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面星条旗·第十三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他的心跳停止了，这是他投降成为战俘以来所见到的第一面星条旗。
所有卡车里的人都立正站立，并向国旗敬礼。接着大家都流泪了。
“我们毫无保留地哭泣了，”阿比·亚伯拉罕说，我们没有觉得耻辱。”
当卡巴纳端的囚犯们正向安全地带转移时，胡安·帕胡塔依然忙于他在卡布河桥附近的战斗。如美国游击队员领导人罗伯特·拉法姆所写：“现在是帕胡塔最快活的时候。”菲律宾人抓住了一天中最完美的时刻：帝国部队放松警惕之时。吃过晚饭的皇军懒洋洋地坐在弄熄的篝火前欣赏着日落的晚霞。当帕胡塔的人开始瞄准日军时，他们能听见日本人的大笑声，和他们的轻快地谈话。一旦菲律宾人听见了墨菲的F连的动静，他们就会在这个一英里远的地方放纵自己，大开杀戒。他们会带着3年里累积起来的仇恨开始疯狂地报复。他们终于开火了。
日军第一次觉得自己快要凋零了。他们完全被惊呆了。若干分钟之后他们才能发起微弱无力的回应。正当他们试着涌到卡布桥尝试第一次突围时，这座笨重的木结构建筑被可怕地爆炸撕成碎片。定时炸弹炸得日军魂飞胆丧。尘埃落定后，帕胡塔的侦察员警觉地发现，尽管大桥被炸出一个巨大的弹坑，但是冲击波仅仅损毁了桥的一小部分。帕胡塔后来告诉历史学家福雷斯特·约翰逊说，损坏显然足够妨碍任何坦克或试图通过的其他装甲车辆，但是日本兵仍然能在破裂的缝隙之中通过它。
日军也是这样尝试的。大约50名日军士兵聚集在大桥旁好像在嘀咕着什么，“像是吟唱怪异的咒语，”根据突击队员的报告，可以将它们描述为震耳欲聋的“天皇万岁！”但是帕胡塔的人，在公路两旁展开了一个大大的“V”字，这是适合于伏击的理想形状。他们已经设置了一个简单而聪明绝顶的小圈套。除了要在大桥上直接集中火力狙击，他们还要能抓住那些不怕死乱冲的敌人。
第一波的冲击持续时间没有超过30秒。冲过来的最后一个日本兵也被猛烈的火力扫倒了。日军指挥官大荆留郎，又笨拙地往桥上送上第二批人，他显然是做出了糊涂的反应。当他们也被消灭干净时，他继续派遣了第三批、第四批，每批日军在死亡前都要大喊大叫。他们的尖叫声成为菲律宾人痛击他们的邀请信。帕胡塔手下会保持开火直到听见他们大叫天皇万岁为止，然后就停下来盘算如何对付日本人下一轮的冲锋。
一辆满载日本战士的卡车朝桥面猛冲过来，司机显然不知道那样是行不通的。河对岸的一位菲律宾游击队员正在用一门火箭筒瞄准目标。游击队员们经过训练，早上才刚刚学会如何使用火箭筒，如今正好拿这辆车作靶子。火箭弹稳稳地击中目标，残破的卡车在火焰里爆炸了，从四面八方掷出里面的士兵。日军被这件奇怪的新式武器的力量惊呆了，菲律宾火箭筒手后来又轰掉芒果树群里隐蔽的几辆坦克。在短短几分钟内，他就破坏了对方所有的坦克，他们成功了。
在桥上，日军继续自己毁灭着自己。“他们将不停地上来，”上校帕胡塔对他的排长们分析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方法。”许多死尸从炸弹炸出的弹坑中掉下，跌入河里，其他的则以古怪的姿势挂在桥下方的支撑木架上。当他们想越桥逃跑时，日军不得不爬过他们同伴的尸体。有一阵日本人的一个小队尝试从侧翼发动攻击，但是游击队员们很快就发觉了这个企图，并且消灭了他们。日本人想找到另一条过河的路线，显然也遭到失败。
到8点5分，卡巴纳端营地仍然沐浴在一片珍珠般皎洁的月光中。后部的卫兵哨位和棚屋上空仍然萦绕着战斗的硝烟，空气中能闻到烧焦的头发的味道。日本军官营房更是吃饱了子弹。一个警卫塔楼也在战火中被摧毁了。
普林斯上校站在俘虏营前，手中紧握他的加伦德步枪，思考着袭击过后的部署。从大门出来的战俘们越来越稀少，最后则完全没有。负责护卫囚犯的突击队员们报告上校说他们相信营地现在已经空了。
他们没有时间清点准确的人数，但是他们觉得所有的美国人肯定都被转移走了，而且他们现在正走在通往普拉特罗的路上。
普林斯从皮套里掏出自己的点45口径手枪，并把它设置在半击发状态。绕过大门里面被丢弃的一些尸体，他走上了营地的中央道路，并且快速地进入了美国人的营房。他轻快地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进到里面确定是否每个犯人都已经离开。
“有人在吗？”他说，“还有人在这里吗？”
他仅仅听见了蟋蟀的歌唱，以及远方帕胡塔的枪炮声。
然而单个的灵魂并非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兵营闻起来有汗味和椰子油以及人的污秽物的味道。“那就是走进那些大兵营的一种奇怪的感觉，”普林斯回忆道，“那里几乎是一片漆黑，除了微弱的余烬发着光。如果一个日本士兵碰巧出现，他能把我撕碎。我不停地叫喊，‘这里有人吗？有没有掉队的？’但是我没有得到回应。”
他想要匆匆忙忙离开那里。他感到尽管许多日本兵在袭击中被打死了，肯定有日军仍然潜藏在营地的不远处。白杨侦察员的报告也暗示有超过200名日军驻扎在那里。他们不可能都死光。普林斯觉得日军在保存他们的实力，安静地等待着所有的战斗结束后再猛然出现在他们的兵营里。
普林斯并不计划留在附近证实他的理论。除此以外，他还得完成他的使命。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人是正确的：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战俘已经完全撤离了。现在是时候快速地退出了。他拿出他的信号手枪、弹药桶以及跟罗马人的蜡烛相似的枪弹。他朝天开了一枪。卡巴纳端高高的天空中发出明亮的红光，像糖果的五彩纸屑一样随着中央的爆炸从天而降，然后变成烟雾消散。几英里外所有的方向都可见红光闪耀。每个突击队员，侦察员，还有游击队员都应当识别这个决定性的信号：袭击正式结束。任何可能还在营地附近或还在逗留的突击队员们都被要求迅速赶回到邦板牙河畔去，并且帮助那些囚犯大规模离开。
30分钟以后战斗又要开始了。他把他的信号枪放回手皮套。除了几个日军的生还者外，普林斯觉得他们肯定还是漏掉了一个。
的确是还有一个：埃德温·罗斯，那个聋子。在袭击期间，一直在厕所，非常辛苦地劳动着。当他栖息在那里时，他不能肯定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打起了瞌睡。无缘无故地就错过了所有的射击，并且错过了突击队员们的喊话。他也不能听见普林斯最后的招呼。普林斯仅仅检查了兵营和其他几座建筑，可是他没想到检查厕所。因此，所有的这时间里，罗斯就一直坐在那里，不知道在他附近正在经历狂风暴雨。
直到普林斯发射完信号弹离开以后，埃德温的眼睛才睁开。此时他已经被完全弄糊涂了。几百码开外的地方，东侧的铁丝网以外的田野里，一群F连的战士正朝着邦板牙方向赶路。他们看到普林斯的信号弹，因此知道现在是离开的时间了。但是他们不得不从铁丝网的后面绕过来，因为他们负责殿后。他们这一组有弗朗西斯·斯奇利，罗伊·西齐，还有查尔斯·布朗和另外一个F连战士组成。他们正以敏捷的步伐移动。尽管他们在战斗中具有灵敏而宽阔的视野，但是由于以为袭击完成了，他们不禁大意起来，甚至连一个日本士兵什么时候尾随在后面都不知道。那个枪手也许是离他们太远，达不到黑暗中要求的精确性。300码开外敌人射出的子弹呼啸而过，没有击中任何人。弗朗西斯·斯奇利，大多数时候他都走在整个队伍的前面，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排水沟。大家跑了过去，并且跳进里面。在阴沟的保护下，斯奇利四处张望正越过田野的其他队员。“罗伊在哪儿？”一个F连的人问道。
“就在我们的后面，”斯奇利答复说。斯威齐仅仅在离他几英尺的地方。他转过去看了一眼后面的营地。射击停止了；日本的枪手显然放弃了。就在那时，突击队员们突然吃惊地看到5英尺外有两个喷射着火焰的枪口。斯奇利恐怖地看到罗伊·西齐在越过田野时子弹重重击打在他的胸膛上。他的前胸受到两发子弹的重创。
“我们会给他施洗礼的。”斯奇利说。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每个人似乎都同意斯奇利的想法，他们抓住他朋友的手臂，把军用水壶里的水倒在他的前额上。斯奇利庄严地咕哝道，“天父，圣子，还有圣灵，”在场的每个人，甚至包括不信教的人，一起说，“阿门”。
8点40分，普林斯上校和后面的囚犯们到达了邦板牙河香蒲满地的河岸。全身湿透的人和牲口的队伍一直延伸到2英里外的普拉特罗。在东边，帕胡塔的交火仍在进行，但是紧张程度减少了。日本追兵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是令突击队员们安慰的是，帕胡塔的人牢牢控制了局势。在每个人都穿过了小河以后，上校朝天空射了第2个信号弹。这次的信号是为帕胡塔和乔森发的。那是让他们从自己的位置撤退，并且慢慢地向后赶到普拉特罗去。乔森上校很幸运地没有卷入到和日军交锋中去，事实上他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看见。7点30分以后，当他和他的人设置完路障时，他们占据的公路平静如水。在卡巴纳端城里被切断了电话线的7000人和要塞里的司令官们显然是对袭击一点都不知道。由于不必担心自己部队的防御，乔森当然能轻易地发现普林斯的信号，并把自己的部下带到普拉特罗去。帕胡塔上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撤退必将是一个更复杂更精细的过程，可能要若干小时才能完成。
在通往普拉特罗的路上，希布斯医生跑进一只紧靠稻田的“废船”。里面看起来很疲倦的达克沃斯上校正在进行简短的休息。希布斯不知道在逃跑时，上校弄断了他的手臂，因此在迎接他的上司时，给了他的坏手臂一把友好而大力的拖拽。由于疼痛难忍，上校厉声叫喊，“别拉那条手臂！”希布斯连忙表示深深地歉意？并帮助他站起来。他们一起走在通向普拉特罗的路上。
这时候普拉特罗已经成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忙碌的小车站。几百名囚犯和突击队员们已经被护送到那里，乔森上校的部队为了防备日军的进攻而在小镇附近构筑了一道坚固的警戒线。突击队员们给战俘们提供巧克力和美国香烟——应该说，是前战俘了——本地菲律宾人运送着水果和椰子蛋糕叫道，“欢迎”。
直到在普拉特罗，囚犯们才第一次被完整地点名。汤米·托马斯除了身为宪兵司令外还是兵营领导人之一，他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清理人数的工作，结果却担心地发现：他的营里漏掉了一名英国囚犯，后来在自己人之中经过调查，知道这个人是埃德温·罗斯。“在那里，很多人表示了担心，”托马斯回忆说，“我们在附近四处检查了，大家都从下午开始就没看见过他。所有人都是真正地担心这个可怜的家伙。”
阿比·亚伯拉罕即时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穆西。“我们失踪了一个人，上校，”亚伯拉罕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尽管为这个消息感到难过，穆西上校依然确信现在太迟了——而且太危险了——为了他而返回去的话。“我不能派我的人去送死。”穆西告诉亚伯拉罕。但是穆西将要求帕胡塔派遣游击队员的一个班，回到最初的地方寻找罗斯。
在普拉特罗的校舍，吉米·菲希尔医生正躺在一张由若干桌子临时搭成的手术台上——上面铺着干净的床单。他在早些时候被牛车带到这里。他情况十分危急。他正在大量失血。他已经注射过吗啡来减轻他的内脏的剧烈的疼痛，但是医院却没有合适的麻药。卡洛斯·雷乌格医生在菲希尔旁边站着，阴暗地摇着头。他以前见过这样的弹片伤害到腹部，并且很快地判断处菲希尔的伤势是绝望的。雷乌格的妻子朱莉塔也在旁边，当她把了菲希尔的脉搏后，眼睛里也充满了忧虑。
雷乌格夫妇知道菲希尔需要被紧急转移到一所装备更好的医院，但是移动他其实就是要杀死他。他们必须马上做手术。
病人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因为雷乌格在腹部划了一个长长的切口。当他向后拉出外部的组织并且开始检查菲希尔的器官时，他意识到损坏甚至比他担心的还要坏。两位医生们冷静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觉得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他们不得不尝试一下。“这里有我们要做的工作，而且我们尽最大努力做了，”马塞尔曼医生后来写道，“只要有机会就要去尝试。我们不想被延误了时机的想法而折磨。”
马塞尔曼医生是一个小时前才获得解放的，他面对着面前躺着的病人感到了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就在我们给菲希尔手术的那个晚上，”马塞尔曼回忆，“我不停地感到我欠下了这个人的债，包括他的家庭。当我尽己所能，享受成功时，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和其他人。”
突击队员之一尤金·科克西斯这时进入校舍送来另外一个与菲希尔医生一起被同一个迫击炮弹伤害的病人。他被里头的情景震惊了。“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科克西斯说，“吉米上校也躺在桌子上。菲律宾医生把他的腹腔整个的打开了。他的一只手里举起肠子，并且与其他人一起挑出弹片。”他看到他们敬爱的外科医生受伤这样严重，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进入过校舍又离开的许多突击队员们都流下了热泪。
在手术过程中，菲希尔好像从吗啡的作用中清醒了过来。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房间里一张张熟悉的脸，“我们都拯救他们了吗？”他问道，“囚犯——他们都获救了吗？”“我敢与你打赌我们都做到了，上校，”正站在附近的一个突击队员说，“每一个。”菲希尔虚弱地微笑了，并再次昏迷过去。雷乌格医生开始缝合他的腹部。
队伍将在牛车上度过25英里到达金巴。如此漫长的一次牛车旅行对虚弱的菲希尔医生将会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这个受伤的外科医生必须在普拉特罗留下来。现在他正半清醒地躺在校舍的桌子上。一组自愿照顾他的人留了下来。包括马塞尔曼医生，赫伯特·奥特医生，还有牧师休·肯尼迪。
在半小时之内，最后一批前战俘就离开了普拉特罗。在纵队的尾部，普林斯上校正在一路蹒跚前行，那样使他也象是正在运送的许多前战俘中的一员。通过问周围的人，上校失望地听说他的两个在美国一起受过训练的老朋友，巴丹半岛的老兵里德·舒尔得夫和凡·盖尔德恩，他本以为能在卡巴纳端囚犯之中找到——几年前都在战俘营里死了。
他们在大踏步地行军，许多囚犯观察到这次牛车旅行与他们从巴丹半岛来的行军恰恰相反，这次行军看上去很安全。“这是一次漫长，缓慢，稳定的征程，”约翰·姆萨蒂说，“这是向着生命的征程，是向着自由的征程。”
囚犯们感到他们好像被包在一个封套里旅行。行进中的囚犯们朝两翼看去，前面高耸的剪影是一百多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和游击队员们，他们完全取消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其他的突击队员负责照料囚犯，给予他们帮忙和食物。当晚上变得更冷时，突击队员们就把他们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衣着单薄的囚犯。一名突击队员坚持让约翰·库克穿上他自己的军用夹克，因为后者冷得发抖，他只穿了拳击短裤和高筒皮靴步行，除此以外，再没有更多的东西了。他说：“拿着——你比我更需要它，这可是福气。”
士兵的骄傲使前战俘们拒绝接受许多他们真正需要的帮助。“一些人告诉突击队员们别再抱他们起来，”亚伯拉罕回忆到，“他们很顽固，他们会说，‘我们想要像自由人那样走！’”水牛组成的队伍一路前行，队伍过后黄尘漫天；这些偶蹄动物一边走一边给地面留下他们奇怪的痕迹。它们似乎被弄糊涂了，而且因为身上有沉重的负担而急躁；它们过去是不习惯在日落以后工作的，而且它们的视力在晚上以后很差。有时水牛们愿意走一条辅助的小道，这时大队就必须等待他们的主人下车把他们赶回去。“它们就不能走快点吗，”亚伯拉罕抱怨道，“它们就像以前一样享受好时光。”但是如果它们看到了水，就会十分敏捷地朝它走过去了。”
天气很适合大队的行进——空气凉爽、清洁、干燥，一轮满月悬于漫天星斗之间，偶尔会被高积云所遮蔽，但这也足以给大队以充足的光线。“圣明的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汤米·托马斯沉思着。中央的山脉某地正在下雨。北部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颤抖的无雷声的闪电。头顶上，囚犯们能听见美国夜间战斗机稳定的轰鸣声，他们在清除穿过新怡施夏的主要道路，包括任何可能蹂躏突击队员们回归金巴的日本护卫队。
在破旧不堪的小径和轧满车辙的泥泞道路上，行军在继续，大队渡过了莫坎和卡西里河，通过巴林卡京，在那会有更多的牛车和水牛加入到日益壮大的车队中来。村民从他们的棚屋中涌出，拉尔夫·希布斯大吃了一顿丰盛的食物。一位瘦小的灰头发的菲律宾妇女出现在黑暗中，她伸出手，递过来一只包在香蕉叶子里煮的鸡。“我能看见眼泪在她的起皱的胜上闪耀。‘你吃，’她说，‘我为你们祈祷了许多年。’她穿过去，离开了。”一整夜穆西上校都要充当先导者和鼓舞士气者的角色。他擅长让囚犯们不用倒下就走得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远。他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休息太长，不仅是因为日军可能发现他们，而且因为似乎动力本身就是坚持行进的动力。休息越长，就越难让他们再次前行。“还有几英里，”他会说，“只是还有几英里了，”其实他比谁都更清楚还有15到20英里要走。“穆西的英里会不断地被拉长，”阿比·亚伯拉罕说，在上校后面的他欣赏这种自我欺骗心理学，“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很高兴多年来我第一次在新鲜的空气中猛吸。”事实上，囚犯们即使是一些病得最厉害的，也是越发走得快活了。每走完一英里，他们的脸上就会写满了欢快之情。亚伯拉罕观察一个枯瘦的患有肺结核的病人。“他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他说，“噢，我的人民将会多么的高兴。”他凝视着星星说：“母亲，我爱你！”许多开始处于极差状况的囚犯们在发现他们能走那么远时被震惊了。他们的新鲜生命力部分来自他们在营地后来几个星期补充的富有蛋白质的牛肉和炼乳。他们对日本储藏室的袭击是极其幸运的；那给予了他们砸开身上镣铐的力量。他们正在运用偷的燃料，没有这个，他们现在也明白了，这次漫长的旅行不是可能完成的。
自由的预示像输入新鲜血液一样给人无穷的力量。他们有力地反应这矛盾的动机，向前是归家的诱饵，背后是他们的日本复仇者的威胁。“有时我想知道我们怎么才能成功，”拉尔夫·罗德里戈兹说，“你必须记得，那些日本人就在我们后面，我们能听见他们在射击，他们正在试着打垮我们。”这么想的时候，罗德里戈兹就感到好像他的腿由他们自己的意志来支配了。“我能走，但是我不能停，”他说，“如果我停下了，几秒内，我的腿就不会支撑住我，并且我也就崩溃了，肌肉变得僵硬。”鲍伯·博迪仅仅重100磅而且曾经在医院里治疗过许多种病，估摸他自己仅仅能走几英里，然后会在一辆拥挤的水牛大车上找一个位子。“当我一开始走出营地时，”博迪说，“我就打赌1000块我不能走到25英里，但是你会为你自己感到惊奇，如果你必须做的话。我们肯定日本人将来追踪我们，并且歼灭我们。”
另一个保持大队前进的很重要的刺激就是突击队员们心情愉快，充满斗志，好几个小时都在谈话。“突击队员们似乎和我们一样的高兴，”伯特·邦克回忆，“一到晚上，他们所有的人就围着队伍询问，是否有什么人是来自他们的家乡的。”他们谈论了关于美国人在整个世界正在使用的各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火箭炮和火焰喷射器，凝固汽油弹和装备雷达的飞机。他们谈论了两次战争，3年以前失败的战争和现在正在赢得的战争。“我们想要知道他们去过哪儿还有他们看见了什么，”汤米·托马斯写道，“我们认为他们是英雄，他们认为我们是英雄。这是一个英雄惜英雄的时代。”
突击队员们是不会接受来自囚犯们的祝贺的——“这只是应该做的工作，”他们不停地表示异议，“你们是勇敢的，不是我们。”他们没法理解卡巴纳端的人一出来就立即尊敬他们到这样的程度。“他们是一群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人，”约翰·库克是这么描述突击队员们的。鲍伯·博迪语气则更为强烈：“据我们所知，他们是上帝。”
然而即使是上帝最后也会感到疲倦。夜越发深的时候，突击队员们明显由于缺乏睡眠而变得身体松散还有眼睛红肿。有些开始了瞌睡或在他们行进时虚幻地睡眠。突击队员们在过去的72个小时内仅仅睡了5到6个小时，并且，实际上，他们在前一天晚上由于着急向普拉特罗行军，很少有人能享受真正的睡眠。“只要使我们醒着，并且给我们需要的一丁点精力就可以了。”如穆西描写的那样，军队医生给他们分发了装在白色小药瓶里的药片，它被说成是“锐气药片”。“那是一种新药，由美国军队提供，它是新的瞌睡克星：氨基丙苯。”
尽管早在1887年它就被首次合成，但是氨基丙苯并没有用于医药目的，直到30年以后，药品公司把它作为治疗哮喘的空气过滤器推向市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氨基丙苯作为一种刺激物风靡全球，七亿多枚药片发放给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士。据说阿道夫·希特勒把每日的氨基丙苯注射当作一种养生之道。当然，这是突击队员们的第一次尝试。他们发现了药物真是令人吃惊和奇妙的。它增加了心率和呼吸频率，使瞳孔放大，抽取新鲜的肾上腺素进入系统。“我们那晚上像魔鬼一样无法入睡，”突击队员布里兹回忆道，“但都是药片的鬼把戏。在军中这真是一件新鲜事。感觉就像是你的眼睛突然被打开了。即使你想睡，你也不能闭上你的眼睛。我曾经用过一片药片，它正是我所需要的。”
突击队员们中一些人如罗伊·佩特斯等，错过了服用，对比的结果是显著的。“无轮如何我失去了得到那些药片的良机，”佩特斯说，“当时我恰好在那条小道上睡着了一会儿。”氨基丙苯效果很好，因此一些人开始寻找给牲畜吃的等价物。现在是凌晨2点30分，穆西深深为此时黎刹的道路发愁。不仅公路被敌人控制，而且早上的这个时间正是日本护卫队最活跃的时刻。如果当他们正在穿过时，敌人出现了，“生命行军”将冒很大危险。他们是非常易受攻击的。现在蹒跚的大队和水牛不像他的突击队员们前两个晚上那么敏捷了。纵队现在已经在穆西后面延伸了一英里，队伍里有600多人和50头水牛。甚至在最好的情形下，把每个人弄过去也将花去半小时。
穆西不知道，在大约晚上8点钟左右，在卡巴纳端袭击执行的时候——一架黑寡妇夜间战斗机在这条同样的道路上，就在南边6英里的地方，摧毁了5辆日本运兵卡车和一辆日本坦克。另外10架黑寡妇刚才就在新怡施夏的主路上铺开寻找猎物。尽管他们是友好的飞机，但是战斗机依然在夜空演奏狂怒的合唱。突击队员们含糊地发现让这些幽冥的威胁在他们上面嗡嗡响真是折磨神经。
就在穆西靠近黎刹的道路时，他的侦察员通知他公路远方的河堤太陡峭，不适合通过水牛大车。既然不能在那里渡河，车队就必须回溯，继续到南方一英里外的公路上寻找适合他们通过的地方。
穆西指派了两个小组设立路障。武装了火箭筒和反坦克手榴弹的两个小分队假定相应的位置分别是纵队的北方和南方。除了设立障碍以外，穆西还派遣了侦察员，他们像先遣队一样，坐在两轮敞蓬马车上。然后，他们两人一组或单独行动。行军队伍和水牛分别从稻田里爬到道路上，并且开始向南方慢慢挺进。穆西理解这将是一次极危险的努力。如果敌人的车队开过来，两个阻击点都不会坚持很久。长长的囚犯队伍然后也会毫无希望地暴露无遗。“这次伸展相当冒险，”穆西很勉强地做出决定，“但是我们无法避免。”
静静地，大队人马开始穿越公路。两个路障设置小组成员搜索了公路并且祈祷千万不要有人来。“那真是紧张的时刻，”罗伊·佩特斯回忆道，“如果真有日本人来的话，我们的路障根本顶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每走一步都会有好运气，因为我们就快走到头了。”
最后，“在似乎是几年以后”，穆西描述，长长的队伍终于到达一个地点，使水牛车能安全地撤离公路。在大约凌晨4：30时，行动完成了，普林斯上校现在正坐在一辆牛车的上面殿后。穆西后来写道：“那是我出汗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早些时候，即凌晨1点，比尔·内利斯特和其他的白杨侦察员一致在普拉特罗停留，为了护送菲希尔医生，他们决定必须撤离那个区域，因为现在安全形势已经恶化。游击队员的情报显示日军会再次沿着公路积极活动。在卡巴纳端市的部队发现电话被切断，感到什么东西不对劲只是时间问题。帕胡塔的部队已经完成从邦板牙河撤退的任务。帕胡塔取得了一个显著的胜利，但是现在他预计日军将会重新集结尝试进行报复活动。
比尔·内利斯特害怕的是敌人可能派遣巡逻队包围各村寨，追捕任何落伍的美军士兵。他问马塞尔曼医生，菲希尔是否能够被转移到巴林卡京以北的地区去。马塞尔曼的答复是，听天由命吧。“菲希尔的术后状况是很糟糕，”他说，“我怀疑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当然，他们必须设计一个合理的方法护送他。一个平常的担架显然不够。考虑到他现在的状态，他的身体不能承受强烈的扭转、振动和摩擦。因此侦察员们临时想到了一个办法。从一栋普拉特罗的花式住所里，他们卸下了一扇厚厚的西班牙门，并且把它拖到了学校。他们小心地把菲希尔医生抬到极重的平板上。半昏迷状态的上校躺在如此的门板上，就要求有6个强壮的人来抬他的担架。“我不认为任何人会想到他会活过来，”突击队员托马斯·格拉斯说，他是菲希尔的6个搬运人之一，“你看了他简直就不想说什么了。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他死。”医生马塞尔曼，赫伯特·奥特，牧师肯尼迪，比尔·内利斯特，还有留下来的白杨侦察员不久都站在后边了。
自从他在晚上早些时候接受手术之后，菲希尔医生的情况变得更坏了。雷乌格虽然成功地治疗了菲希尔的肠穿孔，但是他的肝仍然在出血。他有规律的每次浅呼吸都会伴着尖利的疼痛带来的呻吟。实习医生给他注射另一针吗啡来减轻疼痛，甚至当他是醒着的时候，他也不是清醒的，每次他起床从麻醉的薄雾中清醒过来，就总是问事情怎么在发生，每个人怎么在过生活，“他实际上是在道歉：不仅不能给他的士兵们任何帮助，还必须麻烦别人。”医生马塞尔曼后来在给菲希尔母亲的笔记中提到，“他谈起了你和他的妻子，他希望他的创伤的消息不会使你们担心。”
他躺在门板上，菜色的脸朝着星星，菲希尔熬过了到巴林卡京长达几个小时的旅行，但只是恰好。马塞尔曼医生和赫伯特·奥特继续监视他的病情。马塞尔曼猜想从普拉特罗来到这里的移动尽管必要，还是更加伤害了菲希尔医生。
如果菲希尔要被救活，马塞尔曼得出结论：他绝对要求设备齐全并且要有专家知识的军队医院。他通过无线电要求派遣一架金巴军队司令部的小飞机，请求被同意了。一架飞机将在早上飞到巴林卡京，带走菲希尔。但是却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巴林卡京没有简易跑道。他的装备给了他大胆的想法，比尔·内利斯特命令他的白杨侦察员们连夜造一个简易跑道。他们很快挨家挨户地游说他们的计划，并且集合了一些本地人。他们在手电的光照下很快选择一块长条的陆地，就在行政区郊区。接着的5个小时内，当黑暗变成黎明，工人带着锄头耙子甚至木制的汤勺在稻田弯下腰。“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事情，”白杨侦察员吉尔伯特·考克斯回忆道，“他们不曾停止休息过哪怕是一下。每个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整夜在抓那里的尘土。他们中一些还在使用他们赤裸的手。”黎明前简易跑道完成了。
精疲力尽的比尔·内利斯特耳朵朝天空在他的衣服里入睡了。
侦察员们不知道的是菲希尔医生的病情在黎明到来时急剧恶化。马塞尔曼医生采取了拼死的并且很少施行的措施：血管对血管直接输血，用Ⅳ线直接把菲希尔的手臂和与他血型相同的侦察员的手臂连接起来。
非正统的输血还是失败了。“它是无效的，”实习医生约翰·内尔森在以后给菲希尔母亲的一封信里写道，“任何可能的事情都做了，为了挽救上校的生命，但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结果也是极其值得怀疑的。”
飞机还没来。在午前，菲希尔醒了片刻。菲希尔的表情是混浊的。他用淡淡的且轻飘飘的声音说：“好运。”还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来。
“什么，吉米？”
“一路好运直到你们出去。”他说，然后他就把眼睛闭上了。
一小时以后，他死了。他的尸体被小心地包在帆布里。几百名菲律宾人参加了由休·肯尼迪牧师主持的葬礼。然后白杨侦察员们在巴林卡京的一棵果树底下埋葬子詹姆士·坎菲尔德·菲希尔。
整个早上，亨利·穆西带着囚犯们坚定地朝西北行进。上校处在极度疲劳的边缘，他的眼睛充满血丝，他3天没刮的胡子出现了断茬，他的神经也被磨损了。早上6点左右，在马德雷山上的天空呈现出桃红的淡色，“山后面，我看见了日出，”阿比·亚伯拉罕后来写道，“我凝视着朝阳，然后我身后的队伍继续努力前进，他们疲惫的眼睛里进射出快乐。”
6点30分左右纵队突然停止了。看来出了什么乱子。帕胡塔的一个中尉赶紧通知穆西上校，前边是胡克巴拉哈普的地盘，他们是坚定的造反派。
战俘们的纵队不允许通过。
穆西问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在这地区附近还有道路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必须折回几英里，然后选择另一条线路，这一意外是穆西从没有考虑过的。
上校表示了怀疑。他摆平了肩膀并且盯住这个在晨曦中闪着光的小村庄。由于不能估计造反者的实力，因此穆西不能够立刻想出对付他的办法。胡克党是胡克巴拉哈普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叫法，这个组织在吕宋岛的乡村地区很有影响，无法知道他有多少组织。他们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支持土地改革和农民起义的本土组织。他们不但激烈地反日，而且反美。他们在新怡施夏这个以大米为主导农产品的平原地区享有可观的知名度。在那里，少数富裕的地主长期以来就使农民处于事实上的农奴状态。胡克领导人在他们的最终目标上产生了分歧，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想要激励农民起义，并将菲律宾推向共产主义，至少应该是社会主义。美国人曾经帮助他们的国家摆脱日本人统治，之后又允诺建立民主政体。但是却遭到胡克党人的反对。美国游击队领导人罗伯特·拉法姆认为他们是“叛逆”。因此两派在各地都展开无情的斗争，有时自相残杀得比日本占领军的行为更加血腥。
通常，两个组织尽量尊重对手的土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帕胡塔中尉不愿进入这个小村庄。采取外交手腕肯定会导致荒谬的僵局，但是穆西这次好像真是疲倦了，脾气也坏了，并且越发对接二连三的意外感到不耐烦。最后他决定像公牛一样直接闯过去。他转向他的菲律宾侦察员们。“请向他们解释，”他说，“我们要过去。”
与村庄里的权威老人们谈判的时候，数英里长的睡眼朦胧的囚犯队伍在小镇旁边停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后，帕胡塔的人带着成果凯旋了。“他们将让美国人通过，”中尉报告说，“但是我们游击队则禁止进入。”
穆西早已经受够了。他没想要和本地人撕破脸皮大吵一架，而且他们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他认为带领他那些易受攻击伤害的前战俘们没有护卫地通过一个潜在的敌对的村庄是极端轻率的。“告诉他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通过，”穆西吼叫道，“如果他们胆敢有任何异议的话，告诉他们我将通过无线电把美国的火炮队调过来！炸平这个村庄！”
当然这只是一种欺骗。穆西的无线电台已经无法工作了。无线电员自从黎明起就一直尝试联系总部，但是毫无进展。但是欺骗奏效了——一位游击队的上尉带着进入该地区的官方认可回来了。在这种时刻，穆西可以理解地变得有点像患了妄想狂——并且不再信任任何人。他考虑到这个上尉恐怕与胡克党有串通的可能性，“你确实肯定前面的道路都畅通无阻吗？”
“是！”
穆西从他的侧面手枪皮套里掏出他的点45口径手枪开了一枪。“是像这样吗，”他告诉上尉，“最好是如你所说的，没有阻力。因为我要派你去打头阵。我将就在你的后面。哪怕是有一丁点的麻烦，我会首先枪毙你。”他怒目而视着这个菲律宾人
鲍伯·博迪就在穆西10英尺外的地方，看着他俩简洁的对话。“我想，耶稣基督啊，这个穆西上校真是一个坚韧的家伙，”博迪说，“我是坚决不想要成为那个上尉的，被枪指着通过村庄。”
穆西又发出信号，队伍恢复了它的前行，像一条长蛇穿过该地区的中心。胡克武士们在道路两旁一字摆开并且盯着过往的部队。他们骄傲地站立，与他们身后的家族一道，紧抓住他们的武器。当他们通过时，前战俘们都能感到事态的紧张。
然而整个队伍终于顺利地通过了。穆西向他刚才怀疑过的游击队上尉致以深刻的歉意，之后，又带着大部队一直朝金巴行进。就在8点钟的时候，穆西上校的无线电员终于接通了第6军司令部。好消息接踵而来：在3天的袭击期间，美国人朝卡巴纳端比预期多挺进了15英里，这就意味着“生命行军”可以少走15英里了，穆西想。他们不用一路上直接马不停蹄地赶到金巴。一天前，第6军占领了塔拉韦拉镇，它离穆西现在的位置只有10英里。无线电员告诉上校可以直接抵达塔拉韦拉，美国的部队将在那里等待与他们会合。虽然步调仍然像以前那么缓慢，但是凡是需要搭坐牛车旅行的人现在都可以找到一辆了，因为他们的队伍已经大大扩充，有了71辆大车。大车上的人把他们的眼睛死死盯住西方，以便第一个发现美军部队存在的迹象。10点钟时，火辣辣的太阳开始灼痛囚犯们赤裸的后背，并且把他们脚下的尘土也晒得滚烫。突然，早上还平静的远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突击队员们转过头去，看见了4个银色斑点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他们是战斗机，正在低空飞行。突击队员们觉得可疑：飞机似乎是完美地排列成直线以便对恰好经过该地的队伍进行扫射。“日本人的飞机！”一个突击队员喊道，“隐蔽！”前战俘们迅速跳了下来，在他们周围的稻田里寻求保护。“噢上帝，不管怎么说，可别是现在。”阿比·亚伯拉罕听见一个躺在田里的战俘的嘟囔。穆西的人举起了他们的步枪瞄准将要飞过来的飞机。
但它们是美军的P－51战斗机，他们飞过来是要向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的英雄们送出空中的献礼。他们盘旋着，一次又一次掠过队伍，摇摆着似乎表示问候的机翼。“他们有力的震耳欲聋的引擎在我们头上轰鸣，”亚伯拉罕回忆道，“他们正在挥动机翼，好像说，‘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最后，飞机向北转弯，排成紧密的队形，之后才离开。这是一幕动人的景象，是始终存在于痛苦回忆里的，迟到了3年的景象。希布斯医生写道：“这些飞机就像他们在1942年曾经许诺过的那样到达了，但是，哦，我的上帝，他们迟到了！”
囚犯们坐在高高的大车上，他们能够发现远处有活动着的疾风和闪电。不久救护车和卡车开始出现在道路上，然后是一辆红十字货车。一辆美国坦克也开来了，它旋转着炮塔，还鸣枪向队伍敬礼。边界是不可见的，而且是抽象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已经穿越了它：他们现在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里了。
当其他的人欢呼雀跃时，希布斯医生却忙着看他的结核病人。这是一位名叫约翰逊的战士，正处于危险的状况。希布斯花了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照看约翰逊，但是他病情正在变得危急。通宵达旦的旅行对于如此虚弱的他，显然是太累了。“当我赶到躺在铺满稻草的大车上的约翰逊时身边，他已停止了呼吸，”希布斯后写道，“我爬进去，拥抱了他的头。太迟了！约翰逊在塔拉韦拉外面的大车上死去了，仅仅在穿过日军领土几分钟以后！”
一支大规模的卡车队开了过来，并且在队伍旁边停住了。囚犯们被告知要撤出他们的水牛车爬上卡车去。以完成后面到达金巴的10英里。他们都站起来了，紧抓住卡车的侧面。他们如同一个长跑比赛的冠军，在高高的卡车上发现着他们的新世界。道路两旁站着几千名美国大兵，他们朝前战俘们挥手致意，朝他们扔糖果和香烟。他们正在加速前往一个有药品和热的食物的地方，还要有干净的小床和冰镇啤酒。他们还有7000英里才能回归祖国，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
在沿路他们看见一面插在坦克车炮塔上的美国国旗。这不是一面很大的旗帜，正在微风中飘扬。但是对于卡巴纳端的人来说这一幕却是振奋人心的。拉尔夫·希布斯说，他的心跳停止了，这是他投降成为战俘以来所见到的第一面星条旗。所有卡车里的人都立正站立，并向国旗敬礼。接着大家都流泪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哭泣了，”阿比·亚伯拉罕说，“我们没有觉得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