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刑场的前夜·第七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我不知道意义也不知道方式
我不是那些必须停止生命的一员
直到一个没有希望，也没有欢乐，充满痛苦的日子
我看见了揭开面具的死神以及我的朋友
尽管战俘营内的囚犯们几乎完全绝望了，但是来自外面的帮助却源源不断。一些总部设在马尼拉，由勇敢的平民、慈善家、教士组成的团体长期进行着秘密活动。他们定期地把物品偷偷运进战俘营，这些活动都是在直接违背日本人的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否是菲律宾抵抗运动的组成部分，也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否仅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些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战俘营内即使不是数千，也是数百人的生命。有一个名字叫玛格利特、生活在马尼拉的美国妇女，她在筹款以及向战俘营内提供包括粮食、鞋子、药品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还有一些慷慨的菲律宾人也帮助了美国人，比如拉尔夫·希布斯的女友皮拉夫·坎波斯。在马尼拉，一个叫海因兹·伯顿布鲁克的德国神父，大概是因为他的国籍的原因，被允许进入战俘营内进行传教方面的活动。由于日本的警卫要进行严格的搜查，所以这位德国神父很少能亲自带进战俘营内一些物品，但是凭着记忆，在他每周访问战俘营的时候为战俘营内外的人提供了许多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前面提到的秘密活动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所有的秘密组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由神秘的妇女主持的团体，对于这位妇女，囚犯们仅仅知道她叫高衣袋，这个被称为“高衣袋”的妇女开了一家名为山茶的夜总会，日本官员喜欢到那里聚会。这个俱乐部在海滨，位于艾尔米塔区的圣路易斯和马比尼大街交界之处。从俱乐部的前门，人们可以看到海边码头上一些日本军舰正在进行整修，这些军舰被重新装配上进行残酷战争所需要的军事装备，这些战争正在太平洋上进行。自从科雷吉多尔陷落后，日本方面就把马尼拉海湾当成了从日本后方到战争前线的重要的中转点。新来的日本官员晚上经常离开码头到俱乐部来喝酒、跳舞、寻求异性伴侣。
山茶俱乐部每个晚上展示了一系列的表演。俱乐部本身宣称它自己只为最优秀的人，即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开放，作为这些人的夜晚活动场所。俱乐部自己的商业宣传上巧妙地表达了这一意思。(Tsubak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山茶的意思，这种茶本身在日本就是制作精细，并且数量很稀少)俱乐部的女老板亲自在门口迎接光顾俱乐部的每一位客人，这位名叫多萝西·克拉拉·福恩赐的女老板33岁，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人，她一般穿一件白色的、低领、大腿上开叉的晚礼服，在她橄榄色的皮肤上佩带着闪闪发光的蓝宝石。在迎接客人时，她慢慢的鞠躬，同时做一个欢迎的手势说“Kombanwa”[菲律宾语，“欢迎光临”的意思。——译注]。然后她将扶着客人的手臂通过乳脂颜色的吧台，经过有熏衣草缎帘的舞台，走向靠近后墙的藤条沙发椅。
福恩赐将为每一位穿着体面的客人安排一场属于他们自己夜晚的聚会。
在聚会上，女老板为这些客人提供了日本饮料，同时还抚摩着这些客人的头发，甚至为这些日本客人点燃香烟。
山茶俱乐部不是一个妓院，但是据说俱乐部的一些女服务员会被安排给一些重要的客人。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舞厅。福恩赐让木匠为她自己及她宠爱的舞女装上卧室。山茶俱乐部拥有一个储备丰富的酒吧，这里专门提供各种热带鸡尾酒。这儿还能从附近一个有名的中国餐馆订购饭菜。酒吧的菲律宾侍者，脚登白色的鞋子身穿纯正的鲨鱼皮服装。他们一看到客人快要喝完的时候，就马上斟满。总之，他们绝不会让客人手中的酒杯喝干见底，伴随着菲律宾乐手的夏威夷风格的爵士乐，一楼的娱乐节目持续到深夜。每天晚上在闪烁的灯光下翩翩起舞的小姐，身上仅穿金色缎布条和椰子壳，头发像火鸡羽毛一样闪闪发亮。福恩赐让她的舞蹈演员尽可能不间断地跳舞，以免冷场，而且要保证舞蹈的品味。
舞蹈的种类有扇子舞、羽毛舞和摩洛人舞等，其中的一个女孩将在舞台上伴唱传统的日本歌曲。然而俱乐部的拿手好戏是一种泰国舞蹈，这种舞蹈在舒缓的音乐声中开始，而在热情奔放的狂欢中结束，几近裸体的女郎冲下舞台，奔向观众。“当速度增加后，”福恩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随着音乐的加快，客人们都张大嘴巴，聚精会神，从座位上跳起，一起疯狂地舞蹈。”
有时，俱乐部的女老板亲自登台演唱。尽管命中注定，福恩赐不能进入百老汇或好莱坞，但是她天生是一位女歌手。她天生丽质，瀑布一样的黑发，弯弯的柳叶眉，加上细细的腰肢。舞台上的她，虽然脸放异彩，但是深邃的眸子中分明透着一种忧伤。她通常身着一件吊带低胸的晚礼服来演唱。她声音沙哑而温柔，她边唱边在客人中间走动，并且做着军营中流行的动作。后来，她回忆道，“那些客人在我甜蜜的歌声中能够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演唱完毕，她来到俱乐部中级别最高的客人身边，偎依在他的身旁。她目光注视着他，为他点燃一支香烟，斟满一杯酒，半似柔情半似挑逗地问，“明晚你会不会再来”，“你什么时候离开马尼拉”，“外面哪条船是你的”，“这么一条大船装了什么呀”，“你下一站要去哪里”。最后，她对客人报以蒙娜丽莎的微笑说，“我对战争一窍不通”。然后到其他客人那里继续探听其他信息。在聚会结束时，她将客人送至门口，并向他们鞠躬表示感谢。锁牢俱乐部的大门，她冲到楼上的卧室中清点今晚的“战果”，凭着清晰的记忆，写下日本军官透漏的军事机密。然后她迅速地把她用秘密代码写的纸条交给等候在俱乐部后门胡同中的一个菲律宾人，然后，这个菲律宾人再把纸条交送到巴丹山上的美国游击队员，然后他们将把详细资料用电报发给在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她的笔记内容潦草，几乎难以辨认，然而最后的签名却异常清晰。
您在战争中的，
高衣袋
克拉拉·福恩赐既不是菲律宾人也不是意大利人，实际上克拉拉·福恩赐也不是她的真名字。实际上它叫克拉拉·菲利浦斯，并且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她出生于俄勒冈的波特兰，后来媒体称她为“美国之剑”。从日本军官那里收集信息只是她作为美国间谍的任务之一。她的夜总会实际上是一个情报及商品的聚集地和交换场所。俱乐部的女服务员全都忠诚于抵抗运动，她们有的白天还要去上日语学习班，以便晚上更好地应对她们的客人。菲利浦斯用俱乐部的收入购买食物和药品，然后将它们以正常途径偷送进战俘营内。有一次，她负责购买了一万片奎宁药片，并偷偷送进战俘营，从而挽救了几百条生命。“高衣袋”每周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发送来自战俘营的情报，她习惯于将这些情报藏在她的胸罩里，“高衣袋”这个名字也由此而来。虽然在战俘营内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是高衣袋却成为一个传奇。在他们的脑海中，她是由传说变为现实的一个圣徒，或一群圣徒，并且每周她们都会为他们送来生命的支撑。许多囚犯把她称为“天使”。克拉拉·菲利浦斯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而她的生活则由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组成。
她于1941年9月到达马尼拉，那时正是大量美国人离开马尼拉的时候。战争已经隐约可见了，但是她不愿意也不可能预见它。她不满于自己在波兰的生活，在离婚之后，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她满怀希望地认为在马尼拉自己肯定能发展成为一位流行歌手。她天生具有表演才能。她没有读完高中，就跟着艺术团四处流浪。20岁时，她已经加入过美国许多的戏剧团体。并且很快成为一家有名的俱乐部的歌手。有一天晚上，演出以后，她遇见了来自美国31步兵团的军士，名叫约翰·菲利浦斯，一个无线电工。他们很快坠入爱河，他们在著名的、世界最大的圣特哈餐馆的舞厅翩翩起舞，在新开张的杰阿莱俱乐部彻夜畅饮，观看各种表演。然后，她和“菲尔”，他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一同穿过城中古老的西班牙区，漫步在阴暗、荒凉的街道上。回到她的公寓后，两个人在黑暗中同榻而卧，一同倾听鬼哭狼嚎般的空袭警报。
12月初，克拉拉和菲尔开始讨论婚事。然而，日本人在12月8号发动战争，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推迟计划。克拉拉不知所措，只好随其他市民一起向巴丹撤离。整个12月，她在宾夕法尼亚与许多菲律宾朋友一起生活，她尽可能地呆在离她未婚夫的部队较近的地方。在圣诞夜，当地的天主教神父为菲尔和克拉拉主持了婚礼。但是他们的婚姻在法律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克拉拉的前一次婚姻显然还没有被正式解除。虽然各种文书并不齐备，但是鉴于混乱的战争环境，神父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宣布这一对将结为夫妻。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早上军士菲利浦斯不得不返回岗位，破坏了新婚佳偶准备已久的圣诞宴席。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她尽量接近丈夫的部队，满怀期望能时刻看见丈夫。
但是由于敌军的围攻，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联系。4月9号投降后，菲尔仍然杳无音信。此后她很快迷上了约翰·布恩。同她丈夫一样，约翰·布思也是31步兵团的战士。布恩拒绝投降，组织武装了一队人马，跑到山中，同日本军队展开了游击战争。布恩说服她加入了他们的抵抗运动，在马尼拉建立一个侦察点，用来向游击队提供有关日本军队和军舰动向的情报。连续几天，菲利浦斯在甘蔗地里半裸在日光下，使皮肤变黑，这样更家当地人，从而更容易通过敌人的关卡。然后，她从意大利领事馆的一位朋友那里搞到一些假档案，以新的身份——多萝西·克拉拉·福恩赐回到马尼拉。
虽然可能是布恩鼓励、提示菲利浦斯去做侦探，但是为日本兵成立军官俱乐都这一想法却是她自己提出的。她同一个名叫菲利的菲律宾舞女一起加入了军队，这个女孩懂一点日语，并且在另一个夜总会跳舞时结识了一位日本军官。1942年10月，山茶俱乐部开张，并开始在一家日本人控制的报馆里收集评论信息。一周过后，克拉拉·菲利浦斯，也称克拉拉·福恩赐，也就是多萝西·福恩赐，或楚巴基夫人，或高衣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虽然她不会一句意大利语，顶多像个地中海人，但是，客人中没有一个人怀疑她的身份。“我不得不时刻提醒我自己，”她说，“我的处境非常危险，如履薄冰啊。”
有许多经过菲律宾的日本高级军官都是“高衣袋”在山茶俱乐部的常客。其中有宣传部头头，有将军、中校、海军上将，潜艇艇长，医生，商船老板，以及商人。还有一位矿业老板，一位电影明星，以及一位交响乐队指挥和一位三井家族的年轻成员。最初，有些客人埋怨俱乐部收费太高。这时，她会解释说，“如果想清静，就要付出代价”。这样说似乎能让他们感到心理平衡一些。菲利浦斯发现，在酒吧附近的类似色情的话语，也不过就是“我操你”之类的话而已。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经常开玩笑。在女侍者们使客人们兴奋起来后，菲利浦斯或她的助手菲利就哄骗着烂醉如泥的日本军官透露出有关日军的情报，如军队动向，道路和桥梁的情况。
在白天，俱乐部也是秘密活动场所，如联络员，供应商，慰问员等常出没于这里。这些人通常都化装成电话修理工，小商小贩，收购废品的，或电力公司的电表查看员。高衣袋和布恩的游击队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有的人员都有代号，如牵牛花，番木瓜树，老友——并且所有的笔记都用暗语来写成。如果高衣袋提供的信息特别有用，布恩就在回信中写道：“香甜可口的豆子。”如果情报已过时，他将写道：“包心莱一送来就烂了。”送信人必须万分小心，一旦被日本军警捕获，他们将面临严刑拷打，甚至被处死。有的联络员把情报塞进特制的双底鞋里，有的则在香蕉上挖个洞把情报塞进去，然后把香蕉皮按原样封好。
高衣袋从客人们那里刺探到的情报大部分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偶尔也会碰到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一天晚上，俱乐部来了一个海军船长，他很快喝得烂醉如泥，并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起来。他告诉菲利浦斯，他刚带领大量军士从布甘维尔赶来。
“他们都受伤了吗？”菲利浦斯问道，因为在这以前，她曾经看到在码头泊着一艘船，船身上带有红十字。这位船长大笑道：“哪里，这可不是一艘真正的医用轮船，他们都是一流的士兵。”
菲利浦斯把这条情报交给布恩，“我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我们才知道日本人用医用轮船来运输军队。”
高衣袋有一位顾客是某海底小舰队的司令。他非常迷恋楚巴基夫人，并且坚持让她跳一支他几年前在旧金山看到过的某个颇富挑逗性的扇子舞。他告诉她这两天他不得不去所罗门群岛。
“你明天晚上过来，”菲利浦斯答应了，“我就跳这个舞。”然后，她匆匆忙忙地把这个小舰队司令出发的日期以及目的地传话给了布恩。接下来，她和菲利挑着夜灯赶做肉色裤袜和扇子。第二个晚上，小舰队司令与40位海军官员一起出席了他的特殊的“航海晚会”。高衣袋在热烈奔放的红聚光灯下表演了一支扇子舞。后来，菲利浦斯写道：“这个小舰队司令和他的40名随从几近失态，他们紧盯着我，以看清扇子后面的我是否是裸体。”高衣袋的情报交给布恩后，最终被送到了在澳洲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部，最终，小舰队的大多数都沉没了。几个月过后，一个日本军官回到了俱乐部，并且告诉了楚巴基夫人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当他举杯纪念逝去的同志时，菲利浦斯和她的女孩们都流出了鳄鱼的眼泪。
另外有一位叫有田的航空母舰舰长，对高衣袋的姊妹菲利有着特殊的兴趣。舰长有田每晚都要前来观看菲利的表演，并且要跑到藤条沙发椅上与她套近乎。“有田是个好小伙，”菲利浦斯写到，“他向我们讲述他在日本的家及家人，他说战争结束时他会非常高兴，因为那时他可以见到自己的家人。”一天，舰长有田宣布自己必须离开几天，菲利浦斯向他飞吻告别。在晚会上菲利问舰长她如果给他写信应写哪个地址。此时此刻，有田非常清醒，但仍说出了他要先到新加坡然后到腊包尔。当舰长有田离开时，菲利浦斯迅速将这个消息送到游击队。她感到痛苦万分，因为她知道自己将他送上了黄泉路。在1942年10月的某一天，曾经帮助过马尼拉抵抗运动的德国天主教神父伯顿布鲁克，让菲利浦斯参与他的研究，并且将他去卡巴纳端途中获得的一些消息告诉了她。她自从那个圣诞节分开后就再未见过的丈夫，在去巴丹的行军途中染上重病。现在，约翰·菲利普斯被安葬在卡巴纳端的一片公墓里。
就在她悲痛万分之际，菲利浦斯收到了一封来自卡巴纳端战俘营一个名叫弗兰克·蒂凡伊牧师的囚犯的秘密信件。这封信在安慰她的同时，向她详细描述了她丈夫去世的情况。牧师弗兰克·蒂凡伊在信末用恳求的语气写道：“我乞求您不要忘记仍然活着的人们，数以百计的人正走向死亡。”一个新的想法闪过菲利浦斯的脑海。在这之前，她的俱乐部主要用作情报侦察。从弗兰克·蒂凡伊牧师的信中，她意识到卡巴纳端战俘营的需要更为紧迫。就这样，她走进了战俘营的绝望世界，并且新建立了一个秘密运输网络。正如菲利浦斯自己所说的，她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要赚取日本人的钱财，另一方面要用这些钱为美国人购买食物和药品”。这是一项罗宾·胡德计划。
从1942年10月到1944年春，菲利浦斯向战俘营内输送了大量的衣服、药品、医疗设备、图书、无线电设备以及相当数量的资金。她还组织印发了一份秘密期刊，向战俘营及时报道最新战况，以振奋战俘营内囚犯们的士气。高衣袋组织的成员们扯下床罩，并且用线编成短袜以送物品。他们遍寻整个马尼拉的所有药店和医院，搜集了上万片奎宁药。她们用俱乐部筹集到的资金，从当地市场上买来大量的水果。然后，和着蔗糖煮出富含维他命C的果汁。她称这种果汁力“救命果汁”，这种果汁被装进坛子中，偷运进战俘营，以医治在囚犯中蔓延的严重的坏血病。在帮她偷运的人中有一个叫内奥米·弗洛勒斯，(外号“抢劫者”)是一个获得日本人许可的花生供应商，他就住在战俘营附近。其他的偷运者发现有的警卫爱占小便宜，只要送他们一些手表、钢笔或照相机之类的礼物，他们就会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高衣袋用一部分俱乐部收入在马尼拉的黑市上购买用来行贿的小礼物。数百封信件通过她的组织在战俘营内外传递。高衣袋不仅要定期与偷运物品的负责人通信联系，而且还要与战俘营中的一些囚犯进行个别联系，他们都是她丈夫的老朋友，他们对她的帮助无比感激。
亲爱的朋友，
既然您是菲尔的妻子，那么您的信就是来自上帝的福音。我曾以为这儿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谢谢您送的钱。我肯定会用到它。
亲爱的高衣袋：
在路易丝的公寓里我们曾经见过几次面……在这儿有许多人在谈论有一位叫高衣袋的天使给我们送东西。我从不梦想您是天使。我用您送来的钱买了鞋子。多年以来我一直赤着脚……其余的钱买了香蕉……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报答您的恩情。
愿上帝保佑您。甄特
您好高衣袋：
当我收到您的信时，仿佛又获得了新生。太棒了，能有像您这样的人。与我们这儿的所有人相比，您更有资格得到金质勋章。您所做的一切对于振奋士气所起的作用比您想象的要大的多。他们虔诚地为您祈祷，真希望您能看到他们感激的表情。关于约翰的墓地的问题，不要担心，我的朋友……，当一切结束时，你我将把约翰接回来。
蒂凡伊(也称为“永久”)牧师经常和高衣袋通信。有一次，牧师让高衣袋给一个叫伊格尔的病人写一封鼓舞信，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牧师在下一封信中说，伊格尔已经收到她的信。
医院里每个人都读了您写给伊格尔的信，大家都开怀大笑。它的确鼓舞人心。我必须读给伊格尔听，他几乎失明了。我用您送来的钱给他买了鸡蛋、牛奶和水果。伊格尔让我告诉您他喜欢一些糖果。对了，奎宁也收到了。我们会充分利用您所送来的东西。我不喜欢不停地讨要，但是我的教堂的服务的确急需一些物品。如果我衣衫褴褛地站在人们面前，我会感到非常羞愧。愿上帝保佑您。
永远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蒂凡伊介绍了伊格尔的情况。
伊格尔得到了糖果并且非常喜欢它，他坚持让我拿一块。在收到您的信和糖果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我肯定那不是糖果)我知道，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救他。
几个月过去了，克拉拉·菲利浦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做这一切时，她是非常幸运的。她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广泛。即使她在每一个关节都非常小心谨慎，她也没有对越来越危险的处境掉以轻心。经营山茶俱乐部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损害了她的身心健康。有一次，一个曾在罗马呆过一段时间的日本军官，向她问起几首意大利流行歌曲，她一无所知，这个军官向她报以怀疑的微笑。另外一次，一个非常有势力的日本商人在几次向她求婚都被拒绝后，对俱乐部进行了肆意搜查。但是，获取情报的信念一直给予她坚持下去的支撑。有一天，在与同伴开会时，她疼痛难忍，晕倒在地板上。一位菲律宾医生，是她的私人朋友，同时也是抵抗组织的一个成员，给她动手术切除了六英寸腐烂的肠子。虽然手术是成功的，但是她却感染了几乎致命的破伤风，高烧到了很危险的程度。抗破伤风药在当时的马尼拉是难以得到的，因此在动物工业局的一个朋友搞到了一些兽用抗毒素，从而及时地挽救了她的生命。
菲利浦斯的身体康复以后，又马上投入了工作，但是她的担忧更加重了。她所有的活动都在马尼拉和战俘营之间进行，菲利浦斯知道肯定迟早会被嗅出蛛丝马迹。她相当肯定她的电话被不只一次窃听过。如果军警截获她的一个联络员，那么整个组织就会被破坏。因为同时有太多的线索同俱乐部有联系，有太多的人进出俱乐部。“我们都沉浸于其中，以致没有想过要停止这些活动”，菲利浦斯写道，“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必须依赖第六感觉来保证活动的安全进行。”
有时候，她灵敏的感觉甚至能挽救她的生命。有一天，一个菲律宾男孩拿了一封巴格利船长写的字迹十分工整的信来到俱乐部后门，请求她帮他送给山中的游击队。菲利浦斯立刻怀疑起来，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说这位船长，也从未见过这个菲律宾男孩。当这个男孩站在门口等待的时候，她迅速地研究了这封信，当即确认这是假的。菲利浦斯迅速装出愤怒的表情，大声说道：“我是一个意大利人，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美国人。”
她赶走了男孩，然后随即安排了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尾随追踪他。穿过一个公园后，这个男孩同军警见了面。此后，菲利浦斯几乎是在恐惧中等待在某一天的清早有人来敲她的门，但是这始终没有发生。日本军警可能相信了她对哪个男孩带来那封假信做出的反应，但是，从此以后俱乐部肯定不再是绝对安全了，显然已经受到怀疑，处在监视之下了。后来，她对一家美国杂志说：“从那以后，我越来越担心受到更多的怀疑，受到更多的牵连。”
1944年5月23日，最后决断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天早晨，军警撞开俱乐部的大门，逮捕了菲利普斯，这时她还在穿着拖鞋和睡衣。“你的文件在哪儿，楚巴基夫人。”一个军警用一支左轮手枪指着她的肋骨，厉声地喝问道：“你是一个间谍！”这些人蒙上她的眼睛，带她穿过市区到了军警司令部。在那里，一个英语很流利的情报官员审问了她。“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开始说，接着又很严厉地加上了一句，“高衣袋”。
听到从日本人嘴里说出她的代号，菲利浦斯感到有些吃惊。她意识到他们肯定截获了某个情报。“是谁呢？”她感到疑惑，“布恩？”“布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将必死无疑了。”这个日本情报官员开始念她写给“永远”(蒂凡伊牧师)的一封信。她立即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显然一个菲律宾联络员在卡巴纳端被捕了。
谁是Ca？审问她的人追问道。
菲利浦斯解释说“ca”是她送到战俘营内一种小柠檬水果的缩写。在信中，菲利普斯提到了她在做一个有关果汁的小本买卖。
“我们不是笨蛋！这些都是美国人的名字。”这个审问她的人显然确认这两个人都是同高衣袋保持联系的美国游击队员。他不会相信任何别的解释。
两个鲁莽的人闯进房间开始对菲利浦斯进行严刑拷打，直到她血迹斑斑地躺在了地板上。“请问——你们有英语字典吗？”菲利浦斯孱弱地问道，由于她仍然被蒙着眼睛，所以她在她坐的椅子上摸索。“请查查字典，看看坛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警卫剥去了她的衣服，把她绑在一条长凳上。随后她感觉到一根管子似的东西被用力塞进了她的口中，同时听到了金属塞子的吱吱叫，然后一股压力很大的水从管子口冲下来。这就是她曾经听说过多次的，恐怖的“水处理”刑罚。她的喉咙和肺以及全身很快被水淹没了。
菲利浦斯晕厥过去了。当她清醒过来时，警卫正用点着的香烟烫她的大腿：“回答这是谁。”
高衣袋含混不清的说了一些关于橘子的词，但是调查官狂怒地打断了她的话，“我看你是想要更多水！”水管子再次被插入到菲利浦斯的嘴，“然后水又倒进来了。”后来她写道，“我再一次昏厥过去。”
当菲利浦斯苏醒过来后，她仍然拒绝承认她和美国的游击队员有联系。由于审问不出任何结果，恼羞成怒的军警把菲利浦斯转移了到堡垒圣地亚哥的土牢。这是一座旧式西班牙的城堡，沿着帕斯格河的河岸建造，靠近流入马尼拉海湾的河。圣地亚哥是因它恶劣的地下室而出名，它许多地下室同那条河相连，室内被盐度很高的水浸泡得十分潮湿。幸运的是菲利浦斯被关押在位置稍高一些的石头房子里。三个月来，她一个人孤独地被囚禁在牢房里，等待对她的处决。
在肯贝捕获了高衣袋以后，日本的谍报人员开始在卡巴纳端确认同她联系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战俘营的牧师，虽然在同菲利浦斯通信时一般都使用代码名字，但是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显然，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
在战俘营内长期艰难、痛苦的生活中，牧师起了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神学可以发挥很实际的、直接的作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被灌输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念。战俘们每天都会感受到精神世界，他们经常听到死去的同伴恳求他们加入到鬼神之列。人们看到有的人甚至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有的人似乎很容易就放弃了，然后任其自由发展，好像他们天生就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卡巴纳端战俘营的牧师常常发现自己要面对关于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作为调解人，作为士气的维护者，作为抵抗者的希望之火，他们在进行着一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牧师们把教义，如基督教的圣经故事、基督受难等，都写在了罐头商标的背面。每天他们不得不解释实际上是不能解释的问题。他们被认为是能解答所有问题的人。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牧师都受到尊敬。一些牧师对囚犯们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还有一些看来非常厌烦。最受到尊敬的牧师是前31步兵团的一个牧师，名叫罗伯特·普雷斯顿·泰勒。泰勒牧师是与高衣袋联系的组织的核心成员。在巴丹投降之前，高衣袋和他曾有一次简短的见面。她丈夫十分熟悉并非常尊敬他。泰勒高瘦的个子，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并受过浸信会的洗礼，他苍白的皮肤上布满了斑点，一头坚硬的红发，脸色红润，说一口得克萨斯东部地区的方言。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贝勒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然而泰勒是极其不摆架子的人。他来自一个有12个孩子的农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贫穷的农民。他曾经的助手托马斯把他描述成“一只普通的老式鞋子”，“他不佩带牧师徽章，你绝不可能知道他是一名牧师。”
然而当泰勒正在布教时，他似乎经历了个性的转变。当他进入精神世界时，他的声音充满战斗的激情，他斗争的精神仿佛他自己与撒旦正在摔跤。拉尔夫·希布斯回忆起泰勒旺盛的斗争精力时说：“由于日本人认为牧师只是布道而不做任何工作，因此他们决定把给牧师的食品供应量减少一半。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你在星期天的早晨看到红头发的泰勒在布道时饱满的斗争精神，你会给他多一半的供应量。”
不管是在战斗中还是在监狱中，泰勒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境地。在巴丹，他服务的战争前线，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战场上抢救伤员，而被授予了金质奖章。就在巴丹投降前不久，泰勒冒着危险寻找到了一些因战斗而分散的伙伴。虽然他顺利地找到了他们，但很快他们就被敌人包围了。在近一周的时间里，他们隐藏在密林里，忍受着伤病、饥饿坚持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斗争以争取能生存下去。在得克萨斯的福特堡，他的妻于庵值，收到一份通知，告知“他已经失踪”，并且可能已经牺牲。在卡巴纳端战俘营内，他工作在被认为是最没有希望的地方——零号病房，照顾生命垂危的病人。由于每天要同大量的传染病接触，所以可以说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项工作。据说泰勒牧师是医院内惟一一个能把给病人泡的一杯奶粉保证转入到医院，而不动分毫的人。在病房里，他因将他传授的教义转变成行动的力量而被人们记住。泰勒为无数离开人世的人主持了生命最后历程经历的仪式和葬礼。他在为他的病房获得药品和医疗设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托马斯说，他在战俘营内的影响是巨大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尊重他。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你总是能找到他。”
在高衣袋给战俘营的一封信中，她问泰勒，他自己是否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说，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后来他告诉一个历史学家，“然后，我想如果她能搞到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送给我就好了。”我学习了希腊语，我想我能够获得新的力量。那是我在战俘营内要求的惟一一件事。
1944年4月的一天，肯贝逮捕了高衣袋的一个联络员，搜查到一本新约《圣经》，在扉页上写着，“高衣袋送给小伙子鲍勃。”日本人很快想到“小伙子鲍勃”就是罗伯特·普雷斯顿·泰勒，战俘营的头头马上开始对他进行审问。很快，军警又逮捕了其他一些囚犯，日本人认为他们是秘密组织头目，其中大部分是牧师。日本指挥官铃木认定这些牧师和游击队有密切的联系，于是他决定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直到说出他们的联系人的名字。牧师阿尔弗雷德·奥利弗被残忍地打断了脖子。施瓦茨上校，一位战俘营内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被抓以后，军警很长时间不给他吃饭、喝水以至于生命垂危。他的同伴以他患了阑尾炎这一特殊的理由成功地解救了他。然后他们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他做了腹部手术，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让日本军警相信过程的真实性。“虽然日本人从没有要求查看手术的情况，”一个医生后来回忆道，“但是令我们吃惊的是施瓦茨医生后来被允许回到他自己的房间了。”泰勒牧师却面临了时间最长、最严厉的折磨。他被投入一间被称作“热盒子”的牢房。
整个1944年夏天他被一个人锁在那里。他既不能站起来，也不能舒展身子，只能蹲着、蜷缩在里面度过他的刑罚。由于没有锻炼，他的腿上的肌肉开始萎缩，因为长时间坐在坚硬的竹子上，所以他染上了严重的溃疡。”更可怕的是，”泰勒说，“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否会结束。”在白天他能借助穿过地牢的微弱光线阅读。他以这种方式阅读了5遍圣经。有人塞给了他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亡之屋》，他怀着巨大的兴趣阅读了其中的一段名言，“要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要进入这个社会的监狱”。
在他被关押第9周的时候，严重的痢疾击垮了泰勒，由于病情严重，他昏厥了。因此监狱的美国医生被允许进入泰勒的牢房探望他，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亡，因此医生们被批准把泰勒的尸体搬出去埋了。当他们进人“热盒子”时，医生们意识到他还有微弱的呼吸，他们迅速地把泰勒转移到医院，而没有告诉日本人他还活着。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战俘营的人们轮流值班守护着时而迷糊、时而清醒的泰勒。战俘营的人们都记得他是怎样为“零号病房”的人做坚定的祈祷的，现在情况发生了转换了，对他怀着感激之情的人们在为他祈祷。数百人聚集在医院病房外面等候泰勒的消息。扎布兹·泰勒，牧师的传记作家这样描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常出现在医院里，他们知道牧师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病人。”在战俘营内泰勒曾经比其他人更多地鼓舞人们面向未来，给人们以希望。现在这些人来报答泰勒对他们曾经的鼓舞了。
终于，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泰勒睁开了眼睛。在一个星期以内，他拄着一根竹子拐杖在医院里步履蹒跚行走。许多信仰宗教的囚犯认为泰勒的恢复是一个奇迹。也许是奇迹在继续，那个星期指挥官铃木被调离，一个新的官员替代了他，这个新任官员比较宽厚而且对肯贝的历史不是非常了解。于是关于泰勒的所有事情就被放在那里，没有再过问。
9月24日的早晨，也就是泰勒牧师被释放出来几个星期以后，整个战俘营被一阵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噪音唤醒了。“我们听见一阵巨大的嗡嗡声响从山上传来，”泰勒回忆到，“然后，突然，我们头顶有飞机飞过，是许多许多的美国飞机。这在战俘营内引起了闪电般的反映。”这些飞机是海军战机，来自布尔上将的哈尔西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就停泊在距离莱特海湾不远的菲律宾海。泰勒惊讶地看着它们飞过战俘营上空，从中部平原上飞向各个方向，显然它们在寻找目标。后来人们能感觉到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炸弹爆炸引起的颤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更多的飞机飞过天空，战俘营内的人们感觉到情况正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生巨大的转变。“天空的飞机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泰勒说，“我们想，很好，所有的一切将在一两个星期以内结束。”
亨利·李，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中尉，在战俘营的时候，他写了许多诗。他是这样精彩地描绘当时战俘营内的人们重获生存希望时候的感觉的：
我们仍然拥有坚定的信念
在战场上那明晃晃的武器中
在早已疲倦的人们的血液中
在那些夺回珊瑚海滩的人们中
战俘营内重新燃起的巨大希望在10月7日被突然粉碎了。这一天日本当局宣布大约1600名囚犯将被用船运往日本，卡巴纳端将仅仅作为一所医院将病情最严重的留在这里。因为麦克阿瑟的军队快速反击，日本军队的新政策很快得以明确。因为日军将退守本土岛屿，他们计划将所有身体健壮足以能够劳动的战俘带回日本，以防止他们落入美国人手中。日本计划把他们当作劳工，强迫他们在日本和中国东北的军工厂、矿山、铸造厂、造船厂劳动。在过去几个月里，日本人开始有计划地向外输送卡巴纳端战俘营里的人，很大一部分被送到马尼拉等着下一艘船到来。战俘营内的人口开始逐渐的减少，从最多时8000人下降到仅有2000多人。整船整船的囚犯被赶进没有遮掩的轮船离开菲律宾，沿着南中国海蔚蓝温暖的海洋向北面的日本驶去。
因为美国人正在迅速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最近的装运1600名囚犯的轮船将是最后离开的一艘轮船，有一些囚犯实际上想去那里，他们只想要到一个比卡巴纳端更好一些的地方，他们怀有一种隐约的希望：在日本他们可能吃得更好一些。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离开菲律宾，因为他们看起来马上就能获得解放，而且他们对长时间、拥挤的密不透风的海上航行也感到畏惧。
营地的美军司令克蒂斯·比彻上校就在被挑出来的1600名要离开的战俘之中。中尉亨利·李用6层帆布把他的诗集小心翼翼地裹好，埋在了营地图书馆的地下，他希望战争结束之后能被人发现。从巴丹战役开始，李就明显表现出一种漠然和伤悲，有时对存活的希望特别悲观。在他给家里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妈妈，爸爸和弗朗西丝：
每天晚上，我都祷告，乞求上帝赐予你们力量和和平，你们遭受的痛苦比我大得多。在战争刚刚开始时，我还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祷告，但是现在，我发现那是一件我根本不应该奢望的事情。现在乞求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承受我必须承受的一切……生活以及我的家庭一直非常善待我，给我一切我想要得到的事物。忘记这些美好的回忆绝不像合上一本书那样容易，如果我在战争初就牺牲的话或许会忘记。在最后的两个月中，我似乎完成了我一生的事情，这是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那是最大公无私的合作。
罗伯特·泰勒牧师从病中恢复以后，也被挑选送往日本。泰勒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开始了“旅行”。“我们都怀疑了，”他以后说，“成功地做海运的可能性是。”因为患病是一个人避免被运往日本的惟一途径，所以突然间战俘营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患起病来。日本人不会仅凭病人的一面之词就相信，他们要求出示医生证明。另外，他们让所有的囚犯提交粪便样品检查以确定是否患有痢疾。检查结果呈阳性的那些人能有幸通过。因此，不可避免地，一些具有生意头脑的痢疾患者便开始将自己的“热粪便”以高昂的价格卖给健康的囚犯。就这样，一大批相对比较健康的士兵也可以幸免于临近的长途跋涉了。
罗伯特·伯第就在其中。“我试过各种我所能想到的办法，来逃避去日本，”他说，“我告诉我的朋友吉日说，我不得不去了，我在名单上。他让我把粪便取样的盒子给他，说给我一个阳性，他的确做到了。”我把粪便取样交到了化验室，然后我就被取消了资格。因此，我留了下来，其他人补了上去。
最后运送名单确定了下来。1600人被用卡车送到了马尼拉，他们要先在条件恶劣的比利比特国家监狱呆上两个月。12月13日的早上，他们成群结队地穿过城市，来到7号码头，在那里停着一艘巨大的日本客轮。在船身上绘有尾翼丸图案(在日本器物上丸是一种常见的图案；它可能来源于古老的词汇“圆”，它表达了人们希望船只安全返航的美好愿望，这艘船始建于1930年左右，后来在战争期间就被用做了部队运输船，这艘7300吨容量的大船看起来依然完好，似乎还有着很好的装备。泰勒看见这个庞然大物时眼前一亮。他想，去日本的整个旅程也许要比他想象的舒服些，有那么几秒钟他还想象着战俘们会被安排在一等舱和二等舱。设想到码头上来了大约2000多的日本人，他们大部分人都带着妻儿老小。这些衣冠楚楚，神情焦急的普通民众肯定要坐尾翼号的头等舱。他们都是在占领期间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专家人士，有工程师、商人、外交家、会计师、牧师等等。趁现在还不是太迟，他们要赶快跑回家。这些日本人大包小包地提着行李往船上走，当他们经过战俘面前时，脸上强挤出微笑，以免露出他们对战俘们那污秽外表的厌恶与恶心。当这些达官显贵们都登上船之后，船长深深地鞠了一躬，并把各方来宾护送到他们的铺位。战俘们站在烈日炎炎的码头上，等待着日本人上完船。随军牧师泰勒向海面望去，马尼拉海湾的海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惊恐：美军飞机已经把这个海港变成了海上墓地。广阔的蓝色水面上漂浮着战舰的残骸以及乱七八槽的运输物品。曼尼·劳顿是伯特·班克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战俘。他还记得那些被炸弹炸烂了的生锈的破船只，有的已经沉下许多，有的则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有的只能辨认出那只插入高空的已经熄烟的烟囱。美军战机刚刚轰炸完日本船只的景象让他们感到触目惊心，面对眼前的这一片狼藉，战俘们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名状，因为尾翼丸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轰炸目标。泰勒回想当时的情景说，“大家都心情沉重，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动，好像是走向刑场的前夜。”
3点钟左右，战俘们才开始登船。“日本兵急急忙忙地把我们赶上船，想尽快离开这儿，”泰勒写道，“因为他们知道美军的飞机可能会很快就飞回来。”军警们推搡着他们上了木制甲板，然后指着舱门让他们快点进去。1600人一个一个地沿着狭窄的梯子，走进下面阴暗潮湿的货舱。显然货舱里空间狭窄，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但是，日本军警还在不停地往里塞人，不断地呵斥他们，用扫帚抽打他们，催他们动作迅速一点。
由于货舱极不通风，加上众多人拥挤在一起，空气越来越污浊，加之温度急剧上升，几乎令人窒息。他们相互挤压在一起，大汗淋淋，可是还是要往里塞人。朝阳的一面舱壳热得烫人。而且，在这深不见底的货舱里，到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人们甚至认不出站在身旁的老朋友。一道乳白色的阳光只能从舱门的小孔里钻进来。“那里面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根本无法形容，”泰勒说，“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嗓子干渴得要冒烟，整个人都快要被蒸熟了。”有的人拼命地舔着船舱的墙壁，以求舔到一些冷凝的水滴。在短短几分钟以内，在这封闭的环境里就会发生生命危险。很快由于缺氧，战俘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有的已经昏厥过去。货舱里传来痛苦的尖叫声、呻吟声和惊慌的喊叫声。
甲板上的日本翻译官从门缝里向里瞥了一眼。战俘们认识他，他就是特别凶残的、心胸狭隘的羽田先生。他大声喝道：“你们扰乱了日本旅客的休息。闭嘴！否则，我就把整个货舱的门窗都关死。”
战俘们暂时安静了几分钟。他们感到尾翼丸开始发动引擎，起锚，并在其他轮船的护送下，鸣笛出发了。他们曾希望船开起来后，会带来一丝丝新鲜空气，但是那只是一个梦想而已，根本不可能实现。很快，货舱里又是一片恐慌的尖叫声。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羽田又跑了回来，并像他说的一样，真的锁上了货舱的门。货舱里一点亮光也没有了，一片漆黑。这次，他们绝望地尖叫着，你推我搡，乱作一团。在混乱中，有一个声音格外响亮，一个叫弗兰克·布里吉特的人爬到了梯子上方，朝着混乱的人群高声喊到：“先生们，我们现在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如果要活命，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有力。在这关键时刻，布里吉特的话顿时起了作用，躁动的人群安静下来。“请大家保持冷静，如果我们慌乱急躁，我们只会浪费更多宝贵的氧气。请听我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安静。”布里吉特不是一个高级官员，也不是备受大家喜爱或尊敬的人。
在这之前，他是一个精力过剩，有些神经质的人。他经常穿着马裤，到处惹是生非。但是在今天这个紧要关头，他出入意料地表现出了异常的镇静和坚定。曼尼·劳顿过去非常讨厌他，今天对他那天生的领导才能也不无感激。劳顿说，“有时人们会变得非常伟大，但是，你根本无法预料这一时刻会在何时到来。”布里吉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展翅待飞，他担负起了领导全局的伟大责任。我不知道他镇静来自哪里。但是，他挽救了我们的生命。布里吉特喊到：“现在听这儿！墙角的人要窒息了！脱掉衬衫和帽子，给他们扇扇风。”人们立即作出了响应，情况也很快有了好转。
然后，布里吉特爬到梯子顶上，把舱门撞开，朝着羽田翻译官大声喊到，”我要上来与你谈谈。我告诉你，羽田先生，我上来了。”羽田以前在战俘营只是有点模糊的印象，他认为他是一个遵守纪律的人。布里吉特把货舱的情况向羽田先生解释了一番，告诉他许多人正因为窒息而奄奄一息。他用他那同样坚定有力的声音恳求羽田先生弄几桶水过来，并且强烈要求打开货舱的所有盖子。他请求将那些已经晕倒的战俘抬到甲板上，这样外面新鲜的空气可能能使他们苏醒过来。令人奇怪的是，羽田居然同意了布里吉特的所有请求。
羽田对布里吉特说，“你一次只能抬上来四个人，只要想逃跑，立即枪毙”。
人们在头顶上传递着失去知觉的人，把他们送上楼梯口，放在木铺板上。轮船慢慢悠悠地向南驶出了海湾，马尼拉的尖塔和军事防御设施以及蜿蜒的巴丹山都渐渐地模糊起来，消逝在远方。
当太阳快要落山时，尾翼丸号来到了马里韦莱斯海角。整个晚得上，轮船一直在巴丹半岛附近慢慢行驶。在黑夜里，人们恐惧地要发疯。他们歇斯底里地诅咒着，叫喊着，相互撕打着。“没有人能够安然入睡，因为人们一直在咒骂着，”曼尼·劳顿回忆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但是，他们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个漂浮的土牢里。”劳顿说，“有的人为了解渴，不得不喝自己的尿。有的人渴得发疯，失去了人性，像吸血鬼一样撕咬着自己的同伴，吮吸着他们的血液。”人们萌生了杀人的念头。有的把同伴残忍地勒死，有的用身边的水壶之类的东西拼命地砸同伴，仓房里打成一片。直到早晨一缕微弱的阳光射进来时，人们才意识到在这拥挤的人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0个人惨死于高温、污浊的空气以及同伴的残忍的暴行。“那是一个黑暗和令人窒息的噩梦，”泰勒回忆说，“我们承受着死亡的折磨，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夜晚。”
12月14日早上8：30分左右，几架飞机出现在天空中。尾翼九号在晚上没有走出多远，仅仅绕过马里韦莱斯海角，沿着巴丹的西海岸线向前行驶。轮船上的防空大炮开始射击，甲板下的战俘们四处乱撞。人们能听到飞机向轮船俯冲过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机关枪的扫射声。他们调转枪口，对准开着的货舱门一阵乱射，子弹穿透货舱壁到处弹射，打伤了几名战俘。人们听到炸弹在周围坠落，然后在水里爆炸，摧毁了其他护航的轮船。飞机在空中盘旋，又继续扫射了一会。弗兰克·布里吉特爬上楼梯的顶层，观察着外面的战斗。他像电台播音员一样，向大家报道着外面的战况，“一队海军战机朝这个方向飞了过来，有两架俯冲下来轰炸了一艘货船，眼前几艘轮船起了大火。”或许是出于布里吉特的影响，人们异常镇静地听着外面飞机的呼啸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有的人甚至向着飞机欢呼，一时间，忘记了飞机成功的轰炸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的。“归根到底战俘们还是战士，”泰勒回忆说，“当机关枪向着甲板扫射时，他们大叫，‘来呀，全打出来呀，畜生，我们就在这儿。”似乎没人害怕被打沉。“我们已经做好与船共存亡的心理准备，”泰勒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接受。”
布里吉特继续报道着，“又飞来一架飞机，它正向我们靠近。”
一颗炸弹在附近的水域里爆炸，并在尾翼丸号船体的吃水线上方炸开一个洞口。顿时，货舱里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这时，人们感到轮船尾部可怕地震动起来。虽然不是直接命中，但是轮船的方向舵被彻底打烂，搁浅在苏比克海湾的奥隆阿波波音特。下午时分，飞机突然消失了，这时战俘们才听到上面日本旅客的嚎叫和哭闹。机枪的扫射把整个甲板打烂了，并严重损坏了卧室和床铺，并且打死打伤了几百名日本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货舱里的美国医生被传唤上去医治伤病员。整个晚上，日本人都忙著把旅客送下轮船，用救生船把他们运上岸。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2月15号早上，羽田先生把头探进货舱，告诉战俘们准备一下，然后离开轮船。他们必须游到岸边，现在轮船离海岸仅有500码。正当他们要分成几个小组时，他们听见了那可怕的海军轰炸机的声音。它正在巴丹半岛上空急速前进，接着向他们发起进攻。当它们再一次返回来时，扔下了一串炸弹，并且直接命中船尾部的货舱，偏巧落在了随军牧师泰勒所站的位置。泰勒和他所负责的10个人全都扑倒在地板上。炸弹炸毁了尾翼丸号的尾部，并引起了大火。200多人当即死亡。泰勒记得，“爆炸之后，弹片和木板碎片像冰雹一样泻在了我们头上。”接下来是死一样的沉静，没有哭叫，没有呻吟，似乎一切都完蛋了。泰勒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检查着自己的伤势。弹片打进了他的臀部和一只手腕，使得他手部麻木。他四周看看，发现还有一个人在移动，他那10个人的小队里仅仅剩下了两个人，其他8个全死了。
医生们忙着救护伤员，从冒着硝烟的船尾走出长长的一队受伤的、惊恐万分的战俘。在甲板上，羽田翻译官大声宣布着命令，而军警们紧张地用枪指着海岸上的某个地方，战俘们必须游到那里。泰勒与其他几百名战俘一起，从轮船的端口处跳进了温暖的苏比克海湾。咸咸的海水渗进泰勒被弹片打伤的肉中，令他疼痛难忍。军警们在沙滩上架起子三脚机关枪，只要战俘们偏离大部队太远，就会遭到机关枪的扫射。
大约还有一半战俘没有走下倾斜的轮船时，咆哮的美军战机又逼了上来，并且这次加大了兵力。由三架海军轰炸机组成的一个方阵保持着低空飞行，径直瞄准尾翼丸号。甲板上的美军战俘绝望地向着飞机挥手。在最后一个时刻，一架轰炸机突然认出了他们，然后飞出了方阵。最后，飞行员似乎明白了他们一直在倾力轰炸的目标竟然是美军战俘。飞机在苏比克海湾上空来了个急转弯，然后消失在早晨的薄雾中。
劳顿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最后离开轮船的。当他们爬出船尾，走上散乱的甲板，他们惊异地遇到了骄傲的船长。“船长看起来有些伤感，但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严重，”劳顿写道，“他又矮又胖，身穿整洁的白色制服，慢慢的向我们走过来。他用断断续续的英语和一种不友好的语气，敦促我们快点离开。”
“你们得快点。”他呵斥道。
劳顿和他的老兄向他礼貌地鞠了一躬，“而船长却撇了撇嘴，似乎是一个微笑，”劳顿回忆说，“然后他转身朝着原来的桥的方向走去。”
最后一批战俘用了大半个小时才游到海岸。他们被集合起来，赶向一个网球场，这个球场曾是美国海军使用的场地。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要按网球场上已经模糊不清的场地线，站成几排。然后，上校克蒂斯·比彻爬到裁判台上开始点名，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点名结束之后，比彻上校发现他们的人马减少到1300多一点，而且大多数都伤势严重，都被弹片打得皮开肉绽。
几个小时过后，美国的海军战机又飞了回来。幸好战俘们都已撤离那艘燃烧的轮船，美军把尾翼丸号彻底炸沉了。战俘们站在网球场上，幸灾乐祸地看他们憎恶的船沉入水中。“飞机掉转炮管，朝着船头到船尾发射了一连串的炮弹。没几分钟，那艘老船就燃起了大火。很快就开始下沉。”
尾翼丸在苏比克海湾吐着水泡，冒着黑烟。“我们每个人都对尾翼九号心怀憎恶，好像它是残忍的野兽，”劳顿写道，“两个小时之后，它沉入海底，它要在那里安息长眠了。”
网球场上的战俘爆发出恶意的狂笑。
美国战俘在网球场上耽搁了近六天。衣不裹体的战俘们暴露在太阳底下，受到了严重的灼伤。日本军警每天就给他们吃点生大米，而且只允许他们到一个一滴一滴的往外流水的水龙头上喝水。几十个战俘相继死亡，他们被埋在了网球场篱笆外的沙地里，由泰勒主持了葬礼。
人们不知道日军在船沉之后，将如何处置他们。他们的健康迅速恶化，许多人的伤口开始化脓腐烂。医生们由于缺乏手术器械，不得不用剃刀片强行实施截肢手术。由于没有麻药，医生们切除感染的肢体时，不得不让四五个人一起按住尖叫的病人。
整个队伍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医生们恳求日本军警把受伤最严重的送回卡巴纳端战俘营或者马尼拉的医院进行治疗。让医生们吃惊的是，羽田翻译官同意了医生们的请求。15名伤势最重的战俘被抬上卡车，经过三苗礼示山的山脊被运往东部。然而，军警们并没有把他们运往卡巴纳端，而是把他们送到了一个遥远的丛林中。战俘们被命令爬下卡车，站成一长排。军警们手扶他们的长刀，稳步巡视着这15位美国人，然后把他们全部斩首。他们的尸体被统一埋在一座浅坟内，战争结束以后才被发现。12月20日，网球场的1300名战俘被卡车运到了圣费尔南多镇，在等了几天之后，他们被塞进了狭小的火车厢内，这与约三年前“死亡行军”结束时他们乘坐的火车一样。羽田翻译官命令几十个身缠绷带的伤兵爬到车厢顶部，这样就会迫使准备进攻的美国战机退兵。狭小的货运火车驶过满是稻谷和甘蔗的乡间，15个小时后，在林加延湾停了下来。
在海岸附近的一所旧学校里，战俘们挤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圣诞节。12月28日，他们又被带到码头，登上了一艘名叫伊罗拉号的破船。“这是一艘破旧的大型平底船，”牧师泰勒说道，“上面爬满了虱虫，好像有十多年没有冲洗过了。”天气阴冷，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泛着铅灰色。伊罗拉号这艘有着一万吨排水量的大船行驶在白色的浪尖上。在甲板上，是数百名伤势严重的日本兵。羽田命令战俘们朝着轮船甲板的升降口走。他们懊恼地发现伊罗拉号以前是一艘运输马匹的船。甲板下面的地板上铺满了稻草，到处是马尿和马粪，气味熏人，而且苍蝇成群。
伊罗拉号在一小队船只的保护下，驶出了林加延海湾，巧妙地躲过了美军的潜水艇。四天以来，这艘船一直在中国南海上航行。对于战俘们来说，他们要去往何处，仍然是个谜。羽田从来没有透露过他们要去哪里。有几次，美军潜艇尾随追击这艘大船，战俘们还能听见鱼雷的爆炸声。
因为这艘船四处漏风，船舱里及其寒冷。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颠簸着。但是战俘们感激这个暴风雨天气，他们可以站在舱口旁，用他们那脏兮兮的小罐子、小瓶子等接一接雨水，这可能是他们整个旅程中惟一可以喝的水。日军偶尔也会用木桶把煮好的米饭送下来，当米饭抵达底舱时，上面趴满了一层厚厚的黑苍蝇。再后来，日军就根本不给战俘们提供食物了。羽田狞笑着说：“你们美国的潜水艇把我们的供给船给炸沉了，没有食物给你们吃！”最后，饥饿的人们在腐烂的干草堆里寻找着燕麦种。在船上的战俘每天以四到五个的速度纷纷死去。“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轻松容易的死亡，人们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牧师泰勒回忆道。羽田让美国人把每天死去的人都拖到甲板上去。日军用粗麻布把赤裸的尸体一裹，坠上石头。然后，泰勒牧师念着最后的祝福，尸体被扔进了海里。1945年1月1日，伊罗拉号抛锚停泊在台湾岛的西南海岸的高尾港口。甲板上的日本伤兵被驳船运上了岸。但是，美军战俘仍然留在了船上，在那依然上下颠簸的船上度过了凄惨的8天。接下来，在1月9日的早晨，也就是美军在菲律宾林加延港湾登陆的那一天，伊罗拉号船上的战俘们听到了在高空盘旋的美国轰炸机。一架飞机在轮船上方掠过，抛下一串炸弹。牧师泰勒能听见炸弹的呼啸声，船舱里的人都匍匐在地板上，钻进脏兮兮的稻草堆里。在亨利·李的一首诗中曾描述了巴丹空袭的情况：
我看见炸弹落了下来
空中弥漫着细小的尘埃
闪着耀眼的光芒
穿过母亲的胸膛
我既不害怕也不憎恨
只盼这一切快点结束
炸弹命中目标。滚热的弹片穿透船舱。伊罗拉号在港口里不停地颤动，颠簸，一阵枪林弹雨扑向战俘。一架巨大的钢梁重重地砸了下来，一百多名战俘压倒在下面，有几十个人当即死亡。当尘埃落定，阳光照进船舱，眼前是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劳顿回忆说，“惨死的人们面部扭曲，四肢分离”。那些伤势相对较轻的人起初想把钢梁抬开，但多次以后他们只能放弃，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同伴在钢梁下面慢慢地死去。
伊罗拉号完全残废了，但是还没有沉没。千疮百孔的它在阳光灿烂的港口里，不停地打着旋。战俘们在日军回来帮他们之前，还要再多等上3天。最后，尸体被装在用来运货的大网里，一次要装几十人，然后被运往四英里以外的海滩上，在一个集体墓穴里埋葬了。
对伊罗拉号的轰炸夺去了295名美国战俘的生命。一个月前离开马尼拉岛时，伊罗拉号船上共有1600多人，至今，将近700人死亡。牧师泰勒是幸存者之一。而中尉亨利·李，卡巴纳端诗人，却未能活下来。
我不知道意义也不知道方式
我不是那些必须停止生命的一员
直到一个没有希望，也没有欢乐，充满痛苦的日子
我看见了揭开面具的死神以及我的朋友
亨利·李可能在爆炸中当即死亡。他父母在帕萨迪塔收到的信上，只是写了“阵亡”。
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军警仍然坚定地向这些卡巴纳端战俘营的剩余部队发号施令，而且还要把他们运回日本。牧师泰勒和其他930多名战俘从伊罗拉号船上下来，又上了第三艘船，巴西玛鲁号。1月13号，这艘船驶出了高尾港口，向北驶向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