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总体战体制最终未能实现·第十

作者：中原茂敏·日本

出自————《战争通史》

　　日本迟至最重大转机的1941年，最高领导的政略和战略仍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广田弘毅内阁决定的国防方针及相应的国策纲要若完全付诸实施尚当别论，但在以后短时间内又连续发生两次政变，以致无法执行，仅陆、海军的军备计划得以优先执行。

　　在无法决定和执行国家统一计划的时候，日中战争爆发，早期和谈、撤兵的初期方针也在不久发动总攻后转向逐步扩大战争。这是因为广田内阁决定的国家统一的国策纲要没有制定计划，政府没有制止战争扩大的依据。随着战争的扩大和长期无法结束，国力不能适应战争，我国无力维持这场战争。这种正确意见缺乏具体根据，以致政府只能服从于军部。

　　政府放弃“和平撤兵、不扩大战争”的方针，排挤不扩大论者，成了清一色的扩大论者，战线越来越长。我国第一次下令军事动员后，陆、海军以兵工厂为核心，全力推动民间工厂广泛参加武器生产。随着战争的扩大，协调军用物资的增产和国力的增强，即协调战略和政略而推行统一国策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

　　于是，唯独军工生产向前发展，其基础国力却每况愈下，无法遵守国防方针规定的有关规定。

　　企划院提出国力实际情况，指出国力情况很糟，但结果仍向陆、海军一味坚持的要求作出让步，没有坚持正确态度，即从国力出发否定此项要求。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企划院已被逼入困境，对国力作出正确判断的坚强意志受到挫折。

　　只有促使政府、陆军和海军三者协调一致，才能妥善地处理彼此矛盾，可是统帅权的独立和陆、海军的对立却阻挠这样做。特别是陆、海军处于对立，竞争有增无减，明知企划院为难，仍在物资分配上辎铢必较，于是国力越来越弱。

　　在日中战争中，日本决定的总动员体制都一一得到落实。但作为国家，应有最高指导方针，以迅速而恰当地决定国策。尤应使陆、海军之间协调，军部与政府之间协调。但通常为求得政略和战略一致，不但白白浪费大量时间，而且结果当然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不能形成最佳方案，终于未能形成完善的国家总体战体制。

　　 1937年11月28日，大本营在东京分别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

　　近卫文麿首相似乎坚决主张，预计战争长期化，应通过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协调大本营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谋求政略与战略的完全一致，统帅在国家总体战时代不得独断独行。但陆、海军统帅部硬是不让步，终于设立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度。

　　政府方面建立了这样一种国家最高决策体制，即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的事项应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其中重要事项应在枢密院议长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通过。

　　为准备战争长期化，陆、海军成立各种委员会进行协调。这些委员会在陆、海军的技术方面进行反复协调，收到不少良好效果，但在最重要的生产与使用方面未能发挥最高效能。

　　在领导关系方面，为密切陆、海军之间的作战协同，在日中战争后期和意识到南方的1941年以后，陆、海军作战部门的人员曾互相兼任若干职务。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同意的基本方针在1938年1月13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成了著名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首相声明。但该联络会议可能由于设立时的不和或政府和大本营未认为是重要的国家机构，在设立以后的两年半的时间内没有召开一次会议而处于休会状态，直到1940年7月22日近卫再次出任首相时为止。

　　日俄战争属于武力战万能时代，百万陆军被派往满洲，在国内仅有陆、海军兵工厂的5万名职工和农商务省管辖的八幡制铁所的3千名职工承担军用物资的生产；伤亡仅17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属于武力战万能时代，我国只出兵青岛和西伯利亚，国内仅兵工厂有些加班加点；全世界约死亡1000万人，但欧洲战场人民只死亡50万。

　　可是，我国在日中战争中很快实施军事动员和国家总动员，截至1941年12月对美、英发动战争，陆、海军为250万人，通过军事动员在国内从事军用物资生产的人员达2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有2,600万军人阵亡，2,400万居民死亡，已经脱离了单纯武力战。我国也有213万军人阵亡，80余万居民死亡。大东亚战争的物资方面损失，根据1949年2月的经济稳定本部的调查报告，一般国民财产653亿日元，武器装备404亿日元，合计达1057亿日元，约占日本全部财产的1／3(36％)强。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损失为55亿日元，按1949年2月的价格折算为124亿日元，大东亚战争的损失相当于关东大地震损失的9倍，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是一场不仅包括军人而且也包括全体国民的国家总体战。

　　当时的近卫首相虽固执地认为统帅权的独立是武力战万能时代的产物，政略与战略融为一体应是一个以政略为主的统一整体。但日本却停留在落后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体制。而且，平沼、阿部和米内内阁均为半年左右的短命内阁，时隔一年半，近卫再次出任首相，至此未召开过一次会议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在1940年7月以后继续维持其原体制，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首相接管后仍维持其原体制，成了我国最高决策机构。东条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认为减少一个层次并不碍事。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频繁召开。为此，内阁会议也就相应召开。重要事项则召开御前会议通过。这一组织形式由于政府、陆军、海军三方鼎立，决定最高方针总是有许多棘手问题和纠纷，经常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最后不得不是妥协的产物，所以不是一个在争分夺秒的战时可以发挥国家最高效率的机构。

　　我认为东条首相是有意识减少了一个层次而仍维持其原体制的。但是战局不断恶化，而陆、海军之间的协调却越来越难。我曾听到东条首相慨叹说：“海军不好共事。陆、海军处于对立磨擦状态，无法打仗。上级作了指示，越到下面越混乱，就是不好办。陆军大臣也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威的人喽！”

　　特别是调整陆、海军的军用物资生产，在民间工厂的利用、物资的分配与领取、劳力的补充及订货价格等方面，都有许多争执和摩擦。政府(企划院)在补充军用物资、确保国民生活和增强国力(生产力扩充计划)方面，即在确定国家总动员和物资动员计划方面操碎了心。由于统帅权独立，相互保密，企划院便无从了解军队的机密。企划院只得配备现役军人担任物资动员负责人，但这样做仍不能很好了解情况，决定物资分配还是难上加难。日本投入对美、英战争，至1943年国力已明显下降，但对军用物资的需要却激剧增长，企划院终于不得不放弃其协调，算出陆、海军的全部军用物资，如何分配改由陆、海军协商解决。这一决定在陆、海军中间再次引起激烈争论，必须召开长时间的会议。

　　我们尊敬的陆、海军老前辈曾在1936年国防方针中指出，一定要把今后的国防立足于长期战、国家总体战的设想之上。但当时陆、海军可能完全没有加以考虑或认为没有考虑的余地，总之违背这一教导，坚持军事优先，在陆、海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考虑国力的增强，仍沿用武力战万能时代的日俄战争的动员方式。这种方式不改变，国力就会很快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