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事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决不会让自己被‘征召’的”·第九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
出自————《战争通史》
1
9月初，一个国会联合委员会被指定调查珍珠港事件，这个委员会由5名参议员和5名众议员组成。
这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中民主党人各占3名，共和党人各占2名，这就使受到调查的政府在人数上处于6比4的优势 。
这还给予多数党成员挑选联合委员会的律师的机会。他们选的是有名无实的民主党人威廉·D·米切尔，他还在胡佛的内阁中同史汀生共过事，并且同史汀生抱有许多共同的信念。作为纽约的一名律师，71岁的米切尔坚信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们没有撒谎。他和他的主要助手，一位年轻的已隐退的新政主义者格哈特·A·格塞尔一样，都是义务供职的，而当时，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律师事务所里的一位同行一年收入3500Q美元。
曾经为休伊特上将的调查帮过大忙的约翰·桑尼特已不再领导有影响的海军珍珠港事件联络组。他已被提升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其工作由他能干的助手接替。陆军联络组包括7名倾向新政的聪明伶俐的年轻律师。
这样一种阵容势必将使民主党人在听证会上处于决定性的位置。有些共和党人担心，这个经历显赫、享有盛誉的米切尔将必然倾向多数党的观点。从该委员会的第一次预备会议开始，争执就十分激烈，在是否解密有关个人机密材料的问题上争执尤甚。11月2日，少数党高级成员，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将此争执提到了参议院，他抱怨委员会的多数人在那天上午所作的规定，即不允许任何人查阅记录。
布鲁斯特，一位反新政主义者，讲话咄咄逼人，这位能让坐在边远角落席位上的人都听到他声音的参议员，在两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中，愤怒地指责民主党人利用上述规定，阻碍对珍珠港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我只不过是要求会见委员会主席的权利，告诉他有些记录和档案我应查阅一下，我并不要求让我单独去，他可以指派一名委员会律师与我同去，我只要求允许我查阅记录，以确认我听到的传言或报告是否真实。”
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霍默·弗格森也同样恼火。“如果没有那些记录，委员会要有效地询问证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是，对这次调查十分重要的档案和记录不见了。”弗格森指责说，委员会的组成是不合理的。那天上午的办公会议上，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都是严格以党派划限投票决定的，因而有利于民主党，此外，他说首席律师米切尔可以“随意决定什么能干，什么不可以干”。一切由米切尔说了算。
共和党人的责难随着布鲁斯特透露米切尔向他讲的话又持续了好几天，米切尔告诫布鲁斯特，有关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关键时刻的政府四个监听姑的档案都失踪了，并且其中一个监听站的记录因为没有地方存放已被销毁。翌日，即11月6日，委员会中两名共和党代表又在参议院提出其他责难，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反对新政，并且因极力主张把冰岛作为美国第49个州而出名的孤立主义者伯特兰·吉尔哈特指责说，一份以“风”著称的指令电文也不见了；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弗兰克·基夫宣称不让他前去看望一位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进行精神治疗的重要证人克雷默上尉，而且“军中都在谈论这种方式使克雷默的精神和健康衰败”。另一位不是委员会成员的共和党议员也含沙射影地说：“使我惊讶的是，他们只是把他锁了起来，而没有把他化成水。”
在参议院，共和党人也要求给予查阅罗斯福个人档案的自由。这使得委员会中的民主党参议员斯科特·卢卡斯大为光火。卢卡斯是位忠实的新政主义者，除了1937年因指责罗斯福的改组法院计划有过一次失误外，他一直支持罗斯福政府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我永远不会授权任何一个成员去查阅这些档案的。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参议院中有人一直希望亲自去查阅一位美国前总统的个人档案。我简直无法明白——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想看那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参议员的个人档案的了。”
为了安抚共和党人，杜鲁门总统在11月9日签署了一项授权向委员会成员个人开放补充情报的命令。萨姆·罗森曼和司法部长提出抗议，说这走得太远了，但共和党人一点也不满意。布鲁斯特说，杜鲁门的缓和姿态“似乎是由总统的那些有巨大创造力、使政府各部的头头们不知所措的顾问们设计出来的”。
布鲁斯特的抗议得到了长期反对罗斯福的国际主义政策的参议员伯顿·惠勒的赞同。他说，对珍珠港事件调查工作强加的限制，在其22年的参议院生涯中是没有先例的。“我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的‘壶盖’调查，如果允许这么搞的话，将必败无疑。”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艾尔本·巴克利在第二天反驳说，“不论是作为主席的我还是整个委员会，都不会鼓励任何防止公开被调查的事实的努力。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向公众提供所有事实，不管它们伤害地位高的人还是地位低的人，我们计划前后一致地指导这次调查。”
威廉·米切尔被这些积怨搞得烦透了，他给一位共和党密友写信说，“对于我来说，要承受这些公开进行的指责和反驳是十分痛苦的。我在接受这项工作时告诉委员会，希望它明白不要有任何秘密材料，在把事实搞清楚问题上不要对我有任何限制，他们一致说在这个问题上将全力支持我。我尚未发现民主党人中有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想扣压什么东西或对我施加限制的迹象……情况很难办，我要是事先知道在有人看一看我们能搞出什么结果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政治上的感情和扣压文件的指责四处传播，我是决不会让自己被‘征召’的。”。
听证会上投下了一道怀疑的阴影，处于少数的共和党人仍然指望，如果他们进攻的火力足，或许会得到全部事实真相。至少他们将最终有机会调查史汀生、赫尔、福莱斯特尔等罗斯福政府的领导人。11月15日，在参议院办公大楼华丽的、枝形吊灯高悬的会议室里，听证会在一片好莱坞式的气氛中开始了。会议室里，曾发生过像“壶盖”事件那样的国内丑闻，一幅J·P·摩根的膝盖上站着一个侏儒的古画已被取走，为了方便委员们及其律师和坐在拼成“T”形长桌子旁的证人们，挂了不少大幅图表。每人面前有一只麦克风。“T”形桌子两边站了一百名记者。后面挤了约四百名急于想看一看主犯的观众，五名摄影记者借助耀眼的弧光灯，摄下了这个场面。
听证会在一种不祥的调子中开始了。主席巴克利刚一大声发出命令，会议室就暗了下来，原来一根保险丝断了。等了不少时间，灯又亮了，首席律师米切尔开始发表评论，没几个人能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因为作用不怎么大的扩音器盖不过照相机的“咔嚓”声和闪光灯泡的爆炸声。
第一次听证会上，主要由一名上将和一名上校讲述了12月7日珍珠港的主要情况及那个重要日子里所发生的事件。也许最专注的听众是金梅尔上将和肖特将军，二人都身着便装，同他们的律师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直到次日观众才第一次被听证会搞得来了劲。当问及1941年秋华盛顿是否命令金梅尔、肖特和麦克阿瑟“要让日本人打第一枪”时，那位海军陈述人只是说他不知道。吉尔哈特愤怒得喊道：“难道这就是他们让你们这些人到这里来念道听途说的口供，以便你们总是回答说你们只是被派来说这‘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平常和蔼可亲的巴克利对吉尔哈特极力想使海军的陈述人承认1941年12月华盛顿发出的命令中有“某些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内容”感到异常恼火，他禁不住不假思索地说吉尔哈特是在把这次听证会当作一块政治上的共鸣盘。他的话没有被记录。
而后又出现了6次激动的场面，那天快要结束时，共和党人反抗情绪甚浓。弗格森要求最多在10天之内把所有物证的副本提供给委员会。然而一千多页的没有索引的材料在第一天就丢到了委员们面前。难道这种一古脑抛过去的战术是一个防止少数党进行巧妙质询的图谋的一部分？
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共和党人指责说，民主党计划中的调查仅仅是企图洗刷罗斯福政府。民主党人则反驳说，共和党的做法正是“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坟墓发动的一场偷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把这称为一种“没有计划的党的拼命战术”。
对于记者们来说，这场听证会显然将蜕变为两党之间的一场大战了。W·H·劳伦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从他们走得这么远来看，“几乎可以肯定，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们仍将分裂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集团，其结果将是由6位民主党人搞一份多数人的报告，4位共和党人搞一份少数人的报告。”
最初几天令新闻界大失所望，因为这场调查似乎正在变成一场烦琐不堪的争吵。但是，随着19日金梅尔的前任、理查森上将这个第一位真正的证人的露面，情况发生了变化。理查森此前曾指责珍珠港事件是个“该死的捕鼠器”，表示他坚信罗斯福总统而不是金梅尔和肖特，应对这场灾难负责。当他告诉委员会他曾在1940年10月8日——距总统大选不到一个月——与罗斯福共进午餐时敦促他应让太平洋舰队返回加利福尼亚时，引起一阵激动。他说，总统坚持太平洋舰队留在夏威夷“以对日本的行动起一种牵制作用”。理查森争辩说，日本有一个知道美国舰队人员不足、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军人政府。因而这支舰队怎能起牵制作用？
“尽管有你讲的问题”，罗斯福答称，“我知道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水域的存在已经，而且正在对日本的行动起一种牵制作用。”
“总统先生，我仍然不这么认为，而且我知道我们的舰队部署不利，需要对战争或为发动战争行动做好准备。”而后理查森问总统这些舰只是否将参战，总统说，如果日本人进攻泰国或克拉半岛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国不会参战，但是日本人迟早会犯一个错误，将行动区域扩大，“我们就将参战。”
次日早晨，《华盛顿邮报》的下述标题映入读者的眼帘：
理查森说……罗斯福预言将同日本开战，把舰队部署在夏威夷周围起“牵制作用”。
“我一直被对珍珠港事件的调查弄得心烦意乱，而且现在依然如此”，伊莉诺·罗斯福当天写信给哈里·霍普金斯说，“因为我有一种感觉，那些人中没有一个顾及总统的利益。”她指的是她的丈夫而不是杜鲁门。“我敢肯定，长期下去，问题会搞个水落石出的，但你不得不记住，所有这些证人都会只管他们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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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共和党人已集中在一起发动进攻了。虽然布鲁斯特询问起来更精明，但弗格森接过了领导权，因为他对这件事兴趣更大。他将个人事务和社会性事务搁置一旁，在国会的其它工作中，只有此事最重要。他的主要助手是小珀西·L·格里夫斯(念成“格雷夫斯”)。作为1929年在西那库斯毕业的优等生，他在1943年成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副研究理事之前一直是城市人身保险公司公共关系研究部门的头头。格里夫斯和6名助手被留了下来，以帮助所有少数党成员努力搜探出拒绝提供的基本事实。这些活动所需的钱是由作者和专栏作家约翰·T·弗林募集的。作为一名坚定的罗斯福的敌手，他把精力投入了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战斗。现在他同样专心于证明罗斯福及其顾问们通过日本这个后门，有意识地把国家一步步地拉入了战争。
格里夫斯回忆说，“由于弗格森在对珍珠港事件的调查中比其他任何少数党成员花得时间都多，做出的努力都大，因而我的工作很平淡，即时常同他一起向参议员布鲁斯特汇报，并同共和党众议员基夫和吉尔哈特保持联络。”
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简直被如此浩繁的材料淹没了，他们只好依据口供，在干完国会里的其它工作之后，看东西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但弗格森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和秘书。除了最紧急的情况外不要打扰他。他平静地过着例行公事的生活，把睡眠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珍珠港事件上。
在每天的听证会开始之前，他和格里夫斯都一块工作约一小时。有必要知道每一个证人对哪几段时期比较熟悉，以前曾证实过什么，证实过什么别的有关他的情况或他比较熟悉的事实。头天晚上，格里夫斯把有关此种情况的冗长的文件档案查看一遍，把相互矛盾的口供作出特殊的说明。平日每天上午快10点时，他们顺着走廊走到会议室，几名助手帮着格里夫斯把会议所需的许多文件拖过去。当他们走到委员会的桌边时，常常又有一堆文件等着他们，当弗格森提问时，格里夫斯坐在他旁边向他提供所需的文件，并在一旦证人的回答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时帮他出主意。
上午的听证会结束后，他们就回到弗格森个人的办公室，那里有秘书给他们端上汤、三明治和冰淇淋。他们边吃边讨论下午的会议议程。弗格森经常给他患病的妻子打电话，她则给这位参议员打打气。下午的会结束后，这俩人就又回到弗格森的办公室，讨论当天发生的事情并设计次日的计划。而后格里夫斯交给这位参议员一堆当天晚上要看的材料，六七点钟他们起身离去。
11月22日，上了年岁的正在生病的赫尔作为证人出场了。他随身带了一份22000字的声明，用以加强他的辩论；他坚持不懈地避免同日本开战。他没有自己来念声明，因为他的医生向委员会建议说，那样将会产生不适当的紧张。
像委员会里其他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一样，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沃尔特·乔治也曾对罗斯福的干涉政策转变得很勉强，但一当战争爆发后，他就忠心耿耿地支持总统了；现在他不大可能同共和党人一道，对他后来接受的对外政策提出批评，乔治说，没有任何必要念赫尔的声明，因为所有成员人手一份副本。民主党人对此一致同意，但布鲁斯特却说，赫尔的意见太重要了，有必要大声念一遍。他还建议让赫尔在下午2点回来回答提问。可以预想到，其他共和党人都同意布鲁斯特的意见。在这一点上，党的一致性首次出现了裂缝。
久病之中脸色苍白、手在颤抖的赫尔披着棉衣在下午2点回到会议室，接受了米切尔的主要助手格塞尔45分钟的给予体谅的提问，这位前国务卿以疲倦不堪的声音说明，他事先根本没有预见到对珍珠港的进攻，并且否认知道1941年11月初之前美国曾保证保护英国在大平洋的属地。
共和党人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手里握有一份记录在案的马歇尔和斯塔克俩人的联合备忘录。这份注明日期为1941年11月27日的备忘录称，眼下同日本进行的谈判不应有什么结果，“日本可能进攻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和俄国沿海省份。”他们认为有5个地方可能遭受攻击——但夏威夷不会。
下个周一，赫尔再度露面，以接受格塞尔和友好的民主党人的质询。他的回答有气无力，直到有人念了陆军部的报告的一段摘录，这段摘录把赫尔11月26日给日本人的答复描述成一份最后通牒，并得出结论说，“这就是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极聪明地意指的那份启动了引发这场战争的按钮的文件。”这几句话把赫尔气火了。他的嗓门儿虽难以提高，但话里却极具爆炸性。“如果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话，我希望所有你们这些有宗教心理的人都退休！”他在后面的发言中极力克制不使用辛辣的言辞，其声音微弱但却极不客气，“几个月来我忍受着不光彩的指责，任何一个理性的有思想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同样在侵入太平洋地区，以极力谋取对该地区的绝对控制权，使我们连一船货物也运不到太平洋彼岸——除非接受敲诈性的条款——”他气得几乎晕过去，便停了停，喘了口气，而后继续说道，谁都知道日本人正在采取征服行动。“……而某些知之甚少且不怎么关心的人现在却说，‘美国为什么不做出让步以使我们免于战火，’任何人都知道，而且如果回头看一看最后10天、12天、14天里的局势，任何有理解力的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当时正在干什么。他们已经出发要进行那次决定性的攻击，我们除了屈膝投降并像懦夫一样死去之外，没有什么人想阻止他们，否则我们早就成了非死不可的懦夫了。”给他的一小时到了，他在有力的掌声中走出会议室。
他的退场使他不愧为一名巴里莫尔人，有效地阻止了受到挫折的少数党对一位他们仍认为应对导致珍珠港事件的那场灾难性谈判负官方责任的证人进行调查。
尽管没有出现新东西或惹人注目的场面，人们对这次调查仍然兴致颇高。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名报刊记者在参议院办公大楼里肩挨肩地围着4条线路，等待着发出大量的复制材料。《时报》报道说，“范围广泛的报道质量如何另当别论，但令人痛苦的珍珠港事件的报道充其量是混乱不堪了。它被相互矛盾的证言、不同的回忆和激烈的一个又一个回合的政治较量弄得复杂化了。”证言是被特意制造出来以适合旧有的偏见的。纽约《午后报》的标题是：“罗斯福不光彩的珍珠港阴谋大曝光”。《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则把第一周视为根据罗斯福有罪的日记进行的一场战犯审判，“这个国家被一个人，即已故的全然无知和内心高傲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吓破了胆”，约翰·奥唐奈在《纽约每日新闻》上说，“现有的证据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严峻事实：罗斯福及其智囊团由于轻率愚蠢的行为……对那场流血大灾难负直接的和个人的责任。”
纽约《美洲日报》文章的题目为：“赫尔的敕令使日本人决心开战”。而同一天下午的《纽约邮报》则看法不同：“日本在会谈之前已计划开战”。全国各地都这么说。
后来的几天里没有解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众议员吉尔哈特指责说，委员会里的民主党人正“故意”一点点地拿出证言，以“使一场真正的调查残废掉”。他在12月1日对记者说，民主党人已经达到了目的，“他们已经把委员会变成一个不负调查任务的司法机构。”
三天之后随着泰勒·肯特到达霍博肯，事态的发展又增加了人们的一点点兴趣。他是在监狱里度过了5年多铁窗生活后搭乘英国货船“银橡”号来的，随身带的衣箱里有一份秘密审判的副本，衣箱是由一名不知情的苏格兰警察厅的特工带出监狱的，他一时疏忽忘了查衣箱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肯特一下船，就由两名警察保驾去见等候在3号码头的他的母亲。他们吻过之后她说：“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而后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那里有二十多名记者开始连珠炮似地向他提问题。他为什么携带这些罗斯福－邱吉尔文件？“我认为这些文件里有参议院和美国人民应当知道的情报。”还有人问他是否要在珍珠港事件调查中作证，他说他将乐意去，但还没有人要求他去。“与珍珠港事件那段时期无关，而是关于美国参战的。”
他承认本不应把这些文件带到他在伦敦的寓所，“但在特殊情况下我认为我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利。”最后，他在他母亲雇的两名私人侦探保护下，从记者堆里夺路而去。“你要去哪儿？”这是丢给他的最后一问题。“我们就要消失了”，肯特说 [ 注：几年后作者问肯特他是否会完全再做一次，他说他会，但这一次他不会被抓住。“我如果更老练些，当时是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我会更加小心谨慎的。”但他仍会那么做，因为得阻止罗斯福把美国拖入那场错误的战争。 ] 。
3
刚一宣布最近卸去参谋长之职的马歇尔将在12月初到委员会露面，人们的兴趣又来了。11月28日，杜鲁门为“在胜利的战略上比任何其他人起得作用都大”而在他的优异服务奖章上又加了一枚橡叶勋章。第二天，在帕特里克·J·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之后，总统挑选马歇尔作为他的大使级特使赴华。
当时马歇尔夫妇正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的家中。大约下午两点钟马歇尔夫人上楼休息时，电话铃响了。马歇尔接了电话。当她在3点钟下楼时，收音机里播放了她丈夫将立即动身前往中国的消息，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马歇尔从躺椅上站起来说：“我们进来时响的电话是总统打来的，我怕打扰你休息一直没有告诉你。”
马歇尔立即前往华盛顿，他叫来了罗伯特·迪格斯上尉，后者是位个人开业的律师，被指定负责为这位将军准备在国会联合委员会作的证词。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迪格斯这位汉密尔顿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把以前的调查中与马歇尔知道的事情有关的所有证据搞了一份概要，迪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过压力，因为按照日程安排，将军是最后一位证人。迪格斯正在干着把所有有关的命令、备忘录和信件的概要整理成文件的冗长乏味的差事。
迪格斯没有听说关于中国的消息，当获悉马歇尔将不得不在一周内作证时他大吃一惊。这意味着迪格斯不仅得匆忙为将军做准备，而且还得急忙为将向将军提问题的米切尔和格塞尔做准备。
马歇尔告诉迪格斯，他在委员会作证“在事情结束之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我可以在想同他商量时随时闯入他的办公室，即使有人在场也无妨。”他俩马上就一天花几小时开好几次会了。“我坐在他的桌子对面，他把我准备好的材料通看一遍。他很少发表评论或问问题，因此我也很少知道他用了多少心思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材料里的说法。他偶尔的评沦使我振作起来：他认为我没有准备出事情的全部真相或准备得不正确，并且会就进一步研究的途径提出意见。”
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独特。迪格斯没有被当作一个级别低的上尉，而是被作为与这位前参谋长地位平等的律师。有一天他们受到计划去中国旅行的一帮人的打扰。“他没有要我走开，而是直接同那帮人坐在他办公室里对过的一张桌子边上，而后，他刚一把他们赶出去，就同我坐在了办公桌旁。”
另一天上午，迪格斯提前几分钟到了五角大楼，将军的秘书告诉他将军正和驻华大使在一起，迪格斯在接待室里一直等到大使离去。马歇尔很生气，“迪格斯”，他尖酸地说，“我一开始就告诉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进来，不管这儿有谁。”这是马歇尔第一次批评这位年轻律师。“我有十分钟左右一直想摆脱掉那位烦人的大使，后得知你要在8点半来，那样就可使我有借口摆脱掉他。可你并没有进来，而是坐在大厅里等着他离开。”
在马歇尔要在委员会露面的头一天；已升为中将的杰罗突然被带出来作证，他由于承担了11月27日向肖特发出混乱的战争警告的责难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激动。
米切尔问他是否肯定那不是马歇尔和史汀生的责任？“难道继续那么干不是他们的职责？”
“不是，先生”，杰罗这位曾被授予过奖章的诺曼底登陆的英雄说，“我是参谋长的一位顾问参谋，手下有48位军官。检查这些电文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一份调查材料的话，战争计划处就应当起草这样一份调查并将其呈送参谋长批准。我已说过，我是战争计划处的头儿，那是我的责任。”听到有人终于承担责任使人耳目一新，但杰罗实际上只是为战争计划而不是为向夏威夷发送混乱电文承担责任，少数党也明白杰罗承认违法乱纪只是减少对马歇尔的任何责难并为这位前参谋长准备自己的证言的一种策略。
就在马歇尔将如期在12月6日（6星期二)上午开始作证之前，他还问迪格斯有关这一过程的计划及对他有什么要求。迪格斯说，海军的最高层人物坐在一张桌子旁，他们的两边有两三位助手以供咨询，有时在回答问题很长时间之前就坐在那儿。“我说我觉得这样效果不好，我认为他应当一个人坐在那儿，自己回答问题，指出他可以总是说他回忆不起任何具体的问题，但乐意就这些问题提供所要求的补充情报。他很同意我的意见。”
当主席巴克利让委员会开始时，马歇尔独自坐在那儿，弧光灯辉煌的灯光映出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坚定人物。迪格斯只是坐在会议室后边的一位观众。“我自然对他的表现极为不安，对他会怎么样心里没底。”马歇尔镇静自若地开始作证。他爽快并有根有据地回答了首席律师米切尔提出的所有问题。
迪格斯回忆说：“听到他完全掌握了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心里直颤抖——这不仅表明他专心看了为他准备的所有材料，而且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反映出他掌握了更根本的因素。我认为他的表演很熟练，我为他而不是为我自己感到自豪。”
虽然马歇尔曾向迪格斯吐露他认为肖特和金梅尔“很可怕地拆了华盛顿的台”，但他很谨慎，对二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公开批评过。当米切尔提出他不能肯定的问题时，他会像在陆军委员会时那样回答：“我记不起来了。”他是否知道在珍珠港事件一周之前海军完全失去了日本航空母舰的影踪？“我隐约记得整个那段时间我全然不知日本军舰都在哪里，不记得是否知道正在失去踪影的实际上是航空母舰分队。我也许知道这事，但我不记得了。”在星期五的会上，他也记不起12月6日夜里他在哪里了。“我所能记起的唯一确切的事情是，我没有任何吃晚饭的约会。”他夫人的记事本表明，那天晚上什么都没记。“他们还查了查是否看邮来的电影片了。这大概是我们唯一可放松的对象，我从未看那部片子。因此我不在那里，我们也没打电话，那晚过得更像修道院的生活。”
“你肯定那天晚上你不在白宫？”米切尔问。
“不，先生，不怎么肯定”，他说，这可以意味着他也许在，也许不在。
在米切尔提问完毕之后，民主党人接着开始了友好、尊重的提问。午后时巴克利拿不准他们是否能在次日对证言作出结论。关于动身去中国将军有什么计划？“先生，我所能做的是，你们一放我走，就把一架飞机准备好。”
“这么说你是想我们一结束你就即刻走？”巴克利说。
“是的，先生。”
少数党成员对不等他们对马歇尔进行充分的质询就让他匆匆在委员会过一遍的企图很不高兴，但他们在次日上午的确有机会了。其首席询问者、参议员布鲁斯特因父亲突然亡故而被叫走，其任务由弗格森接替。幸运的是，在格里夫斯的帮助下，他设计了一项用来询问这位将军的他所称的“蓝色计划”。他用打字机把它打在一张活页纸上，纸上有本案中与马歇尔有关的各阶段的整套问题。他并不是想直到每个问题都回答完之后才放他走。
在肯定是马歇尔最难受的时刻结束之际，弗格森成功地使他承认了以下有破坏性的事实：
1、杰罗负责战争计划，对肖特没有任何权威，故不能承担向夏威夷发混乱电文的责难。而且杰罗没有任何责任向肖特发或不发适当的警报。
2、马歇尔作为参谋长，是唯一可对肖特行使权力的陆军军官；因此是唯一对没有向肖特发出适当警报负责的陆军军官。
3、12月6日晚上或星期日早晨，值班者中没有任何一位可在马歇尔骑马远去返回之前采取行动的能够管事的陆军军官。故陆军即使知道局势危紧也未处于全面警戒状态。
4、马歇尔任命了迈尔斯将军当陆军情报局的头儿知道他不具备适当的条件。
5、马歇尔知道英国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暗中参与了“紫心”密码的破译工作，而且“我们一直极力不露声色”。
6、马歇尔不知道为什么金梅尔没有得到从“紫心”密码或其他密码中破获的情报。
7、在罗伯茨的报告“公开之前，已撤掉了某些内容，在那部分内容拿去之前，完整的罗伯茨报告呈交给了总统”。
8、美国主动提出了对日本人采取一致行动的英、荷、美协议；马歇尔、史汀生和诺克斯批准了这些协议；日本人进攻珍珠港之前协议业已生效。
9、珍珠港事件之前，“飞虎队”里的美国军官就已准备赴中国同日本作战。
一天来，弗格森显然已使民主党人恼火的毫不留情的严厉盘问终于结束了。副主席、众议员杰里·库珀，一位被当作众议院里民主党善于解决麻烦问题的老手的强有力的党员，一直很少说话，被记者们起了个外号“斯芬克斯” [ 译者注：“斯芬克斯”是希腊神，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 ] 。这会儿他问能否向马歇尔将军提一些问题。“我明白他昨天已讲过飞机正等着把他带往中国赴职。
“它特不得不继续等下去”，马歇尔平静地说，“我将由你支配，直到你问完为止。”“鉴于这种情况”，巴克利说，“委员会休会，星期一上午10点继续开会。”
星期一上午10点，弗格森又开始使用叭喇狗(一种颈粗性猛的狗——译者)战术而没有受到多数党的阻挠，在他提问题的过程中后者没想哄笑他使他丢脸。星期二，他手里攥着“蓝色计划”又回来了。最后，在当天晚些时候，马歇尔被放行去见总统，但事先弗格森已警告他事情还不算完。而后开始让迈尔斯将军回忆。“秃脑袋、说话结结巴巴”(《时报》语)的迈尔斯承认，他曾在12月6日晚上看过13点(指令)，后来又说他不认为“有必要在那天晚上为了那些电文叫醒参谋长。”
弗格森和平常一样，坐在那条长桌子的右端，但由于布鲁斯特不在，他把一只椅子移到左边，一直坐在桌位首席的格里夫斯挪到弗格森最初坐过的座位上。在提问迈尔斯时，不知参议员卢卡斯说了些什么，使得格里夫斯笑了笑。
明知格里夫斯一直在怂恿共和党参议员的卢卡斯发起火来，对坐在弗格森右边的这位先生嘲笑他表示抗议。“我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他有什么权利坐在委员会的桌子边上窃窃嘲笑美国参议院的一位参议员。……我不想坐在这张桌子边上，让一位我一点也不了解的、经常参与此事并时常就参议员们应提问题的形式和种类提醒他们的什么人，对我可能提的与此次听证会有关的某些问题暗自嘲笑。我认为现在该是委员会搞清楚此公到底是谁、干什么的时候了。”
弗格森说格里夫斯负责参议员布鲁斯特的珍珠港事件的卷宗。卢卡斯想知道格里夫斯此前在哪里工作。“他是不是1944年大选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研究人员？让他自己说。”
格里夫斯说他是，而巴克利则纳闷：格里夫斯给布鲁斯特和弗格森干事的报酬由谁来付？
“他没有为我干任何事情”，弗格森说。
“没干许多吧！”卢卡斯挖苦说。
弗格森坚持说他说不出谁给格里夫斯付钱，等参议员布鲁斯特一参加完他父亲的葬礼回来，他肯定能说清楚。
但卢卡斯说了最后一句话：“主席先生，我并不欣赏两次被这位先生无缘无故地侮辱，我不想再忍受了。”
休会后，记者们把格里夫斯围了起来，他说，有谁想知道他的报酬是怎么来的，请问布鲁斯特，他将在星期五以后回来。卢卡斯最后还给记者们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奇怪，一个近来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非常一致的人居然坐在这里，包揽了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在他们大肆声称他们希望不要让政治介入研究工作之时。”他向记者们许诺，他准备弄清楚“谁在给格里夫斯先生掏钱，多少钱，是谁负责把一位著名的共和党人弄进了一场超党派的听证会”。
翌日上午，格里夫斯又回到了会议室，这一次他坐在平常坐的位置上：委员会桌子的首位而不是后边。轮到基夫向马歇尔提问了。这位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个子高大，仪表堂堂。在密歇根大学时他是校合唱队的队长，他那清晰的男中音在屋子里处于支配地位。盛传他做试用律师时，能用其推理和一口辩才使好几个陪审团着迷。
他先是笑容可掬，但很快就换成了他曾当过的地方检察官的面孔。多少有些激动的马歇尔为他记忆中的几次失误做了辩解。所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被4年的全球大战磨得差不多了。直到前几天我才开始审查这些重新勾起我的回忆的事情……”
在下午的会上，基夫就11月27日给肖特发的意义不明的警告极为谨慎有礼地盘问了马歇尔。作为参谋长，当看来只有他对破坏活动有所警觉时，他竟然不做进一步调查并再给肖特将军下达命令？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有机会进行干预但我没有做。“
“那好，您说您有机会，”基夫话锋犀利地说，“那是您的责任，对不？”
“你可以这么理解，先生。”
“好吧，我不想这么理解，我是在问您。这话是您说的，‘您有机会’。”
马歇尔可能已感觉到问话中藏有不满，他又做了一次辩解。“基夫先生”，他说，“我的桌子上每天有许许多多告诉我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文件要仔细审阅……我在文件上作记号并草签它们，把那些尤其应当让陆军部长看的文件给他留出来，以确保他能看到这些文件，以防由于各种偶然原因使他看不到同样的电文。”他又快速地说，“我这么说并不是把责任往陆军部长身上推，我只是想让他知道那些文件。现在与陆军部的这些命令有关的事情亦同样如此。责任由我负。”他一再说他对这件事情负全部责任，但杰罗将军负“直接责任”。
“好吧，那么”，基夫说，“事实依然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当时您和其他处于常规戒备状态的任何人，如您所言，肯定知道同日本开战已迫在眉睫，他们可能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进攻，而且还知道肖特发回的这份重要电文，由于某种意外事故或某些地方的玩忽职守，没有再给肖特将军发电报，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此时坐在几英尺之外的肖特，肯定和金梅尔的几个律师拉格、拉文德和哈尼菲一样，对基夫提问题的方法留下了探刻的印象。
基夫还没完，几分钟后他突然问马歇尔，如果从他的证言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否公平：就陆军而言，在珍珠港悲剧问题上，他对肖特将军负责。
“先生，我从未这么说过。我认为当时给过肖特将军一个指令，授权他警惕日本人可能发动的进攻。该命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那好，我问您同样的问题，从对当时情况的全面了解及所涉及的责任来看，您是否对珍珠港的这场灾难承担一些责任？”
他只在没有察觉肖特的答复“没有表明一种全面戒备状态”问题上负责。
对马歇尔的严峻考验在第二天结束了，但在结束之前，接替基夫的吉尔哈特问道，为什么截获的日本人之间的密码，特别是檀香山和东京之间的通讯，一直没有送给肖特和金梅尔。“难道您不认为这份东京询问有关檀香山和珍珠港的船舰活动的具体情况的电文绝对有必要转达给夏威夷的指挥官们？”
他答称，“有关许多地方的许多电文”源源不断，如果他要负责最后看所有的“魔术”电文的话，“我实际上在其他所有方面就不再是参谋长了，因此，那是绝对不切实际的想法。”
下午12点45分，共和党人结束了对马歇尔的调查，他可随时启程前往中国了，主席巴克利对他耐心的合作表示感谢，并代表委员会祝愿他在新的使命中，像他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取得最大成功。作为一名熟练的典礼官，巴克利用一句笑话结了尾。“本主席想代表个人说，假如您到中国以后，在重庆发现您在利斯堡的农场没能耕种好而需要一名种地好手的话，本委员会主席会高兴地跳起来，认为他可担此大任。”会议室一度又和睦一致了——大家都笑了。
多数党和法律人员都认为，马歇尔的证言是可信的。格塞尔的结论是“绝对诚实”，“我认为他的表演太妙了”，迪格斯回忆说，“我打心眼儿里为他而不是为我自己感到骄傲。”但许多共和党人及实际上所有的孤立主义者都认为他撒了谎。 [ 注：据珀西·格里夫斯讲，弗格森在一次会前告诉格里夫斯和布鲁斯特，头天晚上他曾无意中听到马歇尔同巴克利在屋里谈论一个社会性事务，即他不能说出12月6日晚他在哪里，因为那样可能给“首长”找麻烦，弗格森所说的“首长”指的是罗斯福。 ] 这位将军给他的听众留下了一种遗憾，约翰·T·弗林在纽约《美洲日报》上报道说，“给我的印象是，他表明他已对责备下属做好了惊人的准备。”
马歇尔本人肯定是非常宽慰地离开了那间他不得不“坐在那里忍受”——他后来对一位朋友抱怨——的会议室。
那天下午听证会即将结束时，首席律师米切尔闷闷不乐。他把巴克利叫到他的办公室宣布他和工作人员要辞职。他们本来被许诺整个事情将在一个月内结束，但现在还远远看不见尽头。巴克利敦促米切尔重新考虑一下，至少先把问题搁一搁，留待以后再说。
第二天(12月14日)上午，米切尔向委员会宣布辞职。在开了一个月的会之后，只调查了八位证人，至少还剩六名证人。他和他的工作班子还得保留原职，因为他们上任时有一个谅解，即在不迟于1946年1月3日搞出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他抱怨说，“某些委员会成员广泛的审查”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因此，他和他的班子感到这项差事尚看不到尽头。“这是我和我班子里的其他成员深为关切和遗憾的根源。我并不想要这律师的位置，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没法拒绝它。”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地——包括星期天——干了两个半月，并搞出了许多以前的调查从未介绍过的有关情况。“我们都感到沮丧，因为由于听证会的整个安排，我们不能提供这些情况。”他没有讲其内容，但这是他同迫使他决定辞职的共和党人争吵的原因。他把他们视为只玩政治的故意妨碍议案通过者，而他们则认为米切尔是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向着民主党人的公开的党派分子。
巴克利赞扬了米切尔及其工作人员，对他们决定辞职深表遗憾。他自己也在考虑辞职。“在我自己看来，我必须就在这次调查中我是否还有更多的义务做出决断，如果有，它是否超过了我由其挑选出、在里边供职8年多的参议院授给我的权利。”
乔治参议员也对共和党人延长和扩大审查提出了批评，“当然，我承认委员会所有委员有权任意长时间地审查证人，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否把问题搞混乱了而不是得出某些公众可以相信的答案。”
米切尔同意留到1月初，继续整理杰罗将军另外的证言，尽管上午时还心情紧张，但到了下午，米切尔和巴克利俩人都可以开玩笑了。在讨论一座要塞多么经得起进攻时，米切尔提到，福特·蒂肯德罗迦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坚固的要塞之一。“我记得，其指挥官是在床上被抓住的……我想他手里甚至还拿着裤子哩。”
“他是要穿呢还是刚脱下来？”巴克利为使旁观者们高兴问了一句。
对米切尔辞职的反应报纸各不相同。亲政府的报纸谴责委员会里的少数党成员为了政治利益不必要地耽搁了调查过程。但像《雪松快报》那样的与政府对立的报纸则持另一种观点。“天底下有谁曾同米切尔及其工作人员做了一笔交易，听证会不会开到1月3日以后？达成协议的人认为不论如何，调查的性质会怎样？对其性质进行调查对美国极其重要，应当给予足够长的时间去做这项工作，就是花5年时间也可以。”
威廉·S·怀特在《纽约时报》上透露，那些与米切尔有联系的人对他决定辞职并非完全没有料到。
他的声明中所表明的要比他至少两星期的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要明显得多。
这就是他对委员会进行的审查越来越不耐烦，那些审查使得这位律师除了得到数据和递交物证之外几乎无事可干，他对共和党一方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难以表达的愤怒会使人想到，他也许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没有拿出全部材料。
他同别人，尤其是同密执根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弗格森之间的交流在举行听证会的第一周以后就开始显出锋芒了。
4
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布鲁斯特向委员会解释说，格里夫斯是为他工作，许多月来一直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毫无关系。而后他念了格里夫斯的一封信，信中称“我从未产生过通过思想或言行来侮辱或怀疑美国参议院任何成员的念头……我敢肯定，那位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曲解了一个无意识的、我认为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留意的没有出声的微笑。”
卢卡斯一点也没让步，说他要查明更多的关于格里夫斯在办公会议上的情况。“我认为该委员会有权知道都是哪些人，其背景如何，所抱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给他付多少钱，是准付的。” [ 注：后来，在听证会期间一直比较安静的民主党众议员克拉克一只手搂住格里夫斯的肩膀说，“如果你需要一名代理人”，他和蔼可亲地说，“就告诉我。” ]
布鲁斯特以一种威胁性的口气反击说，如果要调查格里夫斯，那就可能是一场对“那些更积极地与委员会保持一致的人的关系户的调查，而我敢肯定，那将使我们开始干某些将使我们走更长一段路的事情。”
“不错”，卢卡斯说。这俩人就像斗鸡一样。
“还有许多没有给少数党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那就是记录的内容。我们如果开始干这些工作的话，会干得很圆满的。”
差点爆发的一场风暴结果却变成茶壶里的一点骚动。大家同意让格里夫斯留下来，但永远不能再坐在委员会的桌子后边。午休后不久，巴克利离开了会议室。他说他发烧了，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他取消了原定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办公会议。他希望第二天能返回会议室，但巴克利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白宫。在同杜鲁门举行会议之后，他对记者们说，他尚未决定是否辞去委员会主席之职。
次日上午，第18名证人、威尔金森上将在多数党中引起了极度的惊愕，他透露，有一份截获的德国人的电报通知日本人，说美国人可能已经破译了他们的一些密码。“从日本发出的几份电报表明，日本人希望其特工在报告时要特别注意保护密码。”格里夫斯瞪着眼睛看米切尔将如何反应。一个月之前，弗格森曾问这位首席律师有无表明日本人知道美国已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的情报，一天之后米切尔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布鲁斯特现在问律师是否把这些电报锁了起来，格塞尔替米切尔回答说他们没有锁。于是布鲁斯特像一位地区检察官似地转向米切尔。“那好，我有一封米切尔先生的信，信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人已发觉我们正在破译他们的密码或产生了怀疑，而那些证据与此完全相反。米切尔先生，您还记得那封信吗？”
“记得”，米切尔说，“那是根据我们调查的人所在部的一份报告写的。”他已经把那份相反的报告转交给了少数党。
布鲁斯特举起一张纸，那是截获的一份从东京发往墨西哥的电文。他念道：“……美国人无疑在昼夜不停地进行监听，他们可能已经获得了我们的一些密码电报。”
米切尔脸色苍白，格里夫斯心想他要昏晕过去了。
“当然了”，布鲁斯特继续说道，“现在那份电文恰恰与显然是海军部给您的报告相互矛盾，这难道没有表明日本人至少已怀疑我们正在破译他们的密码？”
米切尔有些慌张了。“我认为海军有权破译它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人对此并不知情。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说的原因。显然那份电文包含了我们可能存有的一种猜疑。”
布鲁斯特的声音很尖刻。“这些截获的电报从7月1日到12月7日的都有，前些日子我曾问询更早时候截获的电文，在我被拒绝去审阅那些档案之后，我仍然被确切地告知，有5份海底电报非常具体地涉及到这位海军上将现在谈的这件事，即德国人显然已经发现了与此类似的东西……我说我起码感到惊讶的是，假如海军的档案里有四五份这种电报的活，他们会给您对此毫无暗示的情报。”米切尔问布鲁斯特究竟想找什么情报，这位共和党人说这很明显：他想要的是所有表明日本人怀疑其密码已被破译的电文。他重复道，为什么米切尔在他要求看情报时却给了他一份否定的报告。
这位被搞得大为头疼的律师答称，他只是转交了海军给他的那份报告。“我从未问过他们有何证据，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一直在破译这些密码，这表明日本人并不知道这种情况。”
布鲁斯特再次重复了威尔金森上将刚才已证明的有关柏林发给东京的秘密告诫。“我认为假如威尔金森上将现在所言没有错的话，海军给您这么一份报告就是很使人遗憾的了。”
一位多数党成员终于替米切尔说话了。“这样的话记录里已记了两三遍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约翰·W·墨菲抗议说。作为12个孩子中的排行第11，他是一位好斗的爱寻衅的爱尔兰人。
布鲁斯特提高了嗓门儿。“我十分理解这位先生对这里任何似乎相互矛盾的事情的关心，但我想这是我们一直着重强调的更为重要的一点，而且我想知道这些电报是否存在……我为得到它们已做了一个多月的努力。十天之前我在办公会议上向律师谈过此事，现在则有人告诉我，他们想知道我究竟在找寻什么。”
“你的话筒声音太大了”，墨菲吼道，“现在已是第三次记录这句话了。”
接替巴克利主持听证会的副主席库珀试图恢复秩序。“参议员，我想律师明白此事。我敢肯定他们将继续在各个方面尽可能进行合作。”
布鲁斯特本欲继续向威尔金森发问，但弗格森介入了这场辩论。他展示了米切尔给他写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称没有“任何情报或迹象”表明日本人曾知道其密码已被破译。
米切尔静观了好长时间没说话了，但这会儿他火了。他没能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了“我很可能对此保持沉默，但却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应当很高兴把我显然很简单的大脑里装的东西掏给您”，这位缅因州的参议员隆隆地说。第一，如果威尔金森上将的话没错，那么海军根本就没有向首席律师提供完整的或准确的情报。第二，在马歇尔就杜威事件接受调查时，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加了，即“魔术”是国家的一个重大秘密，而日本人绝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密码正在被破译。“我不明白海军为什么要告诉您没有任何情报表明此事。如果它一点也不重要，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提供这些事实和电报，而如果它很重要，有人建议把它藏起来，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东西。”布鲁斯特本可以讲但却没有讲的第三点就是，他很怀疑海军隐瞒或者已销毁了与其他甚至更重要的问题有关的电报。
墨菲插进来说，昨天就花了20分钟“指责”珀西·格里夫斯，“现在我们又花了20分钟审问律师，谈论杜威事件。我建议我们谈珍珠港事件……”
但基夫自己对所需材料的转交抱有怨气，他本人至少要过25次，但却只给过两三次。现在一个月过去了，弗格森要的有关破译密码的情报还没给。“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何原因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这使我非常气愤，我只能说我们得到的是用匙喂的证据，”
当天快要结束时，米切尔是如此一副可怜相，以至于他的妻子凑到布鲁斯特夫人跟前，打问由于他身体欠佳，少数党参议员们是否会对他宽容些。
上午，这位首席律师以一种很难为情的道歉开了场。“昨天我犯了错误，我没有核对事实就说或心想我已经把要看有关破译密码的情报的要求转达给了海军或陆军，说它们给了报告，还说我是根据它们的报告讲话的，其结果给陆军或海军的良好信誉造成了一些污点，认为它们不提供我们所要的情报。”由于感到羞辱，他的声音很低。“我想说，对海军或陆军的非难是不对的，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从未向它们索要过那些材料……我很愿意为没有把事情干好接受公开批评，尽管那时刚开始，相当忙碌，也许我会得到原谅的。”
“我肯定我们都认识到了”，副主席库珀很同情地说。少数党没有发表尖刻的评论，对布鲁斯特夫人所起的积极作用或者纯粹的怜悯也均未表示感谢，而后米切尔从记录中念了11封威尔金森从档案中发现的电报，这些电报确凿无疑地证明，日本人确实担心美国已破译了他们的密码。
让威尔金森离去后，特纳上将被叫来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毫无惧色地走进了会议室。他是其前任助手威廉·莫特的一位房客，莫特一直极力劝特纳清醒地对待这次听证会，萨沃岛战役后，他嗜酒如命的毛病转化成了酒精中毒，在冲绳战役中，他干脆用酒精对点葡萄汁喝。他会因饮酒过多而“由我背到”船上救护所里，有时会烂醉如泥，以致常常在神风敢死队袭击时，莫特叫都叫不醒他。在莫特看来，特纳是海军里最聪明、最有力的上将，几个月来他一直保护着他。但问题变得十分严重了，他不得不报告了舰队的医生。特纳被解职了，在回关岛的途中，他除桔子汁外什么都没喝。当清醒地到达关岛之后，他设法使尼米兹相信他一点事也没有，应让他当进攻日本的特遣舰队的指挥官。
在听证会上他又显示出了以前的那种活力。虽然他的一些证词比较混乱，但没人知道他前一天是个什么样子。星期四(12月20日)，他否定了他在海军调查会上所作的证言；诺伊斯上将曾向他报告说收到过一条“风”指令；而那条指令意味着美日关系破裂或两国之间更有可能开战。现在他证实，诺伊斯在12月5日给他打电话说，已收到第一份关于天气的电报，内容是“北风，晴”。
特纳说他在海军作证时有点乱，但现在清楚了，第二天(21日)接受布鲁斯特的盘问时，他对他的证词为什么同以前不一样作了解释。最近由几位研究这一问题的军官改正了他的证词，听众不知道应该接受哪个证词；特纳自己对“风”指令的回忆还是他重复的在旧金山听到的谈话。
特纳还声称，诺伊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曾在三个场合向他保证，金梅尔和肖特当时收到了华盛顿破译的相同的情报。特纳说，由于诺伊斯已在海军调查中对此予以否认，“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我没有把问题向诺伊斯上将讲清楚，而他对我正在进行的努力有误解。”奇怪的是，这俩海军高级军官在三个不同的场合未能相互理解。“然而，1941年在三个不同时间听到的那三次谈话使我相信，那些军官当时正在获悉有关我们在华盛顿破译的至少与太平洋有关的电报的相同的情报，我将此事通知了斯塔克上将。”当然现在他知道夏威夷没有任何“紫心”机器。
虽然如此，特纳还是严厉批评了金梅尔。如果认真对待11月27日的警告，他本可以击败日本人，至少可以大大减少其进攻造成的损失，当被问到金梅尔是否拥有足够的设备物资去实现上述结果时，特纳的回答与许多相反的证词相抵触：“是的，先生，可以便日本舰队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会议开到下午5点40分，副主席库珀向这位证人表示了感谢，原谅了他并说：“委员会祝同我们一起工作的新闻界和其他朋友圣诞快乐，新年愉快，委员会从现在起，休会到12月31日上午10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