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必须走·第十五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向中国提供物资，向中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军需品的工作是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后勤任务，大概也是任何战争中所未有过的艰巨的后勤供应问题。如果说地形和气候等自然障碍造成的困难极大，那么由于相互对抗和各参战国士气低落等人为障碍造成的困难也不轻。
夏季几个月的季雨使上述困难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要按照“三叉戟”会议的指示把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量增加到每月一万吨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C－46飞机上到处都是毛病”，史迪威在他的视察日记中忧虑地写道，“汽化器结了冰。我们在喜马拉雅航线上已经损失了六架飞机，飞行员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机组人员有反抗精神，一旦飞机引擎熄火就立即弃机跳伞，或者天空有一点云彩就拒绝出机飞行。当飞行员们弄清了“中国人”并不打仗，运送给地面部队的物资都被弄到黑市上倒卖时，他们就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填满私人的栈房，虽然他们愿意冒任何风险为第十四航空队运送补给品。防范日本战斗机的工作做得很差，因为日本人把他们的飞机藏在有草皮覆盖的地洞中，这些地方从航空照片上很难看出来，就连克钦侦察员也难以发现日军掩藏飞机的地点。战略情报局所属部队在1943年间共营救了一百二十五名空军运输队的机组人员，但是所营救的人数还不到被击落的飞机上的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但是，“三叉戟”会议之后，给空军运输队派去一名新指挥官和实行新的鼓舞斗志的措施，逐渐消除了C－46飞机的毛病，士气和飞行条件有了改善，运输吨位从5月份的三千吨增加到7月份的五千五百吨，9月份又增加到八千吨，雨季结束后，11月份增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万三千吨。
但是空中运输的成果是以牺牲公路建设才取得的，因为修筑公路的人力以及许多推土机、卡车、平路机和铲土机都被调去修建阿萨姆机场。为留在筑路工地上的部队运送物资的工作在雨季受到了阻碍。汽车无法通过泥泞的道路；大象和那加地区的脚夫无法运送所需的食品、燃料和装备；劳动一天清理出来的路基可以在一小时内被塌方埋掉；推土机由于土地塌方而斜倒在路旁；所有这一切——人、机器、帐篷和地面全都泡在雨水中；粮食不足，疟疾蔓延。缅甸甚至出现了一种无法对付的丛林斑疹伤寒，这种伤寒能引起皮肤损伤、高烧、内出血、昏迷、说胡话，常常使人丧命。
在空军运输队扩大的同时，修路工程从5月至8月只推进了三英里。由于史迪威坚持要收复北缅，这条公路在这个战区中同史迪威密切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史迪威坚持收复北缅不怎么聪明。英国人总是说，由于自然条件决定了缅甸的公路都是沿河流成南北向，从来没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因此要修好这条东西向公路是不可能的。自然条件诚然如此，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很少人认为将来这条公路能够运送很多东西，足以说明现在耗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吃这么多苦头是值得的。据斯利姆将军说，只有史迪威认为这条路“既有可能修好也值得耗费它所需的人力物力”，其实，他本人本愿用修这条公路所需的资源来发动一场全面的攻势，把从仰光以北的缅甸全部地方重新夺回来，这样，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将比这条公路给中国运送的物资多得多。那是很明显的。史迪威比斯利姆更衷心期望如此。唯一的困难是斯利姆的上司，这一点史迪威很清楚。斯利姆的上司自始至终都激烈反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迪威并没有把修建利多公路作为很可取的办法，而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因为首先，北缅战役的全部补给物资必须经这条公路运输，最后在中国的战役的补给物资也得靠这条公路运输。他只是对汉尼巴尔说，“我一定要找出一条路，不然就修筑一条路。”
到了8月，困难已经清楚地表明，陆路和喜马拉雅航线加到一起也无法运送足够的自用物资和燃料以及供空军在中国扩大空中行动使用的燃料。面对着运送一吨物资到中国就得耗费一吨汽油这一严峻的事实，计划人员8月份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中国的形势需要铺设一条输油管道。这又会成为一项不切实际的冒失工程。从加尔各答到昆明有一千八百英里，中间要穿过大山和峡谷，要越过激流和河床，因为没有钢材，只有靠木材在河流上架起桥梁来支撑油管，这条输油管如果铺成，将是世界上穿越自然条件最差地区的最长的输油管，实际上这只是计划人员所做的管道美梦罢了。同利多公路一样，这条油管必须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铺设，除非北缅战役取得胜利，否则公路和油管都达不到中国境内。
中缅印战区之所以表现出种种无能，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能商妥一个为之奋斗和激励斗志的目标。在中国的普通美国人，买不到他们嗜好的啤酒和陆军消费合作社供应的物资(空军运输队的飞机腾不出较多的地方来运输)，他们对于周围的贫穷和肮脏而给他们传染上痢疾、肠虫病和其他各种内脏疾病感到十分憎恶，不愿接近中国人的毫无生气、刻板而悲惨的生活。他们丝毫不了解由于中国人长期贫困和一无所有才使得偷盗和贪污行贿成风，因而也没有象浪漫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从接触中感受到所有的人都亲如兄弟。相反，他们认为所有中国人都腐败无能、不可信赖、十分讨厌、见东西就偷、毫无希望、东方王八蛋。在供应基地内外，总的来说，敌对关系又出现了。中国老百姓觉得美国人愚蠢、放荡、粗鲁、傲慢、常常是残暴而又容易收买。据美国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的“上层阶级”对于美国士兵闲遐时候的粗野行为和第十四航空队人员“粗鲁的”举动和“不修边幅、肮脏邋遢”的外表“感到惊讶和震惊”。
租借法案援助使双方无休止地憎恶对方。昆明的黑市上，从药品到半吨卡车，几乎应有尽有。连第十四航空队都报告说，“中国人贮藏汽油，把汽油上在我们飞机的帐上。”报告中举出一架飞机为例，这架飞机有一天加了八次油，总共七百加仑，而实际上总共只飞了四个小时。如果没有美国人纵容捣鬼，这种交易是很难做成的。在中缅印战区里，美国人也毫不迟疑地捞取好处。到1944年底，由美国空军、陆军、红十字会人员、文职人员走私的黄金、磺胺药物、外币、香烟、口香糖、陆军消费合作社供应的物资等等，估计约为四百多万美元。美国陆军调查组调查人员一次就处理三百宗案件，其中最大的一件是第十四航空队的“鲍德洛案件”。这个地方除了涉及从华南名城桂林买来一批姑娘以及从印度经喜马拉雅航线运来一批姑娘的主要勾当以外，还是一个走私中心。史迪威得到有关情况的报告以后，不得不采取正式行动。“军官们拉皮条，把女人弄到飞机上乱搞。派人把陈纳德找来，他知道……更多有关偷汽油集团的内情。”此事受到了战区总监的调查，由于事情牵涉到陈纳德，实际情况比已知道的复杂得多，所以造成了进一步的恶感。陈纳德在中国的各种经济活动也是引起阿诺德将军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处于殿后梯队地位的印度真惹人生气，原因既在于英帝国主义者也在于它国内懒惰的“东方佬”，美国人称印度人为“东方佬”。美国人往往把在印度的英国人同英王乔治三世联系起来，也把印度人1942年的起义同美国人在列克星敦、康科德、邦克希尔的反英斗争联系起来，但是美国人最初对印度人的同情很快就转变成了不耐烦和蔑视。许许多多的印度人十分明显地习惯于卑躬屈膝地生活。他们缺乏中国人的生气、欢乐、内心的自信。美国人虽然不停止批评帝国主义，但很快就接受了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态度。有人说中缅印战区的英文缩写字母(CBD代表着“思想混乱的印度狗崽子”Confused Bastards in India的意思，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中缅印战区的美国人员都在袖子上戴着一个盾牌形状的中缅印战区徽章，徽章的图案是美国的星条，顶部是印度的星，中国的白日。这种徽章是用来区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表明他们这些美国人是作为盟友到亚洲来击败日军的，不是来复活英帝国的。虽然徽章由三个国家组成，但是人们却不能同心协力。由于在别的地方能得到荣誉或者提升，由于人们心怀不满、丑闻百出、心灰意懒、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怨恨，中缅印战区成了令人不快的战区，它的内部意见不和。
由于得不到物资和权力，史迪威现在得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参加不包括仰光在内的缅甸战役。史迪威要执行的一个绝妙的任务是把罗斯福提议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授予蒋介石，还有何应钦，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抚慰，也可以说是贿赂。而史迪威一直认为，中国军队软弱无能责任就在何应钦身上，他还一直鼓动撤掉何应钦的职务。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真使我感到恶心”。(同时，史迪威顺便还向他的好友商震、红十字会的罗伯特·K．S．利姆医生、普遍受到尊敬的军械署长俞大维等人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的一种照顾。)
史迪威的憎恶不只是出于个人原因。他觉得美国使自己居于“不得不支持这个腐朽政权的地位”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情况同美国在德国所反对的局面形成了奇异的对照。史迪威认为，中国和德国都是“由盖世太保(在中国是戴笠手下的特务组织)支持的一党制政府，由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神智不健全的人领导一党制政府”。史迪威时常试图使自己理解这种情况。他记下了同他的好友和顾问、中国的大学者蒋梦麟的一次谈话的详细情况。蒋梦麟提醒史迪威，欧洲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政治教育，中国才经历过五十年的政治教育，而且是依赖外来文明，不是自己的文明。他说，虽然委员长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不足以成事，“但是眼下还没有比他合适的人”。史迪威从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经验中知道，国民党把国家治理得这么糟，并非意料之外的事，因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家庭责任的公民概念，行使民政职能的官员阶层已遭毁灭。
但是史迪威个人受到的挫折是最大不过的。罗斯福作出的重用陈纳德的决定显然缩小了史迪威的影响，确认了委员长维持既不作战又不改革的决定。“我受到了忽视、轻视、阻挠、拖延、欺骗……”，史迪威再也忍耐不住了。
史迪威在等待蒋介石的答复，等了三个星期，却发现身为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对于“三叉戟”会议的建议丝毫不知；蒋介石没有告诉他。使史迪威恼火的是，何应钦想把配备给Y部队的武器调到湖北去使用。原来保证最迟在3月1日给Y部队派去几师部队的事仍然一拖再拖。陈诚拒绝回司令部，除非这些师到达。在未到达的部队中，原先曾保证“绝对”在5月20日以前赶到的一个师，到6月份还没有到达；时至7月，才到了象征性的一千二百人。给拉姆加尔训练营地补充兵员的情况也是如此。原来答应3月份派四千五百人去拉姆加尔受训，可是到7月份仍然未见一个人影。原来答应派去接受操纵重炮训练的二百人，经过中国医生检查就退回六十五人，美国医生又退回三十人；到拉姆加尔受训的只有三十五人。后来，在实际战况的逼迫下，派了一批十二到十四岁的孩子作替补。在同何应钦就卡车争议举行会晤以后，史迪威的那种始终不渝坚持不懈的精神几乎丧失殆尽了。“这次会晤后我的情绪再次下降，看来任何事情都绝对办不成了。”
史迪威认为，何应钦越来越强烈地反对派兵去拉姆加尔受训，是因为拉姆加尔的训练方法使他自己管理中国军队的那一套很丢人。史迪威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拉姆加尔营地直接把军饷发给士兵，它使得士兵在伙食和医疗方面的要求也提高了，这实际上在中国军队中会起坏事的作用。至于Y部队，史迪威觉得中国人是在拒绝别人帮助他们作好战斗准备的一切努力。“那是问题的症结——他们就是不想作好打仗的准备。”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人不愿通过决定性的战斗来解决问题。事例之一就是中国军队1937年在上海主动要同日军打一仗，但是那一仗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为了影响国内外的舆论。中国人在Y部队问题上向史迪威作出种种保证是为了把物资弄到手，并不打算付诸实践。中国人一贯是把保证当作安抚人的一种办法，并不打算去做。史迪威深知这一点，但是他还是相信中国人对他作出的保证——他愤恨地把没有兑现的保证一一记下来——因为他无法摆脱他自己的设想：作一次保证总是说明一种意向。
也有一些中国人要求改革军队。昆明军校的许多军官都勤奋工作，渴望得到教导。被任命为昆明军校训练主任的白崇禧从首都来军校视察，显得热情颇高，他是第一个来军校视察的高级军官，而委员长和军政部的其他军官都没有来过。白崇禧视察了每一个科目的教学情况，要求看看操练指南，向军官们发表讲话谈了美国军队的方法，准备在广西省会桂林再开办一所军校，再训练三十个师。白崇禧的热情并不是没有私心的，因为搞这个计划就会加强他领导的广西派的实力。正是这个缘故，蒋介石感到放心不下。对于急于得到鼓励的史迪威来说，白崇禧的支持似乎是一个“重大胜利”，白崇禧“也许是中国最出色的人”。
然而史迪威渴望有“真正的权力”来执行巩固和训练中国六十个师、使之成为中国具有战斗能力的一支军队的计划；要不然，租借法案的援助就是没有用到它原来的目标上——武装中国人与日本人作战。大约在这个时候，史迪威得出结论：如果他在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指挥职务而只是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个顾问职务的话，他就永远无法完成他的目标和他既定的使命。史迪威设想出“战地参谋长”的职务，他认为美国可以为他争取到这个职务，只要美国人愿意告诉中国说，不给他这个职务，就撤销租借法案援助。史迪威1943年6月在他的笔记中已经写下了这一计划，这一计划正是一年以后涉及他的使命的那项建议的由来。据史迪威设想，美国可以要求委员长任命他担任战地参谋长，并命令军政部执行他的各项决定。如果蒋介石拒绝这样做，美国就“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援助……蒋介石无法拒绝。如果我们甩开他不管，他就会完蛋。中国向美国要五亿美元援助的谈判正在这里举行”。
史迪威给马歇尔去了几封信，建议按照他的计划办。信中对手美国政府没有用租借法案援助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感到不满。“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的东方政策的想法是错误的。”由于罗斯福总统拒绝向蒋介石提出换取美国援助的条件，史迪威认为改革中国军队不成该由罗斯福负责。史迪威言过其实地谈了向蒋介石提出条件的作用，因为他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条件。情况很清楚，即使在最后通牒面前，蒋介石也总能找到某种办法避免实行他所不敢实行的军队改革计划。史迪威内心也知道，用租借法案援助作讨价还价的手段决不是能改变中国制度性质的万能魔杖：他在一篇随便写的涉及蒋介石政权普遍玩忽职守的散记中写道，“要改革这个制度，就得把它彻底砸碎。”
马歇尔屡次致电史迪威催办给蒋介石授荣誉军团勋章的事。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要他“务请合作，罗斯福要知道授勋的日期！”史迪威曾提出过相当天真的反对意见，说蒋介石不配获得这种勋章。而蒋介石大概也很不愿意让史迪威给他授勋，他建议由信使把勋章转交给他。史迪威认为由信使授勋是对美国能够给予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的污辱。在这种气氛下，授勋仪式按时于7月7日举行，并拍摄了纪录电影。两个主角脸上毫无表情，史迪威用中国话照本宣读了给“自由旗手”的授勋词，称他取得了“杰出和鼓舞人心的成就”，史迪威隔着一段距离给蒋介石别上勋章。当时蒋介石望着远处，而身穿无袖印花上衣，脚穿有逼真蝴蝶结凉鞋、显得潇洒的蒋夫人则和善地在一旁看着。“小人物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身旁的人都毫无表情……我拉住他的上衣给他别勋章时，他吓了一跳，好像害怕我刺杀他似的。”
五天以后，即7月12日，蒋介石同意参加缅甸战役，这一次是书面答复，并有他的签字。史迪威的笔好象习惯成自然，写下了使蒋介石达到这一步所经历的一长串障碍、骗局和“一般的别扭”。“天哪，我简直智穷力竭了。”史迪威没有心思回想英美两国在缅甸战役问题上有过多少次逡巡。他立即去印度呆了六个星期，为缅甸战役作准备。在重庆得到很大收获以后，史迪威渴望在缅甸战役中让他指挥在拉姆加尔受训的军队。陈诚还没有返回指挥部，据说患了溃疡病，但他是因病还是不愿意或是因中国政界的内在矛盾而没有返回指挥部，还很难说。尽管Y部队的情况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史迪威认为他再也没有办法了。训练计划仍旧由多恩负责执行，但是史迪威在调动军队和补充兵员来拉姆加尔训练方面，再也无计可施了。
到1943年仲夏，史迪威被迫认识到，他这个美国人想使中国达到的战斗效率是蒋介石所不想达到的。史迪威现在认识到，蒋介石违反他自己最大利益的令人费解的态度是有根源的，这就是他担心“一支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会落到一个将来可能是对手的人手里，这是个冒险”。史迪威在7月23日给马歇尔的信中承认了这个原因，并在日记中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现在认识到，曾经一再出现的使他烦恼和不解的阻碍来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害怕有人对自己的权威提出异议，还因为蒋介石怕人反对他的下述看法：空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没有必要把时间花费在地面部队身上。否则，他就不会使他的军队那么不象样子而自己对于这种状况带来的莫大风险却又那么泰然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蒋介石“确实认为军队的情况很好，只要有武器就能使它成为可畏的力量。但很难想象一个军人愚蠢到如此地步……”事实上，与其说蒋介石是愚蠢还不如说他不了解情况，因为他只愿听好消息，不愿听坏消息。正如蒋梦麟所说，蒋介石“不知道实际情况。他的指示成百上千，象雪片一样乱飞，所有的人都说‘是，是，’但是他根本不知道究竟有什么结果”。看来蒋介石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总督叶名琛的转世。叶名琛在英国海军炮轰广州城的时候，既不愿谈判又不愿投降，因此广州人在当地的一首歌谣中唱道，“他既不愿打，也不愿和，又不愿守。他既不愿死，也不愿降，又不愿逃”。
这时候，为了消除战区存在的不满情绪和分割状态，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作了大调整，划分成几个部分。在“三叉戟”会议和下次魁北克会议之间的整个夏季中，英美两国在估价让中国参战的重要意义上有分歧，这阻碍了中缅印战区战略计划的制订。虽然韦维尔被提升为总督并且由原驻北非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接替他任驻印总司令，但是奥金莱克和他手下的人员对印度情况的看法同他的前任一样悲观。其根本原因是，英国不再相信印度军队愿意为英帝国打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不愿作重大努力，仅仅为支援中国人而冒风险在缅甸北部的荒山中作战。英国人宣称，中国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总的来说毫无意义”，英国人也不想支持中国在将来实现稳定。参谋人员在伦敦举行了讨论，其间美军的计划人员争辩说，如果不开辟一条从缅甸到中国的供应线，中国就会崩溃，中国一旦崩溃，盟军就会失去进攻的基地，约翰·怀南特大使对戴维斯说，“丘吉尔首相非常愿意看到中国崩溃。”丘吉尔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他一直认为可以从日本周围发动进攻打败日本，从而把中国置于战略计划之外。
罗斯福仍同以往一样决心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中的四块基石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于6月份建议当年晚些时候由他亲自同蒋介石会晤一次。他对于“我们在中国的整个工作成效”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委员长和陈纳德抱怨美国政府说话不算数，罗斯福总统仍然把这归罪于一些人。罗福斯7月15日与霍普金斯、马歇尔、李海、萨默维尔等人举行会议时说，“史迪威显然憎恨中国人”，他的电报里充满讽刺挖苦的词句，中国人和委员长显然都知道他的态度，“非常明显，委员长也不喜欢史迪威”。马歇尔承认史迪威不够慎重，但是说明他对中国官方和“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感情”是不一样的，并且坚持认为史迪威这样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丘吉尔提议成立一个与现有的印度指挥部分开的新的东南亚司令部。这一建议看来会解决某些困难。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没有作战部队，也不打算派部队去那里，美国的原则是不为恢复英帝国的疆土而战，所以东南亚司令部的司令只得由英国人担任。在魁北克会议上，最后一致同意由英俊、潇洒、悦人的四十三岁的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出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是英王的亲戚，拥有永久的上校军衔，对法国迪埃普进行袭击失败就是他作为联合作战指挥官所干的事。
史迪威后来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并保留着他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委员长的参谋长职务，他就是这样同时负担起三个司令部的重担的：通过蒙巴顿对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负责；通过马歇尔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对委员长负责。此外，他还是拉姆加尔部队的作战指挥，为了便于军事指挥和造成敌人的错觉，拉姆加尔部队改称为北部战区部队。根据这种安排，这个管辖区在地理上、作战指挥上和民族上相互连结交错重叠，非常复杂，当时及后来没有谁能把它们按照一般道理加以区分。蒙巴顿对这些地区感到摸不着头脑，甚至马歇尔也是如此；丘吉尔承认对这些地区弄不清楚；主要受害者史迪威并不是把组织工作看得比任务本身更重要的人，只是相当轻描淡写地把他的命运说成“使韦维尔、奥克、蒙巴顿、小人物、亚历山大(空军运输队指挥)和我交织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使人难以识别的中国之谜”。
戴维斯为史迪威所作的分析是，英国建立东南亚司令部旨在重新夺取它在东南亚的属地，如果英国想完全恢复它的第一流强国地位，它就必须在东南亚这么干。美国派人到印度和缅甸是使英国感到尴尬的事，但是英国人不得不容忍这一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成伙伴关系，然后加以控制……以便使我们和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一致起来”。戴维斯指出，这就是蒙巴顿的任务，蒙巴顿也许得到了丘吉尔要他“抑制他个人精力”的密令。
戴维斯接着指出，英国知道，无论英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美国旨在支援中国的行动，这都是与它本身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美国也想必知道，无论美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英国恢复它的殖民统治和白人霸权，这也是同美国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同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态度和未来关系是背道而驰的。读过这份报告的一位国务院官员在报告上写道，“我对于我们军队中有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极为高兴，但是，前途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在魁北克会议上，计划人员决定把中国作为今后对日本进行远程轰炸的基地。但是这个计划由于一个替代方案而黯然失色了，因为作了重要决定，从太平洋中部向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推进。这两个群岛离日本仍然有二千五百海里路程，从太平洋基地出发执行远程轰炸的战略构想在空军看来只不过有一线希望。长驱而下直取距离日本有一千四百五十海里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仍然是很遥远的事。原设计活动半径为一千五百英里的B－29飞机的性能还不完全清楚。美国人在魁北克会议上坚持不可撇开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说服英国人。所有过去有争论的东西又拿出来争论一番。除了北缅战役以外，没有为东南亚部队制订出与它的新指挥机构相称的全盘战略。打败日本的预计日期提前了四年，即1947年，或者说，按照最乐观的计划，在预计于1944年打败德国的十二个月后打败日本。
“三叉戟”会议以后为中缅印战区采取的唯一步骤就是史迪威长期希望的事：投入美国作战部队，但是只是派往北缅战场的代号为“抢劫者”的三千人的一支小规模突击队。这支突击队是仿效温盖特突击队建立的，迄今为止温盖特突击队并不怎么成功。其领导人奥德·温盖特准将是非正规战术的天才，丘吉尔曾带他去参加魁北克会议。他在阿比西尼亚和巴勒斯坦期间在军事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种远程深入战术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在被敌人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分散的小据点，突击队可以从这些据点分头深入敌后，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他的计划同陈纳德提出的快速省劲地摧毁敌人的方法具有同样的诱惑力。这年春季的作战计划取消以后，由温盖特训练的作好一切准备的突击队，获准到缅甸投入战斗，但是除了可能显示英国人展开了活动以外，突击队没有任何战略目的。突击队的活动受到了大肆宣扬，但是对于它的活动的灾难性结果，三千人里面死亡和失踪竟达八百人之多，却避而不提。然而，突击队的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并打算配合下次战役再次展开突击队活动。 [ cdhyy注：温盖特的所谓“钦迪队”，被包括利德尔－哈特在内的英国战史家提得很高，但其在印缅战区的作用的确是不值一提。 ]
马歇尔对远程深入战术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同意再派一支美国突击队。他很想限制美国在亚洲的行动，并想快速结束战争。他认为，战争长期拖下去会对社会体制产生危险。由于温盖特突击队中受伤的人的不幸命运是当日军的俘虏，马歇尔和阿诺德都设想远程深入战术应完全依靠空军的支持，由空军提供补给，进行撤退和增援。虽然“抢劫者”突击队受史迪威的全权指挥，但是马歇尔还是同意让温盖特指挥突击队的活动。
史迪威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要来一小批美国军队，可是他们现在却要我们让温盖特指挥它的行动！呀，难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指导他们，只有那位爱出风头的人才知道！他派人到杰沙毫无成果地白跑一趟，破坏了一段我们的人早就破坏了的铁轨，在伊洛瓦底江东面被敌人包围，逃出来的时候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员，除此以外，其他什么事也没干成。现在他倒成了专家。那真够叫基督伤心。”马歇尔安慰他，提醒他说：“如果我们要在一起共同作战，我们都得受一点委屈。对日本鬼子的冲击是报偿。”在那之前，马歇尔还给史迪威一封信，敦促他要真正同英国人合作；作战处处长汉迪将军建议，作为附加条件，在英军奏《上帝拯救国王》时，史迪威可以不参加他们一起唱，但是他至少应当站起来。
除了史迪威本人的不满之外，别人也不满起来：陈纳德的不满就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史迪威在日记中对陈纳德作了辛辣的嘲讽。“他在大声疾呼地求援。‘日本人要把我们赶出中国了！’真是可笑。六个月前他曾夸下海口，说他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陈纳德在向第十航空队求援，因为他对日本商船队的袭击引起了日军对他的空军基地的袭击。由于陈纳德一直宣称日军这样干就使他的飞机有机会把日机从空中全部揍下来，所以史迪威不愿把他原来担任保护喜马拉雅航线的飞机拨出来支援陈纳德。
在魁北克会议的接待室里，哪里都去的宋子文戴着黑礼帽和黑边眼镜，手持藤杖，到处打听会议对有关中国的问题作出了什么决定。这个时候，美国人通过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报获悉，日本人也已经破译了中国的密码电报。已经不严密的中国的保密工作出现了大的漏洞，吸收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就是鲁莽行事了。英国坚决反对把会议的有关决定告诉宋子文，但是又无法把其中的原因告诉他。因为，要是这个情报让日本人知道，日本人就会知道他们自己的密码已被破译了。一贯坚定而又机智圆滑的马歇尔承担了处理此事的任务。他把宋子文召进他的办公室，要他举手发誓保守秘密，然后把魁北克会议的有关决定告诉他，并说中国的密码已被日本人破译。马歇尔对宋子文说，如果他不遵守誓言，用电报把这个消息发回去，美国陆军部能够监听到，那么他也就完了。他得亲自返回重庆作口头汇报。
就在举行魁北克会议的同时，美国报界第一次透露出中国军事上无能及其必然结果的真实消息：如果美国人期望中国人在最终打败日本的战争中发挥主要或决定性的作用，那是会铸成“灾难”的大错误。《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不得不在其他报刊(在8月份的《读者文摘》)上把真相告诉公众，他的文章的题目是《对中国的看法主观愿望成份太多》。他写道，“传教士、战争灾害救济运动、能干的大使和电影都向我们说了过头话。”中国“从我们方面的意义上说，并没有赢得战争，而是正输掉战争”。它的巨大贡献在于牵制了日军十五至二十二个师，但是“它没有达到我们标准的真正的军队”，它发表的战报“几乎毫无价值”。鲍德温利用他同陆军部的关系，用史迪威本人可能会运用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军队在健康、训练、装备和防守精神方面的不足之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与史迪威的结论不同。他写道，无论喜马拉雅航线还是陆路运输，都无法运送在中国打一次重大战役所需的物资，如果不进行一次重大的两栖作战，也不可能夺取中国的港口。鲍德温的结论是：只有在海上击败日本，陆地上只有俄国人能够在满洲使用兵力。他的结论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陆军部的新想法。
史迪威得忠于自己的使命，他仍然把中国看作是抗击日本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他自己制订了一个打败日本的长期计划，其中包括对广州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地面攻击，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将是重新打通缅甸以后从印度调入中国的三师美军。这支部队将同麦克阿瑟指挥的从菲律宾和福摩萨向广州沿海出击的部队以及驻扎在中国基地袭击日本海运线的空军协同作战。最后一个阶段预定向上海发动一次陆上攻势，同时对日本本岛进行远程轰炸。史迪威认为他的计划能够把魁北克会议上制订的时间表缩短一两年。这个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军的先头部队，在史迪威看来，取决于指挥这支中美联合部队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手下的人员经常敦促他像其他战区的指挥官一样为自己的需要进行游说，或者像麦克阿瑟和陈纳德一样，利用报纸做宣传，但是史迪威拒绝了。“我决不给乔治·马歇尔制造任何压力。他在指挥着世界各地的战争。谁该得到什么应该完全由他去决定。”
但是，史迪威还是尽他的最大努力使由五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看到实情。这个代表团在到盟国巡访期间于8月到达中国。史迪威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把国民党政权的真相公布出来，由于美国对中国所抱的幻想破灭，重庆会因担心失掉美国援助而赶忙采取补救行动。史迪威从昆明陪同参议员们到重庆，“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尽量地影响他们的思想，但是蒋夫人施展了她的魅力，我不知道我和她谁胜了”。史迪威认为参议员们“至少已知道很多情况，会产生一些疑问”，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自信心会动摇”。参议员们回到美国以后报告说，英国在利用租借法案的援助为英帝国谋利。但是在国务院的恳求下，参议员们没有公开批评中国。参议员洛奇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仍然说，“有关中国的甜蜜宣传”现在该收场了。他的讲话被亨培克以《贬低中国》为题目报存国务院。
华盛顿流传的谈论证实以上的题目是有道理的。通过实行合作，美国人发现中国根本不像有关它的神话那样。这种新看法反映在陆军部的计划和战略部门中，这个部门开始重新研究中国在打败日本的全面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同太平洋地区逐渐展现的良好前景相比，利用中国潜力所需要花费的力气看来不值得。为了使中国参战以对付日本所花的代价，拿驻中缅印战区的空军和勤务部队的人数来看，到1943年增加了五倍，总数达九万五千五百人。虽然这个数目同太平洋地区的七十万人和欧洲战区的一百四十万人相比为数甚少，但是这支部队是放在美国历来反对使用他们的地方——亚洲大陆。作战处10月份在一份题为《再析我们的亚洲战略政策》的文件中提出一个初步论点：在中国身上，美国除了使它继续参战而作的必需花费以外，一文也不多花；限制轰炸机进出基地的数目；只为中国训练三十个师；绕过缅甸；从中缅印战区撤出多余的勤务部队，调往其它战区。这个实际上包括了英国立场的果断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在战略上——即使不是在政治上——并非少不了中国的思想已扎下了根。
史迪威8月底从印度返回重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历时两个月的动机神秘的奇异搏斗的目标。这场搏斗以他提出的牵涉到共产党人的第一个建议为开端。史迪威同国民党北方第二十二军军长邓宝珊将军、还同戴维斯和大使馆的谢伟思等人就同共产党的第十八集团军(即原来的八路军)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作了商谈，随后提出一项计划，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联合采取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施他们可能想逆长江发动新的攻势或威胁长沙的计划。他估计日军希望通过在长江或长沙采取的牵制行动来阻挠Y部队的集结。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建议最好掌握主动，使日本人猜疑，不要让他们“采取牵制性进攻使我们顾此失彼”。他制订了一个“完全以军事考虑为基础的”具体行动计划，他还提出一个新的论点，敦促说，这个计划将是对共产党人公开表示的愿意在蒋介石指挥下抗日的诚意的考验。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人“肯定不理会”他的计划。
当时史迪威没有和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接触过，除了戴维斯以外，他也不允许手下的任何人同共产党人接触。当多恩建议同共产党人接触时，史迪威警告他说，“我不想听到想这样做的事，我们到这里是同中国政府合作的。”六个月以前，周恩来曾重申，他邀请美国军事观察员到华北亲自调查，为今后开展军事行动奠定基础，但是对这个建议未予理会。
在这年夏天重庆和延安重开谈判期间，蒋介石提出了给共产党人合法地位的一个条件：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在华北独自建立的政府，把他们的军队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共产党人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有一派力主现在同共产党人摊牌，因为俄国忙着在同德国打仗，无暇顾及中国的共产党人。当时谣言流传开来，说蒋介石计划在9月间向共产党人发动进攻。史迪威觉得这可能是中国不想参加缅甸战役的借口。他得到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在北上，他要求马歇尔考虑给予指示，万一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军队怎么办。他自己的意见是奉行一种严格的不介入政策。大使馆对有关消息也感到十分惊恐不安。美国通过外交行动开始施加压力，促使组成联合，这样美国就踏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危机暂时平息下去了。蒋介石9月13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否认了他打算用武力对付共产党人，并重申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应通过政治办法来解决。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这一天，史迪威突然接到蒋夫人的邀请，请他到她的家中同她和她的姐姐孔夫人会晤。这次会晤是两姐妹通过以后的多次会晤同史迪威结成联盟的开始，这个联盟使人迷惑不解，它带有阴谋色彩。宋霭龄和宋美龄告诉史迪威，她们对于战备状况之糟感到震惊很希望想点办法来改变中国的无所作为的状态。她们同意史迪威的看法：何应钦是作梗的主要障碍，甚至必须把他撤换掉。这就可悲地表明，委员长所信任的人非常之少，或者人才来源非常困难，或者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以致两姐妹提出的取代何应钦的入竟然就是蒋夫人本人。她们敦促史迪威继续施加压力，并且保证为史迪威在委员长面前出一臂之力。史迪威写道，“我们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史迪威不太清楚这个同盟要干什么，但是，无论这件奇怪的事的根源是什么，史迪威认为他的新同盟是真要干一番的。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是他妈的打仗的办法吗？”
两姐妹告诉史迪威，有人在积极活动想把史迪威撤换掉(史迪威认为这是何应钦干的)，并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话：他曾经叫俞飞鹏“土匪”；他在备忘录上的签名是“美国中将史迪威”而不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史迪威”；“我‘傲慢’、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不是好东西，对他们不屑一顾。”到此刻为止，人们对史迪威的抱怨是有一些道理的，是为人们所相信的。的确，史迪威在日记中，无疑还在一些讲话中，对俞飞鹏之流不是称“游民”就是称“匪帮”，这已成了他的习惯。无可否认，他瞧不起中国军队的官僚阶层，虽然许多中国人也瞧不起这些人。高思报告说，这些人以“不善管理和贪污腐化”闻名。史迪威的过错在于他一贯说话不够婉转。他奉派并奉命定要执行一项受惠者却竭力抵制的使命，他虽然不断受到阻挠，但并没有改变他的难以改变的僻性。
史迪威猜想，宋家两姐妹的建议源出于宋子文，他认为，宋子文大概要她们“最好支持我，同我合作”，宋子文这样做也许是马歇尔敦促的结果。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宋子文在华盛顿以他当年支持史迪威任职的同样劲头展开活动，要求把史迪威召回美国。宋霭龄和宋美龄的行动就是对她们的哥哥的直接驳斥。宋子文声称，由于蒙巴顿任盟军最高司令，史迪威没有必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宋子文9月15日向罗斯福提交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其中包括由一位中国人取代史迪威，这个人应该有权指挥在中国战区作战的各国军队，而且还应该有权指挥空军运输队。宋子文同时还再次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宋子文主要是想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只要他能争取到实现中国目的的美援物资，他的影响就会很大，但是史迪威坚持要实施缅甸战役计划，因而就会耗用供应物资，就会威胁到他的地位，所以他必须把史迪威撵走。
宋霭龄和宋美龄两姐妹对宋子文展开的反击反映了宋家内部的激烈争斗——主要是一场争夺权势的斗争。宋子文的最终野心是登上蒋氏宝座来领导中国。宋子文提出了像日本明治天皇为日本作出的抉择——采用现代西方世界的技术适应自己国家的需要。作为中国未来的明治天皇，宋子文想确立一个权力根基，据以夺取他妹夫的权力，清除反对派，建立一个可以使中国现代化的政府。由于当前环境、困难成山以及对西方的幻灭，蒋介石越来越转而求助于过去，求助于孔夫子的伦理和义和团的精神。但是宫廷内部的对手关心的是地位而不是意识形态。宋霭龄和宋美龄是在为她们的丈夫，也是为她们自己的地位奋争，应付她们的哥哥提出的挑战——这同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中统治者家族内部冷酷无情的内讧导致暗杀继承人和毒死侄子的事件如出一辙。
史迪威的地位以及控制租借法案援助的权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了这场斗争的焦点，其原因迄今还不完全清楚。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宋子文估计，只要史迪威一走，他就能对租借法案援助握有更大的控制权；也许宋子文想为蒋介石除去他的祸害史迪威，以此来显示他的影响，并使自己在爬向最高权力的阶梯上更加靠近他的最终目标。宋霭龄和宋美龄两姐妹决心要阻止的正是这种情况。
宋子文是他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他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接近罗斯福总统的渠道，其中包括詹姆斯·罗斯福、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等不计其数的人，这些人被他的令人难忘的说服力所打动，答应把他关于各种形势无可挽救的信件转交给罗斯福总统。由于他不享有英国皇家拥有的特权，宋子文7月份要求白宫让他最优先飞往英国，回来时允许他多带七个人和多带五百磅行李。(这个问题的答复没有记录可查。)9月份，宋子文呈上要求召回史迪威的信件以后，经常想把史迪威调回的罗斯福总统把这个问题交给马歇尔处理，他给马歇尔写了个便条：“亲爱的乔治，是否请你同宋博士谈谈这个问题？罗斯福。”
无论是由白宫、重庆、陈纳德之流还是现在由宋子文一再施展的要求撤换史迪威的诡计，都使马歇尔感到恼怒。马歇尔认为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是非难他本人。是他挑选史迪威担任这个职务的，他觉得派遣史迪威执行这个得到很少支持的使命 [ 注：马歇尔在他的第三个隔年一次的报告中说，史迪威的使命是“整个战争中困难最大的使命之一……得到的供应品和支持最少”。 ] ，浪费了他认为是美国最有能力的战地指挥官的才能，对此他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尽管相隔很远，马歇尔还是喜欢史迪威，给史迪威写了一些他很少动笔写的私人信，信中有时还开小小的玩笑，这在他同其他人的通信中是没有的。马歇尔告诉宋子文，他不打算改变指挥结构。宋子文不甘心失败，启程回中国打算用别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据宋子文对助手说，他已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诺言(总统的诺言很可能是以霍普金斯作出保证的方式许下的)，如果委员长正式提出要求，就把史迪威召回美国。
马歇尔和史汀生部长这时认为，把史迪威召回，让他担任一个“不那么难办的任务”(史汀生后来给史迪威去信是这么说的)也许是可取的。马歇尔考虑让史迪威担任第四集团军司令，马歇尔在珍珠港服役期间就属于这个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现在驻扎在阿拉斯加，与史迪威自己呆过的第七师在一起，该师将投入马绍尔群岛战役。马歇尔准备牺牲他手下的得力干将萨默维尔，让他去接替史迪威。萨默维尔当时正在去中国的途中，他是奉命去中国解决纠纷的。但是马歇尔的这个打算没有实行，也许是因为中国的问题太难处理。阿萨姆交通线仍然阻塞着，空军运输队因而无法行动，陈纳德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不能令人满意。罗斯福现在对陈纳德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是在中国部署远程轰炸机，但是就连这个计划也同这个战区的各项工作一样受到拖延和阻碍。罗斯福厌恶地对马歇尔抱怨说，“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对头。”这句话是人们对中缅印战区的典型怨言。
每次中国人同意加强各个师的人员配备，史迪威总是感到鼓舞。9月1日他接到作为第二批部队在桂林接受训练的三十个师的名单时兴奋地写下了“胜利”二字。他以为这个名单意味着他终于取得了进展，似乎真正想有所行动的宋霭龄和宋美龄也使他感到鼓舞，于是他又一次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整编中国军队的正式的八点计划，末尾史迪威的签名是“委员长的三军参谋长”。为了消除委员长真正担心的事，史迪威竭力表示经过很好地组织和训练的两批(各三十个师)部队会使“中央政府放心，服从它的命令”，并使中国能够在“战争结束时拥有保持稳定的手段”。史迪威没有真正期望收到答复，蒋介石的确也没有给他答复。蒋夫人这个时候告诫史迪威，由于他提出了有关共产党人的建议，他同委员长的关系出了问题。于是史迪威离开一个星期去视察他的部队，并去同刚刚到达印度的蒙巴顿会晤。
为了遵从马歇尔的意见，史迪威打算对人随和些，能使史迪威比较易于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蒙巴顿一人。蒙巴顿的显著魅力预计会为精神不振的中缅印战区带来生气。起鼓舞作用的是，蒙巴顿选择了一只灰烬中起飞的不死鸟图案作为东南亚部队的徽章，同时作为一个欢乐的开端，他在随行人员中带了一批英国皇家海军女服务队员，甚至说服了马歇尔派遣五十名美国陆军女兵队员，尽管史迪威规定他的战区里不要女兵。蒙巴顿急于求成，但是他在印度遇到的悲观主义和惰性就连最达观的坎戴德也会感到失望。他的新司令部的人员和前线军官都对在缅甸发动进攻信心不足，他们认为预定同Y部队的汇合是史迪威的幻想。即将退休的陆军指挥官欧文将军告诉蒙巴顿，他接手的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司令部，士兵和空军人员的士气非常低落，没有两年时间的休整，无法打仗。由于蒙巴顿的军衔不高，东南亚部队的陆海空三军指挥官(皮尔斯空军中将、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吉法德陆军上将)都瞧不起他，越过他同伦敦联系。蒙巴顿给史迪威的印象是“好人”，“精力充沛，做事愿意尽力做成”，“是个和蔼的不拘礼节的人”。史迪威对预定担任蒙巴顿的美国参谋长的魏德迈说，“这个家伙还不错。我觉得他还正派，想干一点事情。”但是他又小心叮嘱说，“魏德迈，你要留心他才是。”
虽然史迪威的年龄和军衔都比蒙巴顿高，但是他对于在蒙巴顿手下做事并无怨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这种事情他从来不去计较，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夺取最高指挥权的野心和欲望；甚至在内心深处也没有觉得他该掌握最高指挥权。史迪威采取许多小小的办法不显露自己的身份：经常不佩戴表明他的军衔的奖章或徽章；自己排队买饭或理发；从来不用自己的军衔索取哪怕是通常的权利；在斯利姆将军看来，他在缅甸前线的住处显得“不必要的简陋”。他的一位朋友一次偶然听说他这位四星上将一次在华盛顿打电话预订火车票时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要了一张上铺票。他就是属于那种虽然知道自己敏快，能力过人，但是为了某种原因却不自以为了不起的一类人，甚至也不以为其他大多数人都不行。这一点就使他的脾气有些古怪。但是，每当他同家里人或他所信任的人在一起，他总是乐观、快活、高兴的。
在拉姆加尔部队准备重新进入缅甸时，又出现了不祥之兆。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要求史迪威把博特纳将军撤换掉，由一名中国指挥官代行他的职务，这又引起了一场新的争吵。博特纳是史迪威成立的先头部队的副指挥。孙立人好几个星期来一直宣称，博特纳低估了日本人在胡康谷地的力量，命令中国巡逻队前进，使中国军队蒙受了一些损失。虽然孙立人是中国军队中比较有进取精神的指挥官之一，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部队蒙受损失，他的部队受损失会相应削弱他自己的地位；这次也许是蒋介石不想让部队受损失，在背后要孙立人把现在已是宝贵的拉姆加尔部队保存起来，等战后再使用。无论怎样，蒋介石支持孙立人提出的撤换博特纳的要求。后来的事实证明，博特纳对于日军在胡康谷地的力量的估计是极为错误的，但是史迪威认为孙立人的要求又一次表明中国人不愿参加缅甸攻势。史迪威想让一位会讲中文的军官(博特纳会讲中文)任北部战区部队的司令，他觉得对不起象博特纳这样的军官，因为这些人为了跟随他而放弃了到晋升机会较多的欧洲战区去。史迪威作出了一项后来引起了种种不幸后果的决定，他拒绝撤换博特纳的职务，理由是博特纳的职务包括指挥支援缅甸攻势的美国勤务部队，而且中国军官中没有一个人适合接替他的职务。孙立人和蒋介石只好默认，当然不会高兴。
由于要回到重庆同各个阴谋集团打交道，史迪威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他憎恨回去向那些人提出请求和没完没了地兜圈子。他在10月15日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几个月以后情况还不好转，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求到一个少伤一些脑筋的地方，带一个师，或者一个团，或者一个班也行。”他渴望逃脱出来，去胡康谷地打仗。史迪威向史汀生汇报了中国方面答应使Y部队作好准备的保证全都没有兑现的一系列情况，他最后非常真诚地写道，“我在不耐烦地等待着开始行动，要是能离开这里去同军队呆在一起，参加实地战斗，真是太好了。”
史迪威于10月15日回到重庆，感到自己成了打击的目标。在他到达的几小时以后，委员长本人明确主张召史迪威的要求使史迪威大吃一惊，理由是史迪威“失去了部队的信任”。委员长的这个要求是通过在他和刚刚抵达重庆的萨默维尔将军谈话时当翻译的宋子文之口说出的。宋子文已向萨默维尔透露过罗斯福总统同意召回史迪威，宋子文路经德里时还告诉蒙巴顿说，史迪威同中国军队的关系搞得很僵，任命史迪威为盟军最高副司令将会引起“灾难性的难以挽回的影响”。孙立人事件提供了一个根据。宋子文是一直和孙立人保持联系的。萨默维尔把委员长提出的要求透露给了史迪威，史迪威觉得这事已成定局：“一年零八个月的斗争就是这个结局。”
史迪威知道，蒋介石产生敌对情绪是对史迪威促使他作战和实行改革感到恼火。史迪威早些时候在总结他遭受挫折的原因时写道，“我向他讲了实话。我让他注意所有的低效率现象。我向他提出了关于他的军队状况的告诫。我向他提出了如何克服这些现象的办法。他对他的军队中的所有这些可悲状况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种状况是一篇告发他本人、他的军政部和他的总参谋部的极其有力的起诉书。”而这却成了史迪威的罪过，他经常提起国民党政权的无能，这使蒋介石觉得丢了面子，特别是牵涉到他自己治军范畴。史迪威呆在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纸“极其有力的起诉书”。
宋霭龄和宋美龄俩姐妹立即展开了反击。接着举行了一些乱哄哄的会议。何应钦为了自身利益，出人意料地支持史迪威的主张。其原因是，何应钦的对手、军队中的少壮派代表陈诚支持宋子文的计划。由于陈诚也是史迪威看中并准备用来取代何应钦的人选，宋子文的计划在这方面成了一个难解的中国之谜。
蒙巴顿在发生危机的那一天也到达重庆，发现人们要把他的副手、最精通同中国关系(虽然感到不愉快)的人从他的身边弄走。蒙巴顿由于刚到新战区任职，需要有人协作。蒙巴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一情况感到吃惊，他立即告诉史迪威，“如果你想保住职务，我去为你争取。”史迪威很清楚其中的原因。“他焦急是因为他将无可奈何地同一个新手共事，故想叫我留下来帮他熟悉工作。”史迪威深信他的使命到此结束，他觉得蒙巴顿大概不能扭转事态，所以在蒙巴顿到达时，他在门口向后退了一下，对蒙巴顿说，“不要让人看见你同我握手，那对你不利。”但是蒙巴顿信心颇足。他在同委员长会晤前托萨默维尔捎话说，如果把指挥中国军队近两年时间的史迪威撤换掉，他无法实施运用中国军队作战的计划。无论蒋介石怎样希望尽量使他的军队不分担缅甸战役任务，要是正式不让中国军队参战那又将使他丢脸，使他无法忍受。
蒋介石现在受到压力，萨默维尔施展了他全部的圆滑手腕和劝说本领，宋美龄和宋霭龄也提出了各种各样而且显然是有力的论点。到了晚上，他们终于告诉史迪威，只要他去面见蒋介石，说他唯一的目的是为中国好，如果他有错误，那并非有意，只是由于误解，他愿意充分合作，事情就挽回过来了。他们提出的有说服力的论点是，如果把这件事了结，史迪威的地位会比以前更巩固；他“就会走运”。为了避免被免职，史迪威只好心中含愤同意，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史迪威“演了那出戏”，发现陷入内部权力斗争(这场斗争由于蒙巴顿的介入而加剧)的委员长“竭力采取调和姿态”。他们终于又和解了，危机在它爆发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解决了。显而易见，史迪威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即使在委员长的内心并非如此，正如史迪威日记中所写，这个事件无疑是以“小人物极为丢脸的方式结束的”。
蒋介石正式向萨默维尔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后来又陷入他不得不后退的境地，这是整个奇怪事件的最奇怪的方面。蒋介石显然是被宋子文说服了，宋子文无法指望蒙巴顿的有利反应和指靠他的两个妹妹施加影响的力量。其结果是，宋子文实际上被迫放弃他原先的主意，离开权力舞台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于史迪威来说，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使他回想起来“感到不是味道”，心里留下了痛苦印象。他没有宽容委员长(他只是后来才知道宋子文起了作用)，他想到一条明喻是，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蒙巴顿现在可以着手公然开展他同委员长夫妇的正式关系了，他送给蒋夫人一只小手提包，上面用钻石镶着她名字的缩写，他向蒋介石介绍自己时称自己是一个来担负指挥重任但年轻而又相当缺乏经验的军官，说他准备“仰仗委员长的丰富经验，给自己帮助和指导”。蒙巴顿报告罗斯福说，他的话“非常受蒋介石的欢迎”。他对蒋夫人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同样取得了成功。蒋介石夫妇向蒙巴顿和夫人回送了两枚雕刻精美的中国玉石图章，使他在分别时觉得他交了两位真诚的朋友，“他们很友好，对我讲同样的看法。”现在遗留的“唯一困难”就是到中国的交通线和空运问题，“如果我们能把后勤供应搞好”，对前景是可以有信心的。罗斯福答复说，他对这件事“确实感到激动。两年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和缅甸战区的人事问题有了信心，这在很大部分应归功于你的为人”。
蒙巴顿依靠一点圆滑、一点小礼物的契约、一点优雅的品格——终于在重庆确立了和谐的关系。
