标而重视起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这样清楚。尤其是华盛顿有些人估计日军的实际攻击目标是阿拉斯加或者美国西海岸,金司令认为可能是夏威夷,而陆军方面则担心空袭旧金山。
因此,罗彻福特有必要证实一下“AF”就是中途岛。珊瑚海海战后不久,五月十日,他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情报参谋莱顿进行了商谈:
“能否指示中途岛基地指挥官西马德海军中校,要他拍发明码电报,就说淡水蒸馏设备发生故障,不能使用……”
在一旁听着的尼米兹司令咧着嘴笑了一笑,表示同意:
中途岛照此发了电报。两天后,全神贯注侦听日方通信的罗彻福特战术情报人员,终于收到了日本海军报告“AF”缺乏淡水的电报。
这样,罗彻福特的计谋圆满达到了目的,终于解开了一个谜:“AF”就是中途岛的隐语。
在“幸运点”上待机
五月十四日尼米兹和夏威夷方面陆军部队指挥官艾蒙兹将军联名宣布进入“抗击日本舰队侵袭”的战备状态。十五日命令所属舰船集结。当时,尼米兹指挥下的航空母舰只有“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三艘,而且都在遥远的南太平洋活动。
五月二十四日,潜艇部队驶离珍珠港,以便对中途岛以西海面进行警戒。
第二天,二十五日,新的喜讯使珍珠港沸腾起来。
战术情报单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破译了反映日本舰队计划全貌的日方通信。从而查明了日本方面各部队、舰船,指挥官以及航线和攻击时间等一切问题,了解到攻击时间是六月三日至五日之间。
当罗彻福特报告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的作战计划等问题时,甚至一向举止稳重的尼米兹也清楚地显露出兴奋的神色。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持怀疑态度。
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上日本的圈套。
日本为掩盖其主攻方向是夏威夷或美国西海岸的意图,也许故意发出这种内容的电报,让尼米兹空欢喜一场。开战时,在袭击珍珠港的前夕,日本不也搞了欺骗美方的假电报吗?这次说不定也是玩弄这类把戏。
五月二十六日,哈尔西的第十六任务部队(以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为骨干)从所罗门群岛驶入珍珠港。因哈尔西患皮肤病,斯普鲁思斯少将被任命接替他的职务。
五月二十七日,另一部队出现在远方海面上,这是弗莱彻司令率领的第十七任务部队正向珍珠港接近。珊瑚海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舰尾拖着数英里长的重油航迹返回珍珠港……
船坞的水还未抽干,“约克城号”的修理工作便开始了。穿着齐腰的长靴站在船坞底下的不是别人,正是尼米兹司令。
“约克城号”的损伤非常严重,完全修复无论如何也需要几个星期。但是,情况不允许这样慢腾腾地干.因为日本舰队巳开始进攻了。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在三天内修好?”
尼米兹以温和的语调对维修人员说,但态度却很严肃认真。维修人员听到司令说“三天时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还是负责人普菲茵斯达格好容易控制住内心的犹豫,斩钉截铁地答道:“是!司令,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这样,不论是海军工厂的工人,还是舰上的乘员,整个珍珠港的美国海军都动了起来,为使“约克城号”赶上作战,豁出性命,昼夜突击。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舰队的情况怎样呢?
就在“约克城号”驶入珍珠港的前一天,即东京时间五月二十七日,受命担任先锋的南云忠一中将率领的机动部队,已从广岛湾的柱岛停泊地出击。轻巡洋舰“长良号”当先,十一艘驱逐舰随后,接着是重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桅杆象古塔一样的战列舰“榛名号”和“雾岛号”,最后跟着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正好赶上这天是东乡平八郎司令在日本海海战中歼灭俄国舰队三十七周年的海军纪念日,使人感到这似乎预兆着这次作战的幸运。
五月二十八日,进攻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及基斯卡岛的部队巳从大凑(青森县)出发,进攻中途岛的部队也从南方的塞班岛出发了。
五月二十九日.间接支援进攻中途岛的近藤中将所属部队和山木长官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从广岛湾出发。
这样,战列舰十一艘,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舰二十三艘和驱逐舰六十五艘,再加上辅助舰艇,共计一百九十艘的大舰队,北起千岛,南至关岛,构成了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大弧形,在太平洋上向东挺进。
与此同时,在远隔七干英里的华盛顿海军部作战室内,作战参谋们打开巨大的太平洋海图,聚精会神地就“AF”及”AOB”作战进行最后—次研究。
现在,日军进攻阿留申群岛的路线已清楚,用深红色铅笔划了条线,旁边注明:“估计已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出击。”
进攻中途岛的部队行动也很清楚——用红铅笔从塞班岛画出一条红线,并标明:“五月二十八日出击。”
在研究南云司令的机动部队时,似乎费了一番周折。仅权知道这个机动部队于五月二十七日出发,从西北画了条指向夏威夷的斜线,注明:“这条线可以否定。”还在这条线偏南画了一条直接指向中途岛的新线。
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为判断敌情也费尽了心思。
华盛顿和珍珠港保持紧密联系,互通情况,交换判断敌情的意见,有时对不同看法进行研究。例如,珍珠港方面认为南云部队可能采取稍偏北的航线,而后从东南航线接近中途岛。
但还有各种各样难以确定的因素。例如,关于日军六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途岛西方约六百五十英里这一特定地点的预定活动,任何人都没有把握.看来这个地点肯定是一个集合点,但难以正确掌握其特征。甚至罗彻福特的优秀战术情报单位,无论怎样苦心钻研,也未搞清楚它的某些细节。
五月二十八日,以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为骨干的第十六任务部队,在哈尔西的后任斯普鲁思斯的指挥下从珍珠港出击。
五月三十日,以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为中心的弗莱彻第十七任务部队出发。直到出发前一分钟,工厂的工人还在舰内拼命进行抢修。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两个任务部队于六月三日下午,在命名为“幸运点”的中途岛东北三百英里处集结点汇合,为从侧翼袭击日本航空母舰做好一切准备,等待战机成熟。
日本方面对美国舰队这种动向是怎样判断的呢?
从五月二十日联合舰队命令中提到的敌情判断来看是模糊不清的。它判断:在太平洋方面有三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估计这些舰只在南方海域,其中一部也许已返回夏威夷。
另外,掌握这次作战成败关键的南云部队对敌情判断如下:
1、我如果开始中途岛进攻作战,敌舰队则有可能出动进行反击;
2、敌方尚未察觉我方意图;
3、敌机动部队没有在附近海域行动;
4、空袭中途岛、歼灭敌基地航空兵力后,即可歼灭敌机动部队。
可见这个判断充满了“自信”和主观臆断。
重视侦察
美方取胜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侦察。美国海军情报专家J·V·海马克上校就此事论述如下:
美国海军的指挥官们决心不再重犯珊瑚海海战的错误。从海战开始前几天起,就在中途岛七百英里范围内进行巡逻飞行。当时最优秀攻击机的攻击半径为二百到三百英里,因此,如果在七百英里内进行巡逻,就可以在攻击前二十四小时向美军发出警报。
而且,每天都派出了特别执勤飞机,这一则为了监视日本舰载机进行拂晓攻击时的起飞点,二则为了在敌人万一躲过我方飞机的侦察而侵入时警戒其可能使用的会合点。
十二艘潜艇在中途岛西面和北面进行了巡逻部署。这些潜艇的主要任务是攻击敌人,同时也有一个任务,报告出现在附近的敌兵力的重要情报。
为完成上述侦察任务,航空母舰进入和敌人相接触的海域后,立即进行最大飞行距离的空中侦察。
由于气候的影响,未能发现日本舰队接近,但是在航空母舰战斗开始的前一天,在距中途岛七百英里的海面发现了敌人的进攻部队。
六月四日,日出后不久,一架飞艇报告发现日本航空母舰部队,敌舰载机正向中途岛飞来。虽然报告的敌位置与实际多少有些出入,而且四艘日本航空母舰只发现两艘,但是这两份报告都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因为对中途岛基地指挥官来说,起到了预先警报的作用,对航空母舰部队指挥官来说,则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在日本攻击机群归舰之前,航空母舰失去行动自由;在斯普鲁恩斯司令想钻敌航空母舰的空子时,可以推算出攻击机群的归舰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说明日方尚不知道美国的航空母舰部队埋伏在附近海域。如果日本舰队发现了这一情况,就绝对不会攻击中途岛,而首先必将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两份情报资料都及时地用上了,日本的三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这好象美式足球的前锋默默冲垮对方为本队得分一杆,这个飞艇的飞行员得到的情报,使它的战友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战局。
攻击三艘航空母舰之后,“大黄蜂号”派出了十架侦察轰炸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搜索,其中一个飞行员报告:一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正北进中。根据这份明了简洁而准确的报告,第四艘日本航空母舰被击伤。如果没有这个飞行员的准确情报,“飞龙号”恐怕会生存下来,他日必将东山再起。
的确,中途岛海战可以说是一次“明眼人”美国与“盲人”日本的战斗。海战结束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说:“如果美国海军未能在早期得到日本舰队行动的情报资料,或者在美国海军正分散时被敌人捕捉的话,那么,中途岛海战的结局将是另一个样子。”
惊恐万状的美国
中途岛基地的最大希望是首先发现日本舰队,“先予敌一击”。因此,派出二十二架飞艇在基地七百英里海面上巡逻。
六月二日的努力没有什么结果。六月三日又照例开始巡逻。
这天上午九时二十五分,里德海军少尉驾驶的飞艇在到达中途岛西方约七百英里上空时,发现前面有一片黑点。船!很多船!
里德认为这是日本的整个舰队。于是,报务员拍发了电报:“发观敌主力部队……”但是,里德发现“敌主力部队”的报告并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尼米兹司令把此报告同罗彻福特的战术情报单位搞到的日本的计划相对照,认为:“里德把进攻中途岛部队错认为主力部队了。”因此,打电报给弗莱彻司令说:“我认为日本的航空母舰部队可能仍在明日从西北方攻击中途岛。”
然而,日本舰队果真会象罗彻福特情报单位搞到的,而且为尼米兹确信的情况那样行动吗?美国考虑到万一的情况,疑虑还很多。
因此,就连美国本土也严密注视着日本舰队的行动。陆军无论如何不能完全打消日军的真正攻击目标是美国本土西海岸这个念头,六月四日夜,他们搞得神经非常紧张。士兵被禁止外出,美国西海岸的广播电台停止播音,而且在旧金山一带响起了长达九分钟的“预备警报”。
为了预先发出敌人攻击的警报,海军部队向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以西四百英里海面派出巡逻部队。在陆上,第四军和西部防卫部队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一发现穿美式军装的日本人,就立即报告。因为日裔美国人除三名穿军装执行特殊任务的以外,都巳送到其他地区,所以不会同日本兵混淆。
夏威夷的情况远比美国西海岸紧张得多。到处流传着日本大舰队正向夏威夷开来的消息。为了准备收容死伤人员,陆军里的住院患者除情况特殊者外,都搬出了斯科菲尔德陆军医院。民防义勇队员也做好了战斗准备。陆军部队指挥官要求住在檀香山市商业区的妇女和小孩疏散到安全地带去。
在珍珠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海军工厂的混凝土门柱上架起了机枪。卡车在天黑前停在工厂门前,作为封闭工厂大门的堡垒。港内舰船上的所有防空武器也都配齐了人员。
天刚一黑,就立即发出警戒警报。工厂停止生产,一部分工人守候在厂房顶上的机枪旁,另一部分工人去准备消防水龙带。整个工厂电灯完全熄灭,而且禁止出入。听到警报后停止操作的工人们,守候在防空壕附近。他们有的打盹儿,有的抽烟,谈论着敌人好象近在眼前的进攻。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们在挂着灯火管制窗帘的房间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一夜。
“胜利病”的恶果
杯弓蛇影的一夜过去了。决定命运的一天——六月五日——到来了。
日本舰队遭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打击,“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相继失去了战斗力,舰上出现一幅悲惨的景象。孤军奋战的“飞龙号”仅向“约克城号”回敬了一炮。终于精疲力尽。四艘航空母舰全部消失在东太平洋的波涛之中。
各方面都占优势的日本舰队,为什么被打垮了呢?
现将参加这次海战的主要兵力作一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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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兵力上的极大悬殊之外,双方飞行员的技术与战术也无法相比。我国很多飞行员是“日华事变”以来的老手。自攻击珍珠港以来,他们在南方及印度洋连战连捷,是“无敌”的空中战士。并且,当时我零式战斗机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相反,美国的飞机很多都是旧式的,几乎大部分飞行员都没有飞行经验。有的刚从航校毕业,有的还没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过,更有甚者,有的机枪射手还是第一次在飞机上射击。
所以,可以说美国“没有取胜资格”而“理应失败”。
但是,实际结局却是:兵力甚少、技术甚差、“没有取胜资格”的美国胜利了,“理应取胜”的日本反而惨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者在此不想详细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之一难道不是由于患了过于自信的“胜利病”而忽视战胜对方不可缺少的条件吗?这个条件就是详细了解对方的情况(情报搜集)和隐蔽自己的企图(情报保密)。
“总说什么保守机密,其实泄露一点也没啥。若是美国人出来的话,那正好。那样就可以象老鹰捉小鸡一样,轻而易举地干掉它……”
这种不自量力,玩忽职守,为“胜利病”冲昏头脑的人,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终于自掘坟墓,这大概是必然的结果。
的确,中途岛海战的结局,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败北”,从美国方面来看,却是“难以置信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的作者莫里森博士说;“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是英明地利用情报的胜利。”这次海战的英雄斯普鲁恩斯司令回忆说:
“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得到了第一流的情报。其次应归功于尼米兹司令的判断和处置,他根据情报充分地发挥了他的大胆、果敢、聪明和天才。”
然而尼米兹司令本人却说:
“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所以我们完全掌握了关于日军计划的情报。我们搞到的情报是日军的作战目的、日本舰队的编制概况、接近方向及实施攻击的大概日期。正因为如此清楚地掌握了敌情,美国的胜利才成为可能。对付日本的威胁,美国海军兵力实在相差太远了,所以,这个情报使美军指挥官事先知道了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
他在进一步评论日本在中途岛的失败时说:
“对日本来说,这是自十六世纪末期被朝鲜李舜臣的军队击败以来的首次惨败。”
事实正是如此,以这次惨败为转机,太平洋战争的潮流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
1.3 密码被破译,山本长官粉身碎骨
机影杳然万事休
“当我机降低高度紧贴原始密林飞行时,敌机与我护航战斗机展开空战,数量四倍于我之敌,无情地迫近庞大的一式陆上攻击机。我机迅速来了个九十度以上的躲避转弯。……一号机向右,二号机向左,两机分离开来,其间距离增大了。
作了两次躲避转弯之后,我向右方眺望,想看看一号机如何。哎呀!在距离大约四千米处,一号机紧擦着原始密林喷着烟和火焰,慢速向南下方坠落。我脑子里想:完啦!飞行参谋室井站在我的斜后方的过道上,我拉了拉他的肩膀,示意让他注意长官的座机。这是我们同他的永诀。
这个过程只有二十秒钟左右。因敌机袭来,我机又做了一个急转弯,这时便看不到长官座机了。我急切地等待恢复水平位置,心中充满了忧虑,担心事情的结果,尽管其必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我定睛再看时,座机巳无影无踪,只见原始密林中升起了冲天的黑烟。啊,万事休矣!……”
当时乘坐二号机的参谋长宇垣缠中将,一九四三年四月一八日,在战场日志《战藻录》中,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在座机上战死的情况作了如上记述。这件事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
这一事件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惊愕,而且使人深切地感到战局的严重性。当时,我海军称这一事件为“甲级事件”(古贺司令长官殉职为“乙级事件”),调查得出的结论却是一种“偶然论”:
“……如不破译山本司令长官行动计划的电报,是不可能了解我方企图的,而破译该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总之,结合敌人其他广播和报道来考察,许多人判断这个事件是一次偶然的遭遇。”
然而,战争结束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同盟社 [ 注:一九四五年十月改组为共同通讯社,是日本最大的通讯社。 ] 华盛顿电援引美国陆军部消息,作了如下报道:
“根据海军部长诺克斯的情报,陆军P一38闪电式战斗机队,为了在中途伏击山本长官的座机,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机场起飞。
因为山本长官素来以严守时间闻名,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地点和时间都极为准确的伏击计划。当山本长官在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以二百英里的时速来到布干维尔岛卡伊里机场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P一38赶上前去,一举将其击落。
这个时间同预定的时间分毫不差。司令长官的座机起火坠落,因为飞得很低,机上人员没有一个人能够跳伞逃命。几乎在同时,司令长官的参谋人员乘坐的另一架飞机,也被P一38击落了。”
如果说不是偶然的,那么他们是获得了什么情报制定了这个周密的伏击计划呢?是直截了当的密码破译呢?还是象中途岛海战那种情报与推理的总和呢?抑或是间谍情报呢?……
日美的两个隐语
山本长官战死的消息,在美国也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飞机事故,有人说山本是因战局不利而引咎剖腹的。总而言之,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山本长官之死给盟军方面带来了最大的利益(对日军来说则是最大损失)。
当时美国人对山本司令的憎恨比对希特勒还厉害。这是因为,山本是策划“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而且他还傲慢地扬言等待在白宫同美方媾和,所以极大地激起了美国人的憎恨。对全体美国人来说,山本简直就是侵略者的化身。
战后,人们才认识到,对山本长官的憎恨过于苛刻而不适当,人们发觉日本的政治和战争中的秘密背后,包含着悲剧。所谓悲剧,就是山本长官不得不打一场自己不愿意打的、而且是毫无胜利把握的战争。
然而,在战争过程中人们却不是那样看的。其中,象绰号“雄牛”的猛将哈尔西等人,认定山本长官是“仅次于裕仁天皇和东条首相的第三巨头”。据说接到山本座机按计划被击落的报告时,有一位海军将领曾拍手叫好,哈尔西看到这种情形马上恶狠狠地说道:
“那有什么好的!我认为,把那个家伙(指山本长官)套上锁链,牵着他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路游街,由你们在后面踢着他走,那才最好不过呢!”
现在找不到证据说明美国首脑部一开始就伺机进行报复,设法要将被视为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山本长官置于死地。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失去最卓越的指挥官,是个无法估量的损失。山本长官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人物,这是敌我双方公认的事实。
击落山本长官座机的功臣,美国陆军上尉仲马斯·朗菲尔用如下的话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战争是一种驱使人心发狂的怪物,其症状之一就是凶残的复仇情绪。日军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激起了美国人强烈的复仇念头,矛头所向首先是那个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登新高山’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登新高山’这个日本军方隐语的声音,在美国作战指挥首脑部门引起了反响,它引出了‘干掉山本’的口号。山本是打牌的名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的名字就曾轰动过华盛顿军界,而且任何人在他看来都不足挂齿。
如今,又要同这个可恨的对手真刀真枪决一死战了。性格坦率的将军们不仅出于复仇心理,而且也怀着一种充满友爱的感慨,暗暗地说:‘把山本干掉!’……”
总之,敌人在太平洋上惧怕山本长官,恰如敌人在非洲战场上惧怕德国的隆美尔这个不好对付的对手一样。
代号“复仇”的战斗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一份电报(美海军部二二四六室破译的日本海军的密码电报)放到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作战部长金的办公桌上。刚从参议院开会回来的海军部长浏览了一下这份电报。内容是山本司令乘飞机到前线视察的详细日程。
这是一份纯属日常事务的电报,在战略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诺克斯和金照例到总统那里聚餐去了。在饭桌上,诺克斯提到了刚才那份山本司令行动计划的电报。罗斯福闪出一个念头,击落山本座机,干掉这个杰出的指挥官。诺克斯也认为可乘此机会铲除美海军最憎恨的山本,以报珍珠港之仇。
于是,在这次首脑谈话中,出人预料地决定了这次福自天降的惊人战斗,并给它起了个古色古香的名称——“复仇”。这样,便立即找来了美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将军和P—38的专家。他们在海图上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距离,使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P—38看来可以捕捉到山本座机。诺克斯部长和作战部长金按照总统命令,立即向珍珠港的尼米兹司令下达了“干掉山本”的命令。接着,这一命令又由努美阿的哈尔西司令传达给所罗门地区航空部队指挥官米彻尔海军少将。
负责执行“复仇”作战任务的米彻尔海军少将收到如下情报和命令:
“山本司令将于四月十八日清晨经新不列颠岛北端的腊包尔,去东南方最前线航空基地布于维尔岛南端的卡伊里(日方称为布因),但不是直达卡伊里,而是在巴莱尔岛机场(紧靠布干维尔岛的南方)降落,然后乘驱潜艇到达对岸的卡伊里。预定到达巴莱尔岛的时间是上午九时四十五分。
山本司令带领参谋人员,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杌,有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P—38机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这份电报不得转抄和保存。战斗结束后立即销毁!”
猎获“孔雀”的时机
接受这一重要任务的米彻尔海军少将,曾担任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舰长,该舰曾在派出多里特尔率领的机群空袭日本本土时,在中途岛海战中威震天下。现在,他又奔赴所罗门前线,是身经百战的航空兵的总头目。他的司令部设在塔萨法隆加的椰林里。房屋一半埋在沙子里,地板上积满了泥水。
米彻尔海军少将指挥着由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混编的航空部队。
他立即召集作战参谋哈里斯准将等几名主要干部开会,研究了击落山本座机的作战问题。战斗机队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米彻尔看了大家一眼,一开口便说:“不管怎么样,也必须抓住这只鸟,给我订个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建立在周密地计算时间、距离、速度及敌我战斗兵力的基础上,不能有丝毫差错。
最初的计划是决定趁山本司令坐上驱潜艇驶离巴莱尔岛时,连人带艇一起击沉。狙击队指挥官朗菲尔中尉听了这一说明后叫道:“这太异想天开了。我连驱潜艇和独木舟都分辨不出来。能不能找到,没有把握。在海上即使把艇击沉,本人也未必会死。要干的话,莫如让我在空中干。”
于是,计划改变了。原先,当地的参谋们认为,这份情报大概是根据腊包尔一带的传说综合成的,详细的时间表是靠不住的,因此,选择在山本司令着陆后换乘驱潜艇时给予狙击,比较有把握。当然参加攻击的人不知道通过破译日本密码而得到的山本司令一行的行动计划是很准确的。连朗菲尔中尉他们也猜测,大概还和往常一样,是当地间谍搞到的情报。
因此,选择不早不晚的时机,就成了这次战斗成功的关键。反复研究了几次,最后还是归结到时机问题。受命制定计划的哈里斯准将提出的这个计划,原则上取得了米彻尔海军少将和哈尔西司令的同意。但实际上,在当事者中间,甚至抱百分之一希望的人也没有。
朗菲尔他们想: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山本严格遵守时间这一博得好评的性格。如果把这一严守时间的习惯带到这次前线视察中来,那可就太好了。山本座机如果在预定的时间出现在布干维尔岛海岸线上空,那么,百分之一的把握未免估计过低。
在米歇尔少校的指挥下,挑选了十八架P—38。其中六架是由朗菲尔中尉担任队长的狙击机队,其它十二架为掩护机队。山本座机如果真不负盛名,准时行动的话,那就必须在卡伊里以北五十英里附近拦截。从亨德逊基地到巴莱尔岛的直线距离是三百英里,但因为要避开敌人的搜索路线飞行,所以,必须按四百英里计算。据判断,大概将在九时三十五分遭遇。估计山本座机的高度为三千米,因此,狙击机队应在三千五百米高度,掩护机队则应在六千米高度。
四月十八日那天湿度很高,多云。上午七时二十五分,停在跑道上的十八架P—38翘着双尾翼,威风凛凛。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次出击的目的。米歇尔戴着长舌战斗帽,脸呈古铜色,紧闭着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起飞。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给我完成任务!”
队员们很清楚这一指示是什么意思。他们理解到这是一个严令:即使用机身和敌机冲撞也要达到目的,决不允许白白地放跑敌机。
飞机开始滑行了。两架狙击机队的飞机因轮胎和燃料系统发生故障而掉队。但出发不许拖延。七时半,起飞的十六架飞机立即编队,一直向布干维尔岛上空飞去。为了避开日方雷达探测,机群在海上低空飞行了大约二小时。截击前几分钟,狙击机队和掩护机队分别上升到三千五百米和六千米的高度。九时三十三分,“双躯恶魔”P—38机群穿过布干维尔岛的绿色海岸线,在林海上空飞行。
一分钟后,九时三十四分,在临近卡伊里以北三十五英里的上空时,突然,在左前方三十度发现两架双引擎飞机。
朗菲尔中尉是这样记录当时激动的心情:
“看!一式陆上攻击机不是露出模模糊糊的黑色机身,振动着机翼急匆匆赶来了吗?真象事先商定好这次聚会时间似的……”
他怀着激动心情继续写道:
“我们的战斗态势不能说非常好,是四架对八架的劣势。不过,多亏上帝保佑,我们赢得了宝贵的两分钟。如果被敌人早发现半分钟,我们肯定会在短时间内报销。
……我扭转机身对准山本座机的前进方向连续地扫射。就在两架飞机即将错开的瞬间,我看见对方右发动机着火,接着右机翼也着了火。一式陆上攻击机—旦起火,就无法挽救。而且这样的低空,降落伞也无济于事。我的机头差点撞在因起火而失速的山本座机的屁股上。
两架零式战斗机紧咬住我,向我反击,我只能听天由命,闭上眼睛猛然把机头拉起,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山本座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被卷入紫色火焰、火光和破片当中。机翼掉了,机体象个红火球钻进密林……我那九死一生的心爱飞机的方向舵上,留下了两个弹痕……”
九时三十八分,周围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米彻尔海军少将向哈尔西报告:
“约翰·W·米歇尔陆军少校指挥的P—38机群向卡伊里地区进攻,上午九时半过后,击落了由编成密集队形的零式战斗机护航的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还击落了三架零式战斗机。我一架P—38尚未返回,四月十八日看来是我方胜利日。”
感到满意的哈尔西立即回电:
“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家鸭中,似乎夹着一只孔雀。”
但是,这次作战并未就此结束。队员们奉命严守秘密,除朗菲尔以外,其他队员以后连续几天无目的地向布干维尔岛周围出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日方相信,击落山本司令的座机不是由于破译密码后进行的有计划的战斗,而完全是偶然遭遇的事件。
朗菲尔应召回国。在到达机场时,接到命令:“在宪兵的陪同下直接去陆军部,途中不准和任何人交谈。”这是为了保守破译密码的机密。朗菲尔中尉晋升为上尉,获得了勋章,甚至收到了总统的贺电。但直到战争结束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才公开发表他的这个战功。
决定命运的长官行动电报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以前面提到的那种偶然论进行自我安慰,自我欺骗。
据说,战后不久一个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来日本时,原联合舰队的一名参谋询问一个调查团团员说:“你们是怎样搞到山本长官座机情报的?”美海军军官只回答:“靠滴滴打(电波)搞到的。”说完笑了笑,再没说什么,渊田美津雄和奥宫正武合著的《机动部队》一书中说,山本长官阵亡的直接原因,就是肖特兰基地指挥官所发出的有关山本视察的电报。那份电报使用的是低级密码,电文的内容是:“山本长官四月十八日上午八时四分视察肖特兰基地。”(四月十四日夜发报)。
莫里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说,在此之前,一九四二年来到一九四三年初,日军被迫使用潜艇对瓜达尔卡纳尔方面进行物资补给。于是,相继发生了“伊号第三”及“伊号第一”两艘潜艇在海岸附近被击沉的事件。对此,美军连日进行潜水作业,特别是从“伊号第一”潜艇里找到了价值极高的机密文件。
轻而易举地破译了一部分山本长官视察前线基地电报的美海军密码小组,一定马上开始工作,努力从大量侦收电报中寻找与长官行动有关的电报。他们终于拽到了一份。那是四月十三日傍晚发出的。这份由舰队司令部发出的决定命运的长官行动日程表,用的是五位数字的乱数式密码。克洛斯特尔曼在《空战》一书中曾叙述过这一乱数密码:
“28743 25354 19839 27291 8367……密码专家们埋头在数字群中。隔壁的大厅里,电子工业的专家们完成最初的‘电脑’组装。”
乱数表是从四月一日变更的,所以破译这一密码并不容易。但是,一部分事实已经通过肖特兰基地的电报掌握了,以此为线索,破译小组奋战三天两夜,成功地破译了山本长官从腊包尔到肖特兰的日程。
四月十七日中午之前,这份已破译的电报报告了海军部长诺克斯。从当时日本所处的地位和所具有的能力来观察,可以说,这一切“在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
战后不久,当时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接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能够击落山本司令座机,是什么原因呢?”
尼米兹司令并没有因国家机密而拒绝答复,他坦率、认真地回答道:“当时我们可以破译日本方面所有的密码,我们完全掌握了山本司令被击落那天的行动计划。”
另外,尼米兹在一九六零年出版的《大海战》一书中,清楚地肯定了这一件事:
“……对日本不幸的是,美国通过破译日本的无线电密码,掌握了山本长官乘飞机到布干维尔南部的时间。考虑到山本长官一丝不苟的性格,我们从亨德逊机场派出了一个续航距离长的战斗机中队,在山本座机飞近着陆场时,按计划准确地将它击落了。对日本海军来说,失掉很干练、很泼辣的指挥官山本司令所遭到的一大打击和一次惨败差不多。”
因此,当时日本海军当局确信击落山本长官座机是偶然性的,遗憾的是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这种偶然论只不过是日本单方面的幻想。
1.4 马里亚纳海面海战
Z旗[注]也无济于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小泽治三郎中将率领的第一机动舰队的旗舰“大凤号”的桅杆上飘动着太平洋战争中第二次出现的Z旗。
旗号的含意是:帝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各员更加奋战。
甚至天皇也破例地颁发了勅语。十七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把天皇勅语电告了全军:“此次作战,系关乎国家兴隆之重大作战,望作战部队努力奋战,以期获得日本海海战般的辉煌战果。”
于是,九艘航空母舰总动员,舰上排列着四百三十九架舰载机,几乎投入了全部舰艇和飞机,在马里亚纳海域寻找战机,意图一战挽回战局。然而,Z旗枉然舰上飘,天皇期望全落空,最后只落得一败涂地。
这一失败必然导致被称为“绝对防卫圈”要冲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至此。完全改变了敌我战略态势,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落入敌人手里。不仅如此,它还使日本国民发生了动摇,对于战争的前途感到严重不安,最后连那个自命不凡的东条内阁也不得不辞职。
究竟为什么陷入这样悲惨的境地呢?
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正确地判断敌人的企图。从下面的事例中也可以清楚地窥见一斑:
六月六日,斯普鲁思斯司令指挥的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部队,从马绍尔群岛朱罗岛出发,向西北方向前进。同一天,欧洲战线的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宣布开辟第二战场。
我参谋本部得知这一情况后,还自以为是地胡乱猜测,妄评事态对我有利:
“……太平洋方面的作战暂时有可能转入消极状态。但是,在政治上敌方可能有空袭我本土的企图。”
而且,还悠闲地沉浸在对敌军将领的评论中:
“麦克阿瑟(盟军西南方面指挥官)敏锐;尼米兹(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多谋善断;哈尔西(美第三舰队司令)精干;马歇尔(美陆军参谋总长)深思熟虑,颇有威望。”(《机密战争日记》六月八日)
六月十一日,战机已经迫近,我侦察机发现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敌机动部队。接着,共计四百六十九架飞机向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袭来。虽然为时稍迟,但联合舰队司令部正确地判断,这很明显是企图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并立即准备发动“阿”号作战(给美军的进攻以迎头痛击的作战)。但大本营始终主观地坚持敌人的进攻目标是帛流群岛方面(即西加罗林群岛)这一妄想,认为敌机的袭击只是单纯的机动,只不过空袭两三天而已并判断敌人没有进攻马里亚纳的企图,因此,不同意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意见。最后,直到十三日,才勉强发布了“阿”号作战预备令。
塞班岛原有三名中将:海军的南云忠一、高木武雄和陆军的斋藤义次。另外,还应该有一名,就是这里的陆军部队最高指挥官,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小畑英良中将。但不知为什么十五日敌军在塞班岛登陆时,他去雅浦岛(东加罗林群岛)视察,不在岛上。
缺乏知彼之明
美军在塞班岛登陆的前一天,六月十四日,美第五舰队的布局,和两年前中途岛海战中的日本舰队异常相似。当时,日本舰队向中途岛进攻,作梦也没有想到美航空母舰部队正严阵以待,大难即将临头。进攻塞班岛的部队也为了进行一次急袭而正在进击中。另外,和中途岛海战中的日本舰队一样,斯普鲁恩斯的兵力分散在广阔的海域里。海上预备队和进攻关岛的部队正在马里亚纳东方行动,等待强攻塞班战役的结果。米彻尔率领一半航空母舰部队正向塞班岛西方的掩护点航行,而克拉克指挥的另一半航空母舰部队正在五百英里外的远方北上,准备急袭硫黄岛和父岛。
由此看来,如果抓住敌兵力如此分散的好时机发动攻击,马里亚纳海战的结果则势必与实际大不相同。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曾说:
“日方如果事先识破美方的企图,在美军到来之前,隐蔽地将其全部航空母舰部队集结起来的话,情况就会和中途岛海战完全一样。这样,趁美第五舰队分散在几个方面的机会,日本的航空母舰部队也许可以在第五舰队的另一半赶来救援之前,攻击塞班岛西方的两队航空母舰群,并且日军也许可以把敌人的两队航空母舰机动群打得落花流水,就象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美军使南云司令的机动部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一样。
然而,由于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军事形势处于一种相反的状况,所以,前面提到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美军方面对马里亚纳的攻击完全是突然袭击。并且,斯普鲁思斯司令对于日本舰队的所在地点了如指掌(至少六月十五日前是这样)。美潜艇就在日本机动部队的眼皮底下跟踪巡逻,把塔威塔威(菲律宾南端的小岛)停泊地附近和菲律宾海防守得水泄不通,并且在塞班岛周围一带也布置了警戒。早在十三日,‘小银鱼号’潜艇就报告发现小泽部队驶离塔威塔威。另外,沿岸监视部队随时用无线电报告日本主力部队穿越菲律宾群岛的情况。十五日,小泽部队在从圣伯纳迪诺海峡驶入外海时,被守候在那里的潜艇发现,当即向斯普鲁恩斯作了报告。那时,斯普鲁恩斯知道战机已经迫近。”
的确,美国方面在六月十五日前,对日本舰队的动静了如指掌。但十五日后,就完全不同了。美海军情报专家J.V·海马克上校严厉地批评说,斯普鲁恩斯连与日本舰队的战斗迫在盾睫都不知道,犯了完全忽视侦察的重大错误,如果双方使用同等的兵力作战的话,美国舰队势必被击败。海马克上校说:
“拥有十五艘航空母舰的美机动部队,与数量少、乘员训练不足的日本海军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在中途岛海战后,日本海军损失了航空部队的骨干力量,其后继人员按美海军的标准来说,都是缺乏训练的。因此,美军稳稳当当地获胜毫不足奇。尽管如此,美国还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双方使用同等兵力的话,美军必定失败。
这个错误就是几乎完全忽视了侦察。潜艇以出色的技术击沉了日本一艘航空母舰,并向斯普鲁恩斯司令做了报告,除此之外,斯普鲁恩斯司令连与日本舰队的战斗迫在眉睫都不知道。
这一点和中途岛海战相差很大。在中途岛海战中,虽然飞机极少,但在离中途岛七百英里的预定战场上,派出了二十二架巡逻机。然而,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只不过从水上飞机母舰派出了五架水上飞机。除此之外,也只是从马里亚纳南方一千海里的阿德米勒尔提群岛派出了十二架作战飞机。如此少的侦察机,难道就可以掌握日本舰队的位置和行动吗?在这一海战期间,日本方面的指挥官却自始至终掌握着美主力部队的位置。”
总之,人似乎有一个共性,就是一旦相信自己的力量(兵力),就会忽视了解敌人(情报)。这一点,日美双方都不例外。
1.5 对日本战争能力的判断
过高估计了战争经济力量
美国为了分析判断我国进行战争的能力,设立了以下非常完备的情报机构:
联合情报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机构)
陆军情报处远东科
远东攻击目标科(陆军)
海军情报处远东科
太平洋战略情报处(海军)
陆海军联合情报处
战略情报处
作战分析委员会
经济战争局
外国经济局
敌国石油委员会
远东石油联合委员会
美国情报机构之庞大远不是我国对美情报机构所能比拟的。美国通过这一套组织所得到的情报,其准确性又如何呢?
一般说来,尽管机构完整,但不能否认情报成果的误差还是相当大的。当然,在估量具体项目的产量上,有的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如下表所示,从美陆军情报处对日本飞机工业的作战飞机的估算方面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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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表中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的数字,是美国陆军情报处对美国陆海军以及美英其他各国所提供的情报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的。原来,一九四四年春,根据美英两国的军事情报处和经济情报处的协定,对日本航空机生产的估计工作,决定由华盛顿的美陆军情报处负责抓总。因此,在估算时产生这种程度的误差,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过高估计的典型例子,可以举出我国石油的储藏量。许多情报机构推测开战当时我国的储藏量是七干五百万桶到八千万桶,估计这一储备量足以维持两年(实际上即使保守地估计战时需要量,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年半)。后来的数字,如下表所示,也估计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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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样超过实际四倍到九倍的估算,已经不能称为“情报”了。犯了这种过高估计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这一点,美战略轰炸调查团综合经济效果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撰写的题为《战略轰炸对日本战争经济的效果》的报告附件第一款“美国关于日本经济的情报分析与比较”的第三项做了如下说明:
“战争期间,我们对日本经济有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日本经济脆弱,正在走向贫困的顶点,另一种见解是,日本的生产能力很大,储备也充足;到战争末期仍可以有相当多的剩余。由于这两种见解不同,对特殊项目的估计就不同。一般说来,较低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是对总体情况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
美国许多情报机构过高估计日本的经济力量,这一错误主要是由于对下述两个因素估计不当造成的:
1、对于日本经济的整个形势判断错误。美国曾判断日本已经做好的各种准备可以进行一场最低限度的战争。很少有人认识到日本的工业在战争一开始就严重缺乏原料。
2、没有充分考虑到日本人在工业和政治上的管理不善给战时经济带来的影响。
战略经济情报这东西,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必须首先对超出常人想象的广泛因素进行综合;必须搜集有关一个国家的全部因素,即不仅包括产业和天然资源,还要包括教育水平,社会组织,人民习惯等。即使还处于初级阶段,也要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分析。对于某一因素即使不能对它的数量方面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是要给予重视的。”
过高估计了战争经济力量
美国以打倒日本为目标的长期计划工作,早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就开始了。当时正进行对日反攻作战,其开端是进攻瓜这尔卡纳尔岛。一九四三年一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的会谈)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个问题首次表明了如下见解:
“最终击败日本,将采取十分类似从欧洲大陆进攻英国本土的有效方法来实现。其手段就是封锁(攻击舰艇和船舶)、轰炸(杀伤其兵力、摧毁防御设施和军火工业并打击其士气)和急袭(从海上实施攻击)。我们一九四三年的目标,是以陆上基地的航空兵力夺取可以用来攻击日本的地域。对日本本土的攻击,乃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种攻击,说不定将是不必要的。”
这个堪称为打倒日本设想的基本理论,着眼于日本这个岛国必须依靠从海外获得必要物资进行战争这一特点。如果切断其生死攸关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就不得不举手投降。
其后,围绕如何才能尽快地并以最小的代价迫使日本投降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所谓陆军理论、海军理论和空军理论。
陆军理论认为,要粉碎日本的抗战决心,进攻日本本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战史证实了这种见解。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领土中心部位、尤其是包括首都在内的地区教侵略军占领之后,才结城下之盟。陆军的这种理论,在塞班岛战役后强调得更厉害了。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很多日本人宁死不降。这种“疯狂的行为”使很多美国军官深信,迫使日本投降的最好捷径就是实际占领日本本土。
海军理论是以封锁的手段迫使日本投降。日本和英国一样,海上交通线非常脆弱,经不起攻击。岛国要进行现代战争,其国内资源贫乏,必然依赖进口,日本不正是为了确保来自南方的重要战略物资,才不惜对美开战吗?但是,如果美国收复菲律宾并给予日本海军和航空兵以沉重打击的话,美军就能够以菲律宾为基地进行作战,切断日本从南方资源地带输入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迫使日本陷于不能进行战争的困境。
空军理论是对日本的城市和工业地带进行不间断的轰炸,以此来剥夺其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和手段,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虽然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轰炸机可以攻击东京,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战略轰炸的效果,有必要占领距离日本更近的基地。
—九四四年春,陆军方面阐明了打败日本的基本战略设想。陆军的主张是:单靠封锁和航空攻击未必能够打败日本,只有进攻其本土,才能使日本投降。这个设想立即遭到了陆军直属航空部队的反对,海军对此也加以批评。
同年六月,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综合研究了迫使日本投降的各种方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建议。这个建议是采纳了陆海空三军意见的妥协方案。
同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意见,作为对日作战的总目标,制定了在一九四五年内首先在九州登陆,最后在关东平原登陆的计划。当然,海军方面是不赞成这个计划的,但是,鉴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时需要得到全体人员的一致同意,并考虑到海军力量可以在登陆之前击败日本,因而海军也就勉强同意了。此外,陆军方面相信,要取得对日本战争的最后胜利,苏联的合作是必要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宣告结束。这就迫使美国尽快地决定对日作战的方案。
关于对日作战方案,美国已经反复讨论了几个月,但判断上仍有许多分歧尚未解决。海军和陆军航空部队的首脑部门相信,仅靠海上封锁围困日本和对本土实施不容喘息的大规模空袭,就足以迫使日本投降。然而,陆军方面一般主张应做好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如有必要,断然实施进攻作战。对这种主张,海军和陆军航空部队的首脑部门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提出挑战。
一九四五年六月初,太平洋战争很明显对盟军绝对有利。当时德国已经投降,盟国用在欧洲战场上的兵力正做转移准备,以便投到太平洋战线上来。马尼拉已于二月收复,美军已开始使用硫黄岛,攻陷冲绳也近在眼前。而且,由于盟军加强以潜艇和飞机实施封锁,几乎切断了从南方资源地带到日本本土之间的联系。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战略轰炸机,正在一个一个地摧毁日本的城市和军需工业。美国舰队几乎把日本舰队击垮,并驱逐出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舰载机,甚至飞到日本内海进行活动。日本在军事上已濒临失败的边缘。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防守冲绳的陆军部队最高指挥官牛岛满中将,留下一首绝命诗后,剖腹自杀。
在此五天前,即六月十八日,在白宫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下列对日作战计划:
1、从冲绳、硫黄岛、马里亚纳群岛及菲律宾各美军基地继续实施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和海上封锁。
2、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实施九州登陆作战(“奥林匹克作战”)。另外,加强海上封锁和空袭。
3、经关东平原,向日本的工业中心地区进攻。攻击日期大体定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
4、由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司令指挥作战。
这样,打倒日本的计划就最后决定下来了。
估计日本将在德国战败后十八个月投降
那么,盟国方面是怎样预测对日战争的结束时间呢?
不言而喻,这种推测是根据综合判断日本现有的和潜在的战斗力的结果做出的。
美军收复阿留申群岛的基斯卡两天之后,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日,盟军占领地中海要冲西西里岛,美英首脑举行了第一次魁北克会谈。在取得的一致意见中,有下列一段话:
“德国失败后,为了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必须从全面的观点出发决定对日战略。制定这个计划应以德国投降后十二个月内结束作战为目标。”
此后,过了约一年的时间,一九四四年九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谈时,美英联合参谋总部提出建议,将结束对日作战的日期定为德军投降后十八个月之内。根据情况的需要,随时修订。此外还商定,一旦欧洲的轴心国军队投降,美英除用太平洋方面的现有兵力在苏联协同下作战之外,将把它在欧洲的全部兵力投入粉碎日本的战争。联合参谋总部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批准。
在美英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谈(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的前夕,美国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说:“为制定计划,希望将结束对日作战的日期定在德国战败后十八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之后。”
在雅尔塔同苏联方面举行会谈之前,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三日,美英代表在地中海的英军基地马耳他举行了预备会议。美英联合参谋总部为了就两国战略问题预先取得一致意见,于一月三十一日举行了会议。
与欧洲战争相比,对日作战没有什么大问题。双方批准了进攻硫黄岛和冲绳的计划,对进攻日本本土,解放马来亚以及美英海军在太平洋的合作问题进行了预备性讨论,同时研究了战争的长期战略。
制定计划时,预计欧洲战争的结束日期在—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至同年年底之间(德国投降是五月八日),并估计日本投降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十八个月之内,也就是可能坚持到一九四七年。基于这种推测,罗斯福为确保苏联提供对日作战的军事援助和给盟国以政治支持这一双重目的,同斯大林进行了交易。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能向罗斯福提供的最新、最权威的判断。当然,在这种判断中是没有把使用原子弹考虑在内的。
《雅尔塔协定》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通过这种交易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以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二至三个月之间参加对日战争为条件,获得丁丰厚的礼物,将库页岛和干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将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提供苏联使用,开放大连为自由港,苏联可租借满洲铁路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会谈,没有哪一次象雅尔塔会谈这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人们指责说,在德国和日本全面失败后几年里,给世界带来麻烦的许多病症,大部分应归咎于雅尔塔会谈。提出这种指责的人认为,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谈中,在许多方面都向斯大林屈服了。
战时曾任美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陆军少将迪思指出:“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一开始就成了两个观念的俘虏而盲目行事。这两个观念是: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了对日作战而将苏联领土作为基地来使用。”美国著名的军事评论家鲍德温遗憾地表示:“由于这种愿望,加上一九四五年初对日本抵抗力量估计过高,就造成雅尔塔会谈中军事判断的差错,结果签订了无法挽回的政治协定。”
甘瑟指责说:“如果说在雅尔塔会谈中向苏作出让步的责任必须有人来承担的话,那就是向最高统帅部提供悲观的判断资料的情报机构。”我想这种指责应当指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也许正如美国总统随从参谋长勒希将军所说的那样,应该把矛头指向美国陆军首脑,因为正是他们始终主张强行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并坚持要实现苏联的对日参战,终于促使总统下了决心。
但是,美国即使持不需要苏联参战的态度,苏联是否就会退出舞台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恐怕苏联是不会老老实实退缩回去的。
美国的情报工作确实是很出色的,例如,它早在半年前就察觉到德苏之间将要开战。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期的战略情报上却出现了缺陷,尤其是在判断战争末期日本和苏联的情况时更是如此。
关于迫使日本投降的策略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海军和陆军航空部队断定,依靠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轰炸和海上封锁,就可以迫使日本投降。而陆军却坚信迫使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岛国屈服的唯一方法,就是必须依靠强大的陆军。陆军不仅强烈主张进攻日本本土,而且认为需要苏联援助才能达到此目的。
罗斯福拒绝了海军的意见,采纳了陆军的方案,一心希望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同意把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给斯大林。这种失败,归根结蒂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情况判断不充分,是由于罗斯福错误地评价了斯大林,它导致日苏间在领土问题上至今还留有一条尾巴。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
斯大林乘战争即将结束的混乱局面,向社鲁门提出要求:“日本陆军向苏军投降的地区,应该增加北海道的北半部,即自东岸的钏路至西岸的留萌一线以北地区。”
但是,在波茨坦会谈(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日)中,杜鲁门看到苏联并无谋求和平的诚意,便以日本本土应全部由麦克阿瑟受降为理由,拒绝了苏军占领北海道的要求。
如果当时杜鲁门判断错误以致北海道北半部被苏军占领,今天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仔细看一下被分割的德国和朝鲜的现状,那确实是不难想象的。
第二节 日本海军的情报战
2.1 对美情报组织
为轻视情报工作而苦恼
在日本海军中,情报这项工作一般说来往往被看成“不显眼的差事”——一种“默默无闻的工作”。尽管如此,好象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直截了当地说“情报不必要”。“情报很重要”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但是,真正从内心深处充分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积极协助情报部门,对情报工作的成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不惜为加强情报部门的力量作出努力,这种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如果说有这种人的话,那仅仅限于颇有远见的有识之士,或者对于情报工作的价值有切身体会的人,否则,就是立志献身于情报工作的人。
在健全情报机构,提高情报工作效率等问题上,一涉及到人员和经费问题,大都会立即碰壁。岂止如此,有时因加强其他部门而产生的不良影响,也难免不波及到情报部。就连分配办公室一类问题,情报部也往往遭到冷遇。
那是一九四四年初的事情。当时,为了完成情报部的使命,机构的充实健全,巳成燃眉之急。但是,勉强能容下和平时期定员的东京霞关房舍巳不敷使用,情报部只得搬到神奈川县日吉的庆应义塾大学教养部(相当于大学预科)的校舍。从霞关到日吉,乘汽车需一个小时左右。因此,对于情报部迁到日吉一事,我曾估计我的作战部的同事们总会说一句这类同情的话:“搬到日吉太远啦,不方便呀!”但是,我对他们的这点期望也完全落空了,当时,我深切地感到:“对于作战部来说,情报部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难道这是我的偏见吗?
作战部队的司令部虽然配有情报参谋,但那只是徒有其名,实际上是由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的通信参谋兼任。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虽给联合舰队司令部配备了一名专职情报参谋,那也只是一个唯一的例外,可见处境是多么可怜。
一九四二年九月,笔者从美国乘交换船回国,继续在军令部第五课从事对美情报工作,那时战争已开始了十个月,美国已经在太平洋东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迈出了对日反攻的第一步。当时的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的机构如下表所示,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我海军轻视情报工作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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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机构就是这样简陋,并且保持着平时的特色。不,平时定员都不足,特别是连负责主要敌人美国方面的第五课课员“也比平时定员少一名”。别说战前的情报搜集、评价和判断,就是对我国有利的初战时期以及接着而来的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与“盟军”反攻关系密切的所罗门海战、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的保卫战等各个时期,情报部都是以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班底应付过来的。至少在情报部机构问题上,丝毫也看不出对这场以强敌美国为对手,举国一致的大战有什么积极的举措。
不过,由于所担任的对象国不同,情报部各课工作量也不同,因而情报对于战争乃至作战的贡献大小自然也就不同。然而,不用说开战以前,即使在开战以后,第五课的班底也只不过较其他课“略胜一筹”罢了。可以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是极端平均主义的典型。
这种不合理,随着战局的进展,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而且逐渐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增加了向海外的派兵,扩大了作战地区。也就是说,第五课的对美情报工作的对象,不仅包括它原来负责的南北美大陆,还包括了本来属于其他课主管的一部分地区。
这样,对第五课重点进行人员配备的必要性一天天增大。但是,扩充该课机构,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连补充一名缺额课员,最终也未能实现。
充实机构,失之过迟
因此,打消了以正规军官来补充课员的念头,采取了人事当局阻力较小的方针:以大学毕业服现役两年的军需军官来充实班底。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配备了三名军需大尉,两名是东京大学毕业,一名是庆应义塾大学毕业。这三名预备军官分别协助主管课员调查美国舰船,地面部队和有关飞机的情况。起初,人们有些担心,但是他们的军事情报工作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果。由于增补预备役军官并不太困难,此后就专以预备役军官来迅速充实对美情报课。
就这样,第二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配备了三名,第三次(一九四四年初)配备了九名,总共得到十五名预备役军官,对美情报工作的基本人员初步得到了补充。
此后,为把工作做得完善,又继续扩充了机构。即:第四次(一九四四年春)增补了三名,第五次(一九四四年七月)又增补了十二名预备役军官。
我们老早就抱有的充实对美情报机构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与此同时,军官以外的必要人员也得到大量补充。
一九四四年七月对美情报课机构如下表所示,有军官三十四名(课长一名、课员三名、预备役军官三十名),军官以外人员二十名,合计五十四名。与开战时约十名相比,有了惊人的增加。但在太平洋中部要冲塞班岛失陷(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后,才大体上看到认真加强情报工作的前景,应该说已失之过迟了。
对美情报课(军令部第五课)的机构(1944年7月)
课长(大佐)
课员甲(中佐)
A、B (舰船的建造、兵力、装备、性能)
C(a、b、c、d、e)(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的兵力、编制、装备、部署)
D (政治、外交)
E (财政、经济)
课员乙(少佐)
F、G、H (乘员教育及训练、飞机生产和性能、航空部队兵力与编制)
I (基地、空战)
J(f、g、h) (对日正面空中动态)
K(i、j、k) (欧洲方面空中动态)
L(l) (作战电报的整理)
课员丙(少佐)
M(m) (水面舰船的动态)
N(n) (潜艇的动态)
O(o) (商船队的动态)
(备考)
1、本表表示组成机构主体的军官和预备役军官的人员配备和分工;
2、A、B……O表示直接协助课员的预备役军官。a、b……o表示直接协助这些预备役军官的预备役军官。
因此,我们对美情报课所花费的心血和取得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不外乎是一种在限定时间内“从无到有”,借以同占压倒优势的美国战争力量进行殊死斗争的产物。如果日本海军不是轻视情报,而是至少和其他国家一样,在促进对美战备的同时,加强对美情报战备,那么,可能会对战争、作战的指挥与实施等作出更大的贡献。
被视为国防上绝对不可少的塞班岛失陷之后,炮瞄雷达好容易才作为日本海军的武器装备露面。情报怎么能与炮瞄雷达同日而语呢?!炮瞄雷达是“全军渴望之的”,而情报又怎样呢?它远在炮瞄雷达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正是情报工作如实地暴露出了日本人的缺陷!
战争结束那年,一九四五年六月初,为准备本土决战,对美情报课又配备了五十九名预备军官。这样,它就成了一个拥有一百一十三人的“大户头”。其细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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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七月下旬,约一半受过速成教育的人,加上一直从事对美情报工作的预备役军官共四十八人,作为情报部本土决战部署的前锋,进入了战斗岗位。
我们效法日本武尊 [ 注:日本传说中的勇敢武士的名字。 ] 的典故,把它称为“丛云队” [ 注:武尊用过的剑的名字叫“天丛云”。 ] 。四十八名预备军官分为十一个班,分别配备到镇守府、警备府以及舰队的主要司令部。每三至六人组成一个班,由基本上熟悉情报工作的大尉或中尉担任班长。
这些预备军官,在各该司令部情报参谋领导下,从事对美情报工作,并与东京情报部保持密切联系,在敌人对我本土登陆成功时,他们将成为情报和谍报活动的基本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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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役军官的功绩
要充分取得情报工作预期的成果,不消说,应该使组织和它相适应。为此,拥有进行工作所必需的成员和数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虽然决定以预备役军官补充对美情报课课员的缺额,但是,起初是很不放心的。
这种不放心,不外乎是因为这些预备役军官缺乏有关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于我们的工作对象大部分与作战有关,有些人就以为指望受过“不同专业”教育的预备役军官,象指望海军正规学校毕业的人那样是根本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认为,预备役军官的这种缺陷可以在经验丰富的课员的适当指导下得到弥补。而且,这些从大学和专业学校毕业的预备役军官,具有优良的素质,经过训练和努力,一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成为有用的情报工作人员。特别是尽量缩小他们所承担的工作范围,就能够缩短培训所需要的时间。
但是,战局的发展不允许为补充一名课员而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也无暇为预备役军官担忧,对他们说长道短。如何迅速扩充和加强对美情报机构,这才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的确,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做起来倒比想象的容易”。最初配备的三名服役两年的军需军官完全证明了我们的忧虑和担心纯粹是杞人之忧。以后,由于增补了预备役军官,班底越来越强,组织也逐渐健全起来。这样,工作有了细致的分工,缩小了各自承担的工作范围,就能够采用情报工作历来所采用的合理的推理方法,对事物进行深入钻研和充分探讨,然后进行综合判断。
这些预备役军官全力以赴地积极从事这项不熟悉的“默默无闻”的平凡工作。他们把青年人的朝气和爱国的热情凝聚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上。笔者对他们这种倾注全身精力的认真态度,不禁肃然起敬,并从中汲取教益。他们坚持不懈地拚命努力工作,在遍及全世界的美军作战地区中,他们唯恐漏掉一艘舰艇、一架飞机的动向和活动。当时有人说,连我们房间外的走廊里都有一种异常的气氛。这大概是预备役军官们的气魄中散发出来一种“妖气”的缘故吧。
一下班,大家就一块去吃晚饭。饭后集合全体人员作“战前指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课员做必要的指示,并对下一步工作的方法进行指导。工作仍然继续着。晚九点钟左右,大家都分享夜宵,一边大口地吃着,一边总结当天的工作。常常到十点钟才能回家。这时,预备役军官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里闭目深思,脑海里翻腾着今天一天的工作情况和明天的工作准备。
这样呕心沥血的努力是不会得不到报答的。他们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了。他们心血的结晶成为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确切地判断敌军作战企图,正确判断战果、推测美军兵力部署以及其他方面,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如上所述,这四十八名预备役军官作为本土决战的前锋就任后不到半个月,战争就结束了。因而,他们没有机会充分显示出真正的本领究竟如何。但是,横须贺镇守府的“夜光虫事件”意外地证明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已经大体上具备了“情报眼力”。
“夜光虫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以西中尉为班长的五名预备役军官被派到横须贺镇守府,七月二十八日到司令部上任。西是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的预备役军官,在此之前—年零九个月,在军令部第五课学习对美情报业务。
从西中尉他们上任的第二天,二十九日午夜到三十日拂晓,美国舰队对千叶县的野岛崎和滨松市附近进行了舰炮轰击。接着,三十日白天,美机动部队的航空母舰舰载机又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关东地区约八百二十架次,东海地区约三百架次,近畿地区约三百六十架次,共计一千四百八十架次。
原来,敌人实施登陆作战时,向来是以飞机和舰船实施彻底的预先攻击。由此看来,最近敌人的行动确实是非同小可的。所以,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部中似乎谁都有一种可怕的预感。
恰巧,第二天八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从伊豆大岛的观通站发来一份急电:“敌运输船约一百艘正向相模湾逼进。”于是,镇守府司令部作战室顿时紧张起来,立即根据预定方案进行部署。
就在这时,西中尉以充满自信的表情肯定地说:“我认为这份报告是一种误报。”
参谋们的眼里,西中尉不过是个无名小辈而巳。没有一个人想听他的意见,特别是西刚刚上任,人们毫不了解他的为人和他的见识。所以,更不相信他了。
过了一会儿,从千叶县的布良观通站发来了同样的急电:“敌大量运输船正北上东京湾。”
这份报告进一步清楚地证实了方才来自伊豆大岛的急电。参谋们判断,情况巳毫无疑问,再也不许犹豫了。但是,西中尉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都是搞错了情况而造成的虚报”,并解释说:“从美军登陆作战的惯用战法判断,我认为,迄今敌人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尚属战略准备阶段,还不是登陆前的战术阶段。也就是说,敌人还没有对登陆地点附近实施彻底的预先攻击,以便把登陆部队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另外,如果敌人发动对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那么,敌人直接保护并支援运输船队的强大的舰队,必然在日本本土附近进行活动。但是,敌机动部队现正在冲绳方面,因此,看来距离本土作战至少还需要两周时间。不管是从敌人预先攻击的情况来看,还是从敌机动部队的行动来判断,敌人是决不会在现在企图对我本土进行登陆作战的。”
这个解释有条有理。西中尉在老前辈的参谋们——在对美情报工作这一点上谁是前辈姑且不论,至少在军衔序列上是如此——的面前,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发表了在对美情报课学到的美军登陆怍战的惯用战法和敌人的现实动向中得出的判断。但是,自从最近敌人对本土空袭以来,参谋们总是疑神疑鬼地担心敌人要来,哪里还有闲心听西的这番话!他们轻率地否定了西的意见:“象你这样的人,还懂得什么敌人的企图和行动!”
但是,西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最后补充说,“如果我判断错了,愿剖腹请罪。”
对于西的这种肺腑之言,他们也只是岔过去说:“你以为剖腹就算完事了吗?”
结果,横须贺镇守府完全忘记了前一年九月由于把湾口的涟漪误认为是前来袭击的敌登陆舟艇而大出洋相的“达沃事件”的教训,简直象被富士川的水鸟吓破了胆的平维盛 [ 注:日本历史故事。一一八○年平清盛以嫡孙维盛为将讨伐源赖朝,源平两军在富士川对阵,平军听到水鸟飞起的声音面惊恐逃遁,后人以此来形容平维盛胆小如鼠。此典故与我国古代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意思相同。 ] 一样,终于下达了决战部署的命令。
过了一会儿,收到了一份伊豆大岛观通站的更正电报:“方才报告的运输船为夜光虫之误。”司令部十分狼狈,只好找个借口通知说:“下达决战部署的命令,为的是进行训练。”然而,那种尴尬的表情是掩饰不住的。
2.2 情报作业的要领
作业的指导方针
我们对美情报作业的要领,一言以蔽之,不外乎应用“潮汐测算机”和“天文导航法”的原理。就是说,排除那种“主观臆断”和“随意瞎猜”,把自己置于冷静的第三者的立场上,合理地竭尽全力弄清道理,始终运用这种重理智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的指导方针。并且,努力提高情报技术,争取把工作成果的误差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
潮汐测算机是一种预报潮汐——涨潮、退潮的时刻,海面的高度以及推算过去潮汐的机器。给构成潮汐的各种因素以所需的数据,通过积分方式推算出想要知道的潮汐。假设我们想知道A这个东西,首先就要分析主观上认为构成A的各种因素,然后对各个因素分别给予不同的数据,对数据进行综合,最后求出A的答案。
但是,主观上认为构成A的因素有时不全面,有时又加进了多余的因素。而且,给予各种因素的数据未必都是正确的。其结果,综合得到的答案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如果能够评价这种答案正确与否和误差的程度的话,就要查明产生这种误差的原因——构成的因素和提供给因素的数据一一加以修正。这样反复几次,误差就逐渐缩小了。这与利用天文导航法测量舰位的要领相似。就是说,根据太阳和星体求舰船的位置时,天文测量次数越多,位置也就越准确。
情报资料
我们可以搞到的情报资料的种类和内容大体如下:
1、作战部队的报告
主要是关于作战方面的报告,多数是电报,也有书面和口头报告。但是,随着战局的进展,我方的技术能力逐渐下降,所以,有些报告的内容要有分析地、打折扣地去理解。我们收到的报告一般总是过高估计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误认舰种自不必说,还有误认鲸鱼为潜艇等由疑心生暗鬼的战场心理所造成的无中生有的情况。诸如此类,屡见不鲜。
例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达沃(位于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的观通站,把湾口的涟漪贸然判断为登陆舟艇,而且以讹传讹,添枝加叶,最后竟变成了“涂有迷彩的敌水陆两栖坦克正向达沃第二机场逼进”这样一份毫无根据的报告,致使我当地整个部队陷于一片混乱。再如前已提到的,战争即将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观通站把夜光虫闪闪发光的海面误认为是敌运输船队,横须贺镇守府为这个报告所迷惑,也闹出了一场命令部队进入决战部署的丑剧。
此外,高雄警备府把前来袭击台湾的美航空母舰的舰载人员泄露的关于美航空母舰部队的编制和舰名等情报通报全军,其中一艘舰名叫“谢布尔号”。这是被俘虏巧妙欺骗的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原来这艘“谢布尔号”是密执安湖(美国五大湖之一)上的外轮改装的练习航空母舰,它并不能沿圣劳伦斯河而下,直到外海航行。
海军部队的报告是极其重要的资料,但对其内容必须慎重研究再加以取舍。
2、通信情报
军令部特务班的通信情报是非常有用的资料。然而,这是未经加工的原始情报资料,只不过是份资料而巳。因此,有必要参照其他资料给以评价。如果不这样做,只是囫囵吞枣地运用通信情报,那是十分危险的。也有这样的例子:作战部被通信情报所迷惑,过于迷信,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挫折”。
3、美国方面的广播
美国的广播电台就国内的生产情况和作战问题提供了许多相当有用的情报。我们通过军令部情报部直属的“K班”等单位,侦听并利用了这些广播。不消说,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对方的宣传加以甄别。
4、驻外海军武官的报告
主要是我驻阿根廷、西班牙,瑞士,瑞典和德国的海军武官的报告。
在瑞典,可以搞到美国的《新闻周刊》等杂志,让经由西伯利亚铁路的信使送到东京。
5、报纸杂志
经过中立国搞到的美国报纸和杂志,消息虽已过时,但对情报工作颇有价值,并且,大有利于搜集舰型等照片。
6、同盟通信社
充分利用同盟通信社(现在的共同社)搞到的外电,尤其是作为了解美国国内形势的资料十分有用。但是,其中有误译——特别是军事术语——所以我们决定利用侦听到的英文原稿。
7、俘虏
战时情报资料的来源是极为有限的,而俘虏提供的资料大大弥补了这一缺陷。
8.缴获的文件
其准确程度,除特殊情况外,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这种资料对情报工作最有价值。我们缴获到的,主要是飞机机组人员携带的文件。美军的冲绳登陆作战计划(约二百页左右的绝密文件),对我本土决战的准备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缴获的文件多是用惯用语记述,在这些文件中有“瓦斯”(gas)这一术语,我海军中有一部分人曾认为“敌人在准备使用瓦斯(化学武器)”而惊慌失措。经情报部解释:在美国,习惯上把汽油叫做“gas”,把汽车加油站叫做“gas station”,这才算解除了这场虚惊。
9、德国方面的情报
关于欧洲方面的情报另当别论,有关美国的资料,有不少是不能原封不动予以接受的。尤其是德国对美国作战力量的判断,与我们相比,有估计过低的偏向。但是,以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登陆诺曼底为转机,德军对美军的估计突然高起来。笔者当时曾感到:“德国的命运注定了。”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不走运的人往往把对方力量看得比实际强大。
作业的四个阶段
我们是按照如下要领从事对美情报作业的:
第一阶段作业(情报资料的搜集阶段)
尽管我们为获得有价值的资料付出了努力,但是由于情报机构简陋,加之我海军普遍对情报工作不够关心,因而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苦劳甚多而成效甚少。
可以搞到的情报资料的种类和内容如前所述。
第二阶段作业(评价阶段)
对所获得的资料的价值进行判断。通过对巳获得的资料进行细心的分析、整理和积累,就可得出评价的“尺度”。而且,通过反复进行这一作业,就会自然而然地练出所谓“情报眼力”。靠这种“尺度”和“情报眼力”,便可准确无误地选择、鉴别鱼龙混杂的资料,并做出恰当的评价。
资料的评价判断,原则上由主管部员进行,但是,预备军官大致锻炼两年就可以相当可靠地胜任这项作业。
经过评价的情报资料,详细地分门别类地积累起来,这项机械性作业,由专职的预备军官负责。
第三阶段作业(提炼阶段)
把从积累的资料中获得的成果同敌人现实的动向相对照,以便检验工作成果的精确程度。修正作业成果,使之与实际敌情一致,同时查明产生误差的原因,努力培养更敏锐的“情报眼力”。这样反复检查,情报作业的熟练程度就可以提高,作业误差便随之逐渐减少,情报越来越接近真实。
第四阶段作业(判断阶段)
综合第三阶段作业中取得的各种因素的成果,就能做出所需事项的判断。不消说,第三阶段作业如何,决定判断的精确程度。
将第四阶段作业成果同敌人作战的现实情况对照,加以检验,查明误差的原因,使之接近于真实情况,这一要领同第三阶段的作业要领相同。
这里举我们进行情报作业的几个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下判断美国对日作战的堪用舰船的要领和判断敌作战企图的要领。
推算对日作战堪用舰船的要领
1、造舰状况
第一阶段作业,关于造舰计划和造舰能力的调查。
第二阶段作业,桌上造舰(绘制图表)。
第三阶段作业,对工作成果的检查和修正。
关于以上细节,将在“美国正式对日反攻时期的判断”一节中详述。
2、战果
始终进行客观的、合理的、冷静的判断。其细节将在“战果的判断”一节中详述。
3、修理
调查因受伤修理而一时解除了作战任务的舰船。
修理分为定期维修和损伤修理:
(1)定期维修
分为舰底涂新和特定修理。平时,前者大致一年一次,后者大体上四年一次。但在战时,前者时间稍延长一些,与小修同时进行。特定修理,除特别必要的情况外,一般不进行。
(2)损伤修理
损伤修理所需要的时间推测如下:
重伤 约三个月。
轻伤(相当于命中一发鱼雷) 约一个月。
修理的地点(太平洋方面)推测如下:
普季特湾(西雅图附近)主要修理航空母舰和战列舰。
旧金山地区
亨塔斯角 主要修理航空母舰和战列舰。
玛尔岛 修理中、小型舰船。
贝思利赫姆造船厂 修理中,小型舰船。
圣彼得罗,圣迭戈 修理中,小型舰船。
此外,在前进根据地或基地进行抢修乃至轻微的修理,其地点推测如下:
珍珠港
圣埃斯皮里图岛(新赫布里底群岛)
马努斯岛(新几内亚北方阿德米勒尔提群岛)
乌利希群岛(西加罗林群岛)
关岛
(3)不能参战的时间
推测修理和往返所需要的时间,判断不能参加作战的时间。
(4)情报资料
综合下列资料,推测不能参加作战的舰名(或舰种)、损伤程度、修理地点和不能参战的时间。
①俘虏的情报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②敌方的报道
这是比较准确的,特别是关于航空母舰及战列舰,在返回前线后,有时做相当详细的报道,但报道的时间多在受伤很久之后。
③我方部队的报告
开战以后,往往过分夸大敌方所受的损失,所以只能作参考。
4、对日作战以外的兵力
(1)担当欧洲方面作战的兵力
主要是根据德国的情报和敌方的报道来推测。
(2)教育训练及本国沿岸警备兵力
主要根据俘虏的情报。
(3)向盟国提供的贷款
这是根据武器借贷法向盟国提供的贷款,主要来自敌方的报道。
在一定的时期,综合考察以上情况来判断担当对日作战的舰船。
判断敌人作战企图的要领
根据上述工作要领判断正担当对日作战并且今后可能使用的美国海军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和航空部队),陆军兵力(包括航空部队)以 及商船队。我们就是以这些兵力为基础,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的。
我们单位有一百六十平方米左右的资料室,里面挂着判断敌人作战企图资料的统计图表。这些图表的制作方法和以此判断敌人企图的要领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运筹学。现在正利用电子计算机,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类设备,所以就需要很多人力来代替机器工作。简单 地说,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以统计为主体来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
我们制作了《敌人作战习性》这样一把“尺子”作为这种情报作业的助手——“半成品”。资料室的统计图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尺 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用这些来“衡量”敌人最近的动向意图,并且,与其他必要的尺度对照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敌人下次作战的时间和地 点等。
1、现在正在行动中的敌部队动向;
2、现在敌人对我要冲的侦察,攻击
3、盟国首脑会议与下次作战的关系;
4、军事会议与下次作战的关系;
5、敌潜艇的部署,特别是看来没有承担对我海上交通线实施破坏作战任务的潜艇动态;
6、从美国本土开往夏威夷和前线的补给部队(主要是商船)的动向;
7、自美国西海岸(主要是旧金山地区)飞向夏威夷方面的飞机的动向(主要是空运情况);
8、作战部队指挥官的性格;
9、纪念日(包括日美双方)与作战的关系;
10、天候(台风及不连续线等)与作战的关系。
试举—例,敌人对我要地进行登陆作战时,经常采用极其合理的正面攻击的战法。即:利用飞机进行侦察(地形、防守状况等),接着进 行旨在削弱守备兵力的攻击(主要利用飞机),这些成果得到肯定后,以大大超过我方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实施进攻。因此,我们也用合理的方 法判断敌人的企图。作为判断的一种尺度,我们制成了一种“纸样”(类似袜子的样子),在座标纸的横轴上标出日期,在纵轴上标出敌机空 袭的架数,绘图后,把各点联接起来。这种纸样如同“马金岛型”、“塔拉瓦型”、“塞班岛型”等,可以从过去的登陆作战的实践中找到许 多种类。
从这种纸样中,选出同现在敌机空袭的情况最相类似的一种,进行对照,从而便可在十天乃至两个星期前推测出敌人的登陆时间。不消说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参照其它一切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综合判断。
2.3 情报作业的成果
为了把对美情报工作成果的误差设法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我们积极认真地搜集有价值的情报资料,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充实并 扩大机构。但是,到底取得了多大成果呢?
东京不仅离美国很远,离太平洋战场也非常遥远,加之在战时的恶劣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忍受非常有限的情报资料和非常简陋的情报机构 所带来的困难。所以,在东京的办公桌上,指望获得优异的成绩,这本身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奢望。但是,战后从查证各种资料结果来看,可以 认为大体上取得了预期的成绩——误差在百分之二十以内。
现在,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业成绩。
判断美国正式对日反攻的时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联红军转入攻势,鲍鲁斯元帅指挥的德第六军团,经受不住苏联红军的猛烈进攻,于第二年二月二日,向希特勒总统呈送了最后一份报告:“……我们已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德国万岁……”终于向苏军投降了。
这样,德苏两军在伏尔加河畔进行殊死搏斗的斯大林格勒攻防战的胜败,就成为德苏战争,以至欧洲战争的转折点。
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是在此之前八个月的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岛海战。
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在回忆中途岛海战时说:
“美国这一辉煌的胜利,不仅对美国,对所有同盟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海战的结果,完全扭转了日本在太平洋的统治地位。……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和人民之优秀,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当时,笔者还在美国,初次得知中途岛海战的消息是此次战役后不久的六月十一日。我们在美国度过了约半年的拘留生活,这一天得到解放,搭上了停泊在纽约港的交换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美海事委员会包租的瑞典船),返归亲爱的祖国。
登上甲板,笔者深切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奉命担任交换船警戒任务的沿岸警备队的水兵们把任务丢到一边,看着手里的报纸,谈笑风生。笔者偷偷看了一眼报纸,上面登载的照片很象我所熟悉的日本航空母舰。我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顿生一计,买通了船上一个长着北欧人所特有的金发的女服务员,搞到了报纸。
报纸上报道了中途岛海战的详情,刊登了熊熊燃烧的我航空母舰等大幅照片。无论怎样以偏袒的眼光来看,日本舰队的失败似乎已是不可掩盖的事实。这下可糟了!想到战争的前途,回国的喜悦便烟消云散了。不,不能袖手旁观。真想早一天,早一刻赶回去,解救祖国的危亡啊!
我一路上埋怨船速太慢,到八月二十日终于结束了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三大海洋,长达三万公里的旅程,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但是,笔者想在第一线部队战斗的愿望完全落空了,被分配到东京的军令部继续从事对美情报工作。
八月七日,作为对日反攻的第一步,美军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此后,直到第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我军放弃该岛,在这半年中,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攻防战和削弱太平洋东南部要冲腊包尔岛的作战能力,双方在海陆空反复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全局来看,美军的这种反攻路线只不过是次要的。自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以来,美海军传统的对日主要反攻路线是横越太平洋中部实施进攻。对作出以上判断的笔者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美军发起这次主攻的时间。
决定这一时间的最大因素,将是能够担当太平洋作战的美航空母舰部队的兵力。美军从太平洋中部进攻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肯定是:削弱我陆上基地的航空兵力,保有比我方强大的航空母舰,以备舰队决战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准确掌握美航空母舰的建造状况,是判断美军发起主攻时间的关键。
美国的航空母舰虽然在日本攻击珍珠港时幸免遇难,但轻型航空母舰“兰利号”在一九四二年八月,正规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在珊瑚诲海战(一九四二年五月),“约克城号”在中途岛海战,“黄蜂号”和“大黄蜂号”在南太平洋海战(一九四二年十月)先后被我击沉。剩下的只不过是两艘“老太婆’式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了。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岛海战时,采取航空母舰第一主义——重视航空母舰胜过战列舰,停止了在一九四○年夏季的两洋舰队计划中预定的五艘“蒙塔那”型超大型战列舰的建造工作。随后,同年八月,大幅度增加“爱塞克斯”型航空母舰的建造艘数,同时,竭尽全力加速建造工程。
我们根据如下要领,判断美航空母舰的建造状况(判断其他舰种也是如此):
一、第一阶段作业:关于造舰计划和造舰能力的调查。
(1)造舰计划
根据美方的报道
(2)造舰能力
以开战前的详细调查为基础,根据以后得到的情报加以修正,判断下列各项所需要的时间:
1、从动工到下水
2、从下水到就役
3、从就役到正式试航结束
4、从正式试航结束到参加作战前的准备时间
5、从建造地启航到抵达珍珠港
6、在珍珠港准备参加作战的时间
7、从珍珠港启航到抵达作战海
二、第二阶段作业:桌上的造舰(绘制图表)
根据建造计划,在纸上标记的可以建造航空母舰的造船厂各个船台上安装龙骨,按照第一阶段工作中得到的造舰所需要的时间,依次进入下一步作业,推测能够参加对日作战的航空母舰。
三、第三阶段作业:检查和修正作业的成果
对照下列各项,检查前段作业的结果,修正其基础要素的误差。每当获得新资料时,都这样反复进行一次,作业的误差也就随之逐渐减小。
(1)敌方报道
主要舰船的就役,多数是公开发表的(小型舰艇每隔一段时间综合报道—次)。
(2)俘虏的情报
可得到很多重要资料,在造新舰时,有不少是能够核对第二阶段作业的各项目的时间的。
通过以上作业,我们对美航空母舰的建造状况作出了推断,如本书末附表四所示。
结果,我们对美国航空母舰建造速度的估算是这样的:对正规航空母舰的估算比实际平均迟了一点七个月,对巡洋航空母舰的估算比实际平均迟了二点四个月。当然,一艘也没有漏掉。
我们判断,美海军为了从太平洋中部发起主攻,至少需要六艘正规航空母舰(如有可能,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巡洋航空母舰),因而,我们力求了解造舰所需要的时间。
考虑到从就役到抵达作战海域的时间,我们判断:到一九四三年底,能够用于作战的,除了已在太平洋的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之外,还有四艘新造的正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二型、“列克星顿号”二型、“爱塞克斯号”和“邦克山号”)共计六艘,另外还有六艘新造的巡洋航空母舰(“独立号”、“普林斯顿号”、“贝洛伍德号”、“柯朋斯号”,“蒙特瑞号”和“卡波特号”),将以这些航空母舰编成三个任务群(每一任务群由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和两艘巡洋航空母舰组成)。
也就是说,一九四三年夏季我们判断,到同年年底美军将有可能开始从太平洋中部发起主攻。
大本营作战部也为判断敌人的主要攻势将指向哪个方面而在伤脑筋。当时的作战部员源田实,在其所著《海军航空队始末记(战斗篇)》中写道:
“战斗最激烈的是东南方向,也就是从所罗门到新几内亚这一地区。就现状看来,这是敌人主攻方面。很多人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方向也是重点。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敌人的主攻将来自北方……
另一种有力的判断是,英美军将从印度洋方面向我进攻。笔者(源田)也认为此种可能性较大,在一九四三年年度中,曾三次前往荷属东印度进行现场视察。这个判断的根据是,此一方面的防御薄弱,而且,日本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原料,几乎全部依靠这个地区供应。
对于上述三方面的判断,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的实松中佐坚决主张美国要从太平洋中部进行主攻,而且一步不让。他的根据是:‘美军正在实施庞大的造舰计划,其主力是“爱塞克斯”型航空母舰。美军决不会把这支强大的航空母舰部队搁置不用。但是,如果要想全面利用大机动部队群,从天候、地象以及作战海域的宽窄等条件来考虑,除太平洋中部以外,别无他处。因此,敌人一结束机动部队的准备工作,就会立刻对我内南洋群岛发动攻势。’
实松中佐的判断完全正确,果然不到半年,就变成了事实。”
实际上,美军主攻的第一步是进攻吉尔伯特群岛,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美航空母舰兵力,正如我们推断的那样,是六艘正规航空母舰和六艘巡洋航空母舰,甚至连舰名都分毫不差。
当时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其所著《大海战》中写道:“新造的高速正规航空母舰‘爱塞克斯号’、‘约克城号’、‘列克星顿号’、‘邦克山号’、高速巡洋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贝洛伍德号’、‘蒙特瑞号’、‘柯朋斯号’、‘独立号’和太平洋的老资格航空母舰‘企业号’、‘萨拉托加号’汇合在一起了。”根据莫里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一书所述,航空母舰部队编制分为如下四群:
第五○·一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约克城号”、“列克星顿号”
巡洋航空母舰 “柯朋斯号”
第五○·二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企业号”
巡洋航空母舰 “贝洛伍德号”、“蒙特瑞号”
第五○·三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爱塞克斯号”、“邦克山号”
巡洋航空母舰 “独立号”
第五○·四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萨拉托加号”
巡洋航空母舰 “普林斯顿号”
虚夸的大本营战报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容易夸大战果(给予敌人的损害)、作出利己的估计,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这也许是人类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的毛病吧。
但是,正确判断战果,对于指导战争或战役、对于判断敌方企图,制定和实施作战计划,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战果判断出错,必然导致以此为基础的敌情判断错误,进而使己方作战不利,遭到意外的失败。
不过,要了解确切的战果,首要条件是正确识别目标。识别目标不仅取决于天气、能见度,海上状况等天象条件,而且取决于观察者的熟练程度和战场心理等无形因素,因此,往往不能一成不变地相信报告。把驱逐舰误认为巡洋舰,把巡洋舰误认为战列舰,把护卫航空母舰甚至商船误认为正规航空母舰,更是家常便饭。海上的白色浪花被误认为潜艇潜望镜或登陆舟艇,甚至一跃成为水陆两用坦克。有时发现海豚,就报告说是鱼雷,有时鲸鱼变成了潜艇,甚至夜光虫在海面上发出的亮光,也被看作运输船。如前所述,我军曾把达沃湾口的涟漪误认为敌登陆舟艇,最后误认为水陆两用坦克,真是丑态百出;战争结束前夕,横须贺镇守府上了夜光虫的大当,曾进入决战部署。
美国方面也有不少与此相类似的事件。下面试举一例:
日军攻击珍珠港的第二天,十二月八日(夏威夷时间),以航空母舰“企业号”为旗舰的哈尔西司令的舰队,在尚未破晓的凌晨五时,驶离了完全化为废墟的珍珠港。该舰队受命在夏威夷群岛北部海面搜索据认为是驶向美国西海岸的日本潜艇。当时有份报告煞有介事地说日本航空母舰已经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海面。因此,观察员看到海面的白色浪花,就人声叫道:“潜望镜!”,发现海豚,就报告说是“鱼雷”。
有一名年轻军官看到己方驱逐舰前去攻击敌方潜艇时,便叫道:“哎呀!沉下去了!驱逐舰沉没了!”
站在他身旁的哈尔西司令,用望远镜一看,这艘驱逐舰的船体消失在浪涛里后,又浮现在浪头上了,“雄牛司令”哈尔西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训斥说:“下次再说这种话,把你扔到海里去!”
但是,观察员的神经过敏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哈尔西终于忍耐不住了,他不得不发出信号,训戒自己的部下:“……我们为中立国的鱼类消耗着大量的深水炸弹(攻击潜艇的武器)。要严加注意!”
五天之后,十二月十三日,美国海军部发了一份错误电报,说:“日本机动部队正向东太平洋运动。”
还有情报说:“敌军攻击了约翰斯顿岛(位于夏威夷西南偏西方向约一千四百公里处)。”
哈尔西舰队以时速二十五海里的高速,奔驶了五个小时,然后返航了。原来所谓日本机动部队不过就是一艘潜艇。
哈尔西率领的美国第三舰队在攻击日本本土的前一天,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下午,探测到附近有日本潜艇在活动。接到这一报告时,连猛将哈尔西也有些担心了。然而,原来所谓潜艇实际上是一条鲸。听说是一艘驱逐舰撞断了一条鲸的尾部,哈尔西才讪笑一下放了心。但是,靠近日本海岸时,又把捕鱼用的大型玻璃球当作水雷,一直提心吊胆。
除了这种误认目标之外,似乎还有人的一种通病,那就是对给予敌人的损害往往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一相情愿的解释。听到发射出去的鱼雷爆炸声音之后,也不核实鱼雷命中目标的情况,就报为“击沉无疑”,而且往往一跃成为“击沉”。潜艇发射鱼雷时,发射后往往需立即潜航回避,所以更容易产生这类问题。飞机实施攻击时,白天看到黑烟和水柱,夜间看到火球就贸然判断为“击沉”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地一厢情愿再加上误认目标,就容易使报告上来的战果同实际战果相差越来越大。
战争初期,虚构或浮夸的战果曾使美国人民空欢喜一场。现试举几例如下:
战争爆发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方宣布卡塔林纳飞艇击沉了日本战列舰“平沼号”(不用说,日本是没有这个名称的战列舰的)。感到震惊的倒是日方。啼笑皆非的日方报道部对此不能置之不理,最后以报道部发言人谈话的形式回敬美方说:“我方舰艇无一受伤。”后来查明,该飞艇把重型巡洋舰“足柄号”误认为战列舰,并报告了虚构的战果。
美国海军中校博尔·塔尔伯特率领的四艘旧式驱逐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破旧舰”),遵照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的“突击”命令,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纵横驰骋于停泊在婆罗洲东岸巴厘巴板海面上的我运输船队之间,发射了足以将我全部十二艘运输船和四艘巡逻艇一举击沉的大量鱼雷和炮弹。美方发表此次夜战战果时说:“我方几乎全歼敌十二艘运输船和四艘护卫舰。”
但是,实际上被击沉的只有四艘运输船和一艘巡逻艇。
同年五月八日珊瑚海海战时,《纽约时报》以头版通栏大标题大张旗鼓地报道了这次海战的“赫赫战果”。
“太平洋上一大海战,击退日军”、“击沉击伤日本军舰十七至二十二艘”、“敌船队逃遁,盟国舰队正追击中”。
报纸销售量因此猛增了一两倍,但实际上只有轻型航空母舰“翔凤”号及一艘驱逐舰,两艘巡逻艇被击沉,航空母舰“翔鹤”号受重伤。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发布的消息中虚构的东西便逐渐销声匿迹,最后几乎接近事实了。这无疑主要是因为战局顺利进展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他们为正确判断和发表战果所付出的努力。
那么,日本海军的战果公报又怎样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日本海军的战果公报同美国方面恰恰相反:最初半年曾是准确的,但后来就是“纸上的胜利”了,最后竟得到了“大本营战报纯系无中生有”的坏名声。
最初六个月,对于敌人的损失和我方的损失(除船舶损失采取不予照实发表的方针外)都报得相当准确。战争爆发后半年,就是指珊瑚海海战以前那段时间。那个时期,战局的进展几乎是完全有利于日本。因此,心宽气顺,还能考虑核实战果的问题。
但是,珊瑚海海战结束了有利的战争局势,第二个月中途岛海战失败后,太平洋战争的潮流便从此逆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对日本不利。
人们一旦时衰运倒,就会产生急躁情绪,从而失去理智。所以,战局的日趋不利,也明显地反映到战果公报中来了。一九四二年五月的珊瑚海海战以后的九个月中,战果开始被夸大了。再往后的八个月中,煞有介事地夸耀虚假的胜利,而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马里亚纳海战以后,除夸大战果外,还竭力掩饰损失,一再公布徒有其表的胜利消息。而且,这种事在同年十月的台湾海面空战和菲律宾海面作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这样,日本舰队虽已接近崩溃,但那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还一如既往地吹奏着虚幻的胜利旋律。
那么,给予敌人的损害被夸大到何种程度呢?据富永谦吉所着《大本营战报·海军篇》一书统计,这种损害被夸大四倍多。计:
全部战斗舰船 5.3倍
航空母舰 6.5倍
战列舰 10.3倍
巡洋舰 10.3倍
驱逐舰 2.5倍
潜艇 6.6倍
飞机 约7倍
当时我国有个惯例,每年十二月八日开战纪念日那天,报道部长都要发表一个冠冕堂皇的谈话,同时把过去一年的综合战果作为“礼品”奉献给国民。然而,平时夸张一次并不那么显眼,但全年累计起来,那就是弥天大谎了。怎样外行的人,也能从敌人的实际作战情况看清这一点。试以美国主要舰船为例,把截至一九四三年年底大本营公布的综合战果同实际给予敌人的损害加以比较,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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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统计,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截至一九四三年年底大本营公布的美国舰队的“帐面兵力”和实际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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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算起来,假如公布的战果是准确的,那么对日作战的美国舰队不但没有一艘正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而且分别出现“负12艘”和“负23艘”了。
因此,连一向在《军舰进行曲》声中绘声绘色地公布战果的报道部,在年底公布综合战果的时候,也受到了“良心的责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报道部的一位部员曾找笔者商谈:“是这么回事:今年一年的战果综合起来,是这个数字。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发表。请你出个主意,设法给圆圆场吧!”
“这简直是‘战果的年终调整’啊!……”我虽然嘴上这样评论着,心里却十分同情那位垂头丧气的部员。但是,情报部确实开不出报道部所希望的那种“处方”。
“所以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为了防止这种作茧自缚的窘境,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发表战果时,估计敌人所受损失要慎之又慎,同时也要虚心参考情报部的估计。但是,你们把这些话都当作耳旁风,不加思索地按照作战部队的报告发表战果。到了年终,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之后,来找情报部想办法,那根本办不到啊!”
最后,因为事态不可收拾,从一九四四年年底开始,就不再向国民公布作为“礼品”的综合战果了。
战果的判断
那么,我们情报部在判断敌人所受损失方面又如何呢?战后,经过实际核对证明,至少判断为“击沉”的美国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是没有任何误差的。
我们判断战果所使用的资料当然以我作战部队报告为基础。但是,由于这种报告中常常含有“善意的过失”,所以,我们就利用敌方公布的消息和俘虏的情报加以核实,同时,按情报部独特的战果判断分析要则,站在客观立场上坚持合理的推理,以判断敌人所受的损害。
情报部使用的战果判断分析要则如下:
第一 关于我情
1、攻击目标的核实程度;
2、参战兵力的种类和数量;
3、实际攻击兵力的种类和数量;
4、攻击时使用的武器种类和数量;
5、攻击实施要领;
6、攻击的敌我态势;
7、攻击者的熟练程度;
8、战果有无核实及其程度;
9、战场心理。
第二 关于敌情
1、参战兵力的种类和数量;
2、遭受攻击时的队形;
3、遭受攻击的军舰种类;
4、警戒状况(空中、水面、水下);
5、遭受攻击军舰的防御能力(甲板和外壳的装甲、防御炮火、电子武器、消防装置);
6、技术能力。
第三 关于天文
1、天候;
2、能见度;
3、海面状况;
4、攻击方向与太阳或月球的关系;
5、月令。
很难搞到这个分析要则的数据,许多情况需要推断。推断出来的结论是否正确,可通过下述三点大致作出判断:
1、以后敌作战部队的实际动向;
2、敌方的报道;
3、对俘虏的审讯。
下面,让我们就美国正规航空母舰的沉没艘数,看看我们所作战果判断的一个例子。
战争期间大本营公布的累计数字是六十二艘(其中包括巡洋航空母舰。一九四三年年底前宣布击沉的正规航空母舰为二十六艘),而我们推断是五艘(“兰利号”、“列克星顿号”、“约克城号”、“大黄蜂号”、“黄蜂号”)。这一判断的正确性,战后完全得到了证实。
这一点姑且不论,根据情报部所做的战果判断,当我们赖以起死回生的“神风特攻队”,攻击敌航空母舰等主要舰船取得的战果与期望相反时,连军令部总长和次长都愕然不知所措了。于是,作战部和舰队司令部就有人骂情报部说:“情报部这伙人,既没有亲临战场,又没有看到实际战果,却无视作战部队的报告,侈谈战果,真是岂有此理!……”
冲绳作战时,当地陆军部队的一位参谋来到东京报告说他“亲眼看到”我特攻飞机炸沉了美国战列舰。作战部一向对情报部的战果判断心怀不满,他们似乎从这位陆军参谋的报告中得到了鼓舞,摆出一副“这回可瞧见了吧”的神态,对情报部的判断横加挑剔。
我们作了如下说明,但他们根本置若罔闻。
“从特攻飞机携带的炸弹种类、攻击方式、美舰防御能力和消防装置,以及实际上没有一种炸弹穿透过航空母舰主防护甲板等项来看,炸沉战列舰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位陆军参谋是个外行,大概他搞错舰型了。”
的确,在冲绳作战中,由于我特攻飞机的轰炸,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以及许多舰船遭到了损伤。但炸沉的只是些驱逐舰及其他更小的小型舰艇和运输船。那位陆军参谋虚张声势扬言“亲眼看到”的,大概是驱逐舰或护卫舰。
另外,根据大本营战报,美国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被击沉过六次,“萨拉托加号”被击沉过四次。记得大概是第四次“击沉”“萨拉托加号”时,在军令部总长报告战况时,陛下曾垂询:“我记得‘萨拉托加号’被击沉,这次大概是第四次了……”
诚惶诚恐退下的总长一回到军令部,立刻下令情报部进行调查。
我们情报部从来没有作出过“萨拉托加号”被击沉的判断。但是,因为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便抛开过去所作的判断,极其慎重地重新作了研究。可是,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没有击沉。尽管如此,我们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现在我要去接受神谕了。”
笔者当时怀有“尽人事以待天命”的心情,参拜靖国神社去了。
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兵力和编制
按上述大本营公布的“帐面兵力”来说,早该完全成为“海底舰队”的,以航空母舰为主的美国第三舰队,在哈尔西司令的指挥下,随心所欲地横冲直撞。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米彻尔司令率领的,以九艘正规航空母舰和八艘巡洋舰为骨干的机动部队,对冲绳、奄美大岛及官古岛等西南岛屿,进行了共约四百架次的空袭。当时,视察菲律宾归来抵达台湾新竹航空队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发布了“基地航空部队捷一、捷二号作战警戒”命令。“捷号”系“决战”之意,“捷一号”指菲律宾决战,“捷二号”指台湾和冲绳决战。另外,位于东京郊外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也命令东北方面的第五十一空战队和第三舰队飞机群进驻关东地区和南九州方面。
米彻尔部队于十月十一日空袭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机场,十二日便大举进攻台湾。于是,联合舰队下令“基地航空队实施捷一、捷二号作战计划”,即不搞水面舰艇的出击作战,而由陆上基地航空部队实行决战。
我方出动了几乎全部航空兵力,十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四天中,连续五次猛烈果敢地进攻敌人,以便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一举消灭哈尔西舰队。并且,公布五次战果,加上综合战果,共公布六次。下述报纸标题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公布战果的情况。
第一次(十二日夜)
敌机动部队遭迎头痛击,我战鹰正在台湾东部捕捉敌人,反复进行夜袭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四,击伤——航空母舰一,舰种不明十一)
第二次(十三日夜)
台湾海面空战战果扩大,我战鹰继续猛攻敌军,机毁人亡也要歼灭敌人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三,巡洋舰或驱逐舰一,击伤——航空母舰一、战列舰一,巡洋舰一)
第三次(十四日昼,夜)
痛击溃逃的敌机动部队,海上部队出击猛追,一亿国民期望的大战果
太平洋战局将急转直下,来犯的敌舰队注定覆灭,台湾海面一场大歼灭战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三,战列舰三、巡洋舰三,击伤——航空母舰二、巡洋舰二、巡洋舰或驱逐舰一,舰种不明二)
第四次(十五日昼)
我正猛追溃逃之敌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一,击伤——航空母舰三、巡洋舰一)
第五次(十六日昼)
我痛击敌增援机动部队
(战果:击伤——航空母舰一、战列舰一)
第六次(十六日下午)
赫赫战果,台湾海面空战,五天猛攻
(综合战果:击沉——航空母舰十一,战列舰二、巡洋舰三、巡洋舰或驱逐舰一,击伤——航空母舰八,战列舰二、巡洋舰四、巡洋舰或驱逐舰一、舰种不明十三、猛烈燃烧十二)
而且,海军报道部长还发表谈话说:
“现在是真正的决战阶段。敌人右手遭到痛击,左手还要伸向菲律宾。我方战果赫赫,战局转变之机来临。”
于是,台湾东部海域便成了“美国舰队这一宿敌的葬身之地”,日本彻底报了中途岛和塞班岛之仇。国内又重新沸腾起来了。
深信获得了空前战果的日方,通过对外广播,播送了“东京玫瑰” [ 注:所谓“东京玫瑰,是指第二代日裔美籍譬人户粟伊娃,她是所谓零时广播节目——清晨零时对美心战宣传节日——的广播员。战后,她以叛国罪在美受审,被叛十年监禁,罚款一万美元。 ] 的优美声音。
“米彻尔司令的航空母舰部队全部被我战鹰送进海底了。……”
“猿猴馆已经准备了特别单间,以便生擒哈尔西之后关押他。……”
哈尔西听到这些,起初以为这无非是日本人常用的麻醉战术,但日本人叫嚷得很认真,后来他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当真以为歼灭了美国舰队。十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夜.日本飞机在美国舰队周围海面熊熊地燃烧着。美国舰船在火光之中时隐时现,以致使人感到美舰本身在燃烧。因而,逃回去的日机报告说美国舰队被“歼灭”,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哈尔西在《哈尔西司令的故事》一书中,曾经作过这样的叙述。
十月二十一日,天皇陛下对台湾海面空战的“辉煌战果”颁发了嘉奖勅语,东京和大阪召开了国民庆祝大会。
但是,有人却“乖僻古怪”,他们不相信这种战果,十分厌恶地对待此类战报。
勅语颁发当天,联合舰队参谋到海上护卫总司令部致谢。他说:“今天,我们收到了正在台湾战斗司令部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指示我们向护卫总队表示谢意。此次台湾空战能够取得辉煌战果,主要是因为护卫总队出色捕捉了敌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表示衷心感谢。……”
国民欢天喜地,大闹一通,这倒情有可原,但是天皇颁发了勅语,联合舰队也来致谢,这却使护卫总司令部发生了怀疑:是不是我们自己随意胡思乱想而在上演一场悲剧啊?!
因此,大井参谋到联合舰队司令部去了一趟。走进参谋室一看,情报参谋和水雷参谋正站在美国航空母舰模型前面争论问题。
情报参谋:这种甲板相当厚啊!那么容易就打坏啦?
水雷参谋:不,据说有人真的看到。起火了,你不这么看,那有什么办法!飞机的报告是准确无疑的!
大井询问了详情,原来,情报参谋的意见与护卫总司令部的看法基本相同。为了慎重起见,大井还顺便到军令部情报部走了一趟。他在《海上护卫战》一书中,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那里也是一样,课长(竹内少将)同首席部员(实松大佐)正在起劲地谈论着,显得很激动。‘作战部那伙人真是岂有此理啊!我们的话,他们一句也不听,说什么美国机动部队溃逃,那是疯话。这些疯子横行,实在是没办法。刚才军令部副官来了个电话,说今晚军令部总长在水交社设宴庆祝,还让我们参加呢!真他妈的捉弄人!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庆贺的战果。谁去跟他们凑那个热闹?我们坚决不去!’作战部一向轻视情报工作,现在他们两人把对作战部的愤慨,一古脑儿都倾吐出来了。”
竹内和笔者对作战部的态度感到愤慨,那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正如下表所示,公布的战果,同实际情况相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当时,我们尽管了解得不那么具体,但是我们起码还是判断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一艘也未被击沉。
日方公布的综合战果(击沉)与实际情况的比较(括号内系指实际情况)
航空母舰 11(0)
战列舰 2(0)
巡洋舰 3(0)
巡洋舰或驱逐舰 1(0)
舰种不明 13(0)
飞机 112(52)
任何人都清楚,如果大本营战报属实,的确击沉十一艘,击伤八艘美国航空母舰,那么太平洋上便不存在能够作战的美国航空母舰了。
然而,十月十五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我搜索机在马尼拉东二百五十海里处发现四艘航空母舰,接着上午十一时又在马尼拉方位五十五度六百海里处,发现了另外四艘航空母舰。于是,作战部队认为这八艘航空母舰并不属于袭击台湾的航空母舰之列。但是,就是美国,它也不可能有取之不尽的航空母舰。然而,作战部队如不那样去想,就和公布的战果统一不起来了。
军令部作战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害怕对前线士气产生不良影响,做了狭隘的温情主义的俘虏,盲目听信作战部队的荒唐报告,绘声绘色地判断为“击沉”,现在又一口咬定出现了另一支航空母舰部队。他们这种态度实属不负责任,随心所欲。虽然自己清楚地知道“战报是战报,实际情况心里明白”,但是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祝捷宴会”,反反复复地发表伪造的战果,自然而然就会陷入自我陶醉之中,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
为了防止作战部队就美国航空母舰兵力作出错误判断,在美国第三舰队第三十八任务部队(米彻尔司令的航空母舰机动部队)袭击西南群岛的第二天——空袭台湾的前一天,即十月十一日,笔者奉命起草了一份电文,作为“大海机密第一一一二五五号电”发给了各舰队司令长官:
1、迄今调查结果表时,九月袭击“帛琉”和“菲律宾”之敌机动部队系美国第三舰队第三十八任务部队,正规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航空母舰八至十艘,战列舰和巡洋艉十四至十八艘,驱逐舰六十艘。
2、该任务部队由四个任务群组成,每个任务群分别以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和两艘巡洋航空母舰为基干,司令米彻尔中将在第三任务群的“列克星顿号’上。其概况与“马里亚纳”战役时第五十八任务部队相似,增加一艘正规航空母舰。
3、据悉航空母舰系敌之全部兵力,估计与“塞班”时一样,该部巳作好随时决战之准备。
4、任务部队番号与所属舰队(第三,第五)一致,似乎称为第三十八任务部队或第五十八任务部队。
5、据称,各部队背后配有二至三艘护卫航空母舰,在海上补充人员和飞机,每艘护卫航空母舰备有各类机组人员约七十组。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美国航空母舰共有十六艘至十八艘,这是那时美国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全部兵力。因此,十月十五日上午我搜索机在马尼拉东方和东北方发现八艘航空母舰时,就应该重新考虑公布过的战果——击沉航空母舰十一艘,击伤航空母舰八艘。但是,令人十分迷惑不解的是,作战部对我们情报部的准确及时的情报不屑一顾,毫无道理地认为那是另一机动部队。
我们对袭击西南诸岛和台湾的美国第三十八任务部队作了估计,详见附表三。其中,航空母舰的编制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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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方资料,十月十四日米彻尔司令的第三十八任务部队航空母舰编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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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估计和美方资料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在航空母舰种类和艘数上完全一致,只是在编制上“卡波特号”编在第一群,第一群指挥官不是克拉克,而是麦凯恩。
对敌人下期作战的判断
我在上述“美国正式对日反攻时间的判断”、“战果的判断”和“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兵力和编制”等章节中,已经谈了一些梗概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情报工作取得了多大成绩。下面我来谈谈美军进攻塞班和雷伊泰的情况,作为我们“对敌人下期作战的判断”的一个例子。
美军对塞班岛的进攻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米彻尔司令统率的美国第五十八任务部队,奇袭了太平洋中部的要塞特鲁克岛。二月二十三日,该部队又以两个任务群的航空母舰飞机群,空袭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等岛屿。
这一天,华盛顿时间为二月二十二日,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生日。讲究传统、缅怀史实,是美国人民的一大特点。笔者从这种观点出发,一直在统计研究“敌人的作战习性”,因而强烈地感到今天——华盛顿生日——空袭马里亚纳,绝不是进攻特鲁克以后“归途中的顺手牵羊”,说不定它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据尼米兹司令所著《大海战》一书称,空袭马里亚纳的主要目的是航空照相侦察.对美军来说,重要的是从空中拍摄日军机场和适于登陆的海岸)。
果然,这次空袭过后,美国电台播送了以下消息:“二月二十二日正值华盛顿诞辰,二月二十五日又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诞辰,所以这次马里亚纳空袭是个很好的生日献礼。”
我们不认为美国电台这个广播仅仅是个宣传。因为我们马上联想起美军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对马绍尔群岛的进攻,那一天正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生日的前一天,美方曾发表消息说这次进攻“是送给总统生日的美好礼物”。笔者那个“最初印象”便越来越深刻起来了。
后来,我们就特别注意监视敌人在马里亚纳方面的动向。我们考虑到马里亚纳群岛是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冲,距马里亚纳二千一百六十公里的日本本土将处于马里亚纳基地B—29飞机的轰炸圈之内。因为B—29飞机已在一九四三年夏正式投产,同年年底月产量已相当可观(实际月产约一百架),估计该机携带两吨炸弹时,其活动半径为二千七百公里,携带四吨炸弹时,其活动半径为二千二百公里。
果然,三月二十四日一种大型飞机B—24从马绍尔群岛的美军基地飞到了马里亚纳群岛高空。笔者起初感到“形迹可疑”,进而想到“这件事可能预示着敌人在马里亚纳方面的下期作战企图”。这是因为美军进攻我军要地的一种“习性”是首先通过高空照相侦察,测绘出它企图进攻的岛屿或地区的总图,然后降低高度进行侦察。根据这种情况,如果是要进攻塞班岛,就把该岛全图划分成棋盘一样的若干小块儿,然后诱使我方发射对空炮火,把我防空火器的配备状况标记在棋盘格内,绘制出详细要图。这就是美军登陆作战前准备的基本步骤。
不出所料,四月中旬,我们估计到的那种降低高度的侦察开始了。事到如今,敌人的下期作战目标很可能在塞班方面了
美国第五十八任务部队三月末到四月初空袭了帛琉,四月中旬又向新几内亚北岸的霍兰迪亚方面发动了进攻。我们认为敌人的对日反攻作战是“双管齐下”——一条是从西南北进的麦克阿瑟线,一条是从中部太平洋西进的尼米兹线。因而我们没有改变原来的判断,仍然认为第五十八任务部队的上述行动是支援麦克阿瑟线的霍兰迪亚作战,在中部太平洋,美军下期作战目标仍是塞班等马里亚纳群岛要地。但是,一般人却作出了如下判断:“盟国军队攻占的目标是菲律宾,处于其进攻线上的有西加罗林,新几内亚西部和菲律宾南部。特别是以帛琉为中心的西加罗林很可能最早成为敌人攻占的目标。”
到了五月,美军飞机对马里亚纳方面空袭的次数增加了,低高度侦察频繁起来了,与破坏我海上交通线作战无关的美国潜艇也麇集于马里亚纳附近。这些情况,使我们对美军即将进攻马里亚纳一事确信无疑。当时的军令部第一部部长(作战部长)中泽佑少将在手记中曾这样记录着:
五月二十一日,军令部第五课课长(对美情报课长)的敌情判断:
敌人企图在夏季以前同日本舰队决一死战。五月七日的“旧金山会议”纯系海上作战之重要会议,一个月后将付诸实施。敌人企图在五月末至六月十五日之间实行决战。
这里所说的“旧金山会议”是美国海军的一次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兼合众国舰队司令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和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根据笔者调查统计的“敌人作战习性”,一旦军事首脑部门的作战会议就下期作战达成协议,那么,往往在会议召开一个月以后(最快在两周以后)就要开始新的作战。因此,考虑到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人物,我们断定从中部太平洋西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下期作战将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之间进行。果然,六月十五日美军进攻了塞班岛。
但是,作为一般的敌情判断,当时多数人认为:盟军的企图是以攻占菲律宾为主要作战,将在新几内亚北岸和西加罗林群岛进行战斗。
当时的军令部第一部(作战部)有关人员在编著《马里亚纳海战》中曾作过如下回忆:
第一部部长中泽佑:当时估计马里亚纳肯定会遭到袭击,但没想到会在六月份。反之,我们倒认为西加罗林、新几内亚将依次遭到连续袭击,菲律宾作战有个眉目之后,才会轮到马里亚纳。
第一课课长山本亲雄:我们并不认为马里亚纳根本不会遭到袭击,但却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部员源田实:我们认为敌人的进攻方向是新几内亚西部和西加罗林,目标在于攻占菲律宾,没有想到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兵力会同时向别的方面发动进攻,我们认为尼米兹的舰队是去策应麦克阿瑟的登陆作战。
美军对雷伊泰的进攻
一九四四年八月,敌人在塞班岛进行的马里亚纳群岛作战结束,当时我们估计敌人进攻菲律宾南部的时间要在同年十二月中旬。可是,十月二十日敌人便在雷伊泰岛登陆了,和我们的估计相差两个月。
但是,美军最初的计划,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是在十二月中旬。那么,作战时间为什么提前了两个月呢?
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在哈尔西司令率领的美国第三舰队战列舰群的支援下,高速航空母舰部队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到北部的吕宋岛,对日军基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其间,九月二十一日,在马尼拉电台播送“轻松的清晨音乐”时,美舰载机便对我马尼拉湾的舰船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日本的抵抗却微弱得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哈尔西便装满了他奇袭菲律宾的猎物口袋。哈尔西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报告说:“……我水上舰船毫无损失,雷达荧光屏上除我方机影外,别无他物。”
美国第三十八航空母舰任务部队对菲律宾中部进行了轮番空袭之后,哈尔西看到我方这一带防务能力惊人的薄弱。尼米兹根据他的建议,把作战时间提前了两个月。关于这一点,尼米兹在他所著的《大海战》一书中,曾描述说:
“哈尔西司令发现菲律宾中部只不过是一个‘防务薄弱、设施简陋、内部空虚的贝壳’,就给尼米兹司令发了紧急电报,建议停止实施攻占雅浦和帛琉的计划,把原定用于上述战斗的地面兵力编入麦克阿瑟部队,进攻雷伊泰岛。尼米兹司令同意停止攻占雅浦,但希望按既定方针攻占帛琉,并将此意见报送魁北克(当时美英首脑会谈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联合参谋总部征求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他也同意尼米兹的意见。因此,美国中央统帅部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司令停止实施在雅浦、塔劳群岛(菲律宾南部)和棉兰老岛登陆的计划,把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在十月二十日协同进攻雷伊泰岛。”
结果,我们没有料到敌人的这一步,尽管我们对敌人最初的计划曾经作出过准确的判断。
美方的评价
对日战争刚一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命令陆军和海军部长提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报告。于是,由三百名文职人员,三百五十名陆海军军官和近五百名士兵组成的那个人所共知的机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简称USSBS),在战后的第二个月,便将总部设在东京,开始了工作。该机构不仅就战争计划以及战力消长和战败过程综合了我国对太平洋战争全局的看法,而且对日本失败的原因做了周密的分析调查。
该调查团的报告中,有一份叫作《日本陆海军情报》。这份报告,是以一位海军预备役中校为首的十七名美国陆海军调查员,调查了五十二名日本人(海军军官二十八人,陆军军官二十三人,外务省职员一人)和有关文献写成的,它从开战前夕和战争期间情报部的机构、作业和成果上研究了日本陆海军的情报工作。
在这份报告第四章“海军情报”的第六节“成果”中,对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的工作,作了如下评价:
“日本人的情报思路是有局限性的,但第三部却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尽管人员极为不足,但是为了获得一系列真实情况或对敌情的最佳判断;经过对大量繁杂资料精心分析的艰辛过程,取得了很大成绩,获得了准确的情报。由于战局不利,军令部第三部在最可靠最准确的情报来源上,尤其是侦察报告、照相侦察、缴获文件和俘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军在塞班岛缴获的该部一九四四年编写的《美陆海军航空部队编制》,大概是我们获得的能证实军令部第三部情报确切的最好证据。该件曾译成英文,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字第二十八号之四十五通报过。”
在第七章“对日本情报的估计和计划的分析”的第九节“马里亚纳战役”中还写道:
“应该说,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军令部在美国陆海军航空部队的兵力、编制和配备方面,掌握了相当广泛的情报。一九四四年三月,军令部第三部印发了有关这些情况的情报,它表明日本的情报工作是很出色的(后来该件在塞班被美军缴获)。
研究这份文件可以发现,在印发当时,许多情报是最新资料,在有些问题上,其准确程度令人吃惊,虽然有部分错误和臆测,但是远比预期的要详细。其中包含了世界各个战线上的美军航空部队的情报。
有一张美国航空母舰一览表,上面列出的能够作战和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舰,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显然,日本得到了有关美国航空母舰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
这份文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注明一九四四年三月航空母舰‘勇猛号’的航空队的番号为‘六’。本来该舰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返回太平洋时,其航空队的番号为‘八’。但是,在前去参加马绍尔作战和空袭特鲁克驶出珍珠港前,‘勇猛号’的第八航空队被派往陆上基地,而由第六航空队接替了。一九四四年二月末,该舰因受伤需要修理而返回了珍珠港。
珍珠港的航空队换防这一情报适时地泄露出去,大概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或者二月就立即报告给东京了,也可能是从日方在马绍尔或特鲁克俘虏的美军飞行员那里获得的,看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同样,军令部第三部也了解到,一九四三年九月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的航空队,番号由‘三’改换为‘十二’。一览表中,航空母舰‘企业号’、‘爱塞克斯克号’、‘约克城号’,‘列克星顿号’、‘突击队员号’和‘邦克山号’的航空队番号,也是正确的。
八艘‘独立号’型巡洋航空母舰也是正确的,连未曾公布的建造番号,也一清二楚。其中四艘巡洋航空母舰的航空队番号是正确的,另四艘没有搞对。”
战争期间,我们在夏威夷没有情报渠道。所以,正象他们推想的那样,‘勇猛号’航空队更换的情报,是我们从美俘口中得到的。
战争结束不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笔者接到指令,说是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要求,让我到东京明治饭店去一趟。当时,我是特设在横须贺的海军大臣代表机构(负责人是矢野志加三中将)首席部员,该机构准备同斯普鲁恩斯司令的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商谈战争善后事宜。
我在指定日期来到了明治饭店。调查官是一位美国海军少校,看上去象一个情报专家(后来得知他曾作为预备役军官在华盛顿从事过两年对日情报工作),他向我询问了战争时期日本海军的情报工作情况。我说明了前面已经提过的,我们情报作业的基本方针——潮汐测算机、天文导航法等方式以及作业要领——第一阶段作业(搜集阶段)、第二阶段作业(评价阶段)、第三阶段作业(提炼阶段)和第四阶段作业(判断阶段)。
那位少校听了以后说:“你的解释我都明白。但是,很难想象你们光靠这个就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情报成果。”
他说着把两份资料放到桌子上。我看着很眼熟,那是我们情报部编写的《美国对日作战地面部队部署推测要图》(截至一九四四年九月的情况)和《美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的舰内编制表》。他没有说明获取这两份资料的途径,我看大概是在前线缴获的。
少校似乎是把这两份资料作为“物证”,寻根究底地追问笔者。“很难想象用你说的那种方法会得到准确的情报。日本海军肯定拥有某种诸如‘特务机构’之类的特殊情报组织。”
我们没有那种组织,所以,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对我们的情报作业方法作了反复说明,并且指出以往的经验证明,经过彻底研究和不断努力是完全可以取得此种成果的。
但是,少校对我的说明还是不满意。
于是,他述说了自己的苦衷,哀求我说:我在圣诞节前要返回华盛顿,我本人理解不了你的说明,就无法向华盛顿汇报。请你谈出真实情况来。”
我恳切而详细地给他做了说明,但是无论怎么讲,他也不理解。对于他这种态度,我感到很不耐烦。突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开个玩笑,嘲弄一下这位只干过两年情报工作就摆出一副情报军官面孔的外行少校。我说:“你的处境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决定坦率地把真情告诉你。不过,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下面我说的东西不能记录,译员要退场;第二,我说什么你也不要生气,不要发火……”
原来一直垂头丧气的少校,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了。“同意你提出的这两个条件,请你务必说真话。”
于是,我说出了下面一番话:“我们这里也有许多象你这样的私立大学毕业的预备役军官。他们的情报作业能力,用计算尺打个比方,是一年之后会作加减法,两年以后才会乘除法。但是,这种水平还不能从事需要更高级计算技能的工作。听说你是一位预备役少校军官,曾在华盛顿海军情报处从事过两年对日情报工作。《美国对日作战地面部队部署推测要图》是经过高级运算推测出来的,你这种资历的人,不理解我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看来,你是因为不理解而得出结论说我们肯定拥有特务机构之类搜集情报的特殊组织,你这是大错而特错了。你们的麦卡勒姆上校(美国海军情报处远东科长)是完全能够理解我的话的。总之,你认为我们们有特务机构.这是你对情报工作外行的证据。你不理解我的话,归根到底问题就在这里!”
我用手指捐着自己的脑袋说。
“你说是脑袋瓜子的问题,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少校大概是感到他这个战胜国海军军官在我这个战败国的人面前丢尽了脸,顿时勃然大怒。
我对他进行了反击。“我认识许多美国海军军官,在华盛顿时我还会见过尼米兹司令和特纳司令,情报处的麦卡勒姆上校和克里默中校等人我也很熟悉。但是,象你这样的美国海军军官,我却第一次见到。刚才你不是答应‘我说什么,你也不发火’吗?现在,我在横须贺海军大臣代表机构任职,正协助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处理重要的战后问题,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这样一来,那位少校连声道歉说“是我不好”,并赶紧叫来译员给我倒了杯咖啡。
最后,我说:“我惹你发了火,对不起!但是,战争胜负姑且不论,单就情报工作而言,不客气地说,你比我差远了。因此,你不理解根据你所不懂的运算推测出来的东西,这是不足为怪的,……”
这时,少校的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悟的表情。
我回到海军省,汇报了上述情况。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不久,战争期间担任对美情报课长的竹内馨少将,也曾被叫到明治饭店,问他日本海军情报工作情况。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位美国海军少校怎么也理解不了,因此竹内终于按捺不住发了脾气:“如果你是我的部下,我决不会把你提升为少校!”
我对他表示“归根到底是脑袋瓜子问题”时,少校之所以顿时勃然大怒,是因为竹内先“侮辱”了他的缘故。
这位海军少校调查日本海军情报工作情况时,给我们看了《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舰内编制表》和《美国对日作战地面部队部署推测要图》。从他的情报工作经历和能力来看,选择和评价这两份资料,似乎不是出自他个人。前者是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编写的,大概和实际情况出入不大。但是,后者并不是依据这种“直截了当”的资料写成的,而是我们呕心沥血不断努力的结晶。因此,两者的准确程度自然是有区别的。
那位少校评价我们的工作时,说是“出色的情报成果”。他的这个评价,也许隐藏着要从我们口中获取他所期望的某种回答的企图。因此,我对他的话没有全听全信。尽管对他的话可以打折扣,但是认为美方高度赞赏我们的情报工作,恐怕不能算是孤芳自赏和“过度自信”吧。
与战争期间美军的实际行动相对照,并与美方战后公布的大量资料核对之后,可以说我们的对美情报工作,基本上获得了预期的成果——把误差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