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开始·第四

作者：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三年夏末，培恩和凯伊少尉就职后的第一个星期，曾参加过几次增进其对环境及情况之了解的讲习。在九月中旬，另一位情报官戈拉斯（2nd Lt．Bryan P．Glass）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

　　 他的父亲曾在中国传教，所以他也会说很好的中国国语。他也和二十三战斗大队，以及六十八混合    联队等总部中的官兵们一样，参加了许多次由中国军官为他们举行的简报。

　　 培恩和凯伊，现在已开始正式担任起二十三战斗大队总部中的一般日常工作了。在此时期，在这个总部中，一直都没有高级的情报官，不过听说不久即将有一个到任了。由于办公室中的凯兹上士，具有很丰富的经验，过去一向是由他来主管情报业务，所以凯伊和培恩等到任之初，虽然一切工作都还相当陌生，但业务仍得以顺利地推进。

　　 这时二十三战斗大队的指挥官郝娄威上校业已调职，接任他的职务的，是邦纳维兹中校，总部的人事，也有了变动。

　　 为了要对桂林市内的环境，有所了解，这三位情报官，时而由凯兹上士驾车，到市区中去接寇津牧师（Reverend Mr．Cauthen）夫妇。寇津夫人是戈拉斯的姐姐。

　　 由基地驾车到桂林市区：永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在路上总会遇见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利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来运送货物。使这条公路看来简直就像是此间各种产品的展览所。只要看凯兹上士，在公路上的人群和牛车、马车、汽车、人力车，……之间，不停地转动吉普车的方向盘，穿来穿去地迂回曲折前进，惊险滑稽，兼而有之，真是一件调剂生活的赏心乐事。就像一个有趣的康乐节目一样，可以给人带来历久难忘的欢乐。

　　 在由桂林市区回返总部的途中，由于寇津牧师也在车上，常会使人想到，他正与上帝同在，车子必须谨慎驾驶，切不可撞到任何人。同时，谛听寇津牧师和戈拉斯少尉的谈话，也妙趣横生，因为他们有时还会以中国话交谈，而其谈话内容，还会涵盖中国的许多地方，这些地方不但是凯伊和培恩没有去过的，甚至也是不曾听说过的。同时，看到戈拉斯和他的姐姐在阔别三年之后，重又相聚在一起，那种亲切的姊弟之情，也会使人受到感染，分享他们的快乐。

　　 如果他们在桂林市区内停留较久，他们便会叫凯兹上士自己驾车回去，三位军官在城内教堂中，参加了晚间的礼拜之后，再搭乘到城里来作礼拜的士兵们的卡车，一同回到总部，有时他们甚至还会和在基地工作，于星期日到桂林市区游荡的中国职工们，一同沿公路漫步五哩之遥，回到他们的招待所。

　　 通过这些教会的朋友们，凯伊和培恩对于许多在中国各地传教牧师们的生活，也增进了许多了解。因为有些牧师在中国已经居住了许多年，对中国的情况，知道的很多，所以这些人以及一些可以信赖的中国人，无形中便已成为他们的情报来源。

　　 曾有一次，凯伊为了一件公事，乘车由总部沿公路进城。这次出差，他是搭乘一辆由一位美国上尉所驾的车子。这位上尉是一个空军的医官，他是在桂林医院工作的。他在车上不时推开拥挤在车旁的自行车，又不断地按喇叭警告前边的马车和牛车，有时马会受惊奔驰，将车上的乘客摔了下来。以一个身为医官的人，竟然会以此为赏心乐事，未免令人感到惊奇。这个上尉显然已在战争生活中，陷于精神衰竭状态。后来他才告诉凯伊，他的确已对战争，乃至整个的世界，全都感到厌恶了。

　　 但无论如何，看到他用了这种对待中国人的方式来“取乐”，终究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之事。

　　 在这天由桂林市区回到总部途中，在公路上结集了大量的人群。如果不撞开这些人，吉普车便不能前进。凯伊确信这个医官一定会开车冲了过去，看看他这次究竟会撞伤多少人。

　　 凯伊坚决地要这个医官将车子停下来。他上前查看这许多中国人聚集在公路上，是为了什么。

　　 在走到前面去看时，他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中国人受了伤，正呻吟在一个大电线杆旁边。

　　 一个旁观者，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了凯伊，那个受伤的人，是电信局的一个查线工人，他不慎由电线杆上摔了下来，臂部和腿骨，都被摔断了。

　　 然而，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肯来帮助这个不幸的受伤者，因为大家都深恐一旦伸出援手，将这个人送到医院，说不定还得为这个人付出全部的医药费用。其奈他们本身也很穷，没有力量来做此慈悲为怀之事。所以，结果是，也只好使这个人躺在那里，听天由命了。

　　 甚至那个美国医官，也无意于拯救这个受伤的人。现在他只想尽快地离开这个地方。

　　 在离开这个地方，继续前进的归途中，凯伊曾将当时的情况，加以思考。他试图将中国对生命的价值观念，予以评估，因为美国人来到中国，其目的也正是要保卫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

　　 在中国军官为他们所作的简报中，他曾听说过，中国人曾如何冒了生命的危险，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内，拯救了许多因飞机失事而迫降，或跳机的美国飞行员。在同时，当年在迈阿密，那个中国孩子，热心的跑来救护凯伊班上的受伤同学的景象，也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但在这时，凯伊和这个美国医官，亲眼看到这个受伤的中国人，正在那里痛苦呻吟地挣扎着，他们本来是可以帮助他，将他放在吉普车上，送到医院急救的。然而他们却并未伸出援手，径自驾车而去了。

　　 而此一问题之关键，似乎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责任问题。而不是人道和道德上的义务问题。你可以作成一个这样的推论，等待拯救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你慈悲地伸出了援手，去拯救了一个人，可能还有另外数以百计的人，要求你去拯救。而美国的医官们，在这里的任务，只是要为美国的空军人员而服务，并不是要为所有的人类而服务。

　　 这不啻为所有来到中国的美国军官们，全都上了一课，使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教育和习惯的生活方式，在这里都未能够适应。许多来到中国，才不过几天的美国官兵们，便已了解生活的残酷现实，是可能和理想冲突的。

　　 一直到日落时分，凯伊才和那位上尉医官，回到他们的基地。当凯伊来到餐厅时，他遇到了一位夏皮儒少校（Maj．Lester Shapiro），又是一位空军医官！

　　 由于在下午和那位上尉军医的一度接触，又目睹共做人做事的方式，凯伊不由得对空军中的飞行医官提高了戒心！但在凯伊将下午所看到的情形，告诉了这位少校时，少校却宣称，他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接替那个上尉医官。该医官已奉令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此后夏皮儒少校便也住进凯伊的房中，一直到凯伊离开桂林时，二人才分手。这位少校医官虽在战区中，仍然保持着他那亲切文雅的风度，实属难得。

　　 在第二天夜里，大约十点钟左右，凯伊第一次经验到空袭警报。在广州的西北，监视哨曾听到飞机的声音，根据侦察所得，有数目不明的敌机，正朝着桂林的方向飞来。

　　 凯伊急忙跑到总部的办公室中，那里有专线可以和设于山洞中的控制室直接通电话。他在那里一直等到已经听到敌机的声音时，才到室外跳入那个细长的防空壕中。他随即听到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已开始降低它的飞行高度，以便低飞投弹。由中国人操纵的探照灯已照亮了天空，当灯光捕捉住那架双引擎日本轰炸机时，高射炮也开始射击了。

　　 日本飞机自机场的南方向北飞过机场上空，一束延发炸弹随即在机场爆炸。不过凯伊看不到机场受到损伤的情形。

　　 十分钟后，又有两架日本轰炸机相继而来，它们飞得较高，也在机场投下了炸弹。这次探照灯光消逝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都不曾射击。

　　 这次来袭的敌机，先后共有三架，轰炸的目标，显然是飞机跑道、飞机和地面设施。过了四十五分钟，当监视哨接到报告，敌机已返回广州机场后，警报才告解除。

　　 凯伊听说最近到桂林轰炸的日本飞机，都是单机行动，而且也都是侦察机型式的轻轰炸机。但无论如何，凯伊总算也已有了空袭警报的经验，而且也预料在未来必然还会听到更多的警报。

　　 在位于桂林郊区的“中国的西点”（West Point of China），可以看出在美国顾问及教官训练之下，正在使用美国装备的中国陆军的作战能力。这使凯伊同想起他在堪萨斯州立大学时代，在备役军人训练中心，接受训练时的情景。中国地面部队，在作战时的成就，显然与空中支援之是否配合有关。凯伊认为这种协调配合，极为重要，但在越战及韩战期间，却被疏忽了。在这两次战争中，空军领袖们，对于配合地面部队作战，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凯伊坚信，在地面上的有限战争中，是绝对需要陆空联合作战的。虽然各种不同兵种之间的竞争，也自有其优点，但有时却会妨害到在战争中获胜的最后目标。不过这种情形在二次大战初期的中国战场上，是并不存在的，因为那时陆军与空军都是分别各自执行其任务，也很少有在战场上互相竞争的情形发生。

　　 在群山环绕的桂林，在“中国的西点”的炮兵训练场中，排列着四门油亮的美制七五山炮（75mm Pack Howitzers），正在进行其观测射击训练。射击的目标，是置于“遮蔽点”后面，使炮手根本看不到的一堆木块。

　　 那时正值冬季天气，朔风凛列，碧空无云，空气中正飘散着无烟火药的气味。穿着黄卡其布制服的中国炮手，自骡马背上，将山炮组件抬下来，重新加以组合，完成发射准备。等候那个面色红润，身材强壮的美国军官的发射命令。

　　 这个美国军官是以他那美国南方口音的中国话，来发出发射的口令。

　　 站在一边旁观的凯伊，看了这幕由美国教官和中国学生们合演的兵操，感到那真是一幕好笑的趣剧。

　　 在这里受训的学生们，全都是中国陆军中的军官，勇敢善战，是中国抗日部队里的中坚分子。此时正在跟着美国教官，学习现代化战争的技艺。在这个中国边缘省份的平静山谷中，凯伊亲自看到了这次炮兵训练的进行。这种训练大概是中美军事联盟中，最重要工作之一，而且无疑地也是中国在从事现代化战争中，最重大发展之一。自从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开始以来，迄今已打了六年之久，虽然中国军队不断的遭受挫败，但他们仍在继续抵抗，绝不屈服。到现在，就在中国军队战力衰落之际，终于得到了美国盟友的援助，来训练他们的军官。

　　 在同时，还有一批中国的空军军官，正在美国接受训练。训练完成后，他们便会返回中国，加入“中美混合联队”（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与美国空军并肩作战。

　　 凯伊曾询及，此种训练已进行了多久。有一位军官随即简略地为他介绍了“中国的西点”的背景。在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心，也随之而增强，终于缔结了一项军事联盟。此时中国实无力对日军实施反攻。由于军队的装备不佳，很难和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抗衡。数年以来，一直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作战。美国随即派遣史廸威中将（Lt．Gen．Joseph Stilwell）到重庆，在蒋委员长之下，建立了一个联合作战的机构，共同对抗日本。如果中国要成为美国的有力的盟友，便必须在两项措施中，任择其一：

　　 1．要求华盛顿派遣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远征军，由日本占领下的缅甸登陆，收复缅甸，与中国军队连成一体。

　　 2．由美国将中国的陆军，加以训练，并给予现代化的美式装备。

　　 由于史廸威对中国陆军的作战能力，深具信心，同时也为了比较简易，可以立即付诸实施，所以史廸威才采取了第二项选择，在他的要求之下，美国陆军部才派遣了一支人数虽少，但素质良好的陆军官佐到中国来，番号称为“Y部队”（Y Force），对中国陆军施以训练，以备接受美国装备，进行现代化战争。

　　 中国军官们是由“Y部队”的教官们施以训练，他们在中国设立了许多训练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便是“炮兵训练中心”（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与“步兵训练中心”（Infantry Training Center）。此外还有一些训练中心，系分别施以通讯、医药、兽医等项训练。

　　 这些训练中心都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开始的。负责督导业务者，是一位杜林上校（Col．Frank Dorn），是“Y部队”的智囊团中的一员。迄至这年秋季，来受训的军官们，便已迅速增多，训练中心也为之扩大了。在这些训练中心中受过训练的中国陆军军官们，在其后的对日战争中，的确曾经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如果没有这些训练中心，则我们在远东战区中的情况，一定会更艰苦。

　　 在实施训练时，还有一项颇为特殊的措施，所有的中国学生，都除去了他们制服上的军衔领章，全都变成了大兵，使人无从辨认其身分 [ 译者注：当时在训练中心任教官者，多为中上尉军衔的异国军官。试以译者本身任翻译官时之昆明乾海子炮兵训练中心战炮组第八组之情形而言，教官文斯（Vence），只不过是个一条白杠的中尉军官，而受训的学生们，有许多已是校官军衔。按照当时同盟国联合部队之规定，不论是那国军官，低军衔者便须向高军衔者敬礼，如此则这位中尉教官便非得见了每个学生，都首先举手敬礼不可。这必然会造成施教的困扰。所以学生们全部不佩符号及领章，（那时还是采用旧式的杠星领章），都变成了士兵，在称呼方面，则即不叫学生，也不叫军官，而统称“学员”。 ] 。而一般美国教官，又很难记住中国人的姓名，所以都只能称呼学生们的学号。

　　 凯伊曾问一位受训的杨中尉，询问他在此地受训的感想。他说：

　　 “坦白地说，在我刚到这里受训时，我当真还有点儿怀疑。不管怎么样，我总算也是一个已经在军官学校受过正式训练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派到部队里，开到前方去打仗，也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在前线上，我还曾两度负伤，我自己总觉着我已对作战，具有相当的经验了。还需要到这里来受什么训？可是现在我却十分惋惜，因为未能使每一个军官都到这个中心来接受训练。”

　　 根据杨中尉所说：在中国的军校中，每一件事都是从书本上学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消耗在教室里，学的大多是理论，很少有实习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很难有机会去发挥现代化和机械化的陆军的功能。他们的装备不佳，有些人在整个的战争中，所放的炮竟然还不到十发。

　　 但在接受美国训练之后，他们已学会了如何施放炮，如何行动和如何通讯了。最后他说：

　　 “下次当我们重上战场，进行大规模反攻作战时，整个的情况都将会改观了。”

　　 无论是空军或陆军，都遭遇到同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学习和训练方面，真可以说派系庞杂，种类繁多。作为师法对象的国家，已经太多了，昔在一八九四年间，中国曾以弓箭去和新兴的强国日本作战，结果被日本所击败。其时中国便已显然需要外国的支援，以帮助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陆军了。

　　 在最初，中国是请日本人来帮助他们建立新式的军队，而日本人本身却又是跟着法国人和德国人学的。

　　 于是大批的中国军官，纷纷渡海到日本去留学，接受良好的军事训练。后来中国的军人领袖们，有许多是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的，蒋委员长便是其中之一。

　　 有一个中国的上校军官，过去是“日本皇家士官学校”毕业的，不料后来竟做了日本的间谍，差点要了凯伊的命。此在后文中当予述及。

　　 在一九二○年代，俄国人曾对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便是在苏俄顾问们的协助之下，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将军，训练了一支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全国的军队。

　　 不过蒋介石将军对于苏俄在中国的目的，业已具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在一九二七年的胜利之后，新的中央政府，才开始转向右倾。在俄国顾问被送走后，又请来了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取代俄国人，训练中国的军队。

　　 于是许多德国的职业军人，就像两次大战期间，隆美尔元帅（Marshal Rommel）那种类型的人，便帮助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军官学校，改以德国人的方式，来训练中国的军队。

　　 这些德国军官训练出来的中国军队，后来便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部队的中坚份子。一直到一九三九年，这些德国教官们，才在日人的严重抗议下，奉召返回德国。

　　 在其后的五年中，中国正面对着日本的猛烈攻击，处境最艰苦的时期，却孤立而寡援，只好依赖它自己来训练军队，进行战争了。

　　 德国顾问们在中国的训练工作，诚然作得很好，但美国人在中国所作的，似乎较之德国人，还要更胜一筹，因为美国人还提供了金钱的援助。同时，美国人还在中国设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校，训练的方式，也完全和在美国的军校相同。他们在中国不但训练，而且还以新式武器，装备了中国的陆军。而“Y部队”的最后目的，也便是为中国陆军装备最现代化的新式武器与弹药。

　　 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军队的训练，一向都是为了完全没有标准化的武器，而受到阻挠。军队所使用的武器，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例如，仅以手枪而言，便有三十来种不同的类型。自0.25口径的玩具型手枪，以至火力强大的毛瑟手枪，都应有尽有。

　　 在炮兵学校，所使用的大炮，其型式之多，几乎就可以编成一部火炮发展史，然而在炮兵学校的学生们实习时所用的炮，居然也正是这些型式不同的大炮，这是因为学校中的七五山炮，尚不敷应用之故。这些为中国部队在过去六年中，和日本人作战所使用的大炮，几乎已经陈旧到只能在博物馆中去找，或是已成为在市政府门前的草地上，陈列的古董了。

　　 炮兵训练中心的指挥官，是瓦特斯准将（Brigadier General Jerome Waters），他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以惨淡经营的方式，建立了这个训练中心。他对他的工作，具有非常的热忱。他是在墨西哥长大的。第一次认识中国人，是在他父亲经营的铁路饭店中。他曾在奥克拉哈马的席尔炮台（Fort Sill）任教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又回到席尔炮台，成为那里的司令官之一。

　　 瓦特斯将军对于美国的七五山炮，十分爱好。诚如他所说：

　　 “这种炮简直就是为了中国而订做的。”

　　 这是一种非常轻便的炮，装卸方便，构造简单，易于修理。在使用时，也很少会发生错误。它的曲射性能，恰好适用于中国丘陵地带的地形。而经过训练后的中国陆军，和日本人交锋的战场，也大多是这些山陵地区。它最大的优点，是在没有汽油和公路的情况下，也照样地可以运用自如。 [ 译者注：这种七五山炮在有公路的地方，可以吉普车或3/4吨中吉普来拖拉 ] “只须将它拆开，装在六匹骡子上面，无论登山越岭，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凯伊对中国陆军的描写，至此为止。现在所要叙述的，是空军对中国陆军的支援所作的计划，及实施的情形。凯伊发现中国陆军在正确地使用美式装备方面，还需要接受更多的训练。此时空军的主要任务，仍是属于防守性质的。然而接受训练的中国陆军，目的却在于对日军展开反攻。只有在飞机用的汽油格外充分时，空军才会选择日军的供给品集中的处所，实施空中攻击。

　　 在凯伊到达中国后，不久他就已发现，在美国的飞虎队首次出现于中国的天空，所展示的勇敢精神，以及对于日本空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竟毫无惧色，而且还凭借卓越的战术，创造了以寡敌众的惊人战果之后，已使日本人发生了忧惧之心。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飞虎队实不啻人道与正义的象征。对于飞虎队在中国的光荣成就，中国人可能会永远记忆在心中。此一事实，曾使在中国的每一美国官兵，都受到感动。每一个人都希望能竭尽本身之所能，以使中国人得以保持他们的信仰。有许多作者，曾将飞虎队的战士们，描写为没有感情的，严酷的人们，喜于寻找刺激的冒险家们，将击落日本飞机，当作一种生意来做，目的只在于获得奖金。 [ 译者注：那时击落一架日本战斗机，大约可得奖金800美元 ] 。此种观点可能是中国人所未能赞同者。

　　 兹不妨列举事实，来予以说明。在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后，原来的飞虎队，旋即改编为二十三战斗大队，驾驶员也都改编入十四航空队的正式军官之列。这时即使击落日机，也不会再有奖金了，但所有的空军驾驶员们，仍勇于作战如故。他们也像飞虎队一样地为了保卫自由而战。在事实上，飞虎队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后来的美国空军所做的，则是远要超过此一目标。有许多飞虎队的战士们，参加了正式的美国空军之后，仍留在中国，负责领导及教导新来到中国的空军驾驶员作战。由此可见，飞虎队的拼命作战的目的，决不是受到金钱的驱使，他们只想彻底击溃日军，解救中国人的苦难，然后再回到他们本身的自由祖国而已。

　　 所有的空军军官们，都是忠于他们的职守的。在每次的飞行空战中，都不惜将本身的生命，作孤注的一掷。自中队长以至机工们，都需要一种坚强的毅力，以承受各种重大的打击，如严重的挫败、好友的丧生，以及被迫自基地撤退——这些基地都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妇女，乃至儿童们的血汗的结晶。

　　 中国军事当局，曾经通知美国盟军们，日本人已经组织了一个枪手集团，以杀害美军的官兵们，尤其是飞行员们。如能刺杀一个上校，或更高军衔的人，即可获得奖金七十万元（折合美金35,000元）。根据中国的情报，在某些地区，已驻有枪手二百人，日本人每天支付他们每人工资四百元（二十元美金），使他们伺机行刺。虽然那时并不曾有人被刺而死，但由于暗箭难防，所以这种威胁却一直存在着。每一个人都必须永远提高警觉。同时中国军方，也已在二十三战斗大队的营区，增加了防护人员，以保障驻华美国空军人员的安全。

　　 在二十三战斗大队总部与六八混合联队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时联队长是文森上校（Clinton “Casay”D．Vincent）（其后升任准将）。这两个总部都设于桂林，其间只隔了一小山。由空中摄影看来，在山腰里有一条道路可将被山分开的两个总部连接起来，这是二者之间交通的捷径。

　　 令人奇怪的是，在凯伊和文森之间的接触，大多是关于战术之研究，防空武器之试验及其功能之评估之类的问题。文森上校本身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凯伊并不知道，通常凯伊总是和这位联队长在司米斯中校（Lt．Col．Wilfred Smith）、韦斯特少校（Maj．Sam West），以及司米斯上尉（Capt．“Cotton”Smith）的第二组办公室，或是在布里威瑟上校（Col．Robert Bretweiser），以及希斯特尔中校（Lt．Col．John Hester）的第三组办公室相会。

　　 对于新近来到中国的美军官兵，如果要对他介绍在中国的生活情况，便须首先告诉他一些与其消遣生活有关的时间和地点。陈纳德将军是一个很明智的领袖，他深知那些每天在紧张的战斗中生活的青年们，都需要一些公余的消遣，以松弛其紧张与挫折。即使是担任非战斗的危险性任务的人，也是一样，青年人在闲暇时去追逐异性，总是难以避免之事。

　　 然而，如果美国空军和中国女性之间，发生意外事件时，将会引起何种后果，陈纳德将军是完全了解的。他希望任何足以妨害中美之间的和谐关系之事，都不会发生。为了使美军官兵获得异性慰藉，在桂林到美国空军基地之间的公路上，有一座百老汇大厦，在其中设有妓院、舞厅，与茶室，并由美国的医疗人员，担任卫生检查之责。生意甚是兴隆。因为外面永远都有人在等待着，可知其中早已人满为患。

　　 凯伊有一次曾到桂林的“红灯区”中去观光，其生意之鼎盛，甚且较之“百老汇”犹有过之。在这个区域中，有八幢房屋，是操此行业的。在中国社会中，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个人钦佩的。此类行业，总是和其它社会隔离的，任何地区都不会容忍此类行业混杂其间。像这种妓院、鸦片烟馆、贫民区，在城市中，大多自成一区。这使每一个人都可选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有人，不论男女，选择了此类行业，他便可能要终身以此为生，除非他有克服环境的力量，否则要想改变其生活力式，是很困难的。有些贫穷家庭，将女儿售给妓院，诚属人间惨事，但总比在出生之后，便将她淹死的好——有些女婴曾被她们的母亲到河边洗衣，或为家中汲水时，投入河中淹死。

　　 有一天晚上，当凯伊正在贫民区漫步时，有一个大约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跑了过来。凯伊蹲下来和她讲话时，这个小女孩抢走了他的上面有一条金杠（美军少尉军衔的帽徽是一条金杠，中尉是一条银杠）的空军便帽，和他谈话，想不到在一个这样可怕的环境中，一个如此幼小的女孩，竟然也会施展媚术，诱使男子去会她的母亲。直到凯伊给了她一张五元的钞票，她才将帽子交还凯伊。在这个地方，凯伊所看到的情形，竟然也与“红灯区”一样，虽然，和印度的加尔各答以及孟买的情形比较起来，这里还算是较好的了。

　　 二十三战斗大队的大队长邦纳维兹（前为七十四中队的中队长），有一天晚上，发布了一项人事命令，将凯伊少尉派到七十四战斗中队去工作，地点是在桂林。此外还将戈拉斯少尉，派往衡阳的七十五战斗中队。将培恩少尉派往遂川的七十六中队。

　　 他同时又宣布，派一位曾在中国的梅尔克公司工作，会讲中国话的泰勒少校（Maj．Richard Taylor），来主管第二十三大队的第二组业务。所有的命令，均将在一九四三年的十月一日生效。

　　 对这项新的任命，凯伊深为庆幸，因为七十四中队一向被视为“教导中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战斗中队。

　　 这时的邦纳维兹上校，虽然已升任为大队长，但依然对他曾任队长的七十四中队，最为喜爱，他告诉凯伊，派到七十四中队工作，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因为在二十三大队所属的三个战斗中队中，七十四中队一直都是实力最雄厚的一个。

　　 在过去，凯伊也曾到七十四中队去访问，并观察了它的作业情况，因为该队的飞机跑道，离开凯伊的办公室，只不过数百码之遥。

　　 七十四中队有时会掩护第十一轰炸中队（11th Bomber Squadron，）（medium）的轰炸机实施轰炸任务。该中队系以一个位于阳塘（Yang Tong）的一个较大机场为基地，而且桂林地区的防空任务，也是由七十四中队担任。

　　 由于七十四中队还须掩护十一中队的B－25轰炸机，飞往香港及广州等地，实施轰炸，所以他们的任务至为艰巨。因为在这两个城市中，防空炮火，极为密集而猛烈，同时还驻有大量由熟练飞行员驾驶的日本飞机。

　　 每值秋季和春季，各战斗中队的出击，便会十分频繁。因为在此时期，中国农民所种植的谷类，均已收获完毕，但尚未运至市场出售，或移至内陆贮存，日本地面部队，乃乘此时机，大肆出动，抢掠农民的粮食。他们总会在此季节中，掠夺足够他们的军队半年食用的食粮。他们的政策，是以就地取得的食粮，为军需之主要来源，而以自外地输入的粮食为辅。

　　 十四航空队对于日本的劫粮行动，一向都会施以强烈的打击，因为粮食对于中国人民的民心士气，都有极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地面部队，又难作有效之对抗。

　　 虽然，日军的攻势，究竟是单纯地为了抢掠食粮，抑或另有其它目标，有时亦甚难判断。尤以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间，洞庭湖区域的情况为然。其时日军突然大肆活跃，他们征用或没收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舢板，军运频繁。根据情报显示，日军即将自洞庭湖区域出动，向西及向南发动强大攻势。驻在衡阳基地的七十四战斗中队，此时的出击机会，也随之而大为增加，而且他们所遭遇的日本飞机的抗拒，也与日俱增。

　　 培恩少尉和凯伊分手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培恩奉令东飞数百里，去到遂川服务，凯伊仍旧留在桂林。而戈拉斯则乘火车北上去衡阳报到。于是这三位由美国陆军航空队情报学校训练出来的第一批战斗情报员，至此也只好黯然分袂，各奔前程了。

　　 从此以后，培恩和派伊，便一直留在他们的中队，到日本投降时为止，而戈拉斯则在七十五中队工作一个时期后，又调往陆空部队资源技术服务组（Air Ground Force Resources Technical Service）工作，这也是十四航空队的一个情报组织。

　　 这时二十三大队的官兵们，都在为了一项传闻中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听说希尔上校（Col．David Lee “Tex” Hill），即将第二次来到中国战区服务，并将接任二十三大队的大队长之职。

　　 希尔上校原为美国志愿队的战士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他出生于高丽，是由美国海军训练出来的优秀驾驶员。

　　 在希尔上校到达中国接任二十三大队的指挥官之后，凯伊少尉便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共同策划对日军的抢粮运动，施以空中及地面的猛烈攻击。此时的战斗机多自衡阳基地出发。希尔上校也已来到一个接近战区的地点，以便亲自指挥他的部属，进行二十四小时永不休止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