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原状·第十五

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对于七十四中队的“游击队”们而言，陆良的空军基地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二十三大队的总队部，就设于这个基地，同时也驻有它的两个中队。现在，七十四中队已被置于联队和大队的直接控制之下了。

　　 每一次的出击，都是由上级司令部予以计划和指挥。环境的重大改变，对于七十四中    队的全体官兵们，全都发生了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感到不安定，也不安全。他们仍急于要以他们过去所习惯的方式，去参加空战，于是在七十四中队，便发生了种种严重的烦恼问题，士气也为之大为低落。现在派给他们的任务，只不过是一些气象侦测的飞行而已。当然，在事实上，在此一地区，二月初的天气，也的确不是一个理想的飞行天气。

　　 由于活动的停滞，使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都已逐渐地感到难以忍受。凯伊上尉乃决定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在和大队部以及联队司令部一再磋商之后，他才获得批准，率领一部分七十四中队的队员们，由陆良移驻于独山前进基地。那是在陆良东南的山上，所新建的一个空军基地。

　　 凯伊选择了温德鲁与葛利菲等两个军官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一些驾驶员，协助将一些必要的器材，运到新的基地，其中包括有一辆大型的加油车，经过贵州的山区，开向独山的新基地。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行程，在路上不时遭遇到漫天的风雪，使车辆的行驶，要冒极大的危险。这是一条单行的公路，而且还有一些像“十七这湾”之类的崎岖道路。以至于他们时常要将车队停下来，协助那个庞然大物的运油车司机，在“十七道湾”之类的险恶道路上，忽上忽下的盘旋前进。那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拉瑞都（Laredo，Texas）温德鲁上尉所驾驶的，是一辆吉普车，车上只有一个顶篷，毫无御寒的设施，以致在路上差点被冻死，有的时候，还得停下车来，让车上的人们下车活动活动，以促进在酷寒气候中的血液循环。

　　 经过了五天的艰险旅程，这几个美国人才算完整地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但这个新基地，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七十四中队虽然已经驻过好几个不同的基地，但像这样儿简陋、原始的地方，他们还不曾见到过。

　　 所有的官兵们，全都是住在帐篷中，每一个帐篷要住上四个人。在所有的队员们尚未到齐以前，他们的第一次出动，不是飞行，是大家合力挖掘一些防空壕。虽然，这些壕堑全都不曾使用过。日本人的地面部队，在向贵阳进军时，曾经一度占领独山，所以整个的市区都已被摧毁。此时日本人已自独山撤向柳州，而七十四中队的进驻，目的即在于使日军感受威胁，而加速他们的撤退。

　　 以独山为他们的出击基地，使七十四中队的所有官兵们，都感到很不愉快。在敌后的赣州基地，一切设备都是非常好的，而这里则恰好相反。以致在驻入独山不久之后，住在帐篷中的驾驶员们，便开始唱一首他们新编的歌曲：

　　 七十四中队的悲哀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这些马肉、米饭和难以下咽的残渣，

　　如果日本人不能将你击败，

　　这种饭已经把你打垮！

　　带我们回桂林，带我们回桂林，

　　在这里你饱受惊吓！

　　我还年轻，我不想死，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我不喜欢陆军，我讨厌敬礼，

　　我要穿上一套祖特装（Zoot Suit）

　　送我回家吧，福兰克林，

　　我想成为一个好莱坞的英雄。

　　 这首歌的歌词，是由芬伯格上尉所撰，由郝巴特中尉（Lt．Hobart）为他谱曲。

　　 当然他们还写了许多其它的歌，不过实在不好意思把它们印出来，歌的内容，大都是发泄他们的感觉。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七十四中队第一次自独山基地起飞，以低飞扫射香港启德机场的日本飞机为其首要目标，次要目标则是广州的白云与天河机场。这天一共出动了十二架P－51C和P－51D式战斗机，不过其中有三架立即返回基地。泰瑞中尉的座机，其附加油箱发生障碍，不能使用。邓中尉（Lt．Dunn）的飞机在起飞时撞到了一个苦力，以致飞机上的附加油箱被撞得脱离了原来的位置。哈瑞森中尉的飞机因引擎熄火而未能起飞。

　　 虽然，其它的几架飞机，依然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日本人的飞船（Flying Boats）、运输机，以及战斗机，多在机场上被摧毁。九龙的码头，黄浦与西河的仓库、船只、舢板等，也均遭到摧毁。

　　 不幸的是这次的出击，由于日本人似乎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以致七十四中队的飞机，也损失很大。这次的任务，是与驻在老皇坪（Laohwangping）的七十六中队的十六架邦夏克（Pontiac）飞机，联合出击，他们在途中分开，然后到广州去攻击该地的目标。

　　 这天日方的高射枪炮，都非常密集而准确。在启德机场的第二波俯冲扫射时，九龙码头西北角的高射炮尤为猛烈，梅列斯基中尉（Lt．Chmielewsky）与席谟斯中尉（Sims）的座机，都被击中，坠毁在启德机场的地面上。

　　 七十四中队这天所受的损失，最严重的是队长卡普曼少校的座机也被击中，左翼被击掉约五呎。他本来打算勉强飞到长汀机场再说。到了长汀以后，他并没有跳伞，因为他仍想在机场上降落。当他正在检查飞机时，他的飞机突然螺旋下降，他已无法制止，但却也没有跳伞，原因不明，结果飞机撞地，他也因此而牺牲了。

　　 卡普曼少校逝世之后，有许多文件及书信，都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驾驶员与领袖。他曾受过严格的飞行训练，而且还接受了派培的教导。他出任七十四中队的队长，也是出于派培的特别推荐。在他以赣州为基地的短时期“游击队”生涯中，他曾击毁了许多日方的飞机与船只。七十四中队的两个著名的战役，对南京与上海的突击，都是在他任队长时进行的。所以他的牺牲，无论对七十四中队，或十四航空队，全都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七十四中队在独山时期，情报与通讯的联系，都非常缺乏，他为此深感不快。他与香港和广州地区的日本情报人员，以及中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独山也都失去了联络。昔在赣州时期，他大多是通过了蒋经国将军的总部，来取得情报的。联队部与大队部给他们下的第一道命令，其指定的路线，恰好正是日本人最近业已加强的防空炮火最猛烈的路线。而且日本人的情报网，也足可使他们在美国飞机一起飞，便已获得情报，一直到美机抵达目标区上空为止，都不可能脱离日本人的情报网的监视。当成群的美国飞机起飞时，日本人很容易判断出这批飞机的飞行路线及攻击目标，并加强其防空炮火的准备。使七十四中队要想再对日军施以突袭，事实上也很不容易了。

　　 同时，现在要对日本的防空人员，施行诈术，也已不可能了。联队及大队的总部，现在大多是直接指挥两个中队的联合出击任务，所以七十四中队的出击时间与目标，已不是由本队的情报人员所能决定。因此，要通过无线电的通讯或其它情报途径，以愚弄敌人，然后再施行日军意料外的突袭，现在也办不到了。

　　 在赣州时期，派培对情报的重要性，具有彻底的了解。当七十四中队自赣州基地出击前，每一个驾驶员对于出击的时间、地点、路线，都已充分了解，而且派培还会告诉每一个人，为什么要攻击这个目标，要怎样来攻击它。甚至在进行攻击时，将可能遭遇日方的何种对抗，任务完成后，如何脱离目标区，安全回到基地，也都有详尽的说明。

　　 七十四中队自独山基地的第一次出击香港，竟会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对于所向无敌的七十四中队而言，的确令人感到意外。这次的失败，其原因何在？实不能不予以探讨。当然，七十四中队自由赣州撤退之后，已经有两个来月没有参加空战了。战术生疏，在所难免。但凯伊仍认为是由于缺乏良好的战术情报所致。日本人早已在七十四中队出击所经过的路上，建立了许多高射枪炮阵地，等待着美国飞机的来临了。这时在香港、白云、天河等地区，值得攻击的目标并不多，而且日本人也已建立了密集的防空炮火，现在一次出动二十八架飞机，去冒险攻击一个没有足够价值的目标，实为一重大的错误。如果以两架、至多四架飞机，低飞避过日军的雷达网，则其成功的机会，可能要大得多。

　　 而在目前，七十四中队的出击，显然已被置于上级单位的直接控制之下了，是由一些未曾经过考验的领导人物们，根据他们的战术观念来指挥作战的。对于这种转变，“游击队”们能够适应吗？

　　 卡普曼少校逝世后，继任七十四中队队长的，是芬伯格上尉。他是“游击队”的资深队员之一。他具有良好的资历，在出战中，也迭建奇功。他来领导七十四中队，也是十分适当的人选。在第二次出击南京时，便是由他领队。那次的出击，是在接到上级命令后，三小时内便起飞，时间如此仓促，而任务又如此艰巨，但在他的领导之下，七十四中队仍收获甚丰。

　　 三月二十九日，配属到二十三大队的廸德尔少校（Maj．Teeter），率领了四架P－51，去轰炸宜山以南四哩处的日军司令部。但在独山以东二十哩的山区中，遇到了大雨，云层又低，恶劣的天气，使他们难以安全的返回基地。寇柏中尉（Lt．Cobb）的飞机，脱离了队伍，他只好尽力将飞机升高，在云层中利用自导仪向回飞，几乎因螺旋下坠而丧生。廸德尔少校先飞往贵阳，然后再飞往独山。芬伯格上尉降落于陆良，麦克麻斯特尔中尉迄未返回，下落不明，可能已在恶劣气候下撞山丧生。

　　 四月一日，七十四中队再次出击宜山，由考尔中尉领队，日军司令部有三座营房中弹起火，并对日军及马匹实施扫射。

　　 四月十一日，芬伯格上尉率机六架，低飞轰炸海南岛北部的海口港的船运，并在龟山日军机场低飞扫射。汉诺维尔中尉于起飞时，因为引擎熄火而未能随行。在本周中，七十四中队的飞机，时常发生引擎熄火现象。郝巴特中尉的飞机在目标区上空中弹，座舱盖破碎，面部被割伤。一条运输舰被炸沉、两条巡逻艇被炸伤。芬伯格炸毁停在机场上的一架奥斯卡机，并对日军营房，实施扫射。

　　 四月十四日，邓上尉与斯普林上尉（Capt．Spring），在桂平（Kweiping）到梧州的西江水面上，摧毁载运日军的驳船及舢板十五至二十艘。

　　 在同一天，安德森中尉率领P－51四架，出击桂平至柳州的江面的船只，炸毁四条满载货物的舢板，炸伤囤船两个，六条盖着帆布的帆船被扫射起火，船上所载者，可能是油料之类。

　　 四月十五日，泰瑞中尉率P－51六架，在柳江发现日军正乘船向东南撤退，载运军队的船只均遭扫射。

　　 同日，考尔上尉率机四架，出击梧州至桂平之间的船运，摧毁驳船四条，大型货轮两艘。汉诺维尔中尉也率机四架，攻击梧州江面上的船只，焚毁三艘，击伤四艘。并在蒙贡（Meng Kung）对一队骑兵扫射。

　　 在四月十六日，符吉上尉率P－51四架俯冲轰炸柳州以西之柳江，炸毁及击伤各型船只甚多。

　　 四月十七日，宝克莱上尉率P－51四架，对桂平西北区施以炸射，炸毁七幢建筑物，各型船只多艘，并将剩余弹药，全部用于扫射日军地面部队。

　　 在同一天，芬伯格少校率机四架，俯冲轰炸蒙贡（Meng Kung），并至西江扫射。汉诺维尔中尉也率P－51四架，对石龙（Shih Lung）地区的船只集中处，投掷一百磅炸弹。考尔上尉，则率领四架P－51，对津康（Tsinkong）以西及以东之日军部队，实施扫射。

　　 在其后的两个月中，七十四中队不断出击，对于自柳州北撤以及自桂林东撤的日军，施以炸射。日军在中国战区，大规模的撤退，这还是第一次。在数月以前，十四航空队也常在这条路上往来，不过大多是在空中。现在，事过境迁，日本人正开始自湘江流域中，它所新占领的所有地区撤退中。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十四航空队总部，有鉴于凯伊上尉自一九四三年夏季始，两年来一直忙于作战，迄未请过一天假，于今已两载于兹，应该给予他一个休息和静养的机会了。于是总部下令要他飞回昆明，然后到印度去休息一段时间。

　　 由独山到昆明，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是一架双座P－40战斗机。凯伊还记得那天他背着他的旅行袋——经过几次撤退后，仅余的一些私人物品——走到跑道旁边时，他发现那个老气横秋的“战鹰”P－40，正在滴滴嗒嗒地向外漏着冷却油。他当时便指给机工领班和驾驶员曼宁中尉（Lt．Manning）看，这两个人同时向他保证，对于这部“老爷车”漏点冷却油什么的，也是“正常”的现象。前几天温德鲁上尉和葛利菲中尉，在驾驶这个老古董离开时，一直滑行到跑道尽头，飞机还没有飞起来，就差点掉到那个三十五呎深的山崖下边。这个身经百战的老飞机，当真也该要退休了。

　　 这天算还不错，凯伊上尉和曼宁中尉坐上去以后，这架老P－40倒当真飞起来，看起来相当“正常”。却不料在独山到昆明途中，它的引擎开始发抖，似乎大事不妙，可是坐在里边的人，想要跳伞都不可能，因为这种P－40，它的机舱盖和后座盖，已经临时连结起来，打不开了。在机上没有对讲机。不过曼宁中尉回头看了凯伊一下，他脸上那种表情，就已经使凯伊明白这是怎么同事，不用说，又碰上紧急状态了。

　　 当曼宁忙于向下看，想要寻找一个迫降的地点时，凯伊坐在后座上闲着没事，乘此最后机会，也将他自己的生命，打从出生到现在，整个的检讨了一下。同时他也记起，由他派遣出击的P－40，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其中也很有一些是被迫降的，现在是该轮着他了。

　　 在山下，曼宁发现在道路旁边，有一块平地。这架老P－40的肚子下面，还挂了一个附加油箱，在迫降之前又没法子把他抛弃。曼宁也不知在此情况下，如何使机腹着地来迫降。结果是一个机轮并未放下，另一个只放了一半，飞机便已着地。凯伊只记得那个附加油箱由于和地面磨擦而起火爆炸，P－40继续向前冲了一段路，撞在一块岩石上，汽油四溢，大火冲天。坐在机中的凯伊，被炙热的昏了过去。

　　 后来他才知道，是曼宁中尉和几个过路的中国人，冒险把他由机舱中拖了出来，他才得以生还。过了一些时候，芬伯格少校驾了一架L－4飞机，将他载回独山医院，在他的室友温得鲁和另外两个医生的治疗之下，历时数周之久，才得痊愈。

　　 也只不过是在数日之内，和凯伊同一帐篷的三个人，再加上凯伊自己，全都在飞机中遭遇了意外。温德鲁和葛利菲上尉，在前几天也便是乘这架飞机失事，险些丧生。克勒司中尉（Lt．Crews）乘坐一架BT－13机时，因失事而跳伞。何以如此凑巧，凡是住在这个帐篷的人，都会在空中遭遇意外？实在想不出其它解释，只好说这个帐篷不吉祥，是一个凶宅。

　　 本来也是上级长官们的好意，叫他到印度去消遣一段时间。却不料休假不成，反而落得躺在医院里养病。而七十四中队，则仍在天气许可时出击。这时日本人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撤退；七十四中队的驾驶员们，则以空爆炸弹来轰炸他们。由于在白天行军，伤亡惨重，所以日本人只好在夜晚再走路，这使他们的撤退，也为之延缓。他们本来希望经由广州及香港，从海道北撤，此时也由于十四航空队的活跃，以及美国海军的威胁，使他们不敢再走这条路，只好再由柳州向北，经湘江撤退。所以他们以前是经由这条路去攻击十四航空队的基地，现在又经由这条路逃跑。

　　 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美国陆军的麦克鲁少将（Maj．Gen．Mc Clure）和他的参谋人员，到独山基地来访问，在这里停留了一晚。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战地记者托马斯（Lowell Thomas）——他曾在七十四中队驻在桂林时，去访问过一次。

　　 七十四中队很想对上级长官表示一些殷勤，于是便约他们到七十四中队的俱乐部中去玩。这个俱乐部是由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在最近费了许多时间和劳力，才布置起来的。

　　 在此时期，麦克鲁将军的总部正颁令实行宵禁，所有的军官俱乐郡，均须在晚上十一点关门。但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在宵禁时间已到时，七十四中队的军官们正在玩得高兴，尤其是与麦克鲁将军同来的一些高级军官，更是玩得开心而且热闹。事实上，起草这种宵禁命令的，也正是这几个陆军高级军官，现在宵禁时间已经到了，他们依然没有停止玩乐的意思，他们正想将七十四中队的飞行员们上个月的薪饷，连同他们的飞行加给，全都给赢光才罢手。

　　 七十四中队的军官们为此踌躇不决，他们真不好意思在这时宣布俱乐部必须关门，并请陆军的上校们离开。所以只好仍旧继续下去，大家玩得高兴，难免引起一阵喧哗。

　　 此时已近午夜，正在帐篷中睡觉的麦克鲁少将已被俱乐部中的掷骰子的嘈杂声所惊醒，他气忿地走进俱乐部一瞧，原来是他自己带来的参谋们和几个七十四中队的驾驶员们，正围着一张桌子，兴高采烈地大掷其骰子，桌子上还放着几杯“警报” [ 译者注：Jing Pao，这是美军自己以酒精汽车所用的那种九十五度的酒精所调配的饮料，其酒性之烈，为任何酒类所不及，喝多了会头疼眼花，出言无状，说不定还会醉死，故美军成称之为“警报”，与日本人的炸弹相提并论，盖亦可见其强烈之程度。 ] ，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警报”的助兴，才使这批军官们如此浑然忘我，一面掷着骰子，一面还喝着“警报”大声吵闹。

　　 这位将军一看，实在闹的不像样儿，当时便非常不悦，他也懒得再看他那几个上校参谋们，只下命令给其中的一个七十四中队最高军衔的空军军官：

　　 “俱乐部马上关门！”

　　 过了一会儿，凯伊上尉被他的一个同事叫醒了。他慌张的跑出帐篷，还以为是日本飞机来扔炸弹。但他的同事却告诉他，并没有警报，是将军找他。

　　 凯伊连忙以最快的速度向将军的帐篷跑去，一路上还在纳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故，使将军如此急迫地在深夜找他。

　　 跑进了将军的帐篷后，将军交给他一个手写的电文，同时还怒吼道：

　　 “把这个电报马上拍给陈纳德将军！”

　　 电报的内容是说，麦克鲁将军已经解除了七十四中队芬伯格的队长职务，因为该队长违反了十一点戒严的军令。

　　 一九八一年，托马斯（Lowell Thomas）逝世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凯伊，表示了他对那次的事件的观感，他是住在将军隔壁的帐篷中，他的信里说：

　　“将军和我们住的帐篷，就离开你们的俱乐部不远，你们的军官们喧闹到如此程度，竟将他自梦中惊醒，他气忿的拉开蚊帐，连外套都没穿，就只穿着内衣，冲进了俱乐部，你还记得吗？

　　“第二天，也是他坚持要将你们的中队长一起带到重庆。这次他们是乘的一架DC－3。这段插曲的结局是陈纳德将军对于麦克鲁将军将芬伯格带来之事，表示不悦，并告诉他将芬伯格留下来。甚至还颁奖给这位中队长。所以，你看，我们都还能记起这件事，我们终究都是由桂林时代起，就进入七十四中队的。”

　　 当凯伊看到窳克鲁将军命令他发给陈纳德将军的电报时，他心中真是悲忿到极点，心想这时候倒不如掉下来一个日本大炸弹，把这个地方炸光算了。试想像七十四中队现任队长芬伯格这样的卓越的青年飞行员，他在赣州“游击”时期，曾在华东战场上，建立了无数辉煌的战功，参加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空战，都没有被日本人打下来，现在却被一个陆军少将给“击落”了。而原因只不过是为了违反了陆军的宵禁命令而已，但实际上违反命令的，还是将军自己带来的参谋们。

　　 为此，空军的每一位官兵们，都希望陈纳德将军能设法予以拒绝。其奈在此时期，美国陆军已大量涌入中国，那些陆军军官们，也大多比空军的青年军官们的军衔为高。这是陆军和空军在中国战区对抗的开始，而空军显然已屈居下风，在这场斗争中被打败了。

　　 日本的空军已被美国空军彻底的击溃了。美国空军对日本的空战，这时几乎已经绝迹。七十四中队这时失去了与日机作战的机会，只好从事一些对撤退中的日本地面部队炸射的任务，事实上已置于陆军的指挥之下，七十四中队攻击的对象，也已由陆军来选择了。

　　 结果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当斯少校（Maj．Bruce Downs）终于奉命取代芬伯格少校，接任了七十四中队队长之职。

　　 当斯在大战初期，便已加入了英国的皇家空军。他是二次大战期间，驻在遭受轰炸最烈的一个据点玛尔塔岛的盟军飞行员之一。他出身于堪萨斯的州立大学。那时凯伊也恰好在那里。凯伊还记得当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时，因在飞行意外事件中受了伤。他原是来自堪萨斯的卫奇塔（Wichita，Kansas），那也是凯伊的故乡。在大战结束后，凯伊还时常去拜访当斯的令堂。

　　 六月十一日，芬伯格少校驾驶了一架P－51C，希汉中尉（Lt．Sheehan）驾驶一架P－51D，装上了照相设备，由青云（Tsingyun）飞到桂林，去拍摄桂林的三个空军基地的照片。在路上他们还曾击伤日军的船只约二十艘。同时也拍摄了150张照片。其它的七十四中队飞机，也分别飞往广州地区，击沉及击伤的日方船只达十余艘。两只大型货轮被焚毁，许多卡车被炸毁或焚毁，并扫射伤毙日军甚多。

　　 六月十三日，符吉少校率机五架，俯冲轰炸广九铁路的西滩（Sheetan）桥，但因中途遇到大雨，只好折返。不过在途中他们在雒容县（Lojunghien）炸毁三百米大桥一座，并对水面上的船只施以扫射。

　　 在同一天，麻廷少尉也率领P－51机出击西江船运。泰瑞少尉率P－51五架，攻击桂林到柳州公路上的车辆，在桂林以北二哩处的一个日军新建的总部被炸毁。轮船两条和许多满载的舢板被焚毁。地面部队被击毙者，约一百多人。

　　 在六月的后半月中，七十四中队每天都出击，对水上的船只，以及自桂林、柳州，撤往香港的日军，施以攻击。有时也支援中国陆军对撤退中的日军的攻击。出击时的领队，采取轮流方式。对于新来的飞行员，也施以作战训练。许多战斗机曾遭地面小型武器的射击，而受到轻伤。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中国陆军第三战区指挥官汤恩伯将军，发了一封电报给独山基地的站长庞上尉（Capt．Pon）：

　　“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据柳州前线第三师师长报称：由于驻在独山基地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之轰炸与扫射，我军已可成功攻击（日军之）据点。对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我军攻击柳州地区时所给予之协助，我国前线军民，同表由衷之谢忱。深盼中美部队能更进一步密切合作，以击溃两国共同敌人。特此向美国陆军航空队致谢。”

　　 其后汤将军又再次来电：

　　“希将此电转交凯斯克（凯伊）上尉：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陆军二十九军，于1300时攻入柳州市区及机场：……日军正自桂林及荔浦县撤退，中国部队正追击中。中国部队之收复柳州，……得助于自驻在独山之美国空军，以及独山地区之陆空军充分协调者至多。对于凯所克（凯伊）上尉所给予我军之鼎助，吾人尤表感激。”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贝尔文中尉（Lt．Berven）与康中尉，在桂林上空摄影时，遭遇地面炮火的猛烈射击。在火车站南方，贝尔文中尉的座机被击中，被迫于信江县（Hsin Kiang hien）西南十二哩处跳伞。他的伞张开了，但由于在山岭丛林地带着陆，下落不明。

　　 七月十八日，美国陆军的地面搜索部队，要求七十四中队，对于集结在信江县东北十五里一个小村庄的撤退中的日军，实施低空轰炸及扫射。

　　 于是芬伯格少校乃率领P－51五架，携带八十四具降落伞，下面都挂着空爆炸弹，同时并配有0.50口径机枪子弹3,100发，出击这批集结中的日军。目标区遂即起火燃烧，许多军队及满载的卡车均遭炸射，但未能精确统计伤亡数字。

　　 在归途中，出击机群曾遭遇精确之高射炮火与小型武器之射击。欧巴劳斯基中尉在无线电中说，他的机舱盖上，已被机油所遮盖，这时他的飞机正在1,000呎高空飞行，但不久即坠地爆炸，也没有看到他跳伞降落。

　　 七月二十日，凯伊奉令督导将一部分七十四中队队员，移驻于柳州空军前进基地。此一基地系于日军进攻柳州之前撤退者。

　　 凯伊随即选择了一些军官和士兵，随他一同到柳州去重建此一基地，并计划自此一基地之出击事宜。由于他过去已来过此一地区，所以他这次所采取的路线，是由机场西面的公路，直接进入机场的跑道及营房，而不是先进入市区，然后再向南折返机场。

　　 他们的车子由公路通向机场时，从一个木栅的缺口进入，但凯伊在此时忽然看到在狭窄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条细线，他想到日本人可能已在此一地区埋下了地雷，连忙令车队退回公路，进入市区后，再向南经大道进入机场，虽然绕了一段路，但总比冒险抄近路要好得多。

　　 当他们缓慢通过市区，开向机场时，带头的吉普车，看到了一个身材高瘦，衣衫褴褛，光着脚的男人，半走半跑地奔向车队。待至走到近旁时，凯伊才发现这是一个美国人。原来他便是美国陆军的卡沃戴尔上校（Col．Coverdale）。

　　 这位上校在数日以前，曾经和另外的三个陆军军官到独山来过，凯伊当时还给他们举行过简报，告诉他们由独山南进的路上，日本人的据点，都在什么地方。不过他们对凯伊的情报，不予置信，声称根据他们自己的情报，日本人已撤退的离那些地方很远了。

　　 可是七十四中队的飞机，在简报前一小时，才在空中侦察归来，他们报告就在凯伊于简报中所指出的那几个据点，还有日军的高射炮火对空射击，此外，凯伊也确知日军的后卫部队，仍在此一地区中活跃。

　　 根据经验，陆军从来就不相信空军的侦察情报，他们以为在空中根本就不能准确地侦察出敌人在地面上的据点，所以，尽管凯伊上尉言之谆谆，卡沃戴尔上校仍不予重视，迳自率领那三个军官，坐吉普车迳自向南面的丛林地带开去了。

　　 结果是，吉普车在路上遭到突袭，司机和白雷上尉（Capt．Bayley）以及另一军官，当场死亡，还有一军官重伤。当他们的车子中弹翻覆时，上校被抛出车身以外，虽未受伤，但却被日军所俘。但他后来趁看守的疏忽，逃了出来，潜藏在河畔的水中，已几小时之久，此时张望到美军的车队开过来，他才斗胆自水中爬出，迎上前来。

　　 在到达柳州机场之后，凯伊看到了早已于数日前便已到达的工兵队的专家们，正在挖掘日军所埋藏在机场及跑道上的地雷。就在数小时前，还发生了一次地雷的爆炸，炸死了两个美国人和几个在一旁观看拆除雷管过程的中国人。

　　 凯伊深盼尽速将卡沃戴尔上校送走，越快越好。他利用工兵们的手摇发电机，发出一个电报，要求在跑道可以使用时，便立即派遣一架运输机，将这位上校运走。后来还是阮达尔上校（Col．“Russ” Randall）驾了一架B－25中程轰炸机飞到柳州，将他运到安全地带了。

　　 在大战结束，大家回到美国之后，凯伊只要一看到卡沃戴尔上校，就不胜尴尬之至，不巧的是二人又特别有缘，无处不相逢，在奥克拉哈玛的西尔堡（Fort Sill），以及其后在国防部，二人还竟然成了同事。 [ 译者注：译者于四十三年在昆明乾海子美国炮兵训练中心战炮组任翻译官时，战炮组长便是这位卡沃戴尔上校。声音粗哑，表情严肃，甚少与人交往，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 ]

　　 当凯伊调往柳州基地时，他在独山基地的职务，系由盖柏森上尉（Capt．Carberson）所接任。现在凯伊已被视为七十四中队的执行官了。由于大战已接近结束之际，行政问题也更趋复杂，为了解决难题，真比打仗还要费力。凯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将驻在华东地区内的“游击队”们，安排移驻于华西及华南的更为安全和平的环境中。当他在柳州基地致力于建设此一新收复的基地时，七十四中队仍在自独山基地出动。

　　 根据凯伊的作战档案的记载，七十四中队最后的一次出动，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这天海金上尉（Capt．Hagen）及戴尔中尉（Lt．Dial），驾机到古岗（Kukong）地区，飞行侦察。

　　 八月十五日，重庆时间0700，杜鲁门总统宣布，日本业已投降，所有军事行动，全部停止。而在数日以前，十四航空队也已下令空军停止活动，以鼓励日本接受投降的条件。

　　 对于在柳州基地，都已在长期的战争中感到疲劳的七十四中队官兵而言，日本的投降，自然是一个使他们高兴的消息。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一一八等四个中队的队部，再加上二十三大队的大队部，同时集会在同一个基地上，这还是第一次。柳州也已成为将日本军队运往南京及上海的必经之路了。而十四航空队的任务，也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此时十四航空队的保卫中国领空及消灭撤退中的日军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对于这种突然停止活动的重大变化，每一个人都感到不能适应。二十三大队的战斗机，竟被当作运输机用，在他们的空弹药箱中，以及翼下所挂的外油箱中，装满了日本啤酒，自河内运到柳州。对二十三大队和它的三个中队而言，这倒不失为一件简而易举的任务。

　　 在停止作战命令下达后，同时也要凯伊将所有的作战档案和目标摄影，全部焚毁。这些文件堆起来之后，就有四呎来高，现在都浇满了汽油。将过去三年来累积的档案及各种有价值的文件，全部予以焚毁，凯伊总感到十分可惜。他认为这些文件对于保存二次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区的许多不寻常的事件真象，一定会有重大的裨益。有些涉及战俘及失踪飞行员的问题，都可能在这些文件中，得到答案。不过他也想到有一部分档案已被他埋到赣州坟地的四呎以下的土中了，这些文件已可以免去被焚毁的劫运，将来也许还可以有机会掘出参考，所以他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在停火令下达后的一段时期内，凯伊又被疟疾所困扰，自从他因那架P－40失事受伤，被送进医院治疗后，他本身的抵抗力也减弱了。在医院中，他的疟疾十分严重，温德鲁医官给了他一些奎宁丸，并且建议他尽速返回美国去疗养。

　　 凯伊一直都怀念着奎莱牧师在他企图俘获日本飞行员时，给予他的热心协助。他找到了一个木制的弹药箱，在里面装了六匣枪弹，托人送交奎莱牧师，预料这些子弹可足够牧师数年打猎之用。不过他是否收到，则不得而知。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下午，七十六中队二组情报官培恩少校和凯伊少校，一同搭乘一架C－54运输机前往印度，这架飞机是由印度运汽油到柳州的。它中途不停，一直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市外的达谟达谟（Dum Dum）降落。

　　 在加尔各答的军官俱乐部中，培恩和凯伊一直都在谛听那些驾驶员们，讲述他们作战时的有趣故事。培恩有一次曾经一口气吃下了五盘冰激凌，又喝了四罐啤酒，其后一连两天，凯伊都不曾看到培恩。原来他在中国战区住了两年之后，他的肚子已经消受不起如此多的奢侈品了。

　　 在加尔各答，凯伊曾遇到一件惊险万状的事。有一天他正漫步街头，在新东方饭店的窗橱中，观赏一套苏格兰粗呢服装时，一个印度弄蛇人走近他的右边。当他向右转身时，一条响尾蛇突然自篮中昂起头来向他攻击，只不过差一呎远，就咬着他的右肘。此一惊险情况，真使他为之心悸。在中国战区苦战两载，佼幸生还，如果在印度的肮脏街道上，为响尾蛇咬死，未免太不值得了。所幸远过了这一劫之后，便一切顺利，很快的平安回到美国了。

　　 对于凯伊和培恩而言，当他们看到纽约的自由神像，以及在东河的游艇上，欣赏着欢迎他们的乐队的演奏时，再回想到过去三年的生活，真不啻是另外一个世界中的幻梦。他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同僚们的牺牲、领导和无比的勇气。在这段戏剧化生涯中，充任演员的“飞虎”们，有些人已经与过去的时间一同消逝了，有些人仍在这个世界上漫游，流浪。对于他们冒生命之险，换取来的和平，他们欢迎之余，也已可以适应了，而且也建立了一种永远不会放弃的维持和平的决心。

　　 在同时，对于在中国时期，那些英勇的领袖们如赫尔斯特中校，和现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经国先生，所给予他们的教诲，以及为他们所树立的行为的模式，更是永远怀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