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辈与好汉·第十八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日本帝国的衰亡》
出自————《战争通史》
一
一九四三年是日本的“羊年”。对盟国说来则是会议多的一年，会议从卡萨布兰卡开到开罗，又从魁北克开到德黑兰。在瓜达卡纳尔的苦战尚未结束前，罗斯福与丘吉尔就计划好要在卡萨布兰卡会见他们的伙伴斯大林。这个地方似乎是举行重大会议的理想环境，地名本身就是神秘和耐人寻味的。但是，这个本应成为值得纪念的战时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议，一开始就令人失望。疑虑多端的斯大林婉言谢绝出席，原因是他正忙于击退希特勒的军队。
甚至美国特工人员也给罗斯福施加压力，希望他不参加这个会议。他们反对罗斯福到一个到处是德国间谍和破坏者的战火纷飞的战区去。然而使罗斯福感兴趣的可能正是危险本身，他曾一再说，他是多么想逃避华盛顿的沉闷政治，那怕是逃避几天也好。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都住在安法饭店，这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位于离市区四英里的一座小山顶上，背靠蓝得闪闪发亮的地中海，四周是热带花园，秋海棠和紫茉莉盛开，看上去象天堂一样。整个饭店范围都围上了铁丝网，并有大批宪兵把守。一队队的保安人员在周围出没，饭店的大部分摩洛哥侍者都换了美国兵和英国兵。
一月十三日，美国军方领导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饭店内举行预备会议，两个月来，在世界的两端都打了一些出乎意外的胜仗，现在是再次检讨全球战略，为欧洲及远东的胜利制订长远计划的时候了。英国要求在太平洋打有限的战争，只有打败希特勒后才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远东。美国的参谋长们，在不好对付的海军上将金的怂恿下，觉得英国人低估了日本人，决定要求在太平洋和缅甸根据情况既采取攻势又采取守势。
次日，他们会见了英国的参谋长。金一开始就采取攻势，盟国的人力物力只有百分之十五投入太平洋战区远远不足以阻止日本巩固其初期胜利。
英国的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以他习惯的几乎不掩饰愤怒的神情回答说，日本人肯定在采取守势。另外，局势对西方有利，有可能在年前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兵力和物资分散到象缅甸那样的地方去，就不会获得胜利。
金反驳说，日本依然强大，如果不打缅甸战役，蒋介石可能退出战争。收复菲律宾也许要等到打败希特勒之后，但立刻攻占特鲁克和马里亚纳群岛却是必须的。
金的慷慨陈词对英国人没有产生多大效果。英国人来卡萨布兰卡已决心要自行其是，而且来之前已作了细致准备，要达到目的。仅仅在几英里外，停泊着一艘作为他们参谋总部兼通讯联络中心的六千吨的客轮。客轮上载有可能需要的各种数量计算的技术设备。
金私下敦劝他的同胞要站稳立场。在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一次两国所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马歇尔威胁英国人说，如果太平洋战区不能得到盟国百分之三十的人力物力，那么“美国就有必要遗憾地撤回对欧洲战区承担的义务”。英国人有所动摇，但建议一九四三年在远东的行动局限在拉包尔和缅甸。
金不愿意放弃马里亚纳群岛。该地区的力量已足够打一仗，如果闲在那里，那是浪费兵力。另外，这个行动也不会转移原定用于欧洲的人力物力。
英国人的反应是冷淡的。在太平洋，决不能干任何会削弱对德国的进攻的事情。金的回答是不友好的，在太平洋，何时何地进攻，只能由美国来决定。
他的这番话无疑是说，太平洋同美国的感情最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达卡纳尔这些地名比之罗马、巴黎和柏林更使美国人激动。考虑到这种民族自尊心（和屈辱感），必须达成一个合理的妥协。
布鲁克很沮丧。他担心，不管英国人怎么说，都不能“对金产生多大的影响使他断了去太平洋的念头”。欧洲的战争“只不过是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打他的太平洋战争的小事一桩”。午餐时，他绝望地对约翰·迪尔爵士说：“没有用，我们永远也无法同他们达成协议。”
对待问题客观的迪尔自从一九四一年圣诞节担任两国联合参谋部英方驻华盛顿代表以来，经常在布鲁克和美国人之间起转圆作用。“大部分问题你已经取得协议，”他安慰将军说，“剩下的只是解决其余问题了。”
“我寸步不让，”布鲁克说。
“你当然得让，”迪尔微笑着劝解他，“你知道你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给首相和总统。你我都清楚，他们会把事情弄得何等乱七八糟。”
傍晚，双方的计划人员已制订出一项概述盟国一九四三年目标的协议，协议的措词非常笼统，使布鲁克和金都感到满意。协议说，“太平洋的行动将继续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为目标”（这点使金高兴），但这些行动不应从欧洲抽调过多的人力物力（这使布鲁克高兴）。然而，是否抽调过多这个标准，却要由美国的参谋长来判断。哈里·霍普金斯读了这个协议后写信给迪尔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文件和一个绝妙的计划——所以，我觉得好受多了。”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个协议。丘吉尔高度赞扬联合参谋部，说“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盟国会议中，从来没有象这次会议那样，从军事、武器生产以及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世界大战的局势进行长时间的专门的研究。
但是，分歧只不过是被妥协掩盖住而己，好象是用绷带盖住很深的伤口。
会议的最后一天，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在灼热的非洲阳光下，与记者们泛泛地谈起战争的进程，然后，罗斯福事前未经商量就宣布，“消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力量，”他审慎而深思地说，“意味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这句话对所有人都象一颗炸弹。对丘吉尔却不然。在前一天的有霍普金斯和埃利奥特·罗斯福参加的私人午宴上，丘吉尔曾听到罗斯福说这句话。开始，丘吉尔皱起眉头，然后微笑起来，说，“好极了！我倒要看看戈培尔之流将如何叫喊！” [ 作者注：后来，丘吉尔在写给罗伯特·舍伍德的信中说，直到那次记者招待会时他才听到罗斯福说这句话，要是他自己的话，是不会说那一番话的。然而，在以后给会议的一篇声明中，他承认先前确实说过这些话，“大概是在闲谈中，我想是在吃饭的时候。” ]
可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希特勒和东条都得到了一份鼓动他们人民抵抗到底的宝贵宣传材料。另外，在盟国阵营内，特别是军方，许多人对这个说法感到不安，例如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就推理说，现在不得不消灭敌人了，外交解决已被丢弃，盟国已经走上打无限制战争的严峻道路。
二
在太平洋，今村均中将决定利用瓜达卡纳尔一役后的沉寂，派出六千四百名军队加强此时作为新几内亚首府的莱城。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位子北部沿海的布纳以西约一百五十英里，是保卫拉包尔的重要据点。在二月份最后一天的深夜，由八艘运输舰和八艘驱逐舰组成的一支船队，在木村昌福海军少将指挥下离开拉包尔，以逆时钟方向行驶，绕过新不列颠，驶进俾斯麦海。第二天下午，正当这些船舰在恶浪中前进时，一架美国B－24飞机发现了它们。次日下午，它们又被发现，并遭到二十九架重型轰炸机的袭击。一艘运输舰被炸沉，另外两艘中弹起火，但船队继续前进。
然而，在新几内亚的美国第五航空队（即以前的盟国航空队）却比日本人所了解到的要强大。那时，在这个地区有二百零七架轰炸机和一百二十七架战斗机，乔治·肯尼将军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轰炸机的作用，使之成为对水面舰只采取革命性进攻技术的一部分。B－25的机首被拆掉，换上八挺零点五口径的机枪，可以在只有二百英尺的低空扫射。飞行员们还能贴着海面飞行，并在即将飞抵目标前投弹。炸弹或则炸中舰身，或则弹跳至舷侧，炸弹装有五秒钟的迟发引信，使飞行员能在炸弹爆炸前飞至安全距离。肯尼一直在等待试验这种跳弹的时机，木村的舰队恰恰给他提供了大好机会。
三月三日上午十时，十八架B－17“空中堡垒”和二十架中型轰炸机，从七千英尺的高空对木村舰队进行了常规轰炸，十八架澳大利亚战斗机随后又进行扫射。水村毫不畏惧。接着，十二架施放跳弹的B－25轰炸机从离海面只有几码的低空飞过来。日舰各舰长以为它们是鱼雷轰炸机，开始让舰只避开。那时，B－25机头上多挺机枪猛烈朝拥挤在甲板上的日军扫射。这是一场屠杀。最后，炸弹从桅杆一般高的空中落下。几乎有半数炸弹——十七颗——炸中目标。
又有十多架飞机低空飞来。它们是轻轰炸机，没有放鱼雷，在飞过运输舰上空时投了“跳弹”，还用机枪猛烈扫射。投弹的命中率较高，二十颗中有十一颗命中。在开始的几分钟内，各舰都被炸中，或被重创或被炸沉。有一艘驱逐舰被炸沉，另外三艘被炸瘫。
这场攻击整整一下午未断。破损的舰只全部完蛋，乘在救生艇上的幸存者则遭到无情的扫射。攻击者并不想打一场君子之战。他们曾从澳大利亚士兵处听说过许多故事，说他们的战友们在被俘后，日军用刺刀捅，然后把他们丢下不管，挂上牌子写着：“凌迟处死” [ 作者注：莫里森海军上将写道：“那是可怕的任务，但又是军事上的需要，因为日本兵不肯投降，又能游泳上岸。不能让他们上岸去加入莱城的驻军部队……有几百上游上了岸，因此在巴布亚，接连一个月成了鱼猎开放期，搜捕日本人。当地的土人，如同在旧时猎取人头一样，到处追捕他们。”这次屠杀中的日军余生者，对美国人斥责日本飞行员射击美军跳伞者，而又称自己扫射手无寸铁的日本人是“军事上的需要”这种说法有反感。看来，两种情况都是军事上的需要。 ] 。
此次惨败，加上被美国潜艇击沉四艘货船和一艘油船，使今村再没有勇气用运输舰队向新几内亚增兵。他不能让这个岛屿变成另一个瓜达卡纳尔。
盟军已大举向莱城靠近，从莱城，他们可以跨过新几内亚和新不列颠之间的海峡，对拉包尔发动地面进攻。麦克阿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再增加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个师的兵力。
他的要求，使得有必要对先后缓急的安排重行研究。于是，太平洋各军区的代表被召到华盛顿去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可避免地复活了不断进行的关于哪个战区重要的辩论。陆军航空兵代表不支持麦克阿瑟，他声称卡萨布兰卡协议已有规定，要首先轰炸德国。海军也同样激烈要求攻占拉包尔，并要求得到“足够的力量”使日军处于守势。
要取得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于是，问题被提交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会上又展开争论，金将军可以预料地死死抓住太平洋不放，阿诺德的副手也不肯放弃对德国的空袭。他们各自引用措词模糊的卡萨布兰卡决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然而，问题总得解决，因此他们最终一致同意节制对拉包尔的进攻，但要为“最终夺取俾斯麦群岛”作准备。
麦克阿瑟一反往常，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折衷方案，并命令计划制订人员着手制订“车轮行动”的计划。这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要分十三个阶段一码一码地向前进攻。这个行动大概在六月中开始，于十二月由海陆两军协同进攻拉包尔告终。
在大本营，新几内亚也是争论的焦点。陆军主张用重兵把守，因为它可以作为大规模地面行动的极好出击地点。对海军说来，所罗门群岛重要得多，各岛上的空军基地比新几内亚的基地多得多，布干维尔一旦陷落，拉包尔——甚至连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本身——就危在旦夕。陆军坚持说，新几内亚更加重要，如果失陷，菲律宾和爪哇就会被切断。从战略上看，海军的主张更合乎逻辑，事实已证明向新几内亚增援的代价何等巨大。但是，比较善于词令的陆军却占了上风。三月二十五日，山本将军和今村将军分别接到指示，规定重点是新几内亚。
无论对美国人还是对日本人来说，当时都是制订计划作准备工作而不是交战的时期，在战争的间隙中，双方都加强了基地，调兵遣将。帝国海军虽然在辩论中输了，但接到命令对敌发动最初进攻的却是山本将军。他的任务是要击破整个地区的盟军海空力量，于是他制订了“一号行动”计划，首先集中攻击所罗门群岛，然后是新几内亚。
四月初，他带了宇垣、黑岛、渡边以及其他重要幕僚来到拉包尔，亲自指挥进攻。四月七日，瓜达卡纳尔遭到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集中的空袭——参加空袭的有二百二十四架轰炸机和战斗机。与通常一样，驾驶员回来后，兴奋地报告战果；但也与通常一样，实际上并来造成多大损失。只有炸沉一艘驱逐舰和两艘小军舰，击落七架美海军陆战队战斗机。
山本于是把注意力转向新几内亚，在四天内连续在奥罗湾、莫尔斯比港和米尔恩湾发动三次大袭击。飞行员们报告击落敌机一百七十五架，击沉敌巡洋舰一艘。实际上，盟军只损失五架飞机，一艘运输舰，一艘商船，另一艘商船被炸后搁浅。然而，飞行员的报告却使山本误信“一号行动”的目的已达到。
在返回特鲁克之前，他计划以一天的时间视察所罗门群岛的防御。他将首先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小岛巴拉尔稍稍停留，视察经历了瓜达卡纳尔的苦难后正在休养的丸山师团的士兵。他要亲自对他们所做的牺牲表示感谢。
今村将军对山本此行感到担忧，给山本讲了他自己在布干维尔附近遇到一架美国战斗机差点丧生的经历。但山本却坚持己见，就连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司令也未能劝阻住他。渡边中佐亲手草拟了日程安排，亲自把它送到第八舰队司令部。他要求派信使把日程表送去，但通讯军官却说，必须用无线电报发出。渡边不同意，美国人能截收到电报，并可能破译。通讯军官说，不可能，“这部密码四月一日才启用，不可能破译。”
渡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电报发出后片刻就被美国人截获，并被送到珍珠港的战争情报总部。那些曾为中途岛战役胜利出过力的人在地下室里干了将近一个通宵，四月十四日清晨，他们已把电报破译成日文明码。海军陆战队的外语专家阿尔瓦·拉斯韦尔中校及其手下工作人员填写上电文中的一些空白，并辨认出密码代号所代表的地名。例如，RR代表拉包尔，RXZ则代表巴拉尔。
上午八时零二分，舰队的情报官员爱德华·莱顿中校走进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办公室。“我们的老朋友山本，”莱顿说完呈上电报。尼米兹上将获悉，山本将于四月十八日早晨六时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离开拉包尔，于八时抵达巴拉尔岛。尼米兹读完电报后抬头笑问：“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活捉他？”
“他是他们的人中出类拔萃的，”莱顿答道。山本是日本少壮派军官以及士兵崇拜的偶像。“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你是清楚的，这将使整个日本大吃一惊。”
“我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物色到一位更有才干的舰队司令。”回答是，山本与其他任何日本海军将领相比都是“出人头地”的。“这是哈尔西的管辖范围，”尼米兹最后说，“如果有什么法子，他总能想出来。好吧，我们试试。”
尼米兹给哈尔西写了一封信，授权他“起草初步计划”。这个任务既得到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批准。四月十五日，尼米兹电告哈尔西最后批准，并祝他“顺利，丰收”。
四月十八日是星期日，黎明时天气晴朗潮湿。刚好一年前的这天，杜利特尔轰炸了东京。山本还是那样有规律，已作好出发的准备。他的副官劝他穿绿军装，不要穿目标显眼的白军服。当他走近他的座机（三菱造轰炸机）时，他转向拉包尔的海军司令草鹿任一中将（南云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的堂弟），交给他两个卷轴请他转交第八舰队的新任司令。这是山本书写的明治天皇的诗。
山本的座机于东京时间六时正离开拉包尔。同机的有他的秘书、舰队军医长和航空参谋。宇垣参谋长乘坐另一架三菱造轰炸机，机内还有另外几位参谋人员。渡边中佐眼看着两架飞机消失在空中，对没有能够与他们同行颇感失望。
两架轰炸机在五千英尺高空向南飞去，相距之近使宇垣担心机翼要碰撞。有六架零式战斗机在他们上面护航。这是一次愉快平静的飞行。布干维尔在左方出现后不久，机群开始降低高度，准备在卡希利机场着陆。
南面，亨德森机场起飞的十六架编队严密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正以二千英尺的高度从南面朝布干维尔飞近。机群指挥官约翰·米切尔少校看了看表：九时三十四分（比东京时间晚一小时）。他们在机翼上带着副油箱，只靠一个指南针和一个空速计引航，沿间接航线在公海上空已飞了六百英里——而且令人难于置信地准时飞抵迎击点。山本的座机很有希望在一分钟内就要出现。它应该出现在西面三英里处。但却看不见一架飞机。
“国籍不明飞机十一时方向，”米切尔的一个飞行员打破无线电沉默低声报告，“高度大。”
米切尔数了数敌机有八架。两架是轰炸机。山本在哪一架呢。“暗杀者”小组的四架“闪电式”能把两架轰炸机都打下去吗？这个小组的组长托马斯·兰菲尔上尉也在数敌机架数。看上去，敌人的飞机就象是高射炮弹开花似的。日机毫不怀疑地飞过来。在离岸两英里处，兰菲尔看到从“零式”腹部甩下来的银白色油箱。伏击者已被发现。两架日轰炸机开始朝丛林急降。
“零式”朝兰菲尔扑来。他开火了。
“汤姆，别管‘零式’，”米切尔从上方高空向他呼叫，“盯住轰炸机。打轰炸机。他妈的，轰炸机！”
宇垣的座机贴着丛林掠过，差点擦着树木。“出了什么事？”他问机长，机长正在飞机的过道上迅速作好准备。
“我看是操作错误，”他说。
字垣抬头一看，只见“零式”与“闪电”已缠在一起。山本在哪里？另一架轰炸机突然地飞过去，不见了。
兰菲尔已有两架飞机不能参战，有个飞行员无法把机身腹部的副油箱甩掉，他的僚机只好与他呆在一起。这样，就只有靠兰菲尔和自己的僚机雷克斯·巴伯上尉来击落两架轰炸机了。兰菲尔从三架“零式”中杀出来，翻跟斗飞行。
他瞥见下方有一架轰炸机，便俯冲下去，长时间地连发机关炮，三菱造飞机的右发动机和机翼中弹起火。
巴伯朝另一架三菱造飞机冲去。他开了火，看到这架轰炸机颤动。他继续朝它射击，打断它的机尾垂直翼。巴伯从旁飞了过去，回头看见“丛林中冒出的飞机残骸”。他和兰菲尔都肯定已击落第一架轰炸机，即山本乘的那架。
宇垣眼看他司令官的座机坠毁在丛林中。“看！山本的座机！”他目瞪口呆地指着一条浓黑烟柱说。“完了！”他自己的座机也右翼中弹，正向海中坠落。飞行员拼命扳住操纵杆，但却不能制止飞机下冲。这架三菱造飞机掉进了大海。
“宇垣完蛋了！”当海水从四周涌进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在黑暗中，他不想挣扎。如同在梦境中一样，他看见上面有亮光，觉得自己正在浮向水面。他张开口吸气。除了一面机翼在燃烧外，其余全都没有了。他离海岸有二百码，开始以蛙式游泳上岸。他游得筋疲力尽，伸手抓住一个浮箱，却无法抱住它。此时他才发觉右臂已经断了。他把左手搭在箱子上，用脚踢水上岸。
首先回到亨德森机场的“闪电”把胶卷冲了出来，地面上的人员于是知道山本的座机已被击落。给哈尔西发了一份电报：
一发命中黄鼠狼。约翰·米切尔少校率领的美国P－38飞机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光顾卡希利地区，击落有“零式”严密掩护的轰炸机两架。其中一架据信是试验飞行。外加三架“零式”，总数达六架。一架P－38未返航。四月十八日似乎是我们的节日。
哈尔西在第二天上午的例会上宣读了这份电报。海军少将特纳“欣喜欢呼，拍手叫好”。“得啦，凯利，”哈尔西说。“这有什么好的？我原想把那个坏蛋用铁链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街示众，让你们踢他，那才好呢！”他命令不得把此事泄露给报界。不然日本人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 [ 作者注：日本的通讯军官始终未想到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直到战争结束，他们还坚信他们的密码是“无法破译的”。 ] 。
渡边中佐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主持了山本遗体的火化仪式。他把山本的骨灰装进一个垫着木瓜叶的小木盒。在特鲁克，他登上“武藏”舰悲伤地护送骨灰回国。五月二十一日，这艘超级战列舰抵达东京湾。电台广播员以哽咽的声音向全国宣布，山本“在一架军用飞机上壮烈牺牲”。
山本的骨灰被分成两份装入两个骨灰盒，一盒被送回山本的故乡长冈安葬，另一盒则国葬。国葬仪式于六月五日举行——这是日本另一位伟大的海军英雄东乡元帅的葬礼纪念日。东京有百万市民排列在街道两旁上观看送葬队伍。渡边中佐手捧他从前的棋友的指挥刀，走在拖载骨灰盒的炮兵弹药车后面。骨灰葬在日比谷公园。
山本的继任人古贺峰一提督说：“山本只有一个，谁也不能替代他。”
对日本国民说来，他们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悲剧性地死去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紧接着又宣布美国夺回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的不吉利消息。宣传鼓动家们企图把在阿拉斯加附近的这个荒岛上阵亡二千三百五十一人一事渲染成鼓舞人心的史诗，使它成为“提高全体国民战斗精神的刺激剂”。
然而，天皇本人却深为悲痛。“将来，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的把握才能发起行动，”他对陆军参谋总长杉山说——然后，当着侍从武官长莲沼蕃将军的面发表长篇讲话吐露自己的想法。“他们（海陆两军参谋长）本来就应该预见到会出现这种局面。敌军五月十二日登陆后，他们整整过了一个星期才准备对策。他们曾提到过什么‘大雾’，但他们本应该知道会有雾……海陆两军是否赤诚相见？似乎是一方提出一个办不到的要求，另一方则不负责任地答应实现。双方不管怎么商定的，都必须执行。如果他们不能实现彼此许诺的事，这比当初作出许诺更糟。假如海陆两军之间有摩擦，这场战争就不能胜利结束。在制订行动计划时，彼此应该完全公开……如果我们继续打这样的仗，那只会提高敌人的士气，如同瓜达卡纳尔一役那样。中立国就会动摇，中国就会受到鼓舞，对大东亚共荣圈诸国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难道我们就不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用某种方法与美军对抗并打败他们吗？……杉山好象是说，如果海军打一场‘决战’就可以‘结束’战争，但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
阿图岛的陷落使海军高级将领也对大本营提出直率批评。“我们在阿图本应猛打之后就撤，”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对他的民间友人儿玉誉士夫——就是曾与辻密谋刺杀近卫公爵的那个儿玉。“但我们却傻头傻脑地看上了这块地方，运去大量物资和不必要的人员，弄得无法脱身。在南方，还有许多象这样的岛屿。”
儿玉说，他认为日本的战略是“过于追求表面成绩”。
大西同意这种说法。“正如陆军和海军为每一件小事都要争吵一样，航空本部与舰队司令部也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在大闹不和。不管我们多么经常地指出加强空中力量的必要性，舰队司令部却死抱住‘舰队第一’的陈旧观念不放，并以这种观点来观察全局。总而言之，海军如果不被逼得无路可走，就不会去改革那些应该改革的东西。但到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大西的怨恨超出了战争的总的进程。他觉得，舰队司令部及其过时的“舰队第一”观念正在压倒更加紧迫的需要——航空部队。当然他的观点是比较狭隘的，但却反映了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军方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生产的缓慢及大幅度下降加剧了这种局势。战场上的物资损失再也无法得到补充，就连海陆两军的最低要求也不能满足。各占领区的司令官没有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即使生产出东西，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能运回本土，因为日本的商船数目有限，美国潜艇又对不远千里北上的船只不断发动毁灭性进攻。原料不足造成的这种生产瘫痪状态，再加层层控制的重叠和互相不协调，使情况更形复杂。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动员却在加速。日本的生产，在战争的刺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美国却增加了三分之二，日本的制造业的效率只有敌方的百分之三十五。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以一九四○年为一百）到一九四三年初只增加了百分之二，而美国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另外，美国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扩展生产计划，日本却未能多样化。军火生产确是扶摇直上——但却牺牲了非军事项目的生产，珍珠港事件前十年中，生产的增长曾经很快，以致使日本的领导人以为毋须大规模扩展生产就能打一场大仗。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只好想尽办法提高总的水平。不到几个月，国民生产总值开始上升。生产总值显著增大，军火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前景是不错的，不过是不是太晚了呢？
船舶仍然是最关键的问题。阿图岛的陷落以及从它附近的基斯卡岛的秘密撤退，打乱了精心制订的预算。阿留申群岛中这两个桥头堡陷落，千岛群岛的防御就必须加强，增加兵力。所有这些会大量分散南方被围困地区的运输能力。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六月间举行了联络会议。会议得出结论，必须把千岛群岛变成一个要塞，尽管这样做意味若要损失国力：钢铁产量将减少二十五万吨，铅减产六千吨，煤减产六十五万吨。
“我们正面临严重危机，”种村大佐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海陆两军之间为争战略物资而进行的互相削弱的斗争加剧了这场危机。丰田辅武海军大将已开始称陆军为“马粪”。他公开说宁愿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愿把她嫁给陆军军人。
几天以后，六月三十日，关于船舶问题的辩论，由于宣布了所罗门群岛之争已告终结而突然变得黯然失色。哈尔西将军及其两栖部队已采取蛙跳战术开进“狭缝”向通往所罗门群岛中心的新乔治亚岛挺进。日本驻军虽已严阵以待，而且很快就到达的增援部队使兵力达到五千人，但守军却无法击退蜂拥上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及陆军师。全岛被占领只不过是几个星期内的事了。这样一来，美国人与战略要点布干维尔之间便不会有多大的距离。
天皇召见了首相。东条晋见完毕后，为天皇陛下的“严重关切”所震动，忙派人把佐藤贤了将军——东条往往听取他的意见——找来。东条脸上不露表情地说：“去问问陆军参谋本部，他们打算在哪里堵住敌军。”
“我们休想得到答复，”佐藤回答说。“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不可能订出堵住敌人的计划。”东条沉默下来，但他的脸色再也无法掩盖他的苦恼。
“宫里怎么样？”佐藤问。
“天皇对这一切非常担忧，”东条喃喃地说，接着又沉默。
“天皇究竟是怎么说的？”佐藤追问。
东条突然振作起精神说：“对你直说吧，天皇说，‘你们老说皇军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敌人一登陆，你们就打败仗。你们从来也没有挫败过敌人的登陆。难道你们不能在什么地方做到这点吗？这场战争的结局将如何呢？’” [ 作者注：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天皇屡次表示不悦。八月五日，天皇就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一连串败北申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我们再也不能被人一寸一寸地推回来了。连续后退不但会对敌人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第三方国家。你究竟打算什么时候发起‘决战’？”“我们处处都不顺手，”杉山回答说，“我深感遗憾。” ] [ 注：三天以后，海军成了天皇陛下不悦的靶子。“海军究竟在干些什么？”他问莲沼，“难道我们就没有法子让我们的军队去进攻敌人吗？他们正逐渐被推回来、逐渐失去信心。他们难道不能想点办法在什么地方给敌人一次狠狠打击吗？” ] 东条说完耸了耸肩膀，似乎表示他刚泄露的秘密是无所谓的。“噢，他说的话大意是如此。”
但是，佐藤坚持认为，天皇之所以会向首相说这样的话，那一定是他不能从陆海军参谋总长那里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那可能就是他最后只能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我再说一遍，那可是件严重的事情。他一定是正在对军方失去信心。”
东条认为佐藤说得太过分了。“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天皇的原话。他并没有表示对军方失去信心。但我承认天皇心情是痛苦的。我要去跟杉山谈谈，你去找作战部长谈谈，然后我们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事情极其紧迫。我们不要说这是陛下命令，必须坚持要他们订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明确说明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挡住敌人的反攻，我们最后一道防线在什么地方。”
佐藤同意这个意见，并且以迫切的心情劝告：“我们在贯彻政治策略时，也要牢记这点。”
日本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大东亚共荣圈。如果说日本生产仗打败了，那末她在亚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宣传仗却打赢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其实是要使亚洲“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在日本领导下团结起来，由天皇钦定各国“应有的地位”，以导致和平与繁荣。这个政策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由第一届近卫政府制订的，它诱使了亿万亚洲人在战争中与日本合作，反对西方。
这个政策原来是那些要使亚洲从白人剥削下解放出来的理想主义者创立的。但如同许多理想一样，它被现实主义者接过去并加以利用了。首先利用它的是那些把自然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看作是日本病态经济出路的人，他们认为，日本不能在令人屈辱的西方贸易统治下继续作为现代国家存在。军国主义者也认为这个政策是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战争的原料——的答案。于是，他们便成了这个政策的最积极推行者。原来从理想主义变成机会主义的东西，现在却发展为不大可能的两者兼有，尽管大东亚共荣圈被军国主义者及其民族主义支持者所糟蹋，但它所鼓吹的泛亚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吸引力相对说来却没有减弱。
殖民主义及伴随而来的榨取曾帮助亚洲从其以往的泥潭中自拔出来。但是，到本世纪初，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它本身遇到了民族主义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各民族自决的理想主义要求，似乎不但适用于欧洲人，而且也适用于亚洲人。然而，许诺过的民主始终没有来到东方，在那里，殖民地依然是殖民地；西方有两种衡量自由的标准，一种是用于自己的标准，另一种是用于苏伊士以东的地方的。年复一年，随着西方主人（特别是英国人）只提出修修补补的改良计划，东西方之间的鸿沟更大了。
除中国外，革命时机本应成熟的大陆却仍然在沉睡中。各国的造反者都等待着别人先起义。他们不再盼望出现民主领袖，相反，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却是象希特勒那样能在外交和军事上戏剧性地战胜英法的独裁者。在整个亚洲，法西斯式的敬礼和劳动者握紧的拳头在争夺民心。
英国想争取亚洲人支持她的反对轴心国的战争的企图遭到了讥讽。一九四○年，曾在剑桥大学受过教育、后来成为缅甸第一任总理的巴莫博士，提醒他的议会勿忘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理想主义”战争目的。“她以同样的道义狂热宣称，她之同德国打仗，是为了保卫弱小民族，她是为了使世界实现民主……她绝对没有领土野心。……但结果如何呢？仗是打了，口号也喊了，胜利者取得了胜利，那又怎么样呢？战争的结果使大英帝国给自己增加了约一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新领土。民族自决主义又怎么样呢？当我象通常那样鲁莽地在联合选择委员会制订缅甸宪法时向该委员会提到民族自决时，英国代表觉得好笑。”但是，他这番煽动性的讲话英国人倒并不觉得好笑。巴莫被投入监狱。
次年，丘吉尔和罗斯福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又给亚洲某些政治领导人带来一线希望，以为西方终于抛弃了自由的双重标准。这个宪章不是宣布“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吗？然而，丘吉尔很快便明确宣布，这个宪章不适用于英国的殖民地——换言之，它只适用于白种民族。
因此，广泛接受日本的建立泛亚的号召的时机已完全成熟。自上世纪中叶以来，日本自己的独立不断提醒人们，亚洲人是能够得到自由的。一九○五年，东乡提督击溃俄国舰队的事实，标志着亚洲从西方统治下崛起，使所有东方人有了某种自豪感。一九四二年新加坡的陷落更是戏剧般证明，白人不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人全线撤退的景象使亚洲人兴奋陶醉，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积极准备与胜利者结盟。
最突出的例外当然是中国，在那里，几十万日军依然陷于一场屡受挫折永无尽期的战争中。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继续打下去。丘吉尔和罗斯福正在利用他作工具岂不是很明显的吗？然而也有些自由派的日本人一贯反对日本占领中国，其中之一就是驻南京的通敌傀儡政府的大使重光葵。他的论点是，建立共荣圈是否能成功要取决于中国问题的公正解决。日本怎么能一方面把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当作殖民地对待，一方面却号召结束殖民主义？日本与南京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应该废除，不附加限制条件地提供经济援助。
东条作为一个军国主义者曾全力支持对华战争，但当上首相后却另有看法。他对重光的建议表示欢迎。陆军领导人执拗地抵制，但一九四三年初，东条还是说服他们，从中国取得原料的最好办法就是执行重光计划。于是作出了安排，把苏州、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归还给南京政府，并洽谈签订了新的条约。重光被召回东京担任外相。在国会中，重光一再敦促让整个东亚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给予政治自由。“对日本说来，这意味着采取‘睦邻’政策，改善我国的国际关系。”
提出这个改革的是重光，但领导这一改革的却是东条。他在国会宣布，年前将承认缅甸是独立国家。三月间，一个缅甸代表团应邀到东京，团长是英国人撤出缅甸前夕越狱脱逃的巴莫。缅甸人受到热情接待。巴莫从各方面看到的奔腾爱国热情使他深为感动。日本是“整个亚洲冲突的漩涡”。东条、杉山将军、嵨田海军大将以及重光等人给他的印象是，他们都是“亚洲爆炸性时代的”真正产物，“有朝气，果敢，充满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的基础的亚洲新意识”。另外，东条的要给予被占领国家独立的决心，显得“有惊人的远见卓识”，“确实有政治眼光”。
三
在美国，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几乎被所有人嘲弄为赤裸裸的宣传，但是作家赛珍珠却力图提醒她的美国同胞，泛亚主义的精神确实是根深蒂固的。在珍珠港事件后不几天，她写信给罗斯福夫人说，“在所有东方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意识，即，一般说来，白人是，或可能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归根到底，他们这些人——就连目前互相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作为有色人种团结起来反对白人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目前，他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他们总想着这种可能性。最近一位中国教授的言论可以充分说明这点。他说，‘虽然日本目前是我们的敌人，但如果要作出最后选择的话，我们宁肯做日本而不做美国的附属国，因为，日本人至少没有把我们看成是劣等民族。’真实情况是，这些东方人，即使那些现在与我们结盟的人，都在暗中观察我们作为不同种族对待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害怕的话，那就是担心从长远来说他们不会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他们只是为自己暂时的目标与我们一起，然后再把我们作为历史上一贯侵略他们——至少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如此——的白种人，在历史上一贯剥削他们的白种人反对我们。”
她警告说，“在这些政治上觉醒的亚洲民族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同时，”潜在的有色人种团结“也在世界上发展着，除非我们极其明智和谨慎，否则，这种觉醒的结果对我们将是灾难性的……我们白种人大多都不懂或忘记这种斗争有可能产生一种按种族和肤色形成的崭新的结盟关系。但是，亚洲各民族却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性。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为那种新的结盟留了必要的一手。使我不寒而栗的是，我发现，就连美国人中的有色人种的思想上也有这种保留。虽然这些人生下来在主观上是忠于我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民族偏见的顽固性，由于他们切身的经历以及在我国的日本人的宣传，使他们相信与白人是没有什么希望讲公平的，有色人种必须团结起来征服白人，才能消除种族偏见的桎梏。” [ 作者注：矛盾的是，白皮肤自古以来在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美的标志。有一句老话：“肤白掩百丑”。早在明治时期，作家们就开始对西方人的白色皮肤表示羡慕。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人心目中最得意的电影明星是克拉拉·鲍、格洛里亚·斯旺森和格丽塔·嘉宝等人。这种偏好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中得到证明。他把一个日本姑娘与俄国女人作了一番比较：后者的皮肤……白得出奇，象个白皮肤的幽灵美人，皮下淡紫色的血管依稀可见，宛如大理石上的纹理一般。与之相比，前者的皮肤却缺乏透明感和鲜艳色泽，看起来怪不舒服。 ]
赛珍珠是在中途岛之役前一个星期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示她的不安的。
主要是因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一个新的和危险的方面。虽然我们也许不想知道，但是，很可能我们已经走上了人类战争中最激烈和时间最长的战争道路，这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这就是说白人和白人世界同有色人种和有色人种世界之间的战争……
在印度，它（种族问题）是个燃眉之急的问题，其火焰每小时都在升高，在缅甸，它已成熊熊烈火；在爪哇也是这样，在菲律宾和中国也如此。
今天，东西方的主要障碍是，白人不愿放弃其优越感，有色人种再也不愿忍受其卑劣感……白人落后于有色人种一个世纪。白人从殖民地和殖民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有色人种知道，殖民地和殖民思想已不合时代潮流。不管白人是否知道，殖民生活方式已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是如何踢掉蛹壳。今天的亚洲人不愿做殖民地居民，他已下定决心永不再做殖民地居民。
……总之，如果白人不认识到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并通过这样的认识拯救自己，那么，他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拯救自己，因为有色人种决心坚持人类的平等与自由……
遗憾的是，赛珍珠的先知先觉的文章对华盛顿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对亚洲人责备美国有肤色偏见这一点，美国并没有采取什么对策。相反，美国政府却对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横加虐待，给这种责备火上加油。紧接着珍珠港事件后，西海岸一片惊慌，要求把日本人，不管是否已入美国籍，全部疏散至内地。
“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西部防御司令约翰·德威特将军在电话上对宪兵司令说，“美国公民毕竟是美国公民。尽管他们并不都是忠诚的，我们可以把不忠分子清理出来，必要时还可以把他们关起来。”
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同意这一看法。但是，每当日本打一次胜仗，整个西海岸就闹事。在加利福尼亚州，区检察官厄尔·沃伦警告说，除非立即将美籍日本人全部撤离，否则可能重演珍珠港事件。俄勒岗州州长查尔斯·斯普拉格打电报给美国司法部长，要求“采取更彻底的保护性行动，以防敌侨特别是居住在西海岸的日本人的活动”。西雅图市长厄尔·米利金宣称，居住在该市的约八千日本人中，“七千九百人可能没有问题，但其余一百人则能将本市烧为平地，把日本飞机引来，造成某种使珍珠港事件相形见绌的后果。”
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绝不限于太平洋沿岸。一次全国的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日本人总是想打仗，使自己尽可能强大”，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认为德国人生来就有军国主义思想。因此，象罗斯福那样精明的政治家是可以理解地会注意这些呼声的——那年是总统选举年，于是他不顾埃德加·胡佛的劝告，命令陆军部把第二代日本移民大规模疏散。最高法院又维护了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开始时，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把美籍日本人迁住内地定居，但被选为定居地区的居民激烈抗议，因此不得不考虑还是把这些“俘虏”送进政府收容所为好。
还有一个要搬迁德国和意大利血统公民的类似计划，但遭到强烈的反对，政府只好宣布取消。政府解释说，这样做会影响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降低这些民族的公民的士气。然而，没有人出来给第二代日本移民说话，他们虽然也是公民，却往往被称为“外国人”——他们的肤色不同。几乎有十一万忠诚的美国公民被迫廉价卖掉家产，扫地出门，而他们的罪行只是因为祖先是日本人。他们被关在沿海一带铁丝网围住的比集中营好不了多少的“安置中心”。许多人还被没收了储蓄存款 [ 作者注：在战争歇斯底里的压力下，采取这些行动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战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却难以与民主相称。对于无辜失去土地及私人财产的人们，他们所得的赔偿甚微。损失估计有四亿美元，赔偿数只有四千万美元——百分之十。 ] [ 注：对横滨正金银行加利福尼亚分行约四千个存户的处理一案更是可耻。政府以“敌产”名义没收其全部资产，冻结这些存户的存款。直到一九五七年，敌产清理处才决定归还这笔款项——以一美元归还两美分的换算率结算。由于数目实在太小，只有一千六百存户申请归还。这些人就赔偿率如此之低一事提出申诉，法院最后命令敌产清理处把存款余数归还。另外二千四百存户得悉这一消息后也要求归还他们的存款，但敌产清理处却说，他们已丧失领回存款的资格，原因是他们当初并没有接受百分之二的数目。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珍珠港事件后将近二十五年，最高法院才终于答应审理他们的申诉。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最高法院推翻原决定，把此案转给哥伦比亚特区巡回裁判所上诉法院，“根据本判定重审”。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这个案子总算得到有利于存户的解决，“以大致相当于战前的数日归还，不付利息。” ] 。
陆军情报处处长埃尔默·戴维斯正式向总统提出抗议：
……日本对菲律宾、缅甸和其它地方宣传说，这是一场种族战争。只有在我们的行动允许我们说明真相时：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反宣传。另外，我们自己作为深深相信我们为什么而战的公民，由于一贯公开的对第二代日本移民的误解，不能不感到不安。有关当局，包括海军情报部门的人都说，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第二代日本移民是忠于美国的，并说绵羊和山羊是可以区分的。
但戴维斯的警告也和赛珍珠的警告一样没有引起注意。华盛顿当局仍然看不到疏散第二代日本移民对各国人民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没有怎么考虑他们在战后的问题，亚洲只不过是个战场，即使英国人的不断抵制，这个战场的重要性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心目中还是与日俱增。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称：
我正在大西洋前往华盛顿的途中，此行之目的是要解决西西里岛战役后进一步利用欧洲的问题，还要解决印度洋以及在那里向日本发动进攻的问题。
此时，丘吉尔正前往出席另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单独与美国开的，他亲自命名为“三叉戟”。三天后，他的座舰驶抵斯达腾岛。次日下午二时三十分，他在白宫会见罗斯福以及两国军方领导人。他说，英国人是为了“恪守卡萨布兰卡决议”来参加“三叉戟”会议的。非洲的战事即将告终，马上就要进兵西西里岛。下一步棋怎么走？他的意见是，第一个目标应是打败意大利，这“将使德国人民孤单冷寞，可能也是他们黎明的开始”。此外，这样将大大改变巴尔干的局势，使英国有可能把许多战列舰和航空母舰调到盂加拉湾或太平洋。
他说，“制订打败日本的长远计划”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假定德国在一九四四年战败，英国保证于一九四五年“集中全力向日本发动大进攻”。不管如何，解决远东战争的最好办法是让俄国参战。
罗斯福回答说，日本已有一百万吨位的船舶葬身海底，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敌人的作战范围就会受到严重限制。但是美国如果要保持这种摧毁性的海军攻势，就必须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他还警告说，除非立即给中国送去更多的援助，否则中国就可能垮掉。
会议开了九天，与会者经过艰苦努力搞出一个工作协议。双方参谋人员一天要开会四次之多；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决定战争重大问题的全体会议就开了六次。
然而，没有什么耐心的布鲁克对从容不迫的海军上将金不断“想找出他可能找到的空子把兵力转移到太平洋”越来越恼火。在五月二十一日的联合参谋部会议上，他们竟吵了起来，金坚持说，对日本的“不懈的压力”不但应该维持，而且还应当加大。他要求在年内从中国的基地发动空中攻势，在缅甸展开进攻，攻占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新几内亚以及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
英国人怒不可遏。他们拒绝明确规定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兵欧洲的日期。然而，美国人的论点占了上风。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批准了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为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同意向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但为了顾全面子，附加条件规定“在采取行动前”联合参谋部应审查各项作战行动。
然而，对于哪个战区优先的分歧是很难消除的。不到三个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又在魁北克的弗兰特纳克饭店会晤。美国人再次要求在缅甸发动进攻，丘吉尔则又一次试图回避，而是建议向苏门答腊发起辅助性进攻。罗斯福是不会被转移开的。这种进攻反而离日本远了。他们应该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滇缅公路上，这是通往东京的最短的路线。
辩论没有结果，联合参谋部回到自己会议室去开会，仍然争吵不休。等候在室外走廊里的人听见室内响起了手枪声，吓了一跳。
“我的天哪，他们开枪了！”有人喊道。
那枪声原来是蒙巴顿勋爵的戏剧性的表演。蒙巴顿热烈支持用一种名叫“派克里特”的新式冰块做浮动机场的想法。他拔出手枪朝普通冰块打了一枪，把冰块打得粉碎，然后又朝“派克里特”打一枪，子弹撞击冰块后飞了开去，打穿金上将的裤子。
蒙巴顿要用“派克里特”的主张没有成功，但他的军事才能却得到了赏识。他被任命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战区的司令。
四
那个此时属于蒙巴顿职责范围的国家缅甸，即将得到日本给予的独立。已仓促起草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合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之大成。宪法宣布缅甸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又宣布“将由享有君主地位和权力的国家元首统治”。这个新国家的正式口号也是从希特勒那里抄来的：“一个血统，一个声音，一个领袖。”
七月初，元首的明显人选巴莫博士在新加坡与东条会晤，东条给巴莫带来东条认为会使他高兴的消息：日本将把掸邦的大部分地方——位于缅甸的东部边境——交还给这个新国家。但是，其中有两部分划归泰国。
巴莫百感交集。“把掸族人及其土地肢解，无论是缅甸人还是掸族人都不会完全高兴的。”东条表示抱歉，但日本已答应把那两部分土地给泰国作为结盟的代价。
“我们也是你们的盟友呀，”巴莫说，“我们也有我们的要求。”
东条试图不了了之，开玩笑地答应“另外报答缅甸”。但巴莫咄咄逼人，指责日本军人在缅甸的傲慢和经常是专断的表现。
东条到新加坡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与印度好斗的不服从运动的领袖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会谈。鲍斯与甘地和尼赫鲁不同，他认为，只有武力才能使印度获得自由。身材高大——比东条和巴莫都高出一头——的鲍斯是个热情激昂的革命家，有魅力，口才极好。他来新加坡的目的是要招募在马来亚战役中投降的数以千计的印度兵。这些士兵已表示支持他的战斗行动——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同意他担任东亚印度独立联盟的领袖。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满腔热情地对他的新兵说：“一九三九年，法国对德宣战，开战时，德军只喊一个口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英勇的日军开始远征时，他们也只喊一个口号——‘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们，‘到德里去！到德里去！’就是你们的战斗口号。”
东条让缅甸独立的诺言于八月一日实现。上午十时，河边政三陆军大将下令撤退日军行政机关。这天上午，天气晴朗，间或下点雨，仰光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十一时二十分，在政府大厦，缅甸被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由巴莫博士担任国家元首。当天下午，巴莫宣读了一份用缅文书写的宣言，向美国和英国宣战。然而，他告诫他的人民，自由不只是欢呼和庆祝。“许多人看到了他们以为终生无望的解放的这一天，高兴得痛哭流涕，”他说，“但我们知道，不仅有梦想，还有现实……我们既然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独立，我们就必须用这场战争来保卫它……缅甸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站在前线……很明显，我们必须执行前线政策。”
十月十四日，菲律宾宣布独立，一个星期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由鲍斯担任国家元首。西方没有认识到这些事件的意义。这些新政府都是日本的傀儡。但是，亿万亚洲人通过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从白人统治下获得了自由。他们的热情在十一月初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达到了顶峰。中国、泰国、满洲国、菲律宾和缅甸派代表到东京出席了会议 [ 作者注：印度尼西亚政治领导人苏加诺没有得到邀请。据佐藤贤了说，东条反对在此时让印尼独立，因为，日本要靠印尼的原料打仗，印尼“还没有作好处理这些宝物的准备”。 ] 。
钱德拉·鲍斯则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我们欢聚一堂，”巴莫写道，“与其说是不同的民族，倒不如说是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在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庭的成员。”菲律宾总统何塞·劳雷尔（他曾秘密接受奎松总统的命令，假装与日本人合作）此时发现泛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十亿东方人，十亿大东亚人，”他目光炯炯地在第一次会议前夕举行的正式招待会上说，“他们怎么能受别人的统治，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受英美的统治？”
十一月五日，国会大厦议事堂的庄严布置同与会者的热情成了对照。会议桌上铺了蓝色的纯毛哔叽，桌子摆成方马蹄形，两旁是三棵盆栽树。东条作为主席与其代表团坐在马蹄的前端。坐在他右边的是缅甸、满洲国和中国，左边是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的代表团。
东条发表简短讲话说：“大东亚各国由于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各个方面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本人坚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要确保大东亚稳定，建设共荣共存新秩序。”
南京政府首脑——第一号傀儡——汪精卫宣称：“在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邻邦，热爱东亚。我们中国的口号是再兴中华，保卫东亚。”
接着发言的有泰国的旺·威泰耶康亲王、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和劳雷尔。这位菲律宾人的感情明显地溢于言表：“只要我们紧紧地，坚如磐石地团结在一起，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或拖延十亿东方人获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以及缔造自己命运的机会。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不会抛弃大东亚各国人民。上帝将会降临人间，与我们一起流泪，为我们的人民的勇气和英勇行为增添光辉，使我们能够解放自己，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自由昌盛。”
安排巴莫最后一个发言是非常合适的。“这样一个时刻所产生的感情怎么说也不为夸张，”他热烈地说，“多年来，我在缅甸做的是亚洲梦。我的亚洲血液常常向其他亚洲人发出召呼。无论是梦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孩子们召唤的声音。
“今天……我又听见亚洲的声音在召呼，这次却不是在梦中……我以最深厚的感情倾听了围绕这张桌子所发表的演讲。所有这些讲话都是动人的，值得铭刻心头的，而我——我可能言过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诸位原谅——我好象从这些发言中听见了同样的亚洲的声音，把她的孩子们召呼到一起。这是亚洲的热血在召唤。现在并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思考的时刻，正是这种热血思考把我从缅甸带到日本……。
“仅仅在几年前，亚洲人民好象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甚至是生活在被分隔开的彼此疏远的几个不同世界里，互不相识，甚至不想相识。作为家园的亚洲在几年前是不存在的。那时的亚洲不止一个，而是许多，多得象使她分裂的敌人一样多，许多地区象影子似地跟着这个或那个敌国。
“过去，这个现在看来好象是很遥远的过去，亚洲人民要象今天在这里那样聚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它发生的方式超过了最大胆的幻想，超过了我们之中最大胆的梦想者的梦想……。
“我说今天的会议是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行动。正如主席阁下所说，我们确实是在正义、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伟大原则基础上创造一个新世界。无论从哪个观点看，东亚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多少世纪来，我们亚洲人忘记了这个事实，为它付出了巨大代价，其结果是，亚洲人丢掉了亚洲。多亏是日本，我们才能又一次得到这个真理并按照它行动，亚洲人当然应该收复亚洲。在这个简单的真理中寄托着亚洲的命运……
“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亚洲人，发现了我们的亚洲热血，也正是这股亚洲热血将拯救我们，把亚洲归还给我们。因此，让我们前进，走完我们的路程，让十亿东亚人朝着东亚人将永远自由繁荣并将最终找到他们归宿的新世界前进。”
这是正在觉醒的亚洲的声音。对东条说来，这几个小时是他的生涯中最满意的时刻。东条巧妙地操纵着整个会议的进程，慈父般地朝各代表们微笑。他不只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军事联盟，他自己也被泛亚精神所陶醉了，可是，他的军队中的同僚却为之大伤脑筋。
次日下午，钱德拉·鲍斯发言，使最后一次会议达到高潮，鲍斯的发言的盛情冲动程度可以与巴莫相匹敌。“……我认为，在日出之国举行这次会议并不是偶然的，这决不是世界第一次为了寻找光明和指导而向东方求教。在这个世界上，曾有人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在其它地方正试图这样做，但他们失败了……
“对印度说来，除了与英帝国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即使其他国家觉得能与英国妥协，至少对印度人民来说是绝不可能的。与英国妥协意味着与奴隶制妥协，而我们决心不再与奴隶制妥协。”
鲍斯被自己的发言所感动，再也讲不下去。听众呆若木鸡地等他往下说，良久，他才恢复平静。“但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自由付出代价……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不知道我们国民军能有多少人活下来，但对于我们，这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个人，我们是死是活，能否活过战争时代，能否活着看到印度取得自由，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印度要取得自由。”
《日本时报》的乡敏称这次会议是“骨肉兄弟的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重大的会议。
在这里，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同胞手足，这不是比喻，他们真的都是向一母亲——亚洲——的儿子。日本人、中国人、泰国人、满洲国人、菲律宾人、缅甸人、印度人——所有亚洲人，都是同胞兄弟。
如同巴莫那样，他相信，不管个别的西方人对他本人如何彬彬有礼，他们永远也不能真正理解作为一个亚洲人的滋味。
我也觉得，只有亚洲人才真正理解这点，并为亚洲人的福利而有效地工作。我也一直渴望有这么一天，到那时，亚洲人能够撇开西方入侵者在我们之间设置的人为障碍，为亚洲的共同利益携手合作。当我看到星期六那天的会议情况时，我觉得那样的一天终于到来，血统关系终于占了上风。好象是长期失散后的兄弟重新团聚，我们即将振兴我们的亚洲家庭的家运。
当我注意到所有发言者都以明显的诚意和热情强调要实现这个同一体，所有与会者都明显地以压倒的力量认识到这个同一体，这种团结将永不再破裂的信念便在我思想上牢牢地树立。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不管未来的问题会造成什么紧张关系，不管未来的世界组织最终可能采取什么形式，这次会议所凝成的兄弟骨肉之情将永远不会溶解。亚洲同一体是根本的事实，是基本的，自然而然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形成就永不再解体。
与会者一致通过的“共同宣言”号召在正义、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新秩序，在互惠基础上，努力加速发展经济；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 作者注：宣言的草稿是东条的顾问佐藤贤了起草的。他并不是言不由衷。对草案提出批评的人说，他的关于种族偏见的强烈措词可能引起事与愿违的反作用。但佐藤坚持认为，日本的占领政策虽然有时是镇压性的，但日本从来没有实行种族歧视。“既然是个事实，为什么不敢用这篇文章？” ] [ 注：以前，日本在国联曾试图在支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决议中加入关于种族平等的一段。英国阻止这样做，当时的主席伍德罗·威尔逊裁定，“由于我们中间有些人强烈反对，”决议中不写入这一段。只有英美两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 ] 。
这是大西洋宪章的太平洋翻版，是实现亚洲人长期以来的梦想的许诺。那些到东京去的人也许都是傀儡，但是，他们是在奴役状态中出生的，此时已是自由了，并第一次共同宣布为亚洲建立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五
两星期后，亚洲最大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在开罗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决定建立蒋所希望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大陆，丘吉尔不欢迎蒋介石出席，因为这肯定要增添罗斯福对远东的兴趣。
果然，中国问题被列入会议的第一项议程而不是象丘吉尔和布鲁克所希望的那样，列在最后。但是，以前没有见过蒋介石的丘吉尔对这位委员长的“沉静、含蓄、和有能力”却产生了良好印象。然而，丘吉尔首相却不能认真地把中国看成大国，看到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关心颇为恼火。“在总统看来，中国意味着在明天的世界上很重要的四亿人民，”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但温斯顿考虑的只是他们的肤色，在他谈到印度或中国时，你就会想起他是个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人。”
中国代表团高兴地离开开罗，因为尽管遭到丘吉尔的反对，罗斯福还是答应在几个月内渡过孟加拉湾发起两栖进攻，另外，他还使人觉得他将大力支持委员长的印象。
三个盟国不仅对把中国列为军事上的重点，而且对亚洲未来的政治前途都有分歧。他们各自为不同的原因而各不相干地作战。丘吉尔根本不考虑大英帝国解体，蒋介石的主要兴趣在于消灭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唯一领袖，罗斯福则一心要早日实现日本投降。
罗斯福的确也认识到，战后的亚洲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但是，他却只能在有限程度上理解赛珍珠和温德尔·威尔基等那样的美国人提出的告诫：亚洲决心要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远东问题的辩论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离开开罗飞往德黑兰去会见约瑟夫·斯大林。当丘吉尔首相驱车缓缓驶过伊朗首都的街道，人们开始向他的汽车涌上来时，他心中十分担忧。他想，刺客用手枪或炸弹能够轻而易举地下手，直到他终于进入英国公使馆后才大大松了一口气。英公使馆是一座破破烂烂的建筑物，与豪华的苏联使馆离得很近。
在经受了开罗的酷热后，位于里海南边的德黑兰似乎特别凉爽。农村中尘土飞扬，间或有一些千年不变的泥糊茅屋，一片荒凉；德黑兰本身虽说是浩瀚荒野中的绿洲，但许多与会者的印象却觉得它是个人为的现代城市，使人不感兴趣。
第二天上午，星期日，苏联人提醒罗斯福说，市内可能有轴心国特务要谋害他，提出让他的总部迁至苏联使馆内的一座楼房里去。在这里，开会时就不用来回驱车出入大街小巷。哈利·霍普金斯和阿夫里尔·哈里曼与丘吉尔的参谋总长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讨论了这件事，虽然他们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俄国人的诡计，但还是劝罗斯福搬家 [ 作者注：确有一个要在德黑兰谋杀“三巨头”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元首和希姆莱的帮助下，由希特勒的亲信突击队党卫军少校奥托·斯科尔兹尼——他不久前曾从狱中营救出墨索里尼——制订的。但是，斯科尔兹尼从军事情报局安插在德黑兰的唯一特务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具体情报，他报告上级说，暗杀或绑架行动都不可能成功。根据拉斯洛·哈瓦斯所著《希特勒谋杀三巨头的阴谋计划》一书（一九六九年出版），那时曾有五六名特务空降至伊朗，但在执行任务前就被打死，这主要是由于双重特务恩斯特·梅塞尔和另一位爱冒险的美国人彼得·弗格森的活动。一九七○年斯科尔兹尼写道，他从未听说过这个行动。“我诚实地说，”他还写道，“我不相信采取过这种行动。” ] 。一列警卫严密的车队驶离美国公使馆，片刻之后，又有一辆轿车孤零零地开出来，里边坐的是罗斯福、霍普金斯和莱希海军上将。司机是个特工人员。他驾车绕道走，但车子开得飞快，竟比假的总统车队先到苏联使馆。罗斯福对变更路程颇为高兴。十五分钟后，斯大林拜会心情兴奋的罗斯福。“见到您很高兴，”罗斯福通过他的译员查尔斯·波伦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
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翻译巴甫洛夫对不能早日与总统会面表示歉意，是他的过错，不过他一直忙于军务，斯大林是个矮小的人，走起路来步子大而慢，由于他身穿宽大的上衣，看起来比他实际上要矮胖些。他的变了颜色的牙齿，脸上的麻斑，以及黄色的眼睛，使乔治·凯南想起“一头衰老的满身战斗伤疤的老虎”。
他们谈到蒋介石和缅甸的攻势。斯大林不怎么关心中国军队或他们的领导人；罗斯福说，非常需要教育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人民懂得自治。他吹嘘美国在使菲律宾人为获得自由作好思想准备方面的良好记录。他以透露秘密的方式对斯大林说，印度是温斯顿的伤脑筋事——并嘱斯大林不要提起。
几分钟后，三巨头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见面。罗斯福提议请斯大林“说几句开场白”。
“不，”巴甫洛夫把话翻译过来说，“他宁愿听。”
罗斯福欢迎俄国人成为“家庭的新成员”，三巨头会议将是友好和坦率的，三国的合作将经历战争而世世代代继续下去。“他笑容可掬地把坐在桌子四周的人扫视了一番，好象是仁慈有钱的大叔看望穷亲戚一样，”丘吉尔的翻译伯斯回忆道。
丘吉尔首相正患重感冒发烧，喉咙痛，说话很困难，但这无损于他的口才。他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也许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强国的最大集结”，他们掌握着“缩短战争、几乎肯定可以得到胜利之权，毫无疑问，还掌握着人类的幸福和命运”。
罗斯福再次转向斯大林建议说，作为东道主，他毫无疑问要说几句话。斯大林简短地向巴甫洛夫说了几句，巴甫洛夫站起来看了看笔记本，然后说：“我高兴地对在座诸位表示欢迎。我认为，历史将会证明，这次会晤，以及我们的人民所给予我们的权力，在我们的潜在合作范围内能得到充分利用。”巴甫洛夫迟疑了片刻，然后有点尴尬地接着说，“斯大林元帅说，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吧！”
罗斯福回顾了太平洋战争，最后为了让斯大林高兴而戏剧性地宣布，定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大举进兵诺曼底，代号是“霸王行动”。
“我们苏联人欢迎你们在太平洋取得的成功，”斯大林回答说。“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帮助你们，因为我们东线需要军队太多，目前我们没有能力发起对日战争。”但是，一旦把德国打败，他就能向西伯利亚东部增兵。“那时候，”他说，“通过我们的共同战线，我们一定能胜利。”这是苏联人第一次许诺将参与对日作战。
会议于七时二十分结束——他们已经在大圆桌旁坐了三小时又二十分钟——俄国人端来茶点。斯大林的安详和客气的神情，使美国人感到放心。英国人却不然，曾经把斯大林看作不过是土匪头子的莱希海军上将承认自己看错了。斯大林显然是聪明人，对人直率、随和、周到，只是有时坦率到近乎粗暴。然而，伊斯梅将军却仍然觉得他“极端残忍，缺少人类固有的人情味”，亏得自己“既不是他的敌人，也无需依靠他的友谊”。
“这次会议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布鲁克对莫兰勋爵说，“斯大林已经可以任意支配总统。”丘吉尔也忿忿不平。莫兰问他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他简短地回答说：“不对头的事多得很。”
在当天的晚宴上，三巨头谈论了许多事情——谈起法国、波兰、德国、希特勒——以及无条件投降。斯大林问起在卡萨布兰卡发表的含糊声明是否明智，如果不澄清，反而会使德国人团结一致。“在我看来，提出明确条件，不管何等苛刻，并告诉德国人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可以促使德国早日投降。”
次日午餐后，斯大林再次拜会罗斯福。罗斯福给了他几份备忘录，其中之一是要求在西伯利亚建立供一千架美国重型轰炸机使用的基地。另一份建议在对日战争中进一步加强初步的合作。斯大林只答应予以考虑，草草结束这个话题。
那天下午的全会集中讨论了“霸王行动”。丘吉尔和斯大林针锋相对，罗斯福则居间调停，说话时还咬着烟嘴，不时插话，尽管有的是无关的话。布鲁克认为，会议自始至终都糟透了。他听了两天的辩论后，觉得“好象是进了精神病院或疗养院”。
斯大林盯着坐在大桌另一边的丘吉尔说，他想直截了当地向首相提个问题。“你是不是真的相信‘霸王行动’，还是以此作为托词安慰我们？”
回答是典型的丘吉尔式的。“只要时机到来时，先前为‘霸王行动’所订的条件仍被确认，我们就义不容辞拿出全部力量渡过海峡去打德国人！”丘吉尔滔滔不绝地说完后，会议宣告结束。
当晚宴会的主人斯大林无情地取笑丘吉尔。起初，丘吉尔首相还没有醒悟到自己被人作弄。“必需杀掉五万德国人，”斯大林不露笑容地说。丘吉尔把椅子一推，蓦地站起来。“我决不参与屠杀。如果在战场上则是另一回事。”
“必须枪毙五万人！”斯大林又说一遍。
丘吉尔涨红了脸。“与其要用这种可耻行为来玷污我和我国家的荣誉，不如此时此刻就把我拉到外边花园里去枪毙掉。”
罗斯福连忙抚慰丘吉尔。“我提议搞个折衷，”他开玩笑地说，“不是五万，只是枪毙四万九千。”
丘吉尔跺着脚走了出去，斯大林跟在后边，说这不过是开个玩笑。丘吉尔被劝回来重新入席，但仍疑心重重。斯大林笑着脸又开始逗引他。“你是亲德的，”他说，“魔鬼是共产党，我的朋友上帝是保守党。”这回丘吉尔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宴会还没有告终，斯大林就把一个胳膊搭在首相的肩膀上，好象两人是革命同志。
晚上，莫兰走进丘吉尔的卧室，看看首相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办。一进门，他就看见首相与安东尼·艾登在谈论战后的世界局势。“可能还要有一场流血更多的战争，”他闭着双目用疲劳的声音说。“那时我不在了。我将长眠。我想长眠亿万年。”他点了一支雪茄说，他曾告诉斯大林，英国不要新的领土。“他紧追这点不放。你知道，如果我们拿点什么，俄国就有话可说了。当我问俄国需要什么时，斯大林说，‘时机到来时，我们会说话的。’”
丘吉尔的心跳每分钟一百次。莫兰警告他说，这都是因为他喝的“那玩意儿”。“很快会降下来的，”丘吉尔高兴地说。片刻后，他变得忧郁起来，凝视着莫兰。“我相信人类可能会毁灭自己，消灭文明。欧洲将荒芜，可能我要负责。”他如此这般地说了好几分钟，然后突然问道：你认为我的体力能维持到战争结束吗？我有时觉得快要垮了。”
经过一夜休息后，三巨头又恢复第一天的平静关系。吃午饭时，斯大林对罗斯福主动提出俄国人可以使用满洲的不冻港大连的建议显然感到很高兴。晚餐时，丘吉尔装作前一天晚上未发生什么事似的。斯大林却很不自然。开始，斯大林疑虑地嗅了嗅鸡尾酒，又问翻译伯斯坐在他左边的是谁，鸡尾酒是用什么配制的等等。伯斯的解释“并没有消除他的怀疑”，所以他只喝威士忌酒。不错，他说，但还比不上普通的伏特加。他不自在地端坐在椅子上，被面前的一排刀叉弄得有点不知所措。“该用哪把刀叉呢，这真是个问题，”他私下对伯斯说，“你得告诉我。你还得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吃，我不习惯于你们的风俗。”
丘吉尔感伤地宣布，这是他的六十九寿辰的宴会，而且按俄国的习惯：大家都可以随时祝酒。他首先提议为国王干杯，然后用夸大的言词赞扬了他的两位同事的功绩。他称赞罗斯福致力于扶贫救弱和防止了一九三三年的革命，宣称斯大林元帅应该得到期大林大帝的头衔。
斯大林的回答分散了侍者的注意力。侍者正端上一盘“波斯灯笼”——这是一道正餐后的甜食，是放在冰块上的一个巨大的冰淇淋布丁，再点一支蜡烛，侍者心不在焉，托盘倾斜，布丁从冰块上滑下来，掉在巴甫洛夫头上。尽管冰淇淋顺着他的头发和脸一直流到鞋子里，这位沉着的翻译还是一字不漏地翻译着：“斯大林先生说，红军是无愧于苏联人民的……。”
突然，斯大林把他的讥讽锋芒转向英国的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他说，目不转睛地看着布鲁克，“对苏联红军是不太友好的，一直挑剔我们，让他到莫斯科来，我会请他看看，俄国人并不是孬种。交交朋友是值得的。”
布鲁克站了起来，也用眼盯着斯大林。“我感到惊讶，你竟然觉得有必要对我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你一定记得，今天上午我们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在战争中，真理必须由谎言护卫’。你一定还记得，你自己也曾对我们说过，在你所有的伟大战役中，你总是不让外界知道你的真正意图。你告诉我们，你的假坦克和假飞机总是集中在那些有直接关系的战线上，而你的真实意图却完全被保密的外衣掩盖着。元帅，你被假坦克和假飞机引入岐途了，以致未能观察到我对苏联红军的真正友好感情，你也没有看到我对红军全体指战员的真正的同志情谊。”
斯大林的脸部表情仍是不可思议的。他转向丘吉尔说：“我喜欢那个人。他说得对。以后我必须跟他谈谈。”
这又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但很快就过去了，跟着便是一连串的祝酒。莱希觉得厌烦，但金上将看见斯大林从椅子上站起来，绕桌子走向每个人与之碰杯倒觉得满有意思。宴会散了以后，斯大林迟迟不走，似乎不愿这个晚上结束。丘吉尔向斯大林走去，同样兴高采烈地说：“英国正在变成粉红色。”
“那是健康的象征，”斯大林答道，“我想称丘吉尔先生为我的朋友。”
“叫我温斯顿好了。我在你背后招呼你时叫你乔 [ 译者注：即约瑟夫的呢称。 ] 。”
“不，我要称你是我的朋友。请允许我称你为我的好朋友。”
丘吉尔也不甘示弱：“我为无产阶级大众干杯。”
“我为保守党干杯，”斯大林说。
对俄国人说来，德黑兰会议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已取得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日期。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似乎也表明将来会更紧密地合作。虽然罗斯福总统发现斯大林元帅比自己原来想象的要固执，他还是“可以接近的”。两人分手时，罗斯福说“我们是带着希望和决心来这里的。在我离开时，我们无论事实上、精神上还是目标上，都是朋友。”
对在德黑兰所达成的军事上的解决办法，丘吉尔感到“十分满意”，布鲁克却不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解决战争问题时，参与的政治家越多，战争的结束就越推迟！”
一轮一轮的会议还没有开完。美国人和英国人又回到开罗，解决他们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把一切都集中于“霸王行动”呢，还是进行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许诺过的强大攻势。
那些力主不应对中国人食言的人中，金和莱希是为首的人物。如果中国退出战争怎么办？这样一来，几十万日军就能腾出手来打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英国人反驳说，德黑兰会议已经改变了一切。斯大林答应在打败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这使中国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作用，远不是那么重要了。
十二月五日下午，经过两天毫无结果的讨论后，僵局被戏剧性地打破。罗斯福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海盗已取消”。这是指双方争论的焦点孟加拉湾行动。丘吉尔大喜，给伊斯梅打了个电话用暗语说：“能支配精神的人，比攻克城市的人更伟大。”
于是向蒋介石发了一个由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起草并征得丘吉尔同意的电报：
与斯大林开会的结果使我们需要在春末对欧洲大陆展开大规模作战，相当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夏末结束对德战争。这些行动要求有大量重型登陆舰艇，因而无法再把足够兵力用于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同时又发起“泰山”（缅甸战役）以确保孟加拉湾行动成功……
一九四三年快结束，会议也开得差不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要由战场上的人，而不是会议桌上作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