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亚洲的前途危若累卵”·第十八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史迪威在缅甸的几个月中，中国的局势由于政治和经济瘫痪的关系，由于日军发动新攻势以及中国内部日益加深的不团结和不满情绪的影响，令人非常吃惊地恶化了。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在去年12月爆发出来了，那时蒋介石正在参加开罗会议，一帮年轻军官密谋要干掉何应钦、戴笠、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以及他们认为是贪污而又无能的其他高级文武官员，但是他们并不想搞掉蒋介石本人。这件事还未来得及动手，就被戴笠手下的特务们知道了。据说，后来公开出来的这次青年军官谋划事件牵涉到二百至六百名军官，结果有十六名将领被处决。蒋介石陷在他所信任的极少数人(孔祥熙、何应钦是他最重要的人)的狭小圈子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青年军官们感到不满的那些问题。
从1月到6月间，美国派驻昆明、桂林、西安、兰州等地的外交人员所写的报告中，列举了日益增多的事实，证明局势已恶化，人们有不满情绪。他们担心的是，中国会愈来愈丧失斗志，官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腐败现象，军队会失去战斗力，政府会陷入慢性自杀境地，一直干得很欢的事情就是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内战。在战争和敌人占领的长期重压下，中国团结的外表在出现裂缝，军阀割据的局面又在出现。广系在两位国民党元老余汉谋、张发奎的领导下重新抬头，在南方各省影响很大的李济琛元帅也属于这个系，他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情绪有可能比该系中的其他人更强烈。据说四川和云南的地方派系在同广系靠拢，可能打算在重庆政府一旦崩溃的时候成立自治政权。驻守稻米产区湖南省的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公开对重庆政府表示不悦。成都各派鼓吹按照民主路线改革中央政府。据美国领事馆的一份报告称，云南省谴责中央政府是“完全缺少民众支持的集团”。华北地区以前曾反叛过的军阀当中有人又跃跃欲试了，其中有可能再次造反的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史迪威1921年曾经首次为阎锡山修筑公路。
美国外交人员呈送的调子沮丧的报告表明，由于重庆政府奉行一项强行以只有生产成本三分之一的价格购买产品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中国的经济会停滞下来。广西省的八家煤矿有七家关了门，重庆的十八家铸铁厂有十四家关了门。政府根本不去作切实可行的运输安排，实行配给，或是调整税收。由于下面官员的贪污和效率不高，中央政府收得税款的总额低于它应收税款的三分之一。农民们承受着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的征募负担，树木和牲畜都被没收，除了数不清的合法和不合法的捐税以外，农民还被迫上缴定额粮食。人们可以看到，由于饥饿或疾病掉了队、背井离乡、无依无靠的士兵们，手捧讨饭碗，弯腰站在道路两旁，默不做声，遭遇凄惨。被拉去修建机场的民工们在武装卫兵看守下干活，拿不到工钱，只有那些家在附近有人送饭的民工才能吃上饭。许多人是要被裁减下来的地方部队士兵，给他们吃的东西很少，通常都是饿死。国家经济处于病态，然而当官的却通过各种难以想象的手段巧取豪夺，大发不义之财。一位美国上尉在成都呆了半年以后承认，“我真想请一年假离开这个军队，在这个国家里搞一次真正有效的革命。”
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感到不满的外国记者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在4月份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联名抗议书，说中国新闻检查机构只准他们发出使人对中国产生很好印象的报道，不准他们发出含蓄批评中国政府，披露“中国经济形势真正严重程度”的报道，或是对“中国军队的方向、状况及使用”有任何一点疑问的报道，如果这种政策不改变，他们就无法发挥名副其实的新闻记者作用，蒋介石只是答复说，只要不是不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完全可以考虑让他们发出去。
在重庆，尽管官方进行镇压，不满情绪还是日益表面化。前四川省主席、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大胆地抗议政府的独裁统治。一直在家族中成为政敌的孙中山夫人现在也公开站出来批评政府，就连政府赞赏的几家报纸也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昆明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也很高，昆明街头出现了不满的人的标语，学生们举着标语和请愿牌上街游行。在整个这件事中，蒋介石的不愿顺应民心的态度使人迷惑不解和不可思议。高思大使6月8日的一份报告说，许多中国人认为蒋介石在5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是“中国局势的转折点”。高思大使告诫说，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政治动乱的浪潮预料会高涨。
日军发动的代号为“越后”行动 [ cdhyy注：“一号”作战 ] 的新攻势给中国的局势造成了大混乱。战争现在已经转而对日本不利。日本的西方敌手正跨越太平洋无情地向它逼近。偷袭珍珠港、夺取了从沈阳到新加坡大片领土的妄自尊大的日本人就要得到这种人的传统下场了。日本的手伸得太长，超过了它的能力，虽然它的优势已丧失，但是它仍然不愿在中国松手。“越后”行动的整个目的就是通过建立从天津到广州的牢固交通线，通过拔除美国的空军基地来巩固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地位。间接地说，这也许是日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后一次努力。
日军进攻的第一阶段于4月份开始，由黄河向南，向京汉铁路之间的地区发动进攻，日军迄今还没有占领这一地区。据第十四航空队获得的情报，驻扎河南的中国军队三十四个师(其中有几个师是中国政府的最精锐部队)丝毫没有迹象说明他们有“阻止日军前进的计划或能力”。日军还没有到达，中国军队就闻风而逃，河南陷入一片混乱，散兵游勇把老百姓的家洗劫一空，缴到武器的农民就象1927年的红枪会一样变成土匪。共产党部队在这个崩溃的时刻从邻近的山西省进入河南。美国大使馆派驻西安的一位观察员报告，当地老百姓预计共产党在打败日本人以后能控制河南，“如果事情的结果证明老百姓的话是对的，看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日军“越后”行动的第二阶段是从汉口向南进攻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东各地的基地，第二阶段进攻从6月开始，有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几乎能取得与第一阶段一样的胜利。中国总参谋部没有制订任何计划来保卫这些机场以及与各机场毗邻的城市。6月18日湖南省会长沙陷落以后，由于河南遭受的劫掠而产生的对政府松懈表示的愤懑扩散到了南方。且不说军事状况，仅国内的前景就令人沮丧了：粮食储存减少，贸易中断，难民涌入非日军占领区，自由中国地盘缩小，导致征募和税务的增加。美国使馆人员的一份报告概括说：这种情况意味着民心涣散、士气低落，中央政府的地位会削弱，地方集团的地位会相应加强，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将延续下去。总而言之，中央政府还能支撑多久呢？该报告的作者谢伟思认为，中央政府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其软弱程度会继续增加，从长远观点来看，其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谢伟思是美国使馆人员中另一位在中国出生的人，据埃里克·塞瓦赖德说，谢伟思“是我迄今所见到的美国驻外国一个使团人员中能力最强的年轻外交官之一。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消息最灵通的外国人。”谢伟思最近同美国大使馆的另两名二秘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一道，奉召前往重庆史迪威的司令部任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对此甚为不满。
日军在华南进攻造成的非常状态使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的争吵发展到最激烈的程度，促成了陈纳德及其助手们对史迪威的长期积怨和辱骂，这种积怨和辱骂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以后。当时陈纳德空军的效能问题在每个人头脑里所占的地位比在历史记载中占的地位要大得多，当时这个问题在人们的态度和决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十四航空队对日军补给线进行了持续的破坏性打击，有效地阻碍了日军的进攻，但是没有制止住日军的进攻。情况证明，光靠空军是无法阻止日军向美国空军基地的进攻，陈纳德使劲要求史迪威给他派出更多的飞机、物资和燃料，甚至要求史迪威把供给地面守卫部队的武器调拨给他。陈纳德声称他的物资“根本不够用”，坚持要给他一万吨物资。史迪威认为陈纳德这样说是个手法，为的是“推开错误地夸下海口后造成的后果”。陈纳德曾向蒋介石保证，只要得到充分的支援，第十四航空队可以制止日军前进，现在发现根本做不到，所以陈纳德“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借口，说只要向他再增加一些支援，他仍然能抑制住日军，但是我们不愿再给他支援了。”如果要满足陈纳德提出的增加物资的吨数，那就只有从给B－29轰炸机队的物资中调拨，但是史迪威认为，由于地面部队的软弱，这样做是浪费。正如史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所说，由空军掩护毫不善战的地面部队，那么这种掩护就没有价值了。
这场争论是史迪威6月4日被委员长从缅甸召到重庆的原因。在蒋介石施加的极大压力下，史迪威同意，如果陆军部许可，他可以从B－29轰炸机队的物资中调出一千五百吨，凑足陈纳德需要的一万吨物资。马歇尔拒绝让史迪威调拨物资。马歇尔的结论是，为支持陈纳德的空军攻势所花的巨大努力是不值得的，而且由于在喜马拉雅航线上用了许多运输机，欧洲战区的运输机不足，这使得在欧洲取得胜利的时间推迟了。马歇尔对于这一点是极为不满的。史汀生抱怨说，“喜马拉雅航线把我们的运输机都耗光了。”6月6日，即马歇尔给史迪威答复的前一天，罗马被攻克，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马歇尔认为，假如当时在中国战区的运输机可以用到欧洲战区作空中支援，盟军在意大利和法国取得的胜利就会快得多。
还有，军界的想法现在非常赞成对敌人的工业设施实行远程战略轰炸。马歇尔在一份拒绝把远程轰炸机物资调拨给陈纳德部使用的电报中说，无论如何也不得妨碍B－29轰炸机向日本发动袭击。他说，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样做比把物资调拨给陈纳德部使用对中国更为有益。他还为蒋介石着想，指出欧洲战区的经验证明，“纯粹的空军抵抗”对于一场地面攻势的作用是有限的。
就如一位皇帝在政论者的一场争论中表示对某个论点不赞成一样，马歇尔的答复标志着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陈纳德的要求给予明确的拒绝。这次的拒绝有个不足之处，就是陈纳德和他的支持者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结果他们就把长期的恼火发泄到史迪威身上。当然，史迪威对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答复马歇尔，“所作指示我都明白，同我所期望的完全一样。”史迪威对华东命运似乎无动于衷的态度是由于他相信：日军最终将无法保住它过长的供应线，攻势自然会停止；同时，要挽救日军攻势所指的第一批机场已为时太晚。在他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以后，史迪威的计划是把Y部队一些师和北部战区部队调回中国西南部，加上Z部队一些师和美国陆军一个军(他当时仍然希望能来一个军的美国部队)，汇集成一支二十五万人的部队，用这支部队打通到沿海的道路并夺取一个港口。
要在美国报纸上继续用善意的编造来掩饰中国的情况是不再可能了。报纸上出现了批评中国当局的文章，就连卢斯报系的报刊也不得不仔细地利用不良的局势，承认中国有种种弊病和效率低下，并把这些归咎于中国遭到封锁，说美国没有尽到责任来打破对中国的这种封锁。《生活》杂志5月1日刊登了白修德写的一篇提出严厉批评的坦率报道，这篇报道称国民党是一个“把坦慕尼厅 [ 译注：1789年以纽约市坦慕尼厅为地点组成的民主党一派。 ] 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某些最坏的恶习集于一身的腐朽政治集团”，他说，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逐步恶化使得将来同共产党人打内战的结局令人难以捉摸。得出的这种有偏差的结论(可能是出自国内某些编辑人员之手)是，美国目前有“义务用比两年来所使用的大得多的力量”来支持国民党这个反民主、行将失败的政权。
有人怀疑用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例如美国军事情报部官员格雷厄姆·佩克就认为，由于美国提供的全力援助会使国民党依赖美国而不去依赖自身力量，这种援助可能会成为“一种想给予帮助但实际上却起有害作用的行动”。
上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奋斗着要使自己摆脱腐败政府，但是每次改革或革命的努力都在转瞬间变成了镇压和破坏，就好像在魔术中王子一转眼成了蛤蟆一样。中国的腐朽政治并不像治理无能那样是个绝对病症。如果一个政权因执政的软弱而腐败，那么随之而来的政治交易、贿赂和妥协，就使这个政权更加腐败不堪。三十年来，高思大使一直注视着中国的上述情况，并于1944年6月厌倦地认识到，美国影响这种情况的手段是有限的。高思给国务院的信中写道，“我承认，我提不出我们可以施加影响的任何办法来。”
无能为力的见解是美国精神所不赞许的。据认为美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推动、说服或是迫使中国用它可以运用的全部军事力量来抗击日本，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迫使国民党弥合同共产党人的分歧，因为这一分歧使国民党无法致力于抗日战争。高思大使6月15日奉命向蒋介石阐明这一点。他敦促蒋介石同共产党人签订一项协定，结束对共产党的封锁，使双方的武装力量能用来打击日本人。在答复中国人最近提出的增加援助以及战后继续提供租借法案援助的要求时，高思大使告诉蒋介石，由于美国要在欧洲作战，目前无力向中国增加军事援助。高思大使能说的就是这些。
蒋介石依赖美国，但是并不言听计从。他和他的同伙们确信，美国决不敢冒风险撤销对他的支持。然而美国国务院5月份在发给其官员的一份政策指令中说，美国“没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如果授权高思把这一点转告给蒋介石，这种表示可以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惊人议论可能会起作用，但是没有证据说明高思得到了这样的授权。宋室的劝说和联系、教会机构和赈济中国联合会，即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的分支——后来成为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的影响以及官场中潜在的习惯力量都起了作用，使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保持下来了。美国偶尔也象国务院5月份的政策指令一样，在中国人的蜘蛛网上拍打几下，但是没有能把中国的蜘蛛网撞破。
1944年夏天，由于对重庆政府的无能为力越来越不耐烦，美国军方的兴趣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潜力上。据说共产党军队在山东、河北、山西、苏北等地积极展开对日军的游击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因为驻重庆的外国人均不准去封锁线以外地区察看。共产党已牢固地立足于华北，该地区是最后击败日军的关键地区。除满洲以外，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大部分以及日本人的工业设施的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如果俄国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军队作战的地方也会靠近这一地区。
自1937年以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达延安的幸存者在一个有日本面积那么大的地区成立了政府。七年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面积从大约三万五千平方英里扩大到十五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五千四百万，武装部队从十万人增加到四十七万五千人。共产党在日军背后、在苏北、湖北、南方的广州附近、海南岛等地有一些小块游击区。这些游击区是共产党人在日军推进时插入敌后建立的，因为日军推进时背后有大片地区没有足够的部队守卫。共产党以有力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打入上述地区，提出减租减息，打击那些与傀儡政权勾结的地主，取得了民众的支持。由于共产党保护农民不受敲诈勒索，不被拉去当壮丁，农民们平生第一次觉得他们缴税得到了一些好处。随着共产党根据地的扩大，他们与中央政府相对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信心随之增加了，而国民党在河南的溃败揭示了自己的软弱无能，这种软弱状态迅速恶化。
美国所关注的是既要防止中国在内战中解体，又要取得共产党的军事合作来抗击日本。中国如果发生内战，不仅会使出现一个稳定的中国——为了保持将来的和平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国——的希望破灭，而且可能引起美苏之间的冲突。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看来有必要使中国的对立双方实现某种形式的联合。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口头上表示过赞成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于1943年为达成政治解决开始举行谈判，举行谈判的原因很可能并不是出于相信会实现联合，而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显得自己好象在推行打内战的政策。美国对中国实现联合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占上风的看法是：共产党的目的不是统治中国，而是要同重庆当局达成政治解决，使全国一致抗日。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斯大林亲自向哈里曼大使也是这样保证的)，而是冒牌的共产党人，或者说是一种“萝卜”，外面红里面白。
由于美国的观点而形成的又一个想法是，共产党人作为一支较有生气的力量可能最终赢得一场内战。让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不管是不是萝卜)在战后统治中国，这并不是美国投入对日作战的目的。因而，在苏联还没有介入之前实现国共两党联合政府看来是可取的。苏联介入中国事务是蒋介石更担忧的事。据说蒋介石正用从河南撤下来的军队加强封锁线，并准备在盟军仍然忙于欧洲战争、苏联尚不能进入远东以及美军尚未在中国登陆的时候，向共产党发动进攻。
外国记者和美国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要求重庆政府允许他们派人去共产党控制区察看。重庆政府1943年11月曾答应报界派人去察看，经过半年时间的推诿，到1944年5月才最后允许三名代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报界的联合报道记者组 [ 注：派出的三名记者是：哈里森·福尔曼，代表《纽约先驱论坛报》、合众社、伦敦的《泰晤士报》；冈瑟·斯坦，代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联社、伦敦的《新闻纪事报》；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代表《纽约时报》、《时代－生活》杂志社、《联合劳动新闻》、澳大利亚悉尼的《论坛晨报》。随行人员还有：代表美国教会刊物的沙纳汉神父；受中国新闻部雇用的莫里斯·沃陶，他以《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的身份随组活动，同行人员骂他是“国民党走狗”。由于记者们施加强大压力，重庆政府于9月份允许由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自修德和《新闻周刊》记者哈罗德·艾萨克斯等人组成的第二批外国记者去共产党控制区采访。 ] 去解放区采访。华盛顿提出的向共产党控制区派出一个军事观察组的要求也得到了重庆政府彬彬有礼的赞同，但迟迟没有能派出。
向延安派出美国军事观察组以及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的建议最初是由戴维斯1943年6月在给史迪威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来的，这份报告讲了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与苏联日后介入的关系，并指出访问过共产党控制区的唯一的美国官方观察员是1938年派出的卡尔森上尉。戴维斯和总参谋部的廷伯曼将军(此人也曾在第十五步兵团中呆过，目前则是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驻重庆总部人员)上书马歇尔，陈述派人去共产党地区访问的必要性。戴维斯于1944年1月递交上去的第二份报告送到了白宫霍普金斯手中。2月份，罗斯福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请他允许美国军事观察员“立即”去山西和陕西两省，罗斯福巧妙地避而不提这些地方是共产党控制区。蒋介石宽宏大量地答应为此行“提供方便”，他还说，美国观察员当然只能去上述两省中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
经过蒋介石的同意，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制订了观察计划，并且暂时不去理睬重庆政府施加的使此行毫无意义的限制。为了确保观察人员不受他们的东道主摆布，史迪威挑选的都是懂汉语并且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员。他任命包瑞德上校为负责人，谢伟思做他的政治助手。据说包瑞德是美国驻华人员中唯一能够以很流利的汉语同中国人说笑话的人。
史迪威本人对于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兴趣是因为他天生就渴望同他认为有朝气、有活力的军队取得联系。他铭记着共产党人1937年在平型关使日军遭到了即使是有限的，但是使人震惊的失败。他还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对共产党人自那以后发动的成功的有力的游击战有深刻印象。共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及其助手们1938年给史迪威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史迪威也没有忘记周恩来在缅甸战役失利之后托人转告他的话：“我可以在史迪威将军领导下工作，我可以服从。” [ 译注：原文如此，无从查考。 ] 当史迪威奋力同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沮丧情绪进行斗争的时候，共产党人在他脑海中的良好印象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史迪威有一段时间曾经想用共产党的军队来作为Y部队迫切需要的补充兵员，每百人连队中安排二十名共产党士兵。这个主意在多恩同Y部队参谋长肖毅肃商讨之后被放弃了。肖毅肃说，即使是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士兵，两个星期后他们就能使全连的人都变成共产党分子。史迪威现在才知道，只要蒋介石掌权，改组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标永远达不到，这个认识使史迪威想同远在共产党控制区中、尚未见到的军队进行接触的主意更加迫切了。在目前，所需要的就是了解第一手情况。
美国军事观察组于3月份整装待发前往共产党控制区，但是蒋介石仍然阻挠。观察组用的代号是“迪克西”，这个词在美国南北战争时代表南方反叛者，也代表叫做《他们有关迪克西的说法真实吗？》那首歌。罗斯福总统于4月间再次提出要求，但是仍然未获结果。这个时期，这个问题转交给另一位特使、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处理。
如果说华莱士之行负有什么使命，那就是要说服蒋介石同共产党人谈判。美国政府的特点是，越是重要的问题，它就越不想让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去处理。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问题深为关切，千方百计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想采取行动，但又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只好采取派遣私人特使这一招。像罗斯福这样的人总是认为，只要他能亲自出马，他就可以把事情安排妥当；其上策是派出一位私人代表。要派私人代表，谁能比副总统更合适呢？
实际上，罗斯福挑选华莱士作为访华的私人特使主要是与国内竞选有关，并不是出于中国局势的需要。正在准备竞选第四届任期的罗斯福知道，出席7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肯定会反对再次提名树敌众多的华莱士为候选人。罗斯福迫切希望避免一场分裂党的内讧。罗斯福牢记着伍德罗·威尔逊的教训。他想在国会巩固议员们对他的支持，以便建立联合国，他认为建立联合国是未来的主要任务。他在考虑抛开华莱士，挑选某个普遍乐于接受的竞选伙伴，在目前情况下，自然想把华莱士打发到国外去。因此就派遣他出访中国。当中缅印战区总部人员接到华莱士行将访华的通告时，他们要求美国政府授权华莱士“坚持”要蒋介石允许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后来的结果证明，上述要求是华莱士在中国的八天访问期间取得的唯一成就。否则，华莱士访华的主要结果就要算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了。
蒋介有在6月21日至24日之间与华莱士举行的四次长谈中，否认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共产党人是“农民民主者”，蒋介石说，共产党人的确要夺取中国政权，他们实际上“比俄国共产党人更共产化”。当谈到要他允许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的问题，蒋介石一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第二天又来了个令人意外的大转弯。蒋介石的这一转变可能是指望罗斯福给他相应的好处。蒋介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摆脱史迪威和高思，这两人控制着他通往美国的一切渠道。但是在史迪威的问题上遭到多次失败以后，蒋介石这一次没有直接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而是要求罗斯福总统派出一名私人使者，使他不必经过国务院或陆军部而同白宫直接联系。由再次得宠的宋子文做译员，蒋介石令人同情地历数了史迪威不满足第十四航空队许多需求的做法，并说他本人对“史迪威将军对事物的分析判断缺乏信心”。虽然华莱士并不因此而同情委员长，但是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可以发挥作用。正如华莱士后来所说，“我对于在绝望中呼救的人深为同情。”
陈纳德利用一切机会加深这种印象。华莱士抵达重庆时，陈纳德以及给他做“空军助手”的艾尔索普中校到机场迎接。其后，他们两人负责在昆明接待华莱士。陈纳德和艾尔索普并不知道他们得意的时候已过去了，确信只要他们能赶走史迪威，在中国利用空军作战的计划就能占上风。他们结识了宋子文这位有说服力的盟友，在上次企图赶走史迪威的尝试失败以后，宋子文要赶走史迪威的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由于他们的促使，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调离中国，这个结论并不使人意外。虽然华莱士倾向于让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的职务，但是有人建议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职务更为现实。华莱士征求高思的看法时，高思也说，委员长再也无法同史迪威进行有效的合作。
高思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史迪威本来也确实可以召回，这不是由于陈纳德和宋子文提出的不足为信的理由，而是因为让他执行的调动中国作战力量的使命因蒋介石不愿让他调动这些力量而无法完成。美国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与第十五步兵团“能够胜任”的口号相矛盾——是史迪威、马歇尔以及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承认的事情。
华莱士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电报中(后来艾尔索普说这份电报是他起草的)大力建议总统采纳蒋介石的要求，“派出一名私人代表作为你和他之间的联络员”。此外，或者说是作为选择方案，华莱士敦促总统派一名能力最强的将军替换史迪威，比如派遣能够取得委员长信任的魏德迈去替换。蒋介石曾“直截了当地”告诉华莱士，他根本不信任史迪威。电报接着谈到了中国方面总是给来访的美国人提出的保证：“只要有适当的人来，就有可能劝导委员长改革他的政权。”电报说蒋介石急需援助，甚至急需“指导”，“如果对他采取明智的方针”，蒋介石愿意进行“相当果断的变革”。
华莱士不愿意征求他建议撤换掉的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本人的意见，史迪威也不愿意向华莱士谈自己的意见。由于忙于指挥坚守密支那地区、夺取孟拱的战事，史迪威拒绝离开缅甸去见华莱士。史迪威派戴维斯和琼斯代表他去见华莱士，并邀请他到孟拱谷地同史迪威会晤，但是华莱士没有接受邀请。
由于华莱士的建议牵涉到史迪威，这些建议都遭到了马歇尔的反对。马歇尔深知这些建议来自何人，他对史汀生说，这些建议都是艾尔索普平时对史迪威持“敌视”态度的结果。此外，这些建议已经过时，因为向华莱士做工作的说客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史迪威赶出中国的同时，英国人已经施加了更大压力，要把史迪威排斥出东南亚部队司令部，把他赶到中国去。
华莱士返回美国以后又撰写一份报告，敦促美国应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对蒋介石施加影响，要他奉行进步的政策，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使中国的抗战得到新的活力。
这是从中国发出的各种报告中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一种请求。在美国军事人员很多的昆明，中国开明人士向美国总领事威廉·兰登提出要求，要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扩大其政治根基；这些开明人士说，否则美国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只能加强国民党反动政权。他们通过兰登正式呈交的不偏不倚的报告发出了绝望的呼声：蒋介石集团“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就战后的恢复制订出“合理的计划”。蒋介石本人是一位能力有限、目光短浅的人，中国要是在他的“领导下前途暗淡”。兰登本人得出的结论同史迪威的结论一样激烈：如果中国的最高层无人事变动，任何办法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兰登写道：“只有蒋介石死去或是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
只要美国政策摆脱不了中国现在的这个当权者，兰登关于中国问题的论点就会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正如一位外交官后来在一次听证会上所说，当“我们甩不开一个日益失去力量的政权时”，我们该怎么办？那正是问题的症结。高思曾无可奈何地耸肩膀说：“我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对这句话能找到什么答案吗，谢伟思在为华莱士准备的一份情况简要中指出，对高思那句话的答案在于扩大美国的选择余地，办法是不仅支持中国的开明分子，而且要撤销对中国政府的无条件支持。因为如果举行自由选举，百分之八十的选民肯定不会投这个政府的票。谢伟思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奉行一种无法找出其他选择的政策，那就是一种懒惰的“目光短浅的权宜政策”。
参谋长联席会议关心的不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打赢战争。他们就中国危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华莱士提出的建议恰恰相反：扩大而不是中止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力——总之一句话，让史迪威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力的决定性因素是日军的“越后”行动计划取得成功，而不是由于美军在华东地区的空军基地即将丢失。6月15日，当美军攻打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的时候，战略的重心已明显地转到了太平洋地区。轰炸机从塞班岛出发可以轰炸日本。经过为时三个星期的激烈争夺，美军终于拿下了塞班岛，并开始在岛上建造B－29轰炸机机场。这样一来就削弱了中国作为美军空军基地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存在着另一个问题。
日军“越后”行动计划取得的成功以及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势面前的被动局面引起了人们的担心，这就是在中国的日军可能在中国大陆扎下根来，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然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就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才能把日本打败。假如出现那样的情形，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也就会给俄国在满洲提供新的机会，这种前景是美国完全不欢迎的。华盛顿更不欢迎的是下面的主张：在欧洲战场获胜以后，把美国军队调往亚洲，结果这个主张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怒骂。史迪威曾以日军有可能使战争延长下去的危险为由，不时地要求给他调若干师美军，他争论说，假如绕过中国战场，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就不会投降，而中国人自己力量太弱，无法打败日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医治中国瘫痪病症的处方是用史迪威本人而不用美国军队。因此就制订出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计划，使他有权加强和指挥中国的军事工作。这个计划的另一个好处是满足了英国坚持要史迪威离开东南亚部队司令部到中国去的愿望。英国现在已经闹到了正式提出要求的地步。在马歇尔6月份访问伦敦期间，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勋爵对他说，得解除史迪威担任的蒙巴顿副手的职务，因为他同英国的三军领袖们无法相处。英国人提出要求的另两个因素是英国对于史迪威处理钦迪突击队的方式以及他随便发表憎恨英国佬的言论感到愤怒 [ 注：1944年11月，由于报纸报道史迪威说英国的驻印军队没有生气，军官无能，保守党议员雷金纳德·珀布里克在下院要求宣布史迪威在任何有英军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好几年，亚历山大将军在同博特纳将军的一次谈话中说，“亲爱的老乔(指史迪威)有的时候太任性了。” ] 。马歇尔冒火了：“布鲁克，你们在印度有三位司令；但是他们一个也不愿意打仗。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愿意打仗，你们却要把他排挤出去。这是搞什么鬼名堂？”虽然布鲁克对于马歇尔的这种态度感到恼火，但是他告诉马歇尔说，在蒙巴顿的坚持下，正把那三位司令召回国。这才免得马歇尔再做文章。
中国的形势发展要求、英国人也在推动作出共同解决办法，马歇尔采纳了史迪威本人曾提出的主意。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同马歇尔讨论了这个主意，就是由史迪威担任中国军队“战地参谋长”，使他有权规划中国军队的行动。在扩大史迪威指挥权的同时，马歇尔建议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6月30日，陆军部就史迪威的晋级和给予新指挥权问题起草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声明，声明指出，史迪威克服了包括遭到盟友冷遇的各种困难，“在缅甸建立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在攻打密支那的过程中“发动了一次将载入史册的辉煌战役”。
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两年半来一直不想对日军发动进攻。那么，陆军部为什么觉得可以改变蒋介石的既定意图并能逼他采取某些行动呢？答案是美国军方的自信。在中缅印战区，美国军人虽然历尽艰难困苦，但是仍然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战绩——利多公路、喜马拉雅航线、石油管道以及在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从缅甸北部打回来。为什么要认为蒋介石更难对付呢？看来有可能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以使蒋介石去做美国人要他做的事情。另外，随着喜马拉雅航线运输能力的扩大、随着输油管道和利多公路即将投入使用，从而能把现在经过大大增加了运输能力的阿萨姆－孟加拉铁路运来的东西转运到中国，现在的后勤力量已比原来大大增强了。蒋介石在目前情况下抵制美国压力的能力据认为已比原来削弱了许多。无论如何，史迪威除了晋升以外的另一条出路就是或迟或早被召回国，向他的对手屈服，而这种做法正是马歇尔长期以来坚决反对的。马歇尔7月1日同史迪威谈话的时候没有谈到给他晋升的问题，为的是不影响史迪威作决定。
马歇尔问史迪威，一旦密支那拿下来以后，他是否认为有必要把他的主要精力转到在中国本土“复兴而且实际上是指导”中国军队方向上来？马歇尔很圆通地告诉史迪威，英国要求“调整指挥关系”。马歇尔承认史迪威遇到的麻烦比他本该遇到的要多，“我相信你所遇到的麻烦之大是现代任何指挥官都没有遇到过的”。马歇尔显然清楚他无法给史迪威什么好处，所以他最后说，“不要让麻烦和困难发展到爆炸的程度。”
史迪威的答复并不是简单地说“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假如他觉得在他个人同蒋介石的斗争中有什么乐趣的话，这种乐趣被他奉命来挽救的艰难局面冲淡了。史迪威用非常悲观、非常明白的语言向马歇尔谈到：
……如果总统给蒋介石一封语气非常强硬的信，强调我们在中国的功本和利益，并且强调中国忽视军队而肯定要遇到的严重困难，还坚持指出恶症需要恶治，这样蒋介石就可能会被迫给我一个指挥职务。我相信中国军队愿意接受我。何应钦将只得让出参谋长的职位，或者是他保持这个头街，但把权力交出来。如果没有指挥中国军队的绝对权威，我就不接受指挥职务。即使让我有绝对的权威，中国军队遭到的破坏非常大，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才有可能弥补。这个办法就是从山西发动一次反攻……共产党军队也参加山西的反攻，但是除非蒋介石同共产党人达成一项协定，否则共产党人就不干。两年前，共产党人曾表示愿意同我一道打仗。他们现在可能还愿意听我的意见……除了这一着，我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救目前的局势……总而言之，要在中国采取某种挽救行动尚存一线希望，但是行动要迅速果断，蒋介石必须让一位指挥官享有全权……这样的可能性当然不大，但是我看目前没有其他办法。
这并不是说史迪威热心接受这项工作，但是马歇尔没有给他什么回旋余地。二十四小时之后，马歇尔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给史迪威晋级以及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武装部队的建议，他还向总统递交了向蒋介石通告上述情况的信件——信件包括了史迪威的许多主意，有一些还是史迪威的原话。为了使罗斯福无法拒绝，马歇尔在信的一开头就用严峻的措词概括了自“三叉戟”会议以来的结果，这些结果都直率地提醒这位总司令，事实证明为了支援陈纳德而在运输方面花的巨大努力是“方向不对头并且很可能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史迪威所作的预言是正确的，即如果第十四航空队获得效能，那只会招惹日军对其机场进行反击，要想保住机场，必须加强地面部队的战斗力。
对于罗斯福来说，这个建议意味着彻底改变他先前在应当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的看法，但是自开罗会议以后，罗斯福倒是比以前愿意改变他的看法。由于中国问题使他左右为难，加上马歇尔逼得他无路可走，罗斯福全盘接受了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作为一位讲究实际的人，罗斯福现在愿意象当初试用陈纳德那样试用史迪威。谁都很难说，罗斯福内心是否相信能使蒋介石同意上述建议。蒋介石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软弱无能表明他可能无法拒绝美国提出的建议；无论如何，罗斯福终于开始认识到，在军事上不能对蒋介石有任何指望。罗斯福几天前对孔祥熙说，“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能把他们赶到哪里。”由于罗斯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想不出其他办法，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史迪威。作为美国战争期间在中国所作努力的最高潮，由一名美国人指挥中国武装部队的建议在部分意义上说明对美国影响的效力是深信不疑的，在另外一部分意义上说明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陆军部起草的、由罗斯福总统一字未改就签字的“口气非常强硬的信件”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这封信的强硬口气正是史迪威所希望的。信件说：
……依我看，中国目前的严重局势需要赋予一个人协调盟国各种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力量——的权力。
我觉得我完全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看法，然而……我知道，除了史迪威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消除目前威胁着中国和我们打败日本的全盘计划的灾难。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部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我向你保证，本人无意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向你发号施令；不过，整个亚洲的前途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作的巨大努力有可能毁于一旦。因此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给予深切关注。
务请记住，在意大利、法国以及太平洋上，事情已清楚地表明，单单依靠空军是无法阻止顽敌进攻的。
罗斯福总统的信件没有照顾蒋介石的情绪，也没有避而不用使中国人非常不悦的坦率言词。罗斯福的信件否定了蒋介石奉行的尽人皆知的政策；为一个他多次设法撵走的美国人索取在中国境内行事的权力；抛弃了蒋介石与陈纳德提出的依靠空军制胜的论点，而罗斯福一年前曾经支持过这一论点；明确建议把蒋介石惧怕的国内政敌共产党包括在美国援助的范围之内。这封信的调子是强硬的，内容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这就否定了罗斯福自己提出的让中国成为一个强国的主张，接受了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没有能力使中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看法。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是说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为了不致有人仿效宋子文的一贯做法在转信过程中篡改信件内容，罗斯福的这封信是由美国当时驻重庆的高级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交给蒋介石的，由陪同前往的谢伟思任译员。这一程序是罗斯福总统5月份命令规定的，因为罗斯福5月份发现，在他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派Y部队投入战斗以后，蒋介石发来回电同去电内容不切合。这一程序在将来的最后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歇尔这时把为他晋级和罗斯福总统信件的内容通知了史迪威，并且严肃告诫史迪威不要进一步得罪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信件时是何种心情无历史记载，但是可以说，且不说史迪威的种种缺点和冒犯之处，即使他有一张能甜言蜜语的妙嘴、圣人的性格以及象日本艺妓的特有魅力，委员长也决不愿意让史迪威统帅中国的武装部队，就如同他决不愿把统帅权交给毛泽东一样。宋子文打电报给霍普金斯，“华盛顿今天又作了一项致命的决定，陆军部想硬逼他(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将军……我本人毫无保留地向你保证，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不会也不能屈服。” [ 注：现存的这封电报的副本没有注明日期，可能是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的某个时候发出的，但是副本中的原则与上面提到的电文内容是相同的。 ]
然而，由于依赖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得谨慎行事。他的答复是温和的，甚至是恭敬的，除了对问题的紧迫性的看法以外，他似乎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他表示要有一个“准备阶段，使史迪威将军能够毫无障碍地对中国军队行使绝对指挥权”。蒋介石再次提出设立一名联络员的要求，这个人享有“全权”，“可以调整我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坦率地向高思解释说，这个意思就是授权某人向史迪威发布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显得不悦——对于递交信件的方式。蒋介石建议，假如罗斯福总统今后有什么信件要给他，可把信件交给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愿意赞成蒋介石提出的派遣一名私人使者的主张，但是马歇尔坚决反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蒋介石开始提出条件了。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指挥，除非他们接受中央政府的权威；对于史迪威在同他的关系中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限；租借法案援助要“完全由中国政府掌管”。孔祥熙后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提出了进一步限制，从这些限制来看，蒋介石想把史迪威的指挥权局限在确定同日军作战的那些部队范围内，而不让他指挥后备部队。
这样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史迪威鉴于他多年的经验，是否认为他的新职位能够使他实施真正指挥权。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史迪威在军校学过的军官准则。这个准则是，在作出一切努力去完成一项任务以前不得认为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同其他人的看法一样，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局势非常令人吃惊，蒋介石已没有选择余地。史迪威已经放弃了加强一些部队和改组中国陆军的希望，但是仍然希望能得到某种默许，让他有权协调所有部队的行动，这一点中国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史迪威认为，建立至少可比目前形势好一些的局面是值得的。史迪威知道，他居于那个职位后发布的命令会受到阻挠、削弱或消极抵制，但是他相信，如果他能切断重庆通往前线的指挥渠道，他就可以有效地行使职能。白崇禧曾经对史迪威说，“如果把同重庆联系的电话线全部切断，我们前线的指挥官就是真正的指挥官了。”
驻守衡阳的薛岳部队在第十四航空队的大力支持下，在整个7月间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但是中央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帮助，也没有向日军发动牵制性的进攻。史迪威当时仍然在缅甸，他命令向薛岳部队运送一批武器，中央政府驻桂林的代表表示反对，说这批武器可能会落入“土匪”的手中。因此，尽管陈纳德不断要求，还有史迪威派驻重庆的副手赫恩将军也提出请求，史迪威拒绝再运送武器。史迪威在答复赫恩的信中认为，上述决定得由委员长来作，而蒋介石两年来一直坚持一切东西都交给陈纳德。陈纳德6月份收到一万二千吨物资，如果陈纳德现在认识到他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他应当把情况告诉委员长，委员长“可能提出他认为合适的主张”。
由于蒋介石疑心薛岳对他不忠，没有提出任何主意。薛岳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据驻桂林的美国参谋人员说，蒋介石“肯定会拒绝他的要求”。据说薛岳现在同张发奎、李济琛等人携手，打算万一同重庆的联系被切断，他们自己就成立一个自治政府。衡阳于8月8日失守。一眼望不到头的逃难人群，他们用独轮手推车推着行李锅碗，载着老人小孩，涌向最后一班火车向西逃奔。日军由于供应线受到第十四航空队的袭击，攻势中止了一个月，补充给养，然后继续向下一个空军基地进攻，这个目标距离桂林只有一百英里路程。
处在绝望中的陈纳德现在表示愿意在拨给他的物资中调拨一千吨武器弹药给薛岳，但是不经过中央政府转手。他象所有人一样清楚，这位防守华东空军基地的人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支持。陈纳德以现实的口气向赫恩承认，“我不愿把这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国军政部，因为很可能军政部根本不把这批武器转交给薛岳。”陈纳德这次值得注意的承认使他所坚持的论点出现一个漏洞。陈纳德曾坚持认为，由于史迪威未提供武器，华东地区的失败应由史迪威负责。但是勇敢的雄辩家总是不在乎有漏洞的。陈纳德在慷慨激昂的艾尔索普支持下，继续鼓吹他的论点，而这种论点到时候使委员长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史迪威给了他们种种帮助。一年来，由于蒋介石坚持，罗斯福也同意优先供应陈纳德军需品，史迪威打算装备Y部队以及准备训练出三十个有战斗力的师的地面部队的努力完全放弃了。事实证明陈纳德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史迪威现在不愿意拨出武器来掩盖陈纳德和蒋介石的错误；他要把他们的错误公布于众。虽然薛岳是一位好样的军人，但是史迪威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现在帮助薛岳有什么用处。薛岳守不住长沙，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在衡阳干得出色些，特别是在他完全接受蒋介石指示的情况下。史迪威丝毫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才能，他认为蒋介石的领导有政治目的，军事上是卑劣的，因此他决定，美国武器只能在美国行使某种控制的情况下用于对日作战。他拒绝了陈纳德提出的调拨一千吨武器弹药给薛岳部队的建议。直到蒋介石亲自提出上述建议，史迪威才粗声粗气地对赫恩说，“让他们受受去吧。”
7月30日，史迪威离开缅甸去康提，他这一次是永远离别缅甸。在任命他指挥中国军队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史迪威受命在蒙巴顿逗留伦敦期间接替东南亚部队的指挥职务。人们原先预料史迪威决不会接受这次正式请他担任东南亚部队(史迪威当然称之为“可悲的东南亚部队”)副司令的意见，但是当宣布他实际上愿意担任此职的消息时，在康提引起了类似罗马等待匈奴王 [ 译注：匈奴人于公元410年以前征服罗马。 ] 的情绪。史迪威知道，蒙巴顿去伦敦的目的之一是想撤掉他的副司令职务，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过分不安。“有些时候，所有最精明的人都想把碍事的东西搬开，但是有时也会被它绊个跟头——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这样的。”史迪威“到康提小伙子们中去”的意图只不过是想借机休息一下而已，他到重庆是得不到休息的。史迪威从日军战俘的口中知道，日军防守密支那的阵线即将垮台，现在残存的日军每天只有半碗米饭维持生命，他去康提心里可以不感到内疚了。
蒙巴顿派他的插有盟军旗帜的黑色高级轿车去机场迎接史迪威，史迪威说，“给我弄辆吉普车来。”史迪威把腿悬在吉普车的一边，有些人觉得他这样地显示自己的藐视有点不必要。吉普车沿着山路向康提驶去，蒙巴顿派来的高级轿车则装着行李走在前头。史迪威在蒙巴顿的王宫公寓中同蒙巴顿会了面。蒙巴顿举行了告别午宴，史迪威宴后说，“我只好耐着性子同路易斯一起吃饭，我倒是喜欢蹩脚的鸡尾酒。”两天后，即8月3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经过七十八天的围攻，密支那终于落入盟军手中。“终于拿下来啦”，史迪威第二天上午写道，“感谢上帝。今天上午一点忧虑也没有了，至少有五分钟是这样。”
在关于收复密支那的所有评论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布鲁克在伦敦发表的谈话：“很清楚，既然史迪威已把我们带领到了密支那，我们就应当在缅甸继续打下去。”
由于经历过缅甸北部的生活状况，史迪威发现锡兰简直是一个天堂。康提海拔为二千英尺，它的北面是七千英尺高的避暑胜地纳瓦拉埃利耶，空气清新凉爽，使他想起美国黄石公园的景色。这里还处处有瀑布，近看树木葱茏，远眺景色宜人。这里有绿柏树林，有湖，还有各种百合花。尽管王宫别墅周围有白水莲池、各种木槿树林、一座兰花花园，园中有白色孔雀漫步，还有一座九穴高尔夫球场，但史迪威还是不愿住在这座白色的小王宫里，他把住处安到一位美国官员的平房里。这里除了身体感到舒适以外，史迪威发现他的新司令部并不合他的心意。东南亚司令部的总部人员达三千人，其中有一支三十人的乐队和别墅高级轿车车队人员。军官俱乐部里有舒适的皮面椅子，很好的图书馆里有各种英文报纸，到处有赤着脚的服务人员。英国一位前文官觉得这里的总部人员显得“整洁、敏捷，朝气勃勃”，但是史迪威却觉得“设在康提的司令部有些不对劲……我总是觉得昏昏欲睡”。
每天下午都召开一次由各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正式会议，会上报告各个战场的形势。在英帕尔和密支那战役把英国卷入缅甸战争之前，这种会议的主题是全球战略，就是讨论明年在别的什么地方打仗。现在，会议关心的是在缅甸已扩大了的向曼德勒方向发展的战况。由于供应线有可能不断延长，蒙巴顿认为他无法推进到曼德勒以南的地区，因此他建议向仰光发动两栖进攻(再次实施“海盗”行动计划)，然后挥师北上，到缅甸中部同其他部队会师。蒙巴顿伦敦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两栖作战所需的登陆艇及其他手段。丘吉尔现在愿意放弃他提出的夺取苏门答腊的设想，以很大热情转而支持仰光战役计划，以此作为向新加坡发动攻击的前奏。丘吉尔说新加坡是“英国的最重要的目标”。
史迪威对于总部计划工作毫无兴趣。后勤工作由其他人负责。每当要规划一个战役或一次行动，史迪威总是迅速拟订一个既无地形图又无附录的战术计划，他的理论是“我们都知道要往哪里去”。在康提的时候，史迪威并不想掩饰对那些需要他主持的无休止的会议感到厌倦和不耐烦的情绪。他在日记中称这些会议“十分可怕”，“毫无生气”，“可悲”，“废话比寻常还多”，“等于零”。“我一直对这些虚假的行为感到不安。”但是，他对于自己能任一个英国殖民地(缅甸)的军事长官感到高兴，并喜欢认真思考他可能发布的各种命令——比如“让克钦族人自由，等等”。
8月7日，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的消息正式宣布，梅里尔为史迪威佩戴上第四颗星。史汀生写道，“我从来没有签署过能比这更使我满意的委任状”。北部战区部队一个团给史迪威寄来的祝贺信说，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您在这个战区所取得的圆满成就。人们原以为，除非在伊利亚特史诗 [ 译注：伊利亚特：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叙述了一系列的杰出战绩。 ] 之中，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7月间，中国的局势显得“非常暗淡”，史迪威写道，如果危机发展到“刚刚足以把小人物赶下台而又不至于使整条航船沉没，那也是值得的”。在衡阳陷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看来确实出现过机会。8月9日，李济琛向美国驻桂林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去的密使说，他打算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同时公开要求蒋介石辞职。李济琛称他能调动六至八个师的兵力，他希望同美国谈判合作问题，由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林沃尔特认为，这个信件应当予以认真的考虑，因为，假如李济琛等人得到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支持、中央政府果真垮台的话，“其结果对中国以及盟国的事业也许并非绝对有害。”
史迪威得知这一消息时说，“好极了！”但是由于对这些不走运的南方分裂分子的活动有长期的了解，使他不抱多大希望或是贸然给予帮助。史迪威派廷伯曼去桂林调查情况，但是史迪威的指示不容他冒险行事：“我们的政策是不介入中国内政……听取人们可能提出的一切建议，但是切不可表态，也不要发表任何意见。就说你一定把有关人士提出的建议报告上去。”持同样谨慎态度的高思大使认为，李济琛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愿意支持他的行动。高思劝林沃尔特持超然态度。
所有人在考虑的问题是，李济琛究竟得到多大范围的支持，当地的共产党是否可能同他携手。据美国驻昆明领事兰登说，虽然这一企图说明蒋介石遇到了“真正的坚决反对”，但是反对者不团结，没有领导人才和军事力量，他认为这“对蒋介石是否愿意改组他的政府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兰登认为，由地方军阀和民主团体组成的非共产党反对派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即使取得成功，也会处于“克伦斯基” [ 译注：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1881－1970)，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任总理。十月革命时，化装逃出冬自，后来在美国定居。 ] 的地位，很快就会被共产党人推翻。廷伯曼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他发现共产党人没有参加进来，白崇禧也没有参加，白崇禧仍然忠于政府，并且已经把他的家属自桂林西迁，仅他的家产就装了好几节火车车皮。他认为，李济琛的力量“太弱小，我们除了继续奉行目前倾听和观察的政策以外，不便采取其他行动”。高思大使的报告也同这个估计一致。中国南部出现的情况没有向美国提供什么抉择余地。
就在这个时候，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批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记者发出的报道与公众见面了。这些报道的调子是热情的。这批记者对共产党抱友好态度，因为他们对于在重庆遭到的种种职业上的挫折已厌烦极了：重庆有专横的新闻检查制度，那里的人总是一味作空头保证和一味推托，还有最令人生气的中国人老毛病——发表平淡无味的声明和宣言，而发布者和听取者都知道完全是一派胡言。这些记者离开乌烟瘴气的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共产党地区，如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首先对共产党地区的人民的体质状况印象很深，“他们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吃得好，体质强壮，精力充沛”。他们还敬佩这里的人把曾经是不毛之地的陕北改造成农牧两旺的地方。共产党军队经过垦荒运动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依靠农民养活。所有的记者都在报道中强调了这一点，认为这是共产党军队受到当地人民拥护的一个最大因素。
通过组织手工业和小作坊生产、共产党地区在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延安以其土制产品和自给自足的意志，成了它的人民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坚强决心的光辉象征”。记者们买了用当地纺织的粗布做的大衣和服装，后来他们发现，为他们缝制衣服的师傅竟是最高人民委员会的委员。7月23日抵达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人员还穿上他们定做的肥大的八路军军装照了像。《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八路军士兵是“属于本记者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人之列”。他们看到了数百名日军战俘，这样就找到了开展游击战的确凿证据。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在各地都看到一些象征品以外，谁也没有见到过国民党所宣称的日军俘虏，而那些象征品只不过是拿到各处去陈列的一批日军钢盔。在参观者看来，很明显，共产党军队同南斯拉夫游击队一样，在战争中是“可贵的盟友”，如果对他们使用得当，可以加速实现胜利。斯坦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写道，任何一位盟军司令都会为能够“指挥这样身体健壮、顽强善战的军队而感到骄傲”。
虽然这些报道在重庆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有的甚至整篇被砍掉，但是消息中的热情态度是抹不掉的。记者们向报纸读者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人，使他们知道这些领导人是通情达理的。消息谈到毛泽东如何刻苦读书，发奋上进；党的西北局负责人高岗 [ 译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活动。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开除出党。 ]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因交不起驴头税，被陕西军阀的地方官活活打死；干劲十足的杰出旅长王震当年怎样在京汉铁路上当火车司炉。记者们谈到医务人员、学生、大学教员以及以前的基督教青年会人员都在“干劲十足地为他们的祖国工作，深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第二批新闻记者秋天去共产党地区访问时，他们报道说，共产党地区的梨、葡萄、南瓜、西红柿、乔麦、小米、棉花、烟草等粮食水果都获丰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兴高采烈地叙述了地方戏剧艺术以及延安的十辆汽车用油不受定额限制，《纽约时报》还为他的报道加了一个友好的标题《延安，中国的一座仙境城市》。 [ cdhyy注：没有资料说明，西方记者们所看到的情况有多少“做秀”的成分。 ] 记者们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十分遗憾，关于这一切，长期严酷的历史证明，他们报道的一切居然全都是事实。
谢伟思在汇报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共产党地区参观情况的报告中也有同样深刻的印象。他发现共产党军队的士气高昂，人们干事认真，在得力领导下有责任感，目标明确。苦力能看报纸，新兵走路不需人看守，没有宪兵，没有官僚主义，没有“重庆的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也没有重庆的失败主义情绪。共产党地区有某些自满情绪和以为自己的事业正确的思想，但是没有任何人觉得受到限制或压抑 [ cdhyy注：最后一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 。人们有自信心和自重感，强调同普通人民保持联系，对于同人民关系很密切的工作给予很大推动力，这种动力“是不容易破坏掉的”。
美国派军事观察组去共产党地区考察的目的是：估价共产党在抗日方面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这个观察组由空军、医务部队、信号部队、步兵等部门派出的九个人组成。一个月以后又派遣了第二个军事观察组去共产党地区。军事观察组还奉命估计出“援助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以便增加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向共产党提供援助并同共产党建立关系，而这正是蒋介石所担心的事，也是他千方百计阻挠观察组前去参观的原因。
毛泽东也想到了美国援助。他明确表示希望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他说，如果美军不能在中国登陆，那对中国是不幸的。“国民党将继续执政——而它并没有能力执政。”
包瑞德、谢伟思在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举行的会谈中，共产党的主要论点是，国民党是无能的“垂死”势力，而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府，而且提议可以在“盟国”指挥下而不是在“腐败的”国民党指挥下同美国进行有益的合作。共产党人只字未提在史迪威指挥下作战的事，也没有要求向史迪威转达这样的建议；包瑞德上校确实感到，“共产党人从未对史迪威将军有多大兴趣。” [ cdhyy注：曾看到有资料说朱德写信托军事观察组带给金海军上将，但未公开其内容。 ]
共产党谈到的是联合而不是革命。他们这个时候的公开目的是重新建立统一阵线，派代表参加要建立的国民议会，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让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内保持自己的政权，同时共同努力抗日，即使不是携手一起也罢。这个主张既不包括效忠于中央政府，也没有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承认中央政府权威的要求。
1944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令人感到可怕，恰恰相反，它同许多尚未取得成功的挑战者一样，倒是有些吸引力。共产党人的粗布衣衫，诚挚的谈话，艰苦的工作，简朴的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诚心诚意，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对照，使人振奋。这是共产党人吸引人的主要方面。中央政府不愿同日军作战，尤其在日军发动“越后”行动以后更是如此。因此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必须同共产党人合作。作为军人，共产党人看来是顶用的。正如多恩将军后来证实，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共产党人是“体质较强的人，吃得较好，穿得较好……士气也比国民党军队高”。总的来说，共产党领导人能力比较强，腐败现象较少，从根本上比国民党领导人坚强得力。
蒋介石很清楚，如果史迪威或是其他任何美国人——不论是谁——掌握了中国的军队领导权，他这个委员长就无法控制美国同共产党人合作或者给共产党援助的程度了。他不需要再有其他什么理由来决定他的态度。8月9日，华盛顿方面向蒋介石提出由赫尔利将军任联系人，并且强烈要求他对史迪威的任命“立即采取行动”，“否则也许就为时太晚了”。蒋介石仍然躲躲闪闪。他一方面表示高兴接受赫尔利为联系人，另一方面答复说，史迪威的任命问题需要作充分准备和“深思熟虑”。
挑选赫尔利担任联系人纯属偶然，最后成了不幸的事，虽然挑选他时还是有信心的。马歇尔对此是有责任的。他曾经坚决反对在罗斯福总统和委员长之间设立一名联络员的主张，但是当他听说霍普金斯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便急急忙忙抢先一步。他希望能务必挑选一个同史迪威友好的人，担心霍普金斯受到宋子文、陈纳德集团的影响。当史汀生提到他希望给“帕特·赫尔利找一个适当的职务”时，马歇尔就抓住这个机会，认为赫尔利是史迪威能接受的人，而且这个人能够平息由于史迪威的“极不圆通”造成的紧张关系。马歇尔当天就征求了赫尔利的意见，几小时后，渴望提名的赫尔利就来到国务院，告诉斯退丁纽斯副国务卿说，马歇尔派他去中国，他愿意以大使的身份去中国。虽然斯退丁纽斯劝阻赫尔利，但是赫尔利坚持要把他的要求转告给赫尔国务卿。在史汀生看来，挑选赫尔利担任联系人是“非常值得庆幸的”。“赫尔利忠实、明慧、精力极为充沛……既心情愉快又有外交家的风度”，“他是我和马歇尔俩人都认为能够根本扭转史迪威遭到暗中辱骂和指责的窘困局面的唯一合适人选。”马歇尔征询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同意赫尔利这个人选，他的理论是，“要做好菜，既要有醋，也要有油。”
罗斯福对选定赫尔利也是满意的。有一次，摩根索对派遣私人使节是否有用表示怀疑，罗斯福回答说，“唯一能够不受人议论的事就是我了解我手下的人。”他相信赫尔利有能力恰当地完成他担负的使命，但罗斯福打电话问马歇尔，能否让近来任军备生产局局长的唐纳德·纳尔逊(以前是澳大利亚罗布克人)也随赫尔利去中国，马歇尔真是弄得不知所措。当时纳尔逊和他的继任人查尔斯·E．威尔逊之间发生的激烈争吵正把政府弄得乌烟瘴气。马歇尔询问为什么要派纳尔逊去中国，罗斯福平静地答复说他想把纳尔逊弄出美国，马歇尔后来说，他是同情这个主意的。马歇尔赞成纳尔逊去中国的条件是，纳尔逊去中国不得干预政策或者战略方针，只能出售刮脸刀片。为了便于公开宣布，纳尔逊去中国的任务被说成是“考察中国经济”。
对纳尔逊的任命是根据政治原则而任命的。摩根索这时同他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谈起纳尔逊说，“你在华盛顿要呆上三年时间才能知道你是不是饭桶”。怀特回答说，“假如是饭桶，就能得到高升重用。”
8月23日，美国对蒋介石提出的三项条件的答复包含在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第二封信中，这封信的语气比第一封信更加傲慢了。这封信与往常的信件一样，是由陆军部起草的。对蒋介石认为是要素的三个条件，这封信则认为是“枝节问题”。这是罗斯福和马歇尔俩人同孔祥熙讨论之后所获的印象，孔祥熙无疑按中国人交际中的温和方式缓和了蒋介石的措词。
对于第一个牵涉到共产党的条件，罗斯福说，“我认为对于要受史迪威将军指挥的军队是不应加以限制的……当敌人逼我们陷入可能的灾难时，要拒绝任何愿意杀日军的人的援助看来是不明智的。”美国一心把日本视为敌人，罗斯福及其政府以为中国也视日本为敌。在罗斯福及其政府看来，这样一种情况从来不是真实的：委员长竟然视共产党人是比日本人更危险的敌人，并据此制订对策。霍普金斯在中国问题上也同样是迟钝的，他同戴维斯谈话时不理解，为什么戴维斯认为史迪威对他即将担任的新指挥职务会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觉得史迪威的指挥权“总是会受到削弱”。霍普金斯认为，史迪威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会让白宫为史迪威撑腰。
对于第二个有关指挥关系的条件，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同史迪威的关系应当是“一位国家元首同他的战地司令的关系”。史迪威的新职务应当意味着“他在你的直接领导下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
关于租借法案援助，罗斯福告诉蒋介石，华盛顿正在作新的安排，“卸掉史迪威将军的这个担子”，并将随后把新的安排告知委员长。与此同时，罗斯福还严厉地提醒蒋介石，“使考虑和安排的时间拖下去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他敦促蒋介石“采取必要措施，尽早让史迪威将军在你的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如果再拖下去，可能会为时太晚，无法避免对于中国以及盟国尽早打败日本的计划带来的灾难性的军事悲剧。”
蒋介石并不那么感到迫切需要这样做，这是因为他并不象华盛顿那样怀疑他能继续掌权或者担心他垮台。蒋介石从内心里完全打算置身于战争之外，必要时他就呆在中国西部的几个省，不管在中国东部丢掉了多少地方。等到盟军打败日本，他就可以站到胜利者一边。不管日军“越后”行动攻势造成的局势多么危急，由于这次攻势是对准华南地区同他有矛盾的势力的，蒋介石也许并不完全感到不高兴。中央政府的军队并没有投入战斗。
的确，正如高思报告所说，蒋介石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相信”，结果对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状况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茫然无知。他没有表现出十分惊恐，这就引起了一种传说：他心里是安定的，因为他已同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但是这种传说却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他的军队的状况并没有使他非常发愁，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挨饿的士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全部希望是美国继续装备他的军队，使他的军队比共产党的军队强大。他把力量和军备等同起来，忽略了组织、动员、领导和基本营养。至于其他方面，他一直被陈纳德说服，相信可以依靠空军取得胜利。他根本不切望美军在中国登陆，也不急于搞中美联合军事行动。他不喜欢让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的主张，尤如在他以前的北京朝廷不喜欢外国人进入中国一样。蒋介石认为他无需再作什么努力就有人替他打败日本。要说蒋介石有什么政策，那就是趁盟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打败日本的同时他继续保住自己的权力。至于外部敌人，蒋介石作了一个精明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有道理的。
美国派军队去中国会不受欢迎，这种看法在华盛顿是不容易为人接受的——虽然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人是懂得的。谢伟思6月份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情况简介中说，在我们认识到蒋介石政权能够打却不愿再去打日本人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它甚至有可能企图进行阻挠，不让中国成为向日本地面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战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谢伟思的上述看法被陆军部或白宫所接受。即使史迪威欣赏谢伟思的这种看法(史迪威不可能不欣赏)，在史迪威的脑子里，不放过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机会的考虑和他对自己的信心很可能比这种看法更起作用。
华盛顿在研究租借法案援助的安排时规定在重庆设立一个中美委员会或有关机构来估量各种要求，在得到华盛顿批准后，有关物资就可以直接运给前线部队；直到那时才把所有权交过去。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消除对史迪威职能的最有争议的方面，特别是预计到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以后运送的物资会大大增加。这种新的安排还会使中国处于更类似其他大国的地位。马歇尔就这个问题给史迪威去的一份电报中设想，今后的援助将交给中国的各支军队，其中包括共产党军队，假如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联合起来抗日的话。在解决指挥方面同中国关系的方案中，最后决定把中缅印战区分开，史迪威勉强同意了这个决定。
赫尔利和纳尔逊9月4日抵达新德里，史迪威前去迎接。史迪威对于他们两人显然打算去“敲桌子”的意图感到鼓舞。赫尔利和纳尔逊两人都是大高个，仪表堂堂，谈起来更是大话连篇。他们两人成了美国手腕的绝妙体现者。赫尔利说，“首先我们要告诉蒋介石该做什么”，纳尔逊接着补充说，“然后我们再向他解释美国打算做什么”。纳尔逊对此作了阐述。他说，他们打算向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其一，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意思大概是要同共产党人求得解决办法)，其二，中国必须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以此证明它希望帮助盟国打败日本。纳尔逊说：如果蒋介石拒不合作，他们就“建议罗斯福总统抛弃中国，把我们的基地转移到俄国”。如果蒋介石愿意合作，他可以指望美国战后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并把日本的企业机构转交给中国。史迪威忍不住高兴的心情，觉得他提出的要求中国对美援给予酬答的主张终于得到了支持。
史迪威于9月6日抵达重庆，次日上午他奉召于九时三十分与委员长会晤，而蒋介石知道赫尔利和纳尔逊于十一点钟去见他。“为什么我一人在他们之前去见他，是为了消除积怨吗？”蒋介石说起话来就似乎史迪威的指挥职位已不成问题，就如同他在1942年以前第一次缅甸战役时期谈话的神情一样。史迪威说，“蒋介石告诉我，以前，我的工作百分之百是军事性质的；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司令，我的工作百分之六十是军事性质的，百分之四十是政治性质的。如果我使用共产党军队，他们就得承认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他愿意时常给我出主意……他完全信任我。他相信我认为中国军队指挥官无能的看法……现在要我来干……我该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