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友·第三

作者：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凯伊和培恩被派到二十三战斗大队，为时至为短暂，只不过使他们得以对其所属的三个战斗中队的组织及作战情形，获得一个概括的认识而已。由于汽油供应的短缺，使此一大队的作战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最初的一个阶段，这个大队的任务，大多是防守性的。

　　 最重要的是尽可能使    中国的土地，受到保护，使其不致为日军所占领。所以就大体而言，他们是采取守势的。在战略方面，他们并不能完全自由，仍须听命于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及其顾问们。而此时的军事活动，也大多须视日军的活动情形而定。这是日军显然是占有优势的。他们拥有大量的飞机，而且在地面上，他们又控制了许多重要的战略地带，自海岸线以至内陆地区，已大部分沦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由于二十三战斗大队的两个中队，系分散地驻于距离总部甚远的地区，以至于大队部也很难直接指挥其每天的作战活动。所以在此时期，大部分的战役都不能将属下的飞机，予以集中运用。即使是一个非常精干的中队长，也很难做出最完善的计划，并予以执行。虽然，在二十三战斗大队大队长的卓越领导下，仍完成了许多重大的任务。而六十八混合联队的指挥官，也尽可能地执行了他所负的任务。

　　 二十三战斗大队总部，对于它所属的三个中队的作战活动，全都予以密切的监督，并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援。不过它为各中队所提供的作战计划和情报，则因为受到驻地分散的影响，实际贡献不多。

　　 二十三战斗大队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和人力，以获取情报，藉以了解中国人对日作战的背景，及其所作的努力。有许多美国人并不充分了解中国人的处境，对中国人在对日战争方面，所持之观点，以及形成此种观点所涉及的各项因素，似也不甚了然。中国远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件中，便已开始了它对日本人的不宣而战，而且在更早的许多年前，便已在和中国共产党作战。在经过了如此长久的战争岁月之后，中国的作战实力，早已被削弱了。而现在它却出现了新的希望，在对日战争方面，似已呈现光明的前途。但在对共产党的战争方面，却也已受到困扰。其后中国自英国及美国所接受的支援，也较两国原先所承诺者为多。英国在缅甸已驻有军队，并且还派遣了一些观察员到中国来。澳大利亚也提供了支援。大量金钱流入印度，缅甸，与中国，以训练中国的部队，并给予新式的装备。同时，每天都有美国飞行员来到中国。这些美国空军的来临，对于中国的民心士气之鼓舞，无疑已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而且美国也正在给予中国以更多的经济支援，以解救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财政危机。

　　 自一九三七年以来，日本便已对中国实行了封锁。这使中国对外的水陆交通，已全部陷于断绝。现在唯一的交通孔道，便只有一个后门尚未关闭，那便是飞越驼峰，自印度飞运物资到中国。

　　 日本人的封锁，的确业已使中国陷于窒息之境，使其实力为之削弱。在此情形下，中国所有的资源，充其量也不过只够维持其生存而已。何况它还须在国内应付那些对中日战争很少帮助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地面部队，似乎对所有的各种作战装备，均感缺乏，他们也没有重武器来支援前线上的步兵。问题已严重到一条新的中缅公路，也难以充分地运输其所需的作战物资。也许只有使盟军在中国沿岸的港口登陆，将几个可以由海道输送大量物资到中国的主要海港，予以收复，才可能缓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物资缺乏的困难。

　　 虽然，由于日本人正在粤汉路的两个终点站上，集中强大的部队，乃使此一希望也很难有实现的可能。

　　 现在的情况是，要使中国武装部队，能对日军进行有效的攻击，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要使他们获得足够的食物与军火。

　　 中国现在也正为内陆的交通瘫痪所困。在当年日军侵入中国之初，便已首先攫取了中国大部分的铁路。它甚至将许多中国的铁轨和钢铁，运回日本，予以熔化，并制成武器和机械来支援它的战争。

　　 中国的卡车数量，本来就不多，在一九四一年，为数也不过才一万五千辆，但由于没有新车和零件补充替换，现在大部分都已报废，只剩下五千辆了，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是由于零件缺乏而时常停驶的。以至于物资之运输，大多只能倚赖人力的驼载，以及牛马拖拉的车辆了。

　　 在内部的河流中，也有一些舢板，负起了运输的重任，将物资由西部输送到东郡。由于机动性的缺乏，以致使中国的军队的调动，受到阻挠，使人民陷于饥饿，同时也使中央政府的施政，遭遇困难。

　　 这种情况更导致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百业凋零。也许只有一个过去一直生活于贫困状态下的国家的人民，才能忍受物资如此缺乏的穷苦生活。虽然，当市场中货品，正严重缺乏，物价正在每分钟都在急遽上升时，人民究竟还能忍受多久，他们也许可以只倚赖每天不到一碗米而生活——虽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每天只进两餐的。然而人民却不能忍受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许多罪恶——黑市、贪污、暴利、对政府的不满，……等，都相继而至。

　　 严重的通货膨胀，使那些正致力于维护一个共和政府生存的人民的士气，也被腐蚀了。

　　 这使一个致力于民主政治的中央政府，也已脱离了它原来选择的未来途径。在重庆，有少数思想保守的政治家们，排挤了自由派的人们，箝制言论，致力于思想控制，利用警察的力量，希望能够保持现状；在西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将他们的精锐部队驻守在双方的边界上，由国民政府领导的联合阵线，随时有瓦解的可能。

　　 这许多病态，对中国已造成了直接而重大的困扰。他们所要求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改革。然而在二十三战斗大队的立场看来，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为这样做适足以使国家受到损害，使国家的当务之急被忽略了，使其对日抗战的持续，受到了阻碍。

　　 在事实上，没有任何盟国，会牺牲如此之大，而历时又如此之久。凯伊听说，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中国的军人和老百姓，死于抗日战争者，已逾两千万人。而由日本占领区内，背井离乡，逃往后方自由区中的难民，亦已超过了五千万人。如此数目庞大的抛弃家乡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向异乡流浪的移民，诚属史无前例。而这些逃难的人群，也都依然在挣扎中求生。有些妇女就在逃难途中的马路边，产下了婴儿，但却完全得不到休息，第二天使又继续走上投奔自由之路了。

　　 在战争的后期，凯伊曾经目睹一个绵长的难民行列，在一段道路上，为了逃避日本人而奔向后方的难民，拥挤在一起，扶老携幼，争前恐后的人群，竟结成一条长达五哩之遥的行列。在道路的两边，到处都是难以数计的车辆、帐篷、人群，以及家畜之类。在这个庞大的人潮中，如果要想逆向行走，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这时的中国，业已丧失了它所有的重要港口，大部分的公路、铁路、和工业。而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省份，也大多数已经失陷了。此时她也正像其它已被孤立的国家一样地陷于孤立了。

　　 虽然，中国抗战的决心，却并未动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尚能支持多久，它将如何来保持它的人民和政府的团结？

　　 就在培恩和凯伊到达中国之际，中国军官们曾为他们作了一次有关中国抗战背景的简报。凯伊和培恩都还能记得那位设于桂林，被称为“中国的西点”的参谋所作的那次简报中的一些要点。在凯伊的笔记中，所写的一些摘要是：

　　一九三七年：在北平城外的那座古老的卢沟桥附近，亚洲的萨拉吉沃 [ cdhyy注：萨拉热窝 ] [ 译者注：Sarajevo，萨拉吉沃为位于南所拉夫的一个城市，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国王子Francis Ferdinand在该地被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 ，第一枪响起，藉口是有一名日本士兵在夜间演习后失踪。

　　但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导，事实是：这个日本兵因对一位中国妇女施暴而被打死。但日军却以此为藉口，进军华北与华中。早已习于采取姑息观点的世界各国，鉴于现代化军备的武力之强大，咸以为不出三个月，中国即将屈服。

　　虽然……受害者并未崩溃，相反的，军阀和共产党，也加入了蒋委员长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联合阵线。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央政府迁至汉口。

　　一九三八年：广州与汉口沦陷，中央政府再度西迁，沿长江西行1,000哩，迁至重庆。

　　在迁都完成后，蒋委员长昭告国人：“敌人的主要目标——在短期内获取决定性胜利——业已失败。……我们的抗战，是为了民族的生存。时间和空间，均不予考虑……不论是毒气弹、炸弹，不论在军备方面，双方实力，何等憨殊，更不论国人牺牲，何等重大，都不能阻止我们抗战的进行。

　　一九三九年：美国仍在继续料钢铁输送到日本。法国则禁止以越南为补给品输送中国的孔道，英国人又将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予以封锁，中国处境困难。

　　一九四零年：日军侵入越南，英国人重开滇缅公路，美国终于禁止将钢铁输送日本。第一次以贷款一亿美元给予中国。蒋委员长在重庆，重申他的信心：“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都痛恨侵略，要求和平。如果中国的抗战持续下去，列强便会站在中国的一边。”

　　一九四一年：日机轰炸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最初感到兴奋，其后又感到失望。只在短短的六个月中，日本人便攻占了菲律宾、新加坡、缅甸、与印度群岛。美国人正忙于应付各地的战事。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A．V．G），虽然力量有限，但却为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一九四二年：中国处境，更为艰苦。

　　一九四三年：由于蒋介石委员长亲自至开罗参加会议，使中国也列为世界强国之一——这纯系由于它的持久对日抗战，才使它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它的军队、人民，忍受苦难，但充满希望，虽然有时撤退，但仍继续抵抗。处境更为艰苦。

　　 也是由于中国拥有如此忍受苦难的勤劳国民，更加上一些其它的因素，才使它能在如此久的岁月中，仍能继续抗战，绝不屈服。

　　 同时，中国的五百万陆军，都能忍受着饥饿、疾病、劣势的武器、指挥官措施失当，不断撤退的打击，而仍继续作战。而且还时常在防守战中获胜，他们也从来不会投降。

　　 中国的农夫们，也仍能在日本人的进攻，逃难，以及政治家们措施不当等不幸环境中，继续争取生存。他们率领着他们的妻子儿女，辛苦地为抗战而工作，工程浩大的滇缅公路，乃至为十四航空队所使用的飞机跑道，全都是由中国的勤劳农民所建造的，而在同时，他们仍在耕种田地为国人生产食粮。

　　 中国的游击队，有些是属于国民党的，也有些是属于共产党的，一直都是在使用了少数陈旧的来复枪，以及将铁壶、锅、刀之类的厨房用具，熔化而制造的大刀和手榴弹，来和日军作战。虽然他有时会遇见敌人就跑，但其目的却是为了以后再来。因此他们才能在敌人占领区内，占有许多基地，打击日本人建立的傀儡政府，破坏日本人的所谓“共荣”计划。

　　 此外，还有那些在中国只占少数的政治家、艺术家、学生、技工之类，也都在将他们的智慧贡献给国家，为国家的生存而宣传奔走。所以可以说，中国力量，来自其人民的吃苦耐劳，奋斗不息的民族性。这种民族精神的力量来源，在经过了时代的长期的考验之后，又获得进一步的发扬而变得更为坚强了。在这方面，能够领导全中国人民的，仍为他们的领袖蒋委员长，即使是他的顽强的敌人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于他这种领导全国人民，坚决抵抗到底的伟大精神，也无不予以尊重。自从他建立了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以后，他便已掌握了军政的大权，但也正因如此，所以他才能运用这种权力来进行对日本的战争，否则中国的抗战，便不可能持继下去，甚至也不可能发生。到了一九四三年，全国人民的意愿，已经和他们的领袖的意愿，合而为一了。

　　 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蒋委员长对于国内的自由分子，以及国外的友人们，所作的忠告，已予以接纳。检查制度，显然已放宽了。同盟国家的记者们，曾被准许到被视为禁区的共产党占领区，作了一次参观旅行，并发表了许多对共产党的乡村组织、土地改革和对日军的游击战术，表示同情的文字。而国内的一些民主团体，也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已不容再事延缓，我们对同胞们提出警告，如果在抗战期间，不能实现民主制度，则在战后出现者，将不会是民主制度，而是分裂和毁灭，国民所遭遇的苦难，将百倍于今日。”

　　 为了使共产党也和国民党合作，以共同抵抗日本，美国曾致力于敦促国民政府，改变其政策。此一观念最初系由美国的代表赫尔利将军（General Patrick Hurley）予以传达，他是在此一运动开始之初，来到中国的。

　　 赫尔利将军并未完成其使命，继之而至的，是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Marshall)，他也没有能够达成其目标。

　　 在此时期，有许多在中国的美国人，对于美国所持之观点——作为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调解人的观点和政策，显然还未能了解。这些领袖们之间的对立，已历时甚久了。凯伊个人则认为，即使在那个时期，而且，即使其时美国正在支持共产主义的俄国，对抗德国，但美国对共产主义，仍不宜采取宽容的政策。

　　 在战争的中期，美国对解决中国问题所采取的措施，看起来未免过分天真，而且短视。其时美国自己的观察家和情报人员，都曾向政府提出报告，苏俄已将各种类型的武器，运交共产党，而美国政府的领袖们，何以竟不予置信？而且共产党也从来不曾用这些武器来和日军作战。他们只将这些武器贮藏起来，用以训练他们自己的军队。

　　 在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间，国民政府的军队，对日军作战的能力，已渐趋衰落。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军队的实力，却日益活跃，同时也已表现了它的军事实力。

　　 而这时美国所最关切者，却仍为欧洲，对于共产党在它自己占领区中的发展和壮大，则并未注意。这也可能是美国的分析家们，假定在共区内的这种军队实力的发展，是为了对日军作战之故。或者，也许是单纯的由于在情报的分析判断过程中，未能作精确的估计所致。而凯伊自己的观察，则以为在一九四四年，在中国所目击的各种迹象，便业已显示出来，共产党已在准备席卷中国大陆了。

　　 早在抗战开始之初，蒋介石委员长便已觉察到，在最后中国能够决定采取何种民主的形式，才最适合中国的国体之前，首先要保持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赫尔利与马歇尔所作的建议，还不够成熟，对中国当时的情况，并不适合。对于将由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他不能接受。对于那些抨击他的人们，他所作的最好答案，便是使他们的抨击公然发表出来。

　　 不过他仍剀切说明：

　　 “胜利的目标……乃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和平，它是以政治与社会的安定为基础，以政府为国民谋求福利为出发点的。”

　　 在凯伊和培恩到达桂林两天之后，招待所的工友，交给他们一个袖珍日记本，上面是中英文并列的。其中对中国的国旗，曾加以说明。简而言之，国旗上的三种颜色，红、蓝、白，所代表的意义，是“三民主义”“平等、博爱与自由”。而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在蔚蓝天空中的白色太阳，在国旗上占有左上方的位置，则显示国民党的治理。

　　 如果要想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的此一同盟国家的本质，最佳途径，是阅读一下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写成的：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如果溯本探原到更遥远的时期，以求对中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作用，不妨将人类历史，作一回顾，当可发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活文化的创始者，其起源可上溯到石器时代。

　　 统治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出现于纪元前二二○五－一七六六年的夏朝。自此时起，发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国人民，便逐渐开拓其疆土，经历了二十个王朝的统治。最后，直到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灭亡，才终止了王朝的统治。

　　 一九一一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才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

　　 在中国政府的结构方面，有一项极为重要之事实，是不可忽略的。中国的中央政府，是由国民党所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它曾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统治，在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间，统一了中国，在一九三七年，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对日作战，同时也在进行国家的重建工作。

　　 在孙中山先生计划下，民主政治的进展，可分为三个时期，那便是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以及宪政时期。

　　 在一九四三年，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均已终结，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蒋介石委员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曾经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之后，即开始建立一个立宪政府。

　　 这三个历史性的阶段的划分，是为了要连续不断地达到一个在国民党领导下，建立宪政政府的目的。

　　 国民党的原始领导者，是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孙先生逝世后，继续领导国民党的，是蒋介石先生，嗣后蒋经国先生又成为国民党的领导者，这个政党至今依然存在，只不过其党员及领袖，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不同。

　　 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党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该团的领导者蒋介石先生，曾指出建立青年团的三个主要的理由是：参加抗日战争，重建国家；为革命之进行，建立新的力量；使三民主义更为有效。所有十六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不论男女，均可加入青年团为团员。在一九四三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人数已达五十万人之众。

　　 中国的抗日战争，其后已演变为一种消耗战。当时的财政部长，任务便非常艰巨。一方面，他必须支付庞大的军费，稳定恶性膨胀中的国币。而在另一方面，他又须想出方法和手段，以强化中国的经济力量。在必须将各种环境，都加以考虑的情况下，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及其部属，无不竭尽智虑，全力以赴，虽然当时中国的战时军费支出，比较其平时岁收之总和还要大得多，但财政部在困难情况下，应付庞大支出的能力，仍令人惊佩。事实上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情况，仍较战时的其它国家为佳。中国国民每人所需负担之战费的数值，是全世界最低的。其国债总数，也远较许多其它国家为少。

　　 培恩和凯伊的主要职责与兴趣，自然是军事方面的。他们所关切的是，如何将美国空军，与中国的军事行动，达成良好的配合？尤其是对日军的据点，如何策划有效的空中攻击？然而在此时期，美国空军的二十三战斗大队，对中国地面部队所给予的空中支援，却为数不多。

　　 在军事方面，所有的海陆空军部队的指挥，均操之于军事委员会之手。主席是蒋介石委员长。共有常务委员7－9人。在其当然委员中，包括有参谋总长及次长、军令部的首长、国防部长、军训处、政训处，以及顾问们。

　　 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有各种不同的处、局，以及委员会等，例如在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主管的军政部，便负有对陆军及其所属各种机构的督导之责。其它各处则负责防卫计划、政治训练、海军与空军、外事联络……等事宜。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陆军约有1,700,000人，一九三七年以后，陆军作战部队，已扩充到6,000,000人，后备军达2,000,000人，经常都在训练中。在日军占领区中的游击队，曾有一个时期，达到八十万人以上。为了要增加他们的作战实力及效率，军事当局曾对他们施以军事训练，在一九四三年，在沦陷区各地进行游击战的游击队人数，共有365,000人。

　　 中国人一向都是非常热衷于宗教的，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对各种不同的宗教，都能予以容忍，而不加以排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奉祀他们的祖先，遵从佛教的仪式，参加道教的节日祝庆典礼，又对基督教的习惯，也同样地采用，但却丝毫不感到有什么矛盾而不相容之处。

　　 在中国的共和政体之下，肯定地赋予每一个国民，以一种不可剥夺的宗教自由的权利。因此，中国也已成为难以数计的外国传教士的乐园，即使在中国抗战时期，他们仍留在中国，从事传教任务。有些传教士在传教期间内，还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战争。

　　 中国并不曾恳求美国支援他们的抗日战争。虽然，在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要“……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表后十六年，一个民间组织的“志愿队”却在陈纳德的领导下，来到中国，参加了对日战争。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第一次升空作战。这些英勇的驾驶员与地面工作人员，便是在中国及全世界驰名的“飞虎队”（Flying Tigers）。

　　 为了要使所有的美国空军人员，得以全力从事他们的作战任务，并且感到有如在自己家中一样的舒适，中国的军事委员会，特别成立了一个“战地服务团”（War Area Service Corps），展开了对于驻华美军的服务工作。这个机构的主管，是黄仁霖将军，当时曾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六十个招待所（Hostel）。

　　 战地服务团的总部，系设于昆明。同时又在昆明、重庆、桂林、赣州，设有四个支部。

　　 在历时七年半的攸长时期内，中国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对驻华盟军的服务，极为盟军所称赞。其服务项目包括有：宿舍、餐饮、洗衣、理发、翻译、每日新闻摘要、新闻手册、中文班、社会交谊、与中国官方之联络、演讲、音乐会、艺术展览、戏剧欣赏、宗教节目、医药服务……等。

　　 战地服务团的理想，是要使所有来自其他国家，风俗习惯与中国不同的“武装同志”们，在中国的生活环境，尽量与其本国接近，使他们生活得更为舒适一些。此项任务之执行，当然是极为艰巨的，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人员，仍竭尽一切努力，以求达成其目标。所以战地服务团对于驻华美军的生活情况之改善，的确有非常巨大的帮助。

　　 在培恩和凯伊被派到二十三战斗大队总部工作的第一个星期，蒋委员长夫人曾至总部访问，这使其时驻于桂林地区的美军官兵，倍感欢欣鼓舞。

　　 那天蒋夫人曾对美军官兵发表一段简短的谈话。地点是在桂林那个小型的招待所门前。凯伊一直都还记得蒋夫人那天的谈话。这是凯伊第一次看到蒋夫人。对于中国第一夫人雍容华贵的风度和流畅优雅的英语，印象非常深刻。凯伊当时还记蒋夫人的谈话记了下来：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任务，便是打胜这场战争，建立与维持一种永恒的和平，使在日本人的侵略战争中的受害者所身受的痛苦与牺牲，是值得的。

　　我们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人民，现在必须奋力作战，并确信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而且很快便会到来。

　　我希望能与你们，以及其它国家的人民，为进步的国际社会，奠立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基础。在其中，任何一个习于掠夺为生的邻邦，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世代中，再次恣意进行另外一次血腥的杀戮。

　　我们中国人深信，我们的明智之举，即为宁愿冒险进行光荣的战争，也不甘接受屈辱的失败。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但必须要有抗战必胜的观念，也不单是在口头上这样宣称，我们还需要以行动来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