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第十一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日本帝国的衰亡》
出自————《战争通史》
一
巴丹是平静的。守岛部队不断巡逻着，并且想办法加强横贯半岛的防线。粮食已经成了头痛问题。前线部队每天的口粮只有平常的三分之一。几次想通过日本海上封锁线向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运送给养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骑兵的马已经没有什么饲料可喂了，温赖特将军含着眼泪下令把所有的军马和驴都杀了，包括他自己心爱的良驹约瑟夫·康拉德在内。
到了二月中旬，军内病倒的人多到了惊人程度，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而奎宁已几乎断了来源。由于饥饿和痢疾，兵员身体虚弱，仅三月份第一个星期就有五百多人患疟疾住院，医生们担心疟疾即将流行。尽管还有人在说什么一支“一英里长”的船队满载给养和增援部队正在驶来，但是无论是菲律宾部队还是美国部队都传诵着常到前线的战地记者弗兰克·休利特写的一首诗：
我们是巴丹的孤零兵，
没爹没妈也没山姆大叔，
姑姨叔伯姑表兄妹更无一个，
病无药，战无飞机与大炮，
哪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来怜惜。
三月十日，温赖特被召到科雷吉多尔。萨瑟兰通知他说，麦克阿瑟将于次日晚上乘鱼雷艇前往菲律宾最南端的棉兰老岛，从那里再乘“空中堡垒”去澳大利亚。萨瑟兰告诉温赖特，将委任他为新建立的吕宋部队司令，指挥吕宋的所有部队。“如果你同意，琼斯将军加上一颖星，接替你指挥第一军。”
麦克阿瑟从马林塔隧道东端一座灰色的小楼里出来，对温赖特说：“我要你知晓你的所有部下，我是屡次反对无效后才不得不离开的。”他曾考虑过不服从华盛顿的直接命令，领导自己的部下一直战斗到底，但是顾问们劝他，到了澳大利亚后他更能为被困的官兵做些事。
“当然，一定办到，道格拉斯，”温赖特说。
“即使我到了澳大利亚，要知道我也会尽可能早回来，尽可能多带些东西回来。”
“你能支撑的。”
“也能回来。”麦克阿瑟给了温赖特一箱香烟和两支刮胡膏。“再见了，乔纳森。”他们握手告别。“我回来时你如果还在巴丹，我升你为中将。”
次日，即三月十一日晚上八时左右，一艘鱼雷艇由能干的大胡子上尉约翰·巴尔克利上尉指挥着离开了“大石头”，艇上有麦克阿瑟将军夫妇和他们四岁的儿子阿瑟，还有萨瑟兰将军和几个军官。麦克阿瑟脱下了他那顶大家都熟悉的元帅帽，挥着向码头上的一小群人告别。
在尔后的紧张的四十五小时里，巴尔克利指挥PT－41艇穿过被敌人控制的海面，于十三日天刚亮的时候在棉兰老岛北岸靠近台尔蒙菠萝罐头厂附近靠岸登陆。下船时，麦克阿瑟脸色惨白，眼圈发黑。他对巴尔克利说，他要为他和艇上人员申请银星章，“你们把我从虎口中救了出来，我不会忘记的。”
在遍野的菠萝丛中开辟出来的一条跑道上，一架从澳大利亚来的陈旧的B－17等着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勃然大怒。只派这么一架破烂飞机来接他。他命令谁也不要上飞机。直到三月十六日晚上，才来了三架崭新的“空中堡垒”。十点多一点，麦克阿瑟一行登机启程，不分军阶等级每人只允许携带三十五磅行李 [ 作者注：有人听到一个士兵说他搬上麦克阿瑟飞机的一条床垫重得要命，于是人们谣传垫子里塞满了金比索。次日，有几个人赌神罚咒说看见好几个箱子和一具大冰箱搬上了飞机。这个传说成了非议麦克阿瑟的题材，至今犹然。记者曾询问了十几个人，其中只有一个仍说他帮忙搬过冰箱和塞满了金比索的垫子，其他人说麦克阿瑟一家遵照规定只带了三十五磅行李。 ] 。
次日上午，麦克阿瑟在达尔文港南面三十英里的巴切勒拉机场着陆。“好险，”他对在跑道上焦急地等着他的人说。“不过战争就是这样。胜败生死都只有瞬息之差。”
接着果真又出现了“瞬息之差”的险情。麦克阿瑟的飞机刚起飞，天空就出现了两架战斗机。但是麦克阿瑟还是运气好，三小时后他在澳大利亚中部的艾利斯斯普林斯平稳地降落了。记者们围上来要他发表声明。他在一个用过的信封后面草草地写了几行：
“美国总统令我突破日军战线，并令我从科雷吉多尔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根据我的理解是要组织美军对日攻势，以解救菲律宾为首要目的。
“我来了，但是我还要回去。”
东条本就为巴丹的僵局不高兴，得悉麦克阿瑟大胆脱逃后更加不快。他再也不相信本间没人支援他也有能力迅速取胜。首相不愿自己去向陆军参谋总长杉山直接谈，而是派他的秘书官西浦进大佐去转达他对巴丹的悬念。
西浦大佐把这个问题拿去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商量。他们两人是多年的朋友，少年时在军校是同学。经过研究，服部认为巴丹防卫体制中被认为是最强的一点实际上却是最薄弱的一环。那就是美军防线中段紧后边的海拔一千九百二十英尺的陡峭的沙马特山。这座山一到日军手里，温赖特的整条防线就在掌握之中了。首先应该对沙马特山正前方一段二英里半长的阵地集中进行轰炸和炮击，打开缺口，从那里用步兵发动总攻击。
服部没费多少唇舌就说动杉山将军批准了这个计划。接下来，他想，得要想办法在把这个计划提给十四军时提得巧妙，好象这个计划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似的，这样他们才不会感到丢面子。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本间一看到计划，就相信这是解决长期以来折磨他的问题的好办法。
温赖特在科雷吉多尔建立了新的司令部。陆军部已晋升他为中将，委他担任驻菲律宾全体美军总司令。这件事事前并未与麦克阿瑟商量，可能是华盛顿知道麦克阿瑟决不会同意，因为他要想在澳大利亚指挥菲律宾群岛的全局。麦克阿瑟私下认为温赖特当总司令还不够资格，所以，当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电告华盛顿必须在四月十五日前把粮食运到，否则他的部队就会“饿得投降”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反应强烈。他给马歇尔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
“自我离开后，节减食粮的毅力当然可能也有所松懈。”
在巴丹的菲律宾军人的心目中，麦克阿瑟依然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他要重回菲律宾的誓言不啻是他本人对解救他们国家的保证。但是巴丹岛上的美国军人越来越多人感到他已把他们抛弃，所以当时军中流行一首用《共和国战歌》的曲调写的讽刺歌曲：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富兰克林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发慌。
四月二日是耶稣受难日的前夕。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天也是日本传说中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的生日前夕。夜幕降临时，五万日军包括从本土新开到的一万五千人在内，已经集结待命，准备大举进攻。在他们后边，一百五十门大炮、榴弹炮和迫击炮——许多是从香港运来的——准备举行这次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本间在是夜的战斗日记中写道：“我军四个兵团已布开阵势，首尾二十五公里长的战线上十面旗帜遥遥相望。火炮充足……此次攻击没有不胜之理。”他估计，取胜需时约一个月。
在战线另一边是七万八千名饿得发慌的美军和菲律宾军，其中只有二万七千人是列为“有战斗力”的人员，而这些人中间却有四分之三因患过疟疾而身体虚弱。一早，天气就晴朗。十点钟，炮击开始了。菲律宾部队从未经历过如此猛烈的炮火，炮弹好象是一个摞着一个在爆炸似的。这次炮击使美国的老兵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最猛烈的炮火。
第二十二飞行团的轰炸机一帆风顺地以完整的队形飞到，在沙马特山前方的两公里半长的阵地上投下了大量炸弹。竹子一丛丛冒起火焰。大家起初看到这种现象并不在意，士兵们还凑着燃烧的竹枝点香烟。接着，干得象木炭一样的灌木丛着了火，热度使人受不了了。美国兵与菲律宾兵都纷纷从掩体里跳了出来，逃向第二道防线。这里，树木已被炮火轰秃了，地面几乎一无遮盖。守军以为这里该是安全的了。不料，一阵风吹来，火苗窜过开阔地，烧着了后面的茂密的树林。这下子士兵们都被大火围住了，有数百人活活烧死，侥幸逃出火圈的人有如受惊的野兽，拼命逃向后方，带来一片惊慌。
下午三时，在浓烟和烈火的掩护下，日军步兵和坦克开始滚滚向南进攻，几乎没受到什么阻击，仅仅一小时就冲开了一个三英里长的缺口。守卫巴丹东半部的菲律宾第二兵团的司令乔治·帕克将军，直到傍晚才知道消息，便命预备部队共六百人去堵缺口，但已经来不及了。到次日黄昏，奈良晃中将的部队已经占领沙马特山以西地区，从上海新调来的增援部队则包围了这座岩石嶙岣的山岭的另一边。
四月五日天刚亮就气候闷热。这天是复活节。正当在沙马特山战壕中的美军和菲律宾士兵在晨曦中做礼拜，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来。炮火一停，日军开始登山，到中午过后不久，日军已把一面太阳旗插上了峰顶。不出服部所料，这座山一占领，美军的整个巴丹防线就摇摇欲坠了。帕克孤注一掷下令反攻，但遭到失败。到次日中午，他的兵团的左翼已经瓦解。这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阻拦奈良部队一路直奔巴丹岛的尽头了。
右翼防线还在维持。在沙马特山东面，克里福德·布卢梅尔准将（这位将军性子急躁，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手下的军官个个见了他怕）试图用三十一师进行反攻，但是左翼防线的瓦解使他不得不后撤。他未接到什么命令就开始沿圣维森特河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他手持加伦德枪，用恫吓和骂的办法把士气不振的残兵驱上了新的阵地。
服部大佐站在沙马特山头上注视着他在东京制订的计划一步步取得了他所期望的成功。在西面不远，他可以看见奈良部队象潮水似的无情地朝一股股七零八落的美军扫去。在东面，从上海调来的部队已开始进攻布卢梅尔仓促建立起来的新防线。到日暮时，挡住本间彻底打垮守军的唯一障碍就是这道防线了——它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拂晓，布卢梅尔在巡视时遇见了一队向后方开去的卡车。“圣维森特防线已经突破了！”第一辆卡车上的一个美国士兵喊道。
这次，即使是布卢梅尔也无法阻止溃逃了。看见美军这样打一阵逃一阵的场面确令人心惊胆战。一群菲律宾士兵朝他涌来。他挥着枪命令他们在路两旁站成行列，突然，一枚炮弹在路上炸开了，接着又是一枚接一枚地落下来。那些士兵从他身旁你推我搡地朝南逃去。将军怒不可遏，想抓住几个，但一个也没揪住。
二
在温赖特提升后接替他指挥吕宋部队的爱德华·金少将是个谦谦君子。对上下级都彬彬有礼，知识丰富，带教授风度。他炮兵出身，经验丰富，是个极有才干的军人，讲情理、重现实。他发布命令时，总是那样安静，不慌不忙。四月七日，在布卢梅尔的防线被突破后数小时，他接到了科雷吉多尔的一个电话。温赖特说，既然巴丹半岛西半部的部队未受损伤，为什么不能右转弯朝马尼拉湾方向进攻，把本间的阵线割成两半？
不错，防线左半段的部队依然守卫在阵地上，但是金知道他们的体力要举行进攻已有所不逮。尽管如此，他还是勉强同意一试。新提升的菲律宾第一兵团司令艾伯特·琼斯少将却不那么容易说服。这个心直口快的将军认为，不论何种进攻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三方同时通话的电话里，他把他的意见直接告诉了温赖特。温赖特带着火气说这事由金去决定吧，说完就把电话挂了。金先命令琼斯将他的部队分四阶段后撤，然后派参谋长阿诺德·芬克准将到科雷吉多尔去向温赖特说明投降已是随时随刻都可能的事情了。
面容憔悴的温赖特对巴丹官兵的境况是清楚的，但是他一直受到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要他坚持下去的压力。不久前麦克阿瑟还来电说，“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他）都极端反对这支部队投降”，准备在一旦粮食告罄时“向敌人发动一次攻击”。
芬克关于投降的说法温赖特是听不进去的。“将军，”他一贯的慢条斯理的口气说，“回去告诉金，他不能投降。告诉他，要发动进攻。这是我的命令。”
“将军，你想必知道那边的情形，”芬克双眼含着泪水。“你知道结局是什么。”
“我知道。”
翌日下午，今井武夫大佐在南面的火山群的黑梅山顶插上了一面大旗。从那里可以看到日军正在不停地向巴丹东部压去。天黑后，他又上了山顶。巴丹南端火光闪闪，那是敌人在炸毁装备和弹药。再往远处，蝌蚪形的科雷吉多尔隐约可见。山间不时窜出火舌，那是大炮想截断东面的公路，限止日军推进。
在日军来到之前弃阵而逃的美军和菲军从丛林出来涌向半岛的突出部，有的走小道。有的翻山越岭，有的则沿着海岸公路跑。到处是混乱，这些筋疲力尽的人是在恐怖的驱策下迈动着脚步。
在巴丹岛南端的小城马里韦莱斯，只有几条船在把剩下的难民撤往科雷吉多尔，其他船只已拖到湾里炸沉。逃到这里的一群群零乱的士兵眼巴巴地望着这少数幸运儿离开码头：他们要到科雷吉多尔去同那些逃避战斗的人一起过舒服日子了——渴了，有的是水，饿了，有罐头可吃，还有温柔的护士，他们可以安然坐在马林达隧道里等着一英里长的船队来把他们接走，他们将成为英雄，尸骨抛在巴丹的人将被世人鄙夷，因为他们打输了。
突然间天摇地动。是地震。但是有些吓呆了的人心想是世界末日来到了。
四月八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心慌意乱的温赖特在科雷吉多尔的马林达隧道里打电话给金，令他派琼斯的第一兵团向北进攻。金把命令转达给琼斯，后者仍然直爽地回答：“任何进攻都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金说，把进攻的事忘了吧。他知道琼斯是对的，再打下去只能意味着无谓的伤亡。夜十二时，金召集了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会上没有出现任何辩论，局势已经毫无希望。温赖特不敢违背麦克阿瑟叫他进攻到底的明确的命令，但是金决定由自己一身担起这付重担。他十分清楚，他的行动将是违抗军令，即使有朝一日他能生还美国，也将被带上军事法庭。但是七万八千名军人的性命重于他个人的荣誉。“我已经决定巴丹投降，”他说，“我未与温赖特将军通话，因为我不愿让他承担任何责任。”
凌晨二时许，他的电话铃响了。是琼斯来的电话。两人还未通话，传来一声巨响。金的指挥所的门炸塌了，沙石坠了下来。天空亮得出奇。然后又是一阵爆炸声，火光把天空映得通红。
“大声点，奈德。出了什么事？”琼斯喊道。
“弹药库被炸掉了，”金镇静地回答。
“该死，我在这里都感到地在动。一定是地震。”
“我很不愿意告诉你，霍纳斯，我将在早晨六点钟投降。”他叫琼斯全线打出白旗，把大炮和机枪全部毁掉。
“我看你也没有别的法子了，”琼斯说。
四小时后，马林达隧道里的值夜军官向温赖特报告金已投降：“告诉他不要这样做！”温赖特将军喊道。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他喃喃自语。他终于镇定下来，向麦克阿瑟打了一份电报：
“今晨六时，在未通知我也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金将军向日军司令官揭出白旗。闻此消息时，我本人不同意此举，下指示不得投降。据告，为时已晚，无可改变了，行动业已采取……”
九时，体格结实的金将军穿上他最后一身干净的制服带着副官艾基尔·蒂斯德尔少校和韦德·科思伦少校坐上吉普前往前线。在日本军官带他们到拉茅的实验农场去的路上，金想起当年李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也是这个日子——四月九日。他想起了李在投降式马上就要举行时说过的一句话：“现在除了去见格兰特将军已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了，虽然就我本人而论，我宁死千次而不投降。”
中山源夫大佐坐着一辅闪闪发亮的卡迪拉克黑色轿车来了。本间的这位高级作战参谋通过译员问金是不是温赖特将军。
“不是。我是金将军，巴丹部队总司令。”
中山感到不解，叫金去把温赖特找来，他不出面，日军不能接受投降。金说，他无法与温赖特联系。“我手下部队已不再是作战单位。我希望停止流血。”
“投降必需是无条件的。”
“我们的部队能否得到良好待遇？”
“我们不是野蛮人。你是否愿意无条件投降？”
金点了点头。他说，他的军刀留在马尼拉了。说着，他把手枪放在了桌上。
美菲部队的军人们郁郁不乐地聚在一起。有些人眼睛里闪烁着耻辱的泪水，但是有许多人流泪是因为苦难已经过去。他们不安地等待着征服者。
陆军航空队上尉马克·沃尔菲尔德首先看见了日本兵，驮着一门山炮。他们笑容满面，说话温和。他松了口气，暗想，他们毕竟还不是那么坏。沃尔菲尔德原是俯冲轰炸机部队的人员，但是自一月份以来当了步兵。跟着来的是日军步兵。他们面孔铁板，一到现场就忙着搜索财物，把俘虏的毯子、手表、首饰、刀片、餐具、食品甚至牙刷一扫而空。一个日本兵在沃尔菲尔德身上搜出了二十发○．四五手枪子弹，便一面吼叫一面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沃尔菲尔德身后有人小声说：“基督保佑，千万别倒下来！”那个看守兵一眼瞥见杰克·塞韦尔中校手上戴着个金戒指，伸手就要。“这是我的结婚戒指，”塞韦尔把手往后缩，那个日本兵刷的一声从枪上拔下刺刀，向塞韦尔走来。沃尔菲尔德连忙上前挡在中间。他想往戒指上吐口水，好把它退下来，但是口太干了。中校的口也干得吐不出口水。沃尔菲尔德从自己头上沾了些血涂在中校的手指上。戒指取下来了。
另一个日本兵也抢了一枚戒指，正巧被一个日本军官走过看见。这个军官看到戒指上有圣母大学的印记，就给了那个抢劫者一记耳光，把戒指还给了失主。“你是哪年毕业的？”
“一九三五年。”
那个日本军官脸上露出了遐想的神情，说：“我是三五年从南加利福尼亚毕业的。”
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使温赖特心头不堪承担的重负减轻了一些。电报说：
“我深知你们是在何等巨大的困难下英勇战斗的。你军体力疲劳，显然不可能进行重大的反攻，除非我们向你们赶运食粮的努力能迅速获得成功，鉴于你军无法左右的情况，我修改我给你的命令……我的目的是由你按照你最正确的判断去作出任何有关巴丹驻军前途的决定……我认为，保证你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保证我对你可能不得不作出的不论何种决定的明智性的完全的信赖，是恰当的，也是必要的。”
在澳大利亚，麦克阿瑟正在审阅一份准备向报界发表的书面声明。声明说：“巴丹部队湮灭了。一如它必然怀有的意愿，它抱着明灭不定、微乎其微的希望一直战斗到最后。从无一支军队以如此贫乏的条件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也没有任何磨难能与最后时刻的煎熬与痛苦相比拟。对为阵亡者哭泣的母亲，我只能说，拿撒勒的耶稣的牺牲和荣光已经降临于她们的儿子，上帝将收他们于自己的怀抱。”
三
本间曾估计能抓到二万五千名俘虏，根据这一估计，他己责成野战输送指挥官河根良贤少将制订后勤计划。河根把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并在日军发动最后进攻的十天前已把计划提交本间审批。第一阶段由高津利光大佐负责——把所有俘虏带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在半岛南端马里韦莱斯的俘虏只要走十几英里就能到巴兰加（日军只要一天就能很轻松地走到），所以既用不着车辆，也不必发当天的口粮，俘虏们自己的口粮够路上吃的，第二阶段由河根亲自负责：从巴兰加到俘虏营。能调拨的车辆最多只有二百辆卡车，不过从巴兰加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只有三十三英里，用这些卡车来回装运俘虏也够用了。从圣费尔南多再用货车把他们送到北面三十英里处的卡帕斯（克拉克机场北面不远的一个村庄），俘虏们将从那里步行到他们的新家——奥唐奈俘虏营。
河根向本间解释说，俘虏们的口粮将与日军一样，在巴兰加和圣费尔南多将建立几所野战医院，沿途每隔几英里就设医疗站，急救站和“休息站”。
本间批准了这个计划。可悲的是，这个计划是在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制订的，温赖特的军队早已被饥饿和疟疾折磨得虚弱不堪，而且俘虏有七万六千人，不是二万五。
在马里韦莱斯，俘虏每三百人为一组已经开始上陆：有的组没有卫兵押送，有的有卫兵，但最多也只用四名。通向北方的路弯弯曲曲，路旁的壕沟里散乱地堆着被抛弃的装备、烧坏了的卡车、炮架和步枪。俘虏拖着沉重的脚步经过金将军原先的司令部——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第二医院。当时，医院的露天病房里正谣传日军将释放所有被俘的菲律宾人。主任医生到一个个病房去告诉菲律宾伤员那是胡说八道。然而，看守医院的日本兵怂恿菲律宾伤病员跑出去。很明显，把他们打发走了，省得负责。在普遍的歇斯底里的感染下，五千名伤兵争先恐后地走上了尘土飞扬的小路，缺腿的，用树枝当拐杖，拖着松散下来的绷带一拐一拐往前挣扎。走出一英里以后，歇斯底里消失了，可是沿路的沟渠里已经横满了尸体和濒死的人。
从马里韦莱斯出发的俘虏沿着巴丹海岸向北走着。左边是巴丹山，高高的山峰跟往常一样云雾缭绕。右边是蓝中带绿的马尼拉湾。这里应该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色——香蕉树遍地都是，棕榈树曳着长长的枝叶，椰树亭亭而立。今天，它已不复美丽。几个月来美军繁忙的运输给树木蒙上了厚厚一层尘土，日军的榴弹炮、坦克、载运军火和给养的车辆以及装运奇形怪状的小船的卡车绵延不断，沿途扬起呛人的尘土，连道路都难于看清。这些车辆滚滚向南，准备进攻科雷吉多尔。卡车上的日本步兵嘲笑着路上的俘虏，有人还用长竹杆撂掉俘虏的帽子和头盔。偶尔，也会有个日本兵阻止这种玩笑，对俘虏表示歉意。有一次，一个日本军官急步走过来拥抱一位美国坦克指挥官。原来他们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是同班同学。
日本人的态度好坏没一定。这一卡车的步兵把食品盒纷纷抛给俘虏，下一卡车的日军则用高尔夫球棍向他们劈头盖脑地打去。但是，有件事俘虏们逐渐清楚了：越往北走，情况越糟。
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往后却不是如此了。辻中佐几天前已从新加坡到了马尼拉。在新加坡，有五千华人以“支持”英国殖民主义的罪名被屠杀，这主要是他的主意。辻背着本间，说服了本间的参谋部里几个钦佩他的军官：这次战争是种族战争，因此在菲律宾抓住的俘虏必须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主义者，处决菲律宾人则因为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
有个师参谋给里梅山的征服者今井大佐打电话，告诉他说：“把俘虏全部杀了，投降的都杀。”
“这种命令我怎么能服从？”今井问道。他要求给他一份书面命令。
那个师参谋告诉他，这是“大本营”的命令，必须服从 [ 作者注：本间到死时都不知道有过这道命令，他的参谋长也直到战后才知道此事。 ] 。今井说，除非有书面命令，否则他不能从命，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他拒绝执行这道命令，而且因为它违反武士道精神而感到愤慨，便命令他的参谋部释放所有的俘虏，并在释放时向他们指点从什么路逃出巴丹。
参谋们傻傻地看着他。今井喝令他们执行命令，别“象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一千多名俘虏放走了。今井看着这些人走入丛林”心中暗想没有一个日军将军会下这样惨无人道的命令，如果真有这道命令的话，那么他就咬紧牙关说这些俘虏是自己逃跑的。
一支新到的守备部队的司令官生田寅雄少将也得到了一道类似的处决俘虏的命令，是由邻近的一个师的参谋军官口头传达给他的。与今井一样，生田和他的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都不相信这道命令来自帝国大本营。那个师参谋说他们的师已经开始杀俘虏了，生田还是照办的好。生田将军拒绝了，表示没有书面命令不行。
从马里韦莱斯出来的俘虏在晚间休息时也吃尽了苦头。天气酷热，他们拥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很困难。尽管耳边蚊虫嗡声不绝，马克·沃尔弗尔德上尉还是入睡了，在睡梦中突然被身后的士兵一阵蹬脚踢醒了。他嘟哝着叫他躺着别动。臭味越来越浓。他睁眼一看，原来脸正贴着一堆肮脏的破布。他跳了起来，借着热带的明亮的月光细看，原来这堆破布是他身后那人的袜子，上面沾满了粪和血。“该死的混蛋！”他骂了起来，把裤子扔在那人的脸上。“起来！”那人一动不动，沃尔弗尔德把他拖到了过道上。这人已经死了。
突然，沃尔弗尔德在日本卫兵的拳头下猛跌在地上。他几次三番刚爬起又被打翻，跌跌撞撞地倒在别的俘虏身上，他们叫骂着又把他推向日本兵。沃尔弗尔德好容易才站住脚跟，挥着双手表示投降，并指了指那个已死的美国兵。他打着手势，要求允许他把那个美国兵拖回“病号位”去，但是连这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他也没有力气能拖动，哨兵和其他俘虏又不肯帮忙。最后，他把死者夹在腋下，连拖带拉把他弄了出去。
他得到允许到小河里去洗掉身上的脏物。在爬回自己的位置后，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身旁的人。他说，他觉得非常难受的是，骂了那个虚脱得大便失禁而死的同伴，今后不知如何活下去，他将终身觉得内疚。他让他们安静地躺着，免得日本宪兵又来光顾。
四
河根将军原来打的算盘是俘虏们只要一天就能走到巴兰加，谁知有些俘虏在路上已经走了三天了。每走一里路，日本押差的怒气就高一分，行为也越残暴。骄阳似火，城镇之间距离又长，沿途没有什树荫可以挡一挡烈日。俘虏们汗流浃背，尘土厚厚地粘在身上脸上，湿漉漉的胡子也成了白色。巴兰加附近的树林自从耶稣受难日那天遭到狂轰滥炸以来，烟火未灭。起伏的山上已不见树木，只残存着乌黑的树墩，一片凄凉。走近城关时，一队队俘虏禁不住向塔利赛河的凉凉河水扑过去。也许有半数的人尝到了河水，其余的人则被冷酷无情地驱回到路上。
到了四月八日早晨，巴兰加已满是彷徨的俘虏和厉声吆喝的日本看守，俘虏不断地从两个方向流向巴兰加，一股是从马里韦莱斯来的，一股是从西面来的琼斯的部队。俘虏人数显然大大超过原先的估计。本来打算给俘虏们开第一顿饭，但是人太多了，食物无法平均分配，有些人分到了米饭、盐和水，但很多人什么也没到口。
河根原定从巴兰加用卡车将所有俘虏运往圣费尔南多，但是现在明摆着有一半以上的人得要继续步行。成批美国将军破灭荒第一次步行着走向俘虏营。
琼斯将军领着他的人走过了一个已成焦土的村子，废墟上仍散发着刺鼻的焦味。左方，是满目疮痍的阿布凯防线的战场，远处，那堤布山峰高耸入云。琼斯部队走到巴兰加北面八英里的奥拉尼已是后半夜了。他们被驱进了一片四周围上了铁丝网的稻田。那里，臭气熏天，满地是爬着粪蛆的大粪。琼斯暗想，这是安德森维尔第二。
进了黑夜犹如进了另一场噩梦。空气闷得喘不过气来，一群群蚊虫缠着人不放。要上厕所得求上一个小时。所谓厕所其实是露天挖的大坑，谁要是掉了进去就非有人肯冒险拉他才能出来，如果掉进去丧失了知觉，那只能淹死在粪水中。早晨，马克·沃尔费尔德看见一个粪坑里浮着几具尸体。他向哨兵比划着表示愿意把尸体拖起来，另外几个美国兵也表示愿意帮忙。不料，这个哨兵叫来了两个同伙，抓住沃尔弗尔德的手脚，好象要把他扔进粪池似的。幸好他们只是把他扔在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加棍棒。沃尔弗尔德连忙爬起来，带着滚在身上的粪便踉踉跄跄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在邻近的一块地里，有个日本军官大声吆喝着一道什么命令，他的士兵击掌三下——模仿公鸡在天亮前扑翅的声音——然后大声地向太阳女神祈祷。俘虏的饭食是米粥。谁也没有剩下一星半点。下一站是卢巴奥，有十六英里路程，但在热带的烈日下路程好象加了一倍。得到的待遇的好坏仍然看你的运气。这一批押送兵可能允许俘虏隔一段时间就在树荫下休息片刻，从路旁的井里喝点水，那一拔押送兵则可能把百姓送在路边的水罐一脚踢翻，叫俘虏蹲在烈日下“休息”一小时。
沟渠里一具接一具被曝晒得肿胀异常的尸体。乌鸦把尸体啄得皮开肉绽，成堆的大头绿苍蝇爬在每一个伤口上。有几十具尸体被砍去了头，当阿兰·斯托维尔中校一路数着，数到二十七具以后他对自己说：“不能再数了！”再往前走的时候他把眼睛直盯着前面，不再回头了。
托尼·阿基诺中尉——就是那个游泳到科雷吉多尔去见奎松总统的年轻的菲律宾人——在一路上既得不到休息，也喝不到水。他自从到巴丹以来体重已减轻了五十磅，但是双腿却肿得粗粗的。他前面的一个美国军人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上。一个押送兵上去不停地踢他的胸部。那个美俘挣扎着想爬起来，向日本兵伸手哀求，后者从容地把刺刀尖对准了他的脖子，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把刺刀拔了出来以后又朝尸身上扎去。阿基诺和其它俘虏在旁看着，无能为力。
后边，生性倔强的布卢梅尔将军和卢瑟·史蒂文斯准将并肩走着。从旁经过的一辆卡车上有个日本兵恶狠狠地用竹竿朝史蒂文斯的头上打去。布卢梅尔急忙去扶住史蒂文斯，结果两人一起跌进了沟里。一个卫兵用手枪对准布卢梅尔叫他让开，但他置之不理，仍想把昏沉沉的史蒂文斯扶起来，可是史蒂文斯站立不住，他就只好把他拖到田中间。另一个卫兵以为他们要逃跑，便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他们冲来，到了眼前，看见史蒂文斯满头是血，就只把布卢梅尔赶回了大路。史蒂文斯爬到杂草丛中一动不动地看着队伍走远。要不是布卢梅尔的勇敢，他可能已被杀在路旁。不过他的喘息时间并不长。另一支日军发现了他，又把他抓走了。
在北面数英里外的一个休息点，罗伊·卡斯尔贝里下士看见两个平民挖了一个坑，把一个昏迷不醒的美军上尉抬在坑里。不料这个上尉突然拼命挣扎起来，企图逃离他的坟墓。一名日本卫兵命令那两个菲律宾人用铁锹打，他们不肯，直到日本兵用枪对着他们，两人才带着痛苦的神情把那个上尉打得跌在坑里后埋了。卡斯尔贝里满心恐怖地看见一只手露在坟外软弱地，绝望地在空中乱抓。
俘虏们终于离开了巴丹，开始朝东面的卢巴奥方向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毫无树荫的无情的大路。有些人口渴得无法忍受，便冒着生命危险溜进路旁的蔗地用甘蔗的一点点汁水解渴。胆小的，只能在后面争着拣起那些胆大的同伴扔下的嚼过的甘蔗渣。大部分人都干得不能小便，能小便的人尿时也痛苦难忍，尿道象被烙铁烧着似的，即便如此，能把尿排泄出来还是使他们感到说不出的痛快。
在三万人口的卢巴奥市，街道两旁站满了淌着眼泪的百姓。他们想把煮熟的鸡蛋、用香蕉叶包着的炸鸡和红糖块扔给俘虏，但是暴戾前卫兵用枪托把人们赶开，不时会有一个穿着长裙的老妇把已经支撑不住的俘虏从行列中拉出来，用自己的裙子把他遮住。
在城的尽头，日军把俘虏赶入一座铁皮盖顶的房子，那原先是碾米厂。厂房里挤了几千人，只有一个水龙头。其余的人圈在厂外，也只有一个水龙头。这里，残暴行为是家常便饭，俘虏们稍不听话就遭到刀劈，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也会被活活打死。
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的路程也不长，只有九英里，但是路虽短，却是最艰难的一段。被坦克、卡车压裂了的柏油路在烈日下烤得软软的，俘虏们的早已磨起了泡的光脚板犹如在火炭上行走一样疼得难熬。最后一英里的路程对这些严重缺水，腹中无食的人说来简直是永无尽头。到了市郊，他们从左右两行卡车中间经过。象行施夹笞刑一样，车上的日本兵挨个儿敲打脚步蹒珊的菲律宾和美国军人。在城内，从吕宋岛各处来的百姓忙着从行列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看到骨瘦如柴的俘虏队伍走过时，人群中哭声四起。
在这里，河根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些。俘虏们分到了饭和水，得到了一些治疗。他们关进了一些临时集中营——一座陶瓷厂、“蓝月”舞厅以及一些空房子、旧工厂和学校，以及还有车站附近的圆形的大斗鸡场。
阿基诺中尉被关在一家破旧的醋厂里。他筋疲力尽，倒在一张草席上睡着了。十四个小时后，他被人叫醒，带到了日军的兵营里。他父亲和一个日军大佐在那里等他。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
“阿基诺先生是日本的好朋友，”那个日军大佐用英国口音的英语说。这人是宪兵队长。他对小阿基诺说他可以回家了。但是阿基诺中尉不愿抛弃他的同伴。他要求给俘虏们多一点口粮和药品。
“你父亲说对了，”大佐说。“他说你会拒绝的。对你们在路上所受到的待遇，我表示歉意。请原谅。”
等到父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老阿基诺告诉儿子，奎松总统命令他和劳雷尔假装与日本人合作，他的第一步工作是要求日军早些释放所有被俘的菲律宾人。
“爸爸，要快点。我们的人正象苍蝇一样在死去。”
战俘们被装进了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40型和8型货车那样的有盖货车，每一节都塞了一百多人。患痢疾的人控制不住自己，只能就在车厢里大便；有些人呕吐，也只能吐在别人身上。到北面的卡帕斯布三小时路程，火车跑得很慢，车内的臭味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有些人死在车内，但是死后仍然被挤得直立着。沿途停了几个站头，这时能稍稍松口气，因为心地好些的看守会将锁着的车门打开。新鲜的空气简直象仙露。车门一开，近旁总是有菲律宾人过来往车上递水，递西红柿、香蕉、米饭、鸡蛋、咖啡、甘蔗等等。原来瞧不起菲律宾人的美国人开始懂得他们的勇敢和善良了。
火车到了卡帕斯，俘虏下车。到奥东纳尔俘虏营还有八英里没有树阴，只有尘土的路要走，不过反正什么都要比挤得水泄不通的货车里强。俘虏们终于来到了集中营，这是分散在一大片平原上的一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看守们把他们赶进了两旁筑有架着机枪的塔楼的大门，走到一个山丘上的一所插着日本国旗的房子前面。俘虏们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才见一个日本军官从门内走出来。这人就是战俘营指挥官。他面对俘虏，用恶狠狠的口吻通过一名译员宣布说，美国是他最恨的敌人，即使要花上一百年，日本人也要揍美国人。
“上尉，他说你们不是战俘”译员对埃德·戴斯上尉那一组人说。“你们将得到犯人的待遇。他说，你们的行动不象军人，没有纪律。他讲话的时候你们没有立正。上尉，他说他要给你们颜色瞧瞧。”
在第一批俘虏关进奥东纳尔营的两天后，马尼拉《论坛报》（星期日刊）刊登了这次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的一篇报道：
“四月九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们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本间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吉多尔，所以一直过了两个月才知道死于去集中营途中的菲美军人比在巴丹战场上死的还多，抵达奥东纳尔营的只有五万四千人，但是有许多人在中途逃跑了，所以谁也不知道死亡的确切数字。在步行途中死于疟疾、饥饿、殴打或被杀的人在七千到一万之间，其中约二千三百三十人是美国人。
幸存者多数人认为，那次行军是日军高级司令部的毒计，不过那一场残暴的行动并不是有组织的。有些人运气好，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有吃多少苦头。步行者也有一些人能吃饱，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在他们后面只有一英里的同志却在挨饿、挨打和被杀害。
对日本军人说来，残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挨上级军官的耳光和拳头时，他们认为是正常的处罚。反过来，他们对下级也拳打脚踢。当俘虏听不懂命令，或者因为身体虚弱而跟不上按命令行动的时候，他们经常采取强暴手段，甚至加以杀害。再则，对日本军人说来，投降这种事情是没有的。他宁愿战死。如果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俘，那将是终身的耻辱。在家里人的心目里，在家乡，他已经死亡，他的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军人手册上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而永远无颜见人。要常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这样的训练和教育过程是造成残暴的一大原因，但是杀人过多却是辻中佐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的直接结果。拒绝执行这道命令的无疑不止生田将军和今井大佐两人，但是多数人是全部或者部分地执行了这个命令的，因为他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命令应该迅速地、毫不怀疑地加以执行。一般的日本人觉得跟随比带头容易，他们，尤其是军人，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谨守常规礼法的奴隶——举例说，军人问也不问就接受这种规定：接受检阅时他的生殖器必须垂向左边。
号召要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间的帮凶复仇的也决不只是辻中佐一个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四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中佐的对战俘决不能发慈悲的要求。
“……他们（盟军）在为了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未死者所以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
“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的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是罪有应得。
“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他们的格言向来是‘毫无节操’。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日军是进行圣战的十字军。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扫除。”
象这样的狂热信念所产生的残暴行为必然聚为一个焦点：对盟军的仇恨与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