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修复·第十七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人们总认为一位将军级的战区司令是不会亲临前线到师一级去的，更不用说下到团或营一级了。史迪威回到缅甸采取了与这种传统不一样的做法，他完全不是因为在上层酒足饭饱呆腻了，也不是单纯想打仗，而是由于他有一个实际认识：只有他亲自临阵指挥，才能使中国军队采取攻势，才能使战役有可能获胜。
1943年12月底到1944年7月之间，史迪威除了一两次因事赶忙飞到德里和重庆以外，一直在缅甸的丛林中呆了七个月，尽管有人批评他离开司令部，还有人嘲讽他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三星连长”或者说他“在缅甸进行排一级的战争”。史迪威有着同潘兴将军同样的信条。潘兴将军1913年任菲律宾某省省长时，曾经代行一位阵亡上尉的职务，亲自带着一个连部队进攻摩罗的一个堡，后来有人推荐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潘兴在致陆军部的信中表示不能接受这枚勋章，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到前线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需要我。”
史迪威开始行动的时候，心中考虑的重要问题是打通去中国的陆上通道，其目的是最终同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汇合，从而证明他坚持已久的论点是对的，这就是只要装备齐全、训练有素、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史迪威得到了蒋介石的保证：北部战区司令部下属的中国军队各师均由他指挥，不受任何干涉。尽管史迪威这时对中国的所有保证深感怀疑，但是他认为这次出征的目标并不是蒋介石想要阻挠的目标。史迪威没有权利指挥Y部队在他的前面开道，也无权调动英国军队按原计划在他的后面护卫；这个问题只好留给上级去施加有效的压力了。无论如何，他认为继续在重庆和德里使劲对付无休止的躲避和搪塞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来强行解决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雨季以前拿下密支那。
根据联合参谋长会议批准的代号为“首都’的作战计划，要发动钳形攻势拿下北缅，东面由Y部队同敌人作战，西面由英军第十五军向钦敦江挺进，同数师团日军作战，从而防止日军阻挠史迪威部前进。在这同时，史迪威率部象一把尖刀直插缅甸北部，作为开辟这条公路的先头部队。
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是简明扼要的：“我们不得不通过一个耗子洞，还要一边前进一边继续打洞。”这个耗子洞就是三个河谷地带：胡康谷地，其终点是叫做坚布本的山脊；第二条是通往南北向铁路干线的孟拱谷地；第三条就是位于铁路另一侧、是缅甸中央走廊的开阔的伊洛瓦底谷地。日军在最北面的重要驻军和空军基地密支那就位于孟拱谷地以南四十英里，在铁路线和河流的一侧；从密支那有一条公路向南连接着通往中国境内的旧滇缅公路。指定北部战区司令部所属各部走的道路是一条茂密的丛林小道，长满枝藤，有的时候一小时只能前进一英里。这条路的两边都是连绵的山脉，由于大雨的冲刷，山坡方向多变，这里是世界上最难作战的地方。
北部战区部队将要迎战的敌军部队是闻名的日军第十八师团，这是攻克新加坡和参加第一次缅甸战役的部队，据认为是日本陆军中训练最好、最骁勇善战的几个师团之一。该师团长田中新一将军是一位体格健壮、长相端正的军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人，知道怎样最合理地使用他所掌握的兵力。当时，日本在缅甸的驻军共有五个师团，在后来的两个月中增加到八个师团，另外有四个泰军师，勤务部队以及对他们没有多大用处的一些投靠日军的小股印度和缅甸部队。
盟军即使不在作战部队的数目上超过日军，也在部队的总人数上超过了日军：史迪威指挥的三个师，每师都是一万二千人——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是在拉姆加尔经过整编的；第三十师是一点一点从何应钦手中要出来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飞机才陆续把他们空运到印度，其中一个团留在利多作后备力量，另一个团正在拉姆加尔受训，(“我们决不会弄到第三个团了。”)加在一起，北部战区部队在开始时有三万到三万五千人。
英国人指挥着六个师(五个印军师和一个西非师)，组成两个军，即第四军和第十五军，加上温盖特指挥的钦迪突击队三个旅，还有其他团队和辅助部队。他们的主要基地在利多以南二百英里、靠近缅甸边界的印度曼尼普尔邦的英帕尔。印度军队五个师大体上三分之二是印度人和尼泊尔人，三分之一是英国人，每个团或营中都是肤色相同的人。所有的高级军官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由英国人担任，所有的军士都由印度人担任。1944年1月，史迪威进入缅甸不久，第十五军就在若开山区同日军的一个师团交火，试图南下顺沿海向实兑的港口和机场推进。由于取消了“海盗”行动计划和夺取缅甸南部的计划，这场战役的目标除了使东南亚部队定能获胜——事实证明这是很困难的——以外并没有多大的必要性。
驻扎在缅甸另一端的云南境内的是Y部队的十一个师，这十一个师仍然按兵不动。
盟军除了在人数和装备上对日军占优势(即使在团结和目标方面并非如此)以外，现在还取得了制空权，不仅在作战实力上是如此，而且在补给、增援、撤退和保护地面部队机动性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能够打这个战役的因素。正如一位军官所说，在利多公路前面推进的、分散在各条路上的北部战区部队，“得靠飞机空投食品”。空投还使盟军有可能在敌后采取行动以及在关键时刻运送部队。空军力量的新用途以及在缅甸北部沿用的运送办法后来用于法国和凸地之战 [ 译注：1944年12月16日德军向盟军发动最后一次反攻，攻入比利时突出地带，后为盟军击退。 ] 中，发挥了作用。
史迪威采用的战术同日军1942年采用的钓钩战术相同，另外还采用了他在1940至41年的历次作战中擅长运用从远侧包抄的战术。他的意图是在正面把敌人拖住，同时穿过丛林从侧翼展开真正的进攻，并派出一支进行包围的部队穿过高地占领敌后的某个地点，其目的是建立一道障碍，切断敌人的退路。他打算随着北部战区部队的推进，分割包围和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由于遇到一些疾病的意外障碍，实际行动上经常没有达到原来的要求，由于信奉孙子“穷寇勿追”格言的中国军队不愿收紧网口，原来的意图就更难实现了。中国军队宁愿进行U字形的伏击，留下一条很明显是让穷寇逃脱的路线，以免陷入罗网的日军作殊死战斗。敌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史迪威布置好的决定性战斗中撤出，虽然敌人让出了地盘，但是仍然要在南面再次进行战斗。因此，时间的压力增加了，要在雨季到来之后消灭敌人，就得采取更拼命的手段。
在拉姆加尔受到训练和得到新装备并不能全部消除中国军队以为在军事上不如日本人的自卑感；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打败日本人——这就是指挥官们裹足不前的因素。为了证明中国军队能够打败日军，史迪威在多次交战时特地让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如果要消灭日军的一个连，他就派出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去完成任务。史迪威用尽了威吓、赞美、凌辱、诱劝、贿赂、催促、授勋、嘉奖、在报上刊登图片以及在宣传方面的各种办法，甚至他亲临前线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才使缅甸的攻势继续下去。有许多次，在斯利姆将军看来，上述办法“是能够真正推动部队的唯一办法”。
在情报方面，史迪威依靠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第一○一侦察分队组成的克钦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由可爱的、勇敢善战、有强烈反日情绪的人组成，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使用无线电的技术，他们探明敌人的地点，给北部战区部队做向导，炸毁敌人的火车和桥梁，拔除日军孤立的据点。至于他指挥的部队中的情况，史迪威就靠他以“顾问”名义安置在中国军队团一级有时是营一级部队中的联络官。这些联络官自己有电台，每天用密码向史迪威报告各部队的行动和进展，这些报告经常与他从中国指挥官那里收到的报告不一致。虽然史迪威吩咐这些人不得干预中国军队各级的指挥，并严令他们在判断不一致的时候尊重中国人的判断，但是这些人可以施加自己的影响，办法是运用自己在传递供应需求方面的转达权——或者说是否决权。史迪威至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要求中国作出让步了。顾问制度除了在中美人员之间培植了持久的友谊以外，也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争吵。从整体来讲，顾问制并没有发挥原来所希望的那种效用，即维持战场秩序，灌输进攻精神。
12月21日，史迪威到达胡康谷地的时候，北部战区部队原来打算在塔隆河一线开始发动的进攻已经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月。日军也在试探阵地以便展开一次攻势(日军也在计划发动进攻)，他们占领了通向渡口的要地尤邦加以及利多公路要穿过塔隆河的那个地方。孙立人指挥的第三十八师所属的三个营遭到日军部队的突然打击，只得掘壕固守，他们遭到敌人的分割包围，由于空投物资有限，这三个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解救这三个营的努力都失败了。孙立人将军和博特纳将军在供应问题上和要求炮兵支援的问题上愤怒地争吵起来。蒋介石在从开罗回国的途中，出于他囤积实力的本性，提醒不要在塔隆河畔部署超过一个团的兵力，他说，“因为我们在那里只有六个团，如果放上两个团，万一被敌人干掉，那么我们就只有四个团了。”
史迪威在信宾扬成立了司令部，指挥战役的第一阶段。在他抵达的一周以后，利多公路就推进到了这个地方，使卡车和吉普车能够把供应物资运上来。史迪威同孙立人以及该团团长一起制定了向尤邦加发动猛攻的计划，安排了火炮网和侧翼攻击，并向部队发表了讲话，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进攻，只能打胜不能打败。跟随先头部队活动的西格雷夫注意到，“史迪威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些成效”。部队于12月24日发起进攻。史迪威于早上六点半动身到前线，步行两小时才到达前线指挥所，在指挥所呆了整整一天观察形势。火炮向进攻部队前面三十码的地方开火，第一阵炮火之后，接着就是五分钟的可怕迟疑，接着传来中国步兵部队的号声，然后步兵上去了。要清除丛林深处的日军孤立小据点以及穿过敌人的布雷区和隐蔽机枪阵地去夺取河道是困难的。史迪威头戴钢盔，毫不在乎敌人一个隐蔽机枪手为试探指挥所距离而射来的子弹，他这样干可吓坏了孙立人和他手下的军官们，他们担心史迪威被击中，他们要对此负责。
中国军队的进攻，虽然在史迪威看来过于谨小慎微，但并没有停止。孙立人“发誓要为老先生(史迪威)争气，部队因为有我跟他们在一起而精神振奋”。日军在掩体和散兵坑中顽强抵抗；当一个单独作战的机枪手被击毙以后，另一个人就会从树林中冲出来继续使用这挺机枪。用了一个星期才把尤邦加拿下，把各个小块据点扫清。到12月底，中国军队第三十八师的损失情况是三百一十五人死亡，四百二十九人受伤，但是它第一次在缅甸打败了敌军。作为对美国训练工作的第一次检验，这个结果是至关紧要的：它向中国人证明，他们确实可以打败日本人。第二十二师的一个连在首战告捷以后，用竹杆挑着日本人的头举行游行，吓得魂不附体的美国联络官要求辞职。从中国军队打仗质量、装备和空投的情况来看，日本人也认识到他们碰到了新的敌手。
史迪威身临前线，他同普通士兵一同生活，这给中国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摆脱缠身的司令部的日常琐事、大量文件、信件和追逐他的殿后梯队的信使，他经常离开设在信宾扬的司令部和以后随军移动的前沿司令部，而呆在他自己设在树林中的个人作战指挥部里。他同助手狄克·扬住在一间竹屋里，有时住在帐篷里，地下挖有防空掩体，带着的行李箱当桌子用，唯一的奢侈品是两把柳条椅子，这是对他这一级人的优待。他睡在拴在两树之间的吊床上，洗脸刮脸时用钢盔盛水，同士兵一道列队，在集体食堂中吃普通饭菜。在营地的时候，史迪威一天三餐的饭菜都由名叫朱尔斯·雷纳德(大家叫他格斯)的一位中士给他做。格斯抱怨他的上司吃得“象鸟一样少”：主餐通常只吃两片格斯为他烤制的葡萄干夹心面包，涂上黄油和果酱，外加一杯咖啡。格斯想方设法弄来一点蔬菜，代替他吃腻了的火腿片，做好以后站在上司的身后，直到他吃下去才走开。成为史迪威生活中主要支柱的家庭有这样一些成员：在北部战区部队情报部工作的儿子小乔；他的两个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和埃利斯·考克斯少校。史迪威的两个女婿都在中国军队中任他的联络官。
行军中，每当看到中国士兵抽用树叶卷成的烟卷，史迪威就把自己的香烟拿出来递给中国士兵们，他还特别作了一些安排，设法让飞机把香烟运送到前线。一位中国军官说，史迪威“特别关心下面的人”，士兵们只要一看见他，就把“我们的司令”围起来，都想跟他说话。其中最鼓舞土气的因素就是史迪威坚持要把受伤士兵送到野战医院治疗，必要时，派飞机送到设在利多的第二十总医院治疗。由于史迪威一再坚持，施加了很大压力，才给第二十总医院修建了一座机场，他满足了该医院院长伊西多·拉夫丁上校提出的各项要求。拉夫丁过去是一名非军职医师，经史迪威提议，他成了医疗后备队员中第一个晋升为准将衔的人。拉夫丁抱怨说医院里没有斑疹伤寒病人急需的电扇，史迪威听到后就给他驻在德里的副手丹·萨尔坦将军发去电报，“想法解决一百五十只吊扇，一百六十只台扇，十一部空气调节器……你我都知道什么地方能弄到这些东西。”由于利多总医院急需电扇，东南亚司令部美国参谋人员聚居的帝国饭店中的电扇被拿走很多。星期日早上，史迪威通常都是坐飞机到利多医院看望上个星期负伤的伤员们。他下令在中国伤兵出院时不得对他们进行搜查，结果药品、毛毯、病号衣、医疗设备不断丢失，但是发这些东西时就预计到会发生丢失情况的，史迪威还特地下达命令说明拉夫丁对于医院丢失的所有东西不负任何责任。
在担架队、野战医院到第二十总医院的美国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伤兵的死亡率从通常的极高比率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五。中国士兵常常说，他们并不怕在战场上战死，而是怕负伤后躺在战场上无人过问，只得等死。而中国军队中，士兵由于在战场上负伤后无法行走，通常就是那样死去的。士兵们感到，北部战区司令部精心照料他们，因此他们有了新的自豪感和信心。士兵们还知道，飞机可以不断向他们运送弹药，因而他们就不象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那样舍不得使用自己的弹药了。
国民党军队是年轻人组成的，许多人只有十五岁左右。虽然身体不算强壮，但是他们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兄弟一样，是世界上最能步行的军队。大体上，他们都具有优秀军人所具备的勇敢、顽强、自觉和考虑国家的气质，正如温盖特所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欢乐。“在欧洲人会感到忧伤的条件下，中国人的脸上能够露出真正欢乐的笑容。”精确计划的时间对中国军队并不重要，任何按照确切时间制订的计划都没有什么得到按时执行的希望。任何不照顾脸面的计划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由于熟知国内军队根本得不到真正的供应、运输和医疗，这些士兵已经惯于吃变了质的东西以求活命，他们会拿走或者偷走任何可以弄到手的东西。
黎明时分，史迪威总是要定时步行三五英里，通常要花两三个小时，到各个团的指挥所转转，后面跟着他的助手、卫兵，还有两三个纠缠不休的记者。史迪威一面走一面察看和记住周围田野和村庄的地势，晚上就在烛光下勾绘出简要的地形图，在图的旁边标出部队的行动和战斗。他在指挥所讲述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不作直接的指挥。日本人得知史迪威亲临前线，日本人在仰光电台广播说，他们打算活捉史迪威，这使得史迪威所要去视察的中国部队的指挥官们十分担心，如坐针毡。他们都担心万一总指挥在自己的驻防范围内被日军巡逻队击毙或者中埋伏被活捉，自己会犯下死罪。如果某位指挥官推迟或拖延军事行动，史迪威就利用这种担心心情在他的指挥所里呆着不走，直到同意下令行动为止。
要给中国高级军官灌输进攻精神仍然是困难的。由斯利尼将军训练、由能够胜任、精力充沛的中国军官指挥的炮兵部队是朝气蓬勃和可以信赖的，但是拉姆加尔训练营地所花的努力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军官中的懦弱习气。以第三十八师一位姓郑的少校营长为例，他在史迪威到达胡康谷地之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没有占领预定要他占领的阵地，四个星期中没进行过进攻性巡逻，没有给一支特别巡逻队发放补给物资，无法交代这段时间内飞机给他空投的三万一千份口粮和二十八吨弹药的下落。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供应问题上发生的磨擦是频繁的。一方面，中国人提出的要求量通常是某支部队所需要或所能使用的二倍；另一方面，当天气不好飞行员们不愿作空投飞行时，部队有时候就接近挨饿的状态。史迪威要求空军人员和地面部队换个位置，让空军人员去尝受几天在泥泞中依靠火腿片和热水过日子的滋味，这样他改变了空军人员不愿执行空投任务的局面。保罗·琼斯后来回忆说，“空军人员了解到地面部队的情况后，每天都出机空投。在人们认为无法出机，即云压树梢的恶劣气候下也出机执行空投任务。”
这期间，史迪威的指挥所收到了重庆和德里接连不断地发来的加急电报，“两个地方都使劲叫我去决定这决定那。”史迪威派驻德里的副手萨尔坦少将是马歇尔1943年派去帮助史迪威的一位陆军少将，他才华超群，值得信赖。用他的上司的话说，“丹·萨尔坦是这个战区最突出的人物”。但是军事系统的特点是，任何事情，无论是什么小事，都得经过上级批准才行，如果上级没有出色的行政长官的气质，事情就会使人烦恼。这种情况在民政体系中屡见不鲜。陆军部长史汀生抱怨说，罗斯福是“我为之效力的最差劲的行政长官”。史迪威无法回避的——也是军界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在指挥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他于12月31日连夜赶到德里去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北部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史迪威在东南亚部队的指挥机构中临时担任军指挥，还兼任盟军最高副司令。这种状况就象《美女与贵族》 [ 译注：《美女与贵族》是英国歌剧作家吉尔伯特和英国作曲家沙利文合作创作的歌刚，该剧于1882年11月25日同时在伦敦和纽约两地首次公演。 ] 中的大法官，竟然向他自己的监护人求婚，不知道他是同意自己的这桩婚姻，还是在自己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结婚。假如没有自己的同意而结婚，他能因自己藐视自己的法庭而传讯自己吗？对固有的荒谬有一点点认识是不能解决东南亚司令部的问题的。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要求史迪威与斯利姆一同作事，斯利姆在东南亚司令部陆军司令乔治·吉法德将军属下担任由英国两个军组成的第十四集团军的司令。史迪威看不起吉法德其人，称他为缅甸的何应钦，美国人当中风传说，上面之所以让吉法德担任此职，是因为“他确信在缅甸无仗可打”。史迪威认为吉法德会设法阻碍他挺进，因而坚决拒绝归他管辖。由于有盟军最高副司令这个头衔，史迪威说他的职位比吉法德高。史迪威的另一个借口是，他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罗斯福总统未许可他接受吉法德的指挥。斯利姆认为，史迪威从他的一个司令部办公室敏捷地转到另一个办公室(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各级机构中担任了不下五个职务)的熟练方式是“机动的攻守战术的一课”。蒙巴顿越是跟史迪威说理，史迪威越是坚决拒绝，斯利姆认为，史迪威的坚决拒绝态度显示了“他那种极其顽固的性格”。
事情就这么僵着，后来史迪威突然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地宣布，“我打算在到达加迈之后军事行动上接受斯利姆将军的指挥”。加迈位于孟拱谷地的中段，大约是位于通往密支那的路程的中间。史迪威对于斯利姆的作战意图感到有信心，知道作这样的安排不会妨碍他自己的作战行动。斯利姆的较低军阶算不了什么，史迪威说：“只要让我打仗，叫我接受下士的指挥都行。”
斯利姆认为史迪威是“具有两种性格的人”：单独同他交谈时是一种性格，在众多的人面前讲话时他是另一种性格，因为他在这种时候往往采取“醋性子乔”态度。“他具有人们少有的胆识，他常常按偏执的想法下决心，这种决心产生一种动力……他无疑是东南亚部队中生动有趣的人，我就喜欢他这样的人。”史迪威在某些听众面前有点装腔作势这是事实。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轻松自然；在家里，喜欢说些笑话；可是对于他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论他是由于意识到彼此差异、或感到自卑、或不耐烦或者蔑视别人)而感到怀疑的人，他无疑会采取一种粗鲁或挖苦的态度，有时采取粗俗的态度，甚至会故意采取粗野的态度。他在嘲弄人时就是这样的。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期间，史迪威的粗暴态度在对待殿后梯队方面更是明显了。他在前线和衣而睡，受到炮火的袭击，同时，毯子上满是苍蝇卵，掩体中蝎子横行。于是他只好跑到德里参加一些有许多事情待办的会议。史迪威同情那些坐办公室的将校们，这些人都具有史迪威爱读的莎士比亚在一个剧中描写的火暴性子霍茨波的情绪，每次战斗以后，由于“愤怒和极端劳累”而口干舌燥的霍茨波总是对上头派来的自以为是的人火冒三丈。
马歇尔认为，史迪威“是他自己的死对头”，他对英国人和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态度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因而恶化了他同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马歇尔觉得，尽管史迪威有充分理由对英国人表示不满，但他个人的缺点妨碍了蒙巴顿想和他设法相处的努力。史迪威当然缺乏马歇尔具有的严格控制感情的涵养，但是他把关系弄僵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英国人和中国人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胆小如鼠，自那以后他们都想方设法不采取行动。史迪威同他认为具有实干精神和军人气质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历来是很好的。因此史迪威才经常希望自己能指挥具有上述两种特色的共产党军队，才敬佩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顽强抵抗的俄国人。史迪威在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之际发去了贺电，并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
马歇尔听说史迪威愿意接受斯利姆指挥的消息以后，给蒙巴顿写信说，“如果透过表面现象，你将会发现，他(史迪威)希望的只不过是办事毫不拖延……他对任何进攻建议和作战方案都会拿出极大的精力、勇气、智谋和无限的才能与想象力。他的头脑比我们所有的将领机敏得多，他所经受的锻炼和理解能力达到了一种不平常的高度。他的缺点是对保守和行动迟缓有急躁情绪——但是在这次非常任务中是个好样的。”
史迪威同他的下属参谋长们(包括他指定指挥“抢劫者”行动的梅里尔中校)匆忙举行会议以后，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返回了信宾扬。他此行的收获是，由于取消了缅甸战役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史迪威要求把“抢劫者”突击队重新交他指挥的顽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温盖特得悉此事时气愤地说，“你告诉史迪威将军，他可以把他手下的美国人带走——。”但是，军事行动是要求连最不和谐的盟友也都要团结起来协调行动计划的。温盖特于1月3日来到信宾扬同史迪威磋商。会议由随同温盖特来的军官之一伯纳德·弗格森准将担任记录。弗格森相当紧张，他知道两个头目“可能都表现出粗暴的举止，一旦发生争执，谁也解劝不了”。
温盖特年方四十，长得英俊，留着胡子，身材魁梧，两道浓眉下有一双锐利的蓝眼睛。他的长相、举止和爱好都象一个先知，与史迪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史迪威已年逾花甲、细瘦而憔悴、金丝眼镜后面闪动着一对挖苦人的眼睛，他具有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农场主那种精明、怀疑、猜测的神情。弗格森认为俩人都具有先知者的特征：“远见卓识、不善容忍、精力充沛、勇敢无畏”，但是这种评价是过分称颂史迪威了。虽然史迪威显而易见具有后三种特征，但他不是先知，只是一位现实的人，他的行动原则是“好好干成功”。在他人身上少见的是史迪威的那一股要完成一项使命的劲头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献身精神。温盖特既是一位实干家又是一名战士，他厌恶印度军队中普通英国军官们，这些军官也十分厌恶他。史迪威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史迪威和温盖特的会晤进行得很和谐。温盖特答应很快派去美国人，把他指挥的远程深入部队部署在英都周围，把敌人的注意力从北部战区部队那边吸引过来。
史迪威非常渴望美国兵的到来能使在胡康谷地开始又按兵不动的中国军队振奋起来。他在1月2日的笔记中写道，“孙立人没有行动，却十分荒谬地要求空军的支援，要求提供弹药和火炮。”中国士兵打得很好；“只是上级软弱无能……如果我有两师美国军队就好了！”史迪威经常担心的是兵员补充问题，他对于徒步去前线指挥所和观察所也越来越觉得累了。有一次他来回共走了十八英里的路程，还有一次三个半小时才走了三英里路程。“每走一步就绊一次脚，就要咒骂一声。”有一次，史迪威一行人突然遭到日军密集的炮火的袭击，一颗炮弹就在寓他不到十码的地方爆炸。日军经常对羊肠小道开炮轰击，妄图击中运输牲畜队或者小股部队。史迪威对一个团顺利渡河感到自豪，“毫不慌乱、纪律严明，没有人用手榴弹炸鱼……高水平的渡河”。该团团长傅中校‘声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一次真正的对敌包围——那可少见”。但是孙立人无法作解释的迟疑不前“现在将要付出生命代价”。
整个1月份都是在努力荡清达鲁平原上的敌人，不让日军在主力部队的后方留下一兵一卒。达鲁平原是个谷地，在胡康谷地以南，与其平行。现在一种可疑的反抗做法变得逐渐明显了。奉命打到达鲁平原的那位姓郑的少校营长仍旧呆在平原的边缘没有移动，他的上司孙立人师长“没精打采，脸色阴沉”。史迪威同孙立人争论了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并向他说明这次行动失败的后果，警告他不要给日军喘息的时间。几天以后，史迪威发现第三十八师的另外一个营没有进入阵地，他“怒斥”该团团长，“要他回去好好查一查是谁违抗了命令”。当这类情况第三次出现时，史迪威怀疑孙立人一定接到了委员长的指示，叫他放慢行动，免遭严重损失，这是要重犯第一次缅甸战役期间的致命错误。史迪威毫不转弯抹角地明确警告孙立人，如果他的总指挥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他就辞职并把情况报告华盛顿政府，同时建议华盛顿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意思就是停止美国的援助。
第二十二师的情况好一些。一位姓李的营长感到满意，“说我给他带来了运气……第六十五团团长傅中校说，如果给他的部队配给品，他们什么地方都愿去。”但是五天以后，第六十五团的行动“可悲地告吹了”，军队停滞不前。傅被撤掉了团长职务。关于作战的每一个命令都要经过一番斗争。最后第六十五团又行动起来了。由罗思韦尔·布朗上校指挥的有六十辆轻型坦克的坦克营“在艰苦的条件下干得非常出色”。这个坦克营是由美国人直接指挥的唯一一支中国部队。1月28日，第六十五团扫清一处日军孤立据点，打死日军二百五十人；两天以后，“第六十五团到了达鲁，”为主力部队扫清了道路。
蒙巴顿非但没有参战，而且在往后退缩。1月8日，东南亚司令部提出了修定后的代号为“公理”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建议停止滇缅公路的修建，停止史迪威要重新拿下缅甸北部的努力，声称鉴于蒋介石拒绝投入Y部队，要在雨季以前拿下缅甸北部是不可能的。蒙巴顿却建议恢复经过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海上战略，并意味深长地把香港包括在东南亚司令部指挥的范围之内。史迪威概括的一句话就是“路易斯避而不执行整个计划”。史迪威发电报给马歇尔，敦促他努力促使委员长进军缅甸，使英国人找不到借口，史迪威还派遣他的参谋之一约翰·克利夫兰上校去重庆游说。克利夫兰带着糟糕的消息回来了：委员长仍旧坚持要英国军队登陆并在缅甸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然后他才出师入缅。“我们处于为难的危险境地。”史迪威说。
蒋介石不愿派Y部队出征，再加上他提出了过高的金融要求，这就使得华盛顿深信，他实际上是要求美国为他在缅甸打仗付钱。由于缅甸战役的目的是为了解中国之围，由于Y部队是美国为此目的而装备起来的，现在既然蒋介石不愿帮忙解救自己，显而易见，美国应当采取的办法是放弃上述努力。但是，由于美国的战略中需要中国，加之美国长期担心中国的崩溃，美国并不打算这么做。罗斯福用了有些愤怒的语气，几乎提出了史迪威早就希望提出的要求：要么全力以赴，要么索性不干。罗斯福1月14日给蒋介石的电报说，“如果不调遣Y部队，看来我们目前不宜向其运送极为重要的物资……并削减在印度继续进行物资储备。”由于蒋介石深信美国少不了他，他对罗斯福的话毫不害怕，Y部队仍然按兵不动。
史迪威不甘心陷入困境。当他得知蒙巴顿派遣魏德迈率领一个有不下十七名参谋人员(其中有三名将军)组成的代表团去伦敦和华盛顿说服联合参谋长会议接受“公理”作战计划时，史迪威也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华盛顿“挫败英国佬”。他选派博特纳和戴维斯二人前往。在战区里，蒙巴顿要召开一次由高级指挥官参加的战略讨论会，讨论他提出的新的作战计划，但是会议必须等待史迪威前来，一直等到他拿下达鲁平原以后才召开。史迪威于1月31日前往德里参加这次会议，不管这次会议从他的观点来看是多么消极，但是至少是他二十九天来第一次有机会洗个澡。史迪威的儿子在家信中写道，“他差点儿在浴盆里睡着了。”
“公理”作战计划的海上战略是所有反对史迪威陆路战略的人的一次协调一致的努力，是要摆脱在缅甸的危险、困难以及十分讨厌的条件下作战，魏德迈已成了东南亚司令部中第一个积极鼓吹海上战略的人。所有人的论点是，史迪威是在目前作战季节中无法获胜的情况下浪费盟军的精力和物力，即使取胜，能够运到中国的物资也不会很多，足以抵消付出的代价。永远是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很好地表达了英国的利益所在。丘吉尔强烈反对将来在缅甸北部发动大规模战役，认为在这里同日军打仗是再糟糕不过的选择了。要是在缅甸北部甚至在其南部“受到牵制或者陷了进去，我们就无法在远东胜利中获得应享有的份额”——就是说恢复帝国的道路是经过新加坡到香港，他想在坐到和谈桌旁之前先把这些地方拿到手。缅甸虽然也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它除了通往中国(在英国看来，中国不是理想的地方)以外并不能通向别处。英国的意图是在中国人从陆路到达香港之前先从海上到达香港。丘吉尔最后美滋滋地说，“我赞成蒙巴顿的新计划。”
陈纳德的那帮非常积极的追随者也反对北部战区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因为他们要把该司令部所属部队应得到的物资弄到手，虽然他们为什么指望不经过打仗就能使他们也需要的输油管通到中国还是个谜团。不知疲倦的艾尔索普在给霍普金斯的一连串信中写道，“我郑重告诫你，”史迪威要部队强行通过一个“无路无粮的荒山区”的傲慢做法要“招致灾难”。艾尔索普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发言人，他提出了蒋介石的论点，预言史迪威会被日本人打败，日本人“将切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那时中国人的抵抗肯定会垮台，我们就会失去中国这个基地”。艾尔索普在1月份又写道，史迪威在利多“拿士兵的生命作儿戏”。他想使“缅甸战役这个尸体复活……在我看来，他这样做比登天还难”。
艾尔索普还认为，有可能会从陈纳德手中夺走物资供应优先权的超远程B－29轰炸机轰炸计划“是危险的理论”，把成都定为B－29轰炸机基地是对“史迪威将军的一种错误的让步，史迪威经常提出的理论是日本人只要想干，随时都能拿下华东前沿空军基地”。艾尔索普说，改变这种局面的最简便的方法是“把最高指挥权交给魏德迈将军，他知道如何同人协作”，何况魏德迈年轻有为。
同陈纳德不一样，四十六岁的魏德迈深受陆军部的器重，是史迪威潜在的新对手。魏德迈1930至1932年间曾服役于驻守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现在是总参谋部中的佼佼者。魏德迈以优异成绩从利文沃思军校毕业以后，又于1936至1938年在纳粹政权的德国军事学院进修总参课程。一位观察家说，魏德迈从德国回国时，“有一副德国总参谋部中最杰出人物常有的那种镇定而自信的神态”。魏德迈身材修长，仪表堂堂，八面玲珑，有办事能力，雄心很大，回国后在陆军部计划处工作期间干得很顺利，在东南亚司令部工作期间也同样很顺利。随着他的晋升，他喜欢看到自己的优点，后来还在一部书名上有他姓名和感叹号的书中为他的发迹辩护。“这位年轻人自以为了不起”，史迪威曾温和地谈及魏德迈一两次，但是觉得还没有必要送他一个挖苦的绰号，当然有时候史迪威也并不是不想送给他一个绰号。
1月31日会议上提出的“公理”作战计划规定英国军队不参加缅甸战役，把英国军队保存下来到下一个旱季，即1944年和1945年冬末春初采取行动，去进攻苏门答腊和马来亚。预料到那时候，可以从欧洲战区腾出一些登陆艇，下一个阶段就是向中国沿海进军。东南亚司令部宣称，无法赶在雨季以前拿下密支那，把公路修到那个地方，也无法在1946年以前打通从密支那通往昆明的滇缅公路，因而为时太晚，来不及支援从太平洋向中国沿海发动的进攻。据认为，应当放弃夺取密支那的目标，史迪威到达孟拱谷地就应当止步，因为他可以从那里保障空军运输队的安全，史迪威为了发动缅甸战役和修建滇缅公路而积蓄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于扩大喜马拉雅航线的空运能力。
在史迪威看来，会议上提出的全套地图和计划文件都是“妄想图，假数字，肮脏的意图”。史迪威在会议上发表了上述看法。他说，如果英军各师和Y部队能按原计划参战，经陆路到达中国比从海路到达中国要快得多。立即能够做到的事为什么要等六个月才做，缅甸战役存在的困难已经弄清楚，而对于在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作战的困难现在还心中无数。他认为，盟军不能指靠1944年击败德国，制订长期作战计划应当根据现有力量，不能依赖尚未到手的东西。在中缅印战区打败日军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向海岸推进。魏德迈站起来解释说，实现上述想法取决于在中国内地建立和保持各种运输线路，而“我们的技术专家说，我们至少在两年内无法做到这一点”。 [ 注：1945年1月28日，即在魏德迈作此预言之后的整整一年差三天，第一批物资沿着完工的滇缅公路运到了中国。 ] 据说，史迪威对魏德迈的回敬具有酸葡萄的味道。史迪威针对种种所谓不可能的论调以挖苦的口吻提醒说，克莱夫 [ 译注：克莱夫，全名：Clive，Robert，Lord(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曾带领英军征服印度，是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创建人。 ] 只带领一百二十三人就征服了印度。因为单单东南亚司令部中的人员就是此数的十倍，毫不奇怪，其他与会者对史迪威的这番讽刺一声都不吭。
决定要由华盛顿和伦敦去作。博特纳和戴维斯立即动身去美国，比魏德迈率领的代表团早五天，这使蒙巴顿大为恼怒，他认为史迪威私自派代表是对他这位盟军最高司令的不忠。博特纳和戴维斯俩人抵达美国以后发现，他们进行这番游说是多余的；“公理”作战计划在华盛顿没有被采纳的可能。罗斯福根本不赞成这个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不是根本办法，并且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计划也没有任何兴趣。太平洋战略的目标现在是夺取菲律宾的吕宋岛－福摩萨－广州这个三角区，由史迪威训练的第七师于1月31日德里会议开幕的那天在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登陆。美国的意图是对日本的袭击由美军来担当。美国海军尤其要把英国军队排斥在外。部分原因是双方的利益不一致，但主要是拥有新式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不想让式样陈旧、航速缓慢的英国舰只妨碍它的行动。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力支持，因为据认为拿下密支那是实施超远程轰炸机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吕宋－福摩萨－广州三角区的军事行动也需要超远程轰炸计划的支援。博特纳觉得他可以直接去面晤罗斯福总统。
“年轻人，给我讲讲缅甸的形势”，罗斯福总统说。罗斯福对博特纳和蔼可亲，表示欢迎他。博特纳随身带了一幅很大的彩色地形图，用深红色标明喜马拉雅山，用淡绿色标明伊洛瓦底平原。他把地形图展开放在罗斯福总统座椅旁边的地板上，身子匍伏在地上，一边谈一边用手指点着图上的地方。罗斯福的军事助手帕·沃森进来两三次想把博特纳领出来，以便让总统遵照预定时间行事，但是罗斯福却挥手把助手赶开，“由我自己掌握我的时间”。罗斯福总统的热情使博特纳鼓足勇气要求罗斯福“向丘吉尔先生施加压力，要他向驻印度的英国军队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帮助史迪威将军，不要阻挠史迪威将军。”
“好吧”，罗斯福表示赞同，“你和我来给丘吉尔发一份电报。”博特纳既惊讶又高兴。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在口述，总统则用铅笔在一个便笺上记下他的建议。博特纳正打算告辞，罗斯福总统说，“年轻人，谈谈你对法属印度支那前途的看法。”博特纳毫不迟疑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跟平常的情况一样，博特纳的谈话视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一次博特纳说，“我已经告诉蒋介石，叫他做好准备在战争结束时接管印度支那。法国人因玩忽已经丧失了取得印度支那的权利。”
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润色，给丘吉尔的电报陈述了在当前的季节非得拿下密支那的有力论点，说如果英国军队参战，史迪威有信心拿下密支那，“迫切”希望“您最大限度地支持立即在缅甸北部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丘吉尔是很难说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魏德迈呈送“公理”作战计划以后正式否决了该计划。
如果不是敌军插了一手，又会出现一个僵局，使史迪威处于困境。同珍珠港事件一样，日本人解决了他们对手的困难。3月7日，日军向英帕尔平原发动了计划已久的进攻，迫使英军在边境上同日军交手，最后打过了边界。这样就使得英军后来重返缅甸战场了。用诱使敌人发动进攻的办法，史迪威成功地把他的盟友拖进了战争，虽然同他原来计划的并不一样。这一仗后来成了决定性的一仗，虽然英国人很不情愿打这一仗，最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后蒙巴顿居然成了缅甸的蒙巴顿伯爵。
在发生这些事态的同时，史迪威在千方百计捕捉驻扎在孟关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大部。孟关是日军在胡康谷地的主要基地。史迪威计划来一个包抄，由第六十五团在右边从达鲁平原向前推进，由美军突击队从左边经过很难寻找的小道兜个大圈子绕到孟关以南的瓦劳本，然后占领那里唯一的一条大路，截断敌军的退路。中国军队的五个团和坦克部队沿胡康谷地中部并行向孟关进发，公路及油管铺设工程随后平稳地推进。富有朝气的筑路工程指挥者、美国密苏里河大坝的设计师刘易斯·皮克将军(当地人称他是能人中的能人)2月5日来见史迪威。他保证能在2月20日以前把公路铺到新指挥部所在地泰帕，并保证在三天内把机场交付运输机使用。三天以后，机场修好，“是在炮火下用十四小时修出的一条极好的四千六百米长的平整的跑道”。
“现在的问题就是天气，”史迪威2月1日写道，“只要老天爷给几个晴天，我们就能开始干了。”但是其后的四天中有两天下大雨，接着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下雨。迄今1月份已下了十二天雨，后来2月份下了十八天雨，3月下十天雨，4月也下十天雨，虽然这几个月份算是“旱”季。今年和往年不一样，气候反常，缅甸北部降雨量是一百七十五英寸。
第六十六团进行的一次计划好的行动，由于发现部队“走错了路”无法找到他们而告失败。联络官们束手无策，巡逻队外出寻找两天毫无结果(史迪威写道“我坐在那里急得发疯”)。到了第三天，史迪威亲自带着助手和卫兵，拉来该师师长廖耀湘，还有一两名中国军官和美国军官，出去寻找不知下落的这几个营。他们依靠指南针行路，弄不清离敌人远近，翻山越岭，在一人多高的荒草中行进，视线完全被挡住了，但是他们于傍晚时分找到了失踪的第六十六团。史迪威听了该团团长作的令人难以信服的解释以后，命令撤掉他的团长职务，并指示接任的新团长如何到达目的地，然后史迪威就在掩体中睡觉。第二天回去的行程把史迪威累得精疲力竭，“难走得要命”。在一个陡坡上，史迪威转过身对麦凯布上校说，“要是有个背包，我就会从山坡小道滚下去”。麦凯布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的上司承认劳累。他们一行人踉踉跄跄地走进第二十二师师部的时候，已动弹不得，连身上的背包都是别人帮助解下来的。要是第六十六团如期赶到指定的地点，就会切断日军的退路，但是这么一耽误，日军却逃之夭夭了。
这时候，即2月19日，美军突击队在现在晋升为准将的梅里尔率领下进入胡康谷地。这支突击队的正式名称为五三○七暂编团，一位士兵厌恶地说，该团名称“听起来好象洛杉矶街道上的一个通讯处”。这支突击队到达胡康以后，驻北部战区司令部的记者们给它取了一个更漂亮的名字，叫梅里尔的抢劫队。作为美国在该战区的第一支也是唯一的一支地面作战部队，抢劫队引起了报界和史学界的较多注意，类似的部队在其他地方就得不到这样的注意了。结果，突击队最终的悲剧日益临近了，事情几乎弄到了国会举行听证会的地步。
为了使突击队员们适应环境，突击队奉命从利多经那加山岭步行一百三十多英里。尽管一位在缅甸时间很久的人告诫说最好保存力量，不要徒步行军，梅里尔则有他自己的道理，不愿听从这个意见。梅里尔的一位同事称他为“天生的领袖”，他愿意让部队冒的风险绝不会超过他本人甘愿冒的风险。参加“抢劫者”行动的部队并不是原来设想的由身体健壮敢于冒险的志愿人员组成的体质上很好的部队。为了调集有丛林战经验的士兵，各有一千人的这三个营是从西南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各个部队抽来的。从新喀里多尼亚调来的一支部队中已经有许多人染上了疟疾。另一支部队是从驻特立尼达的第三十三步兵师抽调来的，这个师被认为是美国陆军中的垃圾场，专门放置种种不合格和智力低下的人，正如他们的一位军官所说，他们来参加“抢劫者”突击队只是从如下意义上说是志愿者，即“这些人只要能离开特立尼达，什么事都愿意干”。征集一批志愿去执行为期三个月、但有可能同敌军实地交锋的危险任务的号召，不仅吸引了包括在太平洋地区参加过战斗的老兵在内的许多勇敢善战的人，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性格粗鲁、长期有不满情绪的人。医务人员报告说，“我们原来以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但是我们发现其中许多人都患有慢性病……还有许许多多精神病患者。”在印度受训的三个月中，这些人的行为粗野，纪律松散，看不上英国人提供的膳宿，但是逐渐产生了部队的自豪感和大胆战斗的精神，培养出了对他们的第一任指挥官、仍在梅里尔领导下的查尔斯·亨特上校的忠诚。在去利多的火车上，一位军官惊恐地发现，一些士兵从车窗向外射击正在地里干活的“东方佬”和耕牛。
史迪威会见了这支突击队，这是史迪威自投入战斗两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美国作战部队。据一位人士回忆，史迪威向这支部队发表了“简单而平静”的讲话，说出现了两件非常令人鼓舞的情况：中国人出现了进攻精神；他和所有的人一直在等待的突击队终于到来了，这是一支能够“解决问题”的能打硬仗的美国部队。
后来在史迪威的住处，参谋人员围着梅里尔讨论如何写书面指示的措词。“哎，别胡来了”，史迪威突然打断了大家的话题。“弗兰克，我们到外面商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蹲在屋外的一棵树下研究一份地图。史迪威指着孟关以南大约十英里的瓦劳本说，“你于3月3日打到这里。”当年潘兴将军接办法国人关于攻克圣米耶尔突出地带的指示以后，把作战指示从厚厚的两本缩减到十四页。史迪威像潘兴一样也认为，只要明确了目的地和主要行军路线，没有必要把每英里的路程都列入刻板的时间表中。有一次孙立人向史迪威询问指示，史迪威答复说，“非常简单，继续前进。”作为陆军中的杰出战术家之一，史迪威通过研究和熟记地形地理情况，十分精确地知道向什么地方走，该如何走。“无论史迪威叫你在缅甸做些什么，”阿姆斯将军说，“你就放心那决不会错，这就是一个军人希望知道的事。”
大雨和行军中的混乱妨碍了向孟关的进军。战斗机在前面破坏公路和桥梁，阻挠日军的行动，但是空军的支援在丛林地区不起多大作用，因为飞行员们无法看清地面的目标。从若开传来的消息说，英军的一个师突然遭到日军的激烈攻击，英军师部遭到威胁，该师阵地遭到日军的包围和围困。这次攻击是日军的一个牵制行动，目的是使盟军不去注意他们在英帕尔前线的战备。虽然英军在若开地区是三个师对付日军这一个师团，但是英国人还是急急忙忙地从英帕尔空运一个师前来增援。空军运输队的飞机不得不转用来运送部队，这引起了史迪威的愤怒，虽然曾经达成过协议，言明蒙巴顿在紧急情况下有权调遣空军运输队的飞机运送部队。
最糟糕的还是雨；雨水使丛林中的生活比平常更难忍受，雨还使得运载供应物资的飞机无法飞来向走在公路前头的部队运送东西。除非公路路面铺上了石子，否则雨水就把公路泡得象泥沼，甚至连吉普车都陷进去，卡车运来的食品只够筑路工人维持生命。作战部队需要空军的支援，不仅是需要空军给他们运食物，而且需要空军帮他们撤退伤员。夜里下雨时，史迪威躺在床上睡不着，他听着雨声咒骂道“每一滴雨点都使我痛苦”。一天早上史迪威凝视着他住处屋外阴沉沉的天空对保罗·琼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史迪威说此话时眼中含着泪水。接着传来了发动机的声音，一群飞机飞近了。
“抢劫者”部队在丛林中用八天时间进行了六十英里的艰苦跋涉，终于按时来到了给他们实行空投的地点，并夺下了瓦劳本的那段公路，但是第二天就遭到敌军的激烈反击。“抢劫者”部队和中国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会合一起同敌军进行了五天的激烈战斗，这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由于各种失误和混乱以及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在行军时过于小心谨慎，日军的主力逃掉了，虽然日军丢下了一千五百具尸体，地盘也丢给了盟军。在瓦劳本缴获的战利品中有若干是日军在仰光缴获的盟军方面的租借物资项目中的吉普车和卡车。史迪威以严峻而满意的心情在日记中记下了敌军的一则广播，敌军的广播称胡康谷地这一仗“很可能是在亚洲进行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虽然其规模不算大。史迪威对日本人的憎恨是强烈的。被审问人员围着的一名胆战心惊的日军俘虏想同他握手时，史迪威甩开他的手吼道，“我不愿同你握手，肮脏的狗畜牲。”
在若开，英国军队在空运师的援助下粉碎了日军的进攻，恢复了局势。对这个结果“欣喜若狂”的斯利姆将军飞来同史迪威磋商把温盖特率领的几个空降旅投到北部战区挺进部队以南地区的问题。这支空降部队的目标是切断日军的运输线，防止日军袭击北部战区部队的侧翼，增援密支那的守军。一个旅从利多步行二百五十英里到达英都；另外两个旅由菲利普·科克伦上校指挥的美国空军突击队的二百五十架运输机和滑翔机在3月5日至11日之间空运到准备好的简易机场。尽管发生了坠机和其他事故，飞机出动六百五十架次，在六天中运送了九千人和一千三百头骡子。温盖特在谈办事日程时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渗入敌人的内脏”，他的这番言词使那些意见正确的英国军官畏缩了，“我们决心打败敌人，重新拿下缅甸北部地区。让我们……奋力前进，把剑插进敌人的胸膛……现在是一个永垂史册的时刻。”
直到这个时候，委员长还没有提出什么主意来折磨史迪威，不论他私下给孙立人下了什么样的指示；现在他却突然清醒过来了。他于3月6日打电报给史迪威说，如果英国人不在若开地区推进，“我军就留在目前的阵地，使我军不致被敌军各个击破”。这话显然表明他对若开地区的情况有疑虑，或者是对于把喜马拉雅航线给中国运送物资的飞机又调去援救英军感到恼怒。象昔日的军事情报处一样，蒋介石要求史迪威事先汇报他的作战计划。“好吧，现在就开始汇报吧”，史迪威沉吟着，心里当然不愿遵命。
史迪威虽然已深入丛林之中，但也摆脱不了政治的缠绕。马歇尔发来一封电报，表示遗憾地说，史迪威和蒙巴顿由于在派遣博特纳率代表团去华盛顿以及转调喜马拉雅航线运输机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而产生了“不和与猜疑”，他指示史迪威要与蒙巴顿重建融洽关系。史迪威觉得受了委屈，但是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没有麻烦史迪威要他走出森林，而是亲自到胡康谷地去见史迪威。史迪威亲临前线部队指挥所的做法，不论从司令部的角度看来是多么令人遗憾，却引起了报界的兴趣，使蒙巴顿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他们俩人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蒙巴顿抱怨史迪威向报界发表了一些谈话，使人觉得好象东南亚司令部中只有他史迪威一人在打仗。宣传领域的战争在亚洲实际上是最活跃的战线。蒙巴顿到胡康谷地的主要目的除了吸引注意力以外，就是要调整在公报和报纸的报道中他与史迪威俩人相对的声望，协调他的战区里英美双方的宣传，这对于英帝国是一个极端重要和敏感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英国那样在军事历史上大吹大擂。无论是撤退还是前进，赢还是输，胆小还是勇敢，极端愚蠢还是顽强不屈，统统都说得很体面，描绘得很光荣。每一次交战都是勇敢的，每一仗都是决定性的行动。最高一级中从来没有退缩的人，因而每一次战役都有人升为将军，或显示出了将才、被誉为战争中最杰出的人。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因而士兵是坚强的，指挥官是冷静的，战斗是漂亮的。无论败得多么惨重，始终是沉着冷静的。错误、失败、愚蠢或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其他原因都神秘地消失了。记载灾难时谨慎而自尊，经过虚饰，灾难变成了大好事 [ cdhyy注：精辟之极！不论是敦刻尔克还是新加坡、托卜鲁克、“遥远的桥”。 ] 。官方的史料中记录着每个行动的许许多多有纪念意义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起了模糊真相的作用。新加坡为什么落入敌军之手以及锡当事件如何发生，对这些仍然守口如瓶。其他国家也是想自尊的，但从未达到英国这样的程度。英国达到的这种程度的自尊不是凭其威力，是依赖于英国百年来左右世界的那种自我想象的力量。这种态度是无法改变的(没有一个后来人愿意继承这种做法)，然而在1944年，这一点还不是很明显的。
丘吉尔极为关心东南亚司令部的宣传，居然派空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菲利普·朱伯特爵士主管这项工作。至于蒙巴顿，据他的宣传事务班子的一位成员说，“蒙巴顿没有不露锋芒的时候。”蒙巴顿对一切宣传，特别是有关他本人的宣传极感兴趣。不对头的东西报道太多使他陷入窘境，报道得太少他又不高兴。蒙巴顿阅读司令部收到和发出的所有有关宣传的信件，他还亲自修改许多信件。每次视察部队，蒙巴顿总是喜欢使人觉得他有“自然而然的生气”。在到达所要视察的部队之前，蒙巴顿总是先派人把他活动的具体程序写成书面指示送去，比如规定部队背对着太阳坐在场地上，这样阳光不耀眼，士兵们在他讲话时就可以看清他了。他乘坐吉普车前往，敏捷地跳下车，灵活地跳上事先精心准备好的货箱上，发表“绝对第一流的而显然是即席的讲话——简单、明了而又真正鼓舞人心。士兵们喜欢听他这样的讲话。”
3月6日，蒙巴顿在十六架战斗机的护送下到泰帕视察北部战区部队。史迪威说，他的十六架护航机用掉的汽油“够我们用来打一个星期的仗……我们在战场上有四架战斗机”。这位盟军最高司令身穿笔挺的棕黄色热带军服，饰有三道绶带和一对六英寸长的金肩章，肩章上镶着星星、皇冠、交叉的宝剑、官杖和皇家缩写字母。蒙巴顿到胡康时显得漂亮潇洒，好象置身于伦敦西区的阔佬区似的。自称为“乡下佬”的史迪威前来迎接蒙巴顿，既没有佩戴勋章，也没有佩戴军衔标志。史迪威在作战地区把勋章和军衔标志都取下来，因为他喜欢同人交谈而不被人认出来是谁，他时常就是这样同人交谈的。有一次，史迪威戴着一顶中国兵的猎人式大舌帽，膝上放着一支卡宾枪，坐着吉普车经过一群“抢劫者”部队的面前，其中一个仇视任何坐车人的队员望望车上嘀咕说，“该死的打野鸭的”。公路上一个属于工程兵部队的美国兵则较有同情心。“瞧那个可怜的小老头”，他说，“一些征兵局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后来，多恩告诉史迪威，他不应把勋章和军衔标志取下——这个倒霉的地区的军人需要看到他们的总指挥来鼓舞士气，他会使士兵们十分感动，他们会在家信中把看到他的情景描写一番——经过再三考虑，史迪威才把勋章和军衔标志都戴上。
史迪威和蒙巴顿设法实现个人之间的和好，即使不是战略方面的和好。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和蒙巴顿相处得“顶好”。史迪威“忍辱”就他事先未打招呼派人去华盛顿一事向蒙巴顿表示了歉意。由于史迪威的意见在华盛顿占了上风，叫他道歉并没有什么难处，这次道歉使蒙巴顿非常高兴。
在蒙巴顿看来，史迪威希望同敌人厮杀是“胸有灵感”，却不懂得全球战略——计划者们最棘手的问题——而别人又无法使史迪威对行政事务产生丝毫兴趣。蒙巴顿向迪尔报告说，“史迪威的确是一位出色的老勇士”，但是“只有三位一体神灵”才能同时存在于德里、重庆和缅甸。因为蒙巴顿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能顺利工作、气氛愉快的班子，他觉得史迪威尖刻的话语和直言不讳的批评会损害和破坏盟国的事业。他希望把史迪威调出东南亚司令部，把史迪威的指挥权局限于中国，让魏德迈或者萨尔坦接替史迪威在德里的职务。
蒙巴顿在别人陪同下视察瓦劳本战场时，被死尸的腐臭味熏得够呛，他说在海上打仗比这干净得多。该战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尽管蒙巴顿和史迪威两人都显示了盟国之间的热忱，但是两位指挥官在作风、方法、意志上，就如同在国家利益方面一样，是有根本差异的。蒙巴顿第二天在视察途中眼睛里钻进一个竹屑，只好到第二十总医院动手术，此事，美国士兵中却流传说，是乔大叔“赏了这位英国佬眼睛一拳头”。
就在此刻，在最高司令“失去战斗力”的时候，日军向英帕尔和阿萨姆－孟加拉铁路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是一次赌博，其破坏作用原可能与珍珠港事件的破坏作用一样。
自从日军在征服欲的驱使下以比预料还快的速度于1942年攻占缅甸以来，日军战地将领和日军缅甸战区司令部同设在东京的帝国司令部的陆军将领们在是否进攻印度——即便只是攻到曼尼普尔和阿萨姆地区也罢——以便拔除盟军可能用以进行反击的基地的问题上争执不休。许多日本人认为，史迪威当年撤出缅甸时所经过的地形险恶、没有道路、疾病蔓延、被英国人迄今视为印度屏障的那加山区，对于想打过来的盟军来说，似乎已不是那么险恶难行的地方了。反对发动进攻的人争辩说，要让一支部队大举穿过那加山区或者期望盟军会发动反攻是不切实际的。日本人决定留在原地巩固所获得的成果。但是1943年，云南部队和拉姆加尔部队的集结，温盖特下属部队看来是为即将发动的进攻做侦察的第一次渗入，阿萨姆空军基地日益增多的活动，所有这些看来都表明盟军方面有进攻意图，从而使得赞成对英帕尔发动攻势的日军将领们的论点更有力量了。
日军在日本驻缅甸第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将军的领导下于1943年夏天开始制订计划。牟田口是一位身材粗矮、圆脑袋、厚嘴唇、目光凶狠的军人，他毫不理会难以解决的补给问题，他的参谋人员都怕他的暴躁脾气，没有敢提出他们的疑问。牟田口的计划要求他的部队于一个月内抵达指定目标，部队在这期间要带足维持生命的大米，再加上能够掠夺到的食物和可以在前线军需处临时储存的东西。日军预计一个月内能够拿下英军在英帕尔地区的仓库。根据计划，这支部队要向科希马前进，在雨季前到达横跨铁路的迪马普尔，建立牢固的阵地。为了支持这次进攻，日军赶修了一条通到钦敦江畔的霍马林的公路，同时日军总部仍在进行辩论和争吵。直到1月19日，即达鲁平原行将落入北部战区部队手中从而预示日军要丢失缅甸北部之时，东京总部才下令执行向英帕尔进攻的计划。
虽然英国人知道日军将要发动一次攻势，空军侦察不断报告敌军运动的迹象，并发现了通往霍马林的公路以及乌尤江上集结的木筏，然而英国人未作任何准备。不到一个星期，牟田口的部队渡过了钦敦江，第二个星期翻山越岭到达距离英帕尔三十五英里的乌克鲁尔的郊外，第三个星期，3月29日，日军切断了英帕尔通往科希马的公路，使英帕尔除了依靠空军联系以外成了一座孤城。东京电台宣布了这次进军，说即将攻克印度。整个日本帝国到处都响彻“万岁’的欢呼声。实际上，日军的这次进攻原不打算超过曼尼普尔，虽然日军指挥官们当时希望这次进攻的成功会使攻势进一步向前推进。
真正的和重大的灾难威胁着整个东南亚司令部。如果在经过两年的准备并且获得空军优势以后，英国第十四集团军现在从英帕尔后撤，把印度边境省份丢给敌军，这对印度精神上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阿萨姆同加尔各答的联系就会被切断，恢复人们的意志(即使不是军事手段)来收复阵地会困难得多。积极调军进行防御的斯利姆将军要求立即把派去增援若开的那个师调回来，这就意味着又要求助于空军运输队。在中国问题上一直小心谨慎的罗斯福告诉蒙巴顿，他不想出面再次调动空军运输队的飞机，但是新的紧急状态是燃眉之急，3月14日出院的蒙巴顿下达了调动飞机的命令。
萨尔坦将军向蒙巴顿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英军总部人员两年来一直声称英军无法经这条山路派出一支远征部队，为什么日军三个师团能大举从相反方向经过同样的山路威胁英帕尔呢？蒙巴顿的解释跟东南亚司令部通常的解释一样：由于兵员和后勤原因等等，(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意志。在军事问题上同在涉及人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意志是决定事情的因素。有些情况是可以改变或削弱人的意志的，但是在进攻或防守的问题上，意志是必不可少的，缺乏意志就会招致失败。英国人固守印度的意志是坚定的，退却是不能容许的，英军也是按此种精神作战的。从若开空运一个师部队的工作结束以后，空军运输队的飞机又在英军前线继续出力两个半月，以保证英帕尔和被围困的科希马的守军得到食物。空军运输队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为十五万三千人运去了供应物资，并把伤员及非战斗人员撤了出来。
对于史迪威来说，日军第一个月攻势期间的前景是骇人的。万一英军撤退，日军切断阿萨姆－孟加拉铁路，北部战区部队就会在缅甸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他所有的努力和希望就会化为乌有，除了再次丢脸以外没有其他可能，除了经喜马拉雅航线败退到中国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史迪威一听到日军发动进攻的消息时写道，“这一下子要毁掉一切”。那天夜里又下起雨来，史迪威的阴郁简短的概括是“上帝跟我过不去了”。他打电报给马歇尔，说他现在需要帮助；必须使委员长投入Y部队。
现在迫切需要在萨尔温江开辟第二条战线，蒙巴顿就象韦维尔1942年认识到他的困境一样，突然向他一贯瞧不起的中国人求援。他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火速亲自向蒋介石发出呼吁。蒋介石在答复罗斯福的急信中仍然坚持说中国太弱，它的经济遭到的破坏太大而无力发动一次大战役；共产党人在华北地区有得势之虞，日军准备在长江以北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要中国军队从云南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由于蒋介石已经派了四十五万军队围困共产党人，云南的部队很难对那种形势发挥重要作用，尤其还因为中国在运输方面困难很多。蒋介石的答复惹怒了罗斯福，罗斯福在他的地图室里可以从插着针的地图上了解战场的形势。他看到与中国军队隔着萨尔温江对阵的只有一个师团的日军，罗斯福打算给蒋介石一个尖锐的答复。
史迪威继续作出新的努力，想推进到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南面，形成对该师团的包围。他现在的目标是越过坚布本并在沙杜祖地区同敌军交火，同时再派一支部队从背后包围敌人，切断敌人向卡迈的退路。卡迈是日军在孟拱谷地的主要阵地。“抢劫者”部队和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奉命执行这个任务，他们要进行八十五英里的行军，同时史迪威压阵促使中国军队在正面采取行动。“项目：推一下动一下，至少可以说是巧合，每次我推一下，他们就动一点。”
第六十六团于3月19日史迪威六十一岁生日那天拿下了坚布本。手下人做了一个写有“乔大叔生日愉快”字样的巧克力大蛋糕，这在当时的森林环境中似乎是奇迹，蛋糕放在大树下的一张临时搭起来的行军桌上，为生日增添了欢乐气氛。史迪威穿着一件旧汗衫，用餐刀切开蛋糕，把蛋糕分给在场的军官和从这里经过的士兵们。两年来史迪威的脸色变了很多。同他在战争开始时结实健壮的外表相比，他现在显得衰老，嘴角和眼角都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头上也长出了一撮白发。史迪威当时正患肝病，但是他决心要及时实现他的目标，拒绝住院治病。马歇尔给他的生日贺电要他确信，“你的工作很可能对这场战争以及中国的前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的参谋人员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说，“您的司令部中的每一个人对您都是钦佩、敬爱和忠诚的。”《中缅印战区简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引起争论的战区司令的分析性文章，文章的结尾是，“将来当这次战争只是成为一种记忆的时候，史迪威在亚洲的整个经历就会公布出来，那将是一个谦逊的人手持宝剑，跨步把灾难之龙斩于洞穴的一部史诗。”
灾难之龙现在逼近了史迪威。史迪威3月23日写道，“我的天呀，日本鬼子到了乌克鲁尔。”斯利姆的告急电要求史迪威“把Y部队调来”，好象经他要求，史迪威就可以调遣Y部队似的。情报人员报告说，一千名日军沿着“抢劫者”部队的路线开过来(“我的神经一阵紧张”)。好象又有了珍珠港事件以后的那种“衰竭之感”。史迪威努力使自己耐下心来，“竭力忍着火气和高血压……我总有一天会爆炸成一千块碎片……我是个军人，对此我毫无办法可想。”但是，当其他人对日军向英帕尔发动的进攻感到担忧的时候，史迪威却说，“如果说日本鬼子在我们背后，我们也在他们背后。”
戴维斯从华盛顿回来向史迪威汇报情况。他说“公理”行动计划已被打掉，但是他认为罗斯福对委员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史迪威决心亲自试一试，“如果我说不动小人物，这个季节就一切都完了”。史迪威于3月27日飞到重庆同委员长会晤，史迪威在这次会晤中即使未得到Y部队，也至少得到了蒋介石的保证：给他两个师加强北部战区部队，对密支那发动最后进攻。这个保证过了一个月才实现，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以创记录的八天时间空运到了阿萨姆，部队在阿萨姆经过武装和休整以后，又乘飞机前往胡康的中间集结待运地点。3月30日回到前线以后，史迪威发现长期患心脏病的梅里尔身体非常虚弱，他只好不顾梅里尔本人的反对硬是命令他去利多医院治疗。现在的天气，六天就有五天下雨，更糟糕的是，前线的局势看来象是日军就要从英帕尔－科希马之间突破，推进到公路和铁路沿线。
史迪威处于一种痛苦的境地。如果不把后方安排好，他决不能在前方进军。他必须弄清楚英军能否坚守阵地，他决心耍一个有风险的花招来试验一下形势。史迪威要求蒙巴顿和斯利姆4月3日在阿萨姆空军基地之一的乔哈特同他会晤。史迪威在会议上提出把第三十八师撤走(该师有两个团当时留为后备部队)，把该师交给斯利姆帮助阻止日军前进。从中国空运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的工作已于同一天即4月3日开始。即使这样，由于调走提高了战斗力的第三十八师，如果说不会使整个战役陷于停顿，那也会放慢整个战役的速度，使拿下密支那的希望归于破灭。但史迪威是否真的预期英国人会接受中国人的帮助，那是有疑问的。史迪威在印度陆军几个师保卫印度西北边境省的问题上经常进行挖苦讥讽，他的这个建议可能是他进行讥讽的一种方式。如果斯利姆接受他的建议，史迪威就没有任何选择了，因为日军在他后方的突破就会最终使他的这次战役完蛋。
据斯利姆说，虽然史迪威“明显地恼火和失望，但是他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进行指责”。而斯利姆自己(按他的堂而皇之的说法)由于认识到史迪威现在进攻是大好时机，拒绝了这个建议。事实上，要把中国军队调来帮助守卫印度的英军阵地，其害处几乎同把这些阵地丢给日军一样。虽然史迪威觉得斯利姆“紧张而又不安”，但是斯利姆确信他能够阻止日军的前进，并保证北部战区部队的交通供应线在十几天内不被日军切断。他说，英帕尔之战是决定性一战，他保证英军不会败北。
如释重负的史迪威返回了设在沙杜祖的司令部，召集了一次由中美双方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命令“向卡迈全速前进”。在卡迈三十英里以外就是沿广阔的伊洛瓦底谷地边缘穿过孟拱和密支那的铁路。为了防止北部战区部队夺取铁路，守路日军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孟拱。“抢劫者”部队的两个营经过一次紧张的行军和同日军的几次小冲突，于3月23日赶到以切断卡迈以北二十英里的敌人后方的公路时，他们的出现遭到敌人的反击，被迫退入山中。这两个营进入一处山头阵地，在日军发动的猛烈的围攻下坚守了十一天，后来由于日军的背后受到中国军队和“抢劫者”部队第三营的威胁，日军才于4月8日自动撤退，这一次对日军的包围又没有收住网口。
在南边，钦迪突击队的行动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对史迪威侧翼的进攻。3月24日，温盖特因飞机撞到山上而丧生。温盖特在死前不久同斯利姆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临走的时候在门口转过身来对斯利姆说，“你是东南亚司令部中不希望我丧生的唯一高级军官！”他的死使远程深入部队的效能遭到了很大削弱。斯利姆写道，“他创建了这支部队，鼓励它，保卫它，赋予它信心。这支部队是他生动的想象力和耗费极大精力的结果。没有其他任何人象他这样培养和关怀这支部队。”旅长威廉·朗泰涅准将奉命接替温盖特的职务，他后来同史迪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考虑到北部战区部队把日军从英帕尔吸引过来，钦迪突击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支持史迪威的作战行动，接受史迪威的全面指挥。斯利姆同史迪威联系的联络官乔治·迪米特里艾迪上校认为，“如果没有北部战区部队的战斗，日本鬼子就会在英帕尔取得胜利。”
在继续努力逼近卡迈的过程中，孙立人和廖耀湘明显地在拖延时间，史迪威现在确信他们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这么做的。中国军队没有执行史迪威再三下达的要他们前进的命令，坦克部队的中国军官告诉布朗上校，只有蒋介石认为保险并允许进军，廖耀湘才会发动进攻。关于这个问题，在史迪威的质问下，廖耀湘承认委员长直接同他联系，但是命令他“即使史迪威错了”也要听从史迪威的指挥。但是廖耀湘仍然拖延，这使史迪威确信，肯定是密切注意英帕尔战役形势的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小心谨慎。
史迪威总是呆在下面，这在各总部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想混乱和愤恨。重庆、昆明、德里之间的电报来往频繁。萨尔坦告诉史迪威，他的副手中没有一个能明智行事，他要求史迪威在阿萨姆召开一次会议，要史迪威在会上谈谈他的意图，“使我们都一致行动”。史迪威却决定要他们到孟关开会。听着窗外的雨声，计算着日期，史迪威无法离开，担心他一走，部队就会放松一天的压力。在所有的司令官中(无论是什么战区或什么前线的盟军司令官还是敌军司令官)，唯独史迪威无法指靠战地指挥官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遵从命令归根到底是由于担心受制裁的心理，但是孙立人和廖耀湘都很清楚，能给他们制裁的是蒋介石而不是史迪威。
在缅甸战斗受到大肆宣扬的时刻，Y部队按兵不动在重庆引起了人们的非难，并引起了许许多多对于蒋介石的解释不满意的中国人的不安。但是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罗斯福一再敦促蒋介石采取行动，罗斯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或者说是被陆军部拖着迈出了这一步——用他曾经拒绝向蒋介石使用的对待摩洛哥苏丹的语调同蒋介石说话。罗斯福4月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说，“我无法想象，你的美式装备的Y部队无法向目前已经力量衰竭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进击。我认为进击时机已经成熟……不要再作任何拖延。……萨尔温江畔有一师团力量已大大削弱的敌军与你们对峙……我们一年来装备和训练你的Y部队，就是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如果不把Y部队使用到这个共同事业中，我们作出巨大努力空运装备和提供教练人员就无必要了……我的确希望你能够采取行动。”罗斯福的电报锋芒不外露但是语气强硬；电报的意思是要不然就另作打算了。据蒋夫人说，蒋介石对于罗斯福电文的语调很是恼火，很可能不予回答，以此作为他不丢面子的办法。
这时候，美国的不耐烦情绪终于达到了要求中国对于美援作酬答的地步，虽然象某些历史时刻的情况一样，这是谁的决策还不清楚。罗斯福没有去佐治亚州的温泉度假。史迪威同马歇尔联系，收到的答复肯定了下面一点：如果Y部队按兵不动，美国就停止向它提供租借法案援助。史迪威在一封信中指示他在重庆的参谋长赫恩将军：“我完全同意乔治的意见。如果委员长不顾他自己的诺言和我们的种种努力而不愿打仗，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再浪费我们一吨物资了。我建议把向中国任何部门运送物资的飞机转用来开展空军作战活动。”为了再次避免使蒋介石丢面子，接着进行的谈判是在最高一级指点下由赫恩和何应钦在工作一级举行的。赫恩告诉何应钦，除非使Y部队投入作战，否则目前每月经喜马拉雅航线运输的物资就转给第十四航空队。委员长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被迫同意采取行动，但又不必亲自出来作出让步。赫恩提出上述条件的两天以后，何应钦于4月14日在命令Y部队各师越过萨尔温江的命令上盖了官方的大印。何应钦还特地告知马歇尔，这个决定“是中国人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作出的”。
美国派来任Y部队参谋长的多恩写道，“要是他们提前三个月行动就好了”。多恩向史迪威报告，Y部队各师仍然没有满员，但是军官们都渴望完成这次使命。卫立煌的参谋长肖毅肃很能干，完全赞成出击。负责供应的卢泽将军“是一团火。每当他说汽车将要到达时，汽车已经到达一天了。”就连何应钦也赞成这次出击。但是这一仗立即显示出中国军队特有的拖拖拉拉的老毛病的兆头。“我的上帝，”史迪威打电报给多恩，“他们又开始玩老一套了。要提前三天通知我，否则切勿自作主张。”
史迪威现在向密支那发起了最后的进攻。由于拖延和几次未能消灭日军第十八师团，加上孙立人和廖耀湘的故意敷衍，现在除了孤注一掷以外没有他途。4月21日，史迪威决定派一支由“抢劫者”部队和中国军队组成的突击队，越过古蒙山进行一次迅速的秘密渗透，夺取密支那的简易机场，让飞机把夺取密支那城镇所需的增援部队和重武器运进来。克钦人告诫说，除了旱季，驮武器牲口是难以通过陡峭的古蒙山脉的。但是史迪威决心试一试。除了第二十二师的一个炮兵连以外，被挑选来参加这次行动的中国军队既不是孙立人的部队，也不是廖耀湘的部队，而是从第三十师调来的一个团和从刚刚到达的第五十师调来的一个团。即使如此，史迪威还是觉得，如果没有美国军队在前面开路，他无法指望这些中国军队能有什么进展，因此有必要把已受战争创伤的“抢劫者”部队的残部再派来担当一次先锋。
这是一个重大决策，因为美国军人由于行军打仗已弄得身体不适，晕头转向，精疲力竭，他们认为自己已无能为力，需要撤下去休息休息，他们的想法是对的。现在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主要由于患病而撤走了；原来的三千人中还剩下一千四百人。他们虽然十分苦痛和愤怒，但是这些人是史迪威能够指望按自己命令行事的唯一部队。亨特上校虽然开始憎恨史迪威，但他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受到过要严格服从命令的教育，而梅里尔则是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指挥。“抢劫者”部队的九十天使命将于5月7日满期，但是不管九十天的使命是否满期，史迪威认为战争需要他们继续干，他们的军官也表示这支部队能够胜任。
但是士兵们想的则不同。在他们迄今所走的三段路中，共走了将近三百英里，途中路滑难行，障碍重重；与密林搏斗；使劲拉跌倒的驮重牲口；等待飞机空投；吃的是应急冷口粮；睡的是潮湿的地面；他们忍饥挨饿，身体发烧，口渴难忍；但是最主要的是担心——每前进一步就使他们更深地进入一块敌视的国土，更靠近使人惊恐的敌人。据查尔斯·奥格伯恩中校叙述，最糟糕的是人们的“危险”感，这比什么都糟。由于觉得他们得不到赏识，由于他们认为史迪威过于奖赏和表彰中国军队而感到气愤，美国兵的士气不振。如果这位指挥官将军亲自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嘉奖、提升、授勋，或者象他赏识中国人那样赏识他们，即使有种种困难，许多不满情绪都会烟消云散的。史迪威在瓦劳本之战后曾向这支部队表示祝贺，但是同潘兴的一贯做法一样，史迪威对于向他的同胞们授勋是掌握很紧的。史迪威和梅里尔都不是图舒服的人，正如史迪威在这次密支那激战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所讲的那样，他认为美国军队不需要别人“拍拍肩膀表示赞赏或者紧紧握手表示祝贺”才去打仗。
“抢劫者”部队经历了在恩庞加的血战和惨重伤亡后，接到的命令不是叫他们返回印度，而要他们继续前进，翻过一座六千英尺高的山口，前往一个比以前的条件更艰难的地方。这时，“抢劫者”部队的幸存人员惊慌万状。他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的营长和我们队的指挥官们以及我们营团的军医们都串通一气，奇异地认为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人员的状况还可以继续作战……”他们觉得是把他们派去送死，原因只是某人办事失当，或者是因为史迪威决心要向中国人创造一个记录，“必要时，牺牲美国在这个战区的一支步兵部队也在所不惜。”
史迪威告诉梅里尔，他知道他对这些士兵的要求过分了，但是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史迪威授权梅里尔，一旦拿下密支那简易机场，“如果一切按原计划实现，不必等候进一步的命令”就开始撤退“抢劫者”队员。由一千四百名美国兵、四千名中国兵和六百名克钦突击队员组成的特遣队于4月28日开始行动。同时，孙立人和廖耀湘好象脱掉了无形的僵绳，重新向卡迈挺进。也许是受到英军4月20日解除科希马之围的鼓舞，蒋介石大概允许孙廖二人行动了。
现在，天上乌云翻滚，大雨倾盆，小道成了河流。史迪威焦急万分。他是极其秘密地组织和派遣这支特遣队去密支那的，甚至连蒙巴顿都未让知道，因为他担心万一部队行动失败，东南亚司令部会幸灾乐祸。史迪威在这之前每次同斯利姆谈到特遣队行动的目的时，总是要求斯利姆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虽然密支那是史迪威作战计划中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目标，这一点在这个战区并不是什么秘密，罗斯福2月25日给丘吉尔的信中也具体地提到过此事，但是蒙巴顿的手下人员却向他保证，密支那不可能拿下，即使拿下也难以守住，即使能守住也不值得去守，所以蒙巴顿认为史迪威至多不过能在雨季在孟拱谷地取得一个栖身处。4月间，东南亚司令部仍然没有想到在英帕尔取得胜利时乘机收复缅甸北部，反而越来越在海上推进，若是不能向苏门答腊发动进攻就向仰光发动攻势。对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他执行原先制定的夺取北缅的计划，蒙巴顿4月14日答复说，按原定日期攻克北缅地区是“办不到的”，即使推迟日期要攻克该地区也是“不妥当的，不应当想干这种事”。
4月14日，东南亚司令部把它的总部从德里迁到南面一千五百英里的锡兰的康提，明显地向贯彻海上战略的方向前进。锡兰为海军在印度洋提供了基地，它离马来亚和苏门答腊近多了，但是比德里距离缅甸地面战场更远了。
美国紧接着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4日重申打算在菲律宾、福摩萨和中国沿海登陆，正如金海军上将满怀信心地所写的那样，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目的是供应军需品和“利用中国的兵力作为在亚洲大陆打败日本人的最终陆地力量”。两年来学到的许多东西说明，使中国领导人执行美国的作战计划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不会一吹哨子就能使他们行动的。然而过去的想法又是不容易丢掉的。海军尤其渴望打仗。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认为，如果由于日军力量的削弱，盟军能够绕过菲律宾，那么，进程就能缩短，他只是在给金上将的信中提到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看法使麦克阿瑟将军“大发雷霆”，发表演说大谈他的“神圣职责”——“他要全力拯救一千七百万人民——等等”。尼米兹和金一致认为，应由史迪威从同中国军队汇合的观点来提出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最好地方，还应尽早同史迪威协商最后使中国军队作战的问题。
陆军的想法中较多的是把中国作为重型轰炸机基地，不是利用中国的军力去打仗。史迪威得到通知说，他所指挥的空军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军需品，以便在11月份对菲律宾、来年2月份对福摩萨发动进攻。出于这个打算，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3日给史迪威发出一条新指示：他的主要目标是拿下密支那，这一行动与东南亚部队司令部没有关系，他的整个使命的新目标是打通前往中国的陆路，并在中国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对太平洋战争予以最有力的支援。
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这实际上标志着美英两国在亚洲悄悄地各干各的了。谁也没有详细地这么说。东南亚司令部中的美国人员随着他们的英国同事们一道迁到了康提，仍然象以前一样行使职能。但是，穿过太平洋直接挺进——同时得到史迪威穿过缅甸打向中国的行动的支持——这时已是既定政策，尽管英帝国在向外移动。
已经作好的安排是，进攻密支那的特遣队在他们确信四十八小时之内能到达目标时，就向运兵飞机发出信号。在这支特遣队在山里以每天四、五英里的速度艰难前进的同时，史迪威率部经孟拱继续向前推进，他心神不安地等待着特遣队的信号。天气则一反常态，一连有好几个晴天，可是他又受到了拖延战术的阻挠。尽管越来越疲乏(奔到山的指挥所里，劳累不堪……上气不接下气，两腿不听使唤……我步履艰难地走进指挥所，觉得自己象个老人了)，史迪威还是强使自己前进到各个指挥所，继续用使中国人丢脸的办法促使他们行动。“叫他们打仗，不然我就沿途赶着他们到前线。这能使他们前进，而且是使他们前进的唯一办法。”但是战斗的伤亡使人感到担忧。“第二十二师有五十七名连长阵亡。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促他们上阵……我觉得毫无办法。”
攻打密支那的特遣队缓慢地前进着，他们在山中攀越，有时用手和膝部爬行，在泥泞斜坡上掘出登脚的台阶前进，辎重队的驮畜有半数累死，或者滑下山坡跌下了深谷。特遣队包围了日军占领的一个村庄，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拿下了这个村庄。三个作战小队之一的指挥官金尼森上校和另外几个人死于斑疹伤寒。两个作战小队口粮吃完以后，就在预先确定的开阔地停下来等待飞机空投食物。亨特率领的作战小队继续前进，于5月14日发出了四十八小时内抵达的信号。正当史迪威在孟拱谷地焦急等待的时候，第十航空队运兵飞机队指挥官奥尔德将军前来与他汇合。5月15日，史迪威收到下面部队发来的这个信号。5月16日，亨特上校率领的作战小队运动到离密支那简易机场只有两英里的一个临时露营地，以便从这里向机场的守敌迅速发动突然进攻。原来担心沿途同日军巡逻兵交火会引起密支那日军守卫部队的警觉，但克钦侦察人员没有发现日军任何戒备的迹象，他们报告说守卫机场的日军兵力相当单薄。事实上，当时守卫在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七百人。
5月17日上午十时整，第五十师的第一○五团向密支那简易机场发动了进攻，“抢劫者”部队的第一营奉命夺取附近伊洛瓦底江上的一个渡口。袭击完全出于敌军预料，简易机场很快就被包围拿下。十时五十分，史迪威收到梅里尔从特遣队总部发来的预先准备好的“进入圈子”(即“到达机场”)的信号。亨特上校确信他已牢牢控制机场之后才发出肯定信号。一接到“进入圈子”的信号，奥尔德将军就乘一架侦察机飞往密支那简易机场上空，但是他返航以后报告说什么也看不清。“我们只好束手无策地等待”，史迪威写道，史迪威那天不时地把焦急心情写在他的袖珍日记本上。一直等了四个小时，下午三时三十分，“威尼斯商人！”即“运输机可以着陆”的信号终于来了。史迪威在日记本上只写下“欢呼！”一词，他命令炮兵增援部队马上出发；“第一批于四时出发……告诉他们连夜前进……这会使英国佬火冒三丈！”
的确是这样。要在东南亚攻克的第一个日军重要阵地被史迪威的特遣队拿下了，而英国军队连若开还没有拿下来。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猛然发现，他的部队中的一支队伍到了密支那，这使他极为尴尬，因为他对这次已经打响的出征事先并不知道。虽然，鉴于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4日的指示，蒙巴顿不了解情况只可能是由于他注意其他方面了。蒙巴顿对于史迪威事先未告知他极为恼怒，丘吉尔的尖锐质问更使他狼狈不堪，丘吉尔要蒙巴顿解释，“美国人用了什么样的高招使我们在密支那难堪。”舆论界对于史迪威的这次突然行动感到意外，但是在内部关系紧张了一天半以后，以蒙巴顿的名义给史迪威发了一道讲得很漂亮的嘉奖令。嘉奖令的内容是，“在你的英勇领导下，加上你所率领的美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勇气和耐力，你们完全出敌所料，夺取了密支那机场，你们取得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成就。”穿越古蒙山脉被称为“将载入军事史册的一个功绩”，他还特地提了钦迪突击队一笔，说他们“在密支那及其以南地区之间切断了日军交通线”，因而功劳也有他们一份。包括魏德迈在内的全球战略家们乘飞机一直飞到这片丛林中的开阔地，与他们共享取得了曾经被称为不可能实现的胜利的喜悦。
这一仗是史迪威两年来屡遭挫折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对于他焦虑不安的心灵尤如甘露。但是这次胜利并未最后彻底完成。胜利立即受到了不幸和逆转的威胁和干扰。北部战区部队的所有人都指望，密支那简易机场的启用，会使增援部队源源抵达，因而有助于迅速拿下密支那本城。史迪威决定让中国军队获得夺取密支那的光荣；第一五○团的两个营于5月17日下午向密支那进发，由于在黄昏时分受到日军狙击火力，这两个营陷入混乱，在慌乱中互相开火，在无法呼应的情况下相互厮杀，直到把双方都撤出来以后才停止。美军部队中也出现了一时的混乱，梅里尔和亨特事先要求运送步兵和食品，第十航空队却给他们运去了一个高射炮连。
人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造成的全部后果，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史迪威第二天上午到达简易机场，至少还有十二名记者随行。乘飞机先来掌管指挥权的梅里尔到机场迎接史迪威，史迪威走下飞机时，两人高兴得紧紧拥抱，放声大笑，记者们摄下了这一镜头。可是那一天的情况相当糟糕。第一五○团第二次袭击时仍然出现了第一次袭击时的那种混乱状况。“抢劫者”队员接到了要他们继续行动的命令，他们原先坚持行军是因为认为，只要夺取密支那简易机场，就会把他们空运到利多去。亨特急忙召集掉在后面的两个作战小队。飞机给这两个小队空投的食物，有时没有投放，有时投错了地方。许多人一连好几天没吃东西，许多人因为身上生了脓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患痢疾的人干脆把裤子的后片剪掉，免得打起仗来碍事。用梅里尔的话来说，他们“有点可怜但是看上去仍然象支出色的部队”。5月19日，梅里尔由于心脏病复发而躺倒了，只好撤走。
日军从东、北、西面的各地抽调守军，火速向密支那增援。一个星期以后，尽管有钦迪突击队在南面阻击，日军在密支那的兵员增加到三千，两星期后增加到五千。日军象在太平洋诸岛的战争中一样拼死守卫。由于盟军没有能立即拿下密支那，雨季日益临近，局势僵住了，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种种麻烦、争吵和失误之中。史迪威十分忧虑地寻思，“天呀，在密支那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为了继续向孙立人和廖耀湘施加压力，要他们肃清孟拱谷地的敌人，使公路能沿谷地继续向前修筑，史迪威留在北部战区司令部中。“下雨——飞机无法降落，我们就无法运输军队……这就是令人愁得要命的时刻，使人觉得如果死去倒好了。”6月间总是连续不断地下雨。即使在能见度为零的气候中，空军仍然向密支那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用一直在前线任职的西格雷夫的话来说，飞行员们好象是“靠嗅觉找到密支那机场的”。但是情报部严重地低估了守卫密支那的日军人数。中国军队虽然由于新调来几个团加强了力量，仍然不能击败固守的敌人。正如史迪威在一次视察时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抢劫者’部队已筋疲力竭。”
“抢劫者”队员们觉得他们受了骗，给他们许下的诺言没有兑现，再也不愿打仗，不仅不信任而且痛恨他们的战区司令。他们变成了一支支离破碎的队伍，一心想离开密支那地区，离开缅甸。患病的人以每天七十五至一百人的速度撤出，病员撤离的标准是连续三天发烧华氏一百○二度，但是这支部队的骨架仍然保留着。作为盟军司令，史迪威觉得他不能在让中国军队和钦迪突击队继续打仗的同时把美国军人撤走。史迪威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和朗泰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同“抢劫者”部队一样只剩下少数疲惫不堪人员的突击队坚持要撤走。有一次，他们把史迪威认为非常重要的阵地放弃了。既然史迪威愤怒地拒绝把他们撤走，他也就无法给美国军人以不同的对待了。奉命阻击日军反攻的“抢劫者”部队的最后一批人，在枪弹炮火中睡着了，其指挥官麦吉上校在指挥作战时昏倒过去三次。一个士兵后来遗憾地说，史迪威去视察的时候，“我的步枪瞄准了他，我原可以打一枪，谁也不知道这个狗娘养的是不是日本鬼子打死的。”
史迪威有时曾想让三名美国指挥官接替梅里尔的职务。大多数情况下，部队由博特纳将军负责。6月份的食品和物资供应下降到了最低限度，因为日军用迫击炮轰击机场，运输机无法降落。有的时候，手边只有一天的存粮。在6月初的危机阶段，曾经有迹象表明日军可能夺回机场。史迪威召见了第三十师师长胡将军和第五十师师长潘将军，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后退一步”。现在要是把密支那地区丢掉是受不了的。史迪威不愿再让中国军队付出伤亡，他命令从修路的工程兵中调出两个营，他按照利文沃思军校的原则，在紧急情况下把作战工程兵作为步兵后备队使用。虽然名义上叫作战工程兵，这批筑路人员从接受基本训练时起连枪都没摸过，所以开始时一点也不顶用。刚刚从美国到达印度并且未经训练就空运到密支那地区来接替“抢劫者”部队的两个营的情况也是一样糟。“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简直被日本鬼子吓坏了”，博特纳报告说；他们不愿按军官的命令行事，拒绝发动攻击，在炮火中逃命。
在身居中缅印战线尽头的史迪威看来，美国军队曾似乎是能采取可靠行动的。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博特纳来了一封可怕的信。”史迪威还沉痛地加上两句：“美国军队靠不住。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保持一支美军力量，而且由于知道中国军队的直接战斗伤亡率比美军高得多，史迪威现在命令“抢劫者”部队中已经恢复健康能够上前线的人全部返回前线。这是最后的打击。据奥格伯恩讲，五三○七部队所有的人现在认为，史迪威的名字是“斗牛场上的红旗”，奥格伯恩本人认为，史迪威显得“冷酷无情，完全是铁石心肠，毫无恻隐之心”。从“抢劫者”部队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理解的，鉴于史迪威的真正性格，这次的决定只能看作是中缅印战区的又一个悲剧。第二十总医院的拉夫丁虽然对史迪威命令“抢劫者”部队人员返回前线持有异议，但是他认为史迪威“是我所认识的指挥官中最关心部下的”司令。四个月以后，军人小报《美国人》称史迪威是“抢劫者”部队中“美国兵最喜爱的人物”，史迪威取消了不准他的战区美国兵饲养玩赏动物的规定，(“士兵养玩赏动物是自然的”)，从饭厅和咖啡间取下了“只准军官入内”的牌子，禁止军官们与美国陆军女兵队的女兵们约会，为的是使普通士兵也得到机会。他的事迹很平常，因而不能说他是巴顿式人物。
在中国，在日军发动危险的新攻势的威胁下，形势看来不妙。蒋介石仍然完全相信陈纳德的论点，即空军有能力替他同日军作战，能保卫中国各处的空军基地。蒋介石6月3日要求史迪威“立即”到重庆见他，他要求史迪威给第十四航空队增拨飞机、物资和燃料。由于要对付即将变得更危险的局势，史迪威急急忙忙赶到重庆，于6月4日和5日在重庆呆了两天，尔后又尽快地返回使人“忧虑、忧虑、忧虑”的缅甸前线。史迪威急忙把阿姆斯将军从昆明召来，要他在战线后方进行组织工作，以便对工程兵和“抢劫者”部队的补充兵员进行基本训练。这批部队每天的训练、打仗、睡觉时间各占八小时。部队得到了整顿和加强。密支那地区仍然控制在手中，但是“神经仍然在受折磨。我们雄心太大了吗？敌人能压住我们吗？日军要突然袭击吗？我们进行反击吗？我们的部队能坚守住吗？伤亡会太重吗？我可以说已经近于厌烦了……”
就在这些事使人不安的时刻，蒙巴顿提出了让钢琴家诺埃尔·科沃德演出的事。在蒙巴顿看来，科沃德的演出虽不如全球战略那么重要，但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件要事。科沃德当时正在缅甸前线作巡回演出，蒙巴顿希望美国军队能同他一道欣赏这位音乐家的演奏。蒙巴顿要求史迪威派车把音乐家和他的乐队送到利多前线，这一要求遭到史迪威拒绝。史迪威之所以拒绝，也许是出于个人偏见，也许是因为有一种看法：中国军队和美国士兵欣赏不了科沃德的才能，但是不管怎样，这伤害了蒙巴顿。他对惠勒将军抱怨说，“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一记耳光”，他在给史迪威的一封信中也表示了生气。惠勒建议史迪威就此事向蒙巴顿表示歉意，康提和沙杜祖之间为此事的信件来往频繁。科沃德最后到了利多，据说那里的人对待他的首场演出“非常平淡”；而在第二十总医院第二次听他演奏的士兵们“奉命要对演出表示出欣赏”。史迪威打电报给萨尔坦，“要是再派这样的钢琴家来，你知道钢琴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
最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Y部队于5月11日出发，越过一万英尺高的山峰和萨尔温江峡谷慢慢向旧滇缅公路上日军占领的龙陵前进。这条路线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一条支脉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战场。这次战役错综复杂地体现出了中国军队以人力作出的特殊努力、许多方面的软弱无能、过分小心谨慎。士兵们的全部旺盛精力和始终不渝的服从和忍耐精神以及许多军官的活力和勇气被上头传下来的惰性和不愿有所作为的情绪断送掉了。不愿干、拖延和消极被动的具体表现是兵员的补充成了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本来答应到1944年春给这支部队增派九万五千人；到5月份才派来二万三千人，后来补充兵员的工作就停止了。等到Y部队现在已正式称为中国远征军投入战斗的时候，其人员低于编制定额十一万五千人，在作战期间，每个月的损失人数在五千以上。
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中国远征军在美国联络官和医疗队的随行下乘竹筏和橡皮船渡过了汹涌的萨尔温江，多恩随后在给史迪威的信中写道，“他们总算干得不错。”萨尔温江的两个渡口水深为六十英尺，江上到处是旋涡。肖毅肃说，千百年来占据这个地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能在这两个渡口挥师渡河。日军还没有弄明白，这支部队就出其不意地穿过峡谷，爬上了云雾缭绕而寒冷的群山。多恩写道，“部队甚至热情高涨”。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将军“拍桌子，肖毅肃对着指挥官们吼叫……他在尽最大努力”，但是就连卫立煌和肖毅肃也“无法使某些糟糕的家伙振奋起来”。他报告，第一天有三万二千人渡过了江，并在倾盆大雨中把上千头驮重的马、牛、骡子和脚夫带上了很陡的山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批欢乐的人”，他所到之处，“整个队伍里就发出挺好和问候的叫声，还有其他已在中国远征军中流行的美国用语”。能在这样条件下保持欢乐情绪、在这种条件恶劣的山区进军并且继续不断地行进的部队，“只要在领导和装备方面大加改善，什么事都能办到”。
但是，这一次的结果却又是令人扫兴的。中国军队于6月10日拿下了龙陵，但是一个星期后被日军发动的一次拼命反攻撵了出来，日军这次的反攻比在密支那的反攻打得漂亮。中国军队结集起来打算再次进攻。夺取龙陵是打通缅甸到中国的必经之路，一旦拿下密支那，史迪威手下的部队也从这条路进来。虽然中国远征军的人数以十比一的优势超过日军，但是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再次拿下龙陵。
蒋介石对于盟军在密支那的漂亮仗印象很好，故而放松了他对于在缅甸的中国军队的限制。孙立人突然向前挺进，他率部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于6月16日拿下了卡迈。史迪威第一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打个盹。我需要打个盹……我们总是一分不停地拼命干。”十天以后，在史迪威的严厉推动下，钦迪突击队第七十七旅残部同时从南面挺进，孟拱拿下了。在拿下孟拱是谁的功劳的问题上，内部又爆发了一场宣传战。
北部战区部队终于到达了位于伊洛瓦底谷地入口处的铁路的两侧。由于伤亡过半，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人数减到三千人，外加二千余人的其他部队，但是该师团成功地撤往曼德勒。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的一小段以外，远至伊洛瓦底江源头的北缅地区现在都收复了，接着利多公路的建设工程节节向前推进。北部战区部队和中国远征军之间还有一段地方有待收复，然后才能会师。能否会师取决于能否保持住部队进攻的势头。
日军在密支那遭受的伤亡逐渐削弱了它的防守力量，盟军部队正逐步向前推进。在印度边境地区，当日军对科希马的包围被打破以及英帕尔和迪马普尔之间的公路交通于4月底恢复时，日军的赌博也输了，虽然战斗还在继续。牟田口将军的部队远陷在丛林小道上，得不到后勤供应，雨季中的大雨滂沱，日军一面继续作战，一面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到6月底，日军这次异想天开的进攻失败了，部队泡在雨水中，陷入了不可收拾的混乱。到7月中旬最终接到撤退命令时，日军的伤亡数目(包括病员)达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原来的十五万五千人中，死亡六万五千人。1942年难民撤退时倒毙的山道上，现在又留下了一堆堆日本占领军的腐臭尸体。无情的战争浪潮在人们对之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向缅甸北部地区冲刷过去，现在又退了回来。
在中国，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过去曾三次顶住日军进攻的长沙于6月18日不战而陷落；美国空军基地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衡阳遭日军包围。华盛顿政府惊恐不已。7月2日史迪威收到“乔治来的信”，其中有个意义不寻常的建议。史迪威有了新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