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作者：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飞虎英雄传》（Guerrilla One）系二次大战期间，陈纳德将军麾下，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大队（最初在昆明被称为二十三驱逐大队，23rd Pursuit Squadron），七十四战斗中队，少尉情报官露泽尔凯斯克（2nd Lt．Luther C．Kissick，Jr，），根据其个人日记，书信，以及曾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七十四中队自赣州撤退前夕，埋藏在赣江之畔的一座宝塔附近墓地中，直到前几年才设法挖出的七十四中队作战纪录表等重要档案，撰写而成。全书均以事实为依据，毫无任何凭空臆测捏造之处，故读之颇具真实感。尤其是每次空战之叙述，不但将年、月、日，任务、人员、地点、路线、战果……等，予以叙明，甚至几时几分，也都详细记载，有极为珍贵之文献价值。实为研究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华助战史实，及中日战史者，所必读之参考书。

　　 作者本身为杰出的美国职业军人，具有高度正义感，无畏精神，及超人的智慧。于一九四四年秋，当江西赣州四周，均已为日军所占领，赣州已成敌后地带，其与后方之联络及补给路线，已遭切断，日军已迫近城垣，一时人心惶惶，许多民众，方谋逃往后方安全地带，而当时的赣州县长兼保安司令蒋经国将军，正坚守阵地，苦撑危局之际，本书作者及七十四中队队长赫尔斯特少校，都为了对蒋县长之勇毅精神表示钦仰，提供支援，乃不畏艰险，毅然将七十四中队，由桂林移驻赣州，与蒋县长同尝甘苦，共挽危局。在敌后之赣州，展开其神话式之空中游击战争。在湖、广、闽、赣、皖、黔、江、浙、京、沪，乃至台湾等地带，展开攻势，支援友军，给予日本陆海空部队，以严重之打击。其两度突击南京，曾使津浦交通，陷于瘫痪，后又运用机谋，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出动P－51野马战斗机十八架，奇袭八百公里外之的上海日军机场，一举而炸毁日机八十架。战绩辉煌，曾使全球为之震惊。且亦使战区军民，士气提高，日军战机，闻声丧胆，其后竟尽量避免在空中与美机交锋。凡此种种，虽系由于创始此一“空中游击队”之赫尔斯特少校，及后任之卡普曼少校，领导有方，全队飞行员，战技精湛，骁勇善战，但也半由本书作者，当时身为七十四中队情报官之凯斯克少尉，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之谋略所致。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便已因特殊战功而由少尉擢升上尉，良有以也。

　　 除此之外，作者也是一个好学不倦，受过数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具有多方面学识才能的职业军官。他在一九三七年毕业于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农业化学系。珍珠港事件后，他毅然投身军旅，先后在美国战略情报学校；空军指挥参谋学校；空军战术学校；气象观测学校；情报学校；空军空中射击及观测学校等，接受训练。其后复于一九五八年，在Syracuse University，研究“苏俄事务、经济与政治科学”，由该校授予文学士学位（B．A．Soviet Affairs，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yracuse University）。并在美国空军研究院晋修，以“经济援助远东”（Economic Aid to the Far East）论文，获硕士学位。

　　 也许正是由于作者学识的丰富，所以才能以其优雅流畅的文笔，撰写了许多深具学术价值的专论和书籍。尽管在这本《飞虎英雄传》中，最主要的一部分，都是出于官方的档案，但因他是以小说体裁撰写，故其内容生动感人，兴味盎然。且充满幽默感，令人百读不厌。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旬，十四航空队为了要在美军反攻菲律宾之前，彻底摧毁日方的防御设施，乃集中全力，以其B－29超级堡垒，对菲律宾进行为期一周的日夜不停穿梭饱和轰炸。同时命令十四航空队的其它单位，在一周之内，全部停止活动。

　　 作者因想到，这些B－29超级堡垒，系由成都基地，飞往菲律宾实施轰炸，两地直线距离，也有三千多公里，途中还要经过许多日军高炮阵地，与战斗机场。难免会发生飞机受伤，机员跳伞之事。如何拯救跳伞降落在友军及敌军地区中的空军官兵，实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于是作者及自告奋勇（因为这本不是他的分内职责）的一些战友，便乘吉普车到东岸沿海地带，去寻查拯救跳伞的空军人员。

　　 不料行抵梅县与淙口之间的一个村庄，天色已晚，而村人正风传土匪（大概就是广东人所谓“大天二”之流）即将在这天夜间来洗劫村庄，作者深恐他的吉普车被偷或被抢，乃避往一个有丈二木栅环绕，门口有军队驻守的教堂中求宿。但这个教室的牧师，却是一个德国人。由于德国为轴心国之一，与中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于是这位牧师乃亦因之而成为战俘。只以当地驻军的宽大为怀，所以才没有将他送入监狱，只不过在形式上派兵驻守而已。于是，一个极端荒谬的场面，乃由此而产生。那便是：

　　 两个美国空军军官，一个中国吉普车驾驶兵，托庇于一个德国牧师的教堂中。

　　 教堂门口有中国军队防守。

　　 防守的目的，不是怕德国战俘逃出去，而是怕中国土匪打进来。

　　 但在此一时期，中、美两国正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原是“敌人”。

　　 而且当晚土匪当真曾打进村庄，一时枪声四起，许多人家遭到了洗劫。也许是由于这个教堂不在土匪洗劫的黑名单内，且又有军队防守，所以才得以免脱此难，事实上还是“敌人”帮助了他们。

　　 而更为有趣的是在十月十六日那天，他们进入山区搜索时，寄宿在一个小学的教室砖地上。十七日清晨，恰好就有一驾轰炸机，迫降在附近，他们原以为是一架美国飞机，急忙赶到现场去拯救机员，这才发现并不是B－29，而是一架日本蓓蒂轰炸机，其目的地本是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因该地正处于B－29的惨烈轰炸之下，拟折返汕头降落，但又由于前些天七十四中队空袭汕头，已将机场的雷达站、无线电台，以及一切机场设备，全部摧毁，加以天候不佳，云雾弥漫，这架蓓蒂轰炸机在山区中盘旋很久，找不到机场降落，才油尽迫降于此，机上的六名乘员，全部被俘。

　　 作者经过一番交涉后，终于得到驻军许可，将六名日本军官，及机上所有“极机密，阅后焚毁”的文件和军用地图，全部带回赣州，转送美国。又得助于机上的这批重要文件，乃得对于中国沿岸以至菲律宾的一条航道上，日本海空军所布的新式水雷的精确位置，以及菲律宾、台湾、冲绳等地的布防详情，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此对美军反攻菲律宾的战略拟订，裨益之大，概可想见。对作者而言，真可以说是一种幸运的奇遇，意外的收获。

　　 此外在书中还出现了令人为之心悸的惊险场面，例如在赣州时期，作者突然接到那位女间谍Mary Wong的电话，赤手空拳地到赣州城内的一家旅馆去赴约，不料在旅馆中等待他的，却是那个潜伏在国军部队中的日本间谍王上校，一见面便以枪口对准了他，全凭他的镇静与机智，才得死里逃生。又如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日军已进迫赣州城郊，七十四中队奉令立即撤退时，恰值连日暴雨不停，乌云密布，留置机场的四架P－51战斗机和一架C－47运输机，都不能起飞。队长卡普曼少校已下令炸毁所有的飞机及机场设备，然后逃入山区，设法渡过赣江，潜回后方。

　　 不料就在下午三时，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忍痛炸毁飞机时，大雨忽然停止了，而低压在机场上空的云层中，突然出现一个晴朗的小洞。四位P－51驾驶员，立即爆出一阵欢呼，疾如闪电似地奔向跑道——“Never had he seen men move so fast！”作者描写当时的情景时说——迅速的跃入机舱。四架野马就像直升机似地冲上天空，钻进那个云洞中飞走了。

　　 而那架用来撤退地勤人员的C－47运输机，则因为乘员行动太慢，而且还要搭载一个受了腿伤，由医院抬来的海军中尉，延搁了不少时间，当飞机起飞时，那个云洞又复密合，看不到了。飞机冒险升空，拔高一万呎，冲出云层，但又遇到强烈的“顶头风”。本来预定要到芷江机场降落的，此时却在空中与强风整整地缠斗了六小时，依然未能到达目的地，但机上的汽油却已耗光了。驾驶员已宣告飞机可能就要坠落，只好准备迫降，机上乘员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即将消逝而哀悼，纷纷寻觅一些毛毯之类，包住自己的头部，尽人事以听天命。悲叹的气氛，充满了整个的机舱。

　　 所幸驾驶员这时却发现了已到达芷江基地的上空。他运用了精湛的技巧。就以所余的最后一滴汽油，飞上了跑道，刚一着地，引擎便已完全停止，机上连一点汽油也没有了。

　　 作者就这样奇迹地幸运拣回了一条命。所谓有惊无险，他并不曾受到伤害。

　　 但在另一次空难中，他却受到了重伤，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间，十四航空队总部忽然想到，凯斯克上尉自从一九四三年夏被派到七十四中队以来，迄今将近两载，却一直都不曾获得一天休假，现在应该给他一段休假的时间，使他能够轻松一下。于是便下令使他由涂山飞往昆明，再转往印度去休假。

　　 这天作者提了行囊，走到跑道去上飞机时，却发现那架送他到昆明P－40双座战斗机的冷却液，正在从管道中不停地漏下来。他为此感到十分踌躇，深恐这种早就该退休的老飞机，在中途会发生意外事件。但由于机械员和飞行员全都向他保证说，像这种已达报废程度的老飞机，漏点油也算不了什么，它还算是“正常”的。

　　 不料登上飞机，刚飞到中途，引擎的冷却液便已全部漏光，不能再飞了。想要降落，附近没有机场；想要跳机，机舱盖是由外面关住的，在机舱中又打不开；想到以机腹着地迫降，不料机腹下面还挂着一个七十五加仑的附加油箱，此时又没有方法可以把它摘掉。结果是在迫降时，由于油箱着地磨擦发热而引起爆炸。他当时也昏了过去。迄至他在医院中苏醒过来时，才发现他已遭受严重的烧伤，在医院中整整躺了许久，才逐渐恢复。一场空欢喜，等待了两年才获得的一次假期，就这样报销了。同时，更由于住在他那个帐篷中的四位军官，仅在短短几天之内，便都相继发生了空难，以至于大家都怀疑这个帐篷有毛病，一致将它视为“凶宅”。

　　 难得的是他对这些生死交关的严重情况，也都是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来描述，充分表现了一个勇敢的军人，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

　　 当然，在书中也述及若干情节，是值得我们警惕、深思的。例如七十四中队驻在桂林时期，每次出击，所有驾驶员的军衔、姓名、家世……等，日本军方都已了若指掌，经作者加以调查后，才发现已有日本间谍潜伏在机场内，随时将张贴在待命室及餐厅布告牌上的每次驾机出击飞行员的姓名，通知日方，致使七十四中的机群飞往目标途中，不断地由无线电中，听到日本广播员以英语对他们的指名广播，以达其涣散军心、打击士气的阴谋。以致作者不得不捏造一些假的军衔和姓名，仍旧贴在布告牌上，另以口头通知的方式，来传达出击的命令。此种策略，果然奏效，于是在一次掩护B－25轰炸汉口的中途，便听到日本广播又在呼叫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的名字，但这次的名字都是假的，其中还包括“罗斯福中尉”和“邱吉尔上尉”在内，一时引为笑谈，日方的宣传战术，至此亦不攻自破了。

　　 不过比较严重的，却是七十四中队移驻赣州以后，潜伏在赣州的日本间谍“王上校”，竟要求作者将七十四中队每次出击的目标、时间、飞机数量，全部告诉他，以便他向蒋将军随时提出报告，结果是每次出击，都遭遇日方事前安排好的强大防空炮火，及严阵以待的日本战斗机群，因此而使七十四中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使吾人在读到这段文字时，深感愧作与不安。

　　 所幸当作者发现此一间谍的阴谋之后，也将计就计，反而利用了这个间谍，以假情报传达给日方，而发动了对南京的突击。更一再宣称，由于P－51及P－40的航程太短，上海不在其轰炸范围之内，由此而使日方在上海的防空警戒，为之松弛，这才使七十四中队在一次出其不意的奇袭中，歼灭了八十架日机。

　　 在全书中，最令人掩卷叹息的，是七十四中队继任队长卡普曼少校的壮烈牺牲，在译者译到这段文字时，亦不禁为之泪下。原因是他的牺牲纯系出于人谋不臧，使这位迭建奇功的空中英雄，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消逝了。此一不幸事件，对所有高级军事人员，都具有教育价值，深朌每人都能引以为戒，庶使此类不幸事件，不致重演。

　　 二次大战结束后，作者奉调返国，先后服役于美国、英国、东京、冲绳、西贡……等地，获勋奖无数，于一九六五年以空军上校退役。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作者本身是中国的一位诚挚友人，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间，他奉派来台任美军顾问团执行官，与我国国防部及空军总部的许多高级官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友谊，对中美军事合作，裨益尤多。在其奉调返美时，蒋中正先生特予接见，面致嘉勉。作者迄今仍引以为荣。对于他本人在赣州任七十四中队情报官时期，与赣州县长蒋经国将军之间的愉快合作，以及在台北任美军顾问团执行官时期，与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之蒋中将之间的深厚友谊，尤为珍视。一直以“老朋友”相称。对他在台北的一段生活，迄今怀念不已。由于译者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美军陆空单位，任翻译官及秘书达三年半之久，结交美方军官甚多，例如在本书中所述，驾机轰炸上海的空军军官中，便有一位是译者的挚友。因此在经与作者通过几次信之后，彼此也已结为文字之交。在最近的来函中，述及他在台北时的住所，大约便是过去的装甲之家，而他在总政治部使用的那个办公室，可能也便是目前译者所使用的办公室。而译者亦便是在此一办公室中，撰写了这篇序文。诚如作者在来函所说，这真是一种“奇异的巧合”。

　　 最后，应予附带声明者，在本书中，有若干地名，在译名方面，曾遭遇到甚多困扰。大概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在将外国地名或人名，翻译为中文时，比较简而易举。例如San Francisco，可译为“旧金山”，但若译为“三藩市”，也不能算错。因为在旧金山，有许多华侨便习于使用这个名称。又如Mozambigue，常在报纸上出现的译名，也有“莫三鼻给”（此一译名最是奇怪），“莫三比克”，“莫三鼻克”等三种。

　　 在人名方面，例如Khrushchve这个字，便有“克鲁希却夫”，“克鲁谢夫”，“克鲁雪夫”，、“赫鲁谢夫”，、“黑鲁雪夫”等五种不同的译名。又如伊拉克总统的名字，也有“海珊”（台视）；“哈珊”（华视）；“胡笙”（中视）；胡辛，哈辛（台港务报）等不同的译名。有时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有轮流使用“胡笙”及“胡辛”两种不同译名者。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平共存，谁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如果有人指出对方的错误，必然会遭到对方的反击，引起永无休止的辩论），所以问题较少。

　　 但将中国人各地名译为外文之后，如果根据外文的拼音还原为中文原名时，却常会遭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Peiping这个字，英文发音为“培平”，法文发音为“贝冰”。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字的正确译音是“北平”，那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出名，所以才尽人皆知，不致译错。但若是个人口只有几百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僻小村庄，便很难还原为原来的名称了。

　　 人名亦然，试以“蒋”字而言，便至少有“Chiang”（如President Chiang）；“Tsiang” ——如F．T．Tsiang（蒋廷黼）；“Kiang”（如Meng－Lin Kiang（蒋梦麟）等三种译音。如将其还原为中文，则又有“蒋”，“姜”，、“江”，、“强”等四种译音。如果遇到个“Chang”字，就很难确知是弓长张，或立早章；遇到一个“Wang”字，又根本不知道是三横“王”，或是三点“汪”。如果是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或是借用了汉字，却又不以国语发音的韩、越、日等国家的地名或人名，更会令人搔首踟蹰，不知所措。虽然一般译者，都习于在有问题的译名之后，注以“译音”二字，以示存疑之意。但在若干情况之下，这个方法也未能适用。譬如说，如果将“Seoul”（汉城）译为“苏尔”；将“Tokyo”（东京）译为“陶克由”；将“Mukden”（沈阳）译为“莫克顿”；“Canton”（广州）译为“坎塘”；便未免错得离谱。如果再将“Chang Tsuehlin”（张作霖）译为“章泽林”；“Wang Ching-Wei”（汪精卫）译为“王清维”，则更为不可原谅的错误。
当然，所谓不可原谅的错误，也只能说是相对而言。这些年在台湾生长的青年人，知道张作霖是何许人的，大概已经很少了。遇到这类名字时，恐怕这种“张”、“章”、“王”、“汪”之类混淆不清的译音，更将层出不穷了。

　　 而在翻译这本《飞虎英雄传》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属于这一类的。由于以赣州为基地时的七十四中队，其P－40及P－51战斗机的飞航半径，涵盖八百公里之遥。而且在那一望无际的高空中，任意翱翔，神出鬼没，既不像火车或汽车那样有铁道或公路可循，又不比船舶那样，沿江河水道行驶，易于查证，其所经过或涉及的地点，有许多是非常陌生的（例如“桂阳”这个地方，便很容易使人混淆为“贵阳”）。更由于国语的不统一，拼音的差距，及地方的偏僻，有些地方在地图上根本查不出来，虽然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依然毫无所获。在此情况之下，只能暂以近似音译出，恐怕有些地名是并不正确的。所以深盼原籍赣、黔、湘、鄂、粤、桂、闽、皖、川、滇、江、浙……等省读者，发现地名方面的错误时，敬恳不吝清神，惠赐指教，以便印制勘误表，或再版时改正之需，则不胜感荷之至矣。

翟国瑾　谨志

一九八六年双十节于碧潭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