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为金梅尔海军上将火中取栗”·第八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
出自————《战争通史》
1
在陆军和海军调查开始前一个月，一个与珍珠港略有联系的事件看起来好像将危及罗斯福赢得第四次总统选举的努力。这是一宗奇怪的秘密案件，在美国的经历中史无前例。一个驻伦敦使馆的年轻美国密码官员1940年5月20日被英国警察抓获；在大使约瑟夫·肯尼迪默许下被逮捕。这位官员名叫泰勒·盖特伍德·肯特，随后根据1911年官方保密法以窃取官方文件罪在旧贝利秘密受审，判处在英国牢狱服刑7年。
肯特轮廓分明，年轻英俊，生于一个著名的弗吉尼亚家庭。他是戴维·克罗克特的后裔，出生在满洲，他父亲是这里的美国领事。他先后在普林斯顿的肯特学校、巴黎大学、马德里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受过教育，6年前开始进入领事行，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一个密码职员，他对大使威廉·C·布利特的急电以及对美驻波兰大使安东尼·德雷克塞尔·比德尔从华沙转来的敦促波兰人抵制希特勒的电报惊讶不已。对肯特来说，这完全表明，美国外交家正“积极参与欧洲敌对联盟的形成，……他们没有接到任何训令这样做”。
作为一个孤立主义者和一个反共分子，他开始考虑能用什么方式把这种情报透露给美国参议院或新闻界，1939年10月他被调到伦敦，之后不久看到了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秘密通信，通信内容与议定书相悖，绕过了英国外交部，此时，他透露情报给美参议院和新闻界的决心更大了。这些电报比他看过的任何文件都更令人震惊，美国总统和英国海军大臣共谋推翻首相张伯伦，以便结束张伯伦搞的“虚假战争”。他们俩人致力于一场对纳粹主义的真正全面战争。电报也表明，罗斯福与艾登、达夫·库珀以及“战争党”的其他成员接触，这些人强烈反对张伯伦试图与希特勒达成妥协的和平。
1940年春天，邱吉尔成为首相之后，这种秘密通信仍在继续。肯特确信，罗斯福将把美国拖进战争，除非他的行径暴露无遗，所以他认为无论自己付的代价有多大，做此事乃是他的责任，他新近结识一个名叫安娜·沃尔科夫的俄国流亡女人，1917年革命时她父亲是驻伦敦的海军武官，她与肯特一样憎恶共产主义，把他介绍给A·H·M·拉姆齐上校，拉姆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议会中的托利党成员，同样反对共产主义。他也确信，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阴谋已经从内部接管了英国。
肯特给拉姆齐看了罗斯福－邱吉尔通信的一些复制件，拉姆齐认为，它们可以使之成为议会中一个问题的议题。这将不仅暴露邱吉尔反对张伯伦的阴谋，而且还向关心和平的美国公众揭露出他们的总统正秘密致力于那种目的。在这点上，肯特失策了，让安娜·沃尔科夫借走了一些电文。在受审时，肯特作证，他认为她将把这些电文带给拉姆齐。
肯特被捕的前两天，一名伦敦警察厅官员通知肯尼迪大使，他的密码员之一“由于与一伙怀疑进行亲德活动的人联系密切，已成为伦敦警察厅注意的目标”，其中一人是安娜·沃尔科夫，她被认为与德国人有联络。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肯特是否通过沃尔科夫，把涉及总统的机密电报给了德国人。因为肯特是美国公民，享有外交豁免权，文件是美国财产，所以这位伦敦警察厅的人想知道怎么办才好。
肯尼迪没有与华盛顿商量，就取消了肯特的豁免权，然后请求赫尔允许这样做。两天之后，发来一份“非常机密的电报”表示同意。与此同时，肯特尽管受到严重指控，但仍被允许履行公务。
5月20日上午，他在第47格洛斯特路的寓所被捕。两名伦敦警察厅的侦探和一名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官员搜查了这个房间，在未锁的食橱中和一个棕色皮包中发现约1500份机密文件的复制件。肯特被捕，很快被带去见肯尼迪。大使问，肯特怎么会对他的国家失去忠诚呢？肯特相信他的行动只是防止自己的国家被拖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所以“处之泰然”。接着肯尼迪问为什么他带走所有这类材料。沉默寡言的肯特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是“重要的历史文件”。
现在，由于自己政府的选择，肯特成为不享有任何美国人权利的一个英国政治犯。直到两个月之后，他才终于在鲍斯特里特治安法庭秘密开庭时正式受到指控。肯特后来说：“我认为最初不存在着任何把任何指控强加于我的意图。我相信这样做是由于美国官员的压力。”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被捕3天之后，英国内政部曾发布驱逐令，表明英国愿意把肯特驱逐出境。
但是这将意味着罗斯福1940年在准备重新竞选总统运动之时在美国进行审判。因为此时在美国进行秘密审判是不可能的，公开开庭泄露的事情有可能意味着罗斯福的失败。但是在英国，根据官方保密法，所有审讯均可秘密进行。是年10月，肯特被押解到旧贝利，他谈到对美国外交政策幻想破灭，罗斯福对人民不是坦率直言，人民“不是什么都知道，他们只被告诉半真半假的情况，而不是不折不扣的真相”。他对看到的电报震惊不已，决定向美国参议院或新闻界揭露罗斯福的诡计；他最后认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拉姆齐上校。
难道他不认为他忠诚于他的雇主肯尼迪大使吗？他回答他是忠诚的，但这不是他的唯一职责。“你认为对谁具有另一种职责？”
“噢，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述的话，那就是对美国人民。”
“你认为二者之中哪种职责更为高尚？”
“自然是对美国人民的职责。”
尽管肯特承认他让拉姆齐和沃尔科夫两人借走了一些文件，但根据官方保密法很难判他有罪，除非能够向陪审团证明沃尔科夫是一个外国间谍。表明这一点的唯一证据是一份被截获的写给“霍一霍勋爵”的信，他在德国通过电台散布反英宣传，这封信包括对犹太人进行更为强烈的攻击的建议，在意大利参战前，沃尔科夫与意大利在伦敦使馆的一名武官关系过密，这一证据甚至更不足信。英国副检察长乔伊特伯爵后来承认，“没有根据表明她把任何机密情报给了这个武官”。即便这样，根据包括在官方保密法中的特殊规定，即这种间谍是有理由受到怀疑从事一种有损于国家安全或利益的行动的任何人，因此，沃尔科夫被法庭指控为“外国间谍”。乔伊特承认，“安娜·沃尔科夫未被任何外国大国雇佣，她也从未从任何外国大国那里收到任何报酬”。
按照定义，她还是一个外国间谍；判处被裁决有罪的肯特7年监禁。他仍然确信，他是一名忠诚的美国公民。他承认犯了法，“但一种行为的动机或目的是最为重要的”。虽然英国声称他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与安全的目的，但肯特从不认为它是对自己国家利益与安全的根本伤害，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
从一开始，肯特的母亲安妮·H·P·肯特夫人就进行了一场让其儿子回美国的斗争，因为在美国，他可根据美国法律受审，但她致罗斯福和国务院的信并末得到任何满意的答复。直到1944年6月，肯特关押的消息才偶然被透露出来，它是在一名英国议会议员问到有关拉姆齐的问题后才传出来的，拉姆齐未受指控已被关押了4年。据当时披露，肯特给了他一些罗斯福－邱吉尔的机密电报。一个美国记者发出这一出乎意外通过英国新闻审查官检查的报道，结果是6月19日在华盛顿引起轩然大波，伯顿·惠勒在参议院慷慨陈词，“我不能理解一个美国公民如何在一家英国秘密法庭上受审。”“如果我们逮捕了这里英国使馆的一名成员，力图在美国秘密法庭上审判他，”情况将是如何，“英国政府自然会立即抗议，我们就不会在秘密或公开法庭上审判他了。”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的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回答说，“国务院说，英国政府在起诉前，把文件交给了关国政府，在这种起诉提出前，我们的政府审查了文件，得出结论说，肯特应该被起诉，并取消了他的外交豁免权。”康纳利说他不对肯特抱有一丝怜悯。“捶胸悲叹说，‘我们将在美国法庭上审判美国人’，好倒是好，可是在那里，我们发现一个正在搞密谋的人，根据英国法律，他被定为有罪。我不会对他抱有任何同情的。”他还宣称，所谓的邱吉尔－罗斯福私人通信的传闻纯属流言蜚语。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反驳说，‘这不是谣传，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位英国新闻审查官应该对之检查，既然他已经检查过了，我想它就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许可。英国议院无人否认这些话。”另一位共和党人说，在1940年总统竞选运动之前，报道说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秘密谈判“反反复复”地保证，美国人的孩子将不会被派去进行对外战争。
康纳利辩解道，“在战争结束前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阻止这种后方的诽谤和射击呢？”此话话里有刺。
参议院的激烈辩论在众议院引起反响，一个共和党人宣布，罗斯福和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持续通信，目的是使我们卷入目前这场战争”，他也披露了两年多前肯特母亲告诉他的情况。“那时我不能得到有关真相的准确材料，但是如果这种描绘纯属杜撰，实情应该记录在案。就不会对军方的努力做出任何伤害了。”
在民主党人中，对秋季总统竞选准备的忧虑回荡在大西洋彼岸。维斯康特·哈里法克斯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已经从泰勒·肯特案件中挑起一场相当大的争执，“如果有关肯特－拉姆齐案件的任何事实能够无损安全地公之于众，它将大大有助于澄清真相，否则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危险：总统和邱吉尔先生据称的背着美国国会和人民串通一气使美国进入战争不可避免，将被引发为有损我们利益的选举争执，在很久以后，继续使记者和历史学家的论著疑云难消。”
国务院收到许多询问泰勒·肯特是否受到公正对待的来信，感到有必要在9月初发表一个声明，其多数内容是准确的，但由于声明把怀疑和确凿事实不明智地混为一谈，读起来好像是一本间谍惊险小说，而不是一份严肃的国务院报告。例如，在一点上，它声称警察已“证实，被发现的文件中有些被转交给了一个外国大国的代理人”，以此暗示肯特是个间谍。
肯特夫人向国务卿赫尔提出抗议。她写道，“除了他的母亲，没几个人对泰勒·肯特本人感兴趣，但一亿三千多万美国人急欲了解，在和平时期，即租借法案和其他法案提交给参议院的前一年，它们已经‘在美国总统和英国海军大臣’之间策划好了，这一点是否属实。”
翌日，前大使肯尼迪对这一事件火上浇油，他刚刚拜访过富兰克林·D·罗斯福，1940年，他在一次出其不意的紧要关头的广播讲话中支持罗斯福。在接受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记者亨利·J·泰勒的一次单独采访时，肯尼迪提到了肯特审判中从未涉及的事情，做出了远非国务院声明中的内容能与之相比的毫无根据的断言。
当问到肯特如何和为什么把秘密情报转交给德国时，肯尼迪回答说，“据说肯特与俄国姑娘安娜·沃尔科夫的友谊大大影响了他的态度，但显而易见，她没有进入德国的安全和正常渠道。……肯特就利用意大利使馆到达柏林。他主要用意大利外交邮袋把我们的秘密带出英国。你想想，直到肯特被捕时意大利才参战。如果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我是不会赞成把肯特移交给伦敦警察厅或同意他监禁在英国的，我将建议把他押回美国，处于极刑。”
他也戏剧般地歪曲说，在肯特寓所发现“一个锁着的箱子”，装着1500份用不能破译的电码写成的电报复制件。
那天晚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突然停顿了。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总统说，我们的绝密电码在任何地方都决非安全，我告诉罗斯福先生，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以及据推测还有日本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过去8个月内进出白宫和国务院的各种问题、决定以及所有其他事情，而这正是这场战争史上关键性的时期之一。
结果是，就在法国陷落之时数周，美国政府关闭了它的秘密通讯系统，停止了与各地美国使馆和公使馆的私人接触。在此关键时刻，虽然极其重要的决定时时需要做出和传达，但任何电文都不能被总统、赫尔先生或其他任何人发出或接收。这种状况从两周持续到一个半月——直到一种新的无法破译的密码在华盛顿设计出以及由世界各地的特殊信使使用。……
无人“陷害”肯特。英国判其在怀特岛上服刑7年是极其宽大的。使肯特免于一死的唯一东西是，他是一个美国公民，我们尚未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编造事实和虚构、被泰勒称之为“迄今为止在这场战争中破获的最重要的间谍案”，成功地结束了共和党人试图使肯特成为一个选举问题的努力。它也消除了公众对肯特所抱的任何同情。这个人也许出于对一个富有魅力的女间谍的爱情，成为背叛祖国的十足的间谍。(其实，她已到中年，被一位观察家描述为他所见过的“最丑的女人”。）
肯特设法致电母亲：肯尼迪谎话连篇。事实也是如此。肯特用意大利外交邮袋偷运美国机密的说法纯属推测，其根据是沃尔科夫认识一名意大利使馆的雇员。在审讯中，肯特甚至没有被指控为与她共谋。在旧贝利出示的一封信中，检察官宣布他无意指控肯特“参与或知道她与德国联系的企图”。
说肯特造成外交停止是另一种捏造。在肯特被捕后的那些天里，肯尼迪本人就发出了最终会被国务院公布的非常机密的电报。此外，把用来发拍邱吉尔－罗斯福电文的电码描述为“不能破译”和“我们的绝密电码”，更是荒唐可笑，这是众所周知的非机密电码，自1918年以来就被德国人和其他外国大国轻而易举地释读。美国外交部门的官员对之非常熟悉，在20年代末，一位驻上海的年长领事就用格雷电码发出了他的退休讲话。
2
虽然肯特一案成功地被销声匿迹，但珍珠港事件仍然是大选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由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判断错误，这一争执在8月下旬达到高潮，在8月26日《矿工》双周刊上，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呼吁加强陆海军，他首先认为，珍珠港遭攻击暴露出“存在于责任分散的危险”。他接着暗示，在这次遭攻击之前，肖特和金梅尔相处并非融洽，并断言无论什么时候，“金梅尔上将都未询问或接到有关陆军履行其极为重要职责的方式的情报”。他还指责说，除了在训练和演习期间，金梅尔从未进行过远程空中侦察，肖特将军也未曾弄清楚海军如何执行这一任务。
金梅尔致信杜鲁门说，他的断言因为以罗伯茨报告为据，因此是错误的，罗伯茨报告并未包括珍珠港大劫难的基本事实。“我建议，在有关珍珠港事件的真相彻底揭开之前，你应该力戒重复基于从来就经不起公众推敲检验的根据之上的指控。我只不过要求结束在这件事上的无稽之谈和半真半假的报道，直到整个经过大白于我们的人民，我确信，他们将对真相惊愕不已。”
金梅尔的信从未得到回复，但它的公布则激起争论的爆发，共和党人和反政府力量纷纷替他辩护，作家鲁珀特·休斯在电台发表讲话，把金梅尔和肖特的困境称为美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流放了4年。金梅尔和肖特12月将在炼狱度过3年。”政府正在掩盖全部事实真相。他承诺，“当然，如果托马斯·E·杜威当选，真相就会开始大白……使德雷福斯摆脱阴森恐怖的处境，需要一个新的法兰西总统。”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遥相呼应，一个共和党议员指责说，杜鲁门这个可能的“副总司令”自己重新挑起了关于珍珠港事件责任的问题，而且“在全部事实大白之前，就在承担责任上做出过早判断”，完全揭露出围绕珍珠港大劫难的争执事件应时所需。
数天之后，另一名共和党人指责说，肖特只是根据华盛顿送来的情报行动的。“大量的证据看来表明，在这次遭攻击前的72小时，澳大利亚政府通知华盛顿的美国政府，说澳大利亚的侦察机看到日本一支由航空母舰组成的特遣舰队直奔珍珠港而来。”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科马克给予反驳。他说，“此类危言耸听的谣传像大多数政治辞令一样，不能漠视不睬，一笑置之，”他代表官方否认华盛顿接到过据称的澳大利亚警告。“就好像存在着一个无底洞，廉价的政治从里面炮制出不可饶恕的战争谣言。”
为了反击这种谴责，两天以后，一个共和党人查阅了档案，看到西德尼·格雷夫斯上校的一段陈述，格雷夫斯是1918至1920年美国赴俄部队指挥官的儿子，他声称听到当时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欧文·狄克逊爵士在1943年12月7日华盛顿的一次宴会上讨论这种警告，狄克逊大概是这么说的，“在珍珠港遭攻击前约72小时，我收到我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火急警告，即一支日本特遣舰队正行驶在海上，澳大利亚应该做好准备，以防遭受进攻；24小时后，这一点被情报部门的随后判断所证实，这支特遣舰队显然不是驶向澳大利亚水域，可能是受命进攻某些美国属地。”
狄克逊断然否认说过此类话，在9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就这件事开了个玩笑，“还会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许许多多——上午、中午和晚上——直到11月7日。”罗斯福虽然满不在乎地成功消除了在狄克逊一事上的疑云，但仍然关切可能在大选日之前出现的其他谣言或指责。总统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已经告诉他，查尔斯·拉格正向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供有关珍珠港事件的真相，揭露华盛顿在这次灾难中的责任。一位公民写道，“美国人民要求在1944年11月7日之前公布有关珍珠港事件的真相。哈里·霍普金斯在这次攻击前调走了珍珠港需要的250架海军飞机吗？”
据史汀生讲，罗斯福深感忧虑的是“陆军珍珠港委员会”就在选举前“提出一份不利的报告”。足以令人奇怪的是，“总统对海军的调查毫不在乎，但对陆军的调查颇为焦虑，急欲使这次调查推迟到选举之后结束。”但是陆军委员会再过数周就要行动，史汀生深知不可能阻止之。他只能希望，陆军委员会搞出的材料将不包括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材料。
谣言四起，杜威已经掌握了关于珍珠港事件的许多事实，将在随后的重要讲话中披露它们。在这件事上采取行动的不是总统，而是乔治·马歌尔，他担心泄露机密材料将危及到“紫心”密码的安全，9月25日，杜威被安排在俄克拉荷马城讲话，就在这一天，马歇尔草拟了一封致杜威的警告信，把它交给海军上将金，并附有一张便条，“国会中最近的一次讲话具有致命性的含意，我现在更加理解杜威州长本人可能将要说的话了。当然这封信使杜威处境不利，我讨厌这样做，但舍此之途，别无他法可以避免很可能使我们大祸临头的东西。”他进而写道，整个局势“充满了炸药，一触即发，但我深深感到某些事情不得不做，否则将一塌糊涂，造成我们在太平洋，可能还在欧洲的重大损失。”这封信得到金的赞成，马歇尔决定由自己的心腹助手卡特·克拉克上校持信前往。
那天晚上，杜威发表了使民主党人处于被动防守的强有力讲话。他声称，罗斯福有责任说明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数月“我们防御计划的骇人听闻的状况”。美国对战争措手不及，毫无准备。
翌日下午，卡特·克拉克身着便服，到达塔尔萨，在塔尔萨旅馆的一个私人房间，克拉克被安排面见杜威。克拉克确信在交出马歇尔写的信之前只有他们两人在场。杜威说，“噢，绝密，这的确是绝密，是不是？”他开始看信：
除了金海军上将(他赞成)，其他人都不如道我给你写信的事，因为国会对珍珠港事件的政治反应使我们进退维谷，处境两难。
我不得不告诉您，下文高度机密，以致我被迫请求您或者在不把其内容传给任何其他人的基础上接受它，然后退回这封信，或者不再阅看，把信退回持信者。
杜威抬起头来，问克拉克，“你是正规军军官吗？”他回答是。克拉克将保证他是马歇尔派来的吗？他保证是。在这点上，克拉克报告，州长说他不想在已经知道的珍珠港事件上保持缄默。“他然后问我是否被授权代表马歇尔对他说话，如果他通阅全信的话，然后对我说，他已经掌握了信中包含的相同材料，他将不受保持缄默的全部义务之约束。”
克拉克回答说他不拥有任何这种权力，杜威接着说，“我难以想象只有马歇尔将军和金上将知道此信。”他也不能想象马歇尔正在接近一个“反对党的候选人”，并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马歇尔不干此类事情。我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这整个事件的幕后人。”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膝盖上，他拿了起来，“让我再看一下前两段的内容。”他开始看信。随即放下，“因为我看到了文字密码，我没有再看它一遍。如果这封信仅仅告诉我，我们在珍珠港之前破译了日本的某些密码，并且至少其中两种仍在使用，我看这封信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已经知道此事。”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情况就是这样，我清楚它，是不是？”
克拉克回答道，“州长，我在这件事上只不过是一个信使。”
“噢，我清楚它，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它的全部真相。他清楚珍珠港之前发生的一切。他应该受到弹劾，而不是重新当选。”他递过信说：“星期四我在奥尔巴尼，届时我将很高兴地接待你，或者马歇尔将军愿意派来详细讨论这件密码之事或整个珍珠港大劫难的任何人。”
马歇尔将军写了第二封信作答，要求杜威仅仅同意不要泄露他尚未搞清楚的材料。马歇尔写道，他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固执己见，仅仅“因为军事危机十分严重，致使我觉得采取保护我们军队利益的某种行动是必要的。”
9月28日，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克拉克转交了这封信。但杜威拒绝看信，除非他的私人顾问也能阅看。然后他建议克拉克给马歇尔挂个电话，克拉克说他不想从州长府邸打电话，但愿去付费公用电话亭。杜威说，“哦，是这样！我给马歇尔挂个电话，此前我已经与他通过话，这总可以了吧。”他先与马歌尔交谈了几分钟，然后把电话交给克拉克。马歇尔授权上校把信交给杜威，在他的私人顾问在场时从法律意义上讨论此事。片刻之后，杜威放下信说，“唉，我决没有认为日本人仍然在使用这两种电码！”
克拉克向他保证说日本人仍在使用，其中之一是美国情报之必需。杜威理解了珀普“紫心”密码对战争努力是多么至关重要，理解了马歇尔要他帮助保密的最后呼吁，“从前文你将明白，如果目前有关珍珠港事件的政治辩论泄露给敌人，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都会造成种种严重的悲剧后果，它们将对我们掌握的至关重要的情报来源产生怀疑。”诸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福里斯特·哈尼斯最近在国会发表的此类出格讲话将向日本人情楚地透露出我们正破译他们的密码。“我把这事给你交个底，希望你有可能避免在时下的政治竞选中我们受到悲剧性后果的威胁。”
杜威还是认为，罗斯福政府要对珍珠港事件负责，尽管某些共和党人敦促披露他在密码事情上所知道的一切，但他答应把这一问题置于总统竞选之外，他信守了诺言。
不让公众知道的另一个问题是罗斯福身体每况愈下。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拍的一张照片表明，总统面容憔悴，说话有气无力。因为亨利·卢斯现在毫无掩饰地支持杜威，《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屡屡暗示罗斯福身体虚弱。然而在该月初，他做出也许使罗斯福赢得总统竞选的一个决定。《生活》杂志的常务编辑让卢斯看了约200张即将刊登的罗斯福的照片。卢斯回忆说，“从其中约一半照片上看，他是一个行将就木之人。我们决定刊登那些不是最糟糕的照片。通过试图采取相反态度说明是公正的或略为公正的或好意的，从而我们违犯了与读者达成的告诉他们真相的契约。其实，真相就在照片上。”卢斯承认，美国新闻界的严重失职是，“我们尤其在《生活》杂志刊登的照片上，没有表明罗斯福是个快要死的人。”
自这年年初以来，有关罗斯福身体的谎言一直来自白宫。3月，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对罗斯福体检确诊了“高血压、过敏性心脏病、左心室失去功能和双肺液。罗斯福常年咳嗽，脸色灰白，双手明显颤抖，嘴唇与指甲发青”。然而一月之后，他的私人医生罗斯·麦金太尔海军上将向《时代》双周刊记者保证，罗斯福身体健康。“就年龄而言，他最近的体检与20年前对他的一次体检一样，表明是健康的。”
所以在11月7日，参加投票的美国公众并不知道，陆军珍珠港委员会和海军调查不是把珍珠港事件的责任推诿给金梅尔和肖特，而是让华盛顿来承担。选民们也不知道，候选之人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结果罗斯福总统在36个州获胜，得到432张选举人票。杜威仅仅在12个州获胜，得到97张选举人票。民主党人在参议院比其对手多得7个席位，双方竞争仍然胜负未决。在众议院，比数是242对185，民主党占优势。孤立主义者汉密尔顿·菲什和杰拉尔德·奈是罗斯福的心腹之患，他们被击败肯定使罗斯福尤为高兴。总统一从海德公园返回首都，尽管大雨如注，还是受到了数万人的欢迎。罗斯福心情愉快，说他希望记者们“不要在报纸上宣布我想使华盛顿成为我余生的永久住处”。
3
到了选举日，麦克阿瑟指挥携带十余万吨物资的大批部队在莱特湾登陆。在随后的莱特湾海战中，美军击沉了约30万吨的作战船舰。这实际上结束了日本帝国海军。
在欧洲，盟国相信胜利在望，准备直捣西格菲防线，并不知道希特勒准备在阿登地区发动突然反攻，打算到达安特卫普，歼灭30个美国和英国师。
选举前的那天上午，福莱斯特尔和史汀生就珍珠港事件谈了一个半小时。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相互告知各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要旨，我欣慰地发现海军并不打算美化他们的人，福莱斯特尔看起来是以一种十分合作的精神对待此事的。”到了下午，史汀生“终于振作起来，实际上决定了在珍珠港事件上我的决心”。史汀生做出决定后，“禁不住嘴”，告诉军法署署长和陆军珍珠港委员会助理记录员，他打算推翻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令我宽慰的是，我发现他们与我的意见一致，非常乐意构划出它的提纲。事实上，我认为到了这天下午长谈结束之时，我们最终在此问题上完全达成了一致。在我看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真令人欣慰。”
在海军司令部，金海军上将按照打算的赞成对海军调查报告签名。在报告中，斯塔克被批评没有一直使金梅尔保持消息灵通，金梅尔则被批评为没有充分注意到形势的危险。“因为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未得到所引材料的支持，适当的行政处理似乎是把这两个官员降到没有上面判决也不会导致以后再犯错误的位置。”虽然金尚未读过海军调查委员会的起诉，而且他认为金梅尔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但他还是签了名。
陆军部长在两名助手的帮助下，致力于最终对陆军委员会报告的认可。到了下个星期一，他可以这样写道，“感谢上帝的仁慈，到了这一天结束之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完了。”他深感忧虑的是陆军委员会的结论中对马歇尔的“刺耳之语”。“这是所有麻烦之源。”虽然马歇尔在整个陆军和政府中极受尊重，但对他的指控将使其地位毁于一旦。结论同样谴责了史汀生和罗斯福。马歇尔只是最近看了这一报告，沮丧失望。11月14日，他告诉史汀生，委员会耸人听闻的结论使他在陆军中的作用消失殆尽。“我告诉他那是一派胡言，忘掉它吧。”
当天晚些时候，史汀生与福莱斯特尔在海军部共进午餐。饭后史汀生拿出其声明草稿，福莱斯特尔看了一遍，然后递过由金签署的批文。两位部长得出结论，它们“的区别不是很大，两个部门在衡量这一形势的标准与观点之间无任何冲突”。
20日，史汀生征求负责陆军公共关系的亚历山大·瑟莱斯将军的意见。瑟莱斯先看了史汀生的最新草稿，然后陆军部长让他看了陆军委员会的结论。瑟莱斯此前不知此事，所以十分震惊，以致“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试图隐瞒这些调查结果。他担心海军将设法在背后操纵我们对结果的公布，他们自己则逃避责任，使我们承受由此而产生的全都压力”。瑟莱斯虽然同意史汀生的说法，但没有肯定他们能“担负起公之于众所造成的后果”，无疑将带来对马歇尔的批评。“这是自然的，并不出乎意料，但必须由我一人承担责任当然对我是沉重一击。瑟莱斯通常就是这种支持者，他的判断总是有根有据，致使这对我是另一种难以承受的猛击。”
因为史汀生仍未得到海军的消息，整个晚上他也是烦躁不安。他已经给福莱斯特尔看了自己的报告，但他的这位同事部长却仍说什么他一无所知。“所以这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说在我面见总统之前我想了解他们的报告，或者至少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史汀生知道福莱斯特尔上周已经见过罗斯福，他怀疑两人“或多或少”已经通了气。
福莱斯特尔透露，他尚未完成报告；但在史汀生见罗斯福之前将把它送来，当报告临近中午送来时，史汀生确实吃惊不小。“在全部正文前页、序言和事实陈述之后，它正好由他在其中说的一句话组成，即由于现在的形势和环境，对任何海军官员进行任何起诉都不符合国家利益或诸如此类等等。我的一帮人和我立即再次开会，决定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海军公布之，在人民将对提到的大人物进行种种推测的意义上讲，我们对自己的人民直言不讳和坦率批评的报告为什么要全部公开和带来不利的公开呢？”
此时去白宫的时间已到。史汀生与总统在楼顶房间共进午餐，罗斯福的女儿安娜·伯蒂格陪同。“这当然使我们有点拘束，不能深入交谈。……所以在午餐期间，我静坐一旁，听着别人侃侃而谈。”罗斯福最后提起那份珍珠港报告，说“我认为说得愈少愈有利”。
史汀生猜测，总统肯定看过和同意福莱斯特尔的草稿。“我告诉他，那个计划使我完全无法履行我的建议，因为当海军不很坦率时，我们无法义无反顾，坦率直言。”史汀生解释了自己的计划，认为直言不讳是最好的政策。然后他把陆军委员会的结论交给了总统。
罗斯福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他说，“唉哟，这真是糟透了！这真是糟透了。”他认真和详尽地研究了史汀生的报告，说报告很好，但仍然认为奉行福莱斯特尔的方针将更加万无一失。
当史汀生表示担心国会将掌握文件和事实后，罗斯福说他们应该不惜一切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也必须拒绝使报告公开。“他说，这些报告应该封起来，我们的意见应该随之一道密封，然后发一个通告，它们应该只能根据战后总统批准的国会两院联合决议才能开封，这一决议将宣布这样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史汀生满不高兴地离开白宫。他在白宫的影响明显消失，他知道，哈里·霍普金斯阴谋反对他，理由是他身体有病，年龄过大，对他刺激最大的是，选择的不是他的，而是福莱斯特尔的方法。史汀生勉强遵照总统的命令，准备了一则较短的新闻稿，但硬要包括如下内容：陆军委员会已经发现，“某些战场上和陆军部的官员没有以必需的能力履行职责，或者进行所要求的判断……。”他还点名批评了肖特。
在致总统的附信中，他写道，“封存的草稿在结论上和我认为我可以走的一样远。我仅仅说，我相信这些事实并不是有理由对陆军的任何官员进行起诉，我认为，它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这种印象，即我正在试图完全使包括肖特在内的所有陆军官员免遭任何批评，……这是一种我不愿促成的一种印象。”
这则建议的新闻稿和附信由一名信使送到海德公园，史汀生指示他等候回答。但总统说他不能在当天回复，愿意与海军的主张进行对比，因为他想要两个部门协调行动。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协调愿望……是合情合理的，但放弃我认为是最明智的计划的东西尚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我认为现在是海军前来与我会谈的时候了，无论如何，我不想完全屈从于他。其实它是一个良知问题——对海军的方式的任何屈从，我禁不住想，如果我屈从了，我将失去我最重视的人民的尊敬，因为他们会说，我在这样一种立场站不住脚的情势中，完全替整个陆军开脱。如果福莱斯特尔不改变其说话方式，他将遭致这种批评。”
尽管第二天是感恩节，但史汀生照例去了办公室，他在电话上与福莱斯特尔进行了交谈，发现福莱斯特尔“不象前些天送给我声明草稿时那样顽固不冥了”。这位海军部长也赞成承认海军存在着某些错误，但史汀生则疑虑重重，当听到海军部打算开脱包括金梅尔的每个人的责任时，这些疑虑更强了。所以史汀生24日回了电话。福莱斯特尔向他保证，他将承认他的某些官员有罪，但史汀生脑海中疑云仍然未散。在事情做了之前，他将“心神不定”。
在回家的路上，他看了军法署署长对陆军委员会报告的最新批评。史汀生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杰出人材”，因为他“毫不留情地对待陆军珍珠港委员会，十分详细公正地分析了他们的全部错误”。
这位军法署署长的备忘录主要是再次肯定了罗伯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备忘录也强有力地为马歇尔辩护，直截了当地宣称，委员会对这位参谋长的批评无一是“公正的”。
福莱斯特尔对陆军的问题比史汀生认识到的更为敏感。如果海军批评斯塔克，这将对马歇尔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只让金梅尔一人受谴责是不公正的。他在27日的日记中写道，“事后反思可能是人们通用的最容易的理智功能”，但他仍然被迫得出结论，海军部的那些官员或夏威夷的那些官员均未对日本的进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与此同时，他必须维护海军的荣誉。
他的两难处境显然使他压力重重，所以当他在电话中与史汀生交谈时，后者留下了福莱斯特尔正在故态复萌的印象，因为他在日记中特别提到，这位海军部长“正在回到他那办不到的声明的旧方式，或者更确切说，一种其方式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声明。它是对我的又一次实质打击。”
那天宣布赫尔被一个更为年轻的人斯退丁纽斯所取代时，另一次打击又来临了。“就个人和官方而言，赫尔先生离职对我都意味着巨大损失。赫尔、诺克斯和我在这4年间密切合作，挽回了许多严重失误，现在赫尔和诺克斯已经离职。所以今天晚上我甚觉阴沉和孤独。”这肯定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年龄——以及哈里·霍普金斯要除去他的不懈努力。
他与福莱斯特尔的不同意见在随后几天内得以解决，史汀生发现福莱斯特尔的最新草稿是“一项非常好的成果”。在11月的最后一天，他们会了面，以便两份声明“在这种形势下尽可能相同”。最后修改之后，两人打电话给在佐治亚州温泉的总统，大声念了各自的报告。罗斯福表示同意，并授权送交新闻界发表。史汀生写道，“现在我感到好像一时间如释重负”，然而仍认为，没有发表一个坦率的完整的声明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根据总统我们不应走得太远的指示，福莱斯特尔与我尽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史汀生的政治本能高于其首脑的一次。12月1日，总编对这两份声明的反应是消极的。报刊杂志攻击政府继续隐瞒珍珠港事件真相。无数信件和电报潮水般地涌进白宫。一个来自罗得岛埃奇伍德的人质问总统，“你以为美国人是什么？就是愚昧无知和不会说话的牲畜吗？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吗？”……难道因为会影响士气现在就不能告诉我们珍珠港大劫难的责任吗？美国的思想家们以及他们中间千百万人是不会赞成这种胡说八道的。因为这一宣布，今天无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羞辱、义愤，我仅仅只是其中一人。”
约翰·奥唐奈在《纽约每日新闻》的专栏中写道，一种治安法庭的气氛笼罩着这一案件。国会中再次爆发党派辩论。民主党人为这两篇新闻稿辩护。在一场战争期间还应公开什么？共和党人重复了他们对隐匿至关重要的情报的指责。总之，显而易见，在战争结束前，完全公布珍珠港事件的真相以及对之进行一次公开调查不可能变成现实。
拉格和金梅尔无一对这两篇新闻稿表示吃惊，因为后者一直知晓在海军大楼的走廊里传播的种种谣言，前者曾经详细核对了这一材料，作出了准确的预见。罗斯福－史汀生－福莱斯特尔的这种策略激发起这位海军上将的战斗精神，他立即要求面见海军作战部部长。在日本袭击珍珠港3周年之际准予接见正合时宜。金梅尔感到执拗的金态度友好，心理同情，对待一位遭贬黜的海军上将就像他仍然在圈内一样。由于怀疑消除，坦率直言，金透露，正是他向福莱斯特尔建议，贝蒂·斯塔克应该被解除指挥权，列入退休名单，此事只有几个熟人知道。金梅尔在其会见备忘录中写道，“他虽然没有明确把它说成是一个事实，但强有力地暗示，调查法庭已经完全弄明白了有关我的全部责任。”
金的直言相告，甚至透露出陆军委员会因为马歇尔在这场大劫难前数日内的“行动或无动于衷”而对之大加挞伐。史汀生本人对他的新闻稿“万分忧虑”。金承认，“公布查明马歇尔任何错误的任何部分都遭到了否决”，他说，总统不仅拒绝了金解除斯塔克职务的建议，理由是他目前正在很好地服役，而且清楚表明马歇尔是不能取代的。“他丝毫不同意公布任何对马歇尔先生的贬损之言”。事实上，罗斯福看了陆军委员会报告后一直“十分恼火”。
金宣称他也建议不要公布陆海军调查结果，金梅尔随即单刀直入地问，海军调查的宗卷及结果将不会被窜改或销毁，金对此能做出什么保证，这位海军总司令愤然回答，他对这种问题感到吃惊。在任何情况下调查结果都决不会被窜改！金梅尔反唇相讥，“你勿需感到吃惊，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发生，也许还会发生。”他谈到他听说斯塔克在海军调查时如何作伪证，“听到此事后，我认为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你看过调查法庭的记录吗？因为每个人都看过，斯塔克的谎言在这里四处传播。他说谎的事实无可置疑。”金对金梅尔直言不讳地询问表示震惊。
金承认未曾看过证词。金梅尔向他保证至少6个其他证人听到过斯塔克的证词。金梅尔说，“我确信斯塔克是在宣过誓后对法庭说的谎，听了斯塔克的话之后，我对海军深感羞耻。”
4
对新闻稿接踵而来的批评迫使史汀生寻找反驳陆军委员会指责的新资料。他把这一工作交给亨利·克里斯琴·克劳森少校，克劳森曾担任该委员会助理记录员。他在入伍之前是一名律师，曾任加利福尼亚北部行政区美国助理检察官，以后在金门桥修建期间担任总工程师的首席律师。战争爆发时，已经在陆军后备队的克劳森自愿提供法律服务。他曾经为牵涉进俄亥俄一件空中丑闻的军事审判起诉，造成最终定罪。这种经历，加上手持参议员杜鲁门给陆军部写的推荐信，使他分配到了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目前他是军法署署长手下的职员，军法署署长对陆军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异议颇深，他交给克劳森一份未被调查的主要人物名单，要他穷追不舍。有争议的布拉顿上校和萨德勒上校是其中“要进一步讯问”的最重要证人。
被史汀生挑选出执行这一新使命是一个机会。对克劳森来说，陆军部长是这场战争的大人物，而且他本人并非完全同意陆军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对马歇尔的指责过重。总之，从史汀生的观点讲，克劳森是执行一种困难而敏感任务的非常合适的人选。
准备就绪后，克劳森1945年2月开始在华盛顿调查，集中在“风”指令上。摩西·佩蒂格鲁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是布拉顿在情报部门的助手，他作证说，“大约在1941年12月5日”，他现在想不起来的某人给他看了“表明日美关系岌岌可危”的“风”指令。他记下了这份“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电报，因而，他应想不起来的这个人要求，准备了一份拍往夏威夷的电报。
卡莱尔·杜森伯里上校接着划押起誓，他是指示佩蒂格鲁草拟这份电报的那个人，电文如下；“联络指挥官罗彻福特立即通知第14海军战区司令有关东京发出的气象预报的广播。”
杜森伯里作证，“我记得发这份秘密电文的原因是，情报官收到了被破译的截获的情报，尤其是‘风’密码，表明了美国面临的危险。”
克劳森定期向史汀生汇报他的进展。3月初，他报告，他正在使重要的证据大白，即肖特对与日本立即开战有更多的了解，而他则很少承认这一点，他清楚“风”密码，得到了预先通知，日本人在进攻前夕将销毁使馆的密电码与文件。
克劳森的上级确信现在已是中校的他找出了推翻陆军委员会调查结果的线索，派他去对珍珠港事件收集更多的证据。
在雅尔塔，三巨头在战后世界划分上达成一致。胜利在望，俄国人渡过奥得河，美国从突出部战役遭受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后，渡过了莱因河。在柏林，希特勒像鼹鼠一样成天钻在他的地堡中，做着黄粱美梦——在这最后时刻，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如梦初醒，携手对不信上帝的红色俄国进行讨伐。
掩盖有关珍珠港事件真相的努力正在转交给参议院中忠诚的民主党人。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尔两人把相同的议案送给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议案禁止披露任何密码之事。3月30日，参议员埃尔伯特·托马斯在参议院提出了他的议案。
翌日，金梅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偶尔看到有关这一议案的一则费解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在波士顿的拉格，然后匆匆忙忙整理行装，离开他在布朗克斯维尔的寓所，前往华盛顿。他在试图搞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时，接到了拉格打来的电话。他说，参议员弗格森在加勒比地区时，这一议案在参议院已获通过，已经送到了众议院。
金梅尔孤注一掷，开始给众议员和参议员打电话，他仅仅想了解，如果众议院步参议院的后尘，珍珠港事件就不会被完全揭露出来了。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他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尤金·迈耶，后者是由纽约的哈里斯海军上将介绍给他的。他来到迈耶的办公室时，这位出版人已让他的两个高级作者到场。4个人讨论了这件事，翌日早晨，邮报的头条新闻攻击了托马斯议案。对民主党试图隐匿珍珠港事件真相的很有刺激的挞伐接着刊登在4月12日的期号上。“我们不再能依靠参议院使国家免遭对我们自由的行政剥夺，强调这一点实为憾事。”在议案通过前参议院仅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并且禁止旁听。“由于不是有气无力，就是面色困倦，不是缺乏兴趣，就是明显抱怨，参议员们同意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托马斯的无稽之言。然而这一议案将封住任何想公布最初是密码电报的情报的人的口。结果将是使这一著名时期的历史置于保密状态，因为整个这段历史都可追溯到一份密码电报。你会相信，如果这一议案通过，它试图不让公众知道的几乎每件事情都首先将置于密码状态。”
该日稍晚传来消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佐治亚去世。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 注：这一天，在驱车去住处的路上，麦克阿瑟对他的军事秘书邦纳·费勒斯准将说，“嗨，老头子去了。这个老头子，如果有一条谎言够用的话，他就永远不会讲实话。” ] 。拉格从波士顿赶来，在哈尼菲和拉文德的帮助下，为他们在国会的朋友起草了讲话。讲话十分有力，以致参议院批准了重新考虑托马斯议案的提案；此时，这个欲要隐瞒真相的议案已经递交给众议院，这一问题被炫耀得太彻底了，结果它被众议院宣布无效。金梅尔后来写道，“我总是在想，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是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我们是否会获得成功。”
4月18日，福莱斯特尔会晤了新总统。他告诉杜鲁门，海军上将H·肯特·休伊特被选出来继续珍珠港事件的调查。“我告诉他，我对国会负有继续这一调查的义务，原因是我不太满意我们海军法庭提出的报告。”
休伊特调查在6天前全国庆祝德国无条件投降时拉开了帷幕。虽然休伊特上将是这次调查名义上的负责人，许多询问由他进行，但真正的工作由福莱斯特尔的特别助手约翰·F·桑尼特以及他自己的助手约翰·福特·贝彻上尉具体进行。
他的最重要证人是萨福德上校，他首先在海军大楼的1083A房间受到非正式盘问。一个颇有名气的纽约律师桑尼特问了许多有关萨福德对以前调查的证词的问题，他们讨论了他的证词与其他证人证词之间的差异。
萨福德在一份要存档的机密备忘录中写道，“我第一次遇见桑尼特海军少校时，他与其说担任调查官员的一名法律助手，不如说是已故部长诺克斯和海军上将斯塔克的‘辩护律师’，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目的看来是驳斥不利于华盛顿的任柯人(对此前调查)所做的证词，诱使‘敌对’的证人改变他们的陈述，导出他不能影响证词被推翻的引起怀疑的成分。他首先试图诱我推翻我关于‘风指令’电文的证词，使我相信我正患有幻觉症。”
5月18日和稍后的一两天，萨福德再次与桑尼特进行了非正式交谈。在这些稍后的场合，桑尼特与第一次一样，试图劝我相信根本就不存在着‘风指令’电文，我的记忆一直在捉弄我，我把‘虚假的风电文’与我始终期望的东西搅在一起，我应该改变证词，以便使所有以前不一致的地方能自圆其说，由此了结此事。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想法赤裸裸地暴露在外，在一些情况下，它是含蓄话内，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未被说出，但显然是考虑的目的。”
萨福德清楚地记得在这三次协商过程中，桑尼特使用了下述说法：
“你是看来曾见过风指令电文的唯一之人。”
“风指令如何能在美国东海岸收呀到，而在靠近日本的任何地方则听不到？”
“是否曾存在一个风指令很让人怀疑。”
“改变你的证词决不是对你诚实的指责。”
“在如此长的一个时期之后，你记错此事决不是对你记忆力的指责。”
“你提到的许多证人都否认完全知道一份风指令电文。”
“你不必为金梅尔海军上将人中取栗。”
但是当萨福德5月21日正式出现在休伊特上将面前时，由各种启发、暗示、含蓄的恫吓和诱骗构成的接二连三的聪明猛攻丝毫未对萨福德起到作用，他重复了以前所作的证词，仅仅有几处些微改变。
萨福德离开房间时问休伊特。在这位海军上将的脑海中对存在一个“风”指令是否仍然存在着任何疑虑。据萨福德的备忘录记载，休伊特面露惊色，还未等他回答，桑尼特就说，“当然，我不处理这一案件，我不知道休伊特上特是怎样决定的，但对我来说，所谓的风指令是否曾被送出令人怀疑。”
休伊特思考了片刻，然后对萨福德说：“你没有资格问我是什么意见，但我将回答你的问题。除了你那没有根据的证词外，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份风指令电文的证据。我不怀疑你的真诚，但我相信你把含有风名字的其他电文之一与你期望接收的电文混淆了起来。”
就萨福德来说，他并不怀疑休伊特上将的诚实，“但我的确认为，桑尼特成功地蒙蔽了他。”
萨福德也确信，桑尼特对现为海军上校的阿尔温·克雷默也故伎重演。同一天下午，他传克雷默来私下协商，让他看了许多截获的情报，但是未对萨福德起作用的东西则在克雷默身上获得了成功，克雷默病情初愈，精神疲惫。翌日，他戏剧性地改变了他对海军法庭作的这种正面证词，即他曾在12月初看到过“风”指令电文，其内容是，“东风，有雨”。
他承认见过“风”电文，但现在不能回忆起所用之词。“正如我以前在珍珠港作证的那样，‘Higashi no Kaze ame’也许是特指美国，但现在我对这一点则不能肯定，我认为我在那时是肯定的。”他解释说，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改变了最初的说法。
“出于那种原因，我现在至少记得，那份电文涉及英国，可能还有荷兰，而不涉及美国，尽管它或许也与美国有关。”
此后不久，他承认，前一天下午，桑尼特让他看了许多电文，恢复了他的记忆。如果金梅尔及其律师被允许到场，他们的盘问能够表明与桑尼特这次非正式会面的详情细节；以及是否给克雷默施加了压力以改变他的证词。
在后面的一次开庭中，拉格也会激烈抗议休伊特宣布鉴于克雷默的证词，兹决定不传唤诺伊斯海军上将为证人，这位上将以前的证词足以有据。此外，根据萨福德自己的证词，看起来他只是“认为在”41年12月4日左右收到了一份与美国有关的“风”电文，克雷默上校和一名值班官员让他看了一下，然后送交诺伊斯上将。……尚无任何其他证据说明收到一份与美国有关的‘风’密电。”
6月下旬，休伊特召见萨福德，但丝毫未问有关“风”指令的问题。显而易见，在休伊特及其助手看来，这一问题已无足轻重。萨福德离开华盛顿，前往马布尔黑德度假，7月3日拜访了查尔斯·拉格。他告知了与桑尼特打交道时的严峻考验，相信同样的措施被用于有利于金梅尔的其他证人，尤其是用于罗彻福特和克雷默。
拉格问这次调查可能会有什么结果。萨福德认为，休伊特将提出替华盛顿开脱全部责任的报告，把责任分给肖特和“不可抗力”。关于他们是否会试图把任何判断错误归咎于金梅尔，他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萨福德离开时问，如果他在他也许做过的事情上招致责罚，拉格是否愿意充当他的代理人。拉格在一份备忘录中特别提到，“他提出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是，与我的那种关系使他有可能合法地与我无拘无束地谈论这些利害攸关的事情。”
休伊特在其官方报告中得出结论，“这次遭攻击前没有任何使用与美国有关的密码(东风，有雨)，电文被截获。”斯塔克因为尤其在遭攻击前那一周内没有用截获的其他日本电文向金梅尔提出警告而受到批评，但休伊特仍然认为，金梅尔“拥有足够的情报”表明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
金梅尔甚至在得知结论之前就牢骚满腹。他特别问休伊特他是否能够出庭，但遭到拒绝。休伊特致信金梅尔的传记作者唐纳德·布朗洛说，“我详细研究了早先每次调查中的每句证词，当然包括金梅尔海军上将自己的所有陈述。关于他出庭到案，我是很高兴听他的陈述的，尽管坦率地讲，我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能够补充他已经说过的话。然而，福莱斯特尔部长本人不同意金梅尔上将更多地露面。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因为其结果将是误解、怨恨以及一些原先友谊的丧失。”休伊特把责任推给了福莱斯特尔，提出了从未解决的一个重要之点。海军部长虽然拒绝允许金梅尔盘问证人和聘请律师，但批准这位海军上将出庭作证，“不管是应他的要求，还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福莱斯特尔私下里指示过休伊特不要理会这种书面允许吗？抑或金梅尔上将主动行动了吗？
休伊特从未认为金梅尔无论如何犯了玩忽职守罪，在他的结论中，称赞他“精力饱满、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和积极主动地致力于使这支舰队做好战争准备”。他既不想替海军部开脱，也不想使金梅尔作为一个替罪羊。但是当福莱斯特尔看了休伊特的报告后，他把之视为证实了自己对海军调查结论的疑虑。
5
到了此时，在马歇尔的怂恿下，一个人进行的另一调查正在进行。萨福德在休伊特对他讯问期间，提到一种第三手说法，一个名叫比斯尔的上校“奉马歇尔将军的直接指示”销毁了“风”指令。他不大情愿地透露，这一说法来自威廉·弗里德曼，一个破译“紫心”密码很有名的人。休伊特随后与弗里德曼进行了面谈，后者作证说他是从萨德勒上校那里听到这一说法的。
卡特·克拉克上校曾经把马歇尔的信带给杜威，这次他又被这位参谋长利用来查寻反驳这种指控和其他指控的证据。7月14日，萨德勒进而证实，他被告知要把电文销毁。“1943年的某个时间，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艾萨克·斯波尔丁将军告诉我某事，大意是，J·T·B·比斯尔对他说，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全部文件正在销毁或已被销毁。”
3天之后，即7月17日，斯波尔丁将军向克拉克承认，他曾与萨德勒讨论过此事，但首先想使之存档在案，当时他“完全相信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决不会牵涉进我将给予证词的事情之中，我现在仍然相信，两人无一清楚这件事的整个过程”。
在军队服过役的任何人都会理解这种小心谨慎的否认，之后斯波尔丁说，1943年他与约翰·T·B·比斯尔上校在布拉格堡交谈过珍珠港事件。斯波尔丁对迈尔斯将军和海军未能跟踪日本特遣舰队表示吃惊。“我对他们的无知或未能侦察到这种情况而感到十分震惊！我记得我关于舍曼·迈尔斯的侃侃而谈，在职业方面我对他并不十分敬重，我想我记得告诉他……我认为舍曼·迈尔斯是个‘神气十足的小人’……。”斯波尔丁也披露，比斯尔告诉他“某些电报已经收到，放在情报官的档案中，他认为很有必要将之销毁。我模糊地记得，这些电文贬损陆军部，由他(比斯尔)本人负责销毁。我还记得，它们是机密情报，总统、国会、公众、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不了解它们是最好不过的了。我预感到比斯尔销毁了它们，甚至当时的情报官雷蒙德·李将军也不知道还保存着它们。”
接着就轮到了现为准将的比斯尔作证。他承认与斯波尔丁讨论过珍珠港事件，进而证实听到迈尔斯被称为神气十足的小人。但他否认说过任何电文已被销毁的话。他也不曾听到任何关于电文正在被销毁的事，除了1940年清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档案是个例外。
“你销毁了你称为极其重要的档案，因为如果众所周知这些档案还存在的话，将对陆军部十分不利，你在什么时间告诉过斯波尔丁这样的话吗？”
“我没告诉过他。”
就陆军部而言，这种断然否认使这件事就此了结。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设想，如果比斯尔于了任何不合适的或非法之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否认这种断言的。人们完全可能认为，他大概对老朋友斯波尔丁吐露了真情，从未想到这一内情会受到官方的调查。
6
克劳森上校前往太平洋和欧洲。在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6月初走访了现为中将的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 [ 注：该年初，斯塔克的代理人里奇蒙上尉在马耳他碰巧与史密斯和马歇尔将军同乘一车。里奇蒙说，“将军，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我曾与您在华盛顿市区发生过一点争吵。”马歇尔还认为他以前在某个地方见过里奇蒙。“我是斯塔克海军上将在调查法庭的代理人，我协助过哈特海军上将，问您几个问题好吗。 ] [ 注：” 马歇尔说，“好吧，顺便说一下，他们使我完全卷入了那件事。”他记不起12月6日和7日周末发生的任何事情。 ] [ 注：史密斯插话说，“将军，有一本包括全部事情的书，珍珠港事件后的那天，你让每个人就能够回忆起珍珠港事件前的日子和那一天发生的每件事情，各写一份备忘录，收集成单卷本。是我做的这件事。” ] [ 注：马歇尔想知道这本书究竟写的是什么，史密斯说，它仍然存放在参谋长办公室的保险箱中。 ] 史密斯起初反对询问他。他对仅仅是一个中校的克劳森“摆臭架子”，坚持此事应该上交艾克。但克劳森不是能被吓住的人，他奉职衔更高的史汀生指令行事。在面谈期间，史密斯断然否认萨德勒上校声称他曾在12月5日要史密斯和杰罗授权他发给夏威夷一份警告，但遭到两人拒绝。他也否认布拉顿上校的断言，即他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曾交给史密斯一份内容有13部分的电报。他说他在12月6日下午9时左右就离开了办公室，因此当布拉顿交付电报时他不可能在办公室。
数周之后，克劳森在戛纳见到了杰罗，他也否认萨德勒的证词。此外，他从未见过任何“风”指令。“如果我收到过这样一种电报或警告，鉴于其重要性，我相信我现在会回忆起这一事实的。”他同样否认布拉顿在12月6日晚上曾交给他那份13部分的电报。
布拉顿现在是柏林管区参谋部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柏林管区的参谋长保罗·兰塞姆准将把布拉顿看作是“一个能力非凡的官员，尤其十分胜任情报行当，在俄国不妥协造成困难的形势下，他在柏林工作得很出色”。
是年7月，布拉顿行走在环绕柏林的奥特巴恩路上，他正要去英国防区司令部，这时一辆英国小车赶了上来，示意他停下。克劳森上校走出车，告诉了他这次使命的内容，他有权力讯问布拉顿。他们一坐到布拉顿的军营宿舍，克劳森就发现他把这次讯问所必需的文件遗留在了巴黎。他向陆军情报部门发报请求由信使把这些文件尽快送到柏林，但被告知这种材料属于绝密，讯问将不得不在巴黎进行。
布拉顿惊魂未定，去找朋友威廉·F·海姆利希中校，海姆利希是第15军作战情报部门负责人。布拉顿说了他如何不得不与克劳森上校去巴黎，担心也许回不来。然后详细地描述了日本进攻前发生的事件，他在军需大楼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描述了他以后与马歇尔的问题。他从办公室的保密箱中取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信封，解释说里面装着珍珠港事件之前数月内呈送马歇尔的情报摘要副本。这些摘要准备送交总统，布拉顿请海姆利希注意许多段落已被划掉，边上签着“乔·卡·马”。
海姆利希回忆说，“如果他回不来，我将亲手把这些文件交给他的家属。他没有说他也许回不来的原因，我想他也许直接从巴黎回华盛顿。”
7月27日，讯问在威尔士亲王旅馆进行。克劳森给布拉顿看了他在此行中收集的许多宣誓书。布拉顿看了比德尔·史密斯和杰罗两将军的宣誓书后，立即改变了以前的证词，即他曾把有关珍珠港事件的那份13部分电文交给了这两位官员之一，在驳斥自己的宣誓书中，他说，“与我在此陈述也许相悖的任何我以前的陈述或证词……应该根据我在这里的陈述修改之和考虑改变。这份宣誓书现在反映的是我对所阐述问题的最佳回忆，一种比我以前在陆军珍珠港委员会作证时更好的回忆，是我的记忆在几个方面恢复之后写成的。”
布拉顿变乖了，返回了柏林，没说什么就从海姆利希处索回了他的直接影印文件。
克劳森的下一个证人是萨德勒。8月13日，他们在华盛顿会面，像布拉顿一样，他否认了以前的证词。他在12月5日从未与杰罗和史密斯两将军协商过有关对夏威夷的警告。他也未曾见过“风”指令电报。
3天之后，不知疲倦的克劳森前往波士顿走访了迈尔斯，他在寻找材料过程中行程已达约5万英里。迈尔斯将军否认，在12月5日曾就萨德勒可能从诺伊斯海军上将处收到一份可能的“风”指令的情报会见过萨德勒上校和布拉顿上校。
克劳森的调查结果使史汀生十分高兴。虽然这位走来走去的上校揭露出一些证据，引起对华盛顿发给肖特情报之程度的重重疑虑，但陆军部长对布拉顿和萨德勒那大为不利于马歇尔助手的证词受到否认而感到慰藉。进而牵涉到参谋长本人的任何新材料都未出现。毋庸置疑，克劳森和克拉克两份报告的纯结果将会使陆军部从陆军珍珠港委员会提出的指控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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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角大楼的另一部分，休伊特的结论使福莱斯特尔同样如释重负。在这位海军上将的报告上签字时，福莱斯特尔发现，在阻止给金梅尔清楚表明进攻夏威夷的至关重要的情报上，华盛顿的官员丝毫没有过失。他尤其否认存在任何截获的“风”指令。但他确实指责金梅尔和斯塔克未能表明“履行与其军衔及其指定职责相称的指挥所必需的高超判断” [ 注：休伊特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集粹》的一次录音采访中声称，“福莱斯特尔部长在这件事上有一些非常固定的思想。他想要我找到我不能找到和找不到的某些东西。我没有根据他的某些思想提出一份报告，我想他对这一点很失望。”遗憾的是，休伊特没有讲出福莱斯特尔的“思想”是什么。 ] 。
福莱斯特尔对休伊特的报告十分满意，致使他感到再无理由阻止让公众知道海军调查的报告。8月17日，既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三天，他与杜鲁门总统讨论了这一问题，杜鲁门曾因在《矿工》双周刊上的文章中攻击金梅尔和肖特而使自己搅进了珍珠港事件的争执。他对这一行动十分懊悔，现在决心使自己和其政府不沾上这一问题。他毕竟不曾卷进战前的政策，不必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作为一个忠诚的党员，这一问题使民主党政府免遭新的攻击，而不会引起进一步的麻烦。他同意福莱斯特尔的意见，即最佳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快地彻底结束这一争执：第一步应该公布陆军和海军的报告。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下述理由不再能够成立，即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珍珠港事件的机密材料不得公开。精明的杜鲁门说，对这种材料的否认“只是增加和加剧了环绕在诸如珍珠港事件这样具有广泛国家利益的事件上的神秘气氛”。
史汀生或许不喜欢这一主意，但没提出任何异议，8月29日上午，杜鲁门、他的顾问以及陆军和海军两部的官员开始商定公布这两份报告的最后细节。但福莱斯特尔担心杜鲁门是“一时冲动”采取行动，所以提出要重新考虑。他本人和金对海军法庭报告的两个批文对金梅尔谴责很重，致使福莱斯特尔害怕公布这种批文会使这位夏威夷的指挥官不能收到诺克斯1942年保证的无偏见的军法审判。与此同时，海军部长认识到压制公布海军法庭的调查结果可能导致被指责掩盖真相。
福莱斯特尔对杜鲁门说，要解决这种两难窘境，要么是对金梅尔和肖特进行军法审判，要么成立研究这一案件的另一个委员会，他提出，虽然已宣布对这两个指挥官进行新的审判，但为什么陆军不公布它的报告，以及海军什么都不公布呢？
史汀生的两个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都起劲反对。为什么他们应该接受一项让陆军受谴责的建议呢？在这点上，总统结束了这一争执。他保证，尽管全部公开，金梅尔也会得到公正的审判。
在那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宣布，两份签署的报告将予以公布。他特别提到，在陆军委员会的报告中存在着对马歇尔将军的批评，史汀生在其声明中视之为尖锐问题，被描绘为毫无根据，参谋长“始终以其通常的‘非凡技能、活力和效率’行动着。我衷心赞成陆军部长的这种表达。”然后他进而说，“无疑，我最充分地信任我们陆军和海军的所有战时领导人的技能、活力和效率”。
以这种方式向公众公布陆海军报告，致使报告被谴责它们的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尔的批文搞得模糊不清。其实，一些读者的印象是，陆海军报告进而证实金梅尔和肖特有罪 [ 注：当陆军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拉塞尔将军看了来自华盛顿的首批电讯时，他感到很厌恶。“当这些报道在华盛顿受到‘操纵’时，新闻界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几乎未置一词。对这些调查结果的批评则被大载特载。总统和陆军部长轻描淡写地为赫尔先生辩护，因为他在我们的报告中受到轻微批评，但马歇尔是他们重点营救的一个人。可拎的老斯塔克完全被遗忘了，他的玩忽职守与马歇尔的玩忽职守几乎没有区别。其实海军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导致他不再承担所有应负的官方责任，而这些调查结果事实上得到了批准。这种实际上把斯塔克踢出海军的处理是多么奇怪——被总统和陆军部长描述为马歇尔非凡技能、活力和效率的例证。” ] 。“大多数新闻记者和电台评论员对这些公布出来的材料百般挑剔。海军部下属的宣传处发现相悖的反应来自64％的社论撰写人、54％的报刊专栏作者和68％的电台评论员。《基普林格华盛顿通讯》称之为一种掩盖手段。“这些高层人物现在正审判自己的行动。他们躲避所有谴责，相互进行洗刷，讲出部分真相。这也许是自然的，但不是诚实的……。”
政治评论家加布里埃尔·希特在共同广播网上做出的立即反应可谓是那些替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辩护的典型。“如果任何人今天晚上问谁完全信赖地支持乔治·C·马歇尔将军，我将回答：记下我的名字，……与千百万的其他美国人站在一起。”
杜鲁门在翌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阻止不满趋势一筹莫展。从一开始，他就遇到了连珠炮似的尖锐提问：报告为什么在美国军队进入日本的那一天公布？报告像某些人指控的那样是一种开脱吗？他下令对金梅尔或肖特进行军法审判了吗？为什么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的通信中断？对最后一个问题，他给的回答只能产生更多的疑虑。“我得出结论，整个事情是国家本身奉行的政策的结果。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我认为，在珍珠港事件形成的这种最后形势中，国家与任何个人一样承担着相同的责任。”
这种说法激起普遍义愤，纳什维尔的《旗帜》报表达的义愤具有代表性：“把责任强加给美国人民的企图是一种国家的侮辱。”但看来报告产生的最具破坏性的结果是对乔治·马歇尔的贬损，战时新闻处的一份新闻摘要报告，“毫无办法摆脱马歇尔将军的名声受到玷污这一事实。……他的名字与金梅尔和肖特列为一类，美国公众早就被引导，认为这两人对珍珠港悲剧负主要责任。”华盛顿谣言四起，马歇尔打算退役，要求军事法庭除掉他的名字。这种传闻被官员们说成是“一派胡言”，但华盛顿谣言制造厂则把之视为唯一的确证。
总之，对珍珠港事件进行最后彻底调查的要求来源甚广，日渐增高。到了9月初，国会看来很可能要批准一次全面和公正的调查。5日，两个调查议案在众议院提出，翌日，参议院的一个议案有望出自弗格森参议员。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软弱无力地试图阻止国会的任何调查。他不无感触地说，“我希望国会能够忘掉此事”，然后长叹一声，“但我猜测它不能忘记。”
国会不可能忘记，多数党领袖巴克利宣称，总统不仅批准了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而且还敦促抓紧进行。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进而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的唯一目的是获得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一无所求。
《芝加哥先驱报》宣称，“虽然已故的罗斯福总统的名字在这次辩论中没有提到，但巴克利、弗格森和另外几个参议员的话清楚表明了一种意识，即如果把证据摆出来，只有国会的调查才能有望确定罗斯福先生承担的责任。”
参议院的这个议案被送到众议院，雷伯恩答应立即予以考虑。肯定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公众最终被允许参加对1941年12月7日以来曾威胁美国团结的一场争执的公开听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