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开罗会议的时刻·第十六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有一段时间，同重庆好象真的实现了和谐关系。委员长变得出奇地和蔼可亲，在讨论缅甸战役的各次会议上，态度既主动又合作。萨默维尔带着令人鼓舞的消息回到华盛顿，蒙巴顿非常满意地回到印度；而史迪威则认为他是被中国人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蒙骗住了。
史迪威写道：“他想他们什么事都愿意干。”中国军政部官员们现在对史迪威本人的要求表示的赞成也是慷慨的甚至是殷勤周到的。宋美龄和宋霭龄保证实施他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向他表示可能让商震取代何应钦，这个可能性令人振奋。“宋美龄现在称呼我乔大叔”——这个战区的人一般都知道他这个名字。(“醋性子乔”这个名字主要是报纸上用的。)宋家姐妹希望史迪威能在即将于开罗举行的盟国会议上为中国说话，而开罗会议是中国以正式伙伴身份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她们要求史迪威“置中国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
这就是蛛丝马迹。中国人认为开罗会议是他们除了获得更明显的收获外还可得到地位的大好机会；他们需要史迪威在会上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事业中的军事作用，以突出他们的需要。据宋霭龄说，蒋介石准备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史迪威11月6日去同蒋介石商谈问题时，他的确显得很友好。那次会晤是“和解日！是友好聚会！”“这条响尾蛇温存极了。”蒋介石在会晤的一开始就保证满足史迪威长期以来的要求：派五万名补充兵员(但是需要史迪威供应汽油运送这批兵员)，同意向这批部队供应粮食，甚至同意给他们一些额外的配额。史迪威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了？“那么，我正式要求你在开罗会议上替中国讲讲情况。”宋霭龄后来说，蒋介石那天情绪“喜悦非常”，对于同史迪威的谈话“不仅感到高兴而且愉快”，他认为这次“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最令人满意的谈话”。
10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在莫斯科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正式承认中国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蒋介石兴高采烈的原因。在美国的坚持下，尽管苏联人死命反对，中国还是被列为签署四国宣言的签字国，四国保证战后采取联合行动，建立“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蒋介石终于是公认的同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有同等地位的人物了，他这次出席开罗会议就会使人明显看到他的这个地位。他对史迪威表现出谦和，是因为他需要史迪威在联合参谋长会议上为中国担起军事计划和后勤供应的重任——中国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人适合担当这个角色。
一个叫做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少将以罗斯福总统特使的身份于11月7日到达重庆，他后来对史迪威的前途发挥了一点作用。他的任务是完成自7月份以来一直在谈判的为蒋介石作出同其他几位国家元首会晤的安排。由于苏联没有参加对日作战，要安排四强首脑会晤是不可能的。人们所期望的苏联对日开战是关键问题，赫尔利此次使命的部分任务就是摸清中国对这件事的态度。蒋介石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但是出于尊严，他坚持要求罗斯福在同斯大林会晤之前首先会晤他。后来的安排如下：在开罗同蒋介石磋商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前往靠近苏联边界的德黑兰同斯大林会晤。
赫尔利是一位活泼风趣的俄克拉何马州人，这位农村出身的人学过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服役，善于幕后操纵，逐渐上升为胡佛手下的陆军部长。身材细高而英俊的赫尔利留着一撮尖尖的灰胡子，华而不实，但有一副自以为是的神情。包瑞德上校在重庆迎接赫尔利时对他的这副样子说了一句名言(即使有点不很恭敬)：“将军，我看你除了谢兹起义 [ 译注：丹尼尔·谢兹，1786－1787年在马萨诸塞州西部领导一次起义，后称谢兹起义，起因是经济萧条，人民不满。 ] 战斗勋表以外，所有的战斗勋表都有了。”罗斯福挑选赫尔利担任外交使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位总统任命一个人通常都要达到好几个目标。考虑到第二年要进行大选，罗斯福觉得赫尔利作为一个“驯服的共和党人”可能对他有用。史迪威觉得，赫尔利看来是“一阵新鲜空气，一位真正的美国人”。赫尔利从德里来到重庆以后，对史迪威说，蒙巴顿想把史迪威弄走，因为蒙巴顿在为英帝国的利益着想，他除了想取得“某种可以称作胜利的东西以外”，不想冒任何风险。赫尔利全面赞赏了史迪威的努力，说史迪威在美国被人们认为是“中国的救星”。赫尔利拼命恭维史迪威，“说他站在我(史迪威)的一边。”史迪威承认他喜欢与赫尔利作伴，因为他的“这种态度是非常罕见和极使人意外的”。
这个时候，史迪威对罗斯福总统的做法感到特别恼火，他认为总统放弃了同蒋介石谈妥中国作战事宜的一切机会。史迪威得知罗斯福通知蒋介石在中国部署B－29远程轰炸机计划以后写道，“总统又一次削弱了我的地位，所以我无法就那个问题同他们讨价还价。”史迪威11月9日提到罗斯福时竟然用了“橡胶腿”这个词，讽刺罗斯福软弱，史迪威后来在日记中对罗斯福只用了一两次这个绰号。
第三十八师的一部这个时候已经越过利多公路开到了胡康谷地边缘的信宾扬。史迪威在联合参谋长会议对这次攻势未正式授权、或者未肯定给予支持或声明赞同的情况下，率领不很热情的先头部队打回缅甸。他认为这个行动是对他的盟友们的一种不予理睬态度的催促。一旦缅甸战役打响，这支部队就会得到支持，并会使英国和重庆感到丢脸而不得不参加这个战役。眼下的任务是占领一块地方做简易机场。随后，在空投、车队及搬运工运来的物资的支援下，部队可以在前头掩护，使利多公路向前推进，一直达到塔隆河，预定于12月1日开始的主攻就是从这里为起点。这次进攻的整个计划需要分三个阶段挺进：从胡康谷地经孟拱谷地到密支那，需要由英国军队在南边从英帕尔越过钦敦江到英都的配合行动，但是英军的行动仍然未定下来。这支部队公开向胡康谷地运动，是因为北部战区司令部的情报机构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部队在第一阶段行军途中，除了会遇到小股缅甸新兵以外，不会有敌人阻拦。而实际上，在新加坡作战过的日军丛林部队已经越过塔隆河建起了桥头堡，为他们向印度发动进攻作准备。
在重庆，委员长保证派遣的五万补充兵员后来在何应钦同史迪威的会商中改为二万五千名老兵和二万五千名新兵。“我们谈着谈着，二万五千人又变成了二万人，后来我问道派去的是什么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到达，二万人又变成了十八个营，按满员计算也不过是一万四千人。”就连史迪威有时候称为“天才”并寄于希望的陈诚，现在也同宋子文一起打退堂鼓了，并坚决辞去了Y部队司令的职务。陈诚的职务由第一战区司令、被称为“常胜卫”的卫立煌接任。史迪威在他担任驻华使馆武官的记载中就把卫立煌列为中国最有能力的战区司令之一。卫立煌一贯以有干劲著称，但是现在史迪威不知道他究竟怎样。要越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Y部队就需要一个有劲头的推动者，我怀疑此人是否是这样的推动者”。
在史迪威前往开罗参加会议的前夕，多恩报告说，组建三十个有战斗力的师的希望是渺茫的。到处都碰到困难，根本找不到负责机构打交道。多恩认为，中国军队的状况只会跟它的政府一样糟，他用失望的语气写道，“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除掉整个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否则，假如仍然打算利用Y部队，唯一的选择就是由美国绝对控制这支部队的全部训练、指挥和部署大权，而不必征求重庆的意见，“只是把情况告知它一下”。这个意见与史迪威自己计划里的结论非常一致。史迪威在计划中要亲自担任具有绝对权威的“战地参谋长”职务。多恩的建议是他同一些“认真思考问题”的中国军官商讨之后提出来的。这些中国军官对于局势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认为不在最高层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改革”，想对军队实行一次有效的整编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在重庆以外的地方，委员长的控制力很弱，云南几乎是独立的，贵州半年来一直在谋反，四川有出事之虞，政府军同地方军打了三天以后，最后政府答应免税才算了结。在他们看来，中央政府“在战争结束之后不要半年就会被推翻”。
11月13日，坐在这层薄冰上的统治者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为中国起草的要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蒋介石打算如何行事，第二部分论述蒋介石希望盟国采取什么行动。蒋介石在第一部分保证贯彻一项计划，使九十个师具有作战能力。训练工作共分三批进行，每批三十个师。第一批三十个师准备于1944年1月1日整训就绪以便投入战斗，第二批三十个师待打通起至印度利多公路后予以重新装备，于1944年8月作好战斗准备，第三批三十个师于1945年1月作好战斗准备。史迪威拟定的文件还进一步保证中国“按照一致商定的计划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从利多和云南同时发动进攻。缅甸打通以后，“将采取行动来夺取广州－香港地区，并从海上打通一条交通线”。委员长列举的希望是，盟国在1944年初作出“全面”努力，使用陆海空三军从缅甸重新打通去中国的交通线；由美国装备他的九十个师；保证给第十四航空队、中国空军部队和空军运输队每个月运输一万吨物资；将来远程轰炸机驻到中国基地采取行动；最后一项是史迪威梦寐以求的，即拿下广州以后，派一支由十个步兵师和三个装甲师组成的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前往华中和华北作战，由美国人任中美联合部队在上述地区的作战指挥。
这项计划所谈的是最高目标。史迪威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计划能实现是很难说的，尽管他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在人力物力、政治、哲理方面都受到限制。当然啦，他认为自己是中美陆军联合部队的司令。虽然他对蒋介石的意图很怀疑，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地位加强了，因此要达到上述目标看来并非不可能。他用历来深信不疑的“胜利”一词来表示他对委员长明确表示接受将来由一位美国人任司令的欢快心情。
史迪威和小人物在关系“亲热非凡”的时候，各自去开罗赴会。
开罗会议在位于沙漠边缘、可以眺望金字塔的漂亮的总统饭店里举行。用一位令人敬畏的会议参加者 [ 注：即英国后来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 ] 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是规模最大的聚会，“所有出名的英国军官和美国军官都出席了”，更有美国总统、英国首相，还有霍普金斯、安东尼·艾登和诸大使及文职顾问参加。史迪威记录了会议人员“争抢盥洗室”的情况。亚洲战场的战略目的将决定要在中国下多大的功本，以使中国和太平洋一道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蒋介石和史迪威在表面上的和解使美国人又有了使用中国军队的想法，只要供应能够跟得上，受过正规训练和指挥得当的中国军队是可以使用的。在马歇尔和他的参谋人员们看来，蒋介石突然表现出来的合作态度表明他终于愿意参加打击日本的行动了。
在这个时候，有一种意见倾向于在太平洋进击，这派意见现在对中国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依靠中国只是一种主观愿望。中国仍然是B－29飞机必需的基地，中国在人力方面虽然据认为是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动用人力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克服很多麻烦，因而显得价值不大了。岛屿和现在越来越容易得到的航空母舰可以取代中国大陆的作用，可以缩短和加快战役的进程。据认为太平洋战略是最终包括使用俄国的空军基地，同时俄国在满洲发动一次地面攻势。
开罗会议也有一个政治目的。罗斯福决心要使会议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是个成功。他想利用这次会议作为基础，解决中苏关系以及很可能打乱战后秩序的国共磨擦。罗斯福的心中在考虑着殖民地的前途，重新划分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问题提上了会议日程。虽然罗斯福的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在丘吉尔那里碰了壁，但他仍然期待着同蒋介石和斯大林举行会晤，他相信，通过个人之间的友善情谊可以使有关问题得到解决。罗斯福认为，莫斯科四国宣言确认几亿中国人战后属于盟国一边，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罗斯福认为，当前在中国的任务简而言之是这样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使中国牵制住日本军队。”罗斯福在德黑兰告诉斯大林，这是“我们的一大目标”。由于长期担心中国崩溃，因而看不清下面的事实：自身的利益使中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参加对日作战。根据莫斯科会议建议，中国只要收复日本占领的满洲、福摩萨等地，如果它站在正在取胜的盟国一边的话。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信心大不如以前了。罗斯福向萨姆纳·韦尔斯抱怨说，他一年来在同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他现在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较接近史迪威的看法而不再接近陈纳德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非常神经质的”。他激愤地谈到蒋政权的“腐败无能”，说他厌恶蒋政权“对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然而，不管委员长的军事视野多么“有限”，“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多么糟”——这是罗斯福新近承认的一个情况——他仍然是战后唯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的人。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尽管蒋氏夫妇的缺点很多，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
史迪威在约翰·戴维斯和梅里尔上校的陪同下，于11月20日抵达开罗。那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开罗以东七千英里处的吉尔伯特群岛登陆，这一步的最终效果是打消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人们能有先见之明，开罗会议上的讨论就会短一些，当然也会简单一些；实际上，与会人员按计划根据已知情况开会。每个人都不隐瞒好奇心想看看蒋介石。由于安全原因，蒋介石抵达开罗机场的时间事先没有宣布，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去迎接他，这却挫伤了委员长的自尊心。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他见过的“第一个地道的东方人”，不同于他认识的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东方人。自始至终持不友好态度的艾伦·布鲁克爵士认为蒋介石“精明狡猾的脸”象鼬子，是一位“对战争的较大方面并不通晓但却决心在讨价还价中捞到最大好处”的人。丘吉尔对蒋介石“镇静、缄默和胜任的风格”有深刻印象，但是又对美国人对中国问题过份的注意感到恼火。罗斯福“很快就同委员长举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坚持要让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开幕式，因而阻碍了英美两国在开幕前的磋商。结果，在丘吉尔看来是“冗长、复杂而细小的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居于末位，而是居于首位了”。
中国的目的是，只要有机会就要求获得武器和收回它以前的领土，包括取得日本东面的小笠原群岛。中国提出的把满洲和福摩萨归还中国的要求已得到了盟国的同意，这一要求写进了尚未发表的开罗宣言中，这个宣言要等到同斯大林磋商后才能定稿。罗斯福同委员长夫妇会谈当中谈到了一些更微妙的问题，如大连及俄国的其它租借地问题；香港以及同英国的关系；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些会谈都没有作记录。自从国共两党9月间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迹象以来，美国顾问们急欲使中国避免内战。有些人认为，美国给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应当以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为条件，他们寄以希望的理论是，暂时弥合分裂的办法可以设法使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结成有成效的联盟。
开罗会议用了三天时间讨论军事问题，缅甸攻势的命运在会议结束时比会议开始时显得更加不妙了。东南亚司令部为蒋介石坚持要求采取的海军和两栖作战行动(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战行动会使日本人转移注意力，无法对地面攻势作出重大反应)制订的作战计划规定要夺取缅甸沿海的安达曼群岛。这个计划的密码代号为“海盗”行动计划。地面攻击计划要求英国军队在钦敦江上建立一个桥头堡，派空降部队占领通往密支那的铁路线上的英都，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确定具体目标。计划动用大批部队和登陆艇来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蒙巴顿认为这是个必需的条件。
史迪威认为这两个行动都是“流产的”计划。参加两个行动的部队不曾向任何地方进发或取得任何成果，他们只是显示一下活动，满足蒋介石提出的海军行动的要求，并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敌人。蒋介石并不知道孟加拉湾战役的实际目标，只知道有一个战役。除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以外，“海盗”行动计划的主要缺点是英国三军首脑，特别是丘吉尔不愿采取这一行动，原因同在欧洲第二条战线问题上的争端有关系。丘吉尔不愿采取跨越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行动计划，他愿意实施经地中海夺取欧洲下腹部地区的外围进攻计划。丘吉尔要求把“海盗”行动计划中需要的登陆艇用于进攻希腊的罗得岛，其目的是把土耳其拖入战争。丘吉尔总是随时能够提出避免采取他不喜欢的行动的代替办法。马歇尔强烈反对丘吉尔的罗得岛进攻计划，那将“完全毁掉我们的后勤供应工作”，并会分散力量，削弱美国人一心要求采取的“霸王”行动计划。美国三军首脑们决心执行“海盗”行动计划，为的是实现对蒋介石的许诺，从而使中国军队从云南进入缅甸，没有这支军队，史迪威就无法从后面打通去中国的道路。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对于蒋介石赞同史迪威的计划深为满意；他们认为这表明蒋介石的态度有了转变，决不应当使他扫兴。
马歇尔的主张被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挫伤了。蒋介石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尽管蒋夫人作了工作。蒋夫人不相信官方的翻译转达了“委员长希望表达的全部意思”，她把蒋介石所说的每句话以及别人同蒋介石说的每句话都重新作了翻译。蒋介石坚持说，在缅甸战役的同时，喜马拉雅航线的物资运输量必须保持在每个月一万吨，他不管后勤需要发生的冲突，坚持要增加运输机来保证做到这一点。马歇尔认为已拨用于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机的数目很多，对于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起了有害影响，他愤怒地提醒委员长，这些都是美国的飞机、人员和物资，如果中国需要更多的物资，它就应该打通陆上通道，美国无法再增加运输量：“在这一点上不要有任何误解。”
在11月23日的会议上，史迪威预定要代表中国提出方案，他接到蒋介石的一封来信，叫史迪威不要代表中国提出方案，由蒋介石亲自与会。后来又陆续收到委员长的几次来信，一会说不来，一会又说来。在这同时，由艾伦·布鲁克爵士主持的英美两国讨论缅甸战役的会议发生了激烈争吵。“布鲁克出言不逊，金上将火冒三丈。金几乎跳到桌子上揍布鲁克。天哪，他气得发疯，我真希望金上将痛揍布鲁克一顿。”
那天下午，蒋介石带着他的几位将领来参加会议。“他们的表现真糟糕透了，什么问题也提不出来。布鲁克对他们挖苦凌辱。我帮助他们给解了围。”英国人在三国元首在场的情况下，询问中国人关于云南军队的情况，他们答不出来，史迪威代他们回答了。蒋夫人是出席会议的唯一女性，别人都着军服，她身穿印着金色菊花的黑缎旗袍，头上戴着用黑丝线扎的蝴蝶结，脚穿一双露出足趾的高跟鞋，行动时故作文雅姿态，开边旗袍两侧露出匀称的腿部，她竭力以这些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具有典型英国人作风的布鲁克认为对外国人应予以冷落，如果这个外国人又是非白人，那就应该踩他一脚。布鲁克进一步逼难堪的中国人，他要中国人谈谈他们对早先给他们审阅的作战计划有何看法。据他说，接着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后来中国人“凑在一起小声地议论着”，然后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希望听听你们的高见”。由于中国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况且又是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举行，出席会议的大都是军界大人物，因此这次会议是他们很难露一手的场合。
在这次令人不快的会议结束以后，布鲁克用嘲笑的口吻对马歇尔说，“纯粹是浪费时间”，后来又说，“只是由于马歇尔和美国的观点，我们才不幸遇上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
史迪威那天晚上整晚帮助中国人拟订了第二天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并向蒋夫人谈了情况，使她出席马歇尔邀请她参加的午餐会议。史迪威写了一些提要交给蒋夫人，供她在讨论派美国军队到中国的问题时参考。在次日下午的会议开始以前，委员长在出席会议的问题上又改变了两次主意，他后来还是出席了会议，但是要求史迪威代表他发言。可以理解，蒋介石对于东南亚司令部的作战计划的短期目标不满意，他对于依据这个计划投入Y部队的问题踌躇不决，同时他却坚持要空军运输队增加运输量。
在陷入这种僵局的情况下，罗斯福派蒙巴顿这个有魅力的人设法向蒋介石说明现实情况，争取他答应派中国军队越过萨尔温江；史迪威写道，“把我换下来，让别人设法去敲定问题，值得欢迎。”蒋夫人做翻译，蒙巴顿竭力向蒋介石说明，要想增加飞机是根本不可能的。蒋介石却一味坚持要五百三十五架运输机。蒋介石对蒙巴顿说，“罗斯福总统决不会拒绝我的要求，我要什么他就会给什么。”蒙巴顿作最后努力对他说：即使能够搞到那么多飞机，既想满足委员长提出的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量，同时又发动他要求在雨季以前向曼德勒进行空降袭击，是无法办到的。这时候，蒋介石夫妇进行了很长的交谈，直到蒙巴顿不耐烦地瞪眼询问，蒋夫人才转过脸来对他说，“不管你信不信，他不懂得雨季的事。”
这是个启发人的证据，它说明了史迪威同委员长交往中某些困难的所在。雨季是东南亚重要的现实生活和战争条件。但是蒋介石是这个中央王国和中央王国中人民的统治者。中国没有雨季，所以，他也就丝毫不懂什么是雨季。
11月25日感恩节的下午，史迪威由马歇尔陪同，前去会见罗斯福，向他提出关于派遣美军去中国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军司令部的问题。史迪威心中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战地参谋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成了后来发生危机的根源。这个想法最先出现在史迪威的笔记中，他在笔记中写着“问罗斯福”的标题下记着他要同罗斯福交谈的问题概要。他列举了战地参谋长职务的五个方面：兵力、执行权、美国部队、中美联合部队、保留对中国驻印部队和另外一个军的指挥权。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不论小人物答应什么，如果中国最高指挥权的问题不解决，就是白费劲。”史迪威打算告诉罗斯福，需要任命一位新军政部长来替换何应钦，或者“彻底改组”军政部，或者象多恩上次提出的建议那样，由“美国人完全接管并指挥中国第一批三十个师”。史迪威在这行字下面加了着重号。
史迪威这一次真正努力阐述了他认为的局势的各个方面的需要。他觉得总统对他所谈的意见“不怎么经心”。罗斯福打断史迪威的话，谈起安达曼群岛。他在回答史迪威提出的派遣美军到中国去的问题时，表示愿向重庆派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他说，因为“海军陆战队闻名天下。海军陆战队到过整个中国。到过北京、上海等各个地方。陆军只到过天津”。这种明显的离题千里不着边际的看法，几乎同蒋介石不知道什么叫雨季一样，这证明在同国家元首们沟通思想时可能特别难办。也许这是罗斯福总统拒绝派部队到中国去的一种婉转的方式。但是，罗斯福确实同意装备中国的九十个师，虽然没有确定期限。这与其说是罗斯福对改革中国军队抱有信心，倒不如说他想给蒋介石一些东西，以表明他不虚此行。史迪威认为这是开罗会议上作出的“确切”保证之一。中国人虽然从来没有提供九十个满员师，但是作为一个保证，他们后来努力了几年。
罗斯福对于未来确实持有积极的看法。史迪威记录了罗斯福战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计划：三个专员，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决不再归法国！”至于对他本人的建议，史迪威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载建议的地方用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写道“当心，罗斯福不感兴趣。”
罗斯福在谈话中说，委员长在同他单独会晤后现在接受了东南亚司令部制订的缅甸作战计划，并同意派遣Y部队参战。那天晚上九点钟，史迪威接到霍普金斯的电话，要他赶回住处，到那里后史迪威听说蒋介石两个小时前撤销了他的许诺，“我的上帝，他又不认账了。”
第二天上午，蒙巴顿、史迪威、萨默维尔、阿诺德、惠勒、斯特拉特迈耶(中缅印战区新任空军司令)、陈纳德等诸将领前去拜访委员长。“约翰·刘吓得脸色铁青，因为我们迟了三分钟。商震的眼睛瞟着门外，脸色灰白，双腿发抖。这些人的日子好不难过呀，整天吓得呆头呆脑。”蒋介石又坚持一个月要空运一万吨物资，但是在众位来客的说服下，又答应参加缅甸战役——至少客人们是这么想的。蒋介石第二天在启程返回中国之前又推翻了自己的保证，他叫史迪威留下来表示反对，坚持要对曼德勒进行空降袭击以及每月空运一万吨物资。这个时候，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欧洲战区的人员已经去德黑兰，史迪威留下来等待他们返回开罗再作最后的定论。“我们现在处境怎样？”史迪威感到迷惑，结论是，由于由一帮人指挥战争，执行人就处在既为难又危险的地位了。“路易斯·蒙巴顿对小人物已经厌烦了”，史迪威写道，“谁又能不这样呢？”
史迪威的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蒙巴顿的日记证实了史迪威的看法。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开罗会议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第一次同蒋介石谈判，“他们被逼到了完全发疯的地步”。蒋介石也有理由发疯，因为事实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希望他参加的战役问题上从来没有作出一个肯定的决定或者达成一个可靠的协议。蒋介石一直坚持说，如果不进行一次重要的两栖作战使英国人投进去的话，他决不把中国军队重新开进缅甸。根据昔日的经验，中国人不怎么能相信西方国家的话。蒋介石是有理由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事实上，丘吉尔认为罗斯福总统是不顾他的反对答应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两栖作战的，丘吉尔在他自己的记录中认为他并没有承担什么义务。
马歇尔在开罗同史迪威私下交谈中告诉史迪威，9月间他曾打算问史迪威愿不愿调离中国到第四集团军任职。马歇尔问史迪威，如果把他调离中国，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史迪威只是回答说“我只得服从。”史迪威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批评，因为他在司令部里谈到委员长时使用了一些伤人感情的言词。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听到这些言词以后，把这些话传播到中国各地。史迪威保证不再说这类话，但是马歇尔后来说，两个星期以后，史迪威又故态复萌了。
德黑兰会议期间，史迪威在埃及一股劲地观光游览。他乘飞机到了耶路撒冷，还沿着尼罗河到了埃及古城底比斯的遗址卢克苏尔，参观了拉穆赛斯王朝 [ 译注：拉穆赛斯王朝，公元前1500至1000年。 ] 图坦卡蒙 [ 译注：图坦卡蒙，古埃及拉穆赛斯王朝的一位法老，在位时间公元前1358－1350年。其陵墓于1923年11月4日被完整发现，1924年开放。 ] 等法老的陵墓和卡尔纳克神庙，他对所看到的一切极感兴趣，他的观光感想比他在开罗会议上的笔记还多。他给妻子写信说，“我是个古迹迷，这里恰恰是多古迹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一连呆上几个月……如果不是这次愚蠢的会议在这里举行，我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古迹”——权衡起来，他如此看待此行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德黑兰会议上有两件事使开罗会议的结果具体化了。这两件事就是斯大林坚持尽快实施“霸王”行动计划还加上“铁砧”行动(在法国南部的协同登陆)计划，并重申了他10月份在莫斯科对哈里曼和赫尔说过的话，即在打败德国以后俄国立即参加对日作战。尽管丘吉尔在会上力争要进攻罗得岛和土耳其，但是美国和俄国的支持使“霸王”行动计划获得了通过 [ 注：史迪威对德黑兰会议的简要概括是：“丘吉尔想从外围突破并占领罗得岛，但是斯大林说不行，所以‘霸王’行动计划被采纳了。只要打败希特勒，斯大林马上就对日作战。” ] 。这立即给丘吉尔找到了借口，要求取消“海盗”行动计划，把英国登陆艇用于法国南部。丘吉尔坚决拒绝执行上述两件事，尤其是因为他认为，既然俄国许诺要参加对日作战，也没有必要花主要力量来支持中国。“海盗”行动计划将是白费劲，他坚持认为，俄国参战的前景改变了一切。
罗斯福同样很重视俄国的许诺，虽然他在开罗会议以前就知道俄国的这个许诺，但是这次由斯大林亲自在最高级会议上加以重申就增加了保证的份量。由于同斯大林的会晤是在美国同中国人打交道遇到困难的时候举行的，这次会晤就提出了苏联代替中国成为美国战时或战后伙伴的可能性。罗斯福刚刚对蒋介石感到失望，他现在更加急切地想让斯大林成为他战后蓝图中的第四块坚固的基石。罗斯福曾经对布利特大使说，“我觉得如果我尽可能地给他(斯大林)一切东西而不要任何回报，他作为要人理应行为高尚，肯定不会吞并任何地方，肯定会同我一道为实现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罗斯福相信，通过在“霸王”行动计划这样的问题上同斯大林进行全面的友善的合作，通过满足他提出的诸如使用象大连这样的不冻港的合理要求，他就可以使苏联全心全意地加入计划建立的联合国组织。通过一次历史性会晤的融洽气氛，罗斯福得出了结论，认为斯大林是“可以接近的”人，可以把他拉入战后为共同目标进行的合作中。罗斯福11月30日在丘吉尔寿辰的宴会上答谢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在德黑兰证明，我们各个国家虽有各不相同的理想，但可以形成一个和睦的整体。”在这种存在于想象中的和睦整体里，中国的问题开始显得不那么迫切了。
斯大林漫不经心地使这个和睦整体日益衰颓。罗斯福把缅甸攻势计划以及云南部队的作用告诉斯大林以后，斯大林说，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低弱是由于“领导不行”。斯大林对于拟议中的关于归还中国领土以及将来让朝鲜独立的宣言没有表示异议，只是说“必须使中国人打仗，迄今他们并没有打仗”。
12月1日，由英国、中国、美国签署的开罗宣言公开发表，这标志着国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完成了罗斯福的政策目标，而罗斯福这时已开始产生一些怀疑。宣言保证把“日本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并规定各签字国必须战斗，一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现在正式排除了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这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因而它扬言要退出战争的威胁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事件的角色们才能认识到他们自己促成的变化。除了那些已经了解中国的这个唯一的讹诈手段的人以外，许多人对于中国的这种讹诈手段毫不可怕这一点还不是很快就能认识清楚的。
罗斯福等人再到开罗以后，“海盗”行动计划成了一场激烈斗争的核心。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坚决反对废除这个计划，他们否认该计划分散了执行“霸王”行动计划的精力，否认“铁砧”行动计划需要用“海盗’行动计划中的登陆艇。他们坚持说，如果不执行“海盗”行动计划，委员长就有理由扣住Y部队不放，因而就会使缅甸战役计划无法实施。马歇尔和金上将担心，如果不发动缅甸战役，日本就能更顽强地抵抗太平洋上的进攻。李海上将仍然担心“蒋介石可能退出战争”。罗斯福说，他向蒋介石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蒋介石是带着一个明确的谅解从开罗回国的：盟国将发动一次两栖战役，尽管他自己没有做任何保证。丘吉尔仍然持坚决拒绝的态度。丘吉尔提出的“海盗”行动计划所需的人力物力可以在别处发挥更大作用的论点由于蒙巴顿的要求而更加有份量了。蒙巴顿提出，要执行“海盗”行动计划需要五万人部队，这个数字超过了实际需要。在向东南亚司令部问及各个选择方案时，东南亚司令部本部人员重申，没有云南部队参加，连接中国的陆上通路就无法打通。这场激烈争吵持续了三天。据李海上将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的会议上，英国人都没有如此“坚决地反对”过美国的建议。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冷酷的事件，帮了英国人的忙。博特纳将军拍来一份电报，说中国第三十八师的前沿部队行进到胡康谷地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日军的狙击，他们掘壕据守，屡次违抗命令，拒不前进。这份拍给史迪威的电报被错交给了在东南亚司令部任职的魏德迈，他就把这个消息捅给了他的英国同事们。英国人如获至宝，从史迪威自己的司令部得到了一个证据，证明中国不愿打仗。不到几小时，这个消息就在全体会议人员中间传开了，英国人想以此证明史迪威建议同Y部队会师是想入非非。胡康谷地发生的事实真相是，博特纳根据他的老经验，把中国人得到的情报打了百分之二十的折扣，拒绝了中国军官提出的派遣炮兵的要求，也没有亲临前线弄清情况。
12月5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短信中作了让步：“取消‘海盗’行动计划。”为时两个星期的开罗－德黑兰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两个星期里，中国居于次要地位了。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决心要利用会议机会为中国人取得成功；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罗斯福为了取悦于斯大林而牺牲了蒋介石。他在舞会上找到了一个新舞伴。他给丘吉尔的短信标志着他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人们当时还没有承认这一点。罗斯福总统并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也没有这样做的习惯。总的来说，他知道应该遵循的方向，但是路途中的决定却是根据经验作出的。罗斯福的朋友艾夫里尔·哈里曼说，他在某个既定日期同敌人作战的方法就是“当天早上权衡桌上的报告”。在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罗斯福所作的选择同一开始就赞成把欧洲放在首要位置的选择是一致的。从战略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海盗”行动计划基本上只是一种姿态。
开罗会议取得的结果并不是原来想取得的那种结果。中国刚刚被承认是一个强国，对蒋介石的诺言就撕毁了，好象他就是摩洛哥的苏丹一样。双方接触的结果是，中国对西方的不信任加深了，西方对蒋介石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罗斯福打电报把计划的变更情况通知了蒋介石，电报问蒋介石，在不采取两栖行动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打北缅战役，或者再等待一年，等到盟国明年雨季发动一场大规模登陆作战时再打，而在这期间盟国将使喜马拉雅航线保持最高运输量。虽然史迪威没有义务传递这个消息，但是罗斯福和马歇尔认识到，这一形势又使史迪威成了仇人。史迪威要是空手返回重庆很可能使他处境艰难。马歇尔提出把史迪威调往另一个战区，让他指挥美国部队，使他有机会发挥才能。史迪威谢绝了马歇尔的搭救。他从来没有过多地考虑“海盗”行动计划，取消这个计划除了可能影响Y部队以外，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蒋介石的不情愿态度非常坚决，任何进一步的解释都无法大大改变形势。此外，史迪威认为，到时候，中国人不得不参加战斗来打通他们自己的交通线。虽然史迪威从来没有在笔记中记载下来，但是可能从他撤出缅甸之时起，任何事情也没有动摇过他打回缅甸的决心。
史迪威在离开开罗之前，想从罗斯福那里知道，取消“海盗”行动计划的决定是否反映出政策的改变，他在新形势下应当如何同委员长打交道。在戴维斯的陪同下，史迪威到罗斯福的住处又同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进行了一次交谈。史迪威关于这次交谈的记录——只记下交谈的内容而没有评论——同现存的任何文件一样，生动地体现出罗斯福谈话的情景。
“嗯，乔，你对这个坏消息有什么看法？”这是罗斯福总统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谈到了美国同中国的友谊、传教士、德拉诺家族在广州的情况、抑制中国通货膨胀的计划、使香港成为自由港的计划(“但是我们首先得升起中国旗帜，然后蒋介石第二天就会作出重大姿态，宣布香港为自由港。这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大连问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为印度支那和朝鲜制订一个二十五年左右的托管计划(“……直到我们使他们能自立时为止，就象菲律宾那样。我曾经直截了当地问蒋介石，他是否想要印度支那，他说‘丝毫不想！’——正象那样——‘丝毫不想！”)，还谈了其他许多问题。后来还用了很长时间谈了同孔祥熙就美国为中国发展运输业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问题的商谈情况。尽管史迪威和戴维斯几次试图想把话题从贷款问题转到当时的政策上来，但是他们实际上无法把话题引过来。
罗斯福总统暗示他心中有些新疑问。他问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撑多久，”史迪威回答说，中国的局势是严重的，如果日军再来一次象去年夏天那样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斯福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表示，这样的人选“很可能都要指靠我们”，这个问题到此没有再谈下去。史迪威离开时仍然坚持他的看法：“这个人(蒋介石)是个浮躁的笨蛋……毫无希望。”罗斯福和史迪威两人都急欲搞好同中国的关系，但是两人的意见竟然各不相同，两人之间没有丝毫的互相谅解，这真是历史的无情捉弄。不过，霍普金斯想了个法子来弥合两人在了解情况方面的差距，他提出今后要阅读戴维斯发回的报告，后来他还经常把有关报告转给罗斯福总统阅读。
蒋介石带着他引以为自豪的大国地位证书从开罗回国。他逢人便说他得到了盟国在孟加拉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但是他刚刚回到国内，取消孟加拉湾军事行动的电报就跟着拍来了。他立即以抬高要价的方式来对他遭到的耻辱进行报复。蒋介石要求美国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理由是他动员全国人民继续抵抗日本的任务现在变得“肯定困难多了”，中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软弱地位使它“无法”坚持六个月，更谈不上坚持一年，而中国战区的崩溃将会给“全球战局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还要求至少把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目增加一倍，为了使空军展开有效行动，蒋介石要求把喜马拉雅航线的空运量增加到每月二万吨。
史迪威回到重庆以后的最初想法是劝说蒋夫人反对搞讹诈。史迪威告诫说，“我们的人听烦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能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召见高思大使，向他说明支持中国货币是何等紧迫，而蒋夫人则大谈特谈为了维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力量花费了多少多少钱。高思是很不容易被说服的人，所以委员长很长时间来就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一样也希望美国召回高思。高思向华盛顿建议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恶化得非常快”，给中国提供贷款也无济于事，为了防止中国崩溃，“必须尽早采取军事措施，收复缅甸，重新打通连接中国的陆上运输线。”
蒋介石这种实际上是为继续参战索取金钱的做法使华盛顿对中国更加失望。摩根索也以同高思一样的理由反对向中国提供贷款。他对罗斯福总统说，中国无法运用这笔贷款，用它来控制通货膨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中国人已经使得美国1942年给他们提供的那笔贷款成了一次大失败；而且中国人在美国仍然有四亿六千万美元没有动用。中国人拒绝实行比较现实的兑换率，坚持保持二十元兑换一美元的人为的高兑换率(这个兑换率是实际兑换率的六倍，到1943年11月，实际兑换率已达一百二十元兑换一美元)。这种做法使得同中国有来往的所有政府和私人机构越来越不满。据高思报告，中国官员利用这个形势从“我们花费在战争上的钱财中捞取了大量美元”。美国财政部获悉，中国政府有一笔八十六万七千美元的资金已经转到了蒋夫人的姨侄小孔以及蒋夫人的另一个党羽吴博士的帐下。
摩根索财长在一份说明“事实真相”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拒绝向蒋介石提供十亿美元贷款，他提出了详细理由，说明中国需要的是食品、货物、机器和大量武器，其需要量很大，就看陆路或海上运输能力如何了。他提出为了重新打通陆上和海上的运输渠道，中国自己应当分担作战任务。使他感到意外也使赫尔国务卿感到苦恼的是，罗斯福总统建议把这份备忘录原原本本地转交给蒋介石，总统也的确这样做了，只是在备忘录中加了一些保证有诚意的话来安抚蒋介石。
在重庆，史迪威竭力想诱导蒋介石参加缅甸战役，尽管盟国已违背自己的保证。经过两次长时间的会晤，蒋介石仍然坚持驻扎在缅甸的日军是八个师团，不是五个师团；说东南亚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不足以解决问题；还说尽管盟国军队加强了力量并有空军掩护，但是获胜的机会比1942年还小；他说最好还是采取守势，让日本人发动进攻；他绝不能冒着被日本打败的风险，因为吃败仗将会给中国人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史迪威驳回了蒋介石的所有论点，但是没有什么作用。“他完全是疯了……即使被切断援助也在所不惜——仍然不愿冒打败仗的风险。”宋美龄和宋霭龄也象疯了似的，怕得睡不着觉。“宋美龄恳求小人物。她对我说，她除了杀他以外，什么都干了。”不过，蒋介石还是同意驻扎在利多的部队按原计划参战，并以书面形式授予史迪威不受任何干涉的全面指挥权以及“革掉任何人直至撤掉所有指挥官的权力”。蒋介石说，这是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只要注意不为英国人利益而牺牲这支部队，史迪威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对于罗斯福总统的一再催促(罗斯福是应史迪威的要求催促蒋介石的，而史迪威则是按照蒋夫人的建议提出要求的)，蒋介石在答复中拒绝在缅甸战役中使用Y部队，除非盟国军队拿下安达曼群岛或仰光或毛淡棉，切断日军的后路。
在美国拒绝提供十亿美元贷款后，蒋介石又提出一项十分离奇的新要求：美国应当按照官方汇率偿付在开罗会议上决定的为实施B－29轰炸计划而在成都地区为B－29飞机修建机场的费用。如果美国觉得它做不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则抱歉地告知美国，它“没有力量来满足驻华美军的需要……无法进一步承担物质上或财政上的任务，其中包括军用建设项目。”原定于1944年1月15日开工的机场修建工程就此耽搁下来了。
史迪威写道，“我的天哪，用五千万金元修建机场，五千万金元是敲竹杠！”在华盛顿，摩根索财长怒不可遏。他吼叫道“他们是一帮混账王八蛋，我决不到国会山上……要求拨给他们一个铜子。”摩根索建议，“我们要他们都跳长江里去”，我们自己通过黑市活动花钱来修建机场；他愿意“每天给萨默维尔将军送去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珠宝和金条”。平静下来以后，摩根索同手下人员讨论了替代方案，他的手下人员建议说，按照一比二十的官方兑汇价格来建造机场，造价极为昂贵，支付不起；估计要八亿美元。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楚了，就连美国这个富国也花不起在中国打仗的开销。
美国人认为，蒋介石要求美国用六倍于实际费用的标准出钱去打败占领中国领土的敌人，是一种神经错乱，没有道德心，实在令人愤慨。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道德心与孔教的道德心是不同的。也许，中国对西方所积蓄起来的所有蔑视和幻灭之感在蒋介石提出偿付要求时都考虑进去了。开罗会议的结果进一步加重了蒋介石的根深蒂固的仇外心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他对于美国把租借法案援助的大部分转给英国和俄国而怀恨在心。
同所有在金钱问题上的争吵一样，美国与蒋介石的这次争吵使人心里很不痛快。摩根索财长说，“也许我们不需要他们，的确——”摩根索要寻找某种军事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召见了萨默维尔将军，询问他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我气得发疯，难道我非得忍气吞声吗，你们没有什么办法能摆脱出来采取其他行动吗？”萨默维尔同马歇尔和史汀生磋商以后报告说，陆军“非常不满”，准备“采取强硬立场”，上至一度是最坚决支持中国的人、陆军部长史汀生也都如此。史汀生那天在日记中敏锐地写道：“既然我们非常密切，我并不担心中国人会退出战争。”
1944年1月20日，萨默维尔同摩根索会晤时说，陆军准备停止在中国修建机场，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进攻日本”。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主张：美国“可以通过撤销援助的办法搞垮蒋介石”，或者，如果美国人愿意，“花一亿美元的代价收买蒋介石的某个对手”来搞垮蒋介石；可以物色的蒋介石对手大有人在。卢修斯·克莱将军建议，不要再向中国运送任何租借物资，或者把租借物资的一部分转交给地方将领，“或必要时干脆撤出中国，或者呆在中国什么事也不干，继续以缓慢的速度行事。”
从这次会议以后，可以说，美国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诚意。不过，美国的支持并没有中断，美国也没有试图扩大它的选择余地，找其他门路。同掌权者打交道是最方便的途径，对外政策是有惯性的，不允许作任何改变或去碰运气。华盛顿政府内一致认为，美国不能接受也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官方兑汇率，但是国务院切望不要削弱蒋介石的地位，罗斯福也不打算抛弃蒋介石。美国提出建议，把兑汇率定为四十比一，孔祥熙应邀到华盛顿进行进一步的商谈。中国人仍然要求美国要么提供十亿美元贷款，要么把兑汇率定为二十比一。孔祥熙在启程去华盛顿之前同高思大使谈话中谈到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时说，日本一直在提出“某些非常好的建议”。
到2月份，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的推进提出了提前几个月到达中国港口的可能性，这一前景使得更有必要修建机场支援进攻了。军界原来所持的没有中国照样可以打仗的看法不复存在了。金钱问题上的争吵仍在继续。将近一年以后，孔祥熙博士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仍然满脸堆笑地坚持二十比一的兑汇率。
与此同时，根据各项临时的财政折衷方案，中国老百姓修建了一些机场，B－29飞机抵达中国。四川省从当地各县区聚集了四十五万民工。每个县都派足了规定的男女民工及童工的定额，并携带工具和九十天的口粮。民工们步行前往工地，把物资放在独轮车上推着。民工们在没有卡车、挖土机、混凝土的情况下修建了九座机场，其中四座机场有九千英尺长的跑道。民工们用扁担挑着柳条筐，把千百年来辛勤开垦的水稻田表层熟土运走。男民工们拉着石滚子来来回回压平下面的土层。他们用无数手推车从河边运来鹅卵石铺了一层地基，上面铺一层用泥浆搅拌的土层。女民工的任务就是整天坐着用锤子砸碎石。然后铺一层碎石，接着再把表层熟土运回来铺在上面，重新压平。各村的工头拿着代表各村的小三角旗，按照工程师们的指示，负责指挥本村民工劳动。工程师中，除了十四个美国人以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六十天以后，第一批B－29飞机开始使用机场，九十天后机场全部完工交付使用。
在建议孔祥熙去美国之前，美国对蒋介石提出的第一项反建议表示，美国每月可以向中国开支二千五百万美元，条件将由高思大使和史迪威将军共同商定。当这个难办得要命的任务落到史迪威身上的时候，史迪威已不在重庆，他也不打算很快再到重庆去。他于12月20日，即蒋介石书面授权他指挥拉姆加尔部队(现在称为新一军)的第二天，离开重庆前往缅甸前线。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能成功吗？”他带着这个不很有信心的问题逃脱出来，到“绝无战事”的缅甸战场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