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该脱身了”·第二十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史迪威意外地碰到了好运气，他机灵地抓住了机会，终于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战场上干到战争结束。然而，在他回国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的命运看来是做平淡无味的办公室工作。
他于1月23日被任命为美国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负责训练工作，但是在国外的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这个职位对他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他给妻子写信说，“我将尽量忍耐，实在忍耐不住就会爆炸。”马歇尔无法向他明确说让他到太平洋地区担任什么指挥职务，史迪威认为，罗斯福总统总是不接见他，是个不祥的兆头。
陆军地面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史迪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面度过的，他从一个军营跑到另一个军营，视察训练工作，处理回国军人的种种问题。他同一般进行视察的将军不一样，不去察看部队的营房，而是跟他在拉姆加尔时的做法一样，立即去察看操练和实弹射击情况。在视察中，史迪威发现人们把他当作重要人物，说明这一点的主要标志是：在他乘坐的飞机降落以后，从奥尔巴尼到华盛顿的途中都有警察护送。他每到一处，都要为他举行会议，发表讲话，给他以赞扬；在公开宴会上，人们专门向他特别热烈地鼓掌；他被邀请去西点军校给毕业生讲话，副总统杜鲁门也邀请史迪威与他会晤，因为杜鲁门“想同他谈谈”。正如后来任司法部长的法官贾奇·文森讲了一番话，说“美国人把我当成了大名人。我的上帝呀！”
利多公路终于完全同中国连接起来了，后来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这个荣誉对于史迪威来说真是既苦又甜。1月初，Y部队和在缅甸的军队会师，紧接着，利多公路抄近在八莫与旧滇缅公路连接，并于1月25日正式通车。筑路指挥官皮克将军给接替史迪威担任在缅甸军队司令的萨尔坦将军发出电报，“我组织了一支车队，希望你允许这支车队进入中国。”从阿萨姆开出的第一批卡车经过二十四天的艰难行程到达昆明的时候，数千欣喜若狂的群众挥舞着彩色小旗前来迎接，小旗上用汉字写着“欢迎经史迪威公路开来的第一支车队”。参加庆祝集会的群众举着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画像，其中也有史迪威的画像。蒋介石宣称，“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包围。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史迪威对此表示惊讶，“我怀疑有谁让他这么讲的。”
美军印缅战区司令部正式颁布命令，肯定了史迪威公路这个名称。史迪威就此事在电台的军人节目里发表的谈话中赞扬了“修筑公路并为公路而战斗的”所有人——步兵、工程兵、医务人员、空军人员、汽车人员、劳工——唯独没有提到他自己的作用，好象他没有到过那里。萨尔坦在给史迪威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承认，开辟通往中国的公路是史迪威“不屈不挠的意志”，这句话比任何荣誉和礼仪都更好地概括了实情。
无论史迪威对罗斯福总统对待他的态度感到多么不满，但是他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没有表露出不满情绪，甚至没有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或皱一皱眉头。史迪威的一位朋友认为这台戏已完了，他说“幕B放下，一直碰到地板了”。史迪威的内心感到痛苦，波涛起伏，他把苦闷心情倾注在日记中，思考当时他的指挥权的争执的前因后果和中国问题。史迪威在史汀生部长家中举行的晚宴上对中国局势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史汀生记下了这个结论：“除非我们搬开蒋介石，否则我们在中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同样不可避免的对应结论是：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呢？因为没有其他现实答案，但是不仅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为变革奋斗，史迪威相信作为中国“农业自由主义者”的共产党人有可能愿意让美国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在另一次谈话中，参议员莫尔斯发现史迪威象对蒋介石一样，也“同样批评”共产党人。史迪威说，中国将陷入“长期的内战，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我们只有等中国结束其动乱。只要蒋介石还掌权，中国不要说在统一问题上，就连在行之有效的联合问题上也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由于支持重庆的反动政府，美国在中国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使自己同老殖民制度为伍。“除非我们完全不沾边，否则，人们就会认为我们同法国、英国、荷兰、重庆是一丘之貉。”
史迪威的主要精力用于编纂由他的参谋人员整理的《中缅印战区史》这部材料，并为其提供他的司令部的大量正式文件。这份材料包括作战报告、政治工作、军队各兵种和部门的情况，并配有注释。后来，整个材料完成时装满一只皮箱，于3月7日送往陆军部。有人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见到史迪威帮助抬箱子，便问他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史迪威回答说，“给汉迪将军的一封信”。这份材料在结尾一章里总结概括了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在支援中国时不要求中国答应采取行动以换取租借法案援助，这是奉行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白白浪费政府的资金”。关于他自己在战场的指挥问题，史迪威的结论是，他的指挥权由于无权向他的部队发布“命令”而遭到损害，其结果使他无法制定战略，也无法指挥战术行动。史迪威批评了美国和美国军界，他认为，美国的军事教育是有缺陷的。由于对外国的方法和特点缺乏了解，我们的人“只知道按美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一旦办不成，他们就不知所措，失去耐心。”史迪威认为，如果美国想将来在国际上保持军队的领先地位，军事教育制度应当考虑到上述问题。
史迪威的报告对美国政策提出了异议，最后还谴责了蒋介石政权，责备美国一心支持蒋介石政府，预言蒋介石政权会垮台。按总参谋部的意见，这份材料的内容压缩到七百页以下，以便于处理和保管。但是尽管这样，总参谋部还是告知史迪威，如果他想正式发表这份报告，就得把报告中严厉批评蒋介石和英国人的有关部分删掉。史迪威拒绝作删节，这无疑就使这份报告被扣压下来，得不到发表。
史迪威的见解原是值得听取的。自1932年到1950年间任《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等报驻中国记者的A．T．斯蒂尔写道，“当时——或许以前——在中国的美国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居于史迪威那样有利的地位，看清蒋介石的长处和短处。”
还有一些美国人的建议也没有被政府听取。由于对政府奉行的对华政策恼火，美国驻华使馆的政治官员于2月份趁赫尔利不在使馆的时候，由临时代办艾奇逊签字，向政府发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联名电报。他们告诫政府，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会使蒋介石不愿作出任何妥协；与此同时，根据他们当中有人在华北的三个月旅行中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日益壮大，使美国更加接近于一种不可避免的窘境，就是美军在中国登陆以后，美国将不得不决定同意与共产党人合作还是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魏德迈的司令部已经拟定计划，把美国伞兵部队派到共产党地区——这一说法是天真而又傲慢的——去“组织、领导和指挥”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活动。然而，在蒋介石解决共产党加入政府的条件以前，无法为上述计划作任何具体安排。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说，迫使蒋介石实现统一的唯一办法是吩咐他而不是要求他。他们建议，美国现在决定同共产党人合作，不管蒋介石赞同与否，并把上述决定告诉蒋介石。他们的电报由副国务卿格鲁于3月2日转交到白宫，格鲁在转交电报时还附上表示赞同的意见。史迪威就是在这一周中向五角大楼提出报告的。
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趁赫尔利大使在华盛顿的机会采取的这一步骤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从客观效果上和主观意图上说都是对赫尔利大使的不信任票。赫尔利接到的指示是支持美国所承认的蒋介石政府，防止它崩溃，并努力争取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立即实现统一。他的任务是在国共两党中间充当调解人，使双方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开始的时候，赫尔利显得精神抖擞，信心十足，但是没过多久，尽管他生来机灵，还是无能为力了。国民党向他的阿谀奉承、殷勤款待使他感到喜悦，他不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也不了解中国问题的深度，所以他倾听蒋介石集团的花言巧语，相信了他们多次作出的保证，即一切事情将会安排妥当。但是，尽管多次开会、休战，提出建议和反建议，在美国政府力促实现国共两党联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真正进展。对于华盛顿来说，国共两党实现联合的紧迫性是越来越大了。中国濒于内战边缘就无法填补日本战败留下来的真空。另外，美国还担心，如果国共两党的分裂得不到弥合，苏联就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就控制满洲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挫折和困难使赫尔利感到烦恼，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动辄发火，张口骂人，破坏了使馆的每一种日常工作秩序，疏远了使馆的工作人员，弄到了完全互不信任的地步。赫尔利认为，谢伟思、卢登等人要求政府奉行一项现实政策。更加不依靠国民党、更多地意识到共产党存在的报告是破坏他的努力。他深信这个报告是针对他的一个阴谋，因此他只带一名军士做速记员，同国民党人开始举行复杂的谈判，并且不同他手下人员磋商，独自向华盛顿汇报。使馆人员则深信，赫尔利向华盛顿所作的汇报是极其片面和错误的，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自己再写报告，并且没有呈交身为使团团长的赫尔利过目，最后于2月份以联名电报的形式发给华盛顿政府。
罗斯福总统支持赫尔利反对使馆人员，他决定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共产党人，除非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这个决定的理由与他召回史迪威的理由相同：事情牵涉到中国的主权。美国政策继续恪守其固有的立场，就是拒绝与在国内同一个主权政府发生冲突的持不同政见集团打交道，也不予以援助。这个立场是无可挑剔的，然而是不现实的。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主权只是徒有其表，就象他的民主是一个幻影一样。赫尔利在对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因为它拥有武装而同中国其他党派不同的一个政党，而且因为它是事实上具有国家特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军队——的几乎独立的实体。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推论说，他们只是国家中的一部分，愿意按一定条件谈判统一问题。共产党朝气勃勃，日益壮大，国民党则日益削弱。
对此华盛顿并非不了解。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他于1944年11月接替了身体欠佳的赫尔)于1945年1月劝告罗斯福总统说，蒋介石之所以反对同共产党联合，是因为联合就意味着国民党统治的结束，“为更强有力、深得民心的共产党人……铺平道路，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一天一天地强大”，会扩大他们的影响，有可能会达到控制政府的地步。另一方面，如果同共产党人达不成协议，又可能引起“国民党最终被推翻的危险”。
委员长却不如此担忧。美国对他的一贯支持使他觉得自己更强大了，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对他的一贯支持反而损害了美国自己原先的目的，因为使他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态度，未能促使他作出让步。蒋介石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看错了他自己的处境，因为，正如史迪威时常抱怨的那样，没有一个人向他讲实情——或承认实情。何应钦对中国共产党力量所作的“荒唐”估计，说明他“极卤莽地无视事实”。在关注中国事务并感到愤怒的史迪威看来，这种估计显示“只要何应钦这样的人发挥重要影响，为在中国实现团结所作的努力都是毫无希望的”。
天生怕与新事物打交道的美国政府下不了决心削弱对蒋介石的支持，不敢冒蒋介石垮台的风险。自从作出支持赫尔利的决定以后，美国驻华使馆中与赫尔利大使持不同意见的外交人员全都被派任他职。共产党人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美国的政策将不会对他们有利。他们开始对美国持怀疑态度，后来的事件使这种怀疑态度逐渐加深，发展成为敌视。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在骨子里头同根本的仇外情绪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憎恶有很大关系。在美国方面，视共产党为剥夺财产者的这种同样强烈的内在恐惧情绪当然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不管罗斯福是否也是如此，他非常清楚这种恐惧情绪在国内政治中具有危险的威力。也许在罗斯福心中最起作用的理由是，他现在不能让蒋介石倒台，虽然他本人对于蒋介石政府治理下的中国能否发挥他曾计划让它发挥的大国作用现在已不再抱什么幻想了。
表明罗斯福这种心情的证据是他在不让蒋介石知情，也不征得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某些权益给了苏联。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为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进行的一次艰巨的讨价还价的结果。雅尔塔协定对斯大林作出的让步，除了涉及波兰问题以外，还包括恢复沙俄时代对大连和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同时，苏联则承认中国对满洲拥有“完全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把蒋介石视为公认的政府的首脑，同他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雅尔塔协定后来成了引起争议的问题，这倒不是因为作出这些让步，而是因为把俄国势力请回了满洲。
决定必须这样行事的因素是中国不顶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打败日本驻在满洲的关东军当然需要俄国地面部队参战。这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总统得依赖军方的建议来作决定。当时，原子弹还没有试验，欧洲的战争还没有取胜，由于军队情报部门对日军抵抗能力的估计错误，认为有可能在战胜德国以后十八个月才能击败日本。尽管有些人持相反意见，但是战略家们的普遍看法是：对日本本岛直接发动进攻是必要的，可能还要以多达一百万美国人的伤亡作为代价。此外，美国担心的是几乎独立存在的日本关东军会同驻扎在中国大陆上的日军一道继续作战，而且，如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迪恩所认为的那样，“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日本国。”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让步是以美国人的生命为考虑依据的。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因为正如斯大林坦率地说，如果俄国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它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呢？如果中国能在军事上发挥积极作用，俄国参战的必要性就会相应地减少。倘若当初史迪威提出的在中国建立九十个师的善战部队的计划完全实现，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召开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10日，虽然为时已晚了些，还是给史迪威授了荣誉军团勋章，表彰他“意志坚定，始终热情”工作，同时还因他在打通滇缅公路中的“丰功伟绩”，再次授予他优异服务勋章。陆军部长史汀生为史迪威佩戴勋章。史汀生说，他颁发过勋章，但从来没有象今天颁发勋章这样高兴。史迪威认为，这两枚勋章根本无法弥补他未能参加正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斗的这一损失。史迪威憎恨华盛顿，在他看来，华盛顿是“同重庆一样大的粪堆”。他给妻子写信说，“除非我能有某种很有生气的工作，否则我就准备按我告诉过你的(要求带领一个师)去办，并把责任推到陆军部。”
在史迪威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能让他指挥最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战斗。吕宋－福摩萨－华南这个三角区在战略计划中仍居重要地位。2月7日，史迪威注意到合众社播发的一篇猜测性消息，消息列举了可能挥师进军中国的指挥官的人选，名单顺序为：史迪威、麦克阿瑟、尼米兹。史迪威从来不是等待好运气找上门的人。尼米兹到华盛顿以后，史迪威前去拜访，不管谈话是否涉及到上述问题，但是据他记载说两人谈得“非常融洽”。3月8日，史迪威陪同一批军人去白宫，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罗斯福总统会在这个问题上作梗。“会议结束以后，罗斯福把我留下来，谈及兵力短缺以及向日本发动的进攻事关重大。说他对于用我的名字命名利多公路感到高兴。他的身体看上去极差，但是并不象雅尔塔会议期间的照片显得那么槽。”从白宫出来的时候，史迪威甚至向助手勉强地表示了赞许，就好象当他现在厌倦得要命的时候，他有片刻感到罗斯福还有一点可爱之处。再过一个月稍出头一点，即4月12日，罗斯福总统逝世。这位最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成为强国、决心使未来的中国站在美国一边(不管他有多少是幻想)的人死得太早，未能知道——除非他模糊地感觉到——他的努力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在史迪威看来，重返中国并非是不可能的事。从中国战区回来的梅里尔对史迪威说，人们都想念他。“在我的问题上，赞成蒋介石意见的不到十个人”，孙立人提议中国军官联名向罗斯福提出请愿书，要求派史迪威再去中国。据说魏德迈和他的班子说我们“把事情弄得非常糟，即使他们来也难于解决”。但是，当日军似乎马上就要向昆明发动进攻的时候，蒋介石和魏德迈的援救办法是命令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从缅甸撤回，这两个早期组建的师都是由史迪威训练的，并且在史迪威的指挥下作过战。第二十二师和另一个在拉姆加尔受训的第十四师被空运回中国应付紧急事态，后来的事实证明根本无此必要。由于美国空军增加对日军的出击，加上日军必须保护广汉铁路和防备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没有在华南再发动攻势。
魏德迈同他的前任史迪威一样，也计划用中国军队从沿海向广州发动一次进攻，但是他所掌握的物力人力比他的前任大得多。1945年1月，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量空前增加，达到了四万六千吨，此外史迪威打通的滇缅公路和输油管道也运来了物资和燃料。蒋介石赞成魏德迈制订的作战计划，但是，尽管与重庆关系和谐，实际情况证明，如同昔日的史迪威一样，魏德迈的这一战役也发动不起来。魏德迈出色地使自己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很融洽，他还显得乐意尊重礼仪，这就使他得到了蒋介石的合作，可是他给马歇尔的报告的语调仍然是人们很熟悉的语调。魏德迈在报告中也哀叹，“中国人要是合作就好了！”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软弱无能，惊慌失措”，最高指挥部由于“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和虚荣心”而弄得很愚蠢，指挥人员由于“力不胜任而无法发布恰当的命令”，中国的后勤供应“薄弱得骇人”。
摆脱了在中国的这些问题上的烦恼后，史迪威现在注视着争夺太平洋部队指挥权的斗争。史迪威在陆军部的一位朋友在一次长谈之后说，他告诉我“指挥权最后将落到我的身上。政府不会接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相反，麦克阿瑟像座喜马拉雅山，无法避开他。麦克阿瑟自认为是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当然人选，但是直至现在，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是按地理形势分开指挥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的。4月份，随着作战重点转向日本本土，美国的太平洋部队指挥机构作了调整，麦克阿瑟任太平洋地区所有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尼米兹任统帅太平洋地区所有海军部队的司令。
4月1日，美军向位于福摩萨和日本岛南端之间的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冲绳岛发动进攻，这一仗是当时所有岛屿战斗中打得最激烈、代价最高的一仗，该岛也是日军防守最顽强的地方。占领这个距日本本土三百五十海里的岛屿，可以使B－29轰炸机对日本工业和大陆的交通路线发动的袭击比从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和塞班岛进行的空袭更为猛烈。由于其海军不是美国的对手，日本拿出了最后一种孤注一掷的武器——由敢死队员驾驶满载炸弹的神风飞机去撞击目标。日复一日，日军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呼啸着向集结起来支援这次进攻的美国海军舰船舍身俯冲，给美国海军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在海岛沿岸，日本守军集结了能够调来的数量最大的火炮，同美国第十集团军的大炮、飞机、火焰喷射器较量。在战斗中，这个海岛上泥土翻滚，成为废墟一片，但是日军终究没有能够挡住进攻的美军。由于日军无法派增援部队，这场战斗的结果就不言自明了。
5月8日，欧洲战场取得胜利。怎样进行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呢，主张向日本直接发动进攻的意见占了上风，否定了那种以为轰炸、封锁和包围就足以迫使日本投降的意见。现在采纳的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发动进攻为开端，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第二阶段是四个月以后向日本主岛本州发动进攻。第一阶段定名为“奥林匹克”行动计划，由有十二个师的第六集团军执行；第二阶段代号为“加冕”行动计划，由有二十五个师的第八和第十两个集团军执行。从欧洲战场调到亚洲的第一集团军作为后备力量。麦克阿瑟负责指挥陆上作战，尼米兹负责指挥海上和两栖作战。
苏联参战将牵制住在中国大陆的日军，这是麦克阿瑟设想的打败日本的先决条件，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冷战的激烈气氛把这个问题遮盖了。当时官方所作的估计反映出预计进攻日本时会遭到困难。官方估计打败日本需要二年零三个月时间，尽管当时欧洲战场已取得胜利，尽管陆军部里有一批人看法较乐观一些。
美军拿下冲绳排除了使用中国沿海的必要性。据估计，驻扎在华东和华南的日军可能会退守长江流域或是增援日本本岛。如果这样，美军进军华南港口就不会遇到抵抗。美军没有制订在中国强行登陆的任何计划。史迪威在中国期间人们长期盼望的这一隐约可见的高潮就此告吹了。随后，日军于6月份开始撤出他们在1944年进攻中在华东占领的地区。日军在撤离以前把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烧光毁尽，然后撤向沿海和北方。中国军队不发一枪进入了上述已成废墟的地区。
史迪威在西点军校学习期间就认识了麦克阿瑟，当时他们两人只差一个年级。如果说有什么机会的话，史迪威断定机会是在太平洋。史迪威决定，如果他能去，他就去试一试。马歇尔在这个问题上是合作的。他安排史迪威去太平洋前线调查军队指挥官们关于陆军地面部队发挥作用方面的要求。在5月10日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史迪威说，马歇尔“除了叫我自行安排以外，提不出什么建议……显然道格拉斯已控制不住了；陆军部怕他。所以我要到各处去看看。我把这个问题跟多恩、伯金、琼斯谈了，他们都赞成我去。”虽然没有接到正式命令，多恩和伯金都打点行装跟史迪威一同出发，作史迪威的核心参谋人员，有事可以商量。史迪威于5月21日启程，在对沿途的各个岛屿视察以后，5月25日抵达马尼拉。麦克阿瑟给史迪威热情而适切的接待。麦克阿瑟讲了话，说他“需要有一位朋友出来为他讲话”。麦克阿瑟要求史迪威到各处走一走，同大家见见面，去同第六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和第八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两人谈谈，向他本人提出建议，帮他出出主意。
史迪威这一趟走了一个月时间，其间包括到冲绳察看一次。史迪威带过的、来自奥德堡的第七师编在第十集团军作战。在冲绳岛上，地窖、洞穴和墓穴比比皆是，美军的火焰喷射器把日军赶出了这些地方。史迪威说，“可怜的冲绳人，连他们的祖先也被炸得粉碎了。”人们一连几天被连绵不断的炮火压制在两英尺深的烂泥里，双方都在死亡和困苦中奋战，厮杀得天昏地暗。战争结束后，双方在这个六十英里长的海岛上伤亡人数是：美军死一万二千人，伤三万六千人；日军死十万余人，被俘八千多人。
6月18日，即在史迪威要离开的前一天，麦克阿瑟问史迪威是否愿意做他的参谋长。史迪威说，“我告诉他我不干，我自认为是一位战场指挥官的材料。”麦克阿瑟又问，尽管他是四星上将，他是否愿意指挥一个集团军，史迪威回答说，只要让他带兵打仗，要他指挥一个师他都愿意干。麦克阿瑟说，“哪能，哪能，你要是愿意指挥一个集团军，我宁愿要你而不要我所认识的任何其他人。”第十集团军是麦克阿瑟同尼米兹之间不和的根源，尼米兹当时仍然担任冲绳作战指挥官的职务。第十集团军司令西蒙·博利瓦·巴克纳将军倾向于尼米兹。麦克阿瑟说，要是他能把第十集团军从海军方面弄过来，他就想让史迪威来指挥这个集团军，若能得到马歇尔同意的话。史迪威第二天就启程回国。到回国途中的第一站关岛，史迪威得悉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将军在冲绳岛上被炮弹炸死。他给麦克阿瑟去了一封电报，告诉他怎样和他联系，然后继续向东。他抵达檀香山时，史迪威接到了心中盼望的消息：“担任第十集团军司令。立即返回关岛。”
6月23日，史迪威接过了第十集团军的指挥权，他期望能率领这个集团军向日本发动最后的进攻。十天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他们制订出有关计划，准备应付日本突然崩溃或者突然投降的局面。在美国国内的新墨西哥州，曼哈顿计划已接近于准备就绪，对其产品进行第一次试验。这次试验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在前线作战的指挥官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项计划。冲绳岛上的战斗已经到了扫荡阶段。剩下的任务是把冲绳岛建成一个基地，进行修复工作，为第十集团军参加最后决战作好准备。史迪威发现这项任务极度紧张，每天要工作二十四小时，由于缺乏协作和干劲，工作受到了妨碍。“我得做坏人，不然就要冒发生灾难的风险。”史迪威后来说，当时给他最大安慰的是第七师的官兵们，当他乘吉普车从他们的掩体前经过时，第七师的士兵们从洞中向外看，高喊“伙计们，乔回来啦！”从这些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感到高兴的心情。
史迪威的笔记中写满了各种进攻计划和设想，其中包括增加战术航空兵的运用，并且希望把战术航空兵划归地面部队，显然是要让他的一位老同事指挥，以保证比过去更好地进行配合，“如果协调得当”，可以取得良好的结果。7月6日，正当史迪威等人在制订上述计划的时候，他们的对手陈纳德将军愤然辞去了第十四航空队指挥的职务。陈纳德的辞职是由马歇尔和阿诺德促成的，他们在组织变动过程中任命斯特拉特迈耶为驻华空军司令，位居陈纳德之上。陈纳德的奋力作战的记录并不能消除他借助于外部渠道和外部压力的做法使他的上司对他所产生的不信任。陈纳德在艾尔索普为他起草的长篇辞职信中“痛心地”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艾尔索普的好非难的态度也是促使陈纳德辞职的原因之一)，并把中国一切搞糟的事一股脑儿推到史迪威身上。
7月16日，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验成功，但是试验仍然是保密的。从7月17日到8月2日，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会晤了斯大林，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会“立即遭到彻底毁灭”。这项最后通牒遭到了日本居于统治地位的军人的拒绝，虽然文职官员经天皇同意后已通过俄国的安排开始谈判媾和。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诫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有必要赶紧”作好接受日本可能投降的准备工作。8月3日，史迪威收到了代号为“黑名单”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决定，假如日本投降，由第十集团军占领朝鲜。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马尼拉总部对此非常乐观。”同时，向日本发动进攻的计划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史迪威获悉，英国要派出由一师澳大利亚部队、一师加拿大部队和一师印度部队组成的一个军参加“加冕”行动计划。史迪威说，“我的天哪，要我指挥这个军。”英国国防部已经批准了上述安排。“他们说这些部队知道同我的关系……蒙巴顿不得不拿出这些部队来参加这次行动，生活就是这么捉弄人的。”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俄国军队参加对日作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革新派干得不错。但人类文明迅速走向自我毁灭。我现在承认日本人可能投降。俄国出兵加上原子弹理应奏效。”原子弹所起的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作用是给日本迅速投降提供了挽救面子的理由，随后的事态发展比原来料想的要快。经过就天皇地位问题进行激烈的斗争，美国最后同意保留皇位，日本于8月14日宣布投降。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史迪威以前在1918年就在日记中这样写过。虽然这意味着永远失去了指挥美国军队作战的机会，但是他同所有的人一样大大松了一口气。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期望进军日本。史迪威最先想到的是他刚满十八岁的小儿子。“谢天谢地，我们不必把儿子抛进深渊了”，史迪威给妻子写信说，“我太感谢了，所以我并不在乎他们怎样处置该死的天皇……好极了！好极了！我们总算熬过来啦。我们家人中没有人伤亡，我们是幸运的人。”
史迪威本人近期的前景看来是令人失望的。由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相互仇视的结果，第十集团军将被拆散。除了个别军以外，第十集团军看来要被排除在占领军之外。史迪威还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一个纠纷：蒋介石曾询问华盛顿，所传史迪威将军将任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司令一事是否属实；杜鲁门总统答复说，史迪威部不会在中国沿海登陆。麦克阿瑟自称他认为，如果询问华盛顿是否把朝鲜算在中国沿海区域范围之内，华盛顿无疑会作肯定的答复。麦克阿瑟不想冒风险使部署占领军的工作受到拖延。他答应，如果能作安排，他过些时候将把第十集团军部署在日本。史迪威很不高兴。“这又是要掐死我”——为的是遵照蒋介石的意志办事。
前去访问的记者们自中国大陆发出了消息。“中国一团糟。美国有卷入旋涡的危险。共产党同俄国人携手。”要安排好在中国大陆的一百多万日本军队以及在满洲的几乎数目相同的日本军队的投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问题。中央政府突然遇到了要接管从广州到北京这样的重要城市——更不用说日本统治了十五年的满洲和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了——的极其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又来得很快，出人意料之外。对此，中央政府既无计划和组织工作，也没有必要的财力物力。交通运输历来是中国最大的障碍，当时的运输能力差不多已破坏殆尽，百分之九十的铁路不能使用，车辆和内河船舶被毁，公路同以往一样不够用。为了最终控制全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在共产党下手之前，使中央军回到华北和满洲的各大城市。美国提供飞机和舰船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等城市。在华北，中央军与向同一港口或城市进军的共产党部队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这场竞争中援助一方而不援助另一方的做法使自己非常有可能卷入中国的内战，而且肯定会使没有得到援助的一方增加对美国的仇视。史迪威认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于8月19日在日记中坚定地写道，“现在我们该脱身了。”
史迪威得悉他将有一件开心的事：他正式接受日本的投降，这即使不是由于他在缅甸的战功，至少也是由于他在琉球岛的贡献，他还将参加定于9月2日在东京湾正式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史迪威同其他军官一道，在仪式开始前两天就抵达日本，严峻而高兴地到横滨的一些烧成一片废墟的地区巡视了一趟，他凝视着一度很傲慢的“獠牙狗杂种”，现在他们却住在用木头和白铁皮搭成的小窝棚里，掘脏土种洋葱了。史迪威对日本人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凶残行径以及污辱外国人的做法所产生的未消之恨在这里洗雪了。“我们对日本遭到的破坏感到高兴，来到这里心中很痛快。”
在史迪威看来，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不大符合将来写入教科书时所需要的质量。作为美国代表团中的高级美军军官，史迪威领头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的后甲板，坐下等候仪式开始。日方代表十一人，文职官员由重光葵外相率领，军方由梅津美治郎率领，登上“密苏里”舰的甲板；史迪威后来说，“我们凝视看的时候，他们忍辱受屈的脸上表现出凶残仇视的神情。日本人以立正姿势站成一排，默不做声，眼睛直视前方。“谁也不说话。我们只是盯着他们……有十好几分钟。这段时间对于他们肯定犹如十年之久。”被指定代表所有盟国的麦克阿瑟从舰长室走出来，站在他的位置，他在发表讲话时手脚都明显发抖。“克鲁格说麦克阿瑟的手脚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痉挛，但是太难看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接着是麦克阿瑟在上面签字，麦克阿瑟签字的时候，温赖特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站在他的身边。这两位将军分别在巴丹和新加坡向日军投降的，从那以后一直呆在日军战俘营里。史迪威对珀西瓦尔有评语，开头是说，“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骨头最软最软的家伙，甚至在英国军队中也未见过。”另外他还讲了许多话。史迪威的评论似乎有点过于刻薄。每当史迪威对某人某事发泄成见时，他的醋性子就流于言表。
在代表美国的尼米兹率领下，盟国代表们分别在受降书上签了字。在史迪威看来，除了尼米兹海军上将和中国代表以外，其他盟国的代表看起来象“临时拼凑起来的一帮人”：英国代表胖得象个红色“汤团”；澳大利亚代表肥头大耳；加拿大代表象个“老色鬼”；法国代表穿戴“非常讲究”，但是带着两个“难看的巴黎阿飞”作助手；荷兰代表肥胖而秃顶；新西兰代表象是来客串的人。“在日本鬼子看来，这群人的脸谱是多么滑稽可笑。代表人类的就是这样一些不成样子的人。”
9月7日，史迪威本人在琉球岛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日本方面由两名陆军将领和一名海军将领为代表。日方代表在众目睽睽之下忍辱立正等待了十分钟，史迪威才露面。美国士兵们高声叫喊着，“好，乔，叫他们等着。让他们等等，乔！”乐队奏了将军进行曲，史迪威在桌边坐下，在受降文件上签了字，并通过一名美籍日人军士指示三名日本代表在文件上签字，一百架海军战斗机和六十架B－29轰炸机编队在上空飞过，然后结束仪式，史迪威说，“完全是冷酷无情的事。”他所打的仗就此打完了。
后来史迪威听说第十集团军不参加驻日本的占领军，而是要在10月15日回美国，他再次设法到中国看看。他在第二次去日本本岛检查工作期间，于9月26日打电报给马歇尔，要求允许他去北京探望旧友。斯特拉特迈耶征求蒋介石的意见，一个星期以后，史迪威接到的答复是不行。蒋介石显然担心史迪威的影响或意图，他答复说：由于北京既有共产党军队又有日本军队，局势“混乱”，史迪威将军在国民党军队进驻北京以前(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后六个星期还未到达北京)去访问很可能被共产党人所利用。蒋介石答复说，“只要中国局势恢复正常”，就立即正式邀请史迪威访华。说来不幸，中国的局势并未趋向于正常。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不希望我踏上亚洲的这块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如果能做到，我倒真的完全乐意这么干。”在史迪威未来到的情况下，中国闹起了革命。史迪威后来没有再到过中国。
1945年10月18日，史迪威回到了美国国内，再过一年差一个星期，史迪威将与世长辞了。在通常情况下，史迪威可以预期在1947年3月满六十四岁时退休。由于第十集团军解散，史迪威暂时奉命到华盛顿任军备局局长，史迪威对担任这一工作的看法是，“我显然适合干别的事情，我完全愿意滚开。”《军队时代报》讲得较恰当。该报推荐史迪威任参加和会的军方代表，因为他“在这次大战中比其他任何高级军官亲临作战前线的次数都多”。世界性的和会没有开成，幸好史迪威在华盛顿担任的职务只有几个星期。1946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负责美国西部防务的第六集团军司令，史迪威本人感到高兴，他担任这个职务也很合适。第六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旧金山的普勒西迪奥，距他在卡梅尔的家只有几小时路程。
在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前往普勒西迪奥上任之前，美国人在中国纠葛上又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这场争吵同召回史迪威的那场争吵不相上下。11月25日，赫尔利辞去了驻中国大使的职务，并且耸人听闻地公开指责说“我们国务院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总是努力支持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国”。
对日作战胜利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以保持魏德迈的指挥权和继续提供租借法案援助的方式延长了六个月，直到日军战俘可以遣送回国和危恶的中国内战阴云消散了一些以后才停止。经过美国各种机构的说服和调解，“重庆和延安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着，但双方的军队已偶尔有接触和交火。毛泽东和他的两位主要副手周恩来、朱德多次抗议美国派飞机和军舰把蒋介石军队运往北方，抗议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替它占领城市，抗议美国继续向重庆供应武器。美国提供这种援助的理论依据是大批武装的日本人还不祥地呆在中国。当时正在竭力扩大对华北的控制并取得满洲的共产党人认为，那种做法是一种干涉。援助加剧了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敌视情绪，削弱了美国作为调解人的影响，因为美国在调解中显得偏袒一方。
美国时刻都有卷入中国内乱的危险，爆炸性事件常常差一点儿就爆发。美国海军的一支护航队在驶近与大连湾隔海相望的战略港口烟台的时候，共产党军队警告他们不要在这里登陆，因为八路军早已占领了该港口及周围地区。指挥这支护航队的美国海军将领和海军陆战队将领在弄清情况确实如此、并确知该地区情况正常、既没有日本军队也没有日军战俘以后，明智地报告说；“此刻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派美国军队在此登陆”，然后就撤走了。但是总不能期望冷静和常识永远占上风。就在这同时，蒋介石对美国给他援助的要求增加了，其中包括要像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漫不经心地保证过那样，用租借法案援助为他装备九十个师。蒋介石的组织工作和物力财力十分明显都跟不上去，无法确立控制地位。他用人宁愿只求忠顺而不问能力，因而他的总参谋部和一批官员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众多问题。他们不久就陷身于随着从前傀儡政权手中接管城市而风行的无休止的受贿活动和秘密交易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缺乏民众支持的北方，形势尤其无望。早在1945年8月15日，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新任组长耶顿上校就告诫过，尽管共产党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经过一个长时期，作为占领势力的国民党即使有美国的帮助也难以支撑下去”。
鉴于这种前景使人担忧，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奉命制订出一项政策。该委员会所能拿出的最出色的意见就是10月22日提出的基本方针：美国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友好的、统一的、独立的国家，它“有一个依赖——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于中国人民自由地表示支持的稳定政府”。在这种幌子掩护下，对中国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和作出的每一项决定都继续把美国和一个丝毫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政府紧紧地拴在一起。
由美国有关机构运送到华北各省的国民党军队自然和共产党军队发生接触和冲突。11月11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报告，“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越打越激烈，双方投入的人数越来越多。”美国以为可以解除所有日军武装并将之遣送回国而又不卷入中国内战的想法看来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美国必须赶紧作决定是否撤销魏德迈在中国的指挥部，是否如期于1945年年底结束对中国提供的租借法案援助。美国是中止对委员长的援助，听任形势自然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发生内战以及美国目的无法实现——还是继续努力扶持一个日益衰败的政府，把它的统治扩大到竭力反对它的那些地方去呢？
美国决定继续支持蒋介石，这是由新的世界阵容决定的。法西斯刚刚被打败，共产党就日益成了新的敌人。现在，苏联军队呆在满洲以及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的前景是使美国感到担忧的事，尽管俄国人与蒋介石达成了正式协议。美国在中国的窘境越来越突出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同杜鲁门总统举行的紧急认真的磋商没有提出别的方针，仍然是主张继续在蒋介石身上下本钱，同时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要双方都作出让步，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
中国的局势使赫尔利大使很头痛。在杜鲁门总统的新政府领导下，赫尔利又一次认为他是一起阴谋的牺牲品。他认为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听信那些批评他的人，准备派一位“适当的民主党人”取代他。赫尔利11月份返回华盛顿以后，又提出了他早先的辞职威胁，但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终于说服他再去中国作一番努力。第二天，赫尔利突然变卦，既未通知杜鲁门总统也未通知贝尔纳斯国务卿，直接向报界戏剧性地宣布他辞去了职务。
赫尔利的指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自从美国同苏联在战争时期结成的联盟解体以后，美国人思想中固有的对共产党的恐惧和仇视再次出现。依靠这种邪恶的刺激因素，妒忌、野心和报复心理能更加发展，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得势。赫尔利的行动是个开端，以后美国就很快朝着参议员乔·麦卡锡轻而易举地强加于美国的恐怖时代的方向迈进了。歇斯底里发作的时代到来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争议，蒋介石的代理人和支持者，即通常以院外援华集团著称的一批人，是助长歇斯底里的人。1945年6月间已采取了第一个步骤，突然搜查倾向共产党的《美亚》杂志社，并逮捕了谢伟思等六人。在搜查《美亚》杂志社时，在资料中发现了谢伟思从延安写回的几份报告的抄件。这几份报告是去年秋天由史迪威寄回华盛顿的，谢伟思不慎把这些报告的底稿借给了《美亚》杂志社的主编，作为使报界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大陪审团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对谢伟思起诉。经史迪威推荐，谢伟思又被任命为麦克阿瑟驻东京的参谋人员。但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忠诚问题的调查和防颠覆搜查来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进行的迫害仅仅是开始。其后不久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进行的打击和蛮干毁掉了一批人的前程，损害了一些人的声誉，最后解除了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职务，这使得后来外交机构中的人在作独立判断时畏缩不前了。
当时，中国使美国政府遇到了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外交危机和国内危险。杜鲁门总统迅速采取了行动。由于希望消除赫尔利突然辞职造成的影响，杜鲁门请既超脱政治又得到全国人民尊敬的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促成中国的国共双方停战，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马歇尔刚刚在一个星期前离开陆军参谋长的职位退休。马歇尔已连续六年担负陆军参谋长重任，他希望退休以后能同他的夫人一道过一段安闲日子。但是同史迪威的一贯作风一样，马歇尔的责任感使他对这位总司令的要求只能作出一种答复：接受去中国的使命，由于他深知史迪威在中国的经历，他可能也犹豫过，但他迫切感到必须努力保住美国在远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对日战争胜利的主要缔造人，马歇尔可能格外希望保护这个胜利。
为了迫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马歇尔得到的指示是把向华北运输部队作为他施加压力的手段。为了进一步肯定给他的指示的精神，马歇尔本人谈了给他的指示的最重要之点。他对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说，他的理解是：如果共产党人拒绝作出合情合理的让步，他就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华北去。另一方面，即使蒋介石拒不让步，使美国促成中国统一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也不能抛弃他，因为抛弃蒋介石“就会引起中国分裂以及俄国可能在满洲掌权的可悲后果……结果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争取达到的主要目的就会受到影响或化为乌有。”马歇尔的理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任务是“继续支持蒋介石向华北运送军队”，至少在日军战俘遣返完毕以前要这样做。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表示同意马歇尔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这个决定是支持反革命的决定。美国对前殖民地也作过相同的决定。在前殖民地，美国军队正积极帮助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统治，反对那里强大的独立运动，这种做法恰恰同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意图相反。在宪章和宣言中，美国的目的是支持民主，但是在实际做法上，执行者都愿意支持旧政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决定不仅是无效益的，它还使中国老百姓认为美国是站在压迫者、地主、税吏那一边的。这个决定还使自由主义力量感到灰心，并引起了中国后来的统治者的极大敌对情绪。尽管许多人感到美国的努力可能是被引入歧途了，但是美国的政策是无法调整的。美国宁愿保持现状，即使现状犹如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也罢。看来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去支持共产党人，这是美国干不出来的事，而且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国内进行政治自杀。另一个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史迪威提出的主张：“现在就脱身”，史迪威的这个主张是在一年半以前提出来的。
史迪威从拜罗德将军那里得知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条件时，对这些条件嗤之以鼻。拜罗德将军将要作为马歇尔的主要助手随同马歇尔前往中国。马歇尔由于珍珠港事件听证会分不开身，直到他启程前的最后时刻才派拜罗德前去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拜罗德也是在中缅印战区呆过的军人。史迪威询问马歇尔得到的指示是什么，然后他得出结论说：马歇尔的使命不会取得成功。一旦蒋介石嗅到形势，他只会更加倔犟。史迪威在同拜罗德谈话过程中好几次问到：“难道你不懂得中国人只尊重力量吗？”后来，随着史迪威看到出现了争端，他以尖刻而又恰如其份的话给马歇尔的使命作了概括：“他们还期望什么呢？乔治·马歇尔无法在水上步行。”
上面这句话是史迪威1946年4月6日在一封信中所写的，这封信后来因为其中的另一句话而闻名了。史迪威在信中写道：“满洲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接下去就是对马歇尔的评论，再下面的一句便是“这使我渴望扔掉手中的铁锹，到中国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 [ 注：这封信不知是写给谁的。史迪威手书的这封信后来落到了倾向共产党的自由撰稿人乔纳森·斯迪尔的手中。史迪威逝世以后，斯迪尔在他的叫做《世界事务报道》的时事通讯第一期(1947年1月份)中发表了这封信的影印件，但是把收信人的名字撕去了。艾尔索普1951年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听证会上作证时很多处利用了史迪威提及朱德的话。 ] 对于史迪威正如对于许许多多其他人一样，这种渴望心情象征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与他对国民党的厌恶情绪是一种对照。史迪威在私人信件中随便讲的话被极左和极右分子所利用，被看成是他的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来证明他是支持延安的。在艾尔索普的促使下，陈纳德将军1952年在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对史迪威的思想的随意捏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纳德说，1945年7月，史迪威打算把预定要进攻日本的第十集团军派往陕西河 [ 注：原文如此 ] 以北、上海以北沿海，他要在那里武装二十万到三十万共产党军队，然后率领共产党军队南下夺取上海。总之，照陈纳德的话来说，在战争的可怕的激战时期，史迪威完全擅自定计划，要把进攻日本的舰队的一半力量引向别的目的地，把进攻日本的任务留给第八集团军单独去执行。只有麦卡锡时代的随心所欲的指责再加上艾尔索普和陈纳德的恶毒敌意结合在一起，才能编造出上述惊人的奇闻。
史迪威在旧金山担任西部防御司令期间，仍然同军备局保持联系，因此他作为司令被派去观察1946年7月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岛进行的两次原子弹试验的影响。外出一个月回来时，他的妻子发现他身体有很大变化：他显得干瘦而又不舒服，他自己也说全身乏力。在这年夏季剩下的时间里，史迪威患了几次感冒，有时觉得头昏眼花，一阵阵精疲力竭，有几次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医疗化验发现“我的肝部有可疑的东西”。第二天，好象表示他并不在乎，他散步走了好几里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散步。9月28日，史迪威住进莱特曼陆军医院，10月3日接受了一次腹部手术，医生发现史迪威患的是胃癌，已经扩散到肝部，超过原先的预计，病已到了晚期。这个病在史迪威体内肯定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史迪威没有觉得任何疼痛，这使医生们也感到迷惑不解。
虽然史迪威荣获了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优异服务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他还是希望能得到一枚作战步兵奖章，这是一种普通的刻有一支步枪图案的纪念章，在火线经得住考验的步兵都能得到一枚。10月11日，接替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职务的帕特森宣布授予史迪威将军一枚作战步兵奖章，帕特森亲自把奖章送到了旧金山，但是没有在史迪威的病床旁举行仪式给他别上奖章，以免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生命的最后两天中，史迪威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他有一会儿清醒过来时问护士：“今天是不是星期六？”(那天确实是星期六)。1946年10月12日午后不久，史迪威在睡眠中与世长辞。
根据史迪威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公葬；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到太平洋中。各家报纸在评论和赞扬史迪威的社论中多次提到史迪威说过的“我宣布我们被狠揍了一顿”的话，证明他“思想坚强”，不搞做作。报纸都强调了“醋性子乔”这个绰号，据《亚特兰大宪法报》说，他深孚众望，在美国历史上，像史迪威这样深孚众望的军事人物只有少数几个。梅里尔将军用简洁的话概括说，“美国需要有很长时间才会造就出史迪威这样的人。”
报界对史迪威在中国的工作未作评价，因为中国当时的混乱状况和动荡不定的局面使人无法正确地看待史迪威的作用。最近乎对史迪威在中国的工作的评价的要算卡尔森上校的一番话了，他用自己惯用的最高级语法结构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民最坚定的朋友舍史迪威其谁。”蒋介石只是在南京的一座私人宅邸举行一次规模很小的基督教仪式来悼念这位非常贬低他的人，他在举行这次悼念仪式时，事前没有见报或发公告，只邀请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少数几位美国人，没有邀请任何中国人参加。在参加仪式的人看来，为一个曾经指挥过美国在华作战工作的人举行这样的仪式似乎是太不像样子，规格太低了，但是，规模不适当正说明史迪威有关军队的主张已得到非常强有力的支持，使蒋介石感到很不舒服。
史迪威没有能亲眼看到他提出的“脱身”主张已为人所接受。马歇尔的努力毫无结果。他既不能使国共双方实现团结，也无法在他的努力失败时使中央政府振作起来，撑持下去。在对日作战胜利之后的一年中，美国的有关机构向上海、南京、满洲和华北的大城市运送了四十万至五十万国民党军队；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驻守海港、煤矿和铁路枢纽；美国以租借法案援助的形式向蒋介石提供了六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还向蒋介石提供了经济援助。给蒋介石的援助再多也不顶用，因为援助没有用在恰当之处。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他不可能取胜的战争，马歇尔于1946年7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武器援助，但是未奏效。马歇尔后来也同意已故史迪威的看法：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实际情况”。在国民党内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反动集团”，他们坦率地讲了他们的看法：同共产党人合作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在这帮人的支持下仍然冥顽不灵，指望美国不管怎样都会支持他。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一派也不愿意设法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共产党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指望利用游击战争加速政府的经济崩溃，从而使政府垮台。马歇尔注意到，同国民党相反，共产党从基层到上面都组织得很好，“得到民众的支持，因而有力量”。
1946年10月1日，马歇尔提醒向张家口发动进攻的蒋介石，除非能立即确立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就中止调停。蒋介石没有表示要作任何让步。同年12月，马歇尔亲自告诫蒋介石，共产党力量很强，想在军事上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避免中国经济崩溃的唯一办法就是同共产党举行谈判。蒋介石理解不了马歇尔的这个建议。同月，在中国进行一年努力之后，马歇尔告知杜鲁门总统，他的使命已告失败。马歇尔于1947年1月初被召回国担任国务卿。华盛顿宣布停止进行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的调停，撤回美国军队。远东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美国原来想达到的目标却已远不可及了，这是对美国努力的嘲弄。
任国务卿后，马歇尔依然确信，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国民党不可能在内战中获胜。而马歇尔是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公众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在政治压力逐步增大的情况下，要求给蒋介石提供其他方面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恢复了向国民党出售武器的做法，向中国派出了各种使团，1948年还通过援华法案，向蒋介石提供了四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共产党谴责美国提供的这笔经济援助是妄想毫无意义地拖延内战时间，他们利用这笔援助在疲惫的老百姓中掀起了一股新的反美浪潮。蒋介石军队是由“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人指挥的”(此话出自新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将军之口)，许多重大战役中都吃了败仗；整师整师的部队向共产党投诚；经济混乱加剧了老百姓对已经名誉扫地的国民党的憎恨。1948年10月，蒋介石宣称，亚洲之得救系于中国，他希望“美国人民及其政治家委身于此任。”蒋夫人来到华盛顿，要求美国制订出在今后三年内给蒋介石政权三十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并且要求声明美国决心击败共产党。
现在无论给国民党什么样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国民党诞生于未完成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中，还没有完全牢固地确立地位，日本人就给了它严重摧残，加之它背叛了原先的宗旨，这样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失去人民的支持。1948年12月，共产党军队拿下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1949年4月，共产党军队横渡长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蒋介石政府带领大约二百万追随者逃到福摩萨，在美国的支持下，它在那里又站住了脚。中国进入了一场新的革命的剧烈时期。
如果当时让史迪威改组国民党军队，建立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九十个师的部队，中国是否会有不同的命运？曾经是战略情报局缅甸游击队队长的威廉·R．皮尔斯将军写道，“我本人确信，假如史迪威提出的装备、组织、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到彻底贯彻，日本步兵1944年就无法攻占华南的空军基地……。共产党军队也无法在对日作战结束之后达到他们的目的。”
亚洲若是西方手中的泥土想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上述设想就可能成为现实了。但是，“革新主张”——无论是史迪威的还是其他人的——都是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亚洲的。如果不改革国民党军队在其中成长起来的那个政治制度，要改革国民党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史迪威本人承认，要改革这个政治制度，“必须把它打得粉碎。”
伊拉兹马斯写道，在大的事情上，做过一番尝试就够了。史迪威的在华使命就是美国头等重要的尝试。史迪威作了最大努力，他性格刚毅，他不是不作最大努力的人，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努力。然而他的使命没有实现其最终目的，因为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推动力不是来源于中国人自己。战斗力与进攻精神，就同外国传教士和顾问带来的基督教义和民主精神一样，是他人带来的，并不是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固有要求。甚至连史迪威1921年修筑的黄河公路也在十二年之后无影无踪了。中国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欲保持现状所作的努力未能使一个腐朽的政府获得力量和实现稳定，也无法使它得到人民的支持。美国的努力既无法支持住一个躯壳，也不能长期推延循环不已的天意的改变。最后，中国还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象美国人从来没有到中国去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