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芦沟桥·第二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日本帝国的衰亡》
出自————《战争通史》
一
如同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后那样，五百万东京人虽然松了一口气，但总觉得心神不安，在叛乱过程中，他们对年轻的叛乱分子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同情。
他们第一次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叛军，同时也批评了陆军内出现的目无军纪的倾向。
发生五·一五事件时，国民相信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通过直接采取武力行动，能挫败腐败的党派政治，并纠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但是，腐败现象和社会不正义现象却依然存在，现在，经过四天的无法无天的动乱，公众已失去对武力的盲目信任，他们要求恢复秩序——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
虽然，歌舞剧院在上演歌颂复仇、暴力和不惜流血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臣藏》时仍场场满座，但支持陆军中统制派的人有增无已，认为统制派似乎能结束动乱局面。“统制”这个名称本身就适合眼前的需要——纪律，尽管它的真正含意却是要统制中国。
文职领导人同样希望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们也开始进行粉碎皇道派的活动，这就无意中敞开了大门，使自己的力量逐渐被军方削弱。
当外相广田弘毅组织新阁时，从表面上看，文官们好象取得了新的权力。格鲁大使告诉国务院说，广田将“约束驻满洲和中国的陆军的危险倾向”，并在日记中写道，他对首相人选表示高兴，“因为我相信广田是一位坚强而稳健的人物。虽然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陆军合作，但我认为他将尽力妥善处理外交事务……”
广田一上台，就似乎很有希望。他挑选公开亲美的外交家吉田茂当外相。但是，由于陆军的激烈抗议，他只好作罢。这件事还只是一系列妥协行动的开端。在新首相接受陆军提出的关于将来任何陆相人选都必须由陆军“三长官”批准的要求时，他的妥协达到了高潮。这种做法似乎无关紧要，实质上却又走了老路，意味着国家各项政策要听凭陆军主宰。如果军方不赞成某内阁，陆相可以辞职，“三长官”拒绝批准其他任何人出任陆相，这样便可倒阁。只有当某一内阁适合军方的口味时，陆军才会选派陆相人选。所以，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文官对国事的最后控制权。
陆军首脑虽然逐渐扩大左右政治的权力，但这却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他们首先要致力于防止发生另一次“二·二六”事件。他们认识到，不管纪律多么严，都管不住那些充满理想、热衷于消灭贫困和腐败现象的青年军官。解决的办法在于铲除产生不满的根源。要这样做，就必须改变被叛军所认为的自由经济的罪恶。就在那个时候，满洲的定居者要求将他们给满洲带来迅速物质发展的计划经济应用于国内。但是，这样全面的经济改革应该由谁来执行呢？资本家忙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仆人——政治家——不但不适合做这一工作，而且早已丧失了公众的信任。又鉴于陆军公开插手政治必然使自身遭到腐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推动改革”又不过多地介入。
为了预防公众的对立，陆军首脑把荒木、真崎和十几个同情皇道派的将领列入有职无权者的名单，把许多少壮军官调到无关紧要的岗位上任职 [ 作者注：一九六六年，荒木大将在去世前几个星期与作者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皇道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统制派）是实用主义者，我们也曾想有时诉诸武力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按照明治天皇的五项原则行事，使国家走上正轨。所以，仅仅把中国打垮是不对的。”然后，他苦笑着说：“但是，讲理想的人却失败了，现实主义者到头来总是达到了目的。” ] 。
在叛乱期间宣布的戒严令月复一月地继续执行，报纸受到严格控制，不同政见沉默了。叛乱分子受到匆忙的秘密审判。十三名军官，四名文官，包括北一辉在内，被处死刑。七月十二日，他们被绑在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协助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今后要更慎重。”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俄国人打败我们！”在枪响前，几乎所有犯人都三呼天皇陛下万岁。
皇道派的军官虽然遭到清洗，东京还是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的人献身于他们的主要原则——结束扩张。他们中的为首者就是那个曾策划夺取满洲的石原莞尔。此时，他在参谋本部任职，曾为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胆战心惊。他梦想建立一个由五种民族组成的民主满洲，人人都和睦相处，而且成为反对俄国侵略的堡垒。但是，这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却变成陆军首脑的决心，要把满洲作为夺取华北的基地。
叛乱分子被处决后不久，石原在东京的宝亭饭店秘密会见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十一名重要军官。这些人也同样担心向中国扩张，于是在一起商讨对策。
石原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为什么要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接着又说，对重工业薄弱的日本来说，同时打两场战争等于是自杀。应该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力，直到能与苏联的国力并驾齐驱。为了使日本在重工业方面能自给自足，日本应该避免与俄国和中国发生任何冲突，同时，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开发满洲的资源，到一九五二年日本工业发展到最高峰时，才能发动全面的对俄战争并且打胜。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日本，而不能实行统制派所主张的向中国也许还要向东南亚扩张的政策。那样就必然会导致与英美开战。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唯一能得到好处的将是日本的真正敌人俄国。石原补充说，日本最大的危险不在东京，因为那里的上层人物是讲道理和听劝告的，最大的危险是在满洲。
在满洲，关东军里一些有影响的激进人物，已经在组织对华北进行未经批准的搔扰，中心人物是土肥原贤二少将。他与石原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聪明浮夸，同样善于玩弄阴谋诡计。西方的新闻界人士早已称他为“满洲的劳伦斯”。上一年，他曾只身前往华北，诱骗军阀以及北部五省的官员脱离中国，建立在日本皇军保护下的自治政府。首相冈田知道此事后，曾传话制止土肥原的这种蛮干。但土肥原——象过去石原一样——不理睬东京，继续阴谋策划，成功地建立了各种各样自治政府。在“跟着太阳旗前进”的口号下，善于利用时机的日本商人，象洪水般涌入华北，激怒了中国的商人，并在全中国激起了反日情绪。土肥原宣称，他建立傀儡政权，只不过要作为中国和满洲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几星期后，他又以保护日本商人以防盗匪为借口，调去五千名日军。
石原指责这次调兵是大规模进攻中国的开端，土肥原的所谓缓冲地带是一枝“毒花”，应在导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全面开战前把它铲除。俄国和中共正在为此目的而策划，等中日双方打得筋疲力竭，就进行干涉并建立起一个赤色中国。
石原最后说，阻止土肥原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建议他们的上司，把日军调离华北的纠纷地点。这种纠纷地点之一就是北京西南约十五英里的芦沟桥。
自从一九零零年一支由欧美日组成的国际远征军镇压了残酷排外的义和团之乱以后，日本军队就一直驻扎在北京地区。次年，挨了惩罚的中国人签署了所谓义和团事变议定书，允许某些列强占领北京附近的要塞地点，“以维持京都与海上之间的交通畅通”。
义和团被粉碎后，中国更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但是，其资源遭到不断掠夺，终于激起她的人民群起反抗。拿破仑早已发出警告，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就会动摇世界。”
在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孙逸仙博士的进攻下，腐朽的满清帝国于一九一一年瓦解，终于唤醒了这个沉睡的巨人。然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却立刻被贪得无厌的地方军阀所困住。虽然孙博士的国民党继续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但中国已被割据成一块一块。经过十多年令人丧气的流血冲突后，孙博士终于向一个乐于帮助的国家——苏联求助。不久，广州便有大批共产党人，他们对一切事情，从群众宣传到军事战略都提出建议。国民党军队背后那个出谋献策的人物自称名叫加仑，事实上却是苏联的一位将军，名叫布吕赫尔。首席顾问是一位曾在芝加哥一家商业学院任教的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物，他是克里姆林宫高级政治鼓动家鲍罗廷。在他们的帮助下，民国的力量渐渐增强，其军队在年轻有为的蒋介石将军指挥下击败了军阀，向北推进，攻下了上海和南京。然而，胜利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即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势力日益增大。一九二七年，蒋成了孙的继承人。他得出结论认为，如果继续靠俄国的帮助必将导致建立赤色中国；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从那天起到日本“二·二六”事件时止，全中国一直在打一种三重性的战争。今天，国民党与军阀混战，明天，两者联合起来打渐渐强大的共产党军队，后天，共产党又与军阀一齐打蒋介石。
这种持续不断的动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情冲击，使日本军部的上层人物深为担忧。北面，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距东京还不到七百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轰炸机群的威胁，西面又受到在一位名叫毛泽东的坚毅的农民领导下日益壮大的军队的威胁。
对军国主义者说来，除了巩固夹在两种威胁之间作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的满洲外，别无他法，统制派人物更进一步认为，光占领满洲是不够的，还应夺取华北。整个华北地区，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的巨大利益需要保护，关于无政府的说法多少是有点正确的。据国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说，“当地确实盗匪横行”，但共产主义已成为“一股有组织有效率的政治力量，在大片大片地区行使唯一的行政权力”。还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人是结盟的。“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那末，要认真对待中国共产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携起手来的可能性。”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害怕在共产主义的恐怖下生活，无怪乎统制派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作是日本的主要危险。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和欧洲的共产党人不同，并不单纯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而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敌手。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活动范围。中国的许多地区已建立苏维埃，连上海也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发源地。
这时，毛泽东宣称，唯有他的红军在抗击日本，而蒋介石只是“剿共”。他对西方记者说：“在此，我以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庄严宣布，如果蒋介石的军队或任何其它军队停止对红军作战，那么，中国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命令红军停止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如果蒋介石果真抗日，那么，很明显，中国苏维埃政府将在抗日战场上向他伸出友谊之手。”
这个来源于莫斯科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没有打动蒋介石，但他的一位最重要的野战军司令官张学良却不是这样斩钉截铁的态度。因此，毛决定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被人称为“少帅”，因为他父亲是老帅张作霖，后者的被刺杀导致日本占领满洲。虽然少帅所指挥的东北军被国民党命令去消灭华北的共党军队，但他对蒋介石的路线却有严重的保留。他认为，正在同他作战的也是爱国者，也许双方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一九三六年秋，毛泽东派了他手下最能办交涉的周恩来去同少帅谈判停火。
周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他承认蒋介石是抗日的合乎逻辑的领袖，答应红军将领愿意受他的领导。作为交换，张必须向他保证，红军与国军要受到同等待遇。此外，释放国民党狱中的共产党人，在打败日本后，允许共产党合法活动。
他们签署了一个文件，列出上述条件，然后互相握手，结束这场讨价还价，周说：“少帅，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现在起，我听从你的指挥了。”
张学良冷冷地回答说，他们两人都得等一等，听蒋介石的指挥。
“如果阁下仍然怀疑我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周说，“我将欣然愿竟留在西安与阁下在一起，作为人质。”
张说，这倒不必，他自己也与别人一样，决心抗日——毕竟，他自己也有一笔私人老账要跟日本人算。虽然如此，他是个军人，必须说服他的上级蒋委员长接受他们刚才签订的停战协定。
但在张还未见蒋之前，蒋的另一位野战军司令官、前土匪头子杨虎城将军说服了少帅，只有劫持蒋委员长，才能使他与共党合作。那时，蒋业已启程前往西安，带着关于少帅正在受到左倾分子影响的证据同张对质，并要警告张，“除非及时采取措施，否则局势可能导致叛乱。”
虽然张学良同意劫持，但蒋介石的到来却动摇了张的决心。张继续摇摆不定，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晨杨将军自己干起来。他逮捕了蒋介石总统和解除该地区所有忠于蒋的部队的武装。蒋在逃跑时跌了一交，受重伤。但他与少帅相见时反倒比少帅镇定。蒋说：“为你自身和为国民计，你唯一的出路是翻然悔悟，送我回南京。你千万别上共产党的圈套。现在悔悟还不算晚。”
深感内疚的张学良经过两天才惊魂稍定，他向他的上司呈交了拟议的八点协定，内容大致与他和周恩来签订的协定相同。张保证，蒋委员长签署这八条，就立刻护送他回南京。
“只要本人仍被押，就无可商讨，”蒋说。他问别人敢不敢枪毙他，说完就去读《圣经》。
张懊丧地向赤色分子求助。周恩来抵达后，称赞张有勇气，责备他不该如此鲁莽地劫持，然后便进门去见囚犯。他们两人彼此非常了解。在黄埔军校时，周曾在蒋的手下任职。周在黄埔时，经蒋的同意，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蒋介石当时所没有料到的是，被挑选为政治委员的人，大多是共产党，等到他认识到这点时，已为时过晚。
以后，蒋介石出过八万美元悬赏周恩来的脑袋。此时，见到周，蒋面如土色，十分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周却满面笑容。他誓言，如果蒋介石同共产党携手，共产党决不会利用这一局势。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结束内战，联合抗日。
起初，蒋仍抱着敌意，后来，他渐渐听出兴趣，但仍拒绝明确表态。按共产党的说法，周恩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说服了蒋介石按周的条件领导抗日。不管怎样，蒋介石在圣诞节那天乘飞机回了南京。出人意外的是，少帅竟同行，到了南京之后，两人便演出了一场典型东方式挽回面子的戏。这出戏就活象是中国戏中的双簧。先是张谦卑地承认自己“乖戾无礼”，行为不检，实属非法。“自知羞愧，故亲送先生返京，以接受应得之惩处。只要对国家有利，决不逃避，罪该万死。”接着蒋介石说：“鉴于才德不足，对部属管教不严，致有今日空前叛逆之举。”张被处徒刑十年，但不到二十四小时获赦免。
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宣称，尽管西安方面有种种说法，但他获释“并未接受任何条件”。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显然是要抚慰那些比他更为强烈地反对与共党有任何往来的南京人士，因为仅过了几周他便和毛泽东讨价还价了。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以致在一九三七年初，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他们愿意放弃武装反叛国民政府的政策，愿意把红军完全交给蒋去指挥。这些条款被非正式地接受。如同在鲍罗廷的蜜月时代那样，国共两党又联合起来了。
这给中国带来了它十多年中第一次表面上的平静。周恩来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宣告：“和平已经实现，我们现在不打仗了。我们有机会参与抗日的实际准备工作。关于民主，这个目标还刚刚开始实现……应该把抗战准备工作与民主看作是人力车上的两个车轮。这就是说，首先要考虑抗日战争的准备，然后再考虑民主运动——后者可以推动前者。”
几个月后，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国共两党签署协定，双方着手准备把日本赶出北京和华北其它地区。
二
在日本，军方对政府的影响不断增加已成了棘手问题。广田首相在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明显地对将领们俯首贴耳，引起国会中自由主义议员对将领们的谴责。一位愤慨的议员对陆相说，他应该切腹。他这番话博得一片喝彩和掌声，以致陆相忿忿辞职。当然随着他的辞职，广田内阁也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倒台。
西园寺公毫不迟疑地向天皇推荐另一位大将宇垣一成继承广田。这一选择几乎激怒了陆军所有的人，因为宇垣是稳健派，曾削减过四个陆军师团。因此，“三长官”说，他们无力物色在宇垣内阁当陆相的人选。宇垣不得不向天皇奏明他无法组阁并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发泄他的怒气：“我看到的是，在陆军中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组成了一个集团（即统制派），把他们的观点强加在当局头上，宣传他们的行动好象代表了广大陆军的意志。陆军是天皇的陆军。他们近日来的行动是否代表天皇的陆军的普遍意志，是不太明确的。由陆军‘三长官’挑选陆相过于拘泥，缺乏诚意……我认为日本正处在法西斯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十字路口。陆军已成了一个政治组织。陆军目前的这种状况部分要由我负责。由于目前这种状况，我为天皇陛下感到遗憾。此外，我长期热爱的陆军会变成今天的如此这般，我深感遗憾……”
结果，一位名叫林铣十郎的大将被选为首相。林是同情统制派的。但是，他遭到国会的激烈反对，使他的政府仅仅维持了四个月，以致得了个外号叫“吃饱就走内阁”。林的继承人是文官近卫文麿公爵，他是曾统治日本好几个世纪的藤原家族的后代。他是西园寺的门徒，长期以来，他不顾这位最后元老的要求，拒绝参政。在“二·二六”事件后的艰难的岁月里，老公爵西园寺得出结论，只有近卫才能领导新政府，并正式向天皇推荐。近卫谢绝说，他宁愿当他的贵族院议长，同时身体也不好。这使西园寺“非常难堪”。
但考虑到目前危机的严重性，近卫还是听从劝告，接受了迄今为止都是老年人担任的这个职务。近卫四十六岁，让他领导国家是深得人心的选择，因为国民对政客已没有什么信心，同时也担心军人统治继续下去。对军方说来，大多数人也都信任近卫，因为他没有政治野心。财阀想靠他带来稳定，知识分子则希望他制止法西斯主义。一般民众则觉得他年轻英俊，而且因为不愿当首相而对他有好感。凡是没有这种野心的人一定是诚挚的人。
近卫于六月就任首相时许诺说，“我们必须以宪法容许范围内的发展改革与进步为准绳。但国家要求全民族的改革，作为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须倾听这种呼声。伟大的（明治）维新使我们取得了今天的光荣与成功。现在该是年轻一代挑起担子把我国推向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比他预期的来得早，但却根本不是他设想的新时代。七月七日晚上在古老的石桥——芦沟桥——开创了这个新时代。那天，驻扎在这个成为历史里程碑的地方附近的日军一个连，在离中国驻军约一英里处进行夜间演习。正当结束演习的军号吹响时，从中国防线方面射来了枪弹。日军开枪还击，但不到几分钟，这场小冲突便结束。日方的人员损失是一人失踪。连长把情况报告营长，营长则用电话报告在北京附近的团部。接着向芦沟桥派出第二个连，有一名参谋军官同行，开始同中国人安排停火。正当双方刚刚一致同意这次事件是不幸的误会，又第二次发生向两连日军开枪。
第一次的开枪可能是无意的。第二次开枪却值得怀疑，特别是在该地区的日中两国军队关系相处得很好。两军的良好关系是通过华北地区中国军队总司令宋哲元和日军在华北的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之间的密切友谊建立起来的。问题是，第二次射击如果不是中国军队开的枪，那末，是谁开的枪？是不是土肥原一伙试图加剧局势为武装侵略中国制造借口？还是共产党希望蒋介石与日本打一场也许导致在中国实现共产的全面战争？
不管第二次是谁开的枪，日本进行了反击。直到第二天上午，谈判人员才一致同意双方和平撤退。日本人在撤退时却招来射击，他们立刻还击，战斗又打响。
尽管那时情况似乎应该是很明白的，即有第三方试图使冲突继续下去。但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停火，谈判告吹。消息传到东京后，陆军参谋总长发了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命令就地和平解决争端。当天晚些时候，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代表一致同意采取“不扩张”和“就地解决”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近卫首相和他的内阁批准。然而在陆军参谋本部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扩张主义者竭力要求增派军队到中国去教训蒋介石，否则，蒋可能利用达一事件为借口收回满洲，危及日本控制的朝鲜，最终使日本受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他们答应采取短期结束的军事行动，迅速与蒋缔结协定，再把全部日军撤回华北，把华北纯粹当作对付俄国的缓冲地带。
最坚决反对的是此时已升将官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他力争了几个小时，但最终也只好承认，驻扎在华北的军纪凌乱的中国军队必然会屠杀该地区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这将在日本激起公愤并带来他所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无休无止的报复战。
那就是为什么这位曾经说过“只要我活着就别想有一兵进入中国”这番豪语的人，同意向中国派遣援军的原因。这批援军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抽调一个师团，从本土抽调三个师团组成。不久前还保证过维护国际道义的近卫公爵在七月十一日同意了向另一国大量出兵。但是，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说，“鉴于陆相保证这只是一次制止局部战斗的军队调动”，近卫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在芦沟桥，经过几小时的争吵后，谈判人员刚谈成了又一次停火。但是正当双方撤退时，突然传来一阵机枪般的响声（后来证明是放鞭炮）。于是，战斗又起。这一次，两位友好的将领宋哲元和桥本群亲自出面，当天签署了明确的局部协定。宋对整个事件表示歉意。他保证要惩处肇事军官，严格控制他部队内的赤色分子，并从芦沟桥地区撤出军队。桥本代表他的病危的司令官表示同意不再向华北增兵。
蒋介石无视这项停火协定，命令宋哲元向出事地区集结更多的军队。宋没有这样做。他履行了停火协定，开始撤军。看来，这场危机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不幸的是，当时通讯联络极差，东京方面不知道问题正在获得解决，而于七月十七日断然要求中国停止向华北派兵，承认土肥原帮助扶持起来的傀儡政府。这大大触怒了蒋介石，他在南京挑战性的宣告：“吾人如再失去寸土，如再丧失主权，吾等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中国主权不容牺牲，即使不惜一战，战事一起，誓不回首。”
日本驻南京武官喜多诚一将军对他的老朋友、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说，如果中国军队不立即从华北撤走，“局势可能无法控制”。何并不反对与日本人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他说：“如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十年后看。”他请喜多诚一把这一警告转告日本政府，并明确说，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日本公众对于中国军队大量开赴华北的夸张报导本来已经感到关切，他们对蒋的宣言表示愤怒。《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中国的答复使日本除“破釜沉舟”外，别无他法。
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桥本的被耽误了很久的报告才抵达东京。报告说，芦沟桥地区一切平静，不必向华北派援兵。调兵命令取消了，连陆军统帅部内的扩张主义者也松了一口气，觉得危机总算过去。他们以为，蒋介石会同意宋哲元所签署的条款，中国又和平了。
宋哲元继续下令拆除北京市内街道上的工事，放宽戒严令。南方开来的客运列车终于可以开抵这个古老的首都。但蒋介石仍然没有表示愿意和解，双方谈判代表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将近三星期来一直剑拔弩张的中日军队开始认真打起来了。事情发生在七月二十五日晚，地点是离北京约五十英里的廊坊车站。不到一个钟头，小冲突已发展为大规模战斗。日军向廊坊派了大批援军，拂晓时，十七架日机轰炸中国兵营。几小时后，日军占领了廊坊。
宋与桥本之间的友谊此时已无济于事。桥本的司令官已死去，新任司令官香月清中将已到达。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认为自己被派到中国是为了“严惩暴虐的中国人”。他电告东京，他为了实现和平解决已尽了一切努力，请求批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陆军首脑同意他的请求，并命令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一个师团。
近卫首相由于军方保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只好又一次勉强同意，免得内阁倒台。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国会宣布，政府要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在爱国的日本人看来，这样做是正当和公平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应该保护的，共产主义也应加以遏制，现在该是表示坚定而不是软弱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对中国全面宣战。陆军首脑的确深信，他们可以在秋天以前迫使蒋介石谈判。
芦沟桥事件与当年满洲事变毫无相似之处。一九三一年关东军故意在沈阳挑起事件，一九三七年，华北驻屯军既没有在芦沟桥寻衅，也没有组织对抗；一九三一年，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占领满洲，一九三七年，他们都尽力阻止在华北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若槻礼次郎因没有执行能使统制派满意的外交解决办法，导致了他的政府的倒台，一九三七年内阁没有变动。
香月中将得到了东京的批准后，发布公告称，他将“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七月二十八日凌晨，用飞机散发了这份公告。轰炸机炸了三个城市，地面部队炮击了其它地方，进攻北京地区除北京城以外其余地方的中国军队。
实际上，破釜沉舟的断然措施已采取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咬文嚼字已演变成捞不到任何可靠战略利益的军事行动，日本因此朝着与美国开战的方向迈出巨大的第一步。
三
“三个月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杉山陆相曾预言。随着日军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市，日本全国掀起了爱国狂热。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谴责日本的侵略，连德国也批评日本（因为德国为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担心）。中国向国联发出呼吁，正当全世界都在期待国联的报告时，从世界另一隅传来了勇敢的进攻号。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说，谴责所有侵略者，以推理的口气把日本人与纳粹和法西斯党徒相提并论。他说：“当一种传染病开始流行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参加把病人隔离。”他解释说，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我们正在采取能够把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措施，但是，在一个信心和安全已经瓦解的混乱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障。”罗斯福演说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因为第二天在国联谴责日本后，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成员，但它马上表示支持。
在国内，罗斯福的行动受到普遍赞扬，然而国务卿赫尔却对这种“隔离”的说法不那么高兴，他觉得这种做法“使我们的旨在激起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舆论的经常性宣传教育至少推后了半年”。约瑟夫·格鲁大使也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来一次“道义上的雷击”也是徒然的，这样会使两国关系恶化，破坏他（格鲁）一直在建立的友好关系。当他了解使馆人员也感到震惊和不满时，两天后，他告诫他们，不要在使馆外面发表意见。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感到我苦心建造起来的城堡，在我耳边响起了倒塌的响声。我们大家都在它的大厅里徘徊，一个个垂头丧气，看不到笑容。下午，我同爱丽丝·艾尔西去看了电影……然后，我埋头苦读小说《飘》——这正是我所感觉到的。
当然，日本的反应是迅速和激烈的。“的确，日本在扩张，”松冈洋右反驳说。这位外交官以言语锋利和机智使不少人为之倾倒。“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且问问美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当年的美国是何等令人恼怒吧！”日本的扩张如同美国的扩张，就象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长大——死亡。”他宣告日本正在为两个目标而斗争：不让亚洲象非洲一样完全陷于白人的统治；把中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在她眼中没有收藏的宝物——只有牺牲再牺牲。对这点，谁也没有她理解得深刻。但是，她自己的生命赖此生存，她的邻国也是如此。今日日本之最大问题乃是：她是否能忍受苦难？” [ 作者注：有些过去的日本领导人，包括铃木贞一将军、荒木贞夫将军和佐藤贤了将军，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与作者谈话时认为，这种说法以及其它有关日本越来越卷入中国的类似说法，与美国不断使越南战争升级一模一样。他们都认为，虽然日本和美国都遭到世界各国的指责，两国打的都是一场牺牲战——两国都是用错误的方法去消灭共产主义。 ]
几星期以后的十一月十六日，此时任外相的广田弘毅正式指责美国在发起反日阵线。他告诉格鲁，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阻止在中国的战争，只会鼓励中国人延长敌视日本的时日。广田说，一直到此时，日本还觉得美国是唯一公正的国家，会帮助实现和平，如同西奥多·罗斯福在日俄战争时做的那样。
三天以后，日本占领苏州，打通了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十二月十二日，即南京陷落的前夕，日本海军航空兵炸沉在长江里的明显可以看出挂着美国国旗的炮舰“帕内伊号”，使日本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几乎破裂。在此之前一星期，由桥本欣五郎大佐（樱花会创始人）指挥的炮兵团轰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俘获该舰。
这些事件，重新燃起了罗斯福总统的对侵略者实行“隔离”的希望。他召见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建议两国联合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切断日本的原料来源。林赛抗议说，这样的“隔离”政策会导致战争。他在给伦敦的电报中说，他“感到惊愕后所提出的批评没有给总统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十二月十七日，罗斯福向内阁概述了他的“隔离”计划。他的决心在他收到海军从上海发来的一份报告后，更加坚定了。该报告说，对“帕内伊号”的攻击是肆无忌惮的。更重要的是，海军情报部门截收到并破译了一份给日本联合舰队的密电，表明这次攻击是由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上的一名军官事先策划的。
在东京，近卫政府和英美一样对“帕内伊号”和“瓢虫号”事件感到苦恼。外相广田给格鲁大使发了照会，表示遗憾，并提出赔偿“帕内伊号”的全部损失。广田以卑下的口气表示说：“我的处境很困难。事态发展出乎意外。”日本海军司令部解除“加贺号”舰长的职务以示不赞成轰炸“帕内伊号”。“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陆军仿效我们，解除桥本的职务，”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说。山本中将曾在美国呆过相当长时间，了解美国的潜力，所以他丝毫不想与美国舰队开战。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华盛顿正式接受了日本的道歉（格鲁说，日本的道歉在那天抵达是一种“高明的”安排），这次事件总算完结。尽管日本陆军拒绝按山本的建议解除桥本职务，英国还是宽容地接受了日本就攻击“瓢虫号”作出的道歉。桥本连责备都没有受到。他仍被准许率部进击南京。
到十二月间日军进入南京市时，所有抵抗都停止了。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在离开日本时曾说过：“本人此次赴前线并非去同敌人打仗，而是带着安慰兄弟的心情前去的。”入南京后，他便下令日军“发扬日本的荣誉和光辉，加深中国人民的信赖”，“尽可能地保护和施恩于中国官民。”
然而，日军进城后，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据目击者称，日军追杀男女老幼就如同“追捕兔子一样，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他们就开枪射击。”甚至与日本友好的德国人在一篇官方报告中，也谴责日本军队是“兽性的机器”。
直到松井大将得意洋洋地进城后，他才知道“违反军纪和道德败坏的行为”。他下令严格遵守以前下达的命令，“保证不再犯任何有损荣誉的行为”。他宣布：“现在太阳旗在南京上空飘扬。皇道在扬子江南闪耀着光辉。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在此我衷心希望四万万中国人重新考虑。”松井回上海，不料一个星期后又听到纷纷传说“不法行为仍有发生”。他在写给南京日军指挥官的信中说：“必须严惩一切犯有不法行为者。”
但是，日军的暴行又延续了一个月。三分之一的城市淹没在火海中，两万多服兵役年龄的男青年，被押至城外，用刺刀或机枪全部杀光。许多妇女、少女被奸污、杀戮和肢解。无数年纪稍大的居民遭到抢劫和枪杀。一个月后，至少有二十万可能有三十万平民被屠杀。
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的文化发祥地的国家（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施以如此灭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任何一国军队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决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定必须教训中国人。
在国内，关于南京暴行的情况，近卫首相知道得比德国人还少。然而，他心下明白，尽管征服了大片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在即，而是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近卫是个独特的人——出身虽是贵族，内心却是社会主义的。他的外表虽说不是软弱，却显得宽厚、腼腆和无力。在那些最了解他的人看来，他为人极其高雅，兴趣广泛，看问题客观，能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的意见。事实上，他倾听时表现出的同情使每个人都以为近卫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了做出某项决定，他常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为他首先要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不过，一旦做出决定，几乎再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回忆道：“他简直是不可动摇的。”近卫崇拜的人物寥寥无几，其中之一是鲍尔弗勋爵 [ 译者注：鲍尔弗勋爵曾任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二－一九○五年任英国首相，出席过一九二○年举行的国联（第一次会议，一九二一年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海军裁军会议。 ] 。鲍尔弗勋爵曾被人们认为不具备当首相的条件，但当上首相后，他却表现出很有决断，很有效率，毫无疑问，近卫是想做日本的鲍尔弗。
近卫公爵是近卫笃麿公爵之长男，是近卫家族二百五十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后嗣。他的曾祖父高兴得为此写了不少诗。他出生后八天，母亲死于产褥热，但一直到他成人后，他还以为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他母亲的妹妹）是他的生母。“在我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后，”他后来说，“我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
他年轻时就得了肺结核病。有两年工夫，他除了瞪眼看天花板和胡思乱想外，什么事也不干。从这时起，他就对失败者抱有同情感。他鄙视金钱，鄙视百万富翁和政客，他写了许多激进的文章。待他成熟后，他还保留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此时，他也还反对特权阶级。他给外人的印象好象他是个民主派，对所有人都以礼相待。“叫化子也是宾客，”他有一次对牛场这样说，但他的灵魂深处却隐藏着贵族的思想。牛场最近回忆说，“他的贵族思想远比你能想象的根深蒂固。”
有关他的一切事几乎都好象是矛盾的，然而却又是有道理的。他不喜欢美国人，却把大儿子文隆送到美国劳伦斯维尔和普林斯顿去上学。他喜欢日本和服，穿起来十分挑剔讲究，但穿起西装来也很自在。他与夫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对他的情人（一名艺妓）却含情脉脉。他一生中，只有两次犯了传统的家规：第一次，他废除了让第二、第三或第四个“老婆”在正屋内居住的规定，（“只要一个情妇是可以原谅的，难道你不同意吗？”），第二次，不再写家族日志（“如果事实对我不利，我怎么能把它写下来呢？”）
他有五个孩子，但他真正申斥孩子只有一次，那是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在普林斯顿上学的孩子文隆，责备他饮酒和荒废学业。文隆回信说，他只不过是仿效美国生活方式，这件事也就此作罢。
近卫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他父亲对他爱护过分，以致近卫小时候腰上总拴根绳子，怕他跌倒。近卫非常喜欢自己几个孩子，包括情妇生的幼女。他跟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取乐。他更象一位美国父亲而不象一位日本父亲。
作为上流社会的产物，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一只脚已踏进未来的近卫公爵，个人的魅力和文雅，几乎不为人所察，除非是有眼力的人。他深深感到对国家的义务，而他的怀疑一切又使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他好象令人难以捉摸，就连他的家人也难得透过外表看到他的真人。牛场同他可以说是够亲近的，但他所看到的近卫，除了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一个恋妻恋妾的丈夫，一个有修养的文艺爱好者，一个体谅人的雇主外，还是一个冷酷得出奇的人物。他文质彬彬，自我克制，又世故老练，以致“有时候很难于弄清他究竟怎样”。
有一次，牛场问他，他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谁。“没有，”他回答说。“连（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乃木大将或东乡元帅也不佩服吗？”“当然不！”
他对天皇怀有深厚的个人感情，非常亲近。在天皇陛下面前，其他人都欠身端坐，近卫则可以懒散地坐着。他这样做并不是对天皇不敬，而是觉得自己与裕仁很亲近。要是有人进宫谒见，他会说：“啊！请代向天皇问候。”他并不是说着玩，而是那么自然。他总觉得，他也是出身于同样高贵的家族。
日子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近卫公爵只好竭力从另一方向寻求出路——谈判实现和平。近卫首相想叫英国出面调停，但陆军却劝他请德国斡旋，因为德国同交战双方都比较友好。希特勒曾向蒋介石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日本则在一年前也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协定”，虽说这项协定的约束是无力的，日本提出的条件是合情合理的，以致在非常亲华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呈这些条件时，蒋介石好象有意接受似的，
但是破坏日本安定的两大毒害，即“下克上”与机会主义，又出现了。首先从中国传来消息说又取得一次大捷，陆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谈的要价；其次，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顾近卫和参谋本部的明确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权。虽然参谋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谈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费了。在中国大使在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后，中国坚持说日本的条件范围太笼统。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回避，而本来就缺乏灵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卫断定蒋介石并不真想谈判，决定采取走捷径的办法，即直接与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国人打交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他宣布“帝国政府将停止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而将期待新政权的建立与成长，求得合作”。
这个声明遭到知识分子和一些自由主义国会议员的猛烈抨击。石原也警告近卫说，这种政策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些抨击迫使近卫首相重新考虑其立场。他开始认识到，他的仓促声明可能使日本采取毫无灵活性的或战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战争解决是他最不愿意采取的办法。由于左右为难，疑团满腹，他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辞职。但朝廷官员却劝他干下去，否则，中国人会满有理由地认为他因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辞职，这样就会比以往更难以取得他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
最后，近卫终于看清，陆军自己在中国问题上也没有既定政策，只是随着形势而漂浮，但是，他无法得到关于统帅部情况的可靠情报，他只好眼看着中国形势的逐渐恶化。
陆军以国防为借口提出制订一项国家总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排除国会对战争措施的最后一点控制权，并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向高效率的战时经济。陆军发言人颇有说服力，而且也不是没有理由地提出，日本是个人口过多的小国，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周围又受敌人——俄国、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包围，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动员全国力量。国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通过了这个法案——事实上，国会是投票赞成自己向陆军投降。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评论道：“丧失给日本陆军的自由，永远丧失了。”
还借用了过去两个口号让国民在思想上为征战东亚作好准备。这两个口号一个是“国体”，另一个是“皇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却与不久前被粉碎了的集团相联系上了。“皇道”本来的意义此时却被歪曲为通过日本控制东亚去建立世界和平与秩序。
不管是“国体”还是“皇道”，二者都强调天皇与国民的父子关系以及天皇的神威。这两个口号正在唤起千百万热衷于圣战的人去把亚洲从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下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