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6日通过重要的帝国国策纲要·第十二

作者：中原茂敏·日本

出自————《大东亚补给战》

出自————《战争通史》

　　 1941年7月30日，我国完成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8月1日，美国完全禁止石油出口。8月9日，我国放弃在北方对苏使用武力。8月17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对日本提出严重警告。

　　 在此其间，与南方有关的所有国家都先后对我国实施资产冻结和禁运，美、英、中、荷(A、B、C、D)形成了对日本的包围圈。

　　 御前会议于1941年9月6日上午10时在皇宫东侧的会议室召开，商讨对上述事态究竟应采取什么国策。出席会议的有首相、陆、海军的大臣和总长，外务大臣，企划院总裁，以及枢密院议长。近卫首相在会上作了如下说明：

　　 围绕帝国的国际形势日益吃紧，美、英、荷等国采取各种手段与帝国对抗，德苏战争出现长期化迹象，美、苏可能对日本实施联合作战。长此以往，帝国国力将逐步失去回旋余地，对美、英的国力差距只会扩大。

　　 帝国在迅速完成对付任何事态的准备的同时，应采取外交手段防战争于未然。万一外交措施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奏效，则不得不最后采取自卫手段。

　　 接着，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分别在会上作了如下说明：

　　 今天，油料等主要军用物资大多日趋枯竭，国防力量逐渐衰落，长此以往，经过若干时日，国家的活动能力将下降，帝国不免陷入无法自立的困境。估计美国在作战上很可能一开始就实施长期作战，依仗其不可侵犯的地理位置、工业能力和物资实力等方面优势，实施长期作战。

　　 为此，帝国应在战争初期迅速占领敌军事要地及资源产地，形成巩固的作战态势，同时从敌势力范围内取得必要的物资。

　　 外务大臣丰田贞次郎发言后，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自1941年4月起连任三届总裁)接着说，如果目前的处境继续下去，日本必然逐步贫穷，是和是战务必决定。

　　 他还补充说，即使战争爆发，日本也能对付。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表示：

　　 我明白了，放心了。近卫首相打算访问美国，与罗斯福交换意见，虽作战争准备，但尽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请努力避免日、美之间出现最坏局势。

　　 天皇陛下破例作了极不满意的发言：看了这一方案，感到重点与其说放在外交上不如说放在战争上，希望能明确听到政府和统帅部的意见。

　　 因此，外交是主要的，尽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言外之意是确认了万不得已才打仗的意见，认为只有在谈判无法达成协议时才能开始战争准备，外交与作战已不是齐头并进的了。

　　 御前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纲要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帝国为确保生存和自卫，以不惜对美(含英、荷)开战的决心，大致以10月下旬为限，完成战争准备。

　　 （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英尽量采取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

　　 （三）通过外交谈判，至10月上旬仍不能达到实现我方要求的目的时，即决心对美(含英、荷)开战。

　　 为此，我们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获得物资等项，并规定在谈判中对美可以承诺的限度，在为期约一个月的日、美谈判中作出最后努力。

　　 帝国也反复研究了双方的作战能力和国力。

　　 当时，美陆军的兵力仅29个步兵师、4个装甲师、2个骑兵师，航空兵200个中队。此外如前所述，作战物资不足，战斗力很差。但到1943年，将扩大为215师，计880万人(内含航空兵200万人)。美陆军航空兵约占陆军总兵力的1／4，我陆军航空兵仅占陆军总兵力的1／25。对比之下，对航空兵所做努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在现代战争中，航空兵已上升为主要兵种。这种认识的早晚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结果，铝和油就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败。

　　 对美开战决心的前提——油料和船舶的研究

　　 我国就定下决心的前提——国力和作战能力的核心问题油料和船舶，作了特别深入的研究。

　　 首先谈油料。战前储备的油料为：陆军120万千公升，海军650万千公升，民用70万千公升，合计仅840万千公升(相当于现在的10天消耗量)。当时油料也不是完全不生产，根据生产力扩充计划，1941年日本预定生产原油30万千公升，生产人造石油45万千公升，但不能寄以太大希望。两项产量合计不过相当于来自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一年石油进口量。

　　 因此，航空汽油可用两年，第3年消耗殆尽。同时，海军的重油一天比一天少，每天消耗1万千公升，至第3年，军舰就无法开动。

　　 弥补的办法是获得南方生产的油料，尽量确保油田完整无损，并迅速投入生产。这样，我国就有希望在战争第1年获得油料85万千公升，在第2年获得油料260万千公升，在第3年获得油料530万千公升。

　　 人造石油

　　 我国仅年产原油30万千公升，一向致力于人造石油(煤炭液化)的生产。

　　 德国生产原油也很少，1940年产量最高，仅105万千公升。所以，德国醉心于人造石油的生产，幸而当时人造石油原料煤炭的年产量超过1亿6千万吨，为我国的2.5倍，其人造石油的年产能力为400万千公升。1940年11月，罗马尼亚加入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原油产量增加600万千公升，德国在石油方面就相当有信心了。

　　 我国向德国学习人造石油技术，首先于1928年开始在抚顺干馏油母页岩。接着于1932年起采用低温干馏法，1936年采用高压加氢法(未成)，1937年采用费歇尔 [ 译者注：德国化学家 ] 石油合成法等。

　　 1937年8月，我国制定人造石油事业法，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截至战败，抚顺年产人造石油40万千公升。国内虽在同一时期千方百计组织生产，仍停留在小批量生产，其总产量在战争第1年为24万千公升，第2年为27万千公升，第3年为21万千公升，第4年仅4万千公升，累计不过76万千公升。

　　 抚顺自1928年起干馏从煤层表面露天挖掘的油母页岩，至1939年产量达37万千公升，满洲国在1942年4月至1947年3月的第1个5年计划朝间，曾制定每年增产石油100万千公升的划时代增产计划，但至1944年仅增产石油5万千公升。这是因为物资的供应能力随着战争扩大激剧下降，不能扩大炼油设备。

　　 国内也采用摄氏500－600度的低温干馏法合成石油，计划至1945年生产400万千公升，但实际产量却停留在3万千公升。同时，国内曾计划修建200座 [ 译者注：原文如此，与后面的100座有矛盾 ] 鲁奇式低温干馏炉，至1944年仅建成一座。

　　 1938年，德国采用费歇尔石油合成法生产人造石油40万千公升，我国仅在大牟田年产人造石油3万千公升，后于1940年在三池、1942年在泷川、1943年在锦州(中国)和尼崎修建石油合成炉。但至战败，三池年产石油几万千公升，泷川仅年产石油1万千公升。各地的石油合成炉均苦于缺乏催化剂钴，修建石油合成炉所需的工作母机为武器生产所占用，此外还缺乏大量钢材，这些都是影响石油合成炉修建的主要原因。日本随着对美、英开战，又抽调必要的人员用于南方油田的生产。这也是影响石油合成炉修建的原因。同时，这一现象也是军工生产与生产力扩充计划在物资方面的一种竞争。

　　 这一修建100座鲁奇式低温干馏炉的计划，可年产人造石油200万千公升，但在1941年制定计划时，此项设备所需钢材为几十万吨，所需原料煤炭为石油产量的10倍，即2,000万吨。由于决心对美、英开战，经东条首相裁决，陆军将分得的钢材让给了海军，调拨的钢材不足10万吨，成了大问题。而人造石油需用煤炭2,000万吨，约占当时主要能源煤炭年产量6,500万吨的1／3，大大超过了我国国力的允许极限。最后此项计划不得不压缩为原计划的1／10。

　　 德国由于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军事同盟，在石油方面可以说比我国有信心，国内仅年产原油100万千公升，只得依靠人造石油。如前图所示，德国的煤炭产量至1943年为我国的2.5倍，这一年的产量接近最高水平。至1944年、1945年，和我国一样，煤炭生产急剧下降，德国工业陷入了崩溃境地。战前，德国对人造石油的预计是极为悲观的，事实的确如此。

　　 对美、英开战如何解决油料问题

　　 截至开战时，日本储备油料840万千公升，将油料分为国产原油、人造石油和从南方运回三部分，对战争第1至第3年逐年获得油料、消耗油料和库存油料作了如下估算。

　　 战争第3年，库存油料为220万千公升，与估算数一致，但航空汽油的消耗大大超过了估算。

　　 南方运回油料的实际情况如下图所示。南方石油生产一度很好，自第3年开始下降。这是因为船舶不足，无法运回日本。1942年3月，日本第一次将南方石油运回国内，第2年仍顺利运回，第3年运量骤减，第4年运油中断，累计运回油料共520万千公升，约为计划运回量680万千公升的75％。

　　 三年之内，日本实际获得油料670万千公升，约为计划获得量875万千公升的77％，相反，实际消耗量为1,950万千公升，超过计划消耗量1,495万千公升 [ 译者注：略低于消耗油料估算表的1,505万千公升 ] 的30％。因此，包括第4年获得的20万千公升油料在内，日本只能使用80万千公升油料。也就是说，1943年的我国油料消耗量为今天油料消耗量2亿8千万千公升的1／350，只相当于今天的1天油料消耗量。

　　 实际获得油料大大低于计划获得量。相反，实际消耗油料却大大超过计划消耗量，供求矛盾越来越大。第3年日本已陷入危机，第4年则完全无能为力。从油料方面看，战争已经打不下去了。

　　 战争是石油引起的，最后由于石油匮乏而无法遂行。情况正如决策人在研究开战决心时所一致指出的那样，石油供应可以预测到第3年，以后就无法预侧了。
获得油料估算

　　 进攻南方的第2年1942年8月13日，陆军南方燃料厂厂长山田清一(陆军中将，原陆军省整备局长，战争结束时在斯兰岛自尽)向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作了如下报告：1943年度生产的南方石油满足预计需要量(战前决定和战的重要问题)绰绰有余。事实上，巴邻旁和婆罗洲北部 [ 译者注：即北加里曼丹 ] 的油库全部满满的，但来自本土的油船却迟迟不到，束手无策，当地采油部队的努力化为泡影。

　　 1941年12月16日，日军进攻婆罗洲，罗顿炼油厂于翌年1月20日恢复采油和炼油，第一艘油船运载5,150吨石油于3月22日起航。

　　 南苏门答腊巴邻旁(即巨港)的炼油厂位于油田中部，据占领以后的2月18日调查，查明库存原油15万千公升和精炼油40万千公升。据1942年3月底估算，占领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油田以后，1942年的石油产量为：婆罗洲57万千公升、南苏门答腊249万千公升、北苏门答腊16万千公升，计322万千公升，加上其他地区的石油，合计500万千公升，取得了巨大战果。南苏门答腊的石油产量约占婆罗洲和苏门答腊总产量的80％。

　　 开采原油和精炼石油均大幅度超过战前计划。日本达到了进军南方的最大目的，不胜喜悦，但问题是如何将油料运回国内。

　　 日本拥有油船约55万吨，绝大部分被海军征用，随伴舰队保障作战，没有油船运输上述油料。根据战前计划，从南方运回的油料为第1年20万千公升、第2年150万千公升、第3年300万千公升、第4年500万千公升，计970万千公升，加上战前苦心储备的油料840万千公升，制定了油料使用计划，至少在3年内可保持油料的供求平衡。

　　 实际运回的油料，第1年150万千公升、第2年250万千公升，情况良好，但第3年1944年减为100万千公升，第4年几乎没有，累计500万千公升，约为计划运回量的一半。

　　 正当石油的开采、精炼和运输工作勉强走上轨道时，敌人用潜艇、飞机对我运输船队实施彻底的破袭战。石油运回国内持续至第3年，第4年即1945年国内石油已接近枯竭。

　　 船舶与国力的关系

　　 当时有关人员有句口头禅——“呜呼哀哉，石油与船。”我们当然不会忘掉钢铁，但当时直接左右战局的却首推石油和船。

　　 日中战争初期，陆、海军征用的船舶不多，当时在进出口贸易和其他方面运输不存在船舶不足的问题。但至1941年，陆军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实施关东军特种演习中组织紧急运输，不得不征用相当于全国1／5的船舶，即120万吨，以致立即影响基本国力的形成，只得压缩并修改物资动员计划。

　　 一旦投入南方作战，陆、海军征用的船舶就不得不再次增加，不免影响国力的形成。具体研究船舶的分配问题是作为开战条件的物资方面的最大课题。

　　 陆、海军为遂行作战须征用全国船舶(650万吨)的2／3，那么剩下的1／3船舶怎样用于国力的形成呢？所谓1／3船舶即约200万吨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运输100％的钢材、大米，70％的煤炭、铁矿石和盐等，以及8％的其他物资，按此计算，在物资方面潜伏着极为深刻的危机。

　　 日本从作战计划，陆、海军据此征用的船舶量，以及物资供应能力的三方面出发，对战时各年度陆、海军作战所需的征用船舶、新建船舶及被敌击沉船舶作了如下设想：协议规定，陆、海军征用的船舶在开战时为300万吨，初战结束，解除征用，使民用船舶恢复至300万吨。但此项规定在作战上行不通，硬被统帅部推翻，结果，日本虽对民用船舶作了图1的估算，但其实际情况却如图2所示。

　　 在图1所示的情况下，民用船舶和同期的物资供应预计如下表所示。再将各等级民用船舶量的物资供应情况分为钢材、大米、煤炭、矿石、盐以及其他物资3类加以比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民用船舶保持300万吨时，物资供应可维持1940年度水平，后逐步下降。当民用船舶减至丁等即150万吨时，钢材和大米的供应降为1940年度的80％，煤炭、矿石和盐的供应降为1940年度的40％，其他物资的供应仅为1940年度的1％。实际上，船舶情况如图2所示，每况愈下，直至战败。所以象我们经历的那样，日本一直处于物资匮乏状态。

　　 海军部分人曾提出被击沉的船舶将大大超过设想，民用船舶在3年内将丧失殆尽。于是，会上陆、海军的大臣和总长叫嚷现在只有总辞职。最后，终于对被击沉船舶的估算取得了一致意见。

　　 此项被击沉船舶的估算取决于海军对船队护航的好坏。美、英一向重视船队护航，但日本轻敌，护卫舰不足，未能实施有效的船队护航。

　　 开战以后的物资供应能力的估算如上所述，其前提是陆军应将开战时征用的220万吨船舶，于翌年2月底减为120万吨，3月底减为105万吨，4月底减为90万吨。这是陆军与政府达成的协议，所以船舶数量严格限制了作战规模。政府与军方通过磋商一致认为，该协议全部付诸实施方可确保发展国力所必需的300万吨船舶，从而有可能维持1940年度水平的国力。企划院总裁也是认为国力可以勉强维持而同意开战的。

　　 国力虽说维持1940年度水平，仍比国力最强的1938年度下降20％。物资动员计划不能每年制定，只能零打碎敲地作短期安排，国力已经降至事先无法预计的贫弱境地。

　　 前面已将军工生产占全部工业生产58％的情况说成国力接近破产，军队征用船舶占全部船舶70％，可以说仿佛人的动脉行将断掉。

　　 可能许多人会大吃一惊，怎么尽干这种力不从心的事情。

　　 在作战能力和国力方面，日美的差距实在太大。因此，日本当初完全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只有低头服输。也有人议论说，岂不是象甲午战争以后那样，只有屈从于压力而卧薪尝胆吗？在重臣座谈会上，有2／3的重臣持这种意见。

　　 但是，日本接受11月26日赫尔备忘录(详见后述)提出的美国条件而卧薪尝胆，国力只会日益衰落。当时，海外进口已经断绝。日本若失去时机再过几年，将迅速贫穷，显然会陷入无法自立的困境，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在美国看来，这才是毫不损害本国利益而使日本自然倒毙的最佳方案，可是作为日本现在只有打出去挽回国运，别无他途。任何折衷的方案都是不能考虑的，也是不存在的。但是，不切实际的计划势必导致蛮干。

　　 “渐贫”与“骤贫”

　　 就“渐贫”和“骤贫”而言，是战争后期人们常用的时兴的日语妙语。这两个词究竟出自谁之口，记不清了。自从1940年6月 [ 译者注：原文如此，美国最早在1940年9月26日发表对日本禁运废钢铁 ] 美国对日本实施禁运以后，在南进还是北进以及如何结束日中战争的争论中，研究我国国力的官员天天算国力帐，不知是谁很自然地使用了这两个词。当时，电子计算机当然尚未问世。

　　 看了下图，大概自然同意此图是上述两词的最恰当的注脚。显然，日本在日中战争期间属于渐贫，在对美、英战争期间则属于骤贫。

　　 可能多少有些重复，但仍想谈谈直接表述当时国力情况的措词。

　　 每日新闻社华盛顿分社记者，将采访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尼采的谈话加以归纳，在1978年5月的《每日新闻》星期日“反光镜”栏内发表了如下消息。

　　 日本投降后两个月的1945年10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尼采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副团长的身份被派往东京，其使命之一就是“查明日本为什么决心对美开战”。

　　 尼采热情地对我说：调查时令人惊奇的“渐贫”这一日语单词，是我33年来决不会遗忘的唯一日语词汇。这个词才是解开日本为什么发动大规模对美战争这一当代之谜的钥匙。

　　 远东军事法庭曾令原首相近卫文麿和原内大臣木户幸一等日本领导人进行激烈的当面对质。据说1946年12月16日原首相近卫服毒自尽也有这方面原因。

　　 日本如维持现状，将逐步衰落，不久就会自取灭亡。这样，日本与其坐待国运衰落，不如下决心作一决战。当时的日本领导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决心对美开战的。这就是战略轰炸调查团的结论。当我问如何用日语来阐明日本从衰退走向灭亡这一展望呢？尼采的回答概括为“渐贫”一词。日本是担心“渐贫”才下决心开战的。

　　 另外，记者还写道：日本准备怎样结束这场战争呢？

　　 在当时的日本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对结束战争是胸有成竹的。这在今天仍是一桩难以理解的怪事，也是尼采百思不得其解之谜。

　　 尼采不但准确指出“渐贫”是日本决心开战的原因，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开战后日本终于“骤贫”。这是有待大家很好的理解的。

　　 尼采的“渐贫”论只说日本领导人自己确实是这样作出决定的，而不说美国是驱使日本处于这种境地的蠢人，这大概是胜利者的说法。由此可见，日本的经济国力当时建立在完全依赖美国的工业结构之上，因此在1940年6月3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工作母机，1940年9月26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以及1941年美国、英国、荷兰、荷属东印度、缅甸、印度和新西兰等先后废除与日本缔结的通商航海条约等以后，日本的“渐贫”就加速了。

　　 随着日中战争爆发，日本很快实施国家总动员、物资动员和军事动员，并着手拟订生产力扩充计划，日本国力以1938年最强，自日中战争第3年即1939年慢慢下降，所谓“渐贫”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关于日本是否不得不决心对美、英开战的问题，有关人士自1941年夏季以来，以“渐贫”论和“骤贫”论为依据，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

　　 1941年8月1日，美国终于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预言，一旦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必然发动战争。所以，美国在最后完成其作战准备之前，一直没有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

　　 我国为确保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物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选择了南进的道路，决心对美一战。

　　 “骤贫”的情况出现在对美开战以后，也是从战争第3年开始的。

　　 “日本对战争的结局完全心中无数，其原因可能在于日本人固有的生死观。”对尼采的这一指摘无言以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开战决心也和这次战争一样，面对世界强国俄国，明治天皇以及全国国民怀着悲壮的决心，将胜败置于度外，奋起反对俄国的蛮横。但另一方面，首相桂太郎(陆军大将)、枢密院议议长伊藤博文(原首相)和伯爵金子坚太郎同时在私下对停战工作进行了密切联系。

　　 日本对美、英的战争，从我国力来看，最初就知道不可能攻占决定战争胜负的敌国本土，迫使敌人订立城下之盟，所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结束这场战争作了设想，但仅考虑依赖外界力量结束战争。

　　 对日、美和解谈判的苦恼

　　 日军根据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纲要，着手准备南方作战。陆军对北方的苏联极为关注。同时还要解决日中战争。日本确实不得不注视这三个方面。

　　 1941年9月12日，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来电请示，认为谈判的难点在于从中国撤军和在中国驻军，谈判很可能围绕撤军问题陷入僵局。

　　 日本政府立即于9月13日复电野村大使，令其在防共驻军问题上含糊其辞，不向美方明确，无论如何要争取近卫——罗斯福会谈。但是，美国没有上日本这种不明确的和平条件的当。

　　 日、美双方彼此很不信任。9月22日，驻美海军武官横山一郎(海军大佐，后升少将)发回了如下情报：五国已形成对日本的包围，美国不会对日本作出让步。日本如不满足美国的条件，美国将采取不惜与日本决裂的态度，并单方面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日本将逐步陷入困境。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美国的战备正日趋完善，已经不是嫌谈判过迟的问题。

　　 横山在令人极为注目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在接受美国条件以前，应设法拖延谈判。日本如务必使谈判达成协议，只有放弃在中国驻军，但届时战略物资除石油外，将一无所获；如在驻军条件上不能作出让步，估计谈判迟早会中断。

　　 这样，从日本和美国看来，都始终面临和战的最后关头。德国的速决战虽是德国首脑再三强调的，但已彻底失败，势必形成持久战。

　　 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夸张地指出：“德国不能登陆英国本土，由于在莫斯科败北，希特勒的命运已定。墨索里尼也同样处境不妙。至于日本人，如果向我们宣战，则将粉身碎骨。”他又在命令中指出：今后，我们将使用压倒优势的力量，英、苏、美的力量相当于敌人力量的2－3倍。道路虽然是漫长而艰险的，而且会有牺牲和苦难，但对结局已不容置疑。

　　 野村回电说，美方对日本9月20日提出的日美最终谅解方案的备忘录表示全盘否定。日本围绕美方态度争论不休。10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委婉拒绝了谈判原则不明确的首脑会谈，并将包括下述要求的备忘录交给了野村大使。

　　 （一）确认作为国家之间基本原则的4项原则。

　　 （二）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全部撤军。

　　 （三）日本中断日中之间的特殊密切的关系。

　　 （四）实质上拆散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这个备忘录不是对我国方案的同意与否的答复。陆相东条认为，美国的真意显然是使日本屈服，情况极为严重。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和陆军大臣东条一致认为已经不是谈判的时候了，希望早日动手。继续拖延时间，统帅部就不知所措，南进和北进都将在拖延之中半途而废。日本对在谈判中是否有希望贯彻我方目的，应迅速决定基本态度。

　　 丰田外相表示，美国已提出上述要求，大概正设法使日美关系逐步有所改善。归根到底，日本应尽快决定基本态度。

　　 所谓第一个4项原则是美方针对8月26日近卫首相提出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两国首脑会谈的建议，在9月4日的答复中重申下述4项原则。日本如不同意这4项原则，美国就难以同意会谈。

　　 （一）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二）支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三）支持包括通商在内的机会均等原则。

　　 （四）除通过和平手段改变现状外，不得破坏太平洋的现状。

　　 归根结底，争议的焦点是在中国的驻军问题、经济上的机会均等问题和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条约问题，近卫首相对这次首脑会议寄予殷切期望。

　　 野村大使来电作出判断，只要美方坚持其10月2日备忘录，举行首脑会谈就无希望。

　　 统帅部决心开战，政府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的分歧在短时间内无法弥合，甚至对9月6日帝国国策规定的外交谈判最后期限10月上旬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近卫内阁终于在10月16日宣告总辞职。

　　 近卫文麿首相在“七·七”事变前约一个月的1937年6月5日，深孚众望组织内阁，先后3次组阁，至对美、英开战前才退出内阁，在战后的1945年12月16日，接到盟军总部的逮捕令后服毒自尽。

　　 日本在日中战争第2年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声明，指出“只要蒋介石不求和，今后不再以蒋为对手。”公爵近卫文麿首相在战败后曾表示，此项声明可是一大失策。如前所述，近卫可能是由于战败，经反复深思，最后才结束自己生命的。

　　 前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大佐，于1941年3月赴美，参与日美会谈的准备工作，后对会谈的前途感到绝望，于1941年8月回国。

　　 岩畔大佐想很快向地方经济界的重要部门通报日、美和解会议的情况，我接受委托从事准备工作，两次邀请有关人士在丸内的一家西餐馆集会。

　　 记得岩畔作了概括介绍，最后以非常谨慎神情说，“唉！没有希望了，会谈是不成了。这种情况可不能打仗啊。”不久他很快调任近卫步兵师第5团团长，参加马来亚作战，接着出任印度独立协力机关长官，转战南方各地；1944年1月任驻缅第28集团军参谋长，在缅甸南部历尽艰辛；1945年6月调兵器行政本部供职，以军务局局长得力助手的身份在缅甸工作至激战结束，在8月返回东京的途中迎来了停战。1941年下半年的日本政治气氛使人不能吐露我国国力的实情，即使想谈些能够讲的，也只能适可而止。

　　 我由于职务关系，得到特别许可，常不分昼夜定期与地方人士广泛交换意见，但现在我不得不坦率地指出，当时是大势所趋，都说“打！打！只有打仗。”“这样拖下去，日本就会亡国。”等等。

　　 众议员决议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众议院对1941年11月17日东条首相和东乡外相的讲话没有异议，于第二天18日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国策的决议案”，由此可见当时的气氛。
决议

　　 世界动乱愈演愈烈。敌性国家歪曲帝国的真意，其言行日益强硬。忍耐是有限度的，自重也是有限度的。我国国策早定，国民已做好准备。

　　 政府应根据坚定不移的国策，信赖坚韧不拔的民意，毅然奋起维持帝国的生存和权威，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进而确保世界永久和平。

　　 报纸批评会场笼罩着一种凄怆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