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中的战斗·第十
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当七十四中队的驾驶员们,有一部分移驻赣州后,仍有一部分,继续留在桂林。
在此情况下,七十四中队虽然被分开了,但派培队长对于分处两地的队员们的指挥,以及对他们的作战时的督导,依然做得很完善,并未受到阻碍。
派培虽然决心使他的中队,长期驻在赣州,但他仍不能不考虑到一个问题,那便是陆地上的战争,显然已使人担忧,而赣州是否可以固守,却未敢断言。
七十四中队既然被分隔为两处,派培便自然必须同时处理两处的事务,工作量增多是必然的,但派培仍须对二十三大队及六十八联队总部说明,尽管有些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他仍可处理得很成功。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在桂林的七十四中队,对湘江上的日军运输船舶,实施炸射。同时也攻击了由湘潭至衡阳的公路上的目标。
这次的出击,曾遭遇到困难,柏特勒尔中尉的飞机,被迫降于一处稻田中。在空中并没有看到他的飞机受到重大的损伤。但在衡山以北,湘水以西半哩处,并未能发现柏特勒尔的踪迹。
在此次出击中,有许多敌方舢板,被命中起火燃烧。日军地面部队,遭到扫射。一个碉堡及两个机枪阵地,都被炸毁。
八月十四日,在桂林的七十四中队又奉命出动,攻击的目标,是在白露溪(Pal Lou Chi)的日本空军基地。这次是与七十五中队联合行动。
这天恰值目标区上空,阴雨不已。只在路上发现有马匹及队伍沿路向南行进。这些队伍在看到飞机之后,立即散开,并以步枪及机枪向飞机射击。杜菲中尉的飞机被击中,在岳州以北的山区中跳伞,安全着陆。
在机群返回基地途中,却发现前一天被迫降的柏特勒尔的飞机,在稻田中也被伪装起来,随即施以炸射,焚毁,以免为日军所用。
八月十六日,派培率领P-40十二架,俯冲轰炸在茶陵的日军司令部。并对城西的山陵地带的目标,施以炸射。此次共投下250磅迅发炸弹十四枚,均直接命中日军司令部的建筑。并摧毁了一个汽车站,一个机枪阵地,许多马匹,同时还对许多战壕中的敌军,施以扫射。根据流动无线电台的报告,在汽车站的房舍中,驻有许多日军。但在攻击该地目标时,惠勒尔中尉的飞机,又被击中,在流动无线电台的指导下,他在介寿桥(Kai Showkiao)以西跳伞,他的飞机也坠地焚毁。
八月二十一日,七十四中队的P-40四架,攻击了金华的日军机场,以及杭州以北的铁路。他们以250磅的炸弹,炸毁了四个蒸汽火车头,以及四个车厢。此外尚有八个火车头受到严重损伤。在金华机扬,炸毁东条战斗机一架,及双发动机的轰炸机一架。
班奈中尉和莱图瑞尔中尉(Latourelle),炸中了五个火车头,为了要攻击这些远距离的目标,所有的飞机都是由建诺(Kienow)机场起飞——当年杜立特尔将军(General Doolittle)驾驶B-25轰炸机,自航空母舰上起飞,第一次轰炸东京,他在完成任务后,不能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我方特在不同地点建临时机场三个,以备杜立特将军的轰炸机降落时,选择使用,此一机场便是其中的一个)。
八月二十六日,吉柏特中尉与安吉尔中尉(Lt.Angel),由南城起飞,到长江流域的彭泽(Pengtseh)地区,攻击江面上的船舶,炸沉轮船一艘,另一艘起火燃烧。南昌日军机场的营帐均遭炸毁,四条驳船被炸沉。
在此役中,安吉尔中尉的P-40被地面炮火击中,他被迫跳伞,安全降落于南昌东南约十哩处。
八月二十九日,班奈中尉率领P-40六架,俯冲轰炸芜湖码头及船舶。他们是由南城起飞,将该地区的仓库炸中焚毁,储存米粮之栈房,亦乃炸毁。囤船一艘被炸中起火,江上的一艘装甲船,遭P-40的0.50口径机枪扫射,受到重创,另一艘300呎的轮船,也被击伤。
这批P-40在当时曾受到五架奥斯卡马克Ⅱ式的敌机拦截。班奈中尉的飞机引擎外壳左边被击中起火,他转向左方,企图飞到江的右岸,但已来不及了,他的飞机像一颗流星似地,拖着一条长长的火舌,随时要爆炸,他只好在二百呎空中跳伞,恰好在他快要接近江面上时,伞也张开了。
柯辛斯中尉(Lt.Cousins)在低飞注视班奈的跳伞时,被一架敌机在后面追击,将他的机舱盖击毁,并击伤其平衡翼。所幸宾克蕾中尉,及拉图瑞尔中尉(Lt.Latourelle)及时援救,向日机开枪射击,日机始仓皇逃去。柯辛斯目睹班奈中尉已安全降落在江面上,并已游向西岸。
八月三十日,清晨0730,在东京的无线电广播中,确认有四架美国P-40战斗机空袭芜湖,其中一架被日机击毁,驾驶员跳伞降落在扬子江上,已被日军所俘。
三天之后,凯伊中尉获悉日军正要将班奈中尉经由火车送往东北囚禁,他曾拟订一项计划,要在火车运送途中,将班奈救出。但其后又因为不知道班奈中尉的健康情形如何,倘若营救失败,则班奈中尉反而可能被日军杀死。因此终于决定放弃此一营救计划。
在班奈中尉跳伞降落江面之后,立即展开了一幕惊险火爆的争夺战:
国军部队自东南岸赶来营救;共产党由西北方跑来抢救;日本人则由东北岸开汽艇赶来抢人。
三方面争前恐后,互不相让,彼此射击,乱成一片。最后,终于因为日军的汽艇跑得快,在江面上将班奈抢走。
但在当时,七十四中队的飞行员们,并未能目击盛况。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班奈自日方战俘营中释出,返回美国后,才传出这幕紧张的趣剧。
二次大战后,凯伊和班奈都已回到美国。凯伊一直都想能有机会见到班奈,将其跳伞被俘后,凯伊曾拟订计划去予以营救的往事,告诉班奈。迄至一九七九年间,有一天,凯伊在和他母亲的一个邻居闲谈时,偶尔谈到这段往事。而这位邻居恰好是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城市的市长。市长很热诚地告诉凯伊,他的市长夫人,是来自庞萨丘赛州的沃塞斯特尔(Worcester Massachusette),而班奈的父亲,则曾在一九三○年代,任沃塞斯特尔市的市长。所以,他们可以自告奋勇地去给查一下班奈现在的住址,以便和凯伊取得联络。
不久之后,凯伊接到那位市长的电话,告诉凯伊,他们去查问过了。结果是:前者曾在一九三○年代,出任沃塞斯特尔市长的老班奈先生,已在一九七○年逝世。而凯伊所要查访的那位班奈中尉,在他父亲亡故后不久,也逝世了,其夫人则已改嫁,很难再与其家人取得联络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末,七十四中队出击次数,已频繁到出于想象之外。他们正竭尽一切可能,予日军以毁灭性打击。陈纳德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不是总部下令制止,并且威胁地说要将七十四中队自前方基地调到后方,则在派培领导下的七十四中队,当真可永无休止地一连出击十天,而一天也不肯休息。其士气之高昂,已达极熙。他们的唯一希望,便是不停的出击,同时也朌望将他们的P-40战斗机,换成更新式的P-51野马式战斗机,由于这种飞机能飞得更快,更高,更远,载重更多,火力更强,所以他们所能达成的任务,也将会增加一倍。
在此时期,七十四中队的驾驶员,已全部集中于赣州,但在桂林基地,仍留有部分地勤及行政人员。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五架P-40自赣州起飞,在南城机场加油后,飞往大同(Tatung)地区,进行轰炸,并俯冲轰炸九江的码头及船舰。击毁大型江船一艘,驳船三艘。在空中击落日方奥斯卡战斗机一架,另击伤奥斯卡及东条战斗机各一架。在这次的空战中,日方出动的战斗机,至少有奥斯卡及东条机七架之多。米克斯中尉于击中奥斯卡机两架后,他自己的飞机也被击伤,最后跳伞安全降落于南城以北二十哩的地带。
九月二日,拉图瑞尔中尉击毁日方奥斯卡机一架。丹尼中尉也击伤敌机一架。汉诺维尔中尉(Lt.Hanover)在日机被击毁,飞行贝跳伞后,开枪将其击毙。
九月三日,派培自己驾了一架P-51野马机,率领了四架P-40,出发攻击在千山(Tsienshan)的铁路桥梁,以及金华、武彝、丽水等地的目标。派培击毁日方俯冲轰炸机两架,冠克中尉在金华机场炸毁停在地面上的敌机一架,机型未能辨明。一座油库被击中,引起一场大火,及连续的爆炸。一座机库和两排军营也被炸毁。此外还击毁火车头五个,卡车一辆,仓库四座,击毙敌军二十人,马一百余匹。两处建筑被毁,一座女子学校起火。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晚间,江西赣州县长蒋经国将军,及县政府官员,在赣州城内,举行盛大晚宴,欢迎七十四中队的全体官兵们。
由于派培队长,已预定在次日拂晓,便要驾机出击,未能参加晚宴,所以他特派凯伊中尉,作他的代表,和七十四中队的队员们,前往赴宴。大多数的驾驶员与地勤官兵们,都参加了这次的盛会。
这是一次非常隆重的晚宴。在每两位客人中间,都安排了一位女主人,负招待之责。有些中国官员,曾发表演说。凯伊也代表派培队长发表了一篇向主人致谢的答辞。中美人士在此次宴会中,都非常高兴地说笑着。虽然这时正值战争最艰苦时,中国人正感受经济上的困难,加以夜间还要戒严。但在宴会中,仍尽情地欢笑招待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
这次宴会的主人是蒋经国县长及夫人。凯伊在一个月以前,便已和蒋县长见过面,那次是他和希斯特尔以及派培,专程来晋谒蒋县长,商讨有关将七十四中队移驻赣州事宜。
在这次宴会中,凯伊也第一次看到了蒋县长夫人,她是一位年约三十来岁,具有赤褐色头发,和蔼,友善的人。她似乎很喜欢这次的宴会,一直都在热诚地招待着与会的来宾们。由于在战时的中国,公共场所不准跳舞,所以来宾们也没有机会请女主人共舞。不过其后在赣州的县长公馆,以及战后在台湾的若干场合中,却曾邀请夫人共舞过。
蒋经国县长于一九一零年三月十八日,降生于浙江省的奉化县,在童年时代,便已展现了他的领导天才。他善于和他人相处。而且求知欲极强。当时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之风甚盛。许多人到法国、英国、俄国,及美国去留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他十六岁那年,也选择了在莫斯科的孙中山大学去深造。时为一九二五年,中国与苏俄的关系,尚称良好。其后 [ cdhyy注:? ] 周恩来等在巴黎组织了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并开始致力于以共产党来统治中国,遂使中国与苏俄之间的关系,也渐趋恶化。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军北伐,周恩来在上海武装工人,与北伐军相抗,其后于一九三一年,遁入江西的“苏区”,当时共产党的部分军官们,便是住在此时被称为“游击队”七十四中队所住的这座营房。其后共产党在国军围剿下,终于放弃此一基地,逃逸到陕西的延安。
中国与苏俄关系破裂后,留学莫斯科的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被覊绊苏俄,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得离俄返国。他曾数度对作者述及当年在苏俄时的苦难生活。他曾亲自看到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人民的实况,这对他其后的政治哲学之形成,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共产党之不予信任的作风,也已深植于本书作者的心中,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当作者在华盛顿美国空军总部,以及在越南美国空军工作期间,更常使作者回忆起共产党不可信赖的名言。
中国对日抗战开始后,经国先生于一九三九年,出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赣县县长兼保安司令,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而七十四中队之移驻赣州基地,也便是在经国先生任县长时期。也正是由于他的影响力与竭诚合作,以及他对七十四中队的基地,所作的严密防护措施,才使七十四中队获得工作上的便利,和安全方面的保障,并使得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与当地的国军部队,结为合作无间的友好伙伴,抗日战争的“武装同志”(Comrade-in-arms)。
七十四中队移驻赣州基地之初,凯伊便已和蒋经国将军的总部,建立了每天的工作方面的联络。进行双力的情报交换,并将空军的情报网予以强化。在此情况下,七十四中队的出击的频率及所获战果,都为之提高了许多。尤其是在九月四日,接受蒋将军的邀宴的七十四中队官兵们,更与蒋将军总部的官员们,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互相信赖,和谐而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无疑将会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导致日本人的最后败亡。在宴会中,身为将军军衔军事首长的经国先生,毫无拘束地和这些美国尉官及士兵们欢笑地相聚在一起,俨然就成为宴会中的两国军官们共同敬爱的领袖。那时他的英语还不太精通,常将“美国人,游击队、老虎”(Yankee Guerrilla Tiger)混合在一起,一直都引起美国驾驶员们的热烈的欢笑,这使每一个美国人都感到一种新的活力,更激励了他们的坚决的作战的决心。经过这次的晚宴欢聚,才更使他们都深信,在蒋将军和派培队长的精诚合作下,中美官兵们,已密切地结合为一个不可能击败的团队。
在这次晚会中,凯伊的女伴是一位弗兰西丝·王小姐(Frances Wang),她在凯伊的情报工作中,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凯伊本身对此事尚无所知。这位女士衣着华丽,容貌也十分动人。她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讲流利的英语和北平话。她的态度极为殷勤,很引起凯伊的好奇心。不过凯伊仍认为她既然是他的晚宴女伴,则殷勤的接待,也是她分内之事,也许她的目的,只不过在于尽力作一些交际工作,使她成为一个令人喜欢的晚宴女伴而已。不料由于这位王小姐,对他提出了太多的问题,使身为情报官,经验丰富的凯伊中尉,也立即提高了警觉。
现在凯伊已看出这位女士,绝对不是一个单纯、坦率而迷人的乡下姑娘。他立即怀疑这个女孩是由中国情报单位所派遣,要她提出这些问题,以供中国情报单位所运用的。
于是凯伊也立即采取了一种因应的措施。对于她所提的问题,都不给予正面的答复,只是含混地说,他才到赣州不久,对这个问题尚无所悉;或是说,因为他本身并不飞行,所以最好去问一问驾驶员们。
所以在这天的晚宴中,凯伊竟和这位小组,玩了一场尔虞我诈,猫捉老鼠的游戏。
而且自此以后,凯伊便决定,在对这个女孩讲话时一定要格外留神,因为她实在太“好奇”了。
然而其他的飞行员们,却对这个迷人的女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当她发现了凯伊对她所提的问题,都不愿置答,显然是不肯合作时,也转移目标,去找另外的一些飞行员们厮混去了。但在不久之后,所有的驾驶员们,也全都有所领悟,一致认为这个女孩对于美国人的出击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太多,“好奇”心太强了。
在最初,凯伊曾想到,对于这件事,似乎有和中国军方进行商讨的必要,可是后来又想到,如果这个女孩,根本就是中国军方派来,从美国人那里搜集情报的,那么此一问题的提出,实无异于揭发了对方的秘密,岂不伤害了双方的良好友谊。后来他又和派培就此事进行探讨,最后决定,暂时不要对中国军方提起此事,静以待变,看看情况如何发展再说。本来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一个特殊的女性,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大可不必如此大惊小怪,也许只是凯伊太神经过敏了。而且这位王小姐——在人家将这位小姐介绍给他时,是这样称呼她的——在那天晚上的宴会中,不断地周旋于中国军官与县政府官员之间,看起来她似乎是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不过,在这天的晚宴中,王小姐曾问过他一个问题,才使他感到这件事有些不平常。她问凯伊,是不是与斯卡依尔上尉(Capt.Preston Schoyer)相识?
这位斯卡依尔上尉,乃是陈纳德将军的高级情报官,也是在中国的“陆空救护协会”(Air Ground Aid Society in China)的主席。
凯伊保留地回答说:
“名字很熟悉,不过我并不认识他。”
这纯粹是谎言,在事实上,凯伊和斯卡依尔极为熟悉。而且由于两个人都是从事美国驻华空军的情报工作,在业务方面的联系,尤为密切。
于是她便告诉凯伊说,这位斯卡依尔,正是她在大学时代的英文教授之一。凯伊也记得斯卡依尔在加入陆军航空队工作之前,曾经在中国的一家教会学校教过书。现在王小姐对斯卡依尔发生了兴趣,以及她选择地坐在凯伊的身旁,看起来似乎是出于巧合。但凯伊却认为其中另有原故,决非如此单纯,所以在宴会中他一直和这位王小姐保持距离,不敢亲近。
在宴会终结后,有许多洋车等在外大厅外面,准备将参加晚宴的美军官兵们,拉到他们的宿舍去。凯伊记得是与另一位驾驶员一同坐上洋车,不过他们之间,一直都没有交谈,任由洋车拉着他们离开市区,沿着一条狭窄僻静的小路,向一个小村庄附近的基地走去。在路上只听到洋车夫的草鞋踏在硬土路上的脚步声,以及旁边的那位驾驶员,由于在宴席上,吃菜太多,以及太多的“乾杯l而引起的打噎声。有时在车上稍微挪动一下,洋车便会发生一些吱吱的声音,点缀着这荒径上的寂静之夜。
回到基地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这次晚宴的盛况。男女主人的热诚招待,使来宾所感受的欢乐,都是他们过去所不曾经验过的。所有的美军官兵们都对这些中国友人发生了亲切的友情,这些中国友人业已和日本人作战许多年,迄今犹奋斗不已,其英勇的精神,也令人钦佩。
回到房中后,凯伊又想到了那位王小姐,她何以要以此种作风来对待凯伊?一个如此动人的女孩,却令人谜一般地难解。
但由于此时已是深夜,而明天派培的出击时间、路线和目标,还有待于安排,凯伊还须在就寝以前,为派培制成一张图表,以至于他也没有时间再去解开这个谜了。
由于七十四中队已被分割成两部分,分别驻于桂林与赣州基地,凯伊要同时处理两个基地的工作,自然会多费若干手续。如果他自己又回到桂林基地去,则由于一切情报都仰赖通讯来传递,同样会感到不便,有时尚须在假设及猜测下处理。因为两地通讯,都是利用无线电,但电波同样可为敌军所截收,即使是密码,也很容易为敌人所解破,难以绝对保密。所以,除非在必要的紧急情况下利用无线电以外,大多数情报传达,仍须利用飞机,往往要耽搁两三天之久,其时事情已成过去了。
但在赣州基地,对凯伊却有一个优点,凯伊可以获得许多最有价值的情报,使他得以由此而拟订七十四中队的每日轰炸目标。自从他来到赣州之后,他便夜以继日地忙于搜集有价值的情报,并尽快地将其传递到十四航空队总部。并且在情报尚未失效前,七十四中队便已可采取行动。在凯伊看来,这种保密的情报与迅速的行动,才是成功的要点。如此才能使七十四中队在出于日本人所意料不到的情况下,去实施突袭,而获致意外的成功。
中国与美国的情报网,此时业已密布于华东各地区。而这些机密的情报,都可有助于七十四中队的攻击计划。因为赣州的空军基地,是重要的情报站之一,在这里所收集到的情报,也正是“麦瑞”米尔斯海军准将(Commodore “Merry” Miles)的“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的主要情报来源。所以凯伊也已建立了一个情报网,收集日本的海、陆、空军,在上海到香港之间的动态的情报。战略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的“黑盒子”,由日本人的有线及无线电话、电报、雷达,以及其它电子通讯管道中,截取日本人的机密情报的工作情形,在二次大战期间,甚少为世人所熟悉,但凯伊却由这些情报中,充分了解了日本人在许多目标区所布置的防空设施的情况。也正是由于此类情报的提供,才使七十四中队在出击日军目标时,其本身的飞机和驾驶员的损失,大为降低。但在另一方面,七十四中队也可以支援战略服务处的敌后爆破队对日军的破坏工作。如此互相支援,双方合作,对彼此的任务执行和目标的攻击,都大有裨益。
凯伊同时也还利用了十四航空队所属的其他空军及海军情报单位的情报,以使七十四中队的出击任务,获得最大的成功。他也在中国书店中,买到了一些使用中国方块字的电报明码本,也时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运用。这种电码本是全国一致的,无论在自由区,或敌人占领区,到处都可以买到,内容完全相同,使用也很方便。它是以四个数日字,来代表一个号码,为数约达五千个的中国字,都可以数目字表达出来,在电报号码本中,都可查得到。这种号码,也可使用不同的排列方式,但由于日本人已发明了一些破解密码的方法,所以这种密码便必须每天更换,才能更实用、安全、有效。在中国,甚至银行、商号,乃至走私者,也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密码。不幸的是,连日本人有时也在利用这种密码来通讯。
和七十四中队合作者,还有许多其它的中国机构。由战略服务社所主持的中美合作组织(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海军),曾将军火运交共产党、游击队,以及其它单位,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陆空救护协会,对于在空战中跳伞降落的飞行员,负起了救护工作,尤其是在敌后进行此种工作,经历之惊险过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陆空资源技术参谋部(Air Ground Resources Technical Staff)也在各个战区中,进行其情报工作,在日军将任何毒气或化学物品,使用于中国战场时,此一机构均会予以调查,同时对于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他们也会在技术方面予以调查、报告。他们对十四航空队的情报网,乃至空袭警报网,都会提供其所需资料。虽然这个机构中的业务,大多是由中国人所主持,其工作人员,也大都为中国人。
战争新闻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负责提供报告,并印发各种传单,空投于敌人占领区,以支援特殊任务。还有许多情报站,在各地提供气象报告,以供飞行员利用。
一个同盟国的英国军事代表团(British Military Mission)曾为凯伊提供若干情报和支援,在这个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包括有英国人、澳洲人、印度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等,他们都是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在MI-5和MI-6等单位工作,他们全都会讲流利的中国话与日本话。
中国情报人员,曾为凯伊提供数百件有关日本陆空军活动的情报。当凯伊在桂林基地时期,他的情报工作范围,还包括了河内与越南北部地区在内,其中有些情报是由胡志明所提供的,此人对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同样反对。令人引以为憾的是,听说陈纳德将军,曾致力于鼓励美国政府,考虑胡志明自法国统治下,使越南获得和平独立之建议——虽然当时并未成功。
七十四中队所用的P-40战斗机,因为飞行半径较短,以至于在若干远距离的目标,实施轰炸时,便不得不由华东地区内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或孤立的机场起飞。在此情况下,便必须与中国的游击队,以及机场的站长们合作,以执行其出击任务。派培特别为凯伊准备了一架C-64运输机(单引擎小型运输机)和一个驾驶,作为凯伊的专机,以备他在各个孤立的小型机场,联络视察之用。因为当一批P-40战斗机飞到这些机场降落之前,必须对机场中的跑道.油料、炸弹、枪弹、零件的贮存情况,以及警报系统等,具有彻底了解,才能拟订其出击计划。
凯伊还记得有一次他乘坐这种C-64运输机,在长汀(Changting)机场降落,飞机先在上空盘旋一周,以观察机场跑道的长度与平整状况。当他在机上向下看时,发现有大群的人民,由城内及机场四周的房舍中跑出,涌向机场。因为此时盛传美国武装部队,即将在华东沿海登陆,而这架飞机便是其先遣部队。
这架飞机在机场上根本不敢停留太久,因为此地距离日本空军基地甚近,警报时间太短,而日本间谍又极为活跃,当日本空军获得情报后,可能很快便会飞来空袭之故。
所以凯伊在那里,只与机场的主管交谈了五分钟,便要飞走。不料此时跑道上已站满了看热闹的民众,使飞机根本不能起飞了。后来站长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升起两个“空袭警报”的红球,民众才惊慌地离开跑道,各自寻找掩蔽处所去了。
当这架C-64运输机在赣州降落时,由于凯伊需要作一些空中观察,所以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并在降落时,机轮曾在跑道上点地三次。以致在凯伊下机之后,派培还曾对他提出质问,因为他怀疑是凯伊自己驾驶这架飞机,才会发生这种奇怪的着陆方式。
在两个机场中,凯伊曾经坚持要将业已装在二次大战初期所习用的那种五十五加仑的大筒中的汽油,重新加以过滤及改装,因为有些汽油桶已生銹,并已渗入水分,以致P-40在起飞时,或飞行途中,常会因此而熄火,其所造成之危险后果,不难想见。凯伊有一好友弗利曼(Maj.Paul Frillman),曾在美国志愿队中充任牧师,其后又进了陆军航空队情报学校,成为陈纳德将军的高级情报官,曾奉命与中国军方合作,将贮存在南城机场附近的山洞中,原来是准备为杜立特将军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B-25轰炸机,于首次轰炸东京归来时,在该机场降落,加油时用的。不过由于那架B-25并没有在那里降落,于是这些航空汽油便一直留在那里,历时已经很久,都必须经过滤清后才能使用。为此还曾经发生了许多困难问题。
弗利曼少校为了某些计划,而与凯伊中尉一同工作过许多次。他们曾发明一种“蔬菜密码”(Vegetable Code),用以报告华东海岸的日军移动情形及军事目标。其时日军在无线电中,时常会截收到一些像是素食者的中文或英文的谈话:
“给我送来十蒲式耳的红萝卜。”
这个密码的意义,就是说:“在厦门机场上,停着十架飞机。”
或者说:
“刚才收到了四担甜菜。”
其意义便是说“在汕头机场上停有四架飞机。”
在当时所使用的蔬菜名称,种类繁多,分别代表了由上海以至香港之间的各种不同种类的轰炸目标,而且还可通用于无线电话或有线电话,须视当时的情况,以何者更为方便而定。
如果提供这些情报者,是弗利曼少校,或是战略服务处的休麦克指挥官(Commander Henry Shoemaker),则七十四中队便会立即出动,去炸这些目标了。
这些情报使七十四中队能够对日方发动出乎意外的突袭。七十四中队所以能够在地面上炸毁大量的日本飞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其情报的灵通与精确。七十四中队曾经使用了诡计与意外,安然通过日方的警报网,而渗入敌方的目标区,实施轰炸。虽然每次的出击路线,都是在日方的雷达侦测范围之内,但七十四中队却时常仍可通过。实则队上的驾驶员们,都希望能在空战中将日机击落,不过派培却乐于接受凯伊的建议,仍以携带炸弹,轰炸日方机场上的大量飞机,比较简而易举,收效宏大。在地面上炸毁一架敌机,其战果与在空中击落一架敌机相同,但却能使更多的敌人受到惊恐与伤害,只不过不如在空战中将敌机击落,更使驾驶员感到愉快而已。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在地面上将日机击毁,还可使敌人的士气,受到更大的打击。
有许多次出击,凯伊和派培都曾在事前对日方发出警告,声称要在某一特定时间,对于某一特定目标,实施轰炸,其目的即在于诱使日机起飞拦截,以便展开一次空战,或是激励日机来赣州七十四中队基地空袭。不过自从七十四中队将他们的P-40战斗机,汰换为新型P-51式之后,日机便不敢接受挑战,它们一直都尽量避免在白天和七十四中队遭遇。它们只不过采取一些象征性的防卫行动而已。但在后来它们连这种象征性的抵抗也停止了。于是派培领导下的这个空中游击队,遂即完全主宰了华东战区的领空。
在七十四中队到赣州城内去参加了蒋县长的晚宴的第二天,派培到桂林去作一次行政性飞行,为的是去处理一些堆集的文件,同时也为他那架P-51“汤米之父”战斗机,作一次修护保养。在他出发之前,曾经问过凯伊,是否可以为他找到一条可以遇到日本飞机的路线。
凯伊已经知道此时总部已对派培下了停止他再参加空战的命令,不该再去找日本飞机打空战了。可是像派培这样喜爱空战的人,又是凯伊的上司,又怎能不对他讲实话呢。在这方面,二人之间已有充分的互相了解,派培确知凯伊一定会告诉他,凯伊也知道非说实话不可。
于是凯伊只好告诉派培,根据中国军方情报,最近三天以来,日机一直都在湘江流域的茶陵地区的前线上,作定期的巡逻飞行,每次出动飞机八架,每三小时换班一次,时间是九点、十二点,三点。
这个情报使派培非常高兴。那天早晨,他本来预定要在拂晓时分起飞的,现在又改变计划,在清晨八点十分再起飞。
凯伊这时已想到,派培所以要采取这个时间起飞,为的是这个时间恰好可以遭遇到两班日本巡逻飞机,那就是说,他要和两批共十六架敌机,展开一场鏖战。
在事后,凯伊为派培这次的飞行,作了以下的记载:
“派培少校由赣州起飞,作一次飞往桂林的例行飞行。同时也要在桂林修改一下他的降落伞。
“在赣州以西的山区上方,他遇到一场大雷雨。于是他绕过山峰,由北向南飞入湘江流域。在飞过茶陵之后,他发现有两队各八架奥斯卡型的敌机正列队飞行于10,000呎上空,显然是在对下方的不明飞机,给予高空掩护。
“赫尔斯特立即提升自己的P-51的高度,在那队向东飞行的八架日机编队之后,继续向东飞去。却不料日机已发觉这架银色P-51野马机已升到与他们相同的高度,正向他们飞来。于是便展开一场空战。
“在双方遭遇后,赫尔斯特少校立即向日方的领队机开枪,在一次正面攻击后,日方领队机被击中,尾部冒烟逸去。
“但在同时,日方的另七架飞机,却以转向射击,命中了赫尔斯特少校的机舱盖,破碎的玻璃划破了他的面部,使他受了轻伤。
“此时原已向西飞行的另外一队八架日机,也已转回来参加这次以众敌寡的空战。赫尔斯特少校,也正面迎击,首先向这八架飞机的领队开火,该机也被击中,飞机冒烟逸去。
“但由于破碎的玻璃和血液已流入了赫尔斯特少校的眼中,使他的视线受到障碍,加以两队飞机还有十四架,正在向他围攻,他的机枪又有几挺子弹已耗光,他只好退出空战。但在最后,他仍以一挺机枪中最后的子弹,击中了两架敌机,其中一架,驾驶员弃机跳伞。
“此时另有四架日机,已在向上扳升,企图争取有利角度,向赫尔斯特少校进攻,而赫尔斯特少校则因最后的枪弹都已耗光,不能再继续作战,乃向东飞回赣州基地。”
在此次空战中,派培格外仔细地观察了日方的空战技术。其后在做出勤报告时,他曾指出,这两队日机的领队,飞行技术都很好,而且在交战中,也曾出现许多次可以使日机进攻的有利角度,但由于两队飞机中的其它驾驶员们,并没有作迅速反应,利用机会,向派培射击,它们似乎只知道保持固定的队形作战,而不会解散队形,各自争取有利的发射角度。不过两个领队都很勇于作战,在空战时,都本身奋勇当先,对后面的僚机,善尽掩护之责。
当派培空战归来,在赣州基地降落之后,凯伊立即登上他的机翼,这才发现他的机舱盖已经被击碎了。这还是第一次,而且也是仅有的一次,看到派培在空战中负伤。他的险已被鲜血所遮盖,两只眼睛几乎已经看不到了。然而他居然还能安然降落在跑道上面,那真不能不说是奇迹。
基地的医官,费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将派培脸上的血渍洗净,脸上出现了许多处割伤。敷药处理后,凯伊便请他报告这次视察性飞行的经过。在这次飞行中,他一人一机,和为数共十六架的日机,打了一场一比十六的空战。
如果不是由于一架敌机,由侧面击中了派培的机舱盖,使他因割伤而视线受阻,而且机枪子弹也已打光,则在这次的空战中,派培很可能再创下一次至少击落敌机五架的惊人纪录。虽然,他在事后一直都非常懊恼。那颗日机的子弹,正击中了他的机舱盖——只差两吋就打中他的头——使他未能击落更多的日机。因为这种以一人一机,单独与十六架敌机对抗的壮举,的确也正是他所一直都在寻求的难得空战机会,他恰好正是一个喜欢这种冒险行动的人。现在不幸未竟全功,而机会难再,所以他才会如此气愤。
但无论如何,他这次以一架P-51单独与十六架日机作战的英勇事迹,已在空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而且也为他赢取了“银星”(Silver Star)及“紫心”(Purple Heart)的荣誉勋章。
几乎每天晚上,日机都会对赣州机场实施夜袭,目的只在以疲劳轰炸,来骚扰七十四中队驾驶员们的睡眠。他们总是只来一架飞机,滋扰一阵后便飞走,然后接着再来一架,如此自午夜十二点起,一直到第二天黎明,连续不断地进行此种疲劳空袭。
在赣州基地,没有防空高射炮及高射机枪,所以日本轰炸机才敢于在只有三百呎的高度,飞临机场的跑道及机库的上空,投弹轰炸。
所幸这种损害,不难修复。基地指挥官,总是立即招集上千的劳工——有许多是妇女——就在黑暗的夜里,将机场上的弹坑填平,所以在天亮时,至少也会有一架飞机可以起飞巡逻了。
于是凯伊乃决心要对于日机的这种疲劳轰炸,采取一些对抗的措施。他想到最好和战略服务处驻在赣州基地,充任供应站长的海军军官,取得联系,共商对策。这位海军军官设法弄到一挺0.50口径的机关枪,将其运来赣州应用。
凯伊曾对日机的低空轰炸,详加观察,他发现日机总是投弹于离开跑道数呎,连接跑道与机库的一条滑行道上,其用意显然是想要使藏在机库中的飞机,不能由机库滑上跑道,使其不能起飞。
因此,凯伊乃决定即将这挺机枪安装在这个瓶颈的位置附近。
中国人用了几天的时间,以水泥和粗水管,做了一个机关枪座,上面装了一个枪架。等到水泥凝固之后,便将机枪装在上面。凯伊和这个海军军官,并没有试过这挺机枪,因为他们在过去已经对此型机枪很熟悉了。同时他们也对此项装置,保持秘密,以便对日机施以意外的突击。
到了夜间,他们才将机枪抬到枪座上,并对那条很长的弹带,施以险查。他们在每四发枪弹之间,都装上一颗曳光弹,另外是两颗燃烧弹和两颗穿甲弹。
装置完成后,又为了由谁来充任第一个向日机开火的枪手,二人又相持不下,最后只好找了一个石片,在上面做了记号,掷在地上,决定了由何人向第一架来袭的日机开枪,而另外的一个,则专管射击时的弹带供应,以及其它必要的协助工作。
投掷石片的结果,凯伊获胜,决定由他来打第一架来袭的日机。回忆他最后一次放这种机关枪,是当年在墨西哥湾上空飞行时,向一个筒靶(Sleeve target)开枪。这天他正在飞机上面,实习射击一个拖靶。他的飞机突然遇到一股乱流,突然下降,使他一时失去平衡,身体向前倾倒,以致机枪的后坐力,将他的一个门牙撞掉了。他想这倒不错,“刷牙的时候,可以少刷一个牙了。”
夜间,十一点,警报响了。
凯伊还没有睡,他甚至在这天晚上根本就不打算睡眠,因为他断定日机一定会准时来袭的。也正和大多数的人类一样,日本人一向就习于墨守成规。任何一件事,只要一旦建立了模式,以后他们便会援例而行。
于是凯伊立即驾了他的吉普车,去接来了另一个机枪手——那位海军军官。他并没有开车灯,熟练地将车开到机场边上,将吉普停下来,然后再步行半哩来路,才走到机枪座边。他们在黑暗中走了这一段路之后,他们的眼睛也已可以对黑暗比较适应了。
在到达枪座旁边时,恰好空袭警报已经响起。这说明日机离开这个基地已经很近,再有五至十分钟,就可飞到机场上空了。在这个寂静的夜晚,他们可以清晰的听到走进机场外面的防空洞及防空壕的中美官兵们的谈话的声音。而在机枪旁边,静待敌机来临的凯伊和他的另外一个枪手,则集中全部精神,以凝视水平线上的日机的出现,以及谛听日机的引擎声音。
这种疲劳轰炸下的生活,凯伊也早已过惯了,每次在空袭警报时,他都是在黑暗中走进防空洞,或防空壕的。虽然到后来他已不胜其烦,宁愿留在营房中,也懒得走进防空洞了。
而那位海军军官,也对于空袭警报极为冷静。而且也十分镇定。因为在二次大战初期,他在一艘巡洋舰上,便曾被敌人击沉,他早已经过更严重的考验了。
现在,凯伊的两只手,已经紧握着机枪的枪把,右手的拇指,已按在扳机上。在黑暗中,他们很难看清他们在做些什么,但由于过去他们都已受过严格训练,对于机枪的装置和拆卸,以及一切放射操作,在黑暗中进行,都早已非常熟练了。
如果日本轰炸机还是依照过去的路线来袭,则它必然是由东北飞向西南,在机场上,首先对跑道投弹,使地面上的飞机不能起飞,然后再对散置于机场周围的飞机,实行轰炸。
紧急警报响了,由营房旁边的那口大钟上,发出了当当地紧急警报声,在寂静的夜里,震动了附近的原野。就在此时,他们已听到日机引擎的声音,它正由东北飞了过来,不过在空中并没有看到任何亮光,只能由它的声音,判断它的行踪。
不久,飞机的声音更大了。凯伊和那位海军军官都知道日机已盘旋在机场上空,而且一定飞得很低了。凯伊低声和他的同伴讲话,就好像怕飞机上的日本人听到似地。他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长官”对方回答说。
日机已飞临跑道的北端,他们已能看到日机上的两个引擎上发出的火花,以及当炸弹舱门打开时,机内的一些微弱的光线了。
一秒钟后,第一颗炸弹在跑道上炸开,将整个的机场都照亮了。
第二颗炸弹也爆炸了,现在它似乎正由跑道中间,向机枪座飞来。
凯伊正通过机枪上的瞄准器,瞄准了那架飞机,不过他并没有放射。他要在飞机接近到二百码以内的距离时,才开枪射击。
第三颗炸弹炸开时,凯伊的机枪也开始对准日机发射,他已使日机飞到最近的距离,以使他的机枪可以击中敌机的要害。他看到机枪的曳光弹和燃烧弹,都已击中日机的前部,他知道已击中目标,但奇怪的是日机并没有起火燃烧。
但在日机急剧扳升,以避开他们的枪击时,他们发现有些东西自机上喷出。这时日机离开他们极近,可以清楚地看到炸弹舱内的情形,不过这是他们最后看到这架飞机的一霎那。
在日机飞走时,还投下了一颗炸弹,落在距离机枪只有十呎远的地面上。所幸这个炸弹是装了一个延发信管。在它爆炸时,将机枪炸得离开了它的枪座,飞过蹲在枪座下面的洞中的两个人的头上,落在壕堑的旁边。炸弹在十呎外炸成一个弹坑,大量的沙土和石子,纷纷落在两个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藏身的位置,是在枪座下面的洞穴中,所以才没有受到炸弹的伤害。不过炸弹爆炸时的巨响,却使他们几乎失去听觉,而且还感到眩晕。
他们的机枪阵地被毁掉了,而日机受到何种损伤,他们还不知道。
这次的轰炸过去后,那天晚上日本飞机并没有再来轰炸。由于炸弹在机枪座旁边炸成的那个弹坑,并不是在路道上面,对飞机的起飞,不会构成妨碍,所以一直过了许多天,都没有修复。
三天以后,凯伊才恢复常态,开始去办公——不过这时仍因在轰炸中受到太大的震动,而感到头疼——他到那个机枪座旁边,去量了一下那个炸弹坑,直径是十四呎,深度是八呎。距离机枪座的边缘,只有十呎远,两个枪手居然没有被炸散,真可以说是太幸运了。
但自此以后,凯伊也没有再进行机枪座的修复工作,而且其后再有警报时,他也和其他驾驶员一起跑到防空洞内去静坐,也不想再自己待在宿舍中了。
日本飞机仍在不停地对赣州机场进行疲劳轰炸,而不曾遭遇到抵抗,来去自如,这情形使七十四中队的人们,都非常愤怒。他们听说在中国战区中,有一种P-61“黑寡妇”(Black Widow)夜间战斗机,如将它用在赣州基地,岂不是正好给予它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
这时在遂川基地,已驻有两架“黑寡妇”。这式飞机完全是为了在夜间作战而设计的,它可以作低空飞行,它的机上的雷达,可以锁住敌人的轰炸机,在敌机还没有觉察之前,便将其击落。
如果将这种飞机调到赣州来,一定能够给予日机一次意外的打击,使它再也不敢到赣州来做这种疲劳轰炸。
就在P-61“黑寡妇”夜间战斗机第一天被派来执行任务时,有一架B-24重轰炸机恰好被当作运输机使用,运了一批航空汽油,越过敌人占领区,送到赣州及遂川的空军基地。
当赣州基地放了空袭警报,P-61夜间战斗机也在基地完成准备,只待敌机进入它的雷达网,便要开始射击时。这架原定送汽油到遂川的B-24,又接到命令,先停留在原来的基地,等到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飞往遂川。
在事后才发现,这架B-24机上的驾驶员们,未免太缺乏经验了,他们都渴望看一看在黑夜里日本飞机轰炸基地时的实际情况。他们确信当他们飞行在高空时,飞在低空的日本轰炸机,当不至于会来攻击他们的飞机,只是他们还下知道,或者末加考虑,当他们违反在原来的基地待命,等空袭警报解除后再飞的命令,冒险起飞时,一架P-61夜间战斗机也正在那里等待敌机的来临。同时B-24上的机员们,又一时疏忽,于飞近赣州及遂川地区时,竟没有将机上的辨别敌机或友机的无线电波发出。
在空袭警报声中,赣州基地的官兵们,正在防空壕中,注视着天空,静待P-61将来袭的日机击落时,突然发现在东北上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一个大火球遂即坠了下去。官兵们大喜发狂,纷纷自防空壕中跳出,欢呼庆祝,赞叹P-61的神技,第一次出击,就打下来一架日本飞机。
可惜大家的欢乐,并未能持续多久。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知道,打下来的并不是日本飞机,恰好正是自己的那架B-24,它原本是要来送汽油的,现在却被击落了,飞机被摧毁了,机上除了一个机员死里逃生外,全部牺牲了。而更严重的是,赣州基地正急待汽油的补给,现在却意外地全部被烧光了。
在对逃生的机员进行查问时,据他说,他是被猛烈的爆炸给炸到飞机外面,才免于被烧死,他藉助于降落伞安全着陆,佼幸未死。
而且就凯伊所知,P-61夜间战斗机,在中国战区,始终未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艾丹上尉率领了七十四中队第一批全部使用P-51B野马式战斗机,出击扬子江流域石灰窑(Shihweiyao)铁矿的装货码头的电力供应设施、铁路,以及水上船只等。四架P-51机,每架挂有两颗500磅炸弹,部分系瞬发信管,部分延发信管。炸伤300呎及250呎船舶各一条;货车十部,及电源变压器等,也遭炸毁。
由于地面防空炮火极为猛烈,领队艾丹上尉的冷却系统被击坏。同时所有的驾驶员都报告他们的电力操纵的炸弹投掷机件,效果不佳,以致炸弹投掷机钮在按下后,总要延迟五-十秒钟,才会投下炸弹。其它中队的P-51驾驶员,也曾报告同样的情形。
九月十六日,赫尔斯特少校和卡普曼少校,在金华及都阳(Tuyang)地区,作了一次侦察,并在建诺(Kienow)机场加油。赫尔斯特少校俯冲轰炸了一座210呎长的铁路桥梁。卡普曼在俯冲轰炸一座桥梁时,座机被击中。他呼叫赫雨斯特少校,宣称他的飞机引擎被击坏,他必须跳伞。
赫尔斯特少校目击他安全降落到地面上,并且已经解开他的降落伞。他的座机也已坠地撞毁,但未燃烧。
赫尔斯特少校继续南飞,对一列挂了十二节车厢的火车,施以扫射。火车头被击中停驶,货车上也在冒烟。
再向南飞,在2,000呎高空,他发现了一架日本汉普战斗机,正在金华机场附近飞行,他对准日机尾部的太阳徽,发射了一排子弹,日机中弹后,在空中左旋坠落在金华机场北边,起火焚毁。
九月二十日,拉图瑞尔中尉率领了四架P-40,由赣州基地起飞,炸射衡阳西南铁路上的目标。拉图瑞尔的座机,携带了两枚175磅的燃烧弹,其它三架P-40,则各挂了两枚空爆炸弹。衡阳机场的建筑物,被燃烧弹炸中,起火燃烧,机场上的一架东条和一架汉普战斗机,都被击毁。但在他第三次扫射时,他自己的飞机座舱也被地面上的防空炮火击中,将他的流速计击毁,他的面部和手也被击伤。但他仍能安全回到桂林基地。
在同一天,丹尼中尉率领四架P-40,出击王石湾(Wangshiwan)。投掷燃烧弹,使多处起火,并引起爆炸。他们沿江飞行,遥见在衡阳机场,正冒起两股浓烟——那是数分钟前,拉图瑞尔中尉炸中的两架飞机仍在燃烧所致。
同时,他们又看到在衡阳机场上,有两架东条战斗机,正滑行到跑道上,准备起飞。丹尼中尉立即俯冲扫射,击毁正在滑行的一架,接着又转向另外的一架,也将其击中,起火爆炸。
丹尼的座机,也被地面上的密集机枪击中,螺旋桨和引擎上,都留有弹孔。在他驶回桂林基地之后,这架P-40便报废了。
在九月二十八日,克劳福德中尉(Lt.Crawford)率领P-40四架、P-51两架,出击厦门的后山(Hoshan),以及厦门的水上飞机基地。在这次出击中,曾对日方施展诈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凯伊曾对赣州地区的有线及无线电话,施以全面的检查。其时有一个中国上校,自称为蒋经国将军的参谋,曾对凯伊提出一项要求,在七十四中队每次出击时,都将时间及攻击的目标,打电话告诉他,如此他便可以将出击的结果,报告给蒋将军了。
然而凯伊却发现了一项奇怪的现象,在最近的几次七十四中队出击时,似乎日方都已在事前有所警觉,以致七十四中队所遭受的地面炮火,都非常猛烈,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在日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击日方目标了。
因此,凯伊乃怀疑,七十四中队的出击情报,已在事前泄漏给日本人了。于是在九月二十八日这次出击时,他便向那个中国上校,提供了一个假情报,宣称这次的出击目标,乃是汕头,而王某也要求凯伊,尽可能以最快速度,将地面受损情形,打电话告诉他。
在此时期,凯伊和汕头地区的情报单位——中国的、英国的、战略服务处的,以及十四航空队等单位的情报人员,已取得联系,于是他便通知该地区情报人员,将这天日本军方在汕头地区的防空活动,告诉凯伊,如此凯伊便会判断他这次告诉王某的那个假情报,将会使日方发生何种反应了。
果然不出凯伊所料,这个假情报当真使日方将汕头地区的地面炮火及机场上的战斗机,全部进入备战状态,专待美方飞机的来袭。
而七十四中队的飞机,则在简报时已告诉驾驶员,先向汕头飞行,然后再转向东飞厦门。
在到达厦门机场上空时,野马机升高到5,000呎,掩护P-40。并且在高空中的P-51野马机,将机场上的日机数目,及攻击队形,告诉下面的P-40。这次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攻击方式,不是像过去那样排成一队,依次俯冲炸射,而是由四架P-40分别自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机场攻击,使地面的防空炮火,难以应付。
结果是一举而击毁了机场上的七架零式机,这些飞机都是停在一个新建的机棚中。其中有两架零式机,在受到第一波攻击后,已开始滑行,准备起飞,而且还以机上的机关枪,向迎面俯冲的P-40还击。
这次对厦门机场上的突击,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日方的意料之外,在日方毫无戒备的情况之下,七十四中队的飞机,都曾在机场上空,往返作了十波炸射。机上的枪弹都被打完。指挥塔及其附近的两辆汽车,全被炸毁。有些房屋也遭摧毁。介于机场及海岸之间的防空壕、洞,都遭到扫射,两个碉堡被炸毁。
当P-40在进行最后几波攻击时,有四架高射机枪开始射击,马丁中尉及克劳福德的座机,都被20mm的枪弹击中,只受到一些轻伤。
接着,在高空担任掩护的两架P-51,也飞下来对水上飞机的基地,实施炸射。机库及一座军官俱乐部,都被炸毁,在弹药全部耗光之后,才安返基地。
凯伊将这次七十四中队于日方全无戒备的情况下,攻击厦门,而获致的丰富战果,与同一天日方在汕头的防空方面,所作的充分准备,做了一次比较,立即断定,在那个中国上校王某那里,一定已为日本间谍所渗透,他必须极端小心地应付此种情况。
在九月末,七十四中队所有的队员,大多数已经集中在赣州基地了。零陵和它的空军基地,自从九月三日中国军队撤出后,已于九月七日失陷了。
九月九日,桂林也已开始撤退。这使凯伊个人所有的一些衣物,也都丢在那里了。因为他本来计划要在撤守以前,再到桂林去一次,顺便将他的私人物品取回的,不料撤守太快,已经来不及了。他的最大损失,是一顶在十二年前制造的木髓宽边帽,这是赫柏森在卡拉其和他握别时,送给他的纪念品(热带人民所习用的宽边帽,以软木制成,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和暴雨)。凯伊在过去曾看到陈纳德将军和文森将军戴着这种帽子的照片,一直都想自己也拥有这样一顶帽子,所以对赫柏森送给他的这个纪念品,十分珍惜,现在竟也不幸与桂林基地一同丧失了。
文森是在桂林撤退前,最后离开者之一。在他离开之后,地面人员便在九月二十日,引爆埋在地下的炸弹,将桂林空军基地的建筑物及各项设施,夷为平地。
在桂林基地撤退后,有一部分七十四中队的驾驶员们,被调到柳州,有些行政人员及地勤人员,也随同调到柳州基地工作。另一部分七十四中队人员,则移驻于陆良,这是一个在云南昆明新建的一个空军基地。
但在不久之后,柳州基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个基地,是由越南到长江流域之间的一条空军基地链索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但在日军进迫,防军撤退之前,为了不使敌人利用现有的设施,只好实行焦土政策,将基地所存的航空汽油,付之一炬,整个的基地,也被烧成了一片焦土。
由于日方现在已将它在长江流域的占领区,完全连接起来。驻在赣州和遂川的七十四中队,及一一八中队与后方的联络,便全切断,孤立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了。此后其所需补给,只有依赖飞机越过日军占领区域的上空,予以供应了。
于是,孤立在敌后的七十四中队和一一八中队,当真都在事实上变成了“游击队”,要展开他们的游击战术了。可笑的是,在一年以前,七十四中队便曾一度想要采用一个游击队的队徽,现在倒好像很有先见之明了。
七十四中队的基地,也正是一个各国间谍——包括有美国、中国、英国、日本——汇集之地。在过去许多年中,赣州曾经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在此地区内,许多年来,中国和日本的间谍,一直都十分活跃。此时凯伊便已发现了两个日本间谍,可知还有许多其他的间谍在此地潜伏着。尤其是在赣州基地的七十四中队,已处于孤立状态中,所以对他们的安全问题,更不能不慎重地加以考虑。
对于那个经常在电话中和他接触,要求他将七十四中队的出击行动,随时以电话报告的那个中国上校,虽然他自称是蒋经国将军的参谋,凯伊并不曾想到去看他。只能辨别出一个能够讲英文和中文的声音。但在凯伊对他提供了一次出击汕头的假情报,便使日方立即采取了严密的防空措施之后,凯伊立即断定了他本身必然是日方的间谍人员之一。凯伊因想到,何不将计就计,和此人进行联络,然后通过此人,提供假情报,和日本人展开一场间谍战。如此,也许七十四中队还可以将利用此一据点的时间,延长若干时日。
于是凯伊便和派培拟定了一个计划,他们要渗入日方的间谍机构,扮演一个“双重间谍”(Double Agent)的角色。他深知这个上校颇有利用价值,大可加以运用,而不必立即通知中国军方,暴露这个上校的间谍身份。
于是,凯伊的情报业务,也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他将这个日本间谍也纳入他的情报范围之内。上次他对那个上校提供了假情报,已使日军上了一次当,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炸毁了七架飞机,和厦门的水陆空军基地,真是顺利之至,可是,这种诡计是否还可以再次使用?却尚有问题。
于是他继续和这个王上校保持着电话的联络,也曾对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情报,为的是使日本人对他所供给的情报,不至于发生怀疑。
但在另一方面,七十四中队的一位驾驶员安吉尔中尉,也已和那位王小姐,建立亲密的友谊。派培则深恐会由于二人的交往,而泄露了七十四中队的机密。自从凯伊向他报告了那天晚上,在蒋县长的晚宴中,这个王小姐的种种活动之后,他已开始对这位小姐,发生了怀疑,因此他使命令安吉尔中尉,不得再与王小姐继续往来。
派培同时还招集驻在赣州基地的七十四中队全体官兵,开了一次会议,对大家提出警告,使大家警觉于他们目前在孤立状态下,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现在,所有的美军官兵们,已经全部处于中国及日本间谍的监视之下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一切言谈举动,格外小心,以免发生危险。而七十四中队的队员们,对于此一情况也已有所了解,所以在言谈行动方面,也都已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