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好机会”·第二十五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日本帝国的衰亡》
出自————《战争通史》
一
在中国和缅甸的战争还在进行着，相对说来，没有怎么被宣传。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各方——不止双方——以及亿万卷入这一动乱的老百姓来说都是失望的，悲惨的。
这场战争在广阔的地域进行，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地理上，都是一场噩梦。
一九四二年初， 英国人羞辱地被逐出缅甸，他们想要打回去的尝试，成效有限；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日占区的袭击同样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到一九四四年年底，贪得无厌的野心使日本人在缅甸陷于灾难之中。他们梦想在钱德拉·鲍斯的印度国民军的帮助下，颠覆英帝国主义不牢靠的基础印度。第一块跳板就是缅甸边境以西五十英里的战略重镇英帕尔。它不仅是通向印度的大门，而且占领该市具有不可估量的宣传价值，对所有的反帝国主义者也是一个鼓舞。
许多个月以来，奉命在缅甸采取守势的日军司令部一直请求侵入印度。这些请求，连同钱德拉·鲍斯的请求，终于受到重视：一九四四年初，大本营命令第十五军包围“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的重要地区”。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帘也中将认为，占领英帕尔是深入侵入印度的一系列攻略中的第一环。他的这种看法是他的敌人奥德·查尔斯·温盖特准将造成的。温盖特是个救世主式的人物，他部下的“清德”（缅甸语狮子）一直在敌后很远的地方不断以非正统的作战方式骚扰在缅甸的日军指挥官们。虽然牟田口先前曾反对入侵印度的计划，但温盖特的袭击使他动了心。如果一个英国人能把部队带进深山老林，那么他也能，而且还能带更多的部队。然而，率领一批根据这种地形受过专门训练的游击队是一回事，率领一整军人马却又是一回事。
牟田口的作战参谋片仓衷大佐认识到这些障碍：要跨越湍急的大川和坎坷的大山；另外，在后勤工作方面，十五军目前缺乏粮食、弹药和药品，没有为进行如此长期、如此艰苦的战斗作好准备。片仓有说服力地提出他的顾虑——自“二·二六”事件因反对叛军在脖子上挨了一抢以来，他一直讲话直截了当——但牟田口却不听劝告，不肯更改计划。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日，日军三个加强师团和鲍斯的印度国民军一个师——共十五万五千人——渡过钦敦江，越过分隔两国的大山，鲍斯的士兵踏上印度的土地后，便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他们高喊着“印度胜利！印度胜利！”朝英帕尔北面八十英里英军供应线上的城市科希马推进。他们拟从科希马南下，攻打英帕尔。第三十一师团拿下科希马后也跟上来。日军另外两个师团则直捣英帕尔。
英印第十四军军长、远东最干练的地面指挥官威廉·斯利姆曾推测，牟田口将进攻英帕尔——也许还有一个旅团转移至科希马——并以“相当悠然自得的心情”坐等战斗到来。他的计划是让日军前进至英帕尔平原边缘，在日军“向我严阵以待的阵地发动攻击时，全力反攻，一举歼灭之。
他后来写道，当他得悉敌人——用两个师团的兵力——进攻科希马时，“我心灰意冷了。”这不但危及一个军事重镇，而且还威胁他军队的唯一的供应基地和科希马西北约三十英里的铁路终点迪马普尔。他下令立刻增援。“当我努力纠正我的错误并用铁路和飞机火速运送援军时，我知道一切都取决于首当其冲的部队是否顶得住。如果他们能坚持到援军赶到，一切都好办，否则我们就要惨败。”斯利姆最害怕的是，日军可能绕过科希马，沿铁路前进。于是，他便在科希马山上建立一道紧急防线，封锁通向迪马普尔的公路。他从当地治安部队“凑了”一些人，五百名病号也被武装起来送上前线。
然而，第三十一师团长佐藤幸德中将却让全部军队进攻科希马，守军顽强抵抗——他们被逼到一座山上——只剩印度国民军向南进攻英帕尔。在该市以西和以南的陡坡上，日军另外的两个师团已在构筑强大的土木地堡体系，准备发起联合进攻。
四月十八日，印军司令报告了使人难以相信的消息：通向英帕尔的道路只有轻兵防守，他的先头部队离城已“只有一箭之遥”，胜利就在眼前；鲍斯已带了大量新钞票准备发行。但他的美梦却破灭了，因为佐藤觉得自己在科希马遇到的抵抗是他所没料到的，因此拒绝到英帕尔去，相反，还武断地下令让部队准备返回缅甸；他曾得到口头允诺（这并不是真的叫他执行的），如果到四月中旬他仍得不到粮食和弹药的补充，他可以撤退。
鲍斯愤怒万分——如果佐藤不支持他的先头部队，印度国民军决不可能突入英帕尔。他确信这是日本第十五军的阴谋，并指责日本人故意不让印度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取得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胜利。牟田口对佐藤也怒不可遏（并解除他的师团长职务），但不管怎样解释，鲍斯还是不满意。
在英帕尔的日军已准备攻城，并要求鲍斯在天皇寿辰那天发表一篇广播演说，把英帕尔作为献给天皇的寿礼。鲍斯觉得受到侮辱。他此时改变了态度，除非由印度国民军担任先锋，他反对对印度的任何入侵。他的理由是，印军的出现可以触发全国起义，而日军侵入只会把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推到英国一边。
这场争论给斯利姆将军带来了双重好处：敌人发生分裂，又为他用铁路和空运向英帕尔地区增派大量援军提供了时间。日军分六路向该市集中，但每一路都被得到强大空中支援的守军挡住。消耗战一周又一周地拖下去，不见分晓。日军两个师团长都相信，要攻下英帕尔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师团长甚至还没有得到命令就开始撤军。
陆军参谋次长秦畑彦三郎在杉田大佐和其他参谋人员陪同下到前线视察调查，他们回到东京后向东条提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帝国作战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甚微。”
东条斥责秦散布失败主义。首相曾指靠这场“U号行动”的成功来转移公众对太平洋马绍尔群岛惊人损失的注意力。东条失望透顶，他的讽刺言论似乎也是影射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的（三笠官正坐在秦的对面），使得室内气氛变得极为冷淡。秦一言不发。“我要是秦，”种村大佐在自己日记中写道，“我就会摘下参谋肩章，揍他一顿。”
六月五日，牟田口会见他的上级、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将军。牟田口已经不得不解除手下全部三个师团长的职务——这在日本陆军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一人是因为不称职，一人是因为患病，第三人是因为拒绝执行命令）。此时他正要宣布说停止“U号行动”的时间已到，这句话已到了嘴边。但他却不能开这个口。“我那时希望，”牟田口后来回忆道，“河边将军能在沉默中看出我的心事。”
然而，河边却没有看出他的心事。“钱德拉·鲍斯的命运既是他的也是我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以，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帮助牟田口。我不断对自己这样说。”
会见后的第一天，在进行了六十四天某种程度上可以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后，英军夺回科希马。虽然一支由日本人和印度人混合组成的部队仍占领着通向英帕尔的道路，但不到两个星期英国人就突破过去开始支援在英帕尔苦战的友军。
雨季的到来使牟田口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暴雨不止，冲毁了返回缅甸的丛林羊肠小道。三个师团中只有一个师团带有足够的粮食，其它两个师团不得不靠吃草、土豆、蜗牛、蜥蜴、蛇，总之，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包括猴子在内。
牟田口仍不敢向河边直接开口请求允许他撤退，但他却拐弯抹角差不多把话说了出来。“如果停止作战行动，我军可以采取守势，”他写信说，“把军队撤至钦敦江右岸高地，通过茂叻西北的高地到铁定地区是可取的。”
河边的答复似乎是不妥协的：他希望十五军能“热情地”执行任务，更奋勇地作战。然而，他的高级参谋已前往马尼拉，请求寺内元帅下令停止这个行动。寺内同意，但命令直至七月九日才到达牟田口那里。四天后，日军开始向钦敦江撤退。在倾盆大雨下翻山越岭的长途行军中，官兵们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数以千计的病号和伤员掉队，用手榴弹自杀。小路成了泥浆的海洋，摔倒下去，就会埋掉半截身子，那些有气无力地挣扎出来的人，鞋子已没有了。到处是扔掉的轻机枪、步枪、钢盔、防毒面具——一切用不着的东西。幸存者完全靠了意志力的推动活下去，他们拄着临时拣来的拐杖，一拐一拐地前进，坚持了一天行军后，大家挤缩在一起想睡一觉，但因大雨倾盆又很难睡着。许多人因为衰弱得无力把头抬到不断高涨的积水上面而淹死，而他们的目标钦敦江在江水猛涨时又夺走他们几百人的生命。
总共死去六万五千人——是瓜达卡纳尔死去人数的二倍半多，同在莱特死去的人数差不多。牟田口，他的参谋长及其他高级参谋人员被撤职，河边及其参谋长也被撤了职。司令部的大改组以及第十五军的覆灭使驻缅甸的所有部队都受到影响，到年底时，日本的统治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
在中国，那个有多方参加的盘根错节的战争，除了共产党外，人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华东，日本人虽然已征服了大片土地，但却仍然毫无办法最终解决在这个令人摸不透的国家中打了不少日子的痛苦的战争。尽管他们占领一个又一个重要城市，但好象是在沙地上挖地道，不管用；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在日本军队开走后就无法巩固胜利。日本人占领了沿海、江河、铁路和公路，但在其间的广阔地区，中国人自己之间却在进行另一场斗争。蒋介石为了争夺控制权正在同毛泽东的军队打仗，军阀则谁胜就站到谁一边。
中国问题造成各方之间的不和。驻华全体美军司令约瑟夫·（“醋性子乔”）史迪威陆军中将不断与在美国志愿部队“飞虎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十四航空队司令“老皮革脸”陈纳德发生争执，他们争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史迪威讥讽为“花生米”的那个人——蒋介石——所采取的政策上面。史迪威在给华盛顿的一系列辱骂性的电报中指责说，美国给中国的援助被国民党罪恶地浪费掉了，另外，国民党的军队尽量不用这批物资去抗击日本人，因为“花生米”一心要把人力物力节省下来在战后与毛泽东对抗。
这个说法基本上是真实的。自从第二次开罗会议以来，由于蒋介石觉得罗斯福在丘吉尔影响下出卖了他的重大利益，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消极抗日。在某些地区，国民党与日本人之间实际上停战已有两年多。例如，在湖北的一个空军基地，中国军官为其拒绝射击路过的日机作辩护，竟借口说，如果向日机开火，“日本人就会发怒，必然要报复，回来轰炸城市，造成巨大破坏。”蒋的另一个军官说，中国人没有必要“对日本人发动进攻，因为美国很快就会包围日本，那时日军就会不战而退，所以，还是置之不理好，照现在这样融洽相处。”
虽然史迪威的愤怒是有理由的，但他却不能理解，国民党军队牵制了将近一百万日军，否则，日本有可能利用这支百万大军去攻打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他们付出的代价实际上高出从租借法案得到的援助。因此，蒋不但对史迪威的态度感到恼火，而且还觉得史迪威上了美国共产党宣传的当。美共的宣传把蒋委员长描述成法西斯分手，称毛为一个农村改革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史迪威错误地认为，如果把共产党的部队交给他（史迪威）指挥，共产党就会听从他的命令，全心全意打日本人。”蒋写道，“他向我保证，政府可放心地按国军待遇重新武装共产党部队，把他们从政府封锁的地区放出来同日本人作战。此外，他指出，政府也可以把因执行封锁任务而无法调动的军队调出来，重新部署，对付共同的敌人。……史迪威此后与我的分歧完全是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阴谋所致。它几乎使中美两国在中缅战区的军事合作瓦解。”
陈纳德同意蒋介石这种评价，同时也同意这种说法，即史迪威在缅甸硬充好汉，花的时间太多，在那里，他会端着步枪，一进丛林就几个星期不见人影。此时，这两个美军司令几乎到了彼此连话都不说的地步。“醋性子乔”坚决主张地面战斗，认为陈纳德提出这场战争要在中国的空中打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战争一向都要在地面上才能打赢。两人接连许多个月一直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给养问题上争吵不休。陈纳德怀着不满心情亲自写信给罗斯福，抱怨没有得到曾答应给他的东西，尽管如此，他的B－24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日本海上运输线和陆上交通线进行了有效的轰炸，是中国战线唯一有成绩的方面。
与史迪威一样，罗斯福对国民党人也不耐烦起来，虽然程度略轻；与史迪威一样，他主要关心的也是缅甸。一九四四年初，他敦促蒋介石与史迪威发动大规模进攻，渡过萨尔温江，打进缅甸。蒋对于把这样一个战役列为重点提出疑问，他更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不情愿态度使罗斯福更加强烈地要求采取行动——但仍无结果。就罗斯福而言，牟田口越过印缅边界进兵英帕尔一举，使争论告终。四月三日，他致电蒋介石，含蓄地威胁他，除非国民党军队在最近的将来沿滇缅公路打进缅甸，否则他就要停止租借法案援助：
……据我观察，贵方第七十一军团火速前进攻占腾冲－龙陵地区的时机已成熟，在萨尔温江抵抗你的只是日军一个徒有其名的师。贵军西进必定马到成功。仅仅是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我们过去一年里一直在装备并训练你的精锐部队（云南诸师），如果在共同事业中不利用他们，那末我们就没有理由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空运装备和教练人员……
对这封电报蒋介石并没有作正式答覆，但不到两星期，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就批准了渡过萨尔温江进击。身兼中国空军参谋总长的陈纳德看到中国本土有一个大得多的威胁。他提醒蒋介石，日本大概要对国民党首都重庆东南的美国空军基地发动进攻。“所以，在此情形下，”他写道，“有必要通知阁下，在中国的联合空军，VLR（即B－29）工程除外，也许不足以抵御预料中的日本空袭，肯定不能在规定的地区按要求的规模向中国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为了使空中力量能完成这些任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物资供应和足够的力量。由于日本的威胁似乎就在眼前，应立即采取这些措施，不应延误。”
他给史迪威也送去了一个类似的警告，但史迪威却回答说，在中缅印战区首先要解决对英帕尔的威胁，因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理应同意减少物资供应，它“必须缩减”其行动。陈纳德大怒。早在一星期前，他曾致函史迪威说，他坚信作为未来对日军事行动基地的中国的安全正处在危险中：
……由于日本再也腾不出人力和物力去抢大米或进行训练演习，我懂得这次他们一定是当真的。他们的处境的必然发展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为了设法保持一条内线，他们必须作好准备，以便最终放弃拉得比较长的战线。要做到这点，他们就必须设法使盟国在中国他们身边的基地失去作用并保护内线防御的关键福摩萨。用B－29轰炸福摩萨以及日本诸岛的前景又使这样做的迫切性无可估量地增加，单是这个前景就足以引起激烈反应……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向罗斯福呼吁：华东即将遭到攻击，他不相信能抵挡得住。他说：
我想告诉您的是，对于结局我并不害怕。我预料中国军队会进行力所能及的最顽强的抵抗。我们将利用空中力量尽力支援他们，使之战胜日本。但是，由于我们把资源集中在缅甸战场，没有采取措施加强中国军队，出于同样理由，第十四航空队的活动仍然是小规模的。如果我们哪怕是稍强大一点，我就用不着去发愁。由于人力、装备和给养都仍然非常不足，我对阁下说，我们的作战将是非常艰苦的。
更使我关心的是，我所交谈过的中国最贤明的领导人都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任何得逞都将引起物价新的暴涨，也许还能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必然会影响中国抗战的精力。在较有影响的中国人中，我注意到他们的颓丧情绪。
陈纳德对日本人的意图的估计是准确的。东京已命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占领华东一带的机场和这个地区的三条重要铁路。这个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行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把中国军队“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打败，确保平汉铁路。此后，出动十一个师团和八个预备师团渡过长江，继续打向西南，首先占领湖南的长沙和衡阳，然后再占领广西的桂林、柳州和南宁。占领了南宁就能使第十四航空队的两个重要机场失去作用。
在“一号作战”发动以前，日本人先进行了广泛宣传，其目的是离间中国及其西方盟国，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散发了大量的小册子，宣称日本的敌人是英美军队而不是蒋的军队，日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中国。如果中国人不抵抗，他们将被当作朋友对待，此外，还给日军下了严格的命令，停止烧杀和奸淫掳掠，他们应“亲切对待当地居民，尊重他们。”
“一号作战”于四月十七日夜间开始，在牟田口进攻科希马的同时，第三十七师团渡过了黄河。然而，奇怪的是，这两个战役之间并没有协调或合作。同一天，史迪威对陈纳德说，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成都的B－29的机场，“即使牺牲船舶攻击和中国地面部队的支援”也在所不惜。陈纳德要求用全部飞机抵抗来犯日军。他电告史迪威说，保卫成都眼前还不成问题，因为它在重庆以西。鉴于华东即将崩溃，史迪威批准陈纳德动用原来指定用于保卫成都的P－47战斗机，并命令第三八○轰炸大队的B－24为第十四航空队空运燃料。
然而，增强空中支援并未使日军的挺进放慢。在这个地区的中国军队，差不多四年没打过仗，一触即溃。陈纳德认为自己的失败是史迪威的政策的可以预料到的结果。他向史迪威报告说，“由于严重缺乏航空物资，和普遍不相信日军有进攻的计划，”使他作战很不顺利。
史迪威认为陈纳德大概是在准备告他的状，于是草拟了一份尖酸刻薄的长篇报告，分析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老矛盾。
陈纳德向蒋委员长保证，空中力量能解决问题。他对委员长说过，如果第十四航空队得到支援，他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入侵。现在他认识到，这是办不到的。他正在试图为自己寻找借口，宣称如果能再得到一点物资——这我们是不能给的——他还能办到。他企图逃避自己的招摇撞骗的后果，而把责任推到那些早就指出其危险并设法补救的人身上。
他并没有破坏日本人的供应线，他根本没有使日军后退。相反，我们的准备工作恰恰是完全同我所预言的结果一样，即引诱日本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他现在承认，即使地面部队得到他所要求的全部空中支援，也是无法对付的。
五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七万二千人进攻缅甸，但史迪成并没有改变看法，继续对蒋介石感到不满。他终于向马歇尔摊牌：
蒋介石要从我们身上榨取一切他能得到的东西，使我们为在中国取得进攻日本的权利付出代价。除非强迫他，他是什么也不会干的。不管我们如何责备中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机构阻挠工作，最终责任却完全应由委员长承担。如果他果真象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必需接受这个责任……
因此，对于中国人，我们的选择看来是应从现实出发，要有来有往，否则就把我们在中国的努力限于维持目前我们在中国的航空作战算了。后一种办法使蒋介石可以逃避履行他所签署的协定的义务。这样还将使进攻日军的最后负担落到美国身上。我认为最终一定要在亚洲大陆向日军交战。如果你不相信这点，并认为可以用别的办法打败日本，那末，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在这里的责任交给空运部队并维持你认为适合于中国的空中力量……
请你决定。我的任务有没有改变，还是继续照以前那样执行？
华盛顿的答复使史迪威震动，这个答复正式确定了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酝酿的政策。马歇尔回答说，已经作出决定，中国和东南亚战场的行动将取决于这些行动对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战斗作出的贡献程度。
……如果能够采取不在亚洲大陆对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方式打败日本的话，那么就应以这个方式来实现。此后对日本在亚洲的地面部队的作战应该是扫荡战性质……
这样一来，中国将主要是轰炸日本本土的B－29的基地。建造B－29“超级空中堡垒”的想法产生于一九三九年。那时，美国担心英国被占领，在欧洲将没有空袭德国的空军基地。“超级空中堡垒”是巨型飞机，使B－17相形见绌。它的体长九十九英尺，高约二十八英尺，翼展一百四十一余英尺。但它的体型雅致，铆钉连接，能以三百五十多英里的时速在三万八千英尺的高空携带四吨炸弹飞行三千五百英里。从一开始，建造人员就为发动机的问题大伤脑筋。一架样机在空中起火坠毁，全体机组人员牺牲。直到一九四三年夏季，第一架准备投产的样机才上天——即使这一架也充满“隐患”。
马里亚纳被选定为用B－29向日本进行空袭的最终基地，但由于这些岛屿当时还在日本人手里，空军的计划人员决定先从中国出击，尽管后勤供应的问题极其艰巨。所有燃料和物资都必须从印度越过驼峰——即喜马拉雅山——空运至成都的四个尚未完工的机场。此外，从成都到东京往返四千英里，减少了炸弹的装载量。
在离印度以前，B－29进行了第一次作战试验。这个任务的航程相对说来比较短，但却清楚地看出了这种新型轰炸机用于实战时有不少困难。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九十八架“超级空中堡垒”前去轰炸曼谷。一架刚起飞就坠毁，十四架中途发生故障返回，还有几架未飞抵目标，其余的接近曼谷时已不成队形。返航时，两架飞机中途坠毁、两架坠入孟加拉湾，四十二架弄错了着陆基地。然而，这次任务却被认为“从作战角度看是成功的”，于是B－29准备袭击日本。
六月十五日，九十二架“超级空中堡垒”离印飞往成都，在成都加油后，再登上飞往日本的漫长最后航程。七十九架飞抵这个中继点，但当天下午只有六十八架能继续前进，其中一架在起飞时坠落，四架因机械故障返航。第一架B－29于中国时间午夜前不久飞抵目标——九州岛的八幡制铁所。地面上的高射炮火很猛烈，还有若干架战斗机迎击，但飞抵八幡上空的轰炸机中只有六架受轻伤。轰炸本身是失败的——只有一枚炸弹命中该制铁所——但对日本人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战火终于烧到日本本土。
在华东，日军已打到长沙的大门。三天后，这座大城市陷落，重庆一片惊慌，国防部下令处决了好几个前线指挥官。日军两个师团第一一六师团和六十八师团已朝该市以南约一百英里的衡阳挺进。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占领邻近一个机场，两天后开始攻城。日本人以为中国人很快会投降，不料，中国第十军军长洪先九少将死守衡阳，使日本人狼狈不堪，美国人也觉得出乎意料，他的部队——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支援下，不时夜间冒险袭击日军的辎重队——日复一日地击退日军。
由于粮食和弹药不足，日军进攻部队不到两星期便自行撤退。在桂林——本来是日军进攻路线上的下一个城市——庆祝胜利的活动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街上的鞭炮声不绝，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桂林的商人带着象牙、翡翠、丝绸和漆器潮水般涌向桂林机场去慰劳美国飞行员。
然而，日军很快又调集了四万名精锐部队卷土重来。洪将军再次死守衡阳，但蒋介石却不再支持他，因为蒋介石出于某种原因不信任洪的上司薛岳。蒋委员长下令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停止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运送物资。
陈纳德只能向宿敌求援。他电请史迪威允许他空运枪支弹药给洪。史迪威司令部的答复不置可否地说，你的提议正“受到最良好的对待”，但不采取任何行动。陈纳德再次请求运五百吨去。这一次的答复倒是明确的：
考虑到薛岳部队所在地点、其任务、迅速变化的局势、中国人滥用已有装备以及不恰当地动用部队等因素，你提出的空运五百吨轻武器及弹药的建议是浪费力量。美国的全部努力应继续从空中进行。
几星期后，衡阳陷落。但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仍继续袭击日本人的供应线，迫使日军推迟了一个月进攻桂林。
如果中国——她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缩小——垮了，那末就有八十二万日军能解脱出来。因此，罗斯福便派了个私人代表带着他的命令到重庆，要中国继续抗战，把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包括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抗日。他选中民间人物帕特里克·赫尔利，授予他少将衔。赫尔利的职业是担任大公司的律师，业务成功，从前在赫伯特·胡佛总统手下当过陆军部长。他精神饱满，平易近人，因出使苏联和中东执行战时外交任务颇有成绩而赢得罗斯福的信任。
赫尔利取道莫斯科前往中国。在莫斯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对他说，俄国想和国民党中国交朋友。一九三六年“少帅”劫持蒋介石后，不就是他莫洛托夫亲自出面才使蒋获释的吗？中国怎么能因自己国内的不和而指责俄国呢？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徒有共产党之名罢了。美国应想法子帮助中国人民改善经济，把毛和蒋的军队统一起来。
把生活看得简单异常的赫尔利，对莫洛托走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信以为真。到了重庆后，他对蒋委员长说，他用不着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会受俄国控制——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岂不是很明显的吗？
蒋不相信，他曾读过毛的文章和演讲。赫尔利也无法说服蒋让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这是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的。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给赫尔利一份备忘录说，他近来的经验使他清楚地看出，史迪威将军“不适宜于担任这个新的司令职务，这个职务责任重大、有种种复杂而微妙的任务。他几乎一到中国就表现出不注意盟国军队成功的合作所必不可少的互相信任和尊重……去年十月，我原想要求把他调回，但当时史迪威将军严肃保证，他今后将不折不扣地服从本人的命令，不再使我失望，我才收回请求。不幸的是，史迪威将军始终未履行其严肃的诺言……”蒋保证，换来的人只要合格他都支持。
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说，这份备忘录是一派胡言，说蒋“无意实行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革，也无意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
马歇尔把史迪威的答辩呈交罗斯福。在罗斯福十月五日给重庆的电报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蒋委员长已不抱幻想：
……自从我当初提出建议以来，中国的地面战局业已严重恶化，使我现在觉得，美国政府不应承担派一名美国军官指挥全中国的地面部队的责任……
蒋则反过来责怪史迪威——间接地也是责怪罗斯福——要对华东的大败负责。他在给赫尔利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指责说，这场灾难是史迪威坚持要在缅甸北部发动进攻造成的：
……如本人事前所担心的那样，日本人利用了这个时机，在中国发动攻势，先是进攻河南，然后是湖南。由于缅甸战役，我们没有足够训练有素和充分武器配备的增援部队可调往上述这些战区……日军在华东发动攻势动用的部队比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北部所遇到的日军多五倍，在中国失败的影响肯定超过缅甸北部战役的胜利的全部结果。然而，史迪威将军对华东战局的后果完全置之不理，在华东战役的紧要关头，他甚至拒绝拨出租借法案项下业已运抵云南的武器，供华东战场使用……
总之，我们攻下了密支那（缅甸），却丢掉了几乎整个华东，在这方面，史迪威将军的严重责任不能开脱……
他就罗斯福不给他面子拒绝委派一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武装力量一事向罗斯相提出意见：
我完全相信，如果总统委派一名合格的美国军官接替史迪威将军，我们就能共事，扭转目前时局，为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赫尔利曾希望，他能进行调停，使蒋和史迪威和解，但此时他已肯定这是不可能的，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他致电罗斯福称：
我的意见是，在这场争吵中，如果阁下支持史迪威，就会失去蒋介石，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失。
由于史迪威和赫尔利都不断向华盛顿提出互相冲突的建议，使中缅印战区的命运整整一星期陷于危急之中。十月十八日（麦克阿瑟在莱特登陆前两天）罗斯福终于致电蒋介石称，他将召回史迪威，但却不想任命一名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答应派艾伯特·魏德迈陆军少将担任蒋委员长的新的参谋长，指挥在华美军。
史迪威一走，赫尔利便把全部心思用在解决毛和蒋联合这个独特问题上。十一月七日，他不听蒋的劝告（他称蒋介石为“石先生”），乘飞机到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在那里，他的主张已经受到宣扬；共产党发言人向每个美国官员和来访记者保证，中国需要的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联合政府。蓄小胡子的赫尔利，胸前佩满勋章来到延安。他的梳得整整齐齐的厚密白发和瘦高笔挺的身材给观看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以低沉响亮的声调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他们的助手讲解与蒋介石可能达成的五点协议。他的举止使共产党人惊讶，但他们以频频点头和微笑作为回答。在当晚举行的丰盛宴会上，他使沉静的主人大吃一惊。在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干杯后，他站起身来发出模仿印第安人在战场上的呐喊声。约翰·埃默森以及其他美国外交官连忙解释，这是美国的古老风俗，表示对所有人的良好祝愿。
不管共产党怎么想，他们还是接受了赫尔利的声明，只作了一些次要的修改。这五点，要求中国所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立即打败日本，重建中国”。重庆政府“必须改组成包括所有抗日政党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代表在内的全国联合政府。公布和实施改革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政策”。这个联合政权将支持孙中山的原则，成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这个政府将“树立正义，允许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确认向政府申冤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权利和居住的权利”。在这个文件中，没有一点是任何一个推崇美国《独立宣言》的人所不能同意的，包括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引来加进去的两句话——无恐惧之忧，无匮乏之虞。
赫尔利——共产党人现在叫他“小胡子”——与周恩来一起飞回重庆，满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谁能反对这样“无害”和崇高的感情呢？莫洛托夫说得对。中国的赤色分子确是不纯的共产党人，采取独裁做法的俄国人决不会顺从这样开明的政策。
重庆以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个文件，并且给文件的赞助人起了一个新绰号“二号空谈家”。“你上共产党的当了，”宋子文对赫尔利说，“国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宋子文了解他的妹夫；蒋介石对赫尔利说，这个协定将导致共产党控制联合政府。他也不能接受赫尔利提出的美国保证他任总统和委员长地位的担保。中国人会把成立联合政府看成是国民党的全面失败。
赫尔利坚信，通过善意是能使分歧最大的观点取得一致的，他说服了重庆的领导人提出一个反建议。这个反建议要求把共产党军队纳入国军，让共产党合法化，然而，毛却要把对他的军队的控制权交给军事委员会。反建议同意孙中山的各项原则和保证各种自由和民权，“唯一条件是要服从有效抗日的特殊安全需要”。
赫尔利把这个反建议转给延安，希望延安能够接受。但延安没有接受。周恩来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回答说，共产党从蒋介石的建议中找不到共同的基础；在真正的联合政府中，延安政府必须被平等地接受。
十月三十一日，魏德迈将军到任接替引起争议的史迪威将军。美国海军在莱特海面取得的粉碎性胜利，加上斯大林有可能在打败德国后三个月内派出六十个师进攻日本，改变了太平洋的战略形势。然而，让蒋介石的军队继续参战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能牵制住大量日军。魏德迈致电马歇尔称，军事局势正在恶化；桂林及其机场即将陷落，云南省会昆明肯定会成为日军下一个目标。
日军的指挥系统也有了一些变动。九月，冈村宁次大将接任中国派遣军司令职务，虽然他的指挥范围很大，他还是亲自指挥正在进行“一号作战”的第六方面军。然而，该方面军的目标决不象魏德迈所担心的那样野心勃勃。东京无意西进至重庆。再占领中国的地方已没有吸引力，但华东空军基地却不然。占领这些基地就能阻止对太平洋最后几个前哨阵地和日本本土的远距离空袭。
桂林和柳州陷落了。陈纳德几乎单枪匹马地用B－25和战斗机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他毫不迟疑地千方百计把B－29工程的物资弄到手。陈纳德嘲笑B－29工程是“轰炸机激进派”企图证明不用护卫进行高空轰炸的杜赫特理论的最后一试。B－29的空袭结果似乎证明了陈纳德的想法，即这是“宏伟、但却愚蠢的主张”。在首次令人失望地袭击日本后，这些巨型轰炸机又对九州进行了四次轰炸，还轰炸了满洲和苏门答腊的巨港。每一次袭击都同首次一样无效。
柯蒂斯·李梅少将——他是一位有进取心的足智多谋的将领，他领导的第三轰炸机师在轰炸德国中表现非常出色——接任驻中国的B－29轰炸机的指挥官后，情况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发现，他在中国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和一些“毛病最多的糟糕飞机”。他建立起新的维修系统，设法教机组人员编队轰炸，如同B－17轰炸欧洲那样。他虽然作出很大努力，但在对满洲、福摩萨、仰光、新加坡和九州进行的一系列轰炸，成绩却不大，他本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超级空中堡垒”还没有在战争中引起多大哄动。
三
在马里亚纳群岛，B－29的轰炸计划也遇到各种困难。热带的暴雨使塞班岛上的道路无法通行。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当海伍德·（“波萨姆”）汉塞尔准将驾驶的第一架B－29抵达塞班时，伊斯利（前称阿斯利托）机场的第一条长八千五百英尺的跑道，工程技术人员尚未修筑好。
几天后，埃米特·（“罗西”）奥唐奈准将——在菲律宾战事最初的失望日子里，他是B－17的驾驶员——来到塞班，建立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司令部，对部队进行紧张的训练。在对特鲁克和硫黄岛——是个小火山岛，位于到东京的半途中——进行了几次轰炸后，奥唐奈的飞行员作好了轰炸日本首都的准备。
这个计划是个公开的秘密。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数以百计的汽车开到伊斯利机场。在场的有二十四名随军记者以及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电影摄影师。奥唐奈爬上B－29时，几十架照相机的闪光灯一个接一个地闪起来。但因连日下雨，出击日期被迫推迟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
六时十五分，奥唐奈驾驶第一架——“无畏的多蒂”——在隆隆声中沿着长长的跑道起飞。跟在它后面的共有一百一十架B－29。半路上，十七架被迫返航。目标地区上空云层很低，几乎看不见目标——皇宫西北面十英里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引擎工厂。当这些没有僚机掩护的飞机，在时速一百二十英里的顺风推动下，以时速约四百五十五英里的速度掠过目标上空时，他们从二万七千至三万二千英尺的高空向下投弹。只有四十八颗炸弹，包括三颗哑弹，命中这家工厂，造成的损失很小，其它炸弹则在码头和闹市区爆炸。一百多架各种型号的战斗机起飞迎击这些“超级空中堡垒”，有一架被打落，它是因一架受伤的“零式”故意撞进它的尾部被击落的。
三天后，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卷土重来。这一次，这家飞机引擎工厂完全被云层隐没，六十二架B－29只好前去攻击第二目标。这两次空袭虽然不成功，却使公众以及大本营心惊胆战。重要的工厂上空不会总有乌云保护，又好象没有什么有效方法对付B－29。日本的基干工业的基础已因美国潜艇和飞机不断对船舶的袭击而遭到破坏。炼油厂没有多少原油可炼；钢铁厂没有焦炭和矿石；兵工厂缺乏钢和铝。整个国家经济经受不住B－29的连续轰炸。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对付他们。
直到这个时候，才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一艘已成了全国引以自豪和希望的象征的军舰。联合舰队命令超级战列舰“大和”和“武藏”的姐妹舰“信浓”赶快逃离东京湾，到比较安全的濑户内海去。“信浓”已被改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在这条不久前才下水的六万八千吨的航空母舰上，还有许多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在二十万马力涡轮机的驱动下，它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匆忙启程。在三艘驱逐舰掩护下，带着未经训练的乘员向南驶去。
“信浓”的基本结构装甲飞行甲板、上部建筑物、飞机库和若干个仓库已安装竣工。它是一艘远洋大型航空母舰，吃水线周围镶有八英寸厚的装甲。吃水线以下鼓出很厚的装甲，使任何鱼雷命中的后果缩小。如同“大凤”一样，致命的浓烟不会被通风设备吸进来。由于取消木质结构，采用特种防火油漆，还装上旋转的泡沫灭火系统，火灾的危险进一步减少。为了抵御空袭，舰上装有十六门五英寸的高角度炮，一百四十挺二十四毫米的高射机枪以及十几个连发火箭发射器。
从理论上讲，“信浓”是一艘最难于打沉的航空母舰，但有些海军工程师私下把它看成是设计拙劣和建造仓促的大怪物，既非战列舰又非航空母舰。
在东京南面一百海里的海面上，美国潜艇“射水鱼号”正在寻找攻击目标。她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迫落人海中的B－29乘员，但因为那天的空袭已经取消，“射水鱼号”可以自由地离开指定海域。艇长约瑟夫·恩赖特认为，最有希望的狩猎场是东京湾外的海域。晚上八时四十八分雷达发现北面有目标。恩赖特用望远镜一看，只见九海里开外月光下出现一个又长又矮的物体，看来是一艘油槽船。“射水鱼号”于是朝目标开去，准备从右舷对目标发动水面攻击，双方接近时，恩赖特才看清它是一艘航空母舰，有三艘军舰护航。他试图抄到航空母舰前方，潜没下去再进行攻击。他下令改变航向并以四座十六汽缸的引擎所能产生的最大速度前进。
“信浓”的速度是十八海里，与“射水鱼号”的速度相同，但由于她以之字形航线曲折前进，速度就显得比“射水鱼号”慢，使潜艇逐渐追上来。然而，到午夜时“信浓”突然加速，“射水鱼号”渐渐落在后边。三小时后，这艘航空母舰猛然掉转航向，朝“射水鱼号”迎面开来。恩赖特等待了几分钟光景，发现边艘母舰原来是在返航。他下令全体人员下舰桥，发出潜水警报。“射水鱼号”隐没到惊涛骇浪之下。
“升起潜望镜，”恩赖特命令说。他抓住望远镜的柄把，聚精会神地观察，“看见了，”他终于说。他要求报告目标的距离。
“五百五十码，”副艇长博布金斯基回答。
“左舷全舵。向左至○九○，”恩赖特问还要多长时间。
“还有两分钟就到。”
恩赖特转动潜望镜，扫描周围情况。“放下潜望镜！”他喊道。“护航舰正从头顶驶过！”潜望镜刚刚放下，一艘驱逐舰就从头顶开过，避免了与它相撞。恩赖特按射击调整计算器算出的方位再次升起潜望镜。妙极了——正好对准目标。凌晨三时十七分，恩赖特下令“发射！”距离是一千四百码，正好在航空母舰横腹的前部。六枚鱼雷以每八秒钟一枚的间隔向目标前进，“猛烈、笔直、正常”地奔驰。
恩赖特看见两条“鱼”命中目标后，转动潜望镜寻找驱逐舰，只见他们向“射水鱼号”扑来。“下潜，”他说。
“信浓”的观察哨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看着这两枚鱼雷，接着又是两枚，打进这艘巨型航空母舰的舰身。阿部俊雄舰长却泰然自若。四枚鱼雷算不了什么，结构基本相同的“武藏”中了十九枚鱼雷和许多炸弹之后才沉没的。他下令以十八海里的速度继续前进。
不错，“武藏”受的损伤固然要大得多，但它的乘员有经验，抢险后延长了它的生命。阿部的抢险队没有经验，风浪又大，无法制止进水。另外，有些房舱没有密封门。阿部本来可以让军舰搁浅或驶进港口，但他却整夜仍以同样速度行驶。到拂晓时，即使是那些盲目相信“信浓”的人，也看出“信浓”已受了致命伤。阿部减慢速度，但已来不及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十八分，“信浓”急剧倾斜，阿部下令弃舰。半小时后，未发过一炮，没有一架飞机起飞过的“信浓”，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中带着阿部及五百乘员沉入海底。
下一个星期，本州岛上的名古屋地区发生日本常见的自然灾害。强烈地震毁掉一长段铁路路基，震塌了许多兵工厂，使生产精密仪器的丰桥工厂化为瓦砾。与此同时，空袭造成的破坏也与日俱增。十二月，从塞班岛飞来的B－29三次轰炸了名古屋的三菱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命中率之高迫使日本人开始把设备转入地下。
四
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就是“超级空中堡垒”第六次轰炸东京，第六次无效的这一天——克鲁格将军的第六军入侵吕宋。他们就是在三年多一点以前本间进攻时上岸的林加延海湾的海滩登陆的。日本人明知他们要来，却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到夜幕降临时，已可以看出山下并不想认真地与登陆部队较量。美国的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门的军官们有点担心落入敌人圈套，但一月十日却轻松地过去，傍晚时，先头部队已向纵深推进八英里。右翼的十四军团不到一星期已挺进三十英里，只损失三十人。左翼的第一军团进展几乎同样顺利，伤亡二百二十人。
是晚，山下终于发起反攻。他用了一个师团作战，目的是要争取时间以便把物资和部下撤至北面。他打算放弃中部平原和马尼拉湾地区，退到吕宋北部山区坚持，那里地形险要，利于防守。这将是消耗战，远不是经常宣告的“决战”。
然而，日本人民却被告知，已经把敌人诱进吕宋打决战。但是，不可能完全无视现实的局势，小矶首相一月二十一日不得不罕见地在国会承认。他承认“太平洋战场的军事事态发展不容乐观，然而，敌人各条战线的供应线大大拉长，很容易受到我军攻击，我认为，在这个事实中可以找到取得胜利的绝好机会。
“我一亿国民，发挥火热热情，踏着‘特别攻击队’勇士足迹前进，在生产领域发扬必胜精神的时候已到。”
尽管有两艘战俘船已被炸沉，大本营仍一意孤行，坚持要把菲律宾的俘虏运回日本本土。博丁医生、麦科勒姆少校以及其他“鸭绿丸”上死里逃生的战俘再次出海前往日本。他们在圣诞节后分两批离开林加延湾——一批一千人乘货轮“江之浦丸”，另一批二百三十六人，包括博丁在内，乘较小的“巴西丸”。
麦科勒姆少校乘的是大船，在前往福摩萨的高雄——到日本去的第一站——途中，有十六人死于拥挤不堪的船舱内，这两艘船接连多日停泊在港内。天气渐渐冷下来，战俘们从下沉的“鸭绿丸”游泳逃生时穿的是破烂夏季军装或者是上岸时因赤身裸体而日本人发给的薄布衣裤，已不能御寒。经过一星期似乎是永无尽头的苦难折磨后。“巴西丸”上的战俘被转移到“江之浦丸”上。
麦科勒姆和博丁同另外七百多人一起在后舱。这个舱宽七十英尺，长九十英尺，舱一侧的半中间伸出一个艉阳台，伤病员就隔离在这里。大小便滴滴嗒嗒从阳台上掉到下边的人身上。食物很少，水几乎没有，死亡率上升到一天十多人。
一月九日——即克鲁格将军的军队在林加延湾登陆那天——战俘们听见美轰炸机低空掠过的吼声。一下震耳欲聋的爆炸使船身为之一震。弹片飞进船舱，博丁觉得眼前金星乱舞。他的左臂发烫，他知道自己中了弹片。他尽可能向下蹲。被炸死的至少有十五人，数十人受伤。
在前舱，弹片呼啸着飞进来时，陆战队上校比彻正用匙子住嘴里送饭，弹片打进附近的货舱支柱，沉重的木头舱盖和钢梁坍塌在俘虏上面。舱壁上奇迹般地出现许多小孔——“象筛子似的”。比彻头昏眼花，自己摇晃了一下。他不觉得有什么，接着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一个人刚受伤的一刹那是不觉得痛的。然而，他怎么能不中弹呢？到处都是死人，光在一个角落里就一大堆，横七竖八，鲜血淋漓。
这场屠杀的景象是无法形容的。舱内五百人中半数以上炸死。受伤惨叫的人既没有药，也没有绷带包扎。他们请求帮助，但甲板上没人回答。在黑暗中，幸存者一片惊恐，歇斯底里发作。有一条钢梁打下来，八个军官中三人立时被压死。“范，你我不值得活下去，”一个军官对范乌斯坦少校说，“鲍勃·罗伯茨死了。他有很多理由要活下去，还有很多事要做。”
接连两天，缺水少食，没有药物。战俘们生活在谁也永远不会忘记的地狱中。在一堆堆尸体中间，在黑暗恶臭难闻的船舱内，一个个幽灵般的人影在茫然地绯徊，简直同但丁的《地狱篇》中所描写的一样。常可看到有人坐在死尸上吃着少得可怜的食物的情景。一小队日本医务人员终于下了船舱。他们只治疗轻伤号，对重伤的人根本不予理睬，“他们象苍蝇一般死去”。尸体被抬走——约五百具——用驳船送到岸上火化。
一月十三日下午战俘们被转移到“巴西丸”上。它于凌晨启航，以后的两星期对麦科勒姆说来好象是“永恒的恐怖”，一天只一顿定量的饭使战俘们勉强活下来，如果他们运气好，四个人可分到一饭盒米饭，六个人分到一杯水。船渐渐向北驶去，冬季的寒冷使他们更为凄惨。为了保暖，他们设法象匙子似的一个挨一个躺在草垫底下，“紧紧地相互抱着，求得热量活命”。当这个姿势时间太长使大家腿背发麻时，有人就会喊“翻身！”，于是大家同时翻身向另一侧躺。有时旁边那人不翻身——他已呜呼哀哉。
雪花从敞开的舱口飘进来，好几十个经历了负伤、泻痢和饥饿而幸存的人却活活冻死。有时，可从哨兵那里购买到生命——譬如一个西点军校的戒指纪念品能换来一条空的米袋当毯子用——但还是常常发生死人的事。早晨，哨兵一喊“把死人抬出来！”，就经常有三四十具尸体抬出去。死者的样子全部相似，都是惨不忍睹的人体模型，呲牙咧嘴，肋骨突出，双眼深陷，四肢象细杆。
战俘们由于活命的原始欲望，把身体过于虚弱或病重的人身上的草垫子抢走，为了一点食物残屑，他们会象狗那样打架争夺，有少数几个军官和三名牧师——一个路德教牧师，一个姓内格尔的新教牧师，还有天主教神父卡明斯——给他们树立了榜样才把他们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这三位牧师用尽一切努力，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最难忍受的是水越来越少，有时候每天只有一匙，有时候一滴也没有。博丁在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另外几人深更半夜偷出船舱，到甲板上去偷发动机汽缸里的水的情形。
……最终弄到了半壶，喝了一杯，却挨枪托揍了三下。漆黑一团，很难看见东西。哨兵缩在小棚子里。如果单是我一人，那还好办，但其他人不断把哨兵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被枪毙倒也好，并且值得。上午想从肮脏的甲板上弄点雪来，遭到拳打脚踢……昨夜死亡的人没有那么多。自星期五以来第一次通大便。身上失去的脂肪太多，括约肌失灵，即使是干的大便，也控制不住，衣裳内外之脏无法形容。今天上午雪下得相当大，温度差不多到了零度。不断祈祷，这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确实需要热量、水、食物和洗刷……
三天后他写道：
……昨晚是最冷的一夜。没饭吃，上午无水。下午吃了一点。一宵痛苦难熬。卡明斯神父归天。科瓦尔斯基死了。我这一组人只剩我一个了。昨晚约四十人死亡，未埋。希望早日结束……
博丁不断梦见瀑布、清泉和柠檬汁，不时被严寒冻醒，心下幻想着将来能有个水上住家，或挂在汽车后面的活动房子，或者有一幢平房，养几只火鸡和鸭子。
一月二十九日晚间，船在日本九州岛的门司靠岸，战俘们进行了体格检查——在肛门里塞一根温度计就完事。黎明时，战俘们在雨雪交加的刺骨寒风中列队站在甲板上领新的服装——鞋子、毛裤、棉袄、袜子和长长的棉布内衣。站在队列头上的领到全套，但却付出代价。他们被迫在寒风中剥光衣服，站在漫过脚面的冰水中，笨拙地穿衣裳。哨兵们又用棍子揍他们，叫他们快点。
站在接近队尾的博丁什么也没有领到——他的鞋子刚被没收。当他搀扶着一个虚弱的同僚下船时，两人都被喷了一头“来苏儿”水消毒。他们在湿漉漉的大雪中行进到码头附近的一间没有生火的空仓库，在那里博丁用餐刀换来一双旧鞋，从窗外的一个桶里装了一壶冰冷的水。他领到了两年半来第一次的象样饭菜：一杯蒸饭、几匙咸鱼、一只大螃蟹、几片咸萝卜、一块辣味的东西，以及吃起来象菠萝的水果。
在冰冷的仓库里又有六人死亡。乘坐“鸭绿丸”离开马尼拉的一千六百一十九人只剩下四百五十人，其中最少有一百人不久就会死。活下来的人喝到了水，吃了一顿好饭，但大家心中老想着一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五
即将在克里米亚的海滨休养地雅尔塔提出来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是从更大的角度提出来的。“三巨头”将在雅尔塔不但决定欧洲而且还要决定远东今后的局面。一月二十三日，就在罗斯福离开华盛顿前，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他建议，俄国进入对日战争是美国的利益所绝对必要的。马歇尔以及麦克阿瑟都认为，要征服满洲七十万精锐的关东军，如果没有俄国的帮助，美国势必要牺牲几十万人 [ 作者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麦克阿瑟指责说，雅尔塔会议没有征求他的看法，当初要是征求他的意见，他“本来会用最有力的语调强调他反对到那样晚的阶段还让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一九四五年二月，他曾给三位听他发表意见的人以相反的印象。乔治·林肯准将在与麦克阿瑟谈话后报告说：“关于全盘计划，麦克阿瑟认为，在美国袭击日本本土前，必须使最大数量的日军师团在亚洲大陆投入作战并被牵制住。”保罗·弗里曼上校记录的是，“他强调说，除非俄军预先承诺在满洲参战，否则我们切不可入侵日本本土。”新任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麦克阿瑟说，他觉得应保留我们的力量用于日本本土，用于关东平原，但是俄国人如果不能保证在满洲使日本投入大量军队作战，这点是做不判的。” ] 。有少数几个美国海军情报专家——埃利斯·扎卡赖亚斯上校及其参谋人员——精辟地猜测到，这支关东军基本上已名存实亡，因为其精锐部队早已调往莱特及其它吃紧的地区。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注意。
三天后，英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从莫斯科给丘吉尔发出一封电报，提醒他注意俄国人可能会提出政治要求，作为他们进攻满洲的代价。电报说：
……关于俄国提出收回一九○五年根据朴次茅斯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南萨哈林这点，可能争论不大。对于要千岛群岛的要求，美国人可能会密切注最。最困难的问题可能是因满洲和朝鲜引起的。目前我们还不晓得俄国人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但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其他人，都会死盯着我们是否遵守我们自己分担责任的开罗宣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些要求只能在以不断与中国人发生摩擦为代价的情况下得到满足，中国人则可能得到美援而且也可望得到我们的援助。
总之，这里有一大堆潜伏的国际纠纷。因此，在目前这个阶段，小心行事，避免对俄国作出任何承诺或鼓励看来是明智的。
雅尔塔会议于二月四日开始，第一议题是战后的欧洲。全体会议开得很活跃，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罗斯福再次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英国人对罗斯福自封为仲裁人感到不大高兴，有几个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起罗斯福对东欧历史的无知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艾登觉得，罗斯福想“对斯大林开诚布公地说明，美国并没有‘伙同’英国反对俄国”，导致“英美关系产生了某种有利于俄国的混乱”。罗斯福显然是个八面玲珑的政治家，对眼前的目标明察秋毫，但“他的长远设想不十分明确”。丘吉尔的翻译伯斯认为，罗斯福的精力好象已耗尽。“以前在德黑兰会议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自信和坚定的语调似乎已经没有了。他的声调好象是个疲惫不堪的人……这位慈祥乐呵的大叔已瘦得不成样子。”
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关系依然密切，宛如兄弟一般亲密，但又是互相矛盾的兄弟感情。一九四○年，英国处境垂危时，罗斯福冒了丢失政治前途的风险向丘吉尔提供了租借法案援助——但继续向他的老大哥说教殖民主义的不道德。“我认为你是试图要瓦解大英帝国，”丘吉尔有一次私下对他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殖民制度意味着战争，”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说。“剥削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拿走那些国家的财富，但从不送还他们任何东西，例如教育、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最低限度的保健需要等等——你的所作所为否定了在和平开始以前为和平提供某种组织结构的价值。”
二月八日，美国的参谋长们终于研究他们的主要关心——太平洋的战争。他们在尤苏波夫亲王的豪华宅邸同苏联参谋长们举行会谈，解决远东的军事问题，特别是要决定俄国一旦对日宣战后应采取些什么步骤。
在六英里外罗斯福的总部利瓦迪亚宫，总统正谨慎地与斯大林讨论同一问题，在座的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阿夫里尔·哈里曼以及两名译员。利瓦迪亚宫是在沙皇尼古拉统治时期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建筑的，踞山临水，气势雄壮，色如蜂蜜，白大理石镶边，高出黑海海面一百五十英尺。
罗斯福说，他赞成用B－29对日本进行密集轰炸，从而可以不用实际上入侵日本本土。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讨论一下，”他开门见山地说，“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
罗斯福早有准备。他回答说，俄国要取得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和千岛群岛作为报酬的问题，那是没有困难的。至于在远东给苏联提供一个不冻港的问题，是否可从中国人那里租借大连或把它变成自由港？斯大林不置可否。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使用满洲的铁路。罗斯福认为这个要求没有什么恶意，建议租给俄国或成立一个俄中委员会联合经营管理。
这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但他却带着一点威胁的口吻说：“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我和莫洛托夫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俄国为什么要加入对日战争，因为苏联人民同日本没有多大纠纷。”
“我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谈，”罗斯福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麻烦之一是，不论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向全世界广播。”
斯大林同意，暂时还没有必要同中国谈。“关于不冻港问题，我们好商量，我不反对把它变成国际自由港。”
他们开始直率地讨论中国的内部问题，罗斯福说，美国曾一直试图使中国生存下去。“中国会生存下去的，”斯大林微笑地回答说，但他认为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不能维持抗日统一战线。
罗斯福回答说，魏德迈和赫尔利在使重庆和延安联合起来的工作中正比他们的前任取得较大的进展。重庆国民党对合作的破裂应比所谓的共产党负更多责任。
会谈转到朝鲜问题上。罗斯福以透露秘密的口气说，他个人虽然觉得，在托管朝鲜问题上没有必要请英国参加，但要是不请的话，英国人可能会不满意。
“他们肯定会生气，”斯大林狞笑着说。“事实上，首相可能会宰了我们。”接着他出乎大家意外地欣然说，“我认为应该邀请英国人。”
次日上午十一时，英美联合参谋部讨论了他们的最后军事报告，一致同意为了便于制订计划，把打败德国的最早时间定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最晚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本的陷落时间则定在德国崩溃后十八个月。
那天下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以及他们的主要顾问集中在利瓦迪亚宫的庭院照相。他们一回到舞厅——全体会议的会址——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就开始宣读三国外长上午草拟的关于联合国托管领土的计划。他还没有念完，丘吉尔便吼起来，他说，这个报告他连一个字也没有同意过。“在此以前，没有人征求过我意见，我也没有听说有这件事！”他非常激动，角边眼镜滑到了鼻尖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让四五十个国家胡闹地染指大英帝国的生存！只要我还当首相，我决不会把不列颠的世袭财产交出来，一丝一毫也不交！”
次日下午，二月十日，哈里曼大使在尤苏波夫宫会见了莫洛托夫。美国大使拿到了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的英文译本：外蒙现状必须维持，一九○四——一九○五年日本夺占的地方——主要是萨哈林岛南部，旅顺和大连——必须归还。斯大林还要求控制满洲的铁路和千岛群岛。作为报答，俄国除了对日宣战外，还将与蒋介石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哈里曼认为，总统“希望作三点修改后再接受”。大连和旅顺应是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经营管理。“除此之外，我有把握认为，对这两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如果没有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总统是不会处理的。”
在利瓦迪亚，哈里曼把斯大林的提议草案连同他自己所作的修改呈交给罗斯福。总统在确信自己是按美国最高利益行事之后，批准了修改意见，并叫哈里曼大使把它们交给莫洛托夫。
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在雅尔塔仍保持在德黑兰开始的热乎关系，直到那天下午，丘吉尔宣布他的政府“实际上已指示”他不要提赔款的数字，罗斯福说，他也怕提出具体数字（斯大林提出的赔款数字是二百亿美元，俄国拿一半）会使许多美国人单从美元的角度来考虑赔偿问题。
在斯大林看来，罗斯福是在伙同丘吉尔反对他，所以怒形于色。虽然这件事被匆匆平息下去，但斯大林却显然为自己的敌意大发作感到不安，于是，在休会用茶点时，斯大林就把哈里曼拉到一边告诉他，关于加入对日战争问题，他准备就总统所提协议作出让步。“我完全愿意把大连变成国际控制下的自由港，”他说，“但旅顺港却不同。俄国要把它作为海军基地，因此需要租借。”
“为什么阁下不立即与总统讨论这件事呢？”哈里曼建议。过了不久，斯大林和罗斯福两人便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他们之间短暂的裂痕愈合了。他们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现在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和何时把这个协议告诉蒋。总统问斯大林是否想与在莫斯科的宋子文讨论这些事情，还是让他罗斯福直接与蒋介石谈。
斯大林说，我是有利害关系的一方。还是由总统去谈好些。什么时候与委员长谈呢，罗斯福问。他对保密的问题是很敏感的。斯大林说，待我准备这样做时，我会告诉你的。斯大林想在远东再部署二十五个师完毕后通知蒋介石。此时，丘吉尔走过来同他们一起，他们就不再继续讨论。
一直到次日早晨丘吉尔首相才得知有这个协定。他刚要签字，在读了此协定后感到吃惊的艾登把他拦住，外交大臣艾登当着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面称这个协定为“会议的不体面的副产品”。丘吉尔不理会他的意见，如果他接受艾登的劝告，英国在东方的威信就会下降。他以蔑视的态度在协定上签了字。
几小时后，雅尔塔会议宣告结束。在最后一次午宴上，大家都为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而松了一口气。罗斯福心情兴奋。他所珍视的“解放欧洲”宣言，即让这些国家自决的许诺被接受了，而斯大林又书面同意在德国垮台后两到三个月加入对日战争 [ 作者注：雅尔塔会议后几个星期，罗斯福把美国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召到白宫，“这次我与斯大林相处好极了，”总统说，“我觉得，我终于了解这个人，也喜欢他。”斯诺有保留看法，他“以快活的乐观态度”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俄国人显然“要在他们占领的地区自行其是”。罗斯福似乎满有信心地认为，未来的问题可以用互相妥协的办法解决。“我有个印象，”他说，“俄国人现在心满意足，我们可以合作解决一切问题。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相处。” ] 。
在美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悄悄的满足感。对哈里曼来说，这确是一次外交成就。斯大林已同意支援蒋介石，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满洲拥有主权。哈里·霍普金斯确信，对所有人说来这是新的一天的曙光。已经同俄国人一起赢得了和平的第一个胜利，证明他们也是通情达理和有远见的。
然而，有些英国人却有严重保留，特别是对于波兰的命运，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不利因素，使他犯了严重错误。然而也正是他——在斯大林迟疑不决和丘吉尔半信半疑的情况下——促进了这次会议的最持久的成就即建立联合国组织。
斯大林为同意对日作战而提出的条件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如果这些条件传出去，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答应“在日本战败后将毫无疑问地履行”苏联在远东的领土要求，肯定会有反对意见。实际上，俄国人等于是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一旦粉碎德国后，俄国进攻四面楚歌的日本根本不冒任何风险，也不用流多少血和花费多少物资。此外，战利品——特别是占领满洲——要比从西方赢得的秘密保证具有大得多的引诱力，使它要加入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