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或陆军将官可能成为替罪羊”·第三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

出自————《战争通史》

赫伯特·胡佛

　　 1941年12月17日－1942年1月29日

　　 1

　　 罗伯茨委员会的委员们，除海军上将斯坦利之外，于次日晨10时前在史汀生的办公室开会。会上这位部长说陆、海军愿跟委员会充分合作，而且他认为这并不是陆军对海军或海军对陆军的问题。然后他转身问诺克斯，“怎么样，弗兰克？”

　　 “完全正确。”

　　 由于拥有这样一个威望显赫的委员会，罗斯福正受到称赞。选任最高法院法官罗伯茨特别赢得了喝彩，正像一位著名的法官所写的，这就保证了“对于12月7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的整个事实将以一种不可辩驳而令人满意的方式透露出去”。尚未提及的是罗伯茨大法官还曾经是威廉·艾伦·怀特援英机构的一名干将。

　　 赫伯特·胡佛因弗兰克·麦科伊将军新官上任而向这位老友致意，然后抱歉地告诫说：

　　在1941早11月26日向日本人递交赫尔的最后通牒时，我和很多其他有经验的人就认为迟早是要打仗了，而且这样说了……我的看法是：国务院是否已经把最后通牒及其严重含意通知了陆军和海军？如果通知了，那么在华盛顿的陆海军部的头头是否已转告给了前线部队？现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唯一理由就是觉得由于上层的动作或未有动作而使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海军或陆军的将军成为替罪羊，造成极不公正的后果。

　　 在上午大约10时左右，委员们(还是不包括斯坦利在内)在走廊那头的2309号会议室开会。马歇尔将军在几句开场白之后，在作战计划局长伦纳德·T·杰罗将军协助下概括地叙述了要发给肖特将军的一些警告电文。

　　 斯坦利刚刚在华盛顿机场着陆。他在担任海军作战部部长职务四年以后于1938年退休，现在又奉命立即从圣迭哥赶来向海军部长报到。他为人直爽、坦率，对他认为是笨蛋的则不留情。“好，上将，”诺克斯向他表示欢迎说，“我们像往常一样，一遇到麻烦就得找你帮忙。”斯坦利开始还摸不着大门，不知诺克斯是什么意思，直到部长向他说明有关委员会的情况之后才恍然大悟。“这可是你的第一个差事，上将。”

　　 斯坦利发现罗伯茨大法官坐在桌子顶端，旁边坐了三个人，显然是他的同僚。但是麦克纳尼将军又在那里干些什么呢？陆军总参谋部的成员有什么资格当委员？他怎么能对华盛顿在这一事件中应负的诸多责任有个客观的看法？事实上，他自己就有些偏见。“我根据切身体验得知我们在珍珠港基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而肖特和金梅尔对此毫无责任。”

　　 “喂，贝蒂，”斯坦利向现为证人的斯塔克打招呼，两人握了握手。他被引见给罗伯茨大法官并与其他委员们寒暄。

　　 对斯塔克的询问一结束，斯坦利就下决心要搞清楚他所参与的是怎么回事。他问道，这个委员会到底是陆军的、海军的，还是联合的？是按陆军、海军还是文职的程序办事？他们能否传唤证人，主持宣誓并听取证言？“我得到的回答一点也未打消我的疑虑。”这是个没有先例的混合委员会。记录员没有什么或根本没有军事法庭的经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上校竟当上了执法官。最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证人是宣过誓的 [ 注：证人们的证词一个副本也未拿到，所知的这一天和次日的证词的底稿很简单，而且记录员设有透露证词的概要。 ] 。斯坦利对于如此不正常现象感到震惊，在他强烈抗议之下，他的同事们同意让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赋予他们传唤证人和主持宣誓的权力。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及早办，尤其是这样一个由最高法院法官领导的机构？这令斯坦利感到费解。莫非这样奇特组成的机构是故意不正规地建立起来的，以便洗刷华盛顿当局的败绩并嫁祸到肖特和金梅尔身上？斯坦利担心的是万一得投票时，他只有麦科伊能依靠。

　　 当天众议院讨论了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情况，一位来自密执安的民主党议员对它大加赞扬。他说，“毫无疑问，只要在大法官罗伯茨先生主持下，证言一定是公正和无所畏惧的，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会如此。一些由于军事需要而不能披露的事实，只要这个委员会保证封存这些资料是必要的，人们就不会感到不安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委员会又在2309室开会。委员们听取了陆、海军情报首脑和陆军部负责通讯的官员的汇报，在午后不久休会前，陆、海军已把“可以提供当时珍珠港情况的所有文件”都交给了委员会。

　　 这是罗伯茨大法官的想法。然而除了12月6－7日的14点电文外，其他许多截获的“魔术”密码电文一份都没有，而没有这些材料，委员会就无法断定华盛顿在受到袭击之前到底了解多少情况，其中又让金梅尔和肖特知道了多少。

　　 根据这两天里未经宣誓和记录的证词，委员会制定了计划，委员们在下午4点17分离开华盛顿机场去夏威夷时普遍感到，他们已经为继续进行调查做了充分准备。

　　 经过漫长而乏味的旅途之后，他们于22日晨7时20分抵达檀香山。当天在谢夫特堡做了准备工作，直到次日晨9时才开始询问陆军的第一个证人肖特将军。肖特说他认为马歇尔11月27日的通知是命令他防止群岛上为数众多的日本人搞破坏暴动和颠覆活动的。虽然通知他“随时可能发生敌对行动”，但同时又告诫他要让“日本先公开发难……”对他认为必要的侦察和其他任何措施“都应当在不惊动当地老百姓或暴露意图下进行”。当天他就答复说，“陆军部已经戒备防止暴动。已与海军联络。”两天后他又发电详述了他对颠覆活动采取的预防措施，而从未有人对他说过他对命令理解错了。

　　 圣诞节那天委员会没有安排会议。一大早尼米兹就坐水上飞机从华盛顿来了。飞机在珍珠港的滔滔波浪中停了下来。机门打开后，一股黑色石油、烧焦的木头和烧焦腐烂尸体的冲天臭气迎面而来。在冒着连绵大雨乘汽艇驶往海岸途中，一位陪同军官解释说，在港内驶行的那些船只正在打捞尸体。这些不断浮上海面的尸体都已经涨得奇形怪状了。

　　 尼米兹低声说，“看到这些舰只沉掉了真可怕。”早餐之后金梅尔来见他。通常傲慢的金梅尔好像腰也软了，人也缩了一块。“我很同情你，”吃了一惊的尼米兹说，“这种事谁都可能会碰上。”

       华盛顿仍然处于冷漠无情的气氛之中。三天前到达，来参加会议的邱吉尔和总统一起到铸铁厂卫理公会教堂去做礼拜。马歇尔将军跟他夫人呆在家里吃圣诞晚餐。但是斯塔克一家人，包括四个孩子在内，却在款待友人，大厅里摆着欢快而带有节日气氛的圣诞树，树的周围放着许多礼品。史汀生一早就去骑马，然后开车去办公室。

　　 转天，邱吉尔在国会谈到英国非常感谢美国给予的所有援助。这一段确实有些沉闷，从大西洋彼岸也传来些喜讯。希特勒在利比亚损失惨重，从美国运送物资的生命线畅通无阻。“如果说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些地方遭遇不利，我们深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你们向我们提供保卫不列颠诸岛和利比亚战役所需的军火而造成的。特别是由于你们对大西洋之战必不可少的支援，才使其得以成功而顺利地坚持下来。”

　　 27日，罗伯茨委员会搬到了珍珠港，那天他们在潜艇基地的军官餐厅里询问金梅尔。这位海军上将带着老朋友海军少将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帮他找出跟证词有关的文件。罗伯茨笑着对西奥博尔德说，“当然你不是以辩护代理人的身份呆在这里，因为你和金梅尔将军都知道他并没有受到指控；他并未处于被告的位置。”西奥博尔德一声不吭地鞠了一躬，他觉得罗伯茨这番话莫明其妙。既然对美国舰队司令官进行调查，又怎么能不把他当作被告，而且没有代理人呢？

　　 傍晚时罗伯茨开始“用大嗓门，实际上更像是个低级法庭的见习律师的样子”来询问金梅尔。金梅尔觉得他自己未被当作证人而是作为有罪的被告来对待。罗伯茨倒像个检察官而不是法官。斯坦利上将也很不痛快。看来罗伯茨对金梅尔发火是因为在向委员会陈述时不如肖特那么有条理。其实大法官应当知道将军的大部分幕僚在遭攻击后都在海上，金梅尔单靠自己写不出一个全面的报告。再说，没让金梅尔出席过在谢夫特堡进行的调查，所以他不知道已经提供了哪些证词或文件材料。

　　 休会后，罗伯茨、里夫斯和斯坦利一起去通讯安全部主任约瑟夫·罗彻福特海军中校的地下室指挥部。当两位将军跟罗彻福特密谈时，罗伯茨要情报官员贾斯帕·霍尔姆斯海军中校把那些遭到突袭时的航海图和日志拿出来看。霍尔姆斯还谈到了自袭击珍珠港以来在破译的日本领事馆原来的电报中所发现的有关情况。霍尔姆斯难过地说，只要他们在日本袭击之前就拿到了领事馆的电报便能使日本人偷袭不成。霍尔姆斯不知道其中许多电报在日本偷袭之前就被华盛顿破译了。

　　 第二天，罗伯茨一定是感到自己太凶了而有些不自在，为此向金梅尔作了点像是道歉的表示。尽管金梅尔内心十分激动，他还是回答说“他不想对于迄今为止受到委员会的对待表示异议”。

　　 随着询问的继续进行，斯坦利清楚地认识到，69岁高龄的里夫斯上将这位海军航空兵组建时期的老战士跟罗伯茨一样，深信两位夏威夷的指挥官，其中特别是金梅尔，是完全错了。斯坦利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我认为由于斯塔克海军上将和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有这么多情报，他俩也都有罪。”

　　 金梅尔因没有机会跟其他证人对质或对他们谈的问题提供证据而有些灰心。他不知道别人讲了些什么，拿出了什么材料做证据，因为每个证人对证词都是保密的。

        新年过后委员会再次开始询问时，斯坦利问金梅尔手下的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少校：“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是否有对估计形势得出结论所必须的全部情报？”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在估计整个形势上是不是比你们这儿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呢？”

　　 “体制就是这么定的。”

　　 这样问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华盛顿的批评，于是罗伯茨把话接了过去。“如果你是美国舰队总司令的情报官，你不会想华盛顿当局要向你隐瞒对于重要问题有价值的情况吧？”

　　 “是的，先生，”莱顿说。

　　 1月5日，罗伯茨委员会在皇家夏威夷旅馆300号房间开会。那天早晨，约曼·肯·默里带着一个大盒子陪同金梅尔来到旅馆，盒子里装的是有关上将在整整10个月里努力改进珍珠港防御工作的来往信件。默里不能进听证室，他在门外坐了两天，也没被传唤。最后才通知他把材料带回司令部归档。

　　 罗伯茨从华盛顿带来的两个速记员效率不高，这又给金梅尔和肖特添了麻烦。一个是成年人，他几乎或根本没有在法庭做记录的经验，另一个只有十几岁，其至连自己的记录都念不下来，漏掉了大批材料。金梅尔发现他开头几天的证言记录得乱七八糟，他用一天半时间才修改好，他陈述的主要内容全都被遗漏了。西奥博尔德向记录员提出抗议，他说罗伯茨反对做大量修改。西奥博尔德解释说金梅尔并不是想对他的证言做任何修改，只是要求跟他向委员会的陈述相一致。他们回答说罗伯茨“反对修改证词，只许把错误的地方打上号，而把改过的陈述作为给委员会报告的附件。”但是看材料的人谁会不厌其烦地隔几个字就翻看一次附件呢？

　　 尽管西奥博尔德向斯坦利呼吁，斯坦利仍重申罗伯茨是不许修改原始记录的。西奥博尔德抗议说，“可罗伯茨只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有四名军方委员，他们一定知道怎样处理在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言。”难道罗伯茨想控制整个委员会的活动吗？

　　 “西奥博尔德，”斯坦利说，“你跟金梅尔都很明白金梅尔在这场质询中所面临的问题，对吧？”

　　 “我们当然都知道。”

　　 第二天早晨，金梅尔自己当着斯坦利的面再次向罗伯茨提出要求。罗伯茨说，“上将，您并不是在受审。”

　　 “话改变不了事实，”金梅尔说。“在美国老百姓眼里，我就是在受审，你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

　　 1月10日，委员们离开檀香山，第二天到达旧金山。在乘火车去华盛顿的途中，他们着手起草调查结果报告。抵达华府那天晚间，斯坦利向诺克斯作了汇报。“部长先生，在此情况下有必要解除金梅尔上将和肖特将军的职务。然而我又对金梅尔不得不走感到遗憾。我们在珍珠港进行调查期间，我从未看到过舰队处于效率如此之高的状态。”

　　 2

　　 委员们用三天时间写完了他们调查结果报告的草稿。然后，19日在海军大楼2905室花了很长时间询问马歇尔将军。他们对他极其慎重，不像对肖特和金梅尔那样，问了他几个尖锐问题。但是没问他使他难堪的问题：一是11月7日发给斯塔克的警报，二是日本人攻击很久以后收件人才收到12月的警告。他对第二份电报所以用商用电报而没用无线电和电话发所做的解释，委员会按照他说的接受了。也没问他为什么在那个要命的日子里参谋长到上午11时25分才上班。

　　 第二天(20日)上午，委员会举行办公会议起草报告，当天晚上，委员会主席在同事、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家中进餐，史汀生也在坐，他1906年担任南纽约州地区检察官时起用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弗兰克福特在几起起诉托拉斯的案件中当助手。“我们一直呆到午夜，”史汀生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跟罗伯茨谈到他在夏威夷时形成的看法。这个看法跟现在尚未打算公布的决定有所不同。他跟我一样对海军的防御精神有着深刻印象。对于夏威夷在现代海、空战争情况下已不再是个安全前进基地这一事实，他跟我的看法也一致。史汀生很高兴罗伯茨完全同意派更多的军队去夏威夷，“我们一直坐到半夜，这一晚收获很大。”

　　 在以后几天中，海军大楼的客厅成了战场，里夫斯认为全错在金梅尔身上，而斯坦利则强调应由华盛顿负责。俩人的矛盾公开化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敌对得追溯到斯坦利担任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时候。当时他拒绝推荐里夫斯再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据斯坦利推测，里夫斯的这口怨气“一直憋到我俩都退休后很久，看来一直影响到他在罗伯茨委员会跟我共事时的表现”。

　　 斯坦利对于同僚所持的偏见感到非常震惊，他告诫诺克斯说，如果金梅尔受到军法处置，他就一定要亲自去管此案，而且要亲眼看到金梅尔被宣判无罪。然而诺克斯却成功地说服他跟这帮人一道工作，斯坦利同意不提不同意见的报告，以免分裂国家并有损于战争努力。23日，他在罗伯茨报告上勉强地签了名，虽然后来他曾写过“并未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委员会的确对于一些罪行的调查结果作了如实的陈述，但是许多情况被删掉了，因为总统在设立这一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中已经明确地限制了它的权限”。

　　 罗伯茨本想把他的报告直接向报界宣布，而罗斯福却一定要先过一下目。总统花了两个小时对文件做了通盘研究，向罗伯茨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对看到的文件表示满意，他说，“有什么理由不全文发表吗？”没有，罗斯福从桌子上把文件扔给秘书。“全文发给各报社供他们在星期日刊出。”

　　 第二天史汀生用了整个早晨阅读报纸关于这份报告的报道。他跟罗斯福一样高兴。“这份报告好极了，坦诚公正，对事实做了透彻研究。它绝对彻底地指出了12月7日在夏威夷防御中的错误。”史汀生认为委员会干得很好。结论中说赫尔和诺克斯都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不断地向陆军部和海军部通报跟日本谈判的进程和意义。马歇尔和斯塔克也尽了责，互相磋商，并向上请示报告。而且，他们俩还通知了肖特和金梅尔可能出现敌对行动并命令他们采取适当措施，从而完成了指挥上的责任。

　　 报告结论说，夏威夷缺乏戒备的责任在于金梅尔和肖特未能“根据那些警告进行磋商与合作，采取必要的行动，也未根据华盛顿陆海军和指挥部首脑的命令采取措施”。

　　 尽管陆军部的一些军官由于使得肖特认为主要危险只是破坏活动而受到不点名的责备，但是罪责却归于肖特和金梅尔。“日本人的攻击完全出乎指挥官们意外，也未做出相应的迎击，两人都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种判断上的失误是攻击成功的原因。”

　　 有人请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艾尔本·巴克利发表意见，他说报告“对事实有着全面而令人钦佩的见解，而且老百姓确应认为没对他们隐瞒任何情况”。他还说，报告应消除一切猜疑，“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真相。”

　　 美国老百姓中大多数都同意报告的结论。大批信件涌向白宫，要求立即采取惩罚措施，伊利诺斯州橡树园的赫尔曼·格罗思太太在信中写道，“我希望，在你对他们的惩处做出决定之前，金梅尔和肖特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就起码和玩忽那些美国好小伙子们的生命那样，不对自己的生命看得那么尊贵了。”

　　 如此，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珍珠港事件的争论显然是结束了，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罗伯茨报告有偏见和片面性，海军中特约瑟夫·陶西格在给金梅尔的信中还是认为，尽管罗伯茨委员会调查结果是这样，金梅尔“不论是失职还是在判断上你都没有任何罪过。”他说，“我对于夏威夷防务和太平洋地区情况的研究也许不比那些高官们多，但也不比他们少。我在陆军学院里花去了8年时间，还当过舰队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我一直认为这整个事件的全部责任在华盛顿——但是，的确我也无法找出罪犯。他们得找个替罪羊，于是这个尿盆子就扣到了你头上，而实际上应当是当时的总司令本人。”

　　 国会里也有人支持金梅尔和肖特。民主党参议员戴维·沃尔什提出，罗伯茨的报告删去了一些“公众将会要求它说明的重要事实”。

　　 小罗伯特·拉福莱特参议员指责说，华盛顿应负某些责任。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虽曾建议罗伯茨跟总统私下谈一谈，但是连他也感到关切。那天他跟罗伯茨说，“报告的字里行间能……使我回想起许多东西。”他说，陆军总参谋部和海军作战部里一直存在着“珍珠港司令部里的那种呆滞和难以想象的精神状态”。

　　 那天早晨肖特在俄克拉荷马城看到罗伯茨报告时惊呆了。他马上给马歇尔打电话说，“忠心耿耿出色地干了近40年，竟被控告失职，实在无法理解。”马歇尔跟他已有39年的交情，是个可信赖的朋友。这位参谋长说他还没有看到报告，他一直在纽约。

　　 “我应该做些什么？”肖特问。心里惦着国家和战争的他是否应当退休呢？

　　 “顶住，”他的老朋友说，“但是如果有必要，这次谈话便是根据。”

　　 肖特回答说他把自己全交给马歇尔了，因为他相信马歇尔的判断和忠诚。肖特后来写道，“挂上电话后，我想让马歇尔用这次谈话内容为根据对他不大公平，故写了一份正式申请附在我给他写的信里。”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

　　我非常感谢你劝我目前不要提出退役的请求。当然，在当前情况下我很愿意留在现役名册上并接受你根据需要给我的任何任命。但我还是附上了申请表，以便你认为该用时好用。

　　 之后肖特指出罗伯茨报告并未谈到在日本偷袭时已从本土飞来的12架B－17轰炸机，它们只有基本的机组人员，没有弹药，枪枝涂满了保护油。肖特写道：

　　据我看这充分证明陆军部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对夏威夷军区来说，最危险的是破坏活动。所以尽管自11月28日起我已经采取预防措施，但部里并未命令我采取行动来对付空袭……。我将十分感谢你在我的案件中所能做的一切。

　　 星期一早晨，史汀生跟马歇尔商量对肖特该怎么办，因为总统已把此事交给他们去办。马歇尔说肖特已经给他打过电话申请退役，斯塔克也希望金梅尔能这么办，史汀生告诫他这么匆匆办理会有风险，“因为我担心会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由于我们内疚而想对这些人不加处分，从轻发落。当然这种推论对于两方面来说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法律上退役对军法审判并无影响。另一方面，我向马歇尔指出，据我看罗伯茨的报告对事实分析很正确，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国会和报界已经表示要究根问底。受害者和孤立主义者们也继续在国会里喊叫，但看来这个报告能够经得住这种种考验。

　　 让史汀生大为吃惊的是，来自报界和国会的抗议声甚嚣尘上，他们要求进一步调查。当天《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一个专栏作家评论说：“罗伯茨报告弄得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具有很大嫌疑，”“国会应当穿过疑云把玩忽职守的罪责适归其主。”纽约城两家大报都表示同意。《纽约时报》反对罗伯茨的结论，说“好像唰地一下就彻底为华盛顿的首脑们开脱了罪责，又轻易地就说他们都‘尽到了责任’。”《纽约先驱论坛报》指责说，“对于珍珠港事件缺乏预见的问题是在上面。”

　　 国会里，由巴克利领头的民主党忠诚议员们不消说都表赞同，而爱对当局挑剔的人则不消说都持怀疑态度。杜威·肖特参议员感到这一罪责华盛顿也跑不了。“这是我们应当开掉这帮无能家伙的时候了。我们这里有一帮官吏在20年里无所作为，他们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另一个孤立主义议员走得更远，他要求对史汀生和诺克斯进行调查。

　　 对行政部门的攻击在星期二蔓延开来。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要对珍珠港事件进行“全面研究”的势头愈来愈猛。参议院也出现了类似的造反，以致总统主要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深为关切，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谴责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沃尔什说“他对英国的仇恨甚于对我国的关心”，霍普金斯指责另一参议员“满脑袋纳粹思想”。

　　 尽管一派指责之声震耳，史汀生仍然表示相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给罗伯茨写信说，“匆匆写上几句，以表达我的看法。我认为你和你的同事出色地写出了珍珠港灾难的报告，它是一个杰作，是在仔细研究分析难以弄清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坦率而准确的陈述。”

　　 两天以后(即29日，星期四)，国会的民主党人发动了攻击。在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以14比6击败了要求进行调查的动议。明尼苏达的一位共和党众议员颇为反感地说，“委员会这样投票真令人遗憾。”“罗伯茨报告基本上没解决什么问题。把罪责归咎于地方上，但这并非发生珍珠港事件的真正原因……”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W·麦科马克一直不断地向罗斯福报告争论的进展。他曾提醒说，海军事务委员会第二把手、少数党成员詹姆斯·W·莫特要求把罗伯茨委虽会的速记报告及文件拿到委员会上来，罗斯福反应激烈，他在给麦科马克的信中说，“如果你认为我把莫特找来训导他一顿战争该如何进行的做法好，我可以做。”然而用不着这样做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把莫特的要求束之高阁。参议院里要求调查的类似提议也被扼杀了。

　　 看来一切都置于控制之下。那天晚上史汀生写道，在记者招待会上向他提出的有关珍珠港问题，“回答得很顺利”。但是批评并未从此停止下来。一周之后，杂志也开始评论了。《美国新闻》的戴维·劳伦斯明确地指责罗斯福应对未能协调好防务负责。他的陆、海军参谋长应该确切地知道金梅尔和肖特已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劳伦斯希望这两位指挥官不要成为华盛顿失职的替罪羊。该刊在后面的一期里公开指责当局压制国会调查。

　　 至此，罗伯茨的报告显然只是为更大规模的调查打开了大门。这一调查很难说何时开始，但肯定是要进行的。因为在文职人员和军界里的不满、猜疑和抱怨之声早已纷至沓来。“我实在难以想象任何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在回忆他担任委员会成员时所干的事情，会不深深感到羞愧。”这些话是那位将太平洋舰队移交给金梅尔的J·O·理查森上将说的，他还说，“在我一生当中，从未在这个国家里看到一件比这更可耻的事：政府里的文职官员竟无分担让日本人成功地突袭了珍珠港的责任之意……”

　　 “我坚信，当总统意识到对珍珠港造成的损失时，他不知所措了，命令设立了罗伯茨委员会。他认为这样就能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珍珠港上，从而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

　　 那些位高权重的现役海军上将对理查森表达的愤慨颇有同感。海军新上任的首脑金上将后来写道，“据我看，这个委员会并没有抓住真正该抓的东西，而只是找了个‘替罪羊’来承担珍珠港灾难的责任，以满足大伙的要求。例如，既没有问过金梅尔上将什么重要问题，也没给过他正当机会为自己辩解。事实上，他跟肖特将军都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被出卖了’。”对珍珠港事件真相继续进行掩盖，是经过总统批准的，其借口是揭露全部真相将不利于战争努力。然而这里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罗斯福是否耍了什么花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